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风声紧背后的官员心声

第一篇：读懂风声紧背后的官员心声

读懂“风声紧”背后的官员“心声”

来源：人民网

今年以来，江苏、广西、河南等多地出现新建办公大楼闲置现象。4月，仅黑龙江一省，就有三个地方被曝光政府违规兴建办公大楼或新建办公大楼闲置的情况。多地新建办公楼闲置，给出的一个共同理由是——“风声紧”。

舆论认为：去年7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再次申明公职人员办公环境严规。它与“八项规定”等制度一道，共同构筑了反腐倡廉的全新防线。在这空前的廉政建设力度下，个别曾踩到红线的官员自然风声鹤唳。

舆论认为：“风声紧”暴露的首要问题，是有关部门对违规违纪的认识错位。此次“风声紧”，有关部门理解成缘于去年7月的禁令。而禁令中能对这些“新生儿”产生影响的，恐怕还是老规定，比如人均使用面积。而关于使用面积，早在1999年出台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里就作了明确规定。恐怕目前这些闲置的办公大楼，没有哪个动工在1999年之前吧，因为某些官员们为自己修办公楼，这速度，“你懂的”。从此角度来说，并不是他们受到了去年7月“杀出”的禁令影响，而是早就碰了红线，有了违规违纪行径，但却认识不到这一点，只会怪罪于新办公楼“生不逢时”。

舆论认为：“风声紧”也暴露出某种观望思想。从字面上看，“风声紧”暗含一层意思：平常 没啥，只不过某段时间出了点“状况”。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有关部门以为时间一长就会回归“正常”，待“风头”过去之后再搬进去不迟。怎料，这一等，等到记者上门参观都还没有答案。这种观望态度，不仅是某些官员工作总结中常提的“深谋远虑”的露底，还是对中央反腐决心的低估，要知道，反腐力度只会随时间而加强，岂能反其道而行之？

舆论认为：之所以出现办公楼闲置，恐怕最大原因还是“管太松”。试问，如果超标办公楼在孕育时，监管部门便明察秋毫让其胎死腹中，何需中央再次发文“三令五申”？何有今日“风声紧”的机会？再问，如果中央禁令发出后，监管部门能及时督促整改，进行资源整合，将空余部分推向市场或采取其他妥善的处理方式，又何有今日“风声紧”下的办公楼闲置？

舆论认为：根治反腐绝非一日之功，将中央的反腐仅当成一阵风，就是最好例证。这无不警示着反腐的艰巨性、持久性，更提醒着有关部门是不是该出手整治“管太松”了？因为“风声紧”背后暗藏着的危害，远比办公楼闲置更大。

第二篇：官员挂职背后的考量

官员挂职背后的考量

59岁的挂职副县长长期不见人，常委副市长排名居然在一般副市长后面，同样是副厅级的高校副校长，同时到一个地方挂职，待遇却大不同„„这些现象，都因为“挂职”这个特殊的组织安排而真实存在

挂职干部不占当地职数

在山西吕粱官方网站上，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东和市委常委、副市长竟辉的排名有些怪：在“市委领导”介绍中，王海东和竟辉排在市委常委、军分区政委张选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秦书义的前面，但在“政府领导”介绍中，两人又排在三名未进常委的普通副市长之后。

还有一件“蹊跷”的事，吕梁12名市委常委中，有5名来自市政府。其中，市长1名，副市长有4名。

湖北一名任过地方常委、组织部长的官员介绍，一般情况下，9人的常委班子里，只有政府正职和常务副职；而11至13人的常委班子中，除政府正职、常务副职外，可能还有一名资格较老的副职进常委。

一个政府5个市长进常委，确实属于比较少见的特殊情况。而同样“反常”的事情，在湖北恩施州也存在。2016年2月23日，记者登录恩施政府官网发现，州常委为11人，其中有1名州长和3名副州长。

2016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对常委会委员名额有具体的规定：省级11至13人。市县两级为9至11人。

“恩施，现在还空缺宣传部长和政法委书记，州委秘书长还是州委副书记兼任，这三个岗位一般都是州委常委。”湖北一名熟悉恩施官场的官方人士介绍。而吕梁市委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尚空缺。这意味着，如果补齐常委缺席，恩施与吕梁的常委都将超出最新规定的11人上限。

