温铁军：缓解“三农”问题有待制度创新（定稿）

第一篇：温铁军：缓解“三农”问题有待制度创新（定稿）

温铁军：缓解“三农”问题有待制度创新

占我国人口64的农村人口生活于400多万个自然村中，约分散为2亿多小农户。其中，3/4以上是小农户，是“兼业经营”，这个比重自大包干以来的25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要从根本上缓解三农问题，只有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农经学院院长、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温铁军这样认为：

发展

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

记者：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而农村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却较为迟缓，何以如此？

温：这是因为在中国农村，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些最基本的要素现在还没有条件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在我国农村，土地事实上是在不断减少，农业人口和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服务欠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银行，不可能向高度分散、从事高风险生产的小农，提供既难以审查监督、又无利可图的小额信用服务。这种官方金融从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退出”，又导致农村出现大面积的高利贷。假如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跟不上，人们憧憬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如何体现？

记者：如何促使资金流向农村呢？

温：许多专家都认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长期没有破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兴办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组织为“三农”服务。我们应该按照一号文件要求，逐步发展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为农村服务。现在各地及相关部门都在摸索尝试，如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中国农业大学等在搞小额信贷。我理解中央提出的是总的原则，只要有利于缓解三农问题，就都可以搞。应该把各地的经验汇总起来，集思广益，然后在法律、制度的层面加以解决。

构建适合小农经济的管理制度

记者：这些年来，为什么“三农”问题好像越来越严重了呢？

温：从我们在基层调查的情况看，这些年政府增加的投入大多数下达到有关部门，转变为部门收益和乡村基层负债的增加。现在，很多政策、法规出自部门。这些政策、法规都代表了部门的利益，由此造成远比过去严重的条块分割。恰恰就是现行部门垄断体制本身，导致中央政府提出的各项支农政策失灵。比如，在我国农业主要投入品中，资金、化肥、农药、种子等，以及产出品的加工、购销领域基本上被垄断了，而任何可以凭借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的部门都会坚持并且加强原有制度，当大部分涉农经济领域几乎都是被政府部门下属的单位垄断的时候，农民能在农业生产中产生利润吗？再比如，中央禁止乱占耕地，但是，各地的圈地运动却在短短的几年中变本加厉。中央决定今年财政支农300个亿，结果，各地的生产资料纷纷涨价，几乎把中央给农民的好处吞没了。

记者：为了缓解“三农”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从管理体制上进行创新？

温：我认为，要把降低制度成本作为政策出发点。为降低行政管理上的制度成本，可以考虑“增省、撤地、强县、弱乡”。四年前，我就提出这样的设想。增省和撤地现在已经有人继续讨论了，而农村管理体制改革仍然缺乏讨论。现在交通方便了，如果把县切小，然后加强县级政府建设，同时弱乡，把乡变成乡公所，七站八所取消，村直接对县。一个县也就管几百个村，大县也就管一千左右的村。中间环节减少了，必然会减少治理成本。

建立适合小农村社的合作制度

记者：对于2亿多由于兼业化经营而普遍需要资金的农户，政府资金应该投给谁，怎么才能投到那些真正符合政府投资要求的农户？

温：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东亚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倒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日、韩两国和我国台湾的模式对农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营。我国农村需要多种形式的合作化模式。应该把农民作为生产力要素来看待。农村怎么建设？应该引导他们发展与农村经济有关的规模经营，如加工、购销乃至于进一步进入餐饮业、金融、保险领域。农民组织起来进入这些领域，政府应给予资金支持、税收优惠。要充分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让农村劳动力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力军。

第二篇：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

目前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大家看近年来的GDP结构，就会知道，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5％以下，常年大概维持在14.5％左右；乡村两级的消费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也下降到30％以下，常年大概维持在27％－28％左右，如果把县级的消费加上，县以下的消费占全社会商品零售

总规模的38％左右。农村社会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县以下现在是40％左右。尽管我们国家还有9亿左右的户籍农民人口，还有接近8亿的实际农村人口，但是不可能立足于14％的农业产值，28％的农村消费，来产生足够的税源，维持一个比较现代的上层建筑，包括政府管理、文化娱乐、宣传教育、卫生科技、法制建设等等方面。

