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帮家族》：大佬家也有难念的经

第一篇：《黑帮家族》：大佬家也有难念的经

《黑帮家族》：大佬家也有难念的经 无恶不作的黑手党大佬接受证人保护计划，举家搬到诺曼底过起隐居生活。水土不服、情绪压抑加上年龄暴动，驱使他们——干起了好事！犹如超级英雄般，他们行侠仗义，看得大快人心。那些无法无天的地头蛇们——污染环境的无良企业家，装腔作势的水管工，校园的小恶霸和小碧池们，是时候吃点苦头了。这个故事构思相当出彩，影片苦短，好多料浅尝辄止，学校逼走儿子，女儿恋爱，都几笔带过，本来可以谱出精彩乐章的。也许更适合处理成电视剧，闪回中穿插过往的黑道生涯，暴躁并诙谐着。

前面大半截故事都是这种黑帮老手摆平门外汉的一边倒，三下五除二搞定，暴力指数达不上标。导演只得多次安排老罗面上忍气吞声、内心暴虐对手的老桥，隐姓埋名中，不得不低头的无奈，化作他的惨然一笑，笑里满是利刃。下回看到有人对你这么笑，赶紧道歉的好。

这片子挺古怪的是，有好几层不同亚类型片的底调。一双儿女大闹校园，是青春残酷喜剧，老罗和米姐的互动宛如经历中年危机，一家子与敌对帮忙的斗争，又像一出科恩兄弟的老派黑帮片。交替着演一通，像拽着观众在不同的时空里晃荡，到最后汇成一股线时有点拧巴。造成这份错乱感觉的不止题材，也有选角原因，两代人年纪差距过大，父亲年过七旬（从老罗的装束看他一点也没有扮年轻的意思），儿女还在青春期，爷孙辈才说的过去。

既然是黑帮分子，伤天害理的事情肯定没少做，于守法公民，想说爱他们不容易。影片虽对过去只字不提，但米姐忏悔后，神父的表现已说明一切。这老夫妻俩弄断过的骨头估计够搭一副霸王龙骨架，双手沾过的鲜血能让献血车歇业好几年。“十条规则”的闪回画面，让我们一窥黑道生涯的冷酷喋血，却成为老罗辩白罪行的理由。这大概每个黑帮分子都会做的，即便再十恶不赦，总会固执的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或是被逼所致。电影也认可这份自我开脱，反正对于观众来说，只见他们杀黑帮暴徒，教训不良分子，简直是当代罗宾汉，当然不反感，反而鼓掌叫好。

这个黑帮家庭也有所有家庭都有的问题，年龄差距大，代沟严重，搬迁频繁，令矛盾益发严重。餐桌上为几句脏话就闹的不可开交，禁止子女爆粗的父亲对fuck一词顶礼膜拜，夫妻虽共享同样旺盛的暴力因子，却互不认同对方的做法，一对子女也有各自青春期的叛逆困扰。一家子貌合神离，正面临分崩离析，突如其来的外敌令他们瞬间凝聚，爆发出求生和互救的小宇宙。《黑帮家族》——黑帮不是关键，可以无碍的换成骗子、劫匪、杀手等等，家庭才是核心元素。影片用了很长篇幅描写家庭争端，却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搞定强敌，吕克贝松挂个动作片的招牌，看点却不在动作，就像他曾经在《杀手不太冷》里做过的那样。

成名演员但凡和某类型角色捆在一起，免不了被恶搞或自我恶搞。老罗演了一辈子黑手党，老了向自己致敬，不但无可厚非，而且必不可少。一听他们要放美国电影，我脑中就跳出各种黑帮片画面，最后真没叫我失望。所谓人戏合一，没有比这一段更精准的阐释。观众的银幕上下，电影里的银幕上下，所有时空的局限都被打碎了，映后老罗娓娓讲起“那些年，黑手党的真人真事”，进一步搅浑了真实和虚构，因为众所周知选的这部电影，本就以取材真实的黑手党故事而著称。直到最后，电影内外的观众都稀里糊涂的相信，老罗演的就是他自己。

第二篇：藏在公安局里的黑帮大佬

藏在公安局里的黑帮大佬

胡新民想不通同事李日华为什么要告他的状，一直告到了省里甚至公安部、中纪委。胡新民是郴州市公安局负责打黑的副局长，李日华曾是该局的扫黑大队长。

直到后来，胡新民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李日华是藏在公安局里的黑帮大佬，胡新民从调查一个作恶多端的涉黑组织开始，其实已经把李日华给得罪了。诬告只是李日华的阳谋，暗杀胡新民的阴谋，也已经张罗起来…… 湖南省郴州市公安局内暗战骤紧。

该局刑侦支队负责人赵德忠闯进局长办公室，大吼一声：“难道你想要胡新民死在我们这里吗？”一句话将身为郴州市公安局局长的唐国栋震得差点跳起来。

那时的胡新民是郴州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主抓打黑。其时黑白通吃的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已被抓，但曾以其为靠山的不少黑社会组织却尾大不掉。

尽管时间已过去了3年，但发生在2009年4月22日这天的情形，在胡新民向南方周末记者的回忆中，仍旧清晰如昨。

胡新民其时正跟他的对手——曾担任过5年郴州市公安局扫黑大队大队长、刚接任重案大队副大队长的李日华斗到紧要处。李日华的另一个身份，是郴州黑帮中赫赫有名的永兴帮的一大帮派头子。

作困兽之斗的李日华已布置好力量，准备不惜代价杀死胡新民。而正是赵德忠得到的情报，救了胡新民一命。

同年5月19日，李日华被抓。一年之后，他被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判处20年徒刑。

战况似有屡胜之态。2011年4月7日，此时离曾锦春被执行枪决已有98天，离李日华被判已有210余天。被媒体称为湖南省最大的涉黑案件9.22陈晓青团伙案在这天开庭，并连续开了14天。这是继王强军团伙案、李日华团伙案后，第三个被移送法庭审判的涉黑案件。但此时的胡新民却是一名惨胜者，他已被迫离开郴州，现任湖南省公安厅信访处副处长。成为打黑“钉子”

胡新民是被湖南省公安厅当作一颗“钉子”钉在郴州的。而出这个主意并负责实施的，则是另一颗“钉子”——当年被称为“郴州官场良心”的孙湘隆.2000年前后，孙湘隆还在郴州市公安局局长任上的时候，就有大量反映黑帮的举报材料寄给孙湘隆本人。民间对他的信任，和他正直的名声不无关系。

孙湘隆曾数遭李大伦、曾锦春暗中作梗，且在侦查一宗涉黑爆炸大案中差点死于诡异的车祸，后被迫辞去公安局长职务。之后因一公安厅负责人对他品行的赏识，而升任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长。之后孙湘隆一直把扫黑除恶当作重中之重，直至他在前两年退休。而郴州，是他打黑的重点。郴州之所以盛产黑帮，不仅因为其时被李大伦、曾锦春把控官场生态，还因为郴州是矿山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矿山一多，争夺资源的过程中就滋生出各种黑恶势力。再加上历史上郴州被称为“南蛮”之地，民风“霸”、“蛮”，也给黑恶势力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孙湘隆认为，郴州的黑帮在1990年代后逐渐成形，到了2002年后，郴州市前市委书记李大伦、前纪委书记曾锦春（后分别被判死缓和死刑）掌权时代，形成高峰，数量之多，为祸之巨，国内罕见：

黑帮常常作为官员的代理人，插手矿业，以入干股、廉价收购、武力强占等方式抢矿、介入各类工商业。

黑帮嚣张到极点的时候，即便是光天化日下的闹市区，也可以看见黑帮成员扛着砍刀在街上晃悠。黑帮也不将警察放在眼里，甚至连警察都敢打、敢杀。黑帮还渗透进公安系统，形成“李日华式”的警匪一家。

郴州的黑帮已到了不能不打的地步了，那些举报信说，老百姓一点安全感都没有。2007年上半年，孙湘隆派出了以刑侦总队副总队长敖平洋带队，其中包括胡新民在内的一帮干将到郴州明察暗访，证实举报属实，譬如永兴、宜章、桂阳、郴州城区都有黑恶势力。孙湘隆把报告呈送给时任湖南省委政法委书记、湖南省公安厅厅长的李江。李江批示：要由公安厅刑侦总队对郴州涉黑案件直接过问，打黑要“上管一级”。就是说区县一级的要由市公安局来打，地市州一级的，要由省级公安部门来打。

李江的批示显示了对郴州方面的不放心。孙湘隆说：“郴州那边，尤其是公安局长不得力。那好，你们不打黑，公安厅就逼着你们打黑！”

按照李江的批示，孙湘隆迅速组建了一支扫黑支队，由刑侦总队重案支队长胡新民出任扫黑支队长。孙湘隆用了三个词来评价胡新民：忠诚、刚正不阿、优秀。“我是真欣赏、喜欢这个伢子呀！”他说。

孙湘隆带着胡新民等7名打黑警察直扑宜章，因为这之前，宜章县著名的“告状人士”黄元勋将王强军黑帮团伙告到了李江那里，李江批示要孙湘隆牵头打击。

王强军的“梅麻浆”黑帮在2000年后成为郴州首屈一指的黑帮。2005年后，经曾锦春的干儿子、涉黑矿主黄生福搭线，王强军团伙成为曾锦春的“锦衣卫”。依靠曾锦春的强力支持，王强军团伙拥有除了砍刀、管杀（一种杀伤力极强的隐蔽性刀具）、匕首等冷兵器，另有枪支、土炮等热兵器，并成为了时常进行军事训练的准军事化黑帮。通过暴力，该帮基本控制了梅田镇、浆水乡50%的煤炭资源。

