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改革形势政策

第一篇：高等教育改革形势政策

浅谈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摘要】随着《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出台，中国新一轮教育改革渐渐走上前台。而中国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国家，教育问题随着教育规模的发展也越来越严峻了，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密切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的进程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改革。

【关键词】中国高等教育教育改革《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

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前瞻

当今社会高等教育变得十分普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少进展，特别是高校扩招以来，大大增加了人们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利于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促进了整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刚要》（2010-2020）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但就目前的水平而言，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路还很遥远。原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说：“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因为按照许院士的话，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做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1]

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各项事业改革的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成为高等教育各项改革的关键。改革的总目标是：理顺政府、社会和高校之间的关系，建立和完善政府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新体制。经过几年的努力，高等教育在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乃至高校内部的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在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之后，2000年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又行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大学。2000年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意见》，提出，从2000年起，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实现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

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学生生活后勤改革。在对新建的学生宿舍及其他后勤服务设施的资金投入方面，应坚持主要依靠并充分利用社会的力量和资金的方针；中央和省、市人民政府，还应区别情况，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所有学生宿舍及其他后勤服务设施，均要采用新机制经营、管理。在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方面，也已经迈出了较大步伐。现在全国所有高校招生均实行“并轨”改革，即所有新生不再分为国家的任务和调节性计划两大类，都按同一类录取，并且缴纳学费。学校为贫困生提供贷学金。在学生就业方面，随着劳动人事制度的完善，目前主要实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就业办法。并将逐步实行除定向招生和享受定向或专项奖学金的学生，按规定方向或合同就业外，其他毕业生基本实行在国家政策指导下自主就业的制度。研究生教育得到空前发展。[2]

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路径

中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很大距离，那么必须走出自己的改革步伐才能紧跟上世界的潮流和趋势尤其是应该步入现代大学制度的行列中。西方的现代大学制度产生于11世纪的教会学校，成熟于13世纪。而中国的现代大学的建立以1928年的国立清华大学的建立为标志，尽管起步很晚，但是起点很高。因为其从开始之处就与西方大学的根源一致，那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原则。而1949年之后，尤其是从1952年的院系调整之后，中国大学便慢慢剥离掉现代大学的内容和形式。尽管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大学还远远没有世界一流，或者说水平相去甚远。所以，必须在当前的情况下努力找寻出高等教育改革的路径，在众多的路径中探索可行的选择。

路径一：西南联大模式。西南联大，是西南联合大学的简称。这是一所与抗战共存亡的学校，历时八年多。它的存在具有时效性但也具有借鉴意义。原因之一就是现在很多教育学者谈论和探讨的话题，这说明其存在的意义影响深远。这所学校在当时和现在来说都是成功的，尽管它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的。但没有一个校长，只有三个原来的校长作为委员，他们分别是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

西南联大的成功来源于其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吻合[3]。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是其两个基本特征。据当时的政论周刊《观察》评价其为“民主传统，宽容精神”。这些也得益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制度对于学校的约束不是很严密。再者，就是教授群体的庞大，陈寅恪、朱自清、刘文典、钱锺书、费孝通、潘光旦等等当时的大师级人物汇聚在西南联大。这个教授群体教育出来的学生既有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自然科学家，也有何柄棣、王浩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更有如殷海光这样的具有自由气质的思想家。西南联大的成功具有时效性，历史

不能重演。但其成功的精髓值得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借鉴，但不会成为一种可行的路径选择。

路径二：C9高校联盟模式。据10月1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内9所顶尖大学的校长们在10月10日至12日齐聚复旦大学，参加他们一年一度的联谊会。不仅是老友间的叙旧，他们更为一项重大的使命而来。在民众普遍对高等教育的办学质量不甚满意的情况下，校长们此次探讨一个雄心勃勃的话题：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

本次联谊会提出了中国大学的“中国模式”，但存在与否存在质疑。这就所学校都是211工程院校和首批“985”建设高校。但无论如何都是体制内的大学，这九所大学的联名希望走出当年的西南联大的气候是不可能的。这九所高校尽管占据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大头，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但是按照现实的眼光来看，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钱学森之问”的难题。不过，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可以探索的一条新的路径。

路径三：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可以看做是教育领域的“洋务运动”。从最初的京师同文馆开始算起，随后，便是西学东渐的教会大学进入中国境内。今天，很多高校的前身无不是当初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等等一批教会大学。现在，新型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风起云涌，项目和机构纷繁无杂。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03年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之后出现的。

这种办学模式能够吸引国际上先进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世界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消化不良”乃至“不土不洋”的现状。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监管漏洞的缺失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在很多情况下，出现了盲目引进教育资源的现象，这自然跟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风气有关系。但中外合作办学毕竟是新鲜事物，对于这样的一种新鲜事务，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挫折。

但在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教育主权第一的原则。否则，教育主权的旁落将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当然，强调教育主权不是要对其加强行政化、官僚化进程。只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进行宏观的指导和规划，让其走上正确的道路。

路径四：南方科技大学模式。据10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9月30日正式开工，55名应聘者参加了首批教辅、行政岗位的公开招聘考试。位于深圳的南方科大因国际化办学理念和“教授治校”模式一直备受外界关注，希望可以从中探索出中国高教改革之路。然而，南科大筹办3年半仍未获教育部正式批复。

南方科技大学，深圳，朱清时。这些字眼无不与改革联系在一起。这个借鉴隔壁香港科技大学的新型大学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但在这个“行政化”重重环绕的国度进行“去行政化”改革，的确是比较困难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假如南方科技大学能成功，将会给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那就是国际化理念和教授治校模式。这也是“大学独立”的要求之一。假如南方科技大学能够坚持这样的路线走下去，走好，那么，深圳将无愧“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称号。

