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

第一篇：危险驾驶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

危险驾驶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

作者：濮阳县法院刘耀光 发布时间：2011-08-05 08:58:

53危险驾驶犯罪行为在刑法上应作广义理解，是否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进行规范评价需要区别对待，特殊情形的完全昏醉和作为原因自由行为的危险驾驶不属于交通肇事罪的范畴。在对危险驾驶犯罪行为进行刑法界定时，应当在与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建立特定联系的基础上进行理解,尤其要特别考虑其主观状态和具体所侵犯的法益，而司法认定中，要在正确刑事司法理念指导下特别注意若干问题。考虑到社会发展现实，认为将来有必要将危险驾驶作为公共危险犯予以规定。

针对我国交通肇事现状，危险驾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现行法律对危险驾驶的立法规定不足。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无法正确评价该行为，有必要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准确的界定。在刑法中单独增设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等正式写入刑法，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在犯罪化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在入罪范围和入罪程度上的谦抑性。本文认为危险驾驶行为按照交通肇事罪加以定罪量刑，不能体现罚当其罪，建议在立法上增设“危险驾驶罪”，将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以明确国家对此类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从而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有效遏止，实现公平正义。

近期所发生的醉酒驾车、无技术驾驶、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引起的最大的争论就在于行为人是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我国刑法规定来讲，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同属《刑法》分则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体罪名，二者在同类客体上是一致的，即都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之所以会产生定性问题的争论，其原因就在于两罪在法定性上的巨大差异。对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法定性也在3年以上10年以下，在致人重伤、死亡或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时其最高法定刑则是死刑；而对于交通肇事者行为究竟应当如何认定也就掺杂了大量的愤怒甚至仇恨心理。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这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未能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和现实所产生的后果，因而存在可以理解之处。但是，对于法院的定罪量刑而言，则必须正确考察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准确理解刑法的规定，充分考虑案件的主客观因素，进而作出理性的判决。

从理论上讲，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前者是过失犯罪，后者是故意犯罪。醉酒驾驶、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包括三种情形：其一，行为人因怀有对社会的仇恨心理，为了报复社会、制造混乱，而无视交通规则，驾驶车辆在大街上超速行驶，横冲直撞，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或者产生实际危害结果的；其二，行为人根本就不具备熟练的驾驶技术而执意要行驶，而且还要超速行驶，作为一个正常人，他对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是有认识的，但却置公共安全于不顾，仍然驾驶并超速行驶，显然对自己行为所发生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抱有一种无所谓的放任态度，这属于间接故意；其三，行为人因饮酒、吸毒等原因使自己的身心状态已经难以正常操控车辆的运行而仍然飙车，此时行为人的超速行驶行为就已经具备了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的危险。按照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对饮酒或者吸毒后飙车的，其主观方面仍认定为故意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具备驾驶技术和驾驶资格，飙车时处于正常的身心状态，在正常行驶时能够操控车辆的运行，只是由于为了寻求刺激或者争强好胜而超速行驶的，那么行为人此时虽然对飙车行为的违法性质是有认识的，但通常都是自认为驾驶技术好，能够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从刑法规范的角度评价，这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当然，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的认定，还必须结合其在飙车过程中的客观表现，如是否能够遵守基本的通行规则，遇到红灯时是否停车，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的表现等。例如，行为人虽然飙车，但对于其它基本的道路通行规则仍然遵守，再出现交通事故后能够及时报警并积极抢救伤员的，通常情况下应当认定为行为人主观上是过失。而如果行为人在道路上横冲直撞，根本就无视其它车辆和行人的安全，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又不及时采取措施甚至逃逸的，则应当认定为主观上是故意。