由于有曾锦春的保护，王强军、王刚军团伙一直没有受到法律制裁。曾锦春被抓后，王强军团伙安然无事，曾锦春干儿子黄生福数度抓了又放。2007年上半年，宜章还发生了“万民签字血泪控诉”黄生福、王强军团伙的游行事件。

胡新民调阅了王刚军的案卷——2006年王刚军带人用刀枪犯下了一起故意伤害案，被一审判处13年徒刑，正二审上诉间。其时胡新民发现，当地公检法在办案上就事论事，尤其忽略了王强军、王刚军是有组织、有预谋犯罪，一起涉黑案件只被当成一起单纯的刑事案件。胡新民不动声色地组织人马阅卷，形成了一个内部报告，认定这是一起涉黑案件，并报公安厅。李江批示，由省公安厅成立联合专案组，抓捕主要案犯后，再移交郴州方面。这时，各方的阻力就来了，包括公检法，都有人前来为王强军等说情，认为不构成黑社会性质。胡新民不理，搜集完证据后，出动数百警力，将王强军、王刚军、彭米新等首恶抓捕，并于2006年10月18日移交郴州方面（称为10.18案）。要求他们按省厅意见成立专案组，这样一来，郴州方面对王强军团伙的案件就不能不追查了。

抓捕王强军的过程中，王强军显示了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就连胡新民派人去移动公司查通话记录他都会第一时间知道。有一次，王强军请一个官员吃饭，那官员推说不在郴州，王强军当即让移动公司的人用GPS定位找出了那位官员的位置。

6天后，另外一个案子，10.24刘光运案也移交给郴州。这个案件是和王强军案同时查办的，因为腾不出手，胡新民将它交由郴州市公安局侦办，而他则代表公安厅督办。证据指向身为郴州人大代表的刘光红，涉嫌控制黑帮。但郴州市公安局只抓捕了刘光红的哥哥刘光运，刘光红迄今未受到追究，这使得刘光运团伙案一直到现在迟迟不能结案。

王强军、刘光运被抓捕，各方震动。胡新民感到一切不对劲了。郴州方面对他的态度不冷不热，对他协助查案的请求阳奉阴违。更让胡新民痛恨的是，他们还在背后“扇阴风、点鬼火”，到孙湘隆以及公安厅领导那里进谗言，说胡新民“胡搞”。孙湘隆回忆说，当时他“很配合”地“被糊弄”，表面上责骂胡新民，暗地里却加大对胡新民的支持力度。

案子移交的同时，公安厅准备选派胡新民作为“有培养前途的副处级干部”（第一号候选人）到娄底挂职，任公安局副局长。又是孙湘隆向李江建议，临时拍板让他去郴州任公安局副局长，“钉”在郴州专事打黑。

胡新民感概地说，没有孙湘隆派他到郴州去，郴州打黑是不可能动真的；没有他到郴州坐镇出生入死，就不会有后来的几个打黑大案。

作为培养对象到娄底，胡新民很高兴。作为“钉子”到郴州，胡新民并不情愿。可是“为了报答孙总队长的信任，也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更为了要帮老百姓做点事”，胡新民上阵了。2008年3月，孙湘隆把他一直送到郴州，一路上嘱咐了很多，包括郴州官场态势、如何在打黑的同时保护自身等等，让他的赴任平添了几许悲壮。

藏在公安局的黑帮大佬 跟警察李日华的遭遇战，突然之间就来了。

李日华曾于2003年1月至2008年8月任郴州市公安局扫黑大队大队长，被捕前是郴州市公安局重案大队副大队长，胡新民说，和曾锦春一样，李日华也是郴州官员中的“极品”，曾锦春将纪委书记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李日华将扫黑队长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根据专案组调查，在担任扫黑大队长期间，李日华通过手下李杨林、李小鹏等形成了一个组织结构严密、层次分明、有着纪律和固定成员的黑帮。利用李日华扫黑队长的身份，通过“黑吃黑”的手段，逐步树立了在郴州市和永兴县“黑道老大”的地位，以插手煤矿和开设赌局为依托，形成控制，同时受人雇请，插手社会纠纷，不择手段敛聚钱财。李日华团伙插手煤矿具有代表性，一方面，在永兴境内通过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手段入股煤矿，垄断煤矿的销售权，然后安插得力人手参与管理。另一方面，掌控煤矿其他股东动向及矿里重大决策，李日华安排小弟到煤矿参与管理，给其发工资，让其赚钱，形成“以矿养黑”、“以黑护矿”的恶性循环。他们基本上控制了永兴湘阴渡的马家一矿、三合一矿、塘门口九矿，一旦发现有人对其不利，立即采取血腥措施，“胆大妄为，不计后果”。

胡新民到郴州后，郴州市委常委用了三个月时间才最终通过胡新民的副局长任命。胡新民说，这显示他在郴州官场并不受欢迎。在这三个月内，他只能协助副局长分管刑侦，并处理王强军案的善后。

王强军刚被抓，宜章传言，他父亲花了370万元，去北京找人去了。案件还没移送检察院，从北京来了一神秘人物，自称副部级干部，打听王强军案进展，被胡新民一句话顶回去了。胡新民说：“听说到北京请一个副部级干部要花200万元……”那人感到尴尬，忙说：“我们（和王强军）是亲戚呢。”胡新民说声有事，敬了杯酒起身离开。

这期间，刘光运的马仔姚武龙在宜章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带人去抓他时，开着一辆丰田霸道越野车迎面撞去，将警车撞翻。胡新民大怒，下了死命令，几个人很快被抓回。

2008年5月，李日华以扫黑大队长身份竞聘郴州市公安局正科级干部，扬言要当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公安厅有两个人帮他打了招呼。结果李日华的群众投票没有过平均线，没有入围资格故没当成副支队长，但最后还是当了重案大队副大队长。

胡新民知道李日华人品不好，2004年公安厅刑侦总队还准备查办李日华，有心不让李日华进入刑侦。但那时郴州市委还没通过他的副局长任命，因此他在许多事项上没有发言权。2008年7月，郴州市委常委通过了胡新民的任命，由他分管刑侦，负责打黑。此时，李江在一份举报材料上签字要公安厅暗访郴州湘南大酒店——这是为5.19案埋下伏笔的。材料说，这个酒店是个改制酒店，是永兴帮一个帮会的大本营，里面的不少管理人员身负案底，比如李小鹏。

2009年春节后，李小鹏带数十人与另一黑帮团伙陈永军等火拼，双方都动了枪，而永兴县公安局对双方仅作治安拘留处理。在胡新民的暗中督促下，永兴公安局才将涉案13人改为刑事拘留。

胡新民设了一计，对外放言13人治安拘留期满即放，然后调集重兵埋伏在治安拘留室外，准备等天明将前来迎接的黑帮一网打尽。同时派人去郴州摸清双方头子李杨林、李小鹏以及陈永军的动向。派去的人当晚打电话来说，已经泄密了，李杨林、李小鹏以及陈永军跑了。泄密原因是，当晚有局领导将这刚刑拘的13人突然从治安拘留所转到看守所，不着痕迹地给对方传递了信息。胡新民无法，只好收兵。

几天后，胡新民回长沙，李日华紧跟着也到了长沙，就在长沙写告状信，然后回家找一些煤老板签字，指控胡新民收受100万元贿赂。胡新民觉得很好笑，因为李日华指称的几名送钱的老板，胡新民连名字都不知道。

当时胡新民想不通李日华为什么要告他的状。直到后来，胡新民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李日华是藏在公安局里的黑帮大佬，是李小鹏、李杨林等人的老大，胡新民查他们就等于查李日华。

李日华对胡新民的告状信，天女散花般寄到了中纪委、省纪委、省检察院、公安厅等部门。针对李杨林团伙，郴州市公安局成立2.3专案组，胡新民任组长。

胡新民组织刑侦支队经过艰难侦破，最终抓捕了李杨林、李小鹏、马贵文等黑帮头目。正要审讯，李日华就摸清审讯地点，组织了李杨林的母亲以及十几个村民前来闹事，胡新民下令马上转移，才避免了麻烦。

2009年3月5日，李日华又组织了几个人，冲到刑侦支队长办公室（胡新民的办公室在隔壁）闹事欲阻止案件的深入。

2009年3月6日，李日华组织了四十多名帮众在湘南大酒店集合，准备冲击刑侦支队。胡新民得到消息，组织了80名警力待命，李日华见占不到便宜，下令撤回。这个时候李日华黑帮头子的身份还没有暴露。

自此以后，李日华天天跟踪胡新民，胡新民下楼，他也下楼，有一次胡新民去一个命案现场，李日华跟到楼下。胡新民因为要等干警来，站在车旁，李日华没法继续跟，只好站在对面。两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说话，从李的眼神里，胡新民看到了仇恨。

2009年3月中旬开始，李日华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上访，到公安厅告胡新民，诱使公安厅某领导拍桌子称“一定要查胡新民”。

与此同时，李日华又派人24小时跟踪监视胡新民，希望找到机会痛击胡新民。他们分析：胡新民其他的东西不会，不打牌、不跳舞，也不进娱乐场所，平时只喝点小酒，他一个人在这里，性生活怎么解决？肯定有情妇什么的。