五、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之我见

教育产业化，是指运用现代产业发展机制和管理方式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办学方向社会化和办学投入产出效益化的过程。

政府在高等教育的改革进程中也有一定的责任。作为高等教育供给主体之一，政府不仅需要在财政投入、制度和管理水平上努力提高，还需要强化市场意识，并在宏观上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全面的规范和引导。

首先，需要加强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大财政投入，优化配置，整合各种教育资源，搭建强有力的高等教育平台，能够发挥显著的引领作用，从而有效地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稳定发展。

其次，要不断的调整知识结构和教育模式，满足社会的有效需求。高等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直接为社会输送各类高层次人才和服务，因此必须与市场保持紧密的联系。而我国传统高等教育存在的与市场需求联系不紧密、办学模式封闭滞后等弊端，导致其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态势，无法满足社会有效需求的变化。因此，政府必须洞悉当前社会的需求发展态势，审时度势，不断对高等教育的知识结构和教育模式进行调整，从而引导高等教育保持正确的前进路线。

再次，可以建立现代产权理念，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从产权理论的角度来看，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我国高等教育取得快速发展的前提。政府和高校的关系并非不可变化，应该看到，由传统政府控制型向政府管理型转变应是高等教育改革目标之一。因此，建立现代产权理念，实现高校所有权和办学权的分离，使高校成为具有经营自主权的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主体，既是重构政府和高校关系的契机所在，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

最后，要建立严格的准入、核查和激励制度。随着高等教育领域向社会（私人）资本开放，使得某些院校的办学规模、质量等指标没有一个严格而统一的标准。因此，政府首先应设立一定的门槛，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及配套措施，对高等教育供给主体进行资格审查，并在其提供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实行有效监督。其次应对其提供的高等教育产品进

行全面评估和核查，保证质量，提高消费主体的竞争力。第三，建立合情合理的激励制度，通过诸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或者其他市场化手段对提供优质高等教育服务和产品的供给主体予以奖励。

现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供给和需求的发展不平衡，单一的供给无法满足日益多样化、多层次的社会需求。高等教育资源的这种短缺具体表现在其供给数量的匮乏和供给质量的缺陷两个方面。

现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因此，不论是政府的投资还是社会投资，高等教育的供给主体不能够简单的孤立开来。高等教育改革需要更多的社会（私人）力量的参与，需要多元化的供给来使高等教育有更好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高等教育向着一个更高的层次发展，使我国的教育水平得到更好的提高。

参考文献：[1]人民日报

[2]《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3]谢泳著：《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年4月10日

第二篇：形势与政策-浅谈中国教育改革

浅谈中国教育改革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人才”这就是“钱学森之问”。杨振宁教授认为要把我国最高的研究水准提上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学问是要有传统的，这个传统是要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的，对于科研的发展不能着急，学术的前沿、第一流学术的发展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成功的，在外国是200年，至少是100年累积起来的，因此中国需要慢慢来。

杨振宁教授之所以会进行如此解读，其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制度上。要解决“钱学森之问”当务之急是对现行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然而教育改革是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我认为当今教育存在一下主要问题：第一，从教育的观念和定位上说，我们现行教育有很强的功利性倾向，初等教育以升学为目标，高等教育以就业为目标，而不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以潜能的发现和培育、以思想和科学的追寻为根本教育观念，这是教师无心专注教学和科研、学校热心项目和赚钱的重要原因。第二，从教育教学的评价体系上说，我们现在的初等教育以分数排名、升学率、重点学校升学人数为考评标准，老师因而也以此来要求和引导学生，只关注学生的分数，而不注重学生潜能的挖掘和培养，不注重学生健康的心理和人格的塑造，不注重学生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实践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培养；而我国现行高等教育对教师和学生几乎都是以课题的数量和金额、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级别、社会兼职与活动能力为标准，这样导致老师和学生都疲于拿项目、搞课题、发论文、做活动，因而老师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没有心思来教育学生，学生也没有心思潜心阅读、思考和实践，这也进一步导致了中国教育的心浮气躁和急功近利的风气与氛围。第三，从教育的方式说，我们现在初等教育几乎都是整齐划一的灌输式知识教育，基本上都以分数和升学为目的，缺少多种多样的教育模式和对特殊潜能孩子的特殊教育，孩子的教育成长模式单一。第四，从教育的主体上说，一方面，我们现在以政府主办的学校为主要教育阵地，却缺少对民间教育学校、职业教育的足够重视和支持，导致我们教育样式、种类不够丰富、掌握技能的人力资源短缺等问题。

“在教育改革中，制度变迁不仅与教育改革相伴而生、相辅而成，且自始至终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制度决定着教育的发展状况，教育的诸多问题可以归结为教育制度问题。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任何教育制度都不是完美的，都是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的；也不得不承认任何教育制度的改革都必须走科学地改革和发展之路。

对于教育改革，我们不能用搞革命的形式改革，不能搞“全盘西化”，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状进行有目标、有规划的“延伸创新”的改革。我们要一步一步探索适合中国的教育发展模式。针对目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我对于教育改革提出以下具体建议：第一，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和教育观。人才应该是受到积极教育引导而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第二，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方式和制度。，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生禀赋和兴趣爱好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的性格、情感和认知能力都是有差异的，因此需要因材施教，对于不同成长阶段采取不同的科学教育目标和方法。第三，进行科学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教育改革的内容应该包括教育观念、教育活动、教育体制、教育机制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教育观念是指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思考；教育活动是指人在教育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方式，包括教育活动的内容、主体、方法和过程等；教育体制是指教育机构与教育规范即制度的结合体，包括由各级各类教育实施机构与一定的规范相结合所形成的各级各类教育实施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教育机制是指教育现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