以杭州“5·7”飙车案件和孙伟铭为例，杭州“5·7”飙车案与孙伟铭案在事实上至少在三个方面的不同：（1）胡斌是具有驾驶资格的，而孙伟铭则是在未取得驾驶资格的情况下无证驾驶；（2）案发之前，胡斌的身心状态是正常的，具备驾驶机动车的身体和心理条件，而孙伟铭则在驾驶之前饮酒，且血液中酒精浓度达135.8㎎／100ml，严重超过80㎎／100ml的国家标准，已经不具备驾驶的身心条件；（3）胡斌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立即停车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并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理，而孙伟铭则在整个肇事过程中存在5次接车行为，当其第一次撞车后不但没有停车反而逃逸，严重超速并越过道路中心线，先后与对面开来的4辆车相撞。结合这些具体事实，对二者的主观罪过就不难认定，胡斌明知飙车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已经预见到这种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危害的发生，导致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而孙伟铭明知自己不具备驾驶条件，在醉酒后仍然超速行驶，在第一次发生碰撞后不仅不停下来，反而逃逸并且继续肇事，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至少存在放任的态度。因而胡斌在主观上应当属于过失，而孙伟铭则属于故意。所以，笔者认为，在现行刑法规定的框架之内，认定胡斌构成交通肇事罪和认定孙伟铭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篇：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对比

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对比

上周，两起有关“驾车撞人”的案件一审宣判。“高调登场”的胡斌在网民的一致“声讨”之中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一直“潜伏”的孙伟铭案因被告人孙伟铭被判处死刑而“暴露”在舆论的一片哗然之中，关于交通肇事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两个罪名也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背景一

杭州“5〃7”交通肇事案公开宣判

胡斌被判刑3年

7月20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5〃7”交通肇事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胡斌有期徒刑3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5月7日晚，被告人胡斌驾驶经非法改装的红色三菱轿车，在途经文晖路、文三路、古翠路、文二西路路段时，被告人胡斌与同伴严重超速行驶并时有互相追赶的情形。当晚20时08分，被告人胡斌驾驶车辆至文二西路德加公寓西区大门口人行横道时，未注意观察路面行人动态，致使车头右前端撞上正在人行横道上由南向北行走的男青年谭卓。谭卓被撞弹起，落下时头部先撞上该轿车前挡风玻璃，再跌至地面。事发后，胡斌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谭卓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20时55分因颅脑损伤死亡。事发路段标明限速为每小时50公里。经鉴定，胡斌当时的行车速度在每小时84.1至101.2公里之间，对事故负全部责任。

法院认为，被告人胡斌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胡斌肇事后及时报警并在现场等候，该行为属于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义务，故不能认定被告人胡斌有自首情节。被告人胡斌案发后虽未逃避法律追究，其亲属也能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但胡斌无视交通法规，案发时驾驶非法改装的车辆在城市主要道路上严重超速行驶，沿途时而与同伴相互追赶，在住宅密集区域的人行横道上肇事并致人死亡，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犯罪情节严重，应从重处罚。但被告人胡斌的行为不符合《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关于交通肇事罪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具体规定，认定其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缺乏法律依据。法院据此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背景二

成都一司机无证醉酒驾车

致4人死亡被判死刑

7月23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在当地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孙伟铭无证、醉酒驾车造成4死1重伤案依法进行公开宣判，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孙伟铭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故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庭审查明，去年5月，被告人孙伟铭购买一辆别克轿车，之后其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长期无证驾驶该车，并有多次交通违法记录。去年12月14日中午，孙伟铭驾车搭载其父母去市内东侧一酒楼为亲属祝寿。大量饮酒后，其驾车从该酒楼送父母到成都火车北站搭乘火车，而后又驾车返至市区东侧的成龙路往成都龙泉驿区方向行驶。当日17时许，孙伟铭在一路口从后面冲撞与其同向行驶的一比亚迪轿车尾部。发生事故后，孙伟铭驾车逃离现场继续往龙泉驿方向行驶，当车行至卓锦城路段时，其严重超速驾车越过绝对禁止超越的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先后撞向对面正常行驶的一长安奔奔轿车、奥拓轿车、蒙迪欧轿车及奇瑞QQ轿车，直至他的别克车不能动弹，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5万余元的严重结果。