随着抓捕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马贵文被抓捕，交代了很多事，其中包括李日华在一个矿里敲诈了100万元，李日华的黑帮头子身份渐渐露出水面。李日华也知道胡新民锁定了他，于是急了，一方面加紧诬告，一方面准备暗杀胡新民。

暗杀计划直至被赵德忠揭露事败后，郴州市公安局党委会议才决定于2009年4月24日对李日华采取措施。但会议结束后两小时内李日华得到消息并逃跑，至今未查出谁在通风报信。随后湖南省公安厅批准抓捕李日华。在北京，某中央实权机关的干部向追捕人员称，李日华曾想送他30万元，让他把材料递给领导签字查办胡新民，他拒绝了，他表示愿意配合专案组抓捕李日华。

2009年5月19日，李日华在长沙被抓捕。那天正好是李江从西欧回来，李日华准备去找他。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敖平洋很纳闷：李江哪天去欧洲，哪天回来，连我都不知道，他李日华怎么知道？

追捕人员从李日华车上搜出一叠胡新民从2009年1月至4月的通话详细记录，这是李日华从省移动公司调出来的。谁是李日华在省移动公司的内应，亦至今成谜。“要是我还在郴州，他们敢！” 但李日华被判、陈晓青团伙被审之后，胡新民并未过上安稳日子。

2011年4月上旬，昔日打黑战友在电话中让他到郴州走走，因为那里“胡新民被抓了”的谣传闹腾得厉害，若不去露露面，于名声颇为有碍。对此，胡新民哈哈一笑，这谣传早就有了，他又何曾放在心上？

胡新民认为，谣言在这个时候咋呼起来，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虽然李日华被绳之以法了，但他和李日华之间的较量仍在继续；另一个原因，则跟当天郴州开审陈晓青案这个郴州“成员最多、作案时间最长、犯罪事实最多、关系网最为错综复杂”的特大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有关。

陈晓青案的破获，被认为是“郴州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行动最大的战果”，郴州方面宣布扫黑除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胡新民认为，“阶段性的成果”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告一段落”，这显示出一种微妙的态势：扫黑除恶刚刚撕开面纱，有些人就急于让它“告一段落”甚至“就此结束”。尽管此前郴州市提出今年打黑要向纵深推进，重点要打“保护伞”，市委书记戴道晋誓言“要把黑恶分子打得鬼哭狼嚎，要把郴州打出一片晴朗的天”，但以胡新民对郴州的了解，郴州打黑目前仍举步维艰。

包括胡新民在内的多名打黑核心知情者称，黑帮的背后，是问题重重的官场生态。2006年前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纪委书记曾锦春这两名第一、第二号贪官虽然倒台，但是经由他们提拔的，通过贿赂、买官而上位的大量官员还在台上，他们跟黑帮关系密切，是黑帮直接或间接的保护伞，他们阻挠、对抗扫黑除恶。

胡新民和李日华的较量，虽然险胜，却也两败俱伤。猛烈的反扑，使他黯然离开了郴州打黑前线，“但是我们都在关注着郴州，都在彼此惦记着”。那些人在9.22案开审的时候放出这样的谣言，用意显而易见，与以前不同的是，目前他只能挨打，不能还手。

胡新民得到情报，被他抓捕的黑帮头子王强军、李日华，仍然有许多漏网的手下在活动，两家的家人也早就合在一起，展开各种手段对付他。“他们就是想把我搞下去，搞死，他们才有翻身的机会，他们害怕我再回到郴州打黑。”胡新民说。

前不久，王强军、李日华的家人联络了一批人大代表，向湖南省政法委反映胡新民的问题——这些问题早经公安厅和湖南省纪委调查是捏造的——意图通过政法委给公安厅施压，再度对他实施打击。而王强军兄弟三人，以及“军师”刘海军，虽然被判二十年徒刑，但都已“保外就医”，住在郴州监狱外的一个小医院里，整天呼朋唤友，轮流会见手下。郴州市公安局知情警官提供的证据显示，在最近两个月，前往看望王强军兄弟的官员如过江之鲫，其中包括宜章县政法委一名副书记。

在电话里，胡新民向战友表达了他的无奈，“我最近又接到好多举报郴州黑恶势力的材料，这不，手上正拿着一份呢……让他们好自为之吧。”

胡新民手上的材料是郴州市民蒋晓晞写来的。材料称，2011年2月14日晚，郴州市公安局警官黄永忠指使约30名黑帮成员，砍杀蒋晓晞和市民成虎、王宪红，致使三人不同程度受伤。

此事经专案组调查，证据确凿，被抓捕的4名凶手，都有涉黑、砍人等案底在身。专案组成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4名凶手交代，他们当晚“跟黄永忠一起吃饭，听到黄永忠给蒋晓晞打电话，然后和他们一起去砍人”。而案发现场目击者指证，曾听到黄永忠喊“这就是蒋晓晞，砍死他”。专案组成员透露：事发当晚，黄永忠用车辆帮助凶手逃离。3月22日，黄永忠还带着两三名黑帮成员，到看守所以“市公安局领导”身份逼迫值班人员，要求释放关押其中的凶手。所有事实证明，这是一起涉黑故意伤害案，“就等局领导批示抓人了。”不愿透露姓名的专案组成员称。然而黄永忠至今无恙。

胡新民仔细看完材料，觉得不可思议。他说没想到他的牺牲只为郴州换来了两年平静，照现在的趋势，黑帮最多明年就要抬头了，“如果我还在郴州，他们敢！” 逃不脱诬告的阴影 胡新民后来被迫离开郴州，和李日华案牵动了郴州方方面面的利益有关。

胡新民回忆，当时，郴州市公安局压力骤增。郴州市公安局内部有不少人开始怪罪于他，有的人“看着他都躲”。

“其实我知道，他们是害怕我继续打黑。”胡新民说。

对胡新民的打击接踵而来。公安厅竞聘，胡新民竞聘正处级，有些厅领导不同意（理由是有人告状，就是李日华告状）。

胡新民请求公安厅和郴州市委对李日华告状的事情进行调查，公安厅和郴州方面有些领导说“经得起查是好事啊”，但迟迟不动。

倒是郴州市公安局，有人暗查了胡新民，但调查结果至今没有公开。同时，李日华的老婆继续上下活动，意图扳倒胡新民。后来胡新民从湖南省检察院得知，那期间李日华老婆联合了王强军那边的人，光向省检察院就递交了40封罪名不断叠加的告状信。

2009年6月份，胡新民的老家一下子闹腾起来，传言说胡新民有问题，被抓起来了。胡新民70岁的母亲急了，要他每天打个电话报平安。

胡新民感到很痛苦，也很孤独。除了一心扑在案子上外，他的生活几乎没有别的内容——其实从他来郴州，他就过着一种封闭式的生活，正如李日华所看到的，他除了偶尔喝几口小酒外，几乎没有别的嗜好。除了同学和老乡，他不跟陌生人交往，有人约吃饭他都要反复问清楚都有谁在座，只要有一个陌生人，他一概不去。

公安厅一位副厅长了解到胡新民的处境，深为同情地说：“不知道你过的是这样的日子，你是伤到了身又伤到了心哪！”

在这位副厅长的建议下，郴州市公安局于2009年11月调整分工，胡新民不再分管刑侦，也不再负责扫黑除恶，只专门负责命案侦破。胡新民苦笑着回忆：“这能避免吗？好多命案都是黑帮制造的。”

也在那时，一个令胡新民振奋的消息传来：李日华交代了很多事，其中包括他找马家一矿的老板，出资200万元，组织去厅里、到其他地方告胡新民状，怎么炮制内容、有哪些人参与、送了谁多少钱等等，“我想我可以洗脱冤屈了！”胡新民说。

然而随后的几个月里，公安厅和湖南省纪委相继对胡新民进行了调查。湖南省纪委一名负责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众含蓄地说，那些告胡新民的状都“是假的”，但公开结论一直没出。2010年4月，胡新民结束挂职，回到刑侦总队，8个月后，胡新民被调任公安厅信访处副处长，黯然离开了钟爱的刑侦工作。

郴州黑恶势力横行之态也并未根绝，打黑民警的“胡新民式困境”依然存在。

郴州市公安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警官介绍，郴州打黑险阻重重，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中有敌”，“李日华式”的警匪一家，使得警察中可以信赖的人手不多。打黑警察压力大，不仅要与犯罪分子斗，还要和犯罪分子的官场后台与黑保护伞斗，他们害怕最后只能得到胡新民式的结局。这名警官特别希望上层能支持打击背后的官场黑保护伞。湖南省高层也意识到了郴州黑恶势力的严重性。

从2007年到2010年，在公安部、湖南省委、公安厅指挥下，郴州已告破李日华等多个涉黑案件，近400名黑帮成员被抓捕。

2011年初，郴州市公安局接到了新的打黑指标：在今年，全局要打掉60个黑恶势力团伙。公安局内部对硬性指标是否会影响司法公正性的问题臧否不一。

这也折射湖南省高层的担忧，郴州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官员推测“公安厅是急了”。