中国教育制度改革是解决“钱学森之问”关键所在，但是中国教育改革要一步一个脚印，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间，上文提出的教育改革建议也应该顺应中国基本国情，这样才能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实质性发展。

第三篇：高等教育改革

摘 要：供给主体多元化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政府应从过去的单一供给主体转为供给主体之一，与其他供给主体平等竞争。此外，政府作为供给主体，不仅要进一步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更应从制度和方法上对高等教育供给整体进行管理和监督，使其能够满足社会有效需求，推动高等教育的发展。关键词：高等教育改革；公共产品理论；改革路径选择；供给主体多元化公共产品理论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最初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它是为适应国家干预经济的需要而确立的，从理论上说明了政府行为是与市场经济活动融为一体的。所谓公共产品，是指在消费上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萨谬尔森对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是：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

高等教育，无疑是国家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天之骄子，也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希望之源。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许多问题也使得我们困惑不已，如扩招后教育教学质量的滑波问题、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等。面对社会的质疑，高等教育改革何去何从，业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高等教育作为一种适度规模下的公共物品（也有人称为准公共物品或者俱乐部公共物品），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利用看得见的手去介入、影响和校正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路线和目标，使其向着有利于社会进步、国家强盛的方向发展。

一、基于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下的高等教育特征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少进展，特别是高校扩招以来，大大增加了人们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利于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促进了整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1.高等教育的公共特质。不同教育性质的确认，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如厉以宁从供给主体和教育经费承担方式来看，认为我国现行教育产品有以下五种类型：具有纯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如义务教育）、基本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如政府投资提供的各类学校教育等）、具有混合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如某个组织为自己的成员设立的学校或培训班等）、基本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教育和具有纯私人产品性质的教育。王善迈从教育属于非营利的公共部门出发，认为教育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或混合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义务教育属于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属于混合公共产品。劳凯生则认为，从教育非垄断性质、公共产品与市场的关系、产品的竞争性和可分性程度来看，教育这种公共产品可以进一步转化为私人产品或准私人产品。高等教育属性的确认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政府是高等教育唯一的供给主体，且完全承担教育经费，此时的高等教育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第二阶段，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主体和经费承担方式的变化，使得高等教育的性质也相应改变，具有混合公共产品的特点，我们可称之为准公共产品。所谓准公共产品，是指不严格遵守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即高等教育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是却可以轻易地做到排他。例如，高校向学生收取一定的费用，来为特定的群体提供产品和服务。

这些产品和服务在一定的规模下（学生数量）具有良好的外部效应，但是超过一定规模后，必将发生拥挤效应，从而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因此，我们又可以称之为俱乐部产品。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具有公平性和正的外部效应。所谓公平性是指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它是面向社会全体成员的，每一个人均能够享受这种产品和服务。如早期的高等教育，通过公平竞争（高考）被择优录取的考生能够免费获得这种教育的权利；当前的高等教育同样需要通过公平竞争（高考），才能够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不过教育经费不再由国家承担。正的外部效应是指个人获得高等教育之后，不仅个人受益，而且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如从知识传递的贡献来说，它对于提升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弘扬本民族文化、传播人类科技和文化知识、提高大众的民主意识等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如表1所示。

2.高等教育的经济特质。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会产生巨大的效益。首先，个人精神层次的提升（精神收益）和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社会收益）等等，这些无形的收益是无法具体测量和估算的。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也具有相当的经济特质，具体表现为：(1)新的增长点。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手段乏力，什么才能够成为我们社会新的增长点？显然，高等教育无疑处于声名显赫的位置。这在世界经济和教育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多项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家庭储蓄的首选目标是用于子女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投资，正是这一具体国情强化和放大了高等教育的经济特质。对此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早在1999年2月19日《经济学消息报》中就提出，若三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增加一倍，且新增学生一律实行全额自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他费用每年4—5千元，则届时高校每年可多收学费200亿，其在校消费约为40亿。再考虑这笔钱所带动的间接消费，用我国的投资乘数来计算，这240亿可拉动近1000亿左右的投资与最终消费。在笔者看来，此观点可信度多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高等教育确实能在短期内大大拉动国内消费需求，刺激短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居民具有对高等教育经费的支付意愿和能力，这就使得高等教育成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点有了可能。(2)产业化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势头迅猛，特别是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高校扩招重大决策后，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据教育部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在校生数211210万人，居世界首位。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是马丁·特罗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创立的，他分别将15％和50％作为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即将毛入学率低于 15％的高等教育称为精英教育，在15—50％范围之内称为大众化高等教育，而在50％以上称为普及化高等教育。我国巨大的高等教育需求和相关数据表明，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已到来，为此很多学者提出了高等教育产业化发展的口号。所谓教育产业化，是指运用现代产业发展机制和管理方式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办学方向社会化和办学投入产出效益化的过程。尽管教育产业化问题见仁见智，争论很大，但事实上，当前在我国还是有具体表现的——主要就是利用社会闲散资本兴建并经营大学城、职业院校、二级学院以及民办高校等，并允许营利的一系列行为。

