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考

关于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考

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2006年06月22日10:

54●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历史形成并在实践中不断巩固的。新形势下社会思想呈现多样、多元、多变的特点，是一种正常现象。承认社会思想的多样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削弱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可以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以此来引领和整合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确保我国的文化安全。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指导地位。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当20世纪即将落幕之际,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举行过一次“千年思想家”网上评选，结果马克思遥遥领先，高居榜首。之所以在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国际共运出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出现这样的评选结果？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历久弥真，虽然历经一个半世纪风霜雨雪的考验，依然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一个政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一个民族的团结振兴，离不开科学理论的引领。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是我们党的根本方针和一贯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社会思想出现多样化的社会实际，如何有效地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历史的选择，是实践的呼唤。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社会思想五花八门，各种社会思潮诸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流派纷纷登台表演，都是昙花一现。唯独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很快就以其真理性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吸引到这面旗帜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毛泽东同志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发动各次运动均告失败，自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并用以指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华民族屈辱、辛酸、被践踏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是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检验的。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包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国取得了举世惊叹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而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证明了只要把它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改革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就是颠扑不破的，就能不断巩固不断加强。

越是社会思想多样化，越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如有的学者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这条巨龙，尾巴还在农业社会，躯干则处在工业社会，龙头却进入了信息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生活出现了经济成分、经济利益、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发展模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这就必然冲击着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其中包括事业观、利益观、金钱观、幸福观、爱情观等等以至更高层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必然导致社会思想、价值取向的多样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思想呈现多样、多元、多变的特点，是一种正常现象。应该看到，社会思想的多种多样，不同观点的争鸣切磋，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平等意识和民主法治意识，激发创造活力，促进社会的进步。我们承认社会思想的多样化，承认价值取向多元，鼓励营造浓厚的学术探讨研究的氛围，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可以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不管经济结构和社会思想多么复杂多样，我们都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以此来引领和整合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因为从历史上看，在阶级社会，历代统治阶级都是力图用他们的指导思想来主导整个社会的思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我们国家，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旗帜和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什么时候都不能动摇。也就是说，我们的多元文化，必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主心骨。有了这个主心骨，就能保证我国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保证我国文化始终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进；就能既唱响主旋律，又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得不到保证，在多元文化中缺少了这个主心骨，这样的多元化只能是一种无序的多元化、混乱的多元化，最终必将导致我国文化的变质和转向。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激荡更加突出。在社会思想多样化的情势下，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错误的思想观点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也在滋长，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地方还严重存在，是非混淆、善恶颠倒、荣辱不分的现象还时有发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来自一些负面因素的挑战。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否则会扰乱人们的思想，造成社会思想的混乱，从而影响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在世界当代史上，因意识形态问题导致国家兴亡和政权丢失的例子屡见不鲜。1991年7月苏共决定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结果很快导致执政党倒台、民族分裂、国家解体,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对此，我们应当引以为鉴。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伴随经济全球化、传媒数字化的进展，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间既有吸纳又有排斥，既有渗透又有抵制，既有融合又有扬弃，这本来都是正常、积极的现象。我们借鉴、博采各国文化之长，革除、摒弃本国文化之弊，也是确定无疑的。问题在于西方敌对势力凭借本国经济政治实力带来的文化强势，通过各种方式、采用各种手段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企图冲垮我们意识形态防线，让我们抛弃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进而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

义制度。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才能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侵犯，确保我国的文化安全。

所谓“文化安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安全，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基本内容的意识形态的安全。文化安全，是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社会安全等等在内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政治、经济、国防、社会安全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一个没有文化安全、没有意识形态防线的国家，往往会自乱阵脚，不打自败。当然，我们说的文化安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安全，绝不是要把学术上的不同观点、艺术上的不同风格、生活上的不同习俗和爱好等等“泛意识形态化”，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而是说，必须正视、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侵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确保我国的文化安全。

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当下有一种看法，即马克思主义已诞生一个半世纪，世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一些话今天看来也不全对，现在我们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否有些不合时宜？这种看法显然有着许多误解。