对于恩施与吕梁的这种情况，山西一名正部级官员的秘书向记者介绍，吕梁有5名正副市长是市委常委，其中排名异常的王海东和竟辉两名副市长是挂职的。湖北一名知情官员也介绍，1月14日，恩施州当时有2名州委常委、副州长是挂职，前不久一人结束了挂职，目前仍有1名挂职的副州长是州委常委。

“挂职干部，都不占地方的编制数。”山西、湖北多名厅处级官员称，根据有关规定，在吕梁和恩施挂职而进入常委的官员，并不占用当地党委常委的职数，不能算超编。

中部省份一名县委书记向记者介绍，挂职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帮扶性质的挂职，一类是为了锻炼和培养干部。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而挂职，可以当作基层工作经验。

“新的干部条例规定，干部提拔任用应有基层工作经验。到基层挂职并接受锻炼，是我党培养干部的一个重要途径。”担任过基层组织部长的湖北官员说。记者随机查阅湖南郴州、湖北孝感两市的官方网站，分析市委常委们的履历后发现，有挂职经历的官员几乎都在挂职后2年左右被提拔或重用。

少数人去挂职是抱着下去镀金的思想。对于这些人来说，要的只是简历中的基层工作经验，挂职也只是为自己的仕途“打基础”、“做铺垫”。

同样挂职，待遇却有不同

上述组织部部长介绍，“挂职分为上挂和下挂，是培养锻炼干部的一种方式。”

现实案例显示，基层官员到上级单位挂职，挂职完一般都会提拔或重用。2014年3月，时任郴州副市长张希慧挂职担任财政部文资办副主任。12月，她即当上了郴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下挂，门道比较多。是否能够给地方带来利益、与地方的关系如何，都将决定挂职官员的位置。

2016年1月，湖北恩施州同时有2名挂职的副州长是州委常委，其中一个叫冯忠泽，来自农业部。

2月20日《恩施日报》报道：2015中国南方马铃薯大会在恩施举行，离不开农业部第十批定点扶贫联络工作组成员、恩施州委常委、副州长冯忠泽的艰辛付出。正是他带领州农业局、州农科院到农业部种植业司、种子管理司汇报争取马铃薯主粮化项目落户恩施，成功举办“南方马铃薯大会暨招商会”及“品牌农业中国行――走进恩施”活动，并积极争取承办2017年中国马铃薯大会。

恩施是贫困山区，能为恩施争取到项目和资金的农业部挂职官员，基本都是州委常委。同时恩施作为民族自治州，与中南民族大学关系特殊。中南民族大学多名到恩施挂职的副校长，都进了常委。在恩施挂职州委常委、副州长的赵晓珊，就来自中南民族大学。

并非所有到恩施挂职的副厅级官员都有机会进常委。2012年，任武汉化工学院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的檀坤华到恩施挂职副州长，未进常委。但与檀坤华同一年到恩施挂职的中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段超，却成为州委常委、副州长。

挂职官员在当地能否进常委，组织部门和地方一把手的态度最重要。湖北一名曾挂职过副处级岗位的人士介绍，最初他想到一个县级市挂一个副市长，但是因为组织部门不太了解他，当地一把手也不太重视他从事的工作，只好去了一个地级市的党委部门挂了一个副职。

“下挂何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情况下，挂任常委肯定是对干部的重视。地方愿意接收挂职干部，主要是有利于地方的发展，因为干部派出方都会给地方一定的支持。”上述组织部长说。

不该出现的“空挂”现象

河北省临漳县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赵俊祥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有些地方在干部挂职工作中措施不力、监督不紧、考核不严，对挂职干部疏于管理，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为了挂职而挂职，挂职干部不“落地”、不到位，挂职而不“挂责”地悬在“空中”现象。

赵俊祥发现，“空挂”的有两类。少数人是抱着下去镀金的思想。对于这些人来说，要的只是简历中的基层工作经验，挂职也只是为自己的仕途“打基础”、“做铺垫”；也有一些人认为自己只是“过客”，人事行政关系都在原单位，过段时间就会回去，在这里干好干坏都一样，倒不如得过且过混日子。

现实中，也有个别挂职而见不到人的官员。2014年9月，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迎来了一位挂职副县长汤晓辉。汤晓辉之前是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纪检监察部督导员，1955年9月生，2014年9月到公安县挂职时，已经年满59岁。

多名厅处级官员向记者介绍，挂职官员的年龄没有明文限制，但一般都比较年轻，有培养前途。记者还发现，有少数地方明确规定挂职干部的年龄在40岁以下。59岁的副处级官员离退休已经不远，确是极少见的挂职个案。