如果把上面一组数据作为分析依据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就应该得出一个很清晰的被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所确定的概念，那就是：这种比较传统的生产力，它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是什么呢？这样一种相对比较落后的经济基础，它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既不可能要求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也不可能要求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党的宣传工作者应该掌握的一个基本常识，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的。当然，辩证法也告诉我们，在某些个别时空条件之下，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也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但是任何这种反作用，都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成本，这个成本从学术上说可以叫做制度成本。

因此大家也看到了，每当我们自上而下地要求加强某个方面的农村工作，如果不能配合以足够的财政资助，那么，当上面的任务下到农村基层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呢？往往会带来农民负担加重。无论是我们自上而下地要求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还是加强其他工作，如果不给钱，就意味着让农民来拿钱加强。我们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要求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如果不给钱，也意味着农民拿钱。我们要求加强农村基层治安管理，如果不给钱，也仍然是农民负担加重。上级方方面面的要求，到了基层，只要没有配以足额的经费，都会意味着加重农民负担。

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因为农业占GDP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5％以下，农村的8亿消费人口的消费也只占27％－28％。如此低的经济量，产生不了足够的财政资源，无法维持庞大的、高成本的、现代化上层建筑。

我们以往的很多问题就在于官员坐在办公室里，或者学者坐在书斋里去想象出一个要加强什么，但客观现实却是，如果没有同时安排资金，恐怕都会导致这种上层建筑和农村现实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所以，“三农”问题本来其实并不复杂，只要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都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而最后以上层建筑过度的反作用到经济基础上所造成的制度成本，那就是一方面农民负担加重，另外一方面乡村正规组织缺乏开支。而自上而下的号召，基层贯彻不了，于是乎，在有些同志那儿就认为是基层不好，甚至说一些乡村干部都是土豪劣绅，不要相信他们。其实基层乡村干部90％都是好的，只不过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支撑这些自上而下下达的指示。

老百姓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根针能不能缝得上乡村社会的复杂问题？取决于乡村正规组织的针眼有多大。上面那么多条线下达的任务，如果它的财政资源不够，就意味着针眼不够大，线就穿不进去。

我前两天刚从河北一个农村回来，村里的干部说，我们花了20多万块钱，按照上级的部署搞文明村建设。部署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村的街道两侧搞花坛、搞绿化。上级要来检查。这个村刚把两侧的水泥花坛砌起来，再用城里街道上常常能看得到的铸铁栏杆围上，刚修到这儿，就连种花种草的钱都没有了。可见，上级下达的任务，到了基层就变成了成本，把这个村一年的开支几乎全都花完了，其他的事怎么办呢？上级领导想的是很好，要怎么样。有这么多的“要”，都给钱吗？不给。

请注意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国家每年都按季公布我们的供求平衡商品和供大于求的商品有多少。大家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国内已经没有需求大于供给的商品。也就是说，按照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就是生产过剩。随之，就是企业普遍开工不足，无论怎么改制。当60-70％的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连年生产过剩，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改制也不会有正效应。

这就是今天很多宣传部门的同志绕不开的理论误区，但这是现实。

无论上级怎么强调要扩大内需，占人口60-70％的农村地区如此低的消费水平，怎么能够扩大内需呢？连老外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大中国、小市场”。中国人口13亿，但是这13亿人都是有现金支付能力的购买群体吗？当然不是。只有4－5亿的城里人有现金支付的购买能力，可以是一个现代消费群体，而8亿左右的农村人现在仍然属于现金支付购买能

力很低的庞大的半自给群体。中国要想扩大内需，就严重地受制于当前的所谓“三农”问题。

因此，“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维持高速增长就非常困难。到2004年，连续几年了，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进出口，靠外需拉动增长，或者叫做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增加。1994年超过40，2004年超过70％。听说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口大国，要靠

外需拉动经济吗？但国内市场开拓极其困难，企业开工不足，无论怎么改制，正效应都难以产生。

有人说股市低靡。当然股市低靡，上市公司没有办法开拓市场，下属企业普遍开工不足，股价怎么能上去呢？于是，内需不足就连带着中国的资本市场也长期低靡，熊气弥漫。并且，社会投资也就找不到出路。因消费无法扩大，内需无法拉动而导致的生产过剩，导致资本市场低靡，接着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总体上的资本过剩。接近20万亿的社会存款，至少有6万亿贷不出去。甚至到去年年底，财政资金都发不出去。往哪儿发？什么领域能够产生正效应？