看一种理论要不要坚持，不能看它产生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是否正确。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最科学、最严密、最先进的思想体系，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自身状况也发生了不少改变，但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它的基本原理依然是正确的，特别是它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它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深刻揭示，对人类历史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方向的清晰阐明，都是颠扑不破的，依然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坚持。当然，如邓小平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开放的、发展着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与实践同步，与时代同行，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创新中不断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的活力。今天我们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要指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即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指导思想；这是引领我们克服前进道路中的一切困难，胜利地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的光辉旗帜。(执笔：卢冀宁）《解放军报》

第二篇：毫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

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浅论新自由主义思潮

江河万里总有源，树高千尺总有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历史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反应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中国想要繁荣稳定的长久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各种各样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此起彼伏。从社会思潮的内容上说，呈现出多样的形态：正确的与错误的彼此交织，积极的和消极的相互激荡。既有进步向上的思想，又有反动落后的思想；既有正确科学的思想，又有偏颇谬误的思想；既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又有消极腐朽的思想；既有高尚文明的思想，又有低级庸俗的思想。从社会思想的性质上说，呈现出多元的格局：既有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既有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也有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想和腐朽观念，还有封建主义思想的残余。社会思潮是社会意识的一个重要现象，它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都存在，特别是在社会大变动、大变革年代，各种社会思潮尤为突出和活跃。社会思潮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和社会矛盾的“指示器”。因此，能够合理的辨别正确的思潮，引导积极向上的思潮，自觉排斥负面的思潮，揭露消极腐朽的思潮，对于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健康发展尤为重要。

在各种负面思潮中，最为危险影响最深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在经济上主张市场万能、彻底私有化、全球自由化和福利个人化，在政治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鼓吹多党制。具体讲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价值观上主张“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它认为，个人权利尤其是个人的自由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偏好、利益诉求都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不能在众多个人利益诉求之间按照某一种标准分出孰优孰劣。每个人都有设定自身追求目标、采取措施实现目标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在新自由主义看来，个人权利成为判断一切社会行为得失成败问题的尺度，个人利益成为解释一切历史事件的动因。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新自由主义认为个体的实在性决定个人优于社会，社会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个体的性格决定整个社会的性质。国家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国家和社会同样是由单个有生命的个人组成的，国家和社会没有特殊的额外的权利。由此，新自由主义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在经济领域要尽量运用自发力量，尽量避免外在强制，让个体在自由竞争中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第二，经济上推行“三化”，反对公有制。在经济理论上，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将之“发扬光大”为“三化”：即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和全面市场化。

第三，政治上实施所谓“民主”，反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通过掌握生产资料，运用计划组织生产，就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就必然导致在政治上的集权主义。他们以此抨击、反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他们将西方的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等政治制度超历史化、普世化，将西方的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人人平等的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化”，有意掩盖其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阶级性、历史性和意识形态性。

第四，国际战略上推销“全球一体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全球传播，积极谋求建立全球秩序，实现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速向国际垄断发展。可以说，新自由主义代表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阶级利益，它主张建立全球秩序并不是为了维护不同国家利益，也不可能照顾到不同国家经济政治现有水平。它所主张建立的世界新秩序就是为了将整个世界纳入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资本增值的世界。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实现资本在全球的增值,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他们通过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制定一系列行业规则，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实行美国模式的世界经济一体化。

对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极其危险的。对待新自由主义，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我们不仅要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更要从其实践结果中认清它的严重危害。

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些国家以“华盛顿共识”为经济转型指南，运用“休克疗法”，掀起了一场迅速、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之路，这一“灵丹妙药”使苏联迅速瓦解，被俄罗斯人视为一场“俄罗斯的悲剧”。尤其是2008年美国爆发了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金融危机，许多大型金融机构倒闭，经济衰退。随之，金融危机影响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其中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为代表的转型国家受害最深，相继出现本国货币飞速贬值、大量国际资本外逃、国内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实体经济不断衰退，宏观经济动荡不安，经济负增长。这些转型国家建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成为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发酵的内在因素。首先，转型国家实行爆发式的全面市场化，使投机资本迅速猖獗，结果市场主体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能够迅速获利的虚拟经济中，投机行为盛行，这不仅造成了金融业虚假繁荣的泡沫，而且增加了整个经济的风险成本；其次，过分依赖外资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转型国家经济独立性大大降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国外资本纷纷逃离，转型国家外向型生产不得不停滞，并陷入债务危机；最后，转型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去除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特别是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时，作为交换条件已经将部分国家主权让渡出来。缺乏必要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由于本身存在的先天不足，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时，就显得更加手足无措，难以采取有效的政策来应对。