公安县一名在当地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科级官员表示，“没听说这个事，也没见过这位同志。”公安县政府一名工作人员也表示，没见过这名副县长。

记者注意到，公安县目前有3名挂职副县长，当地政府官网上，有多条其他两名挂职副县长参加当地的会议或者到乡镇、县机关调研的消息，唯独汤晓辉没有。汤晓辉的名字，只在公安县官网上出现了一次，那就是县人大任命他担任公安县副县长时。（据《南方周末》）

第三篇：官员财产公开背后的民意纠结

官员财产公开背后的民意纠结

□ 朱四倍

-据报道，湖南长沙天心区规划局局长张力向记者公开财产，称家里现有几套住房、两辆汽车以及数十万元股票投入，个人存款3万。此前，张力曾被冒名网上公示财产，隐性工资和巨额房产引发质疑。

一则《湖南省长沙市官员财产公示第一人》的帖子，让张力公开了自己的财产。张力认为“此帖明为赞扬，实为恶意攻击”，但是，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恶意攻击”，不如说是“恶作剧”或者是“恶搞”，更进一步说，帖子出笼的背后是民意的纠结，而官员本人最终公开财产，则是民意倒逼作用的显现。

近来，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难以推进的困境中，不断有公民开始公开自己的财产，以冀望为官员树立榜样。如湖南一位律师为了参选衡阳市某区人大代表，在红网衡阳论坛上公示了自己的全部财产，引起了舆论关注。因此，笔者以为，官员财产公开被“恶搞”应放在整个社会环境中进行审视，而不应囿于一时一事。

事实上，“恶搞”官员财产公开的背后有民意的期待。看似玩笑之举，却有着深刻的社会诱因，这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民众何以“恶搞”官员财产公开而非其他公民？为什么要求官员财产公开而非其他群体？在笔者看来，离开了对这些问题的厘清，就有可能陷入南辕北辙的迷宫之中。

官员财产公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证明自身财产的合法性和消除公众的不信任情绪。在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种种指责中，最激烈的莫过于政府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民众的这种指责有时走得更远：他们对于那些只能领取较低薪金的政府官员的任何财产的增长——不管这种财产增长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表现出了普遍的不信任情绪。民众的这种情绪无疑给政府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怎样才能既维护政府官员的财产权利与财产增值权利，又能够消除民众相关的怀疑情绪呢？解决这个难题的出路只能是：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来证明政府官员财产增长的合法性、正当性。

财产申报恰好具有这种功能。本则新闻中，张力之所以最终公开财产无非就是为了消除信任危机和证明自身的清白，恰恰契合了财产公开的功能。

更何况，民众要求官员财产公开有着天然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也正是在这点上，让“恶搞”官员财产公开有了一定的意义。

首先，国家公务员的身份有别于普通人，他们既是普通公民，又是政府公职人员，申报财产的义务是针对他们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身份的。

其次，公务员手中公共权力的廉洁性质要求公务员不管收入有多高，都必须申报自己的财产。

再次，现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中的廉政监督机制力度不够，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正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刚性措施。必须明确，财产申报制度可以促进政府公职人员的廉洁自律，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 上一篇

第四篇：运城“房媳”背后的官员家谱

运城“房媳”背后的官员家谱

有两个户口、公公拥有十余套房产，山西运城纪委前工作人员张彦因此被称“房媳”。在张彦被停职调查后，她的背景也更多被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张彦的丈夫、原夏县公安局长孙宏军有过三个户口，他还涉嫌长期吸毒。他们生活在以运城市原财政局局长孙太平为核心的一个“官员家族”，孙家成员及其亲属，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

孙太平违纪被警告后已退居二线，孙宏军不久前被山西省纪委立案调查。一则只涉及一个“副处级”干部的新闻，此前被媒体广泛关注。

2013年5月31日，山西省纪委表示，运城市夏县公安局原局长孙宏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对其涉嫌违法问题移送检察机关进一步侦查。这则消息会触动媒体的神经，是因一月份的“房媳”事件。

2013年1月，山西运城纪委工作人员张彦，被曝分别在北京和山西有户口，她的公公、前运城财政局长孙太平在北京、三亚等地有十余处房产。张彦因此被称“房媳”。孙宏军是张彦的老公，孙太平的儿子。