二、政府在高等教育改革进程中的责任 作为高等教育供给主体之一，政府不仅需要在财政投入、制度和管理水平上努力提高，还需要强化市场意识，并在宏观上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全面的规范和引导。1.加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大财政投入，优化配置，整合各种教育资源，搭建强有力的高等教育平台，能够发挥显著的引领作用，从而有效地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稳定发展。以“211工程”和“985工程”为例，政府集中资源对部分基础好、水平高的高校进行重点建设，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模式的成功尝试。这两大工程很好地实现了通过重点建设进而推动整体发展的战略构想，较大程度改善了高校的办学条件，提高了高校培养高层次创新性人才和进行高科技开发的能力，一批重点学科已成为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主要基地。

2.不断调整知识结构和教育模式，满足社会有效需求。高等教育作为专业教育，直接为社会输送各类高层次人才和服务，因此必须与市场保持紧密的联系。而我国传统高等教育存在的与市场需求联系不紧密、办学模式封闭滞后等弊端，导致其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态势，无法满足社会有效需求的变化。因此，政府必须洞悉当前社会的需求发展态势，审时度势，不断对高等教育的知识结构和教育模式进行调整，从而引导高等教育保持正确的前进路线。

3.建立现代产权理念，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从产权理论的角度来看，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我国高等教育取得快速发展的前提。政府和高校的关系并非不可变化，应该看到，由传统政府控制型向政府管理型转变应是高等教育改革目标之一。因此，建立现代产权理念，实现高校所有权和办学权的分离，使高校成为具有经营自主权的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主体，既是重构政府和高校关系的契机所在，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内在要求。

4,建立严格的准入、核查和激励制度。随着高等教育领域向社会（私人）资本开放，使得某些院校的办学规模、质量等指标没有一个严格而统一的标准。更有甚者，仅仅把高等教育当成自己的摇钱树，只重视自己的经济效益，一切向钱看，最终会导致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遭到社会的质疑，从而失去公信力。因此，政府首先应设立一定的门槛，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及配套措施，对高等教育供给主体进行资格审查，并在其提供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实行有效监督。其次应对其提供的高等教育产品进行全面评估和核查，保证质量，提高消费主体的竞争力。

第三，建立合情合理的激励制度，通过诸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或者其他市场化手段对提供优质高等教育服务和产品的供给主体予以奖励。

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困境分析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供给和需求的发展不平衡，单一的供给无法满足日益多样化、多层次的社会需求。高等教育资源的这种短缺具体表现在其供给数量的匮乏和供给质量的缺陷两个方面。

1.人口基数过大。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显旺盛。尽管近几年来，高等教育获得了快速壮大和发

展，但相对于我国过大的人口基数，仍然显得有些供给不足。笔者参阅教育部相关数据，总结了我国2003。2006年的高考招生数据，如表2所示。由表

2可知，虽然2003—2006年高校招生名额增加了150万人，但是随着报考基数的增加，高考毛录取率却下降了6个百分点，因而2006年就有 420万人得不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可以预见在未来五年之内，毛录取比例在达到人口峰值之前还有可能下降，还会有更多人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笔者认为，庞大的人口基数是造成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之—。

2.低质供给和知识结构的错位。高等教育供给不足不仅包括数量上的供不应求，还包括质量上的低质供给以及知识结构上的错位，导致该资源供给无效或者低效，进一步加深了其供给不足的程度。首先，由于消费高等教育资源的绝对数量不断增加，从而使得拥挤效应的发生率大大提高，出现了规模低效的现象，使得教育资源的消费质量大打折扣，主要表现在教师总量不足、组织管理水平落后、教学事故发生率（诸如旷课等）提高等方面。据有关部门对99所高校外语教师情况调查，周课时一般为14节以上，其中20 —29节的占教师总数的32％，30节以上的占5.4％。而据研究外语教师周课时在8节左右最为适宜。班级教学规模膨胀过快，合班上课，一两百人上大课现象增多，教师组织教学难度加大，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3.高投入和低产出的矛盾。2006年8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一项由8777人参与的调查，结果显示，34.7％的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高等教育的消费不仅具有抽象的精神收益，还有看得见的经济收益，因此我们就无法逃避对其投入产出进行比较分析，也就是说要看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是否大于（或等于）预期。许多教育经济学家在一般教育投资和高等教育投资等方面作过深入的研究，也给出了不同的估算值。表3是关于不同收入国家对于不同类型的教育投资社会回报率及个人回报率的估算。从表3可以看到，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都是非常高的。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不同国家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率随着其收入高低呈递减趋势，也就是说，收入高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比低收入国家普遍要低。这说明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的收入越高，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将逐渐减低。换句话说，假定投入（不计机会成本投入）一定，抛开其他诸如知识结构、专业设置不合理等不利影响，当前中国对高等教育投资的产出是低于其预期水平的。

四、我国高等教育供给主体多元化的改革路径选择 由于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特性，供给高等教育的产品和服务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我国传统的计划指派特点以及人们对政府的强烈信任，更使得政府当仁不让地成为高等教育供给的核心力量。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政府供给并不等于政府生产。政府供给。可以通过政府直接生产和委托社会（私人）部门生产两种方式来提供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

1.政府直接生产。所谓政府直接生产，是指政府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对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进行直接生产。根据我国历史现状，政府对高等教育的供给可以划分为两种形态：

第四篇：高等教育改革理论心得

近年来，无论是高等学校或是普通中等学校，先后陆续地进行名目繁多的教育评估，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提起检查、评估，教育界的人士并不陌生，它们不仅给学校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影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而且伴随检查与评估而滋生的不正之风，给教育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在各种检查和评估活动中，义务教育达标检查无疑是影响最大的，它