因此，面对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代表的一些负面消极思潮的传播和影响，我们尤其要保持清醒，增强坚持中国道路的自觉和自信，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性、阶级性和局限性，自觉抵制、防范和排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渗透和干扰。更加坚定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当该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40年的巨大成就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0多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中，党领导人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党和国家的长期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就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三篇：谈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几个问题

文章标题：谈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几个问题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是我们党的根本方针和一贯要求，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结合国内国际新的实际，研究和回答政治思想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才能把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

前进。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不断实践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持续不断实践的问题。

其实，早在建国前，毛泽东在其名著《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已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透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是怎样形成的。他指出：“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并用以指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结束了中华民族屈辱、辛酸、被践踏的历史，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屹立于世界东方了！这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便被中国各族人民普遍接受、承认和尊重。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功，但也因违背它而发生过严重失误。改革开放之初，针对我国政治思想方面存在的混乱，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包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领导全党在新的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一起，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进而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27年来，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与之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国取得了举世惊叹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而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证明了只要把它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改革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就是颠扑不破的，就能不断巩固不断加强。

二、改革不断深化，社会经济及社会思想多样化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早就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但历史发展是复杂的，道路是曲折的。苏东剧变，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我们党指导建设亦曾犯过“左”的严重错误，但我们党纠正了这一错误，实事求是地认识到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吸取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教训，毅然走上改革开放的正确发展道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生活出现了经济成分、经济利益、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发展模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必须看到，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等的多样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所必须的，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同时也应看到，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等的多样化，必然冲击着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其中包括事业观、利益观、金钱观、幸福观、爱情观等以至更高层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必然导致社会思想、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充分认识这些特点，着力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说服力、感召力和战斗力。

一是向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讲清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讲清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就缺乏战胜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讲清我国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引导大家自觉克服原有的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相适应的传统观念。

二是对于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发展模式等等多样化所带来的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分化、观念分化，要十分谨慎和认真地予以关注、把握和掌控，将其限制在适当的和合理的范围之内，以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认识，引导社会全体成员团结一致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是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进一步开展深入细致的、入情人理的正确认识改革、正确对待改革的教育。其中，讲清全局和局部、长远利益和暂时困难之辩证关系，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正确认识对待改革中的得失和眼前困难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更重要的方面则是，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真正情系大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解决各种各样的具体困难。换言之，各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在自己的头脑中真正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自己的实际言行中带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

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才能不断巩固，不断加强。

三、社会思想多样化情况下，尤须坚决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确保我国文化安全

社会思想多样化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伴随着社会经济多样化而必然出现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社会思想多样化，并不排斥、否定社会主流思想的一致性。在当代中国，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社会各新阶层，都有着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利益，都承认、尊重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承认、尊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都认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必须指出的是，只有西方敌对势力、文化霸权主义及其应声虫，才故意否定这一点，故意曲解社会思想多样化，把它一概打上“西化”、“反专制”、反马克思主义的印记，企图借此诋毁我们的主流思想，冲垮我们意识形态的防线，进而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伴随经济全球化、传媒数字化的进展，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但西方敌对势力和文化霸权主义要做的却是让我们“全盘西化”，即要让我们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抛弃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不能不说，这就涉及并侵犯了中国的文化安全。所谓“文化安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安全，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基本内容的意识形态的安全。文化安全，是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社会安全等等在内的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政治、经济、国防、社会安全等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

我们说，文化安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安全，绝不是要把学术上的不同观点、艺术上的不同风格、生活上的不同习俗和爱好等等“泛意识形态化”，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而是说，必须正视、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侵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此，特别要弘扬以下几种精神。