看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怪圈，核心就是“三农”问题。

做媒体的同志很清楚，如今，大量的农民上访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从过去强调农民负担重，改变为现在强调有限的资源被抢夺式的征占，那就是土地问题。

这种难以正常运行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和怪圈。中国出现资本过剩和劳动力过剩双重过剩压力之下的恶性循环。以往加强国有经济、加强城市经济发展的政策导致的偏差，使我们现在正在受经济规律的惩罚。

因此，我个人高度评价党中央2002年提出的全面小康的大目标，高度认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项统筹，以及随后于2004年中央强调的科学发展观，同期2004年2月8号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随后，到2005年初，在第二个新世纪的一号文件发出的同时，中央强调了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

这些新的提法表明，中央的战略，从2002年十六大以来，正在出现重大转变的趋势。

因此，“三农”问题被中央强调为重中之重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是简单的。不是因为是农村出了点上访告状，发生大量群体性事件，农民反应比较强烈。不仅仅是这些。“三农”问题应该是国家发生重大战略转变的诱因，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因为出现严重的“三农”问题，因为农村的上层建筑违背常识地不适应乡村的经济基础，因为农业GDP的相对份额下降和农民的收入相对下降，因为农村购买力低下，无法拉动内需；因此整个经济不得不走外需型的道路。而从长期看，这又是走不下去的。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3月份接受“中国经济学奖”的时候，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以往搞改革的经济学家，为改革政策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懂农村，不懂农民，也就是说不懂“三农”。他说得对，不懂“三农”，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看来，这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不是农业部的问题，不是某个群体的问题，也不是单纯农村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因此，中央提出全面小康，提出全面发展观，提出和谐社会。大家应该看到这不是简单的说只要为农服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需要总体上把中央所说的“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落实到每个单位和每个人的行动中间去，这才有可能化解或者缓解“三农”困境；同时带动国民经济转型，实现中央所提出的目标，那就是全面小康。

所以，“三农”问题不是个别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而是全局问题，是战略问题。

据说，我们是所谓“单一制国家”，那么，中央号令全面小康，号令科学发展观，号令构建和谐社会，党报舆论是跟上了，高级干部的说法也都转了，但行动呢？似乎与“单一制国家”的体制不符合。例如，2004年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随即搞宏观调控，但一些人并不那么认同，尤其是在地方政府部门的行动上并没有转变。同理，近年来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有哪些部门和地方在思想上和行为上真正跟上中央了呢？事实上出现了“三农”问题上头热，下头冷。

众所周知，现在有许多部门的财政资金投放的重点不在农村，而是投在了城里。例如教育的投资，变成了各个高校的大楼，能改变为往农村投吗？农村的义务教育得到多少呢？区区7％。那么，义务教育是谁的义务呢？农民的义务，不是政府的义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各个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是奇谈。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义务教育变成农民的义务。这种状况当然要改。再比如医院，大医院一个个地大量引进现代化的设备，大量地盖楼，财政资金都集中在城里；县以下的医院呢？中西部农村的乡镇卫生院普遍破产了。教育如此，医疗如此，其它部门难道不是如此吗？有哪个乡镇的文化站还没私有化？什么是农民喜闻乐见的节目？不要以为把“村村通”工程做到村，农民听广播、看电视了，文化支农的工作就完成了。关键是电台和电视台要策划、制作出真正让农民欢迎、让农村社会能够趋向和谐的节目来。

“三农”问题上头热，下头冷，另外一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根据城市人的思想观念设计的制度和文化，不能适应广大的弱势群体或农民的需求。

我近来不断提出，在农村，现在是最有条件构建和谐社会的。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经过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农民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得到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这个权利在20世纪后50年也不断地被任何一代领导人所保障。因此，如果农村作为传统农业社会，阶级矛盾是不存在的，于是天然的具有人民内部矛盾的本质条件，而农民又会有很多自发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不使它变为过激冲突的办法。但问题是，这些都没在城里人的视野之内。农民喜闻乐见的，自己产生的组织是有协调作用的。如老年人协会，不仅使老有所养；老爷们跟媳妇斗气，发生矛盾了，老年人协会过来说和说和，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按城里人的做法就得上法院，诉诸法律。如果拿这种超前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去覆盖传统的落后的经济基础，那不是制造矛盾吗？