“房媳”张彦1月底已被运城市纪委停止工作接受调查。

张彦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官员家族。“如果孙家开家庭会议，到场的部门领导比政府开会还多。”有运城当地人说。

前公安局长涉嫌吸毒十多年

在今年被调查之前，孙宏军已被纪委调查和严重警告过。

根据运城市纪委的信息，2010年10月，时任夏县教育局长举报时任县长李晋学，李安排孙宏军监控了吴家的手机，还将吴刑拘和抄家。

2011年2月，孙宏军被运城市纪委严重警告并调离局长岗位。

今年5月31日孙宏军被调查的信息里，未透露他涉嫌的违纪违法的内容。

“2008年孙与另一名男子在外地吸毒被公安抓获，随后孙宏军的父亲花钱将其‘赎回’。而另一名男子被判刑入狱。”此前，媒体报道孙宏军涉嫌吸毒。

记者找到了“另一名男子”。他是孙宏军1992年至1995年读警校时的同学郑晓勇。2013年6月10日，郑晓勇说，2008年他和孙宏军本是去西安戒毒的。

郑晓勇说，他和孙宏军曾是很多年的好友。他说在警校时候，孙宏军岁数小，个头单薄，常被同学欺负。同为运城人，他常出面帮忙。

不过郑晓勇称，让他与孙宏军一直保持紧密联系的是毒品。郑晓勇称，两人从读警校就已开始吸毒。一开始吸的是一种麻醉药片，“盐酸二氢埃托啡”。1992年到1995年间，两人每天花费约100元买药片，大多是孙宏军出的钱。

孙宏军任平陆县交警大队队长时，两个人开始吸“黄皮”，一种土制的海洛因。郑晓勇说，吸黄皮最凶，是孙宏军任夏县公安局政委期间，每天大约要花5000元。

郑晓勇保留有2007年腊月底去三亚的登机牌。他称当时孙宏军在三亚犯了毒瘾，让他送毒品过去。他说，孙太平一家每年到三亚过春节，孙宏军2007年前后还数次去澳门赌博。郑晓勇说，孙宏军后来提出戒毒，于是2008年5月16日二人开车到了西安。他分析，孙想戒毒，一方面是当时奥运会前治安管理严，另一方面，孙宏军在运作要做夏县公安局局长。两人在宾馆登记时，郑晓勇因购买毒品的前科被查出，两人被西安新城分局新城广场派出所民警带走。郑晓勇说，两人都交代了吸毒的事。

不过结局完全不同。2008年6月，孙宏军升任夏县公安局局长。郑晓勇则被运城市河津法院判了3年刑。

三个户口

妻子张彦有两个户口，原公安局长孙宏军可能有过三个户口。

户籍资料显示，有三个户口叫孙宏军的人，都出生于1976年9月8日，身份证号不同，户

口所在地分别在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夏县、平陆县。这都是孙宏军曾工作过的地方。

其中，盐湖区户籍信息上有孙宏军本人的照片，登记地址为运城市荟萃小区，是其真实信息。另外两个户口信息不全，并且没照片。

夏县的孙宏军，登记住址夏县东风西路24号，记者调查发现，这是夏县公安局所在地。2008年至2010年，孙宏军在这里任局长。这个户籍目前已被注销，标识是“错误删除”。平陆县的户籍住址，是茅津路南31号。记者未找到31号，32号是平陆县交警大队。孙宏军2003年到2006年，在该交警大队任队长。这个户口标识为“现实”，表示户口仍然存在。据媒体此前报道，孙宏军还曾为他的哥们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平陆县支行行长陈建辉办理过多个户口。6月17日，该支行工作人员称，陈建辉这些天不再，在休假。

调查显示，孙宏军当初成为正式警察，是其父孙太平违规运作而来。

根据孙宏军简历，他1992年就通过招工进入芮城县交警队。事实上，这年的9月，他并未实际进入交警队，而是进入公安部管理干部学院山西分院上学。他的同学郑晓勇称孙宏军当时才15岁，是班里最小的同学。

根据2011年运城市纪委对孙太平党内严重警告的决定书，1993年，孙太平找到时任芮城县委书记李天祥（已故）和时任芮城县人事局长李峰，要求解决儿子录为正式警察的问题。1993年7月，李天祥找到时任运城地委书记吴昂，吴批示“同意解决”，孙宏军就此转为正式警察。