一是弘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公德精神。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军队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党在全社会长期提倡的一种社会公德。作为社会主义公德精神和道德建设的核心，为人民服务既伟大又平凡，可以通过不同层次、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社会每个成员安身立命之本，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存续、发展之动因和根由。弘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公德精神，既可抵制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腐朽思想影响；又可约束我们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

二是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西方敌对势力和文化霸权主义一则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再则就是污蔑我们的爱国主义是“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妄图搞乱我们人民和青少年的思想，摧毁爱国主义这面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和共同的精神支柱，实现他们的卑鄙目的。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结合在一起的。西方敌对势力和文化霸权主义不仅反对我们的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爱国主义；他们还散布文化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他们甚至借口捍卫“民主”和“自决”的原则，公然为“台独”主张和“台独”势力撑腰，妄图阻挠中华民族和平统一大业。因此，必须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树立为中国和人类做更大贡献的决心，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世界进步不懈奋斗。

三是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极其迅猛，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中华民族要搏击时代发展大潮，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原则，大力推进各方面的创新。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必须把它提升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要通过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打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全面提升各界各行各业和整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中国跨越式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有些人觉得，马克思主义已诞生了一个半世纪，这一个多世纪世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一些话今天看来也不全对，现在我们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否有些不合时宜？这种看法包含着许多误解。

诚然，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自身状况也发生了不少改变，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依然是正确的，以及它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深刻揭示，对人类历史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方向的清晰阐明，都是颠扑不破的，依然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坚持。邓小平当初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曾特别阐释说：“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更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着的科学体系。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都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在他们主要活动的国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它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今天我们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要指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亦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科学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能引领我们克服前进道路中的一切困难，排除历史的和现实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各种阻力，胜利地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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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严格坚持及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严格坚持及落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根本制度确定下来，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经验和建设规律的科学总结，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必将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一、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好，是实现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深刻改变世界，是指《共产党宣言》问世170多年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和必然趋势，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0世纪从理想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从一国发展到多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这既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也为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开辟了实践路径。深刻改变中国，是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相结合，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一次次展现出“理论成果”转化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实现伟大飞跃，形成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更加璀璨夺目。

回顾98年的辉煌历史，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腥风血雨中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代代共产党人始终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在党和红军经历长征、刚刚在陕北站稳脚跟的时候，毛泽东潜心撰写《实践论》《矛盾论》，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思考。在改革开放开启的时候，“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成为思想解放的先声。没有哪一个党如此重视哲学思维、思想方法、理论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全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的“定盘星”。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正在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执着努力!”面对复杂的国内形势和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一些人视马克思主义为雾里看花，以共产主义为空中楼阁，忘记了理想信念和使命担当，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和清醒。惟有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使9000多万党员、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更加团结统一、行动一致，成为时代先锋和民族脊梁。

二、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巩固好，是确保国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必然要求。

思想引领方向，方向决定道路。7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事实雄辩地证明，这条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这条道路是党带领人民历经浴血奋战、艰苦奋斗、克服千难万险走出的正义之路，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光明之路，是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发展演进而来并为中国实践所证明了的正确之路，是在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4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的复兴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将迎来发展进步的美好前景，但也会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颜色革命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惟有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咬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不放松、不走偏、不懈怠，才能更好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勇前进。

三、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巩固好，是筑牢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基础的必然要求。

70年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终结了旧中华民族压迫、纷争的痛苦历史，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在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在云南，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等少数民族从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同时，面对一些国外敌对势力千方百计破坏我们的民族团结，还试图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企图，我们惟有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引导树立正确的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才能不断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四、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发展好，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

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发展好。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旁落，否则就会犯无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各级党委必须高度重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好巩固好发展好。

首先要健全党委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制度。在指导思想上，各级党委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工作，以党的理论武装破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确保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在工作机制上，要切实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广大党员干部共同参与的良好局面，有效解决“不敢抓”“没人抓”的问题。在宣传阵地上，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媒体，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把好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确保各类阵地可管可控，决不让错误思想观点存在“法外之地”和“舆论飞地”。