但随着孙湘隆的退休，胡新民的调离，使郴州的打黑力量受到了影响。湖南省公安厅的一名高级警官感叹，在公安厅“打黑喊得最猛的人就是孙湘隆，打得最猛的就是胡新民”。但到郴州打黑也是警察们眼中最危险、最容易得罪人的活，须要有“舍得一身剐”的人才能去郴州。2011年3月底，胡新民回湖南乡下老家，去伺候病危老父。望着开满垄间的油菜花，他忽然有了归隐田园之念。

第三篇：(非常重要)藏在郴州公安局里的黑帮大佬

藏在郴州公安局里的黑帮大佬

标签： 王强 郴州 黑帮 公安局 公安厅 分类： 网上文摘 2011-05-10 12:17 导读：胡新民想不通李日华为什么要告他的状。胡新民是郴州市公安局负责打黑的副局长，李日华曾是该局扫黑大队长。原来李日华是藏在公安局里的黑帮大佬，胡新民从调查涉黑组织开始，已把李日华给得罪。

图：曾被黑帮砍伤的郴州市民蒋晓晞、成虎、王宪红三人登上五岭，商议如何推动司法机构追凶惩恶，但又对未来充满迷惘。

湖南省郴州市公安局内暗战骤紧。

该局刑侦支队负责人赵德忠闯进局长办公室，大吼一声：“难道你想要胡新民死在我们这里吗？”一句话将身为郴州市公安局局长的唐国栋震得差点跳起来。

那时的胡新民是郴州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主抓打黑。其时黑白通吃的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已被抓，但曾以其为靠山的不少黑社会组织却尾大不掉。

尽管时间已过去了3年，但发生在2009年4月22日这天的情形，在胡新民向南方周末记者的回忆中，仍旧清晰如昨。

胡新民其时正跟他的对手——曾担任过5年郴州市公安局扫黑大队大队长、刚接任重案大队副大队长的李日华斗到紧要处。李日华的另一个身份，是郴州黑帮中赫赫有名的永兴帮的一大帮派头子。

作困兽之斗的李日华已布置好力量，准备不惜代价杀死胡新民。而正是赵德忠得到的情报，救了胡新民一命。同年5月19日，李日华被抓。一年之后，他被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罪名判处20年徒刑。

战况似有屡胜之态。2011年4月7日，此时离曾锦春被执行枪决已有98天，离李日华被判已有210余天。被媒体称为湖南省最大的涉黑案件9.22陈晓青团伙案在这天开庭，并连续开了14天。这是继王强军团伙案、李日华团伙案后，第三个被移送法庭审判的涉黑案件。

但此时的胡新民却是一名惨胜者，他已被迫离开郴州，现任湖南省公安厅信访处副处长。

在郴州打黑中，差点被涉黑警察杀死的郴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胡新民。（南方周末记者 曹勇/图）成为打黑“钉子”

胡新民是被湖南省公安厅当作一颗“钉子”钉在郴州的。而出这个主意并负责实施的，则是另一颗“钉子”——当年被称为“郴州官场良心”的孙湘隆。（详见南方周末2007年3月21日头版《郴州官场的良心》）

2000年前后，孙湘隆还在郴州市公安局局长任上的时候，就有大量反映黑帮的举报材料寄给孙湘隆本人。民间对他的信任，和他正直的名声不无关系。

孙湘隆曾数遭李大伦、曾锦春暗中作梗，且在侦查一宗涉黑爆炸大案中差点死于诡异的车祸，后被迫辞去公安局长职务。之后因一公安厅负责人对他品行的赏识，而升任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长。之后孙湘隆一直把扫黑除恶当作重中之重，直至他在前两年退休。而郴州，是他打黑的重点。郴州之所以盛产黑帮，不仅因为其时被李大伦、曾锦春把控官场生态，还因为郴州是矿山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矿山一多，争夺资源的过程中就滋生出各种黑恶势力。再加上历史上郴州被称为“南蛮”之地，民风“霸”、“蛮”，也给黑恶势力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孙湘隆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郴州的黑帮在1990年代后逐渐成形，到了2002年后，郴州市前市委书记李大伦、前纪委书记曾锦春（后分别被判死缓和死刑）掌权时代，形成高峰，数量之多，为祸之巨，国内罕见：

黑帮常常作为官员的代理人，插手矿业，以入干股、廉价收购、武力强占等方式抢矿、介入各类工商业。黑帮嚣张到极点的时候，即便是光天化日下的闹市区，也可以看见黑帮成员扛着砍刀在街上晃悠。黑帮也不将警察放在眼里，甚至连警察都敢打、敢杀。黑帮还渗透进公安系统，形成“李日华式”的警匪一家。

郴州的黑帮已到了不能不打的地步了，那些举报信说，老百姓一点安全感都没有。2007年上半年，孙湘隆派出了以刑侦总队副总队长敖平洋带队，其中包括胡新民在内的一帮干将到郴州明察暗访，证实举报属实，譬如永兴、宜章、桂阳、郴州城区都有黑恶势力。

孙湘隆把报告呈送给时任湖南省委政法委书记、湖南省公安厅厅长的李江。李江批示：要由公安厅刑侦总队对郴州涉黑案件直接过问，打黑要“上管一级”。就是说区县一级的要由市公安局来打，地市州一级的，要由省级公安部门来打。

李江的批示显示了对郴州方面的不放心。孙湘隆说：“郴州那边，尤其是公安局长不得力。那好，你们不打黑，公安厅就逼着你们打黑！”

按照李江的批示，孙湘隆迅速组建了一支扫黑支队，由刑侦总队重案支队长胡新民出任扫黑支队长。孙湘隆用了三个词来评价胡新民：忠诚、刚正不阿、优秀。“我是真欣赏、喜欢这个伢子呀！”他说。

孙湘隆带着胡新民等7名打黑警察直扑宜章，因为这之前，宜章县著名的“告状人士”黄元勋将王强军黑帮团伙告到了李江那里，李江批示要孙湘隆牵头打击。

王强军的“梅麻浆”黑帮在2000年后成为郴州首屈一指的黑帮。2005年后，经曾锦春的干儿子、涉黑矿主黄生福搭线，王强军团伙成为曾锦春的“锦衣卫”。依靠曾锦春的强力支持，王强军团伙拥有除了砍刀、管杀（一种杀伤力极强的隐蔽性刀具）、匕首等冷兵器，另有枪支、土炮等热兵器，并成为了时常进行军事训练的准军事化黑帮。通过暴力，该帮基本控制了梅田镇、浆水乡50%的煤炭资源。

由于有曾锦春的保护，王强军、王刚军团伙一直没有受到法律制裁。曾锦春被抓后，王强军团伙安然无事，曾锦春干儿子黄生福数度抓了又放。2007年上半年，宜章还发生了“万民签字血泪控诉”黄生福、王强军团伙的游行事件。

胡新民调阅了王刚军的案卷——2006年王刚军带人用刀枪犯下了一起故意伤害案，被一审判处13年徒刑，正二审上诉间。其时胡新民发现，当地公检法在办案上就事论事，尤其忽略了王强军、王刚军是有组织、有预谋犯罪，一起涉黑案件只被当成一起单纯的刑事案件。胡新民不动声色地组织人马阅卷，形成了一个内部报告，认定这是一起涉黑案件，并报公安厅。李江批示，由省公安厅成立联合专案组，抓捕主要案犯后，再移交郴州方面。

这时，各方的阻力就来了，包括公检法，都有人前来为王强军等说情，认为不构成黑社会性质。胡新民不理，搜集完证据后，出动数百警力，将王强军、王刚军、彭米新等首恶抓捕，并于2006年10月18日移交郴州方面（称为10.18案）。要求他们按省厅意见成立专案组，这样一来，郴州方面对王强军团伙的案件就不能不追查了。

抓捕王强军的过程中，王强军显示了极强的反侦查能力，就连胡新民派人去移动公司查通话记录他都会第一时间知道。有一次，王强军请一个官员吃饭，那官员推说不在郴州，王强军当即让移动公司的人用GPS定位找出了那位官员的位置。

6天后，另外一个案子，10.24刘光运案也移交给郴州。这个案件是和王强军案同时查办的，因为腾不出手，胡新民将它交由郴州市公安局侦办，而他则代表公安厅督办。证据指向身为郴州人大代表的刘光红，涉嫌控制黑帮。但郴州市公安局只抓捕了刘光红的哥哥刘光运，刘光红迄今未受到追究，这使得刘光运团伙案一直到现在迟迟不能结案。

王强军、刘光运被抓捕，各方震动。胡新民感到一切不对劲了。郴州方面对他的态度不冷不热，对他协助查案的请求阳奉阴违。更让胡新民痛恨的是，他们还在背后“扇阴风、点鬼火”，到孙湘隆以及公安厅领导那里进谗言，说胡新民“胡搞”。孙湘隆回忆说，当时他“很配合”地“被糊弄”，表面上责骂胡新民，暗地里却加大对胡新民的支持力度。

案子移交的同时，公安厅准备选派胡新民作为“有培养前途的副处级干部”（第一号候选人）到娄底挂职，任公安局副局长。又是孙湘隆向李江建议，临时拍板让他去郴州任公安局副局长，“钉”在郴州专事打黑。

胡新民感概地说，没有孙湘隆派他到郴州去，郴州打黑是不可能动真的；没有他到郴州坐镇出生入死，就不会有后来的几个打黑大案。

作为培养对象到娄底，胡新民很高兴。作为“钉子”到郴州，胡新民并不情愿。可是“为了报答孙总队长的信任，也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更为了要帮老百姓做点事”，胡新民上阵了。2008年3月，孙湘隆把他一直送到郴州，一路上嘱咐了很多，包括郴州官场态势、如何在打黑的同时保护自身等等，让他的赴任平添了几许悲壮。