家族分布各部门

调查显示，年少的孙宏军还在警校上学期间，就从芮城交警大队借调至运城地区公安处。他毕业后在运城地区公安处工作。

其父孙太平1999年6月开始，出任运城地区财政局局长（2001年改为市）。那之前，孙太平已担任了4年运城煤运公司的总经理。

从孙太平的历程看，从1986年开始，二十多年时间里，他从煤管站长起步到财政局长，他身后一个普通家庭也成长为“官员门第”。亲属分布在煤炭系统，也分布在政府各部门。知情人称，不仅孙太平的亲戚，甚至亲戚的亲戚也有很多在煤炭系统。

记者能证实的是，孙太平大姐之子杨小海，现任山西省侯禹高速公路煤焦管理站副站长。侄子孙怀亮，目前是山西煤炭运销集团运城垣曲县出境管理站站长。孙太平妻子的侄子卢高春，目前任风陵渡煤焦管理站站长。

孙宏军在2000年6月调至运城交警队秩序科任副科长。同一年，孙宏军的妻子张彦进入运城市纪委工作。

2003年，孙宏军调入平陆县交警大队任队长，2006年调任夏县公安局任政委，2008年6月出任公安局局长。

除孙宏军外，孙家很多人是从农业局和公安系统起步。

孙太平之弟孙建平，现任芮城县农委副主任。孙太平大姐之子杨海廷，现任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北城派出所。

孙太平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孙娟，有农业局和公安系统的双重经历。孙娟是1991年进入芮城县农业局工作的，当时孙太平任芮城县煤运公司副总。

孙娟在芮城县农业局认识了科员杨彦康，杨后来成为她的丈夫。杨彦康现任运城市垣曲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孙娟后来调至公安局工作。目前她是运城市检察院反贪局检察员。户籍资料显示，孙娟的户口已迁至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地区双阳南区，是“房媳”张彦在京户口的邻居。

杨彦康2002年2月从运城市盐湖区席张乡党委书记，调任共青团运城市委副书记，一年半后任平陆县县委副书记。2009年任垣曲县县长，至今。

孙太平的二女儿孙彩燕，现任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某庭副庭长。孙彩燕的丈夫姚黎，现任运城市粮食局副局长。

三女儿孙红霞，在芮城县水利局工作。三女婿蔡军龙，现任山西省风陵渡经济开发区经贸局局长。

孙太平的四个子女虽皆为公职人员，但除孙红霞外，都育有两个子女。

第五篇：官员出国考察背后的制度逻辑

官员出国考察背后的制度逻辑新探

------从香港特首曾荫权外出访问大陆只花500元说起

摘要：香港特首外出访问40次只花，而我国官员出国考察每年全国用于官员出国的财政支出都高达数千亿元。深刻剖析特首背后的制度约束。从制度层面指出目前我国官员外出考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完善措施。关键词：官员出国考察；财政预算；监督

前不久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办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供了一份统计文件，详细披露了曾荫权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11月之间外出访问的明细安排。该统计详细记载了曾荫权在上述期间的每项活动日期、地点、行程项目、机票费用及其他开支情况。曾荫权在过去四年外出访问发生的费用不足百万港元，节约程度令人惊讶。而我国目前有些官员公费出国考察却变异为公款旅游、购物、安排子女上学甚至是部分贪官敛财或外逃的途径。前不久，江西新余浙江温州两地出国考察团费用清单在网上公布的新闻揭开了出国考察变出国旅游的盖子。如今，案件的当事人已受处分，但这两起案件背后折射的制度的无约束性依然值得公众和专家的反思。

一、香港特首曾荫权外出访问只花500元

2010年4月9日至10日，香港特首曾荫权远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本次旅程，除去往返机票5572元外仅支出了511元，相当于每天仅支出约255元；而他于2008年1月4日赴广州拜会广东省新任省委书记汪洋时，仅花费420元。行政长官外访的住宿，通常由香港驻当地的经贸办事处安排,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行程、保安、运作上的需要和价钱等。香港特首曾荫权的外出访问经费开支，成为港人津津乐道的讨论话题。有香港媒体披露，曾荫权过去四年外出访问发生的费用不足百万港元，节约程度令人惊讶。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办日前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供了一份统计文件，详细披露了曾荫权2007年11月至2010年11月之间外出访问的明细安排。该统计详细记载了曾荫权在上述期间的每项活动日期、地点、行程项目、机票费用及其他开支情况。根据特首办的数据，四年来，曾荫权外访活动共40次，开支总金额为987086元（港元，下同），其中机票费用为54万元，另有44.7万元为其他支出。而单笔外访费用最高为14.19万元，是去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派团赴印度新德里和孟买时发生。