之后，孙伟铭被接到群众报案后赶至现场的公安人员抓获。经鉴定，孙伟铭驾驶的别克车在碰撞前瞬间行驶速度为每小时134至138公里，孙伟铭血液中的乙醇浓度为135.8mg/100ml（按国家标准血液中的乙醇浓度超过80mg/100ml为醉酒）。

宣判后，被告人孙伟铭当庭提出不服判决，表示要上诉。

（王彬 苏罡 据相关报道整理）

说 法

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

李桂生（镇平县人民法院刑庭庭长）：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周文宇（淅川县人民法院副院长）：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都可能发生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两罪的主要区别在于：

一是主观方面不同。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

二是客观方面要求不同。交通肇事罪在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且必须造成严重后果；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以严重后果发生为要件。

三是刑罚不同。犯交通肇事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则要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从以上分析可见，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本质区别在于，实施犯罪行为时，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故意还是过失。

如何区分间接故意和过失犯罪

杨涛（镇平县人民法院法官）：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由此可以看到：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构成标准分别为“明知”和“放任”。基于这个标准并结合刑法的基本原理，可以得出间接故意的基本概念。所谓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我国《刑法》第十五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据此，过于自信的过失对于认识和意志的构成标准分别为“明知结果可能发生”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结果发生”。依此，过于自信的过失的概念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

赵彦锋（镇平县人民法院法官）：我国《刑法》对于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法定刑截然不同之规定，使得区分故意过失具有了很大的现实意义。同时，如何正确区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是“刑法中最困难和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通过概念中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比照，可以看到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的相似之处具体表现为：第一，在认识方面，两者都认识到了自己行为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可能性；第二，在意志因素方面，两者都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

尽管有以上的相似之处，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间接故意所反映的是对结果的积极蔑视的态度，过于自信的过失所反映的是对结果消极不保护的态度。这种本质的差别，又是通过各自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表现出来的。

两起案件的定性准确性考量

常亮（镇平县人民法院法官）：通过上面对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以及“间接故意”和“过失犯罪”两种犯罪主观区别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地法院在定性上对该两起犯罪（或者说事件）的认定基本上还是准确的。

胡斌案中，被告人胡斌撞人后立即踩刹车并下车查看谭卓的伤势情况，随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以及122报警电话，并留在现场等候处理。这一系列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过于自信的过失心态。因此，笔者认为，杭州市西湖区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对胡斌进行定罪是准确的。

姜云（镇平县人民法院法官）：孙伟铭案中，被告人孙伟铭长期无证驾驶该车，并有多次交通违法记录，事发当晚，孙酒后驾驶并严重超速，在撞到一辆比亚迪轿车后，不顾轿车乘坐人员的安危驾车逃逸，又先后撞上4辆轿车直至他的别克车不能动弹，事故共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如

果说，孙伟铭对比亚迪轿车上被害人的伤害主观上还存在排斥心理的话，那么，他对造成后边4辆车上的被害人的死亡或重伤却是一种放任的心理，按正常人的思维可以想象，孙伟铭肇事后为逃避法律的制裁选择逃逸并放任了对其他道路行车人员的伤害，其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主客观条件。因此，成都中院认定孙伟铭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正确的。

但笔者同时认为，仅仅认定孙伟铭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不全面的。孙伟铭其实实施了两个犯罪行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酒后超速驾驶造成严重后果是一个行为；肇事后驾车逃逸，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另一个行为。因此，笔者认为对被告人孙伟铭应以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数罪并罚。

第三篇：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辩护词(慈溪刑事律师)

慈溪律师沈建飞,浙江万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浙江万豪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张立平亲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张立平的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现辩护人根据本案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立平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证据不足。理由如下：