郴州市民成虎掀起衣服向记者展示伤疤，描述被黑帮砍伤的经过。（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藏在公安局的黑帮大佬

跟警察李日华的遭遇战，突然之间就来了。

李日华曾于2003年1月至2008年8月任郴州市公安局扫黑大队大队长，被捕前是郴州市公安局重案大队副大队长，胡新民说，和曾锦春一样，李日华也是郴州官员中的“极品”，曾锦春将纪委书记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李日华将扫黑队长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根据专案组调查，在担任扫黑大队长期间，李日华通过手下李杨林、李小鹏等形成了一个组织结构严密、层次分明、有着纪律和固定成员的黑帮。利用李日华扫黑队长的身份，通过“黑吃黑”的手段，逐步树立了在郴州市和永兴县“黑道老大”的地位，以插手煤矿和开设赌局为依托，形成控制，同时受人雇请，插手社会纠纷，不择手段敛聚钱财。

李日华团伙插手煤矿具有代表性，一方面，在永兴境内通过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手段入股煤矿，垄断煤矿的销售权，然后安插得力人手参与管理。另一方面，掌控煤矿其他股东动向及矿里重大决策，李日华安排小弟到煤矿参与管理，给其发工资，让其赚钱，形成“以矿养黑”、“以黑护矿”的恶性循环。他们基本上控制了永兴湘阴渡的马家一矿、三合一矿、塘门口九矿，一旦发现有人对其不利，立即采取血腥措施，“胆大妄为，不计后果”。

胡新民到郴州后，郴州市委常委用了三个月时间才最终通过胡新民的副局长任命。胡新民说，这显示他在郴州官场并不受欢迎。在这三个月内，他只能协助副局长分管刑侦，并处理王强军案的善后。

王强军刚被抓，宜章传言，他父亲花了370万元，去北京找人去了。案件还没移送检察院，从北京来了一神秘人物，自称副部级干部，打听王强军案进展，被胡新民一句话顶回去了。胡新民说：“听说到北京请一个副部级干部要花200万元……”那人感到尴尬，忙说：“我们（和王强军）是亲戚呢。”胡新民说声有事，敬了杯酒起身离开。

这期间，刘光运的马仔姚武龙在宜章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带人去抓他时，开着一辆丰田霸道越野车迎面撞去，将警车撞翻。胡新民大怒，下了死命令，几个人很快被抓回。

2008年5月，李日华以扫黑大队长身份竞聘郴州市公安局正科级干部，扬言要当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公安厅有两个人帮他打了招呼。结果李日华的群众投票没有过平均线，没有入围资格故没当成副支队长，但最后还是当了重案大队副大队长。

胡新民知道李日华人品不好，2004年公安厅刑侦总队还准备查办李日华，有心不让李日华进入刑侦。但那时郴州市委还没通过他的副局长任命，因此他在许多事项上没有发言权。

2008年7月，郴州市委常委通过了胡新民的任命，由他分管刑侦，负责打黑。此时，李江在一份举报材料上签字要公安厅暗访郴州湘南大酒店——这是为5.19案埋下伏笔的。材料说，这个酒店是个改制酒店，是永兴帮一个帮会的大本营，里面的不少管理人员身负案底，比如李小鹏。

2009年春节后，李小鹏带数十人与另一黑帮团伙陈永军等火拼，双方都动了枪，而永兴县公安局对双方仅作治安拘留处理。在胡新民的暗中督促下，永兴公安局才将涉案13人改为刑事拘留。

胡新民设了一计，对外放言13人治安拘留期满即放，然后调集重兵埋伏在治安拘留室外，准备等天明将前来迎接的黑帮一网打尽。同时派人去郴州摸清双方头子李杨林、李小鹏以及陈永军的动向。派去的人当晚打电话来说，已经泄密了，李杨林、李小鹏以及陈永军跑了。

泄密原因是，当晚有局领导将这刚刑拘的13人突然从治安拘留所转到看守所，不着痕迹地给对方传递了信息。胡新民无法，只好收兵。

几天后，胡新民回长沙，李日华紧跟着也到了长沙，就在长沙写告状信，然后回家找一些煤老板签字，指控胡新民收受100万元贿赂。胡新民觉得很好笑，因为李日华指称的几名送钱的老板，胡新民连名字都不知道。

当时胡新民想不通李日华为什么要告他的状。

直到后来，胡新民才知道真正的原因——李日华是藏在公安局里的黑帮大佬，是李小鹏、李杨林等人的老大，胡新民查他们就等于查李日华。

李日华对胡新民的告状信，天女散花般寄到了中纪委、省纪委、省检察院、公安厅等部门。针对李杨林团伙，郴州市公安局成立2.3专案组，胡新民任组长。

胡新民组织刑侦支队经过艰难侦破，最终抓捕了李杨林、李小鹏、马贵文等黑帮头目。正要审讯，李日华就摸清审讯地点，组织了李杨林的母亲以及十几个村民前来闹事，胡新民下令马上转移，才避免了麻烦。

2009年3月5日，李日华又组织了几个人，冲到刑侦支队长办公室（胡新民的办公室在隔壁）闹事欲阻止案件的深入。2009年3月6日，李日华组织了四十多名帮众在湘南大酒店集合，准备冲击刑侦支队。胡新民得到消息，组织了80名警力待命，李日华见占不到便宜，下令撤回。

这个时候李日华黑帮头子的身份还没有暴露。

自此以后，李日华天天跟踪胡新民，胡新民下楼，他也下楼，有一次胡新民去一个命案现场，李日华跟到楼下。胡新民因为要等干警来，站在车旁，李日华没法继续跟，只好站在对面。两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说话，从李的眼神里，胡新民看到了仇恨。

2009年3月中旬开始，李日华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上访，到公安厅告胡新民，诱使公安厅某领导拍桌子称“一定要查胡新民”。

与此同时，李日华又派人24小时跟踪监视胡新民，希望找到机会痛击胡新民。他们分析：胡新民其他的东西不会，不打牌、不跳舞，也不进娱乐场所，平时只喝点小酒，他一个人在这里，性生活怎么解决？肯定有情妇什么的。

随着抓捕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马贵文被抓捕，交代了很多事，其中包括李日华在一个矿里敲诈了100万元，李日华的黑帮头子身份渐渐露出水面。李日华也知道胡新民锁定了他，于是急了，一方面加紧诬告，一方面准备暗杀胡新民。

暗杀计划直至被赵德忠揭露事败后，郴州市公安局党委会议才决定于2009年4月24日对李日华采取措施。但会议结束后两小时内李日华得到消息并逃跑，至今未查出谁在通风报信。

随后湖南省公安厅批准抓捕李日华。在北京，某中央实权机关的干部向追捕人员称，李日华曾想送他30万元，让他把材料递给领导签字查办胡新民，他拒绝了，他表示愿意配合专案组抓捕李日华。

2009年5月19日，李日华在长沙被抓捕。那天正好是李江从西欧回来，李日华准备去找他。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敖平洋很纳闷：李江哪天去欧洲，哪天回来，连我都不知道，他李日华怎么知道？

追捕人员从李日华车上搜出一叠胡新民从2009年1月至4月的通话详细记录，这是李日华从省移动公司调出来的。谁是李日华在省移动公司的内应，亦至今成谜。

“要是我还在郴州，他们敢！”

但李日华被判、陈晓青团伙被审之后，胡新民并未过上安稳日子。

2011年4月上旬，昔日打黑战友在电话中让他到郴州走走，因为那里“胡新民被抓了”的谣传闹腾得厉害，若不去露露面，于名声颇为有碍。对此，胡新民哈哈一笑，这谣传早就有了，他又何曾放在心上？

胡新民认为，谣言在这个时候咋呼起来，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虽然李日华被绳之以法了，但他和李日华之间的较量仍在继续；另一个原因，则跟当天郴州开审陈晓青案这个郴州“成员最多、作案时间最长、犯罪事实最多、关系网最为错综复杂”的特大黑社会性质犯罪案件有关。

陈晓青案的破获，被认为是“郴州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行动最大的战果”，郴州方面宣布扫黑除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胡新民认为，“阶段性的成果”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告一段落”，这显示出一种微妙的态势：扫黑除恶刚刚撕开面纱，有些人就急于让它“告一段落”甚至“就此结束”。尽管此前郴州市提出今年打黑要向纵深推进，重点要打“保护伞”，市委书记戴道晋誓言“要把黑恶分子打得鬼哭狼嚎，要把郴州打出一片晴朗的天”，但以胡新民对郴州的了解，郴州打黑目前仍举步维艰。

包括胡新民在内的多名打黑核心知情者称，黑帮的背后，是问题重重的官场生态。2006年前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纪委书记曾锦春这两名第一、第二号贪官虽然倒台，但是经由他们提拔的，通过贿赂、买官而上位的大量官员还在台上，他们跟黑帮关系密切，是黑帮直接或间接的保护伞，他们阻挠、对抗扫黑除恶。

胡新民和李日华的较量，虽然险胜，却也两败俱伤。猛烈的反扑，使他黯然离开了郴州打黑前线，“但是我们都在关注着郴州，都在彼此惦记着”。那些人在9.22案开审的时候放出这样的谣言，用意显而易见，与以前不同的是，目前他只能挨打，不能还手。