二、500元外出访问背后的制度透析 曾荫权的外出访问成本之所以如此低，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曾荫权个人的品格。从深层的原因来看，是因为香港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财政预算支出制度，这种制度确保了官员的廉洁和节约。

（一）强有力的“公共财政”预算机制

在香港，政府财政预算并非由政府“暗箱操作”制定出来之后才向社会公布的，而是在制定的过程中就会阶段性地向社会、向民众咨询，获得反馈后进行修改。财政预算的审批由立法会进行，对特区政府构成制约。在审批通过后，特区政府的预算将由审计署负责审计。审计署每年两次通报审计结果，包括香港特区政府各个部门的费用开支情况，以及是否合理等。一旦政府制定的预算让议员不满意，预算就可能被否决掉。而且预算一旦通过，就要遵守，不能突破。所以，即使贵为香港特首，也不能随意外出访问，而且访问的时候，还要按照预算来，因此有人以财政保守主义（Financial Conservsation）定义香港的公共财政。

（二）高度透明的财政预算报告

为了力证财政预算的透明度，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的内容详尽，表述方式浅显易懂。除文字表述外，还辅以许多图表，配有大量的漫画和插图予以形象化的说明，读来饶有趣味。为了满足民众的知情权，香港政府是千方百计要让民众看得懂预算案。就以这次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办提供的曾荫权访问大陆的经费报告来看，上面详细记载了曾荫权在大陆访问期间的每项活动日期、地点、行程项目、机票费用及其他开支情况。如此详细、如此公开透明，恐怕作为香港特首也不敢在访问的时候随意花钱，否则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三）廉政公署对公费外出的监察制度

香港有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廉政公署（ICAC,Independent Committee Aagainst Corruption），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廉政公署具有机构、人事、财政以及办案方面的独立性，可以有效地切断行政掣肘。廉政公署很注重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一定人的任务、功能和责任并保持运作制度透明和与民众信息沟通的透明，这种透明表现在民众对其机构整个运行机制及各个岗位任务职责的知情，廉政公署亦有责任对市民充分的信息公开。曾荫权如此节约，这显然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而是应归结到制度设计。

二、我国官员出国考察制度

我国官员出国考察制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其目的是让官员出去开阔 眼界，学习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尤其是近几年我国的公费出国考察制度正在演变成腐败的温床。浙江温州和江西新余“出国考察门”再次暴露出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的问题。官员公费考察变味在制度上折射出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指标化管理制度变异为福利或待遇

我国多数政府对官员出国考察实行的是指标化管理。即原则上依据领导干部的行政级别来限定其考察、访问的次数。只要达到一定的行政级别，即使没有公务需求也可以凭借出国指标进行各种所谓的出国考察活动。这样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颠覆了出国考察的本意，使党政领导干部的学习培训制度演变为一种上行下效的公务员福利。这种规定的初衷是控制政府官员出国考察，但现实中演变为官员的福利或待遇。有些官员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不惜一切代价造假出国考察。部分地方和部门甚至以文件形式把取消出国考察作为对官员的一种处罚手段，从限制故那远出国考察和禁止出国考察作为处罚手段来看，这种指标化的出国考察管理制度已经变异为一种福利或待遇，成为官员走向腐败歧途的催化剂。

（二）审批制度虚设导致官员出国失控

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不少规范官员出国考察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并没有抑制官员出国考察的热情。官员公费出国考察审批程序过于简易，限制太过宽松，地方官员公费出国没有经过严格而繁琐的报批手续，经费报销也未经过上级监察机关的审查，这导致审批制度从源头上就形同虚设，虚设的审批制度导致在申请出国考察的过程中“组织部门同意、向纪检部门报告、经外事部门审批，基本上是走走形式”，越来越多的官员钻制度的空隙，顺利成行的以考察名义变相出国旅游。