在大多数中西部传统农区，处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民想的方法可能很实际，却往往不能见诸于报端和镜头；城里人讨论的好多问题却似乎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忘记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我们作为城里人，在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的时候，特别需要先从自我改造入手，把自己脑子里的观念调整过来。如果大家都知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那什么事就都好办了。

第三篇：浅析“三农”问题

浅析“三农”问题

班级：xxx姓名：xxx学号：xxx

内容摘要：“三农”问题是指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地域、以农业为纽带相互交织为一体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三农”问题的存在是严重影响着国民的素质，社会的稳定，及国家经济的发展。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农村工作的重点。本文将分析“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一些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三农”问题；经济与社会发展；解决对策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

（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

（二）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如果没有农民对社会稳定的大力支持，整个社会的稳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如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三）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需要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目标。对照这个目标，最大的差距在农村；实现这个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

二、“三农”问题对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与安全，而且关系到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安全与稳定。我国八亿多人口在农村，农村人口多，幅员辽阔。农村的现代化，意味着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农村的繁荣与稳定，意味着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三农”问题不解决，意味着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将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影响到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发展将日益严重。我国农业发展将面临严重的可持续发展危机。耕地资源将减少，水资源将不足，草原面临退化，水土流失，农田污染等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农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质生产部门，人类文明也是从农业文明开始的。人类要生存，首先要吃饭，所以说农业是根本。农业的发展影响和制约着国民经济其它各部门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其它各部门发展的基础。农业为工业其它各部门提供劳动力。农业又为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提供原料，农业的高度发达，将为工业提供丰富廉价的原料，促进工业的快速发展。

三、“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1、工农产品剪刀差。建国初期,为了发展工业,政府对农产品实行价格剪刀差,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发展工业。

2、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业和非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被筑起了一道高墙,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传统农业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凸显。

3、是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在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的指导下,多数地方政府重视重工业发展而轻视轻工业,重视生产性建设而轻视非生产性投入,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

（二）政策原因

从发展上看,农村经济超常增长后,出现了滑坡。农业内部积累机制弱化,短期行为严重。政策因素也造成了不利于粮食生产形势,农民种粮积极性明显下降。地方财力增加,但地方投资却明显向城市倾斜。全国工业投资大幅增加,但为农业服务的农用工业投资却不断下降。在城市工业经济过热增长中,投资膨胀和消费

基金膨胀导致持续通货膨胀。农村基本设施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税费体制不合理。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的不足日益暴露。

（三）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了相互分割、相互对立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形成了城乡之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上的巨大差异。户籍制度把农民限定在小块土地上，使单位面积上的劳动力过多，无法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导致农业生产率、农业机械化水平十分低下，经营规模化难以实现，农民的小农思想意识浓厚，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四）工业化和城市化具有明显的外生化特征

过多地依赖政策的支撑，而这种支撑往往以农村地区的牺牲为代价，政府对农民的反哺工作又严重滞后，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长期以来，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促进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广大工人与农民勒紧裤带，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改革开放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经济获得巨大发展。随着改革向城市的转移，农民工进入城市，促进了全国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发展。

（五）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

乡镇企业的幼稚性和盲目性，以及国际现代化农业对我国小农经济的挤压，造成农民增收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艰难。改革开放之初，外资规模小，试探性强，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我国农村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地区。外资促进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量廉价商品，如服装、玩具等迅速占领国际市场。外贸出口和农村承包责任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后，墨西哥抢走了我国在北美的贸易份额。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一）加快城镇化进程

要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实现城镇化,最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益,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上。

（二）加速政治体制改革

政府要放弃计划思维，树立市场理念，确立服务职能。实行县乡干部直选制度，使基层干部受上级领导，对下级负责。切实精简政府人员，提高农村基层干部文化素质、管理素质和社会道德素质。

（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

取消现行户籍制度，实行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制度，恢复宪法赋予农民的自由迁徙权利。有条件、有步骤地将进城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纳入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之中。废除农业各税，实行城乡统一的财税政策。取消一切农民负担，从根本上遏制乱收乱摊行为。开征高消费税、社会保障税，提高赠予税率和遗产税率。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赋予农民国民待遇。

（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计划生育政策

逐步废除退休工资制度，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三三制的原则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贫有所济，失业而有所助。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增长，加大计划生育的宣传力度和执法力度，消除城乡差别。只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才会积极配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有效控制人口增长。