不仅涉及面最广，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最长。

众所周知，义务教育起源于欧洲，最早德国于1619年就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到20世纪初欧美国家大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实施年限不同的义务教育。目前，发达国家都是实行巧年的义务教育，甚至连我国的香港和澳门也都实行了巧年的义务教育。因此，义务教育是国际规范的法规和政策，它具有特定的内涵，不能随便使用。义务教育是由英语的compulsory edueation一词翻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强制性的、强迫的或被强迫的教育。强迫谁呢?义务教育主体双方都要受到强迫，即政府和受教育者或其监护人。按照义务教育法，政府必须为受教育者支付全额的学费，而受教育者或其监护人，必须保证完成义务教育，任何一方违约，都将承担法律责任。真正的义务教育法，政府与受教育者或监护人是对等的，而我国早先的义务教育法是不对等的，政府拥有权力，而不履行义务。当然，政府方面也许会说国情特殊，但就不该使用国际规范的“义务教育”这个名称。

值得注意的是，自1993年开始的义务教育达标检查和评估，是认认真真地走过场，虽然教育部向全世界宣布已经普及了义务教育，可是国际上并不认可，他们批评说，中国的义务教育法“形同虚设”，“是把国家本应投资的学费转嫁到民间”。由于对这种不实事求是的评估没有总结教训，错误未能得到纠正，所以各种假评估的做法越演越烈。最典型的莫过于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不仅广泛受到关注，也普遍受到批评。

前车之鉴是一句告诫人们要总结和吸取教训的成语，它是说前面的车翻倒了，而后面的车不能再重蹈覆车之辙。如果说我国过去的教育评估搞砸了，那么今后的评估应当吸取前面的教训。可是，我们的教育似乎并没有吸取教训。这几年，在基础教育领域里，又开展了内容涵盖很广的督导评估。8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教育督导与评估工作的意见》的通知，8月，又印发了《中小学体育工作督导评估指标体系》的通知。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各式各类的督导评估。这些评估都与明确的功利目标挂钩，如示范学校、合格学校、“普九”达标学校、普通高中星级评估、卫生达标创星工程、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依法治校合格学校，等等。案例中披露，一个基层学校在9至11月的3个月中，要接受12个内容各异的检查与评估，平均每个月要完成4项评估。试想一下：面临如此之多的检查和评估，学校领导哪还有精力抓工作，教师何以能安心备课教学，学生怎能静心学习?对此，学校反映说，这种检查严重地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不是促进而是帮倒忙!

过去检查和评估的一般程序是，教育领导部门提前发出检查的通知，规定检查和评估的内容，而下属学校都要成立专门迎检小组，制定和部署迎检的计划，甚至还要写出规范的迎检欢迎词。由于各种评估太多太滥，所以各个学校都有了应付检查的办法，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人形容说这种评估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也就是说上面各领导部门都要向学校下达检查和评估的任务，使得学校不堪重负。这种穷于应付的检查和评估，必定导致走过场，甚至弄虚作假。

教学检查和评估，作为教育管理工作的一种手段，如果正确地使用，是具有一定的督促作用。我们质疑我国过去所进行的教学评估，并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教学检查与评估，而是不赞成运动式的、行政化的、劳民伤财的和不真实的各种检查与评估。经验表明：运动式的检查，必定是一阵风，正如群众说的，运动来了一阵风，运动过后无影踪。同时，检查过多，多则必滥。如果评估过于功利化，也必然导致弄虚作假。这些都是前车之鉴，不可不牢牢汲取，以防重蹈覆车之辙。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检查与评估呢?根据国外的经验，为了适时地、真实地反映教学工作的状况，应当采取独立的、随机式的和非功利化的检查与评估。首先检查和评估必须去行政化，实行独立的检查与评估。所谓独立的评估，是指建立独立的教育检查与评估机构，既不隶属于教育行政部门，也不受他们的指挥与支配。这种机构由懂教育的专家和高素质的专业人员组成，他们具有较高的法制和公平意识，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能够按照教育与管理规律办事，不受贿、不拘私、不讲情面，他们只受法律和职业道德的监督与制约。这样就避免了一些领导的官本位主义，为了炫耀自己的政绩而自吹自擂，甚至弄虚作假。

其次是随机式的检查与评估。这种检查与评估，是由独立的评估机构设计出科学的评估体系，事先不

发通知，不公布检查的项目和内容，由独立的评估机构掌握并对受查学校进行随机调查，作好检查的记录。也许，一次的检查不足以说明一个学校教学工作的全貌，如果把一年或几年的随机检查统计出来，其综合的调查结果就具有客观性、代表性和科学性。

再次是非功利化的评估。这种由独立评估机构进行的评估，不设定评估的功利性目的，既不划分等级，也不颁发奖励，只公示独立评估的结果。这种公示的信息，对于所有的单位都是公开的，也是公平的。至于这种评估的信息有何用处，各部门和各单位，都可以根据需要采用。例如，教育部门可以据此评价学校的水平，甚至划分学校的等级；人事部门可以据此录用人才；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满意的学校；各专业部门，也可以据此评价学校某方面的工作。这样既能反映学校的真实情况，又避免了多头检查与评估，大大减轻了学校的负担。

学校的中心任务是培养人才，因此学校的检查与评估工作必须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千万不能面面俱到。上面提到的某学校接受的13个项目的评估，如普法、敬老、廉洁文化、卫生安全、全员德育、民主评议行风、绿色生态区等，似可不必单独进行检查与评估。教育评估应当重点围绕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领导作风，教师的水平与职业操守，学习的风气与教育质量等。那种事事都要检查和评估.事实上是不相信办学者的表现，是不尊重他们独立自主办学的权利。检查与评估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我相信，一个学校只要有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有了坚强有力的领导，有了良好的学风，那么其他许多日常工作都可以带动起来，何必搞那些劳民伤财的不真实的检查与评估呢?