（三）预算制度缺乏硬约束导致开支过大

我国财政预算制度对官员缺乏约束力，预算为的是限制公共部门规模和职能范围而设的，现实中强大的行政权力经常成为推行预算透明的主要障碍，即便公开的财政预算报告，也存在项目划分笼统，让人看到的只是不同类别支出的简单罗列，看不出该项支出究竟要用在什么具体项目上，看不出各支出机构活动的性质等问题。地方政府“行政约束预算”而非“预算约束行政”，这种制度设计使在法理上掌握公共资源的人大在事实上处于边缘化，从而使得公费旅游缺乏刚性约束。出国考察费用惊人无非是我国财政体系本身缺乏有效约束的一种间接表现。而且制定出来的政府经费预算也未能够得到严肃地执行。

（四）监督、处罚不力导致

官员出国过程缺乏监督和约束，透明度不高。整个出国考察过程，暗箱操作的地方很多，出国考察人员的选择标准、考察目的、时间、结果、路线等除政府领导之外一般工作人员也不知详情，很多都是官员出国考察归来才得知，信息严重不对称；同时，官员出国考察缺少可操作性的追究、处罚条款。现实中，很少见到有关官员因违规公费出国考察被处罚。

综上所述，我国官员出国考察缕出问题的根本在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约束，以致违规出国考察、公费旅游现象频发，极大地妨碍了公共财政的合理利用，损害了廉洁透明的政府形象。

三、从制度层面完善官员出国考察的建议

之所以我国官员出国考察花费巨大甚至通过出国考察变相的进行违法活动与香港特首外出访问只花500形成鲜明对比，正是因为我们现有的制度构建没有把权力限制在应有的界限之内。只有从制度上考量公费出国存在的问题，且实行最严格的限制和管理才能扭转官员出国考察花费巨大和泛滥的局面。因此，笔者从出国考察制度本身和和其他其他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论证。

（一）设立

首先，考察单位要根据出国考察目的、考察的必要性、费用来源、考察路线以及考察人员，制定出国考察计划，向相关监管机构申报，同时进行公示；在监管机构组织下，对出国考察计划举行听证会，对考察计划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进行论证，以决定是否需要考察，考察的人员是否适当，路线是否合理等，费用是否适当等出国考察问题作出决定，交由考察单位组织实施；各级外事和财政部门在因公出国（境）任务和经费审核审批过程中，要严格把关，对于不符合规定的申请，坚决不予放行。审计机关要加强对因公出国（境）预算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促进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管理和预算执行的规范化。2．制定“因公出国考察汇报制度”

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结束后，要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提交“公干考察汇报”。汇报内容应包括：考察活动的基本情况、取得的成果、经验与体会、问题与建议等。组团考察的可由参与人员负责起草汇报材料，所有成员签名，但不应由未参加考察的人员代写。处级以上干部组织部汇报，科级干部向所在部门领导汇报，经登记、编号、4 归档，进入本人业务档案。对汇报制度设立相应的督促检查机制，对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通报。

(二)执行严格的财务预算制度

国外的官员，包括公办学校的校长，只要是用纳税人的钱，都必须严格执行财务预算，不但在资金的数量方面，还有资金的用途和支付的时间方面都要依照预算执行。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严格预算，对于预算的编制、执行进行严格监督、审查，对出国考察费用进行严格控制。

（三）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加大对违规出国官员的处罚力度。对于公款私游者，在客观方面上完全符合诈骗公共财物的特征，按律属贪污无疑。只要达到5000元的最低立案标准，就应立案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不是仅仅作为“不正之风”，以党纪处分代替司法问责。即便是不构成犯罪的轻微违法，也要在行政问责或纪律问责之后，及时追缴出国私游的官员已享用的花费。若对出国公务考察变公务旅游的问责不仅仅是停留在警告、批评的轻微处分上。

（四）加强对官员外出考察的监督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官员出国考察也如此。应充分激活人大和媒体以及群众的监督作用，把同体监督和异体监督结合起来，杜绝那些出国官员的上级暗箱操作或自由裁量，凡是政府官员和公共财政支出经费的出国考察人员，在出国前一定要在政府网上公布人员名单、考察理由、程序安排及时间地点，让官员出国考察接受来自社会的监督，使官员出国考察回归透明和公正。

制度是基础，是建立软性约束的坚定磐石，位于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制度不是贴在墙上的一纸空文，而是实事求是的一把尺子。硬性制度，不能流于形式，要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实践操作中，让制度的制定真正能为民做到“所用、所谋、所系”，在此基础上与道德约束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构建和谐统一的民主法制社会。只要实现制度设计无懈可击、执行机制“无孔不入”和政务信息公开透明，充分发挥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作用，反腐工作才会“柳暗花明又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