第一、公诉机关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张立平行车时视线严重受阻。行车时视线是否严重受阻，不能光凭被告人张立平的单方面陈述。视线是否严重受阻应当由法定机关作出公正的检测报告。就像醉酒驾驶一样，不能光凭驾驶员的单方面陈述说：我喝了很多酒，我已经喝醉了，难道警方不作酒精浓度测试，就能认定驾驶员醉酒驾驶吗？同样道理，视线是否严重受阻，可见度到底是100米、还是50米、还是为零，不能只根据被告人的口供，也不能凭公诉人的主观推断，应该由法定机关作出司法鉴定。

第二、除了被告人张立平的口供之外，公诉机关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张立平的行车路线是“S”形。

第三、公诉机关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张立平是高速行驶。公诉机关除了提供了一张没有车辆牌号的卡口照片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人张立平是在高速行驶，即使那张没有车辆牌号的卡口照片是真实的，在十余公里的路程中，只是一个点超速，能证明被告人张立平是高速行驶吗？或许刚巧在这一测速点，路上没有其他行人或车辆，难道只凭一个测速点超速，就能指控被告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吗？在慈溪汽车西站到周巷的十余公里的路程中，有许多电子警察如红绿灯和固定测速点，公诉机关为何只提供对被告人不利的一个证据，而不提供对被告人有利的其他电子监控证据呢？（公诉 慈溪律师沈建飞,浙江万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机关应当客观、全面、公正的提供被告人构成犯罪或不构成犯罪的全部证据。）并且以“S”形路线高速行驶本身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既然是“S”形路线，就不可能再高速行驶了，既然是“S”形路线高速行驶，为何在十余公里的路程中没有碰撞到路上的行人或车辆呢？

第四、公诉机关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张立平的行为，危害了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安全。是否危害了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安全，要由在329国道上的行人或驾驶员作出判断，不能以坐在办公室里的公诉人的主观想象和推测为依据。只有在329国道上的行人或驾驶员感受到了危害性，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危害了不特定人的公共安全。

另外，从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来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而本案被告人张立平主观上并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冲撞行人或车辆的行为，被告人张立平主观上不但不希望或放任交通事故的发生，反而是积极地避让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事实上被告人张立平驾车安全行驶了十几公里，也没有发生交通事故。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的指控，只有被告人张立平的供述，没有其他相关证据印证，证据显然不足。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不能光凭被告人张立平的口供，认定被告人张立平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采纳。谢谢。

辩护人：浙江万豪律师事务所

沈建飞律师

2011年5月19日

第四篇：浅论危险驾驶罪法律问题

浅论危险驾驶罪法律问题

陈浮亚

摘要：今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日益增长，国人的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中国已成为汽车消费大国，汽车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平常百姓家中。但是，作为工业化产物的汽车，其危险性是与生俱来的，再加上以醉酒、超速竞技驾驶为主的危险驾驶现象越来越多，导致了交通事故的急剧增加，给公共交通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一系列因危险驾驶而造成的悲剧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各方热议。人们更多的关注是，如何预防和减少这类悲剧的发生，如何有效地减少“马路杀手”，保障出行安全。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刑法修正案

（八）》将“飙车”、“醉驾”行为入罪。刑法修正案

（八）增设的危险驾驶罪（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如何理解本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如何处理本罪，是司法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关键词：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

（八）；国内法律规制；与相关犯罪的关系。

一、危险驾驶罪概述

刑法修正案

（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所谓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如何理解本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如何处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是司法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

危险驾驶罪中的道路应作广义的理解,不具有公共通行性的道路不属于道路交通管理法规中的道路也应包括在内。追逐竞驶包括三种具体的情形,但必须存在两辆以上的机动车,机动车驾驶人之间是否存在意思联络不影响追逐竞驶的成立。对醉酒的认定,应坚持以酒精含量为主、意识和行动能力判断为辅的标准。追逐竞驶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醉酒驾驶的主观方面可以是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抽象危险犯是危险驾驶罪设立的理论基础,也是正确理解本罪法定刑设置以及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区别的重要前提。