其次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党员、干部特别是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干部，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问责刚性约束，真正把意识形态工作的规矩立起来、挺起来。明确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方向和目标：同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作斗争。在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中培养和淬炼顽强的斗争精神、坚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做到科学预判潜在风险，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再次要不断完善正面宣传舆论引导机制。在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中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各级政府要健全政务舆情收集、研判、处置和回应机制，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及社会热点事件时不失声、不缺位，主要负责人带头接受媒体采访，当好“第一新闻发言人”。积极引导网上正面宣传，阐释党的政策主张和重大决策部署，反映人民伟大实践和精神风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对敌对势力散布的历史虚无主义等一切错误言行“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有的放矢，正面交锋”，不断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通过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把握好时度效，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更好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五篇：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改进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

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改进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7)07-0068-04

为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改进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工作，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于2007年4月14日在北京召开了“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研讨会”。胡代光、吴易风、丁冰、程恩富、颜鹏飞、王振中、杨玉生、方福前、左大培、沈越、王健、白暴力、方兴起、冯金华、刘凤良、吴汉洪、郭殿生等京内外40余名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 李羽中[HT5SS]教授、丁堡骏教授等作了书面发言。针对目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进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现就会议中讨论的主要问题和建议做如下综述。

一、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关于如何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问题。在我国，高校社会科学各门课程教学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不折不扣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在经济学教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理应占据指导地位。然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同志曾在2005年发表的著名《谈话》中则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1]。与会专家认为，刘国光同志的意见是符合实际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丁冰教授指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课程在经济类专业本科生教学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有的甚至只在政治理论课的‘概论’中有所涉及，实际是已被边缘化了；但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课程包括有《西方经济学原理》、《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经济学说史》，课时要比《政治经济学》多得多。这种轻重倒置的状态应予改变。”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指出：“高校本科生基础理论课教学现状令人担忧。政治经济学弱势化、淡化和边缘化；西方经济学强势化、主流化和‘本土化’。根据几所高校经济类学科教学情况的调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教学课时的比例，已经由20世纪90年代的1:1，演变为1:4。后者由一门课（包括宏观、微观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流派）‘膨胀’成为包括中高级宏、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在内的多门主课，并且在教学方法（如双语教学）、论文范式以及原版教材等方面力图全方位‘与国际接轨’。” 辽宁大学杨玉生教授也认为，目前在我国许多高校的各种入学教试中，比如本科生升硕士生，硕士生再考博士生，考试的基础课就是西方经济学，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情况在我们全国高校中是很普遍的。”对于这种情况，专家们普遍认为，这是偏离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教育方针的。

2．关于《西方经济学》教材问题。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目前西方经济学的原版教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我国,甚至一些院校对采用英文原版教材的数量做出硬性要求，或者不加评论地以直接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编写的经济学教材来衡量教学水平的高低；国内学者所编写的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如实客观介绍并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分析和评论的优秀教材己有逐渐削弱甚至被取消的趋势；在国内学者编写的教材中有些还根本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进行分析和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振中研究员指出，当前流行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并不完全科学，有些甚至把经典文献的原意都给歪曲了，如曼昆的书把亚当?斯密的理论歪曲到极点。北京师范大学李羽中[HT5SS]教授指出，西方经济学外版教材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严谨的逻辑结构，在初级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直接用外国教材翻译本进行教学，往往使学生难以从整体上清晰地把握西方经济学的结构和脉络，从而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我国的优秀教材比较注重西方经济学整体的逻辑结构，有助于学生在入学阶段掌握好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次，“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所依据的是西方国家的具体经济体制，所使用的例子都是西方国家的情况。”“如果像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课采用的是西方国家的教材，后续的经济学专业课也采用西方国家的教材，我国的学生学完了经济学的课程之后，只知道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如何运行的，却不了解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怎么运行的。”他还认为，如果这种现象长期继续下去，必将会产生许多不良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胡乐明教授指出，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的内容主要是英美国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容易导致学生误认为这就是唯一且科学的理论体系。