（五）改革现行教育体制

改革现行教育体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修改《义务教育法》，实行12年义务教育，在中小学开设科普课程并纳入高考。实行高校招生全国各省市统一的录取分数线，以扩大在农村的招生规模。颁布《义务支教法》，创立国家助学基金和支教基金，保障困难学生入学，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支教、任教。改革农、林院校的学科设置，培养适应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高新科技发展所需的农业人才。

（六）实行行政区划改革

实行行政区划改革，促进中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加快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调整省级区划，把特大省区分割成几个省区，废除地市级行政机构，实行县辖市改革，缩短政府管理链，提高管理效率，以利于发展中小城市，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七）实行土地规模经营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实行土地规模经营。组建行业协会和农民协会，促进农产品的流通，维护农民利益，增强农民在农产品市场上的主体地位，为完善农村市场，保护农民利益创造条件。

五、总结

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

难。这不仅仅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我们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切实解决好。虽然解决三农问题任重道远，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党和政府的政策，坚定信心，奋力开拓，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在广大农村实现，三农问题也一定能够解决。

第四篇：“三农”问题

4就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用不超过1200字的篇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

参考答案：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要有新思路 “三农”问题的形成，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进程和特殊国情决定的，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情况、新问题也会不断涌现，这就决定了“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解决“三农”问题靠以前的一套是不可行的。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关键要有新的思路，必须从战略全局出发，必须坚持系统和统筹的观点，必须采取经济、政治、法律、行政手段以及发挥市场经济作用等，既要支持“持久战”，又要保证每个阶段有目标、有成就，需要全社会戮力同心，更需要每届政府薪火相传。第一，要在调整政策、协调城乡发展上有新突破。抓紧调整不平等的城乡、工农发展政策如教育、卫生、科技、文化、金融、社会保障等综合性政策，特别是教育发展政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此外，还要积极研究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和优惠的问题，农业、农产品结构如何适应市场的问题，外向型农业、农业产品的经营体制问题等，切实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第二，要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上有新突破。一是以规模经营为基础，大力发展绿色有机食品产业。二是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培养壮大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三是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强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形成良好的利益联结机制，搞好农产品市场流通。四是以优化发展环境为保障，加大对农业产业化引导、扶持和服务力度。第三，要在农业科技水平上有新突破。要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加快构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农业高技术研究，尽快取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农业科技成果。改善技术创新的投资环境，鼓励大型涉农企业建立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健全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立多元化的技术推广机制，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和普及。第四，要在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保障农民民主权利上有新突破。健全村民自治体制，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并对基层干部实行民主监督，稳步推进乡镇自治，同时，要完善农村基层重大决策的规划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通过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调动和保护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总之，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创新思路。只要随形势的变化改变思路，就能保证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从而使“三农”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第五篇：劳动教养制度废止 五大问题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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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制度废止 五大问题有待解决

核心内容：劳动教养制度何时能正式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能够一废了之吗？“矫治法”能否重启？寻衅滋事会否滥用？劳教所何去何从？以上便是？劳教制度废止，亟待解决的五大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宣布，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劳教制度在延续了50多年之后，将被废除。但是受访专家向新京报表示，劳教制度的正式废止，还要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法定程序。

昨天，北京市劳教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劳教所目前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参与强制戒毒，按照今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已经暂停了新的劳教审批。

劳动教养成为一项法律制度，始于195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近年来，废止或改革劳教制度的呼声一直不断，被视为劳教制度终结者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两次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但始终没有出台。

今年1月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2013年将推进劳教制度改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会议上表示，中央已研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

随后，新京报记者从多地政法部门获悉，已经停止劳教审批。

问题1

何时能正式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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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和中国犯罪学会副会长陈忠林都表示，尽管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废止劳教，但本着“谁通过谁废止”的原则，劳教制度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律文件确立的，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废止。

按照惯例，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举行六次会议，本最后一次会议将在12月下旬举行。

此前，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地区已经暂停劳教审批，不再新增劳教人员。

广东省司法厅劳动教养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现有劳教人员将在劳教期满后解除劳教。

应松年表示，废止劳教的文件尚未正式发布，不排除一些地方还可以使用劳教，但“相信这一空白期会非常短暂”。

问题2

劳教一废了之？

对于劳教制度，此前有“废除”和“改革”两种声音。主张“废除”的人认为，劳教制度随意侵犯人身自由，应一废了之，而“改革”派认为，应该用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来替代。