二、危险驾驶罪的行为类型

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规定，危险驾驶罪分为追逐竞驶与醉酒驾驶两个类型。

（一）追逐竞驶。一般来说，追逐竞驶，是指行为人在道路上高速、超速行驶，随意追逐、超越其他车辆，频繁、突然并线，近距离驶入其他车辆之前的危险驾驶行为。追逐竞驶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犯，但刑法没有将本罪规定为具体的公共危险犯，而是以情节恶劣限制处罚范围。换言之，只要追逐竞驶行为具有类型化的抽象危险，并且情节恶劣，就构成犯罪。第一，本罪行为不要求发生在公共道路（公路）上，只需要发生在道路上。在校园内、大型厂矿内等道路上，以及在人行道上追逐竞驶的，因为对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产生危险，依然可能成立本罪。第二，追逐竞驶以具有一定危险性的高速、超速驾驶为前提，低速驾驶的行为不可能成立本罪。但是，单纯的高速驾驶或者超速驾驶，并不直接成立本罪。换言之，不能将本罪等同于国外的超速驾驶罪。第三，追逐竞驶要求以产生交通危险的方式驾驶，行为的基本方式是随意追逐、超载其他车辆，频繁并线、突然并线，或者近距离驶入其他车辆之前。第四，追逐竞驶既可能是二人以上其于意思联络而实施，也可能是单个人实施。例如，行为人驾驶机动车针对救护车、消防车等车辆实施追逐竞驶行为的，也可能成立本罪。第五，成立本罪要求情节恶劣。情节恶劣的基本判断标准，是追逐竞驶行为的公共危险性。对此，应以道路上车辆与行人的多少、驾驶的路段与时间、驾驶的速度与方式、驾驶的次数等进行综合判断。在没有其他车辆与行人的荒野道路上追逐竞驶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情节恶劣。追逐竞驶的罪过形式为故意，不要求行为人以赌博竞技或者追求刺激为目的。因为基于任何目的与动机的故意追逐竞驶行为，只要产生了抽象的公共危险且情节恶劣，就值得科处刑罚。

（二）醉酒驾驶。醉酒驾驶，是指在醉酒状态下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吸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属于醉酒驾驶。故意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即符合本罪的犯罪构成。本罪是抽象的危险犯，不需要司法人员具体判断醉酒行为是否具有公共危险。因此，一方面，抽象的危险犯实际上是类型化的危险犯，司法人员只需要进行类型化的判断即可。另一方面，完全没有危险的行为，不可能成立本罪。例如，在没有车辆与行人的荒野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因为不具有抽象的危险，不应以本罪论处。醉酒驾驶属于故意犯罪，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自己是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机动车。但是，对于醉酒状态的认识不需要十分具体（不需要认识到血液中的酒精具体含量），只要有大体上的认识即可。一般来说，只要行为人知道自己喝了一定的酒，事实上又达到了醉酒状态，并驾驶机动车的，就可以认定其具有醉酒驾驶的故意。认为自己只是酒后驾驶而不是醉酒驾驶的辩解，不能排除故意的成立。即使行为人没有主动饮酒（饮料中被他人掺入酒精），但驾驶机动车之前或者之时意识到自己已经饮酒的，也应认定具有醉酒驾驶的故意。当然，如果没有主动饮酒，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饮酒的，排除故意的成立。

三、危险驾驶的危害

危险驾驶对社会公共安全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让我们来回放一下那一幕幕悲惨的镜头。

2009年8月4日晚9时——浙江杭州一豪华越野车撞死一16岁女孩，后经公安机关鉴定，肇事司机属酒后驾驶。

2009年7月23日，醉酒驾驶致4人死亡、1人重伤的孙某被四川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后于2009年9月8日，被四川高院改判无期徒刑。

2009年6月30日，江苏南京张某醉酒驾驶造成5人死亡、4人受伤，6辆车受损。

2009年5月7日8点30分左右，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竞舟路以西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胡斌驾驶一辆红色三菱疑似改装车飙车，将在人行道上一名浙大毕业生谭卓撞飞20多米高后致其死亡。