胡新民得到情报，被他抓捕的黑帮头子王强军、李日华，仍然有许多漏网的手下在活动，两家的家人也早就合在一起，展开各种手段对付他。“他们就是想把我搞下去，搞死，他们才有翻身的机会，他们害怕我再回到郴州打黑。”胡新民说。

前不久，王强军、李日华的家人联络了一批人大代表，向湖南省政法委反映胡新民的问题——这些问题早经公安厅和湖南省纪委调查是捏造的——意图通过政法委给公安厅施压，再度对他实施打击。而王强军兄弟三人，以及“军师”刘海军，虽然被判二十年徒刑，但都已“保外就医”，住在郴州监狱外的一个小医院里，整天呼朋唤友，轮流会见手下。郴州市公安局知情警官提供的证据显示，在最近两个月，前往看望王强军兄弟的官员如过江之鲫，其中包括宜章县政法委一名副书记。

在电话里，胡新民向战友表达了他的无奈，“我最近又接到好多举报郴州黑恶势力的材料，这不，手上正拿着一份呢……让他们好自为之吧。”

胡新民手上的材料是郴州市民蒋晓晞写来的。材料称，2011年2月14日晚，郴州市公安局警官黄永忠指使约30名黑帮成员，砍杀蒋晓晞和市民成虎、王宪红，致使三人不同程度受伤。

此事经专案组调查，证据确凿，被抓捕的4名凶手，都有涉黑、砍人等案底在身。专案组成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4名凶手交代，他们当晚“跟黄永忠一起吃饭，听到黄永忠给蒋晓晞打电话，然后和他们一起去砍人”。而案发现场目击者指证，曾听到黄永忠喊“这就是蒋晓晞，砍死他”。专案组成员透露：事发当晚，黄永忠用车辆帮助凶手逃离。3月22日，黄永忠还带着两三名黑帮成员，到看守所以“市公安局领导”身份逼迫值班人员，要求释放关押其中的凶手。所有事实证明，这是一起涉黑故意伤害案，“就等局领导批示抓人了。”不愿透露姓名的专案组成员称。

然而黄永忠至今无恙。

胡新民仔细看完材料，觉得不可思议。他说没想到他的牺牲只为郴州换来了两年平静，照现在的趋势，黑帮最多明年就要抬头了，“如果我还在郴州，他们敢！”

逃不脱诬告的阴影 胡新民后来被迫离开郴州，和李日华案牵动了郴州方方面面的利益有关。

胡新民回忆，当时，郴州市公安局压力骤增。郴州市公安局内部有不少人开始怪罪于他，有的人“看着他都躲”。

“其实我知道，他们是害怕我继续打黑。”胡新民说。

对胡新民的打击接踵而来。公安厅竞聘，胡新民竞聘正处级，有些厅领导不同意（理由是有人告状，就是李日华告状）。

胡新民请求公安厅和郴州市委对李日华告状的事情进行调查，公安厅和郴州方面有些领导说“经得起查是好事啊”，但迟迟不动。

倒是郴州市公安局，有人暗查了胡新民，但调查结果至今没有公开。同时，李日华的老婆继续上下活动，意图扳倒胡新民。后来胡新民从湖南省检察院得知，那期间李日华老婆联合了王强军那边的人，光向省检察院就递交了40封罪名不断叠加的告状信。

2009年6月份，胡新民的老家一下子闹腾起来，传言说胡新民有问题，被抓起来了。胡新民70岁的母亲急了，要他每天打个电话报平安。

胡新民感到很痛苦，也很孤独。除了一心扑在案子上外，他的生活几乎没有别的内容——其实从他来郴州，他就过着一种封闭式的生活，正如李日华所看到的，他除了偶尔喝几口小酒外，几乎没有别的嗜好。除了同学和老乡，他不跟陌生人交往，有人约吃饭他都要反复问清楚都有谁在座，只要有一个陌生人，他一概不去。

公安厅一位副厅长了解到胡新民的处境，深为同情地说：“不知道你过的是这样的日子，你是伤到了身又伤到了心哪！”

在这位副厅长的建议下，郴州市公安局于2009年11月调整分工，胡新民不再分管刑侦，也不再负责扫黑除恶，只专门负责命案侦破。胡新民苦笑着回忆：“这能避免吗？好多命案都是黑帮制造的。”

也在那时，一个令胡新民振奋的消息传来：李日华交代了很多事，其中包括他找马家一矿的老板，出资200万元，组织去厅里、到其他地方告胡新民状，怎么炮制内容、有哪些人参与、送了谁多少钱等等，“我想我可以洗脱冤屈了！”胡新民说。

然而随后的几个月里，公安厅和湖南省纪委相继对胡新民进行了调查。湖南省纪委一名负责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众含蓄地说，那些告胡新民的状都“是假的”，但公开结论一直没出。

2010年4月，胡新民结束挂职，回到刑侦总队，8个月后，胡新民被调任公安厅信访处副处长，黯然离开了钟爱的刑侦工作。

郴州黑恶势力横行之态也并未根绝，打黑民警的“胡新民式困境”依然存在。

郴州市公安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警官介绍，郴州打黑险阻重重，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中有敌”，“李日华式”的警匪一家，使得警察中可以信赖的人手不多。打黑警察压力大，不仅要与犯罪分子斗，还要和犯罪分子的官场后台与黑保护伞斗，他们害怕最后只能得到胡新民式的结局。这名警官特别希望上层能支持打击背后的官场黑保护伞。

湖南省高层也意识到了郴州黑恶势力的严重性。

从2007年到2010年，在公安部、湖南省委、公安厅指挥下，郴州已告破李日华等多个涉黑案件，近400名黑帮成员被抓捕。

2011年初，郴州市公安局接到了新的打黑指标：在今年，全局要打掉60个黑恶势力团伙。公安局内部对硬性指标是否会影响司法公正性的问题臧否不一。

这也折射湖南省高层的担忧，郴州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官员推测“公安厅是急了”。

但随着孙湘隆的退休，胡新民的调离，使郴州的打黑力量受到了影响。湖南省公安厅的一名高级警官感叹，在公安厅“打黑喊得最猛的人就是孙湘隆，打得最猛的就是胡新民”。但到郴州打黑也是警察们眼中最危险、最容易得罪人的活，须要有“舍得一身剐”的人才能去郴州。

2011年3月底，胡新民回湖南乡下老家，去伺候病危老父。望着开满垄间的油菜花，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忽然有了归隐田园之念。

第四篇：黑社会专题连载(12)台湾黑帮大佬“白狼”张安乐

黑社会专题连载（12）台湾黑帮大佬“白狼”张安乐

张安乐，绰号“白狼”，台湾台北市人。祖籍山西省洪洞县“，1948年出生在南京，1949年来到台湾。台湾师大附中毕业、淡江文理学院(现淡江大学)历史系学士、内华达大学会计学士与资讯管理学士。台湾竹联帮元老，曾担任竹联帮“总护法”。因为涉及江南案”名噪一时，后因违反《组织犯罪防制条例》，遭到检方通缉潜逃海外。1996年后避居大陆经商，是韬略集团创始人。在离开台湾的17年里，张安乐在大陆投资设厂，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安全帽制造商。他生产的安全帽销量，占全球市场的45%以上。2005年创立“中华统一促进党”，担任总裁，坚定主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其商业组织头脑与想法，以及其个性与思想，在部分华人圈里有很高的评价，但在台湾社会中，他却是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张安乐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军官，母亲则在北一女担任老师，自小便是一名列前茅的资优生，如果不是在高中一年级时就加入了竹联帮，这个天资聪慧的黑帮大哥现在或许会是一名大学教授。

张安乐的父母资料，网络上并未详细记载，张安乐本人也鲜少提及。只记得有一次采访中，被问父母是怎样的人？张安乐说：父亲本来在南京办了一个中华新闻专科学校。他是学新闻的，政大新闻系毕业的，在重庆的时候还做过报纸。母亲年轻的时候在山西政坛曾经有一段在她那个年龄算得上辉煌的经历，她参加国民党，入党介绍人却是共产党，因为那是国共合作的时候。一个小女孩20多岁还没读大学就做到县委的主委，后来才到北平念大学。

1950年，国民党败守台湾，2岁不到的张安乐跟随家人从海南岛坐船赴台。此前，他们原本准备抵赴香港安家，但一家人上了广九铁路火车又提着行李下来了。张安乐称，是母亲做了这个决定，她是个“忠党爱国”的女子，抗日战争时母亲跑到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抗战胜利还都时又跟随至南京，后来又跟着国民党跑到台北。“我外公是同盟会的，她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就投身革命了。”

张安乐抵后的台湾，外省籍青少年远离亲朋，人少势单，经常受到本省人欺负，好勇的年轻人于是将打架斗殴作为抱团自助和排解寂寞的途径，拉帮结派一时成为风潮。1950年始，台湾黑帮组织尤其是学生帮派不断冒出，竹联帮亦在这一时期出现。

当了多年好学生的张安乐，因为肺结核在初三辍学，休养半年回来参加了补习班。初中补习班很乱，“这个帮那个派，打架很凶悍”，张安乐说，他入学第一天就与同学发生争斗打架，原因只是“看了对方一眼”。