第五篇：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及其未来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及其未来

发布时间：2011-04-20 08:55:59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中国高等教育在量上有很大的成就，这些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本次讲座主要谈一些批评。

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主要是从上世纪90年代高教改革以后开始的，尤其是1998年扩招以后。现在的状况是，高等教育不仅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大师，更严重的是，高等教育已经开始拖累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浪费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才。高等教育的成败必将影响到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中国文明的进程。

现在整个社会有一个共识，就是高教要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希望，但是关于高等教育究竟怎样改革却没有共识。这么多年，高教改革措施不少，但却有“越改越坏”的趋势，很多人对高教改革已经失去了信心，觉得“既然越改越坏，那不如不改”。

实质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不能单从高等教育本身来看。因为高等教育只是中国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高教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而是其他制度的一个衍生。因此，如果不能从总体制度出发，就会既找不到高等教育问题的症结，更难以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对高等教育改革的评价及其改革的建议，需要区分三类不同性质的问题。

第一类是发展性的问题，表现为教育本身的种种不足，如师资力量不足、教育和科研经费不足等；第二类是体制性问题，表现为资源的配置、激励机制、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等；第三类是政策观念问题，表现为混淆高教改革和一般的社会经济改革，以经济改革的方式推进高教改革，将市场化作为高教改革的方向和手段。政策观念问题经常导致改革观念的错误导向，政策的错误导向进一步使高教改革误入歧途，改革越多，问题越重。

这三类问题都会影响到中国高等教育的表现，但是它们需要不同的诊治方法。基于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以及中国社会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从长远来看，第一类问题不会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这类问题不具有本质性，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发展得以解决。相比较而言，后两类问题更加严重，是体制性和方向性的问题。增加投入可以逐步解决第一类问题，但是不能解决后两类问题，所以后两类问题应该成为我们评价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切入点。

一、高等教育体制问题及改革方向

一般从三个方面来评价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包括体制、人才（产品）和知识创新。体制的治理过程、人才培养过程和知识创新过程构成了高等教育三个有机的方面。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高教和其所依赖的官僚体系之间的关系，即高校和外部的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二是高教内部的管理体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过去建立的苏联式的高等教育体系经历了很多改革，但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并没有重大的突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外部管理体制的关系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和政治的关系，一是和经济的关系。

（一）高等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

1．政治化与行政化

在中国，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府对高校的政治控制和管理导致了高校的行政化、高校领导的官僚化、高校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政治化。中国的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首先是政治人物和官僚，而不是教育家，主要表现是高校的高级管理人员与官僚体系接轨。这就表明高校首先是个政治官僚单位，而非教育科研单位，这也决定了高校领导最重要的议程就是履行行政职务所赋予的政治任务。

第二个负面的结果是作为行政官僚和政治人物，高校领导的任务就是“不出事情”——“维稳”。从这个角度看，高校领导的任务和其他政府官员的任务没有什么两样。这样的结果就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根本不可能提上高校领导的工作议程。

第三个负面的效果是人为制造的纠纷不断。政治的主要任务是控制，教育部门要控制高校，书记、校长要控制院系，院系要控制学生。除了正式的控制机制之外，还要利用人际间的斗争，党政间纠纷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环境下，对教师和学生来说，“搞关系”要比努力做学问、用功读书更重要。

2．商业化

大学校长、书记不仅是政治人物、官僚，而且还是商人或企业家，但不是教育家。因为从财政上来说，国家的教育投入不够，虽然许多年前国家就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要达到GDP的4%”，但这一目标到现在仍没有实现。过去十多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为什么教育领域的财政投入没有相应地增加呢？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校长、书记要去搞项目，教育需要产业化、扩招，这些都是商业行为。校长、书记对大学的管理就像官员对经济和企业的管理一样，拼命追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不是履行高校应有的人才培养、传播和创造知识的功能。当行政化、政治化和企业化主导高等教育运作的时候，高校最重要的品质和功能反而就成了现行管理体制的载体。因此，高教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现在的政府对高校的政治控制如何影响高校的运作？高校和商业世界关系应该怎样？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思考。要改革高教体制，就必须去政治化、去行政化、去商业化。

（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

1．去政治化

去政治化，就是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要从政治式的控制转变成法治式的管理。要求高校完全没有政治性，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各种制度下，政治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高教和整个教育系统。

实际上，现代社会的教育系统承担着很多政治功能，中国的问题不在于高教的政治化，而在于政治控制，教育体制变成了政治控制的工具。政治控制的特点是随意性和主观性，所以高校管理完全取决于“人”。在总体政治控制的过程中，往往有一部分人政治化了，例如高校的校长。校长本来应该以自己的专业谋生，追求的是专业知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中国的校长和书记依靠政治谋生，普通教育工作者也依靠政治谋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的学者不是因为学术而出名，而是因为对政治的批评而出名。

关于去政治化的改革措施，中国可以从欧洲的“教教分离”(教育和教会分离)中学到一些经验教训。近代的大学最初是从教会发展过来的，高等教育机构原本是教会的一部分。欧洲的教育和教会分离过程很长、很痛苦。现在欧美大学实行的“终身制”，就是欧洲最初为了保证教授、学者不会因为宗教见解不同而被解聘的制度。教会与教育的关系经过长期的演变才成为西方国家今天的情形。所以中国必须从政治控制转变成法治式管理，在法治之下，让政治和教育找到一个平衡点，让政治和教育达到双赢。