2009年2009年4月7日，驾驶员陈某因边驾驶边拨打手机酿成湖北宜昌“4.7”特大交通事故。

2010年5月9日，陈家酒后超速驾车从后面猛烈撞上一辆等待红灯的轿车，导致车上一家三口2死1重伤

2011年10月29日下午，河南汝南县公安局梁祝镇派出所所长王银鹏酒后驾驶警车，行至汝南县汽车站附近车辆失控发生事故，造成5人死亡，3人受伤。

„„

①交通事故的悲剧不断上演，使得以酒后驾驶为主的危险驾驶行为受到了公众普遍的关注，也引发了全社会对交通安全问题的日益担忧，危险驾驶不仅仅给当事人造成了巨大伤害，也给公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四、正确区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

本罪与交通肇事罪、以驾车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都是以驾驶机动车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有时容易混淆，因此，需要我们正确区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

（一）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

在刑法修正案

（八）颁布之前，刑法理论基本上没有争议地认为，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犯罪。表面上看，刑法修正案

（八）只是在交通肇事罪之外增加了危险驾驶罪，事实上，危险驾驶罪的增加，使交通肇事罪的构造产生了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危险驾驶罪的增加，使交通肇事罪分为两种类型：（1）作为单纯过失犯的交通肇事罪，即不以危险驾驶罪为前提的交通肇事罪。如未取得驾驶资格而驾驶机动车，过失致人伤亡的，属于单纯的过失犯。这种行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故意”的，但不成立刑法上的故意，既不是结果加重犯，也不是所谓复合罪过。（2）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的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是故意犯罪，但危险驾驶行为过失造成他人伤亡，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的，应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此时，行为人对基本犯（危险驾驶罪）是故意，对加重结果为过失，从而成为结果加重犯。

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逃逸方式也与危险驾驶罪相关联。例如，醉酒驾驶过失致人伤亡后驾车逃逸的，其逃逸行为是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中的法定刑升格的竞合，亦即，醉酒驾车逃跑的行为既符合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又是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由于适用交通肇事罪的升格法定刑重于危险驾驶罪，因此，对该行为不另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只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交通肇事后（包括追逐竞驶过失造成伤亡结果后），以追逐竞驶的方式逃逸的，原则上也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罪，适用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法定刑。

（二）、危险驾驶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与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没有明文规定具体行为结构与方式，导致“其他危险方法”没有限定，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还存在距离。所以，笔者一直主张“以其他危险方法”仅限于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方法，而不是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方法，“以其他危险方法”只是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兜底”规定，而不是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兜底”规定；单纯造成多数人心理恐慌或者其他轻微后果，不足以造成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致人重伤、死亡结果的行为，不得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某种行为符合其他犯罪的犯罪构成，以其他犯罪论处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尽量认定为其他犯罪，不宜认定为本罪。