3．关于教学内容问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教学内容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其主要表现就是有些教师只讲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不讲其阶级性；对西方经济学照搬照抄，不分析，不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指出，“现在有一些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和学西方经济学的学生像看待自然科学一样看待西方经济学，只讲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而不愿意谈、甚至不愿意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但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是它有阶级性。这是事实。不仅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这一事实，有的西方经济学也承认这一事实。”他还指出，“改革开放初期高校刚刚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时，一般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评论，只有极少数例外。现在，情况相反。总的倾向是，只介绍，不评论。可是，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不高，辨别理论是非能力不强，相当多的人误把西方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都当作经济学真理来接受。这成了我国经济理论领域思想混乱、西方经济学中有害的东西畅通无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他特别强调指出，“最早尖锐地提出这类错误倾向的是邓小平。他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的盲目推崇。’[2]。邓小平指出：对这类错误倾向的严重性‘确实不能低估’，一定要‘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制止’，否则，‘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3]。”这说明教学内容的问题确是相当普遍而重要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4．关于教师队伍问题。与会专家认为，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目前师资的最大问题就是有些讲西方经济学的老师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指出，有些“海归”学成归来，立志报效祖国，做出不少成绩。但也有些“海归”回国后不了解中国国情，“原汁原味”地讲授西方经济学，且有些是为了回来赚钱，不愿尽心尽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程恩富教授指出，对‘海归’的作用，应当辩证地去分析。从历史上看，我国已经有了三次“海归”潮，现在中国实际上是面临第四次。这些“海归”中多数都是起了很好作用的，当然也有另外一些‘海归’起了不好的作用。有些海归学习了西方经济学，回国后没有重新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然后就用西方原版教材，又以基本肯定的口气讲授西方经济学，结果起了负面作用。陕西师范大学李子猷教授指出，有些讲授西方经济学的年轻教师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太抽象了，不能指导今天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生活，反而把西方经济学看作是我国经济改革中正统的经济学而加以宣扬，致使学生误把西方经济学理论当作我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性理论。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邓海潮教授指出，有些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教师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在课堂上不适当地抬高西方经济学的地位，夸大其作用，甚至把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归功于西方经济学。有些老师胡搬乱用西方经济学，市场神化、产权神化、经济人假设充斥课堂，误人子弟。大家认为这种情况是必须要改变的。

5．关于舆论导向问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科学研究和新闻出版中，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甚至是宣扬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现象屡有发生。有的报刊不追求理论的严肃性，而是片面追求新闻宣传的轰动效应，公开支持这些错误的理论思潮。有的出版物，作为国家权威的科学研究阵地，不仅在理论形式上而且在理论内容上，都去追求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刊物接轨。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的严峻挑战。

二、改进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意见

1．全面理解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强调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说：“绝对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与会专家认为，在西方经济学教学、科研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丁冰教授认为，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参考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合理的观点和方法，而不能本末倒置。他说：“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是就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必须占据指导地位而言的，由于它具有无可质疑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评价就应以此为指导，而不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去取代西方经济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份。但必须明确，这种对西方经济学的借鉴、吸收只是在个别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上；就整个理论体系而言，因为这两种经济学是有原则区别的，或对立的，因此，既不能借鉴，也不能融合。同时也不应要求把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具有普遍真理性，并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以致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而西方经济学只适应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并非普遍真理，并且只代表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我们需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不应该也不宜使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尽管我们对其个别合理的观点和方法也是可以吸收、借鉴和参考的。关于如何贯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方针问题，大家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如颜鹏飞教授建议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应该出台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导向性规定。国家行政学院王健教授建议有关部门制定测评指标，以考核各个大学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2．加强教材建设，规范教材选用上的管理。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应通过规范教材的选用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阐述，带有较强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色彩。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高等学校的任务是培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我们不宜不加批判地选择西方资产阶级原版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吴汉洪教授建议在本科生教材的选取上应以内版教材为主，外版教材做参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徐则荣副教授认为，在《西方经济学》的教材选取上，我们应选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西方经济学进行评价的教材，如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编著的《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刘凤良教授、吴汉洪教授编著的硕士研究生《西方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丁冰教授编著的《当代西方经济学原理》等。