2．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就是让高校系统从国家的官僚系统中脱离出来。由于政治对高校的控制，高校内部的管理不可避免地和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具有同质性（尽管与其他行政组织比较，高校组织结构还是比较扁平的）。实际上，在高校设置行政级别完全没有必要，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高校有部级、副部级的设置，行政级别不去除，就很难改革高校系统的政治化、官僚化行为。更严重的是，这种制度“有效地”淘汰了真正的领导人才和管理人才。新加坡现在一共4所大学，3所大学的校长是外国人，只要是人才，新加坡就使用。如果新加坡也强调行政级别，就完全没有

办法做到全球招募人才。

3．去商业化

高校还需要去商业化。现在校长、书记、院长甚至学生都要去拉赞助，高校变成了商场，“能否搞到钱”似乎成为很多大学衡量成败的价值标准。“钱搞得越多越有价值”，这实质上就是GDP主义在大学的延伸。如果仅仅是经费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但是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高教系统对金钱的追求已经变成了一种商业文化。很多中国大学的基础设施连发达国家的学校都难以比拟。

中国高校教育内部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国外教育机构之间和机构内部拥有资源数之间也有差异，但是差异不大。中国的高校，一面是外部政治体制不让它自治，另一面则是内部财政管理制度的高度分权化，结果就变成了“谁有本事，谁去弄钱”，各个院系在赚钱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到了极致。

就这方面的结果而言，中国的高校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赚钱的工具，而生产功能，即人才培养、知识创新不再重要。中国高校这种逐渐商业化的状态不纠正，即便经济怎么发展，国家财政给高校多少钱，都难以做到高校的去商业化。当这种做法变成一种文化后，就很难再纠正了，而这个趋势发展得非常快。

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问题

高等教育可以理解为一个生产过程，其产品就是人才。这方面存在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高等教育的产品在国家总体经济社会生产中的定位，二是生产人才所需要的资源。在任何国家，高等教育的首要目的都是培养适合社会经济生产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合格的师资力量、合适的教材和课程以及相应的科研设备。

1．高等教育和产业发展脱节

中国高等教育目前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不高甚至大量失业，同时又没有能力培养中国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工人。结果就出现了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企业又找不到有用人才的现象。这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产业提高附加值的能力。我到珠三角做过很多次调查，发现那里大部分企业三十年以前就开始用农民工，三十年之后还在用农民工。国家应该有紧迫感，为什么三十年了还都没有变化？亚洲“四小龙”，尤其是韩国和新加坡的产业十年就升级一次。中国产业得不到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不到位。中国的教育是世界上最“产业化”的，但是中国的教育和产业根本没有关联。高教和产业发展严重脱节，其关键是高教改革的定位错误。中国的工业化仍然处于早期，相应地应当参考发达国家的早期，尤其是德国和日本，还有“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时期的高教模式。但是中国有关部门制定高教政策时参考的却是发达国家现在的模式。

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没能培养出有用的人才，反而演变成一个人才浪费的过程。我观察到大学生和农民工工资拉平的现象，这肯定是个不好的现象。不是说农民工不如大学生，而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失败。

2．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不合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一直不合理，高校合并过程中各个地方“求大求全”，似乎是规模越大教育质量越好。这种学校规模越大、教学质量越好的思想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据说是领导人从国外考察得来的，但是国外找不出这样的例子。大学不是规模经济，很多优秀的大学都很小，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很多学科都没有，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美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个人认为，中国高校这种“求大”的风气主要是向国企改革学习的，但只学了国企改革的一半。朱镕基总理上台后，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就是“抓大放小”，我觉得经济改革很好，很有效。高校改革者把大学也看成了国有企业，“抓大”，把一些高校硬拼在一起做大。人家企业有“放小”，但是高校系统没有“放小”，如果高校当时有“放小”的过程，我想今天的格局也不会是这样。高校合并做大的结果导致教师质量跟不上，学科建设跟不上，科研设备跟不上，师资即人才的软件跟不上，很多学校合并以后问题一大堆。“抓大”之后高校尤其领导班子很难整合，不团结，很多学校

现在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高校“抓大”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追求行政级别的升级风，造成千篇一律的综合性大学，有特色与专长的技术学校受到了漠视。在毛泽东时代，为了满足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的目标，中国实际上建立了一整套以培养学生技能、技术为主的教育系统，很多专业学院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但是，现在这个系统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从工业化和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来说，中国确实需要这些培养专门技术的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学西方先进经验，但是只看到综合性大学，忽视了专门学校。其实美国有些专门学校的学费比哈佛还高，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收入比哈佛的学生还高。意大利现在是欧洲中小企业发展最好的国家，这和它有众多优良的技术学校培养专门的人才有关。中国现在的情形是高端技术有一点，低端技术很多，中间的技术缺乏，这就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产物。中国一些高端技术甚至可以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有些甚至都超过发达国家，这并不奇怪。如果国家有足够的资源，高端技术就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前苏联就是一个例子。同时中国的低端技术又过低。很多国家，尤其发达国家，技术和知识是不区分的，高端技术毕竟是少数，多数是中间技术，正是这部分中间技术构成了制造业和产业链的基础。世界上最大量的技术创新和改进都来源于中间技术，而不是高端技术。中国缺乏的就是这块中间技术，以及提供中间技术相关创新和培训的学校。

这里要强调的另外一点是，民办、私立学校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市场化改革的好处。过多、过严的行政控制阻碍了它们发展有特色的教育，所以中国的民办教育发展不起来，或者说有发展但是很肤浅。

总之，中国的高等教育由“求专求精”的苏联模式走向另外一个“求大求全”的极端，很多问题都和“求大求全”的行政模式有关。因此需要深入研究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从这个角度找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的真正原因，使教育真正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为人的发展服务。