但是，这并不意味危险驾驶罪的增加，使得一切危险驾驶行为均仅成立危险驾驶罪。相反，危险驾驶行为依然可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首先，刑法增加危险驾驶罪是为了合理扩大处罚范围，而不是为了限制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适用。其次，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与罚金，将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的行为认定为危险驾驶罪，明显不当。最后，人们习惯于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称为“口袋罪”，进而对该罪持否定态度。其实，如果从适用的数量来说，最大的口袋罪是盗窃罪，但没有人对盗窃罪持否定态度。如果从适用的具体形态来说，盗窃罪、故意杀人罪都是最大的口袋罪。因为盗窃罪包括了盗窃形形色色的财物和形形色色的盗窃行为，故意杀人罪包含了杀害各式各样的人和各式各样的杀人行为。所以，仅以某罪属于所谓口袋罪为由予以否定的做法，并不妥当。本文的观点是，只要危险驾驶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就属于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只有当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了重大伤亡结果，且行为人对伤亡结果具有故意时，才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事实上，以下三种危险驾驶行为，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危险驾驶行为不仅具有与放火、爆炸等行为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而且造成了致人伤亡的实害结果，行为人对伤亡结果具有故意（此时属于故意的基本犯）。（2）危险驾驶行为具有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行为人对该具体的公共危险具有故意。例如，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追逐竞驶的，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应当适用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此时属于故意的危险犯）。（2）危险驾驶行为具有与放火、爆炸等相当的具体的公共危险，行为人对该具体的公共危险具有故意，客观上造成致人伤亡的实害结果，行为人对实害结果具有过失（此时属于结果加重犯）。例如，因醉酒而丧失驾驶机动车的能力，却在大雾天驾驶机动车高速行驶，导致他人伤亡的，即使对伤亡结果仅有过失，也不能仅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而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当然，量刑应与对伤亡结果有故意的情形相区别）。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判断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具有与放火、爆炸相当的具体公共危险。在与危险驾驶相关联的意义上说，对于因醉酒而基本丧失驾驶能力后在车辆、行人较多的路段长时间高速行驶的，因醉酒而基本丧失驾驶能力后在大雾天、暴雨时高速行驶的，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追逐竞驶的，在大雾天、暴雨时且车辆、行人较多的路段追逐竞驶的，以及在车辆、行人较多的路段多次闯红灯追逐竞驶的，均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所以，在刑法增加了危险驾驶罪之后，依然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

五、关于国内外危险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则

（一）国外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法律规制在日本、英国、美国等国规定了比较严厉的惩罚。如在美国，交通法规规定酒后驾车是故意犯罪，对酗酒后驾驶的犯罪行为，不论是否造成交通事故，一律由警察先行羁押后交刑事法庭处理。又如英国道路交通安全的新法规甚至规定，开车打电话者的行为一旦被发现，最高可判入狱两年。

但是，国外有严厉的惩罚，也有相对轻松的惩罚措施，如美国的部分州对酒后驾车的司机进行心理感化，把肇事者押到医院专门照料那些住院的事故受害者。

（二）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八）》第22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这就是《刑法修正案

（八）》增补的新罪名之一：危险驾驶罪。

本罪是尚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的轻罪，因此只规定了拘役与罚金两种刑罚。《刑法修正案

（八）》草案曾对本罪规定了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在立法过程中根据各方面反馈的意见，考虑到本罪是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犯罪，因此在正式颁布前取消了有期徒刑，只保留了拘役与罚金。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

（八）》对本罪规定的刑罚是比较适当的。

本罪的最高刑期是拘役6个月，最低刑期是拘役一个月，并且一律并处罚金。根据刑法第37条、第72条的规定，还可以适用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和缓刑。

笔者初步考虑，对本罪适用刑罚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对一贯遵守交通规则，偶尔“飙车”、“醉驾”，认罪态度好，单位和家庭能够负起管教职责的，可以考虑适用非刑罚处置措施，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认罪态度好，单位或家庭确有实际困难，需要被告人参与单位的工作或者照料家中老弱病残的，可以适用缓刑，但判处的罚金仍需执行。

第三，对多次违反交通法规，认罪态度不好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判处，且不适用缓刑。

笔者初步考虑，对本罪适用刑罚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对一贯遵守交通规则，偶尔“飙车”、“醉驾”，认罪态度好，单位和家庭能够负起管教职责的，可以考虑适用非刑罚处置措施，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认罪态度好，单位或家庭确有实际困难，需要被告人参与单位的工作或者照料家中老弱病残的，可以适用缓刑，但判处的罚金仍需执行。

第三，对多次违反交通法规，认罪态度不好的，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判处，且不适用缓刑。

注释：

①详见各大网络电视媒体报道

②梅传强，胡江．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分类分析．法学．2009（9）．第16-21页。③赵秉志：《“酒驾”肇事案件的刑法对策》，载2009年10月4日《人民法院报》④浅田和茂著：《刑法总论》，成文堂2005年版，第8页