“兴奋”，张安乐回忆起来仍毫不掩饰当时打架的刺激心情。念小学时，喜爱阅读历史的他，就已对《游侠列传》、《刺客列传》里的武侠人物非常崇拜。受“兴奋”刺激的他，也就是在淡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次殴斗中结识了“竹联帮”的核心人物、之后成为“竹联帮”帮主、外号“旱鸭子”的陈启礼，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1972年，陈启礼因陈仁事件(注一)入狱，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张安乐被举荐重整竹联帮。就这样，时年24岁的张安乐成了“世界四大最危险帮派”的“总护法”，号令竹联帮数万帮众。一为了结识“朋友”，二为了背靠“组织”。17岁时，为了替“兄弟”打抱不平，他用刀捅伤一名便服宪兵，随后被警方逮捕入狱一年。

出狱后，好勇善谋的个性，很快将张安乐推向竹联帮学生帮领袖的地位。张安乐自称“善于形势研判、把握战机”。有一次打群架，对方将“战场”选在自家校门口，集结100余人。张安乐觉得“(对方)人多势众，胆子一定不够大”，他只带领8个伙伴，先派一人拿着武士刀冲向对方队伍。对方也都是年轻学生，被吓着了，不战自溃。

混迹江湖的张安乐并未荒废学业，1967年，他考入了淡江大学历史系，并结识了竹联帮一号人物陈启礼。两人出身相近，又聊得来，很快成了莫逆之交。张很快被推选为总掌法—竹联帮学生帮里的“老大”。此后，他一边读书，一边开办赌场、经营公司。

20世纪70年代初期，竹联帮杀死了一个向警方寻求保护的帮内叛徒，台湾官方开始“打黑”，许多帮派人士包括陈启礼均入狱。而重整竹联帮的张安乐，也对帮派斗争有些厌倦，“每天看到银行存款加加减减，我不想我的生活就是数字游戏，金钱游戏，很空虚”。张安乐想换一种活法。1979年，他顺利申请了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随后又转去美国圣马利学院继续修读学位，后因表现优异被一位教授推荐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研。

今年68岁的张安乐，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张建和，因为与四海帮火拼而丧命，成为张安乐心中永远的痛，他的次子在墨西哥经商，最小的儿子张珣，则是待在张安乐的身边，替他处理大小事。

1998年白狼的儿子慘死街头

张安乐曾遭遇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沉痛打击。为逃避台当局通缉逃离台湾两年后，张安乐的长子张建和在1998年4月的一场酒后斗殴中被“四海帮”成员用刀捅死在台北街头。为了避免江湖厮杀，张安乐随后隔海发表公开信，表态称这是一场突发悲剧，和帮派恩怨无关。虽然张建和的葬礼办得风风光光，但张安乐晚年丧子，甚至无法回台看一眼亲生骨肉遗体的伤痛，应该不是所谓的江湖地位能够弥补的。

2013年6月29日，台北松山机场气氛紧张，滞留大陆17年的通缉犯、前竹联帮大佬“白狼”张安乐，返台投案。警方如临大敌，机场内外，大阵仗部署警力。黑白两道出场规模前所未见，外界叹为观止。

提起“白狼”张安乐，会让人第一时间联想起，当年轰动一时的江南案。谁能想到，那一颗小小的子弹，如“蝴蝶效应”般，蓦然改变了台湾的政治轨迹，蒋家王朝三代传承的如意算盘，一朝梦断。

文人殒命谁是凶手？

1984年10月15日凌晨，3名骑自行车的华裔男子，轻车熟路地驶进美国旧金山一片临近大海的高级住宅区。他们丢掉自行车，悄无声息地潜进一座静悄悄的大院。

院内车库大门恰好没有上锁，3人相视一笑，隐身于此。上午9点，灰色洋房里走出一位斯文的中年男人，身穿银灰色西装，举止洒脱。杀手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对照了一下，会意地点了点头。

暗处，一支乌黑的枪口悄然举起，瞄准了中年男人眉间。猝不及防的枪声骤起，男子惨叫一声，倒在血泊之中。另一名杀手再朝他的胸部、腹部开了两枪。

遭遇暗杀的男子，身中三发高爆开花子弹。此人是旅美华裔作家江南。一介文人，究竟是谁非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原名刘宜良的江南，生于江苏靖江县。1949年，17岁的他，只身赴台，参加过蒋经国亲自主持的“国防部”政治干部训练班，曾在政治干部学校受训。后因拒绝派到部队，他进入新闻界服务。

1967年，他以《台湾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到美国。呼吸到自由空气后，他发表大量文章揭露蒋氏父子统治的黑幕。1983年，江南推出力作《蒋经国传》，并在《加州论坛报》上连载。此书在海外华人中广受欢迎。纸上起风云，台湾领导人如芒在背，震怒不已。正是这本使江南扬名立世的《蒋经国传》，最终让他付出了血的代价。

江南遇刺，舆论大哗。华裔人士火速组成“江南事件委员会”，筹备追思会，寄托哀思。委员会公开悬赏两万美元追缉凶手；他们敦促美国参众两院和FBI(联邦调查局)介入侦查，务必早日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

美国华人空前动员，白宫始由三缄其口的消极应付，转为积极缉凶。美国司法部高官表态：“谨保证以认真、努力和专业性的态度追查杀人凶手，任何逃往世界各地的嫌犯都必须受到正义力量的追捕与惩治。”

1984年10月17日，《时代》杂志指出，江南之死，国民党嫌疑最大：

一、《蒋经国传》的出版，引起“小蒋”(蒋经国)和“小小蒋”(蒋孝武)的侧目，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国民党政府着实查禁了转载江南文章的岛内刊物；

三、江南对台湾的时局分析，大犯当局之忌，成为“不该知道而又知道得最多的人”；

四、国民党暗杀反对者的记录多不胜数，杨杏佛、闻一多便是先例。与此同时，美国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播放有关江南被暗杀的特别节目，主持人语带玄机，此案可能是台湾黑社会竹联帮所为。

苦于美国施加的压力，11月2日，台湾当局采取“丢卒保车”的故伎，警方突然发动大规模扫黑行动——“一清专案”，逮捕参与行刺江南的竹联帮老大陈启礼与吴敦。陈启礼被抓时，一头雾水地问警官：“我替你们做事，你们为什么要抓我？”一语道尽台湾当局与黑社会的关系。

江南命案由发生到侦破，不过1个月14天，速度不可谓不快，效率不可谓不高。11月27日，美国警方宣布陈启礼、吴敦涉嫌命案。有众议员向里根政府致函，要求引渡案犯到美国受审，但遭到台湾当局的拒绝。

同时，FBI加紧了追捕竹联帮余孽的步伐。经过一番调查，黑道人物——董桂森，进入了他们的视野。当时是他闯入车库，向江南连射两枪。只是，台湾公布的落网案犯名单中，唯独不见此人。

一波三折凶犯潜逃

其实，董桂森早就预见到有朝一日，台湾当局会翻脸无情。“这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回台湾，回去后小心被当局当了替罪羊，因为台湾当局历来是最怕美国的。如果美国要他们缉凶，台湾当局能拒绝吗？到那时我们就是当局必须逮捕的人！”案发后，董桂森即对陈启礼如此说道。

陈启礼自诩立下奇功一件，岂有不回台请功之理？他振振有词：“当局不会无情无义，因为我们是为他们卖命才杀人的。”可叹情势突变，董桂森的不祥预感很快就应验了。（陈启礼中）

台湾当局翻脸如翻书，逮捕了陈启礼、吴敦等人不说，连情报局局长汪希苓等一干高级特务也人人自危，随时都会被牺牲。逃往菲律宾后，董桂森深感庆幸，又恨当局翻脸无情，当初百般许愿，今天却不惜拿自家人开刀。

台情报机关再次收买黑道，假他人之手除掉董桂森，好向美国报称凶手死于“黑吃黑”。台湾《中央日报》的大字标题触目惊心：“江南杀手董桂森在菲律宾又涉灭门凶案，陈正昌、陈南光全家遇害均为此人所为！”公然捏造虚假新闻，险恶用心不问可知。

面对这种局势，董桂森对身边的朋友说：“当局真是太可怕了！我真不明白，江南写一本《蒋经国传》，为什么就会引起一连串的血案？既然他们把我逼到绝路上来，我可就不客气了，因为在美国我们还保留着一盘录音带呢！”

“录音带？”朋友大吃一惊。“是的，我们当初在美国杀了江南以后，就已经考虑到台湾当局有一天会翻脸不认人，于是我要求陈启礼把他当初在台湾受命杀害江南时的全部细节，情报局长汪希苓如何交代他杀害江南的过程，都以自述的方式录在一盘带子上，这盘带子共有两面，都是陈启礼关于台湾当局布置行刺的内幕。现在录音带就留在美国，放在‘白狼’的手里，我们准备在最危险的时候公开它，到那时候让台湾当局没法收场，同时也让美国情报机关不敢把我们这些替别人杀人的替罪羊推上断头台。”

“‘白狼’是谁？他可靠吗？”友人好意提醒。

“白狼”登场侠肝义胆

“‘白狼’就是张安乐的化名，他也是我们‘竹联帮’的成员，当然非常可靠。现在我们唯一想做的就是，早一天在美国公布这盘至关重要的录音带，以救出押在台湾监狱里的陈启礼和吴敦。我想如果录音带一旦公布，世人就会知道江南事件的真相。我们‘竹联帮’其实只是被台湾情报局利用的杀手。那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遭到世人的愤恨了。因为我们是奉命行事，和江南无冤无仇。”董桂森回答道。