此次，在没有新的制度出台之时，中央决定废止劳教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之所以是“废止”而非“改革”，是因为劳教制度的弊端长期显现，不利于人权保障、劳教对象不确定且不断扩大化以及法律依据不足等问题，一直被舆论诟病，直接废止劳教制度，是最直接、最明确地回应了民众的期待。

陈忠林表示，劳教制度中合理的功能应当在别的法律中予以保留。

“劳教的目的在于教育而非处罚。”陈忠林说，“劳教制度废除后，对于轻微违法又不构成犯罪的行为的处罚，比如小偷小摸、公共场所无理取闹，形成了空缺。”

马怀德表示，对轻微违法的惯犯、累犯，比如说吸毒人群的复吸人员、连续多次违法的人员，小偷小摸每次偷的不多，多次违法，定不了罪，治安处罚拘留7天又过轻，对这些人不能轻易放入社会，可以进行教育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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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

“矫治法”能否重启？

近年来，“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两次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但都没有下文。

马怀德告诉记者，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立法是改革的关键，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对象、期限、场所、主体、程序等方面加以明确规定，目的是让这种制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不是让它陷入违法的困境。

应松年表示，“一个旧法废止之后，按常规还会公布新的替代法律，因此不排除重启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可能性。但矫治法的内容，还需要讨论、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10月底公布的五年立法规划里，并没有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安排。

陈忠林说，但此次三中全会的《决定》里提到，“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因此不排除重启“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立法进程的可能。

此次公布立法规划提到，“社区矫正法”在条件成熟时要提请审议。

对此，陈忠林表示，两部法律有本质区别：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是针对轻微违法行为人员，在封闭隔离的环境里予以教育。社区矫正法的适用人员是处以假释、缓刑、保外就医的犯罪人员，是在开放的社区内实施的。

问题4

寻衅滋事会否滥用？

学界有观点主张，将现在劳动教养针对的违法行为变成刑法所规定的轻罪，凡是构成轻罪的都追究刑事责任。舆论担心，一些轻微的犯罪行为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寻衅滋事罪可能被滥用。

陈忠林认为，这种方式不恰当，扩大了犯罪打击面，达不到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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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怀德也不赞成，他认为这一方向扩大了犯罪面，“过去是行政违法行为的，结果变成了犯罪问题，不利于违法行为人的改造和教育，也没在真正意义上减少犯罪。”

应松年认为，在劳教废止后、新法出台前的这段空白期，轻微违法行为可以先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

应松年相信，在空白期内，公安机关处置轻微违法行为会十分谨慎，不会出现寻衅滋事等罪名的滥用。

问题5

劳教所何去何从？

根据官方数据，我国有300多家劳教所。劳教制度废止之后，这些劳教所将何去何从？

陈忠林说，劳教制度废除后，劳教所及其工作人员，可以向强制戒毒转型，通过对劳教所进行改造，对原有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完成转型不是问题。

新京报记者从多地公安司法部门了解到，现有劳教场所已经在逐步实现职能转型，加挂戒毒所的牌子，逐渐以强制戒毒为主。

各地劳教所也在组织管教人员学习禁毒法和戒毒条例，进行戒毒知识培训，并添置强制戒毒医疗设备。

今年3月22日，司法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司法行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规定》，强制隔离戒毒工作有了专门的规范，这个规定已于今年6月1日实施。

■ 劳教制度简史

● 1955年

“劳动教养”首次登上历史舞台。

● 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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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文革”期间劳教暂停。

● 1979年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教养期限为一年至三年。

● 1980年

国务院发布通知，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进行强制劳动的人，一律送劳动教养。

● 1982年

经国务院批准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确立了“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制度，延续至今。

● 1986年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增加三种可以适用劳动教养的情况。

● 1990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禁毒的决定》规定，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教养。

● 1991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规定，“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

●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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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对劳教制度提请审查的呼声再次响起。

● 2005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计划审议违法行为矫治法草案，但草案未提交审议。

● 2010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计划审议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草案。

● 2011年

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印发通知，在四个城市进行劳教改革试点，试点期限为一年。

● 2012年1月1日

《行政强制法》正式生效。该法第十条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设定”。

● 2013年1月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2013年将推进劳教制度改革，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

● 2013年11月12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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