参见马长生、田兴洪等著：《责任事故犯罪热点问题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96页。

第五篇：危险驾驶罪如何认定

危险驾驶罪是如何认定的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对于其中“追逐竞驶”、“道路”、“醉酒”及其他危险驾驶行为的认定，需要做进一步解读，以保证“危险驾驶罪”的准确司法适用。

我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高居世界前列，其中醉酒驾车、飙车等行为是人为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鉴于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已经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公共管理秩序造成严重威胁，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下称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危险驾驶罪”。

一、飙车行为的理解与认定

“飙车”是公民对高速危险驾驶行为的俗称，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飙车行为的界定是“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该条中特别使用了“追逐竞驶”一词，因此需要注意并非日常所有的“飙车”行为均纳入刑法，两者具有一定差异。

首先，追逐竞驶行为发生的场所是“道路”。该条并未使用“公路”，证明追逐竞驶行为不一定局限于通常的街道、公路、高速路等。该条文中的“道路”应当解释为只要是供不特定人、车等使用的可通行路段均可纳入“道路”范畴。刑法修正案(八)之所以将追逐竞驶的区域扩大为“道路”是由于我国道路交通发展迅速，许多非“公路”性质的道路其路况标准也在提升，为追逐竞驶提供了条件。虽然目前“飙车”行为主要发生在城市公路上，但不排除以后该类行为会发生在非公路上。我国许多高校校内的道路和城市公路相连接，车辆可以较为方便地进入校园，而高校校园又是人员密集的场所，在校园内追逐竞驶其威胁较之在公路上更大。同时，类似的还包括许多单位道路、社区道路、“限行”道路、景区道路、农村道路等。发生在校园内、施工道路上的交通事故往往由于法律的空白而无法及时处理，从立法与司法角度讲，使用“道路”对我国交通刑事法规的完善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其次，“追逐竞驶”行为不等于“高速行驶”。高速危险驾驶行为并不一定具有追逐竞驶的特征，其可以在没有追逐竞驶对象的情况下单独完成;而追逐竞驶则必须要求有一个以上的追逐竞驶对象，至于驾驶者之间有无事先的意思联络在所不问。如数名司机商定驾驶自己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玩“飙车”，如果在有意思联络和追逐竞驶状态下，且情节恶劣即可以按照本罪处罚。而通常的追逐竞驶者并没有与追逐竞驶对象的意思联络，我们认为只要驾驶者意图使自己的车辆超过其他车辆或者行人，而采用违反相关交通管理法规的方法实施且情节恶劣的即可构成“追逐竞驶”。要严格限定追逐竞驶的行为模式，并不是所有高速行驶的车辆均构成本罪，以免造成打击面过大。

再次，追逐竞驶行为须“情节恶劣”。并非所有的追逐竞驶行为都以犯罪论处，还必须考虑行为人所处的环境、潜在的危险性、行为人心态等情况。若驾驶员以高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其主观上并没有刻意追求超越其他机动车的意思，但由于车速快客观上形成了“追逐竞驶”的状态。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由于主观恶意很弱，并且加之所处环境并没有对其他法益造成紧迫危险，一般不宜认定为犯罪。另外，由于车辆运送紧急病人、处理特殊紧急事务等情况也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各种因素，不应一概以犯罪论。

二、醉酒驾驶行为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关于醉驾的界定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对于“醉驾”的认定并不是根据行为人的意识状态，而是根据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而定。

首先，对“醉酒驾驶”的理解。目前法律中所认定的醉酒并不是根据行为人的意识状态确定，而是依赖驾驶者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我国《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g/100“1，小于80“g/100“1属于饮酒后驾车;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g/100“1的驾驶行为。通过计算可以看出，法律上的醉酒标准基本上相当于3两低度白酒。所以“没有喝醉，不会被判刑”、“干喝不醉，驾车无罪”的理解是错误的，从法律角度讲“醉驾”其本质还是“酒后驾车”，与人的意识清晰程度、控制能力无必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