3．培养人才所需要的资源

实际上，中国现在这个阶段资源主要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软件的问题，软件包括前面所说的管理体制的问题。举个西南联大的例子。当时西南联大经费极端短缺，没有物质条件培养人才，但是事实上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以来培养人才最多的时期，产生了8位两弹一星的元勋，170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包括杨振宁、李政道这些重量级人才，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有突出的贡献。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成功主要靠的是软件——学校的自治。现在的中国高校缺乏自治，当政治无处不在的时候，学术思维就没有了任何空间，学术空间没有了，人才也就没有了。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商业因素，即学校内部的商业化。高教培养不出来学生，不能说教育的水平不行，而是体制上有很大的问题。当一个硕导或博导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学生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们能培养出有用的人才。很多学生连老师是谁都不知道，我自己带了两个学生都觉得很吃力了。

三、知识创新问题

除了培养人才的功能之外，高校还应该成为知识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但是中国高校不仅人才培养方面的表现不太理想，在科技创新方面，高校也没能发挥领导作用。高校不能提供科技和知识创新的良好机制，导致社会整体创新能力不足。很多方面都表明，尽管近期以来中国学者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的数量极其庞大，但是整体上中国仍处于世界知识链的底端，附加值很低。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个人认为很多阻碍因素来自具体的制度安排，而不一定都跟“政治”有关。动不动就把责任推给“政治”也不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政治”上更是不确切。

1．高校合并

西方有研究型大学，也有教育型大学，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讨论教育改革时也有把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育型大学的设想，但是后来

实行的教改和这个设想背道而驰。在高校合并过程中，很多教育型大学被强行合并为研究型大学，这就产生出很多问题，这些高校就会做出一些没有质量可言的学术成果。

2．行政化体制

中国高教的行政化严重制约了知识的创新。要追求高的知识附加值，不懈追求的专业精神是根本。在中国的体制下，一个人所能掌握或者所能分配的资源与行政级别是相关的。为了引进人才，有关部门一定会给相应人才特定行政级别，这就导致了两方面的效果。

一是得到行政级别的人才要有大量的时间做行政事务，这消耗掉了大部分的研究时间，很多甚至根本没有时间做学术研究。大家经常提到的“教授治校”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中国，哪位教授在专业领域取得了成就，就会被任命为治校的领导，这是中国的悲剧，浪费人才。很多专业人才喜欢、擅长的是科研工作，而不是领导职务，并非每一个专业人才都会治校。国外那些把学校治理得很好的校长，也不都是学问做得很好的，在科研上取得优秀成就的人也不多。中国需要的是一些懂教育的政治家、企业家来治理学校，他们会比教授做的好得多。

二是因为有这个行政级别，人才必须要具有很高的政治意识，也就是科研必须受政治的影响，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政治的特性导致他们不可以有自由的思考，这时知识附加值的提升就变得不可能。

3．专业人才的寻租

专业人才的寻租也阻碍着知识附加值的提升，院士制度就是一例。院士制度本意是为那些生产高知识附加值的研究者提供良好的环境，但是在中国院士制度运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正式规则已经不发生作用，真正主宰院士选拔制度的是潜规则。在潜规则主宰下，院士评比的重点不仅是知识和可能的学术贡献，也是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较量。每次院士选举，各高校都会做各种各样的动员，争取自己的人当选，这种动员已经延伸到各个省市地方领导。

4．科研经费分配的利益化

科研经费领域中各种政治权力的介入也使腐败得以滋生。科研经费是国家提升知识附加值和知识创新的重要手段。在科研经费的分配方面，专业精神更加重要，因为只有专业人才才能懂得知识的现在、未来，只有他们才知道应该把经费分配在哪些领域、分配给哪些人。在中国，科研经费的分配已经成为各种既得利益的较量场所，以政治利益分配科研经费是中国的又一个潜规则。科研经费分配制度中的问题不解决，哪怕国家的钱投的再多，都不能促进知识创新。

5．官僚化的评审制度

需特别强调的是高度官僚化的评审制度对知识创新的戕害。中国学术制度的官僚性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在学术官僚评审制度的压力下，很多领域的学者都在写些充数的文章，而不是做有意义的思考。而作为科研考核评价制度的SCI排名更是被称为“愚弄中国人的指数”和“愚弄中国人的想法”的缩写。SCI原本是用于帮助科研人员有效地获取信息，但是被引入到中国学术界甚至整个亚洲之后，就被异化了，到今天已经成为学校排名、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申报、科研人员评价奖励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评价标准，已经覆盖了所有科研领域。欧洲、美国等地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找到这样的评审制度。

西方的科学评审制度就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为什么一到中国就马上异化了呢？原因很简单，在西方，各种评审方法和制度只是促进研究者发明研究的工具，而在中国则变成官僚机构衡量一切的有效武器，成了高校体制管理的制度，完全异化了。类似的评审制度不仅在科学研究部门广为应用，在其他所有教育和研究领域也很流行，例如这些年流行的教育考核制度。很多国家都有教育考核制度，这些工作都是由专业人士来确定和推行的，但是中国各种考核都是教育官僚制定的。加上中国的教育资源大部分都是由教育官僚分配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教育评估者和教育资源分配者的合一，导致了教育官僚的专制权力。

尽管现在中国的知识领域很全面，什么领域都有人研究，但是中国与世界知识领域的差距正在加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学体制曾经创造

了了不起的科学成就，现在这种传统体制已经不存在了，新的科研体系困难重重。高教不改革，知识创新只是个梦想。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的高教改革都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