3．改进教学内容。针对全国各高校普遍存在对西方经济学“述而不评”以致于盲目崇拜的问题，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必须对现在高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彻底改变现在普遍存在的对西方经济学不分析不批判甚至盲目宣扬的局面。吴易风教授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评论西方经济学时，要准确理解“批判”和“借鉴”的涵义。他说：“现在，在对待西方学术文化思潮方面，批判和借鉴这两个词往往被误解，被误用。一说批判，往往被误认为是全盘否定。一说借鉴，往往被误认为是全盘肯定。因此，有必要对批判和借鉴的词义正本清源。按批判和借鉴的原本含义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借鉴，就可以避免不是全盘肯定就是全盘否定的片面性。事实上，西方经济学既有因其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造成的局限性，又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对西方经济学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都是片面的，因为它们都不符合实际”。长春税务学院丁堡骏教授认为，高等院校应明确目标、准确定位，安排好西方经济学各层次教学内容。他说：“在社会主义大学课堂里开设资产阶级经济学课程，目的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通过比较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坚定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另一个就是通过学习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科学和有用的成分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他还强调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不同层次的要求，他说：“我们认为，在本科阶段教学中应大大压缩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特别要大大压缩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内容。在本科阶段要侧重讲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要注意对西方经济学各个部分内容进行科学的分析，对其庸俗的成分要进行彻底的批判，对其科学合理的成分要指出在借鉴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在本科教学阶段，不宜向学生灌输更多的西方经济学中、高级教程的内容，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中、高级教程的目的，在于借鉴其科学合理的成分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非刚刚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初步知识的本科大学生所能完成的任务。要把这一任务交给研究生，最好是交给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去完成。”丁堡骏教授还建议，要硬性规定必须讲授统编教材中的批判和评论部分。北京物资学院车卉淳副教授指出，西方经济学在“述评并重”的教学中，“述”就是要原原本本地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介绍给学生，既不能断章取义，也不能“为评而述”；“评”的过程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对其做出全面和科学的评价，既要肯定其合理成分，又要批判其辩护性和庸俗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王振中和左大培研究员指出，在教学中要反复强调西方经济学每一个理论最初的假设的含义并进行科学分析。如果最初的假设有问题，后面的推论就有问题，甚至会带来极大的害处。

4．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当前急需提高西方经济学一线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修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工程，有责任有义务帮助西方经济学一线教师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水平。建议中宣部和教育部，能够发挥组织领导和协调作用，像培训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那样,对西方经济学一线教师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础培训，使他们不断提高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分析批判和鉴别能力。华南师范大学方兴起教授就如何更有效地提高西方经济学教师的素质问题，建议教育部成立西方经济学教师培训中心。中心主要负责对西方经济学教师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培训工作。凡是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的，都必须通过这个培训拿到上岗证才能去讲课。

5．调整课程设置。课程设置是关系到在经济学教学中能否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重要问题。长春税务学院郭殿生教授认为，在课程设置上，在开设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前，可以考虑开设一门类似中国经济或中国经济实践的课程，把现实社会经济运行状况介绍给学生。学生对社会经济生活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之后，再学习经济学，使其上升到理论高度，这样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和判断或许能更深刻一些。张林教授建议，一是增加思想史的教学，让学生把整个经济学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二是开设一些方法论的课程，把方法论上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攻击的那些流派摆给学生，这样对认识西方经济学的缺陷更有好处。丁堡骏教授也建议充实和加强经济思想史教学和学科建设。“读史使人明智”，无论是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客观公正地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需要来看，充实和加强经济思想史教学和学科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门课程可以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也可以使学生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各个理论的来龙去脉，能够科学正确地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

6．加强宣传阵地建设，把握舆论的正确导向。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这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教学中主导地位的重要环节。国家主管部门（包括中宣部、教育部等）应加强对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物的管理，改变目前学术研究和出版物中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泛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发表越来越困难的局面。对于那些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言行，要有必要的责任追案措施。同时，要组织理论力量，对上述错误思想倾向进行严厉的批驳。颜鹏飞教授还指出，要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主导地位和基础学科的考核导向，经济学类以及应用经济学后续研究生和博士生入学课程必须把政治经济学作为必考科目。其他许多同志也认为必须改变目前有些学校在经济学专业的入学考试中，只考西方经济学，不考或少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片面性。对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教师来说，是否公开发表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评论或批判西方学说的文章，也应作为考核其业务水平和能力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J].高校理论战线，2005，(9).[2][3]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44、45.责任编辑：郭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