为救出三位弟兄，“白狼”正在美国四处奔走。1985年3月，他抢先一步，接受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知名节目“六十分钟”的专访，公布了录音带，透露台湾“国家安全局情报局长”汪希苓指使暗杀江南。剑出险招，“白狼”直指“蒋孝武就是谋杀江南的元凶”。

张安乐虽是“竹联帮”成员，但他早就脱离帮派，入斯坦福大学深造。并未参与行刺的他，大可不必为一个亡命天涯的昔日朋友冒险。不久，他遭FBI逮捕。后他被以贩毒及参加有组织帮派等刑事罪名，遭逮捕起诉，判刑10年。

江湖道义已无多，得友如此，夫复何求？“白狼”不惜得罪国民党政府，自毁前程。难怪，日后出狱，他被黑白两道奉为英雄，看作是江湖义气的化身。

几近周折，董桂森落入法网。加州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27年。1991年他死于狱中斗殴。陈启礼、吴敦二人则于同年，经台湾“司法部长”批准假释。

江南案东窗事发，台湾舆论哗然。当局勾结黑帮，对付手无寸铁的文人，成为“台湾当时最大的政治丑闻”。那几年在台湾的流行语是：“他被江南了……”

《自立晚报》发表社论：“台湾如果连起码的自由与人权也跟着粉碎，还谈什么民主宪权？”《联合报》痛批，国民党派人杀害江南“是背离常理的事”、“不可思议”。

美国勃然大怒，国外情报机构公然派杀手，到本土刺杀美国公民，是可忍孰不可忍。台美关系瞬间跌入谷底。美国施加强大压力，要求交出幕后元凶。

台湾当局尴尬至极，蒋经国亲自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敏仪和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1985年1月20日，蒋经国召见手下，交代处理江南命案的方案。蒋经国总算承认江南是台情治机构指使黑道所杀，但台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记者称：卷入江南命案是情报局“个别官员的独立行动”，当局并未参与暗杀。

江南案结案，主使者与凶手受到制裁，受害人遗孀获得145万美元的人道慰问金。今天，唯一还留待人们思索的是，幕后主导人是否涉及蒋经国本人？还是此案只与他的儿子蒋孝武有关？董桂森从当时一篇题为《谁是幕后那只手——再论台湾当局谋杀江南的原因》的文章中，震惊地发现，有人揭露了蒋孝武与“竹联帮”老大陈启礼的一次秘密见面。文章中说：“自从江南遇害以后，海内外同情江南的人都在猜测幕后凶手究竟是谁？现在蒋孝武终于浮出了水面，有人证明陈启礼在赴美谋杀江南之前，曾经在阳明山上见过蒋孝武一事，就是江南事件最关键的谜底！其幕后凶手已经呼之欲出了。”

此案另一受害人，正是蒋家的第三代，也是蒋氏政权最后的明星人物蒋孝武。因被影射为幕后的主使，他最终被外派新加坡，远离台北政坛，政治生命告终，蒋家三代传承的美梦因此破碎。1991年7月，他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如果没有“江南案”，他的一生怎会如此快速落幕。

是“白狼”，在日文版《白狼传》中披露，当年他在CBS的“六十分钟”节目中，指出蒋孝武是江南案幕后主谋的说法，其实是冤枉了蒋孝武。“他的弟弟蒋孝勇说，蒋孝武为这件事流泪了，这件事断绝了他的政治生命，打击很大。蒋孝武在这件事上可能是最冤枉的，他是替父受过！”“白狼”对此解释道。

江南案引爆“小蒋”主政时期，美台之间最大的政治互信危机。而一直由国民党特务把持的情治系统，从此分崩离析，改由军方主导，成为台湾白色恐怖与民主化之间历史性的分水岭。

蒋氏家族的独裁统治，直到江南案后才告终结。台湾作家柏杨一针见血地指出：“江南之死，引起整个政权溃散的骨牌效应。江南是最后被害者，以后蒋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没有机会重犯了。”

喊打喊杀的江湖岁月早在1984年结束，最后一次动刀动枪是在美国洛杉矶和越南帮派打斗。那段时光已经离他很遥远了，以至于留下的不多痕迹，是他在办公室里安置的两尊雕塑——关公像和孔子像，“想做大事，实践家与思想家缺一不可。”他说。

1996年，张安乐出狱回台，开始“漂白”经商，设立了韬略集团。该集团下辖29家子公司，成立后共承包500多项工程，并将部分业务发展到大陆。张安乐亦于当年10月赴大陆设厂，但这一待便无法以正常身份返台了。

1个月后，台湾发生了轰动岛内的“桃园灭门血案”，桃园县前县长刘邦友在自家官邸被谋杀，案件酿成8死1伤。案件至今未破。随后，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发动了“治平专案”，通过《组织犯罪防制条例》，大规模扫黑。

由于竹联帮背景，张安乐被指违反该条例，遭到台湾地区检调部门通缉。“条例通过以后，让我们大约在两个月之内回去办所谓的自首，很荒谬，”张安乐说，“这完全是政治迫害。”

此后16年，台湾曾多次请求大陆警方配合，拟将张安乐缉捕归案，还游说他供出黑帮名单，发声明断绝与黑帮人士往来。但因没有明确的犯罪事实，大陆警方拒绝配合。《人物》记者试图向深圳一位与张安乐相熟的相关部门官员求证此事，该官员以5年保密期未到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张安乐不去自首也考虑到母亲的感受，“不想再给母亲增加困扰，也不想再回去接受这个羞辱”。他说，在美国蹲监狱的10年，母亲屡次打电话问能不能等到他回来。“好不容易很幸运我回来了，也很健康，母亲也很健康，办什么(自首)，不理它。”

母亲在他的生命印迹中影响最深。“我性格接近我母亲”，他说。自小起，他就爱与母亲相处，母亲是他的启蒙老师，尤其引领他养成看书藏书阅读历史的习惯，“她喜欢唱歌、画画、弹琴，她教我这些，但我都没学会，只有看书”。在访谈时，他很少提及父亲，“我小时候就不喜欢跟父亲处，喜欢跟母亲处”。深夜里提起母亲，这个黑社会老大声音微微发颤。

避居大陆时期，张安乐除了经商，还一直推动两岸合作与交流。随着两岸关系的解冻，他在2005年9月创建“中华统一促进党”并自任总裁，在台湾公开宣扬“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台湾当局将其通缉期由此前的12年半延至25年。

除了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理念推崇，张安乐的统一主张还深受“大哥”陈启礼的影响。陈启礼曾告诉他，“如果‘台独’有一天要起来，你一定要站出来。”

张安乐的办公室里有一尊关公像，这是黑帮岁月留下的不多痕迹之一。

第五篇：家·族·国——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家族》有感

家·族·国

——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家族》有感

民国时期，风云变幻，社会动荡，战火不断，尤其是日军侵华，国土沦陷，汪伪政权的建立更是让国家政治进入最黑暗萧条的时代。然张之洞先生曾说过：“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学界呈现一片生机盎然、百家争鸣之态，大师名家浩如星辰，无疑，瞿同祖先生自是耀目，其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更是以全新的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为后世的古代法律与社会研究提供极大的借鉴意义。本人近日拜读此书，对第一章节《家族》断想颇多，因此选择截取该章来畅抒己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读家族与法律。如有不到之处，烦请指教。

家族主义是维系中国古代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核心工具，是父系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礼为秩序，始终在中国数千载的古代史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自清末以降，西学思潮涌入，民主、自由、独立、平等等理念在国人的脑海里占据重要的一席地位，家族主义的衰落与淡化也是历史的必然了。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何谓家族主义？家族主义有何政治渊源？家族主义对古代法律有何影响？对现代法律与社会又有何思想遗存和矛盾之处呢？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想探讨的问题。

家族主义——国家政治的缩影

从母系迈进父系社会，家族的概念就诞生了。它以男性成员为中心轴，二世代或三世代的直系血亲组成家，拥有同始祖的一个个血缘家庭组成族，一个个庞大的血缘集团就形成了。当然，单就中国古代社会背景来看，家族这种事物在很多方面还是有其优越性的。中华文明系农耕文明，大多数人民是以耕田纺织来维持生计的，但是在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只有更多的劳动力才能创造更多的生存发展资料，所以中国人成为了“群居动物”；另一方面，农事生产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天灾人祸常常会导致一些小家庭的覆灭，这时，家族就具有了必要性，在同一家族中，亲人们可以共同劳作，共同抵御灾祸，使家族能够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下繁衍生息，创造更多的劳动力和更高的生产力。然，我们也知道，每个团体或组织都需要一位leader，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与家之间的血缘关系逐渐淡薄，没有强权的领导，家族很自然地就会从内部崩毁，所以族长，或是说家长的诞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那么家族中的长幼尊卑等级秩序又是如何确定成型的呢？

男性成员眼中，统帅家庭，甚至是家族的权力是极具诱惑力的，这种诱惑使得男性成员们会为了争权夺利而不择手段，不仅仅会影响家族和睦，还会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固。所以周公分封天下，定宗法制度，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明确了大宗与小宗的身份地位差异，从而形成了由尊卑有序的家族构成的等级森严的国家体系。这种尊卑等级关系也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形成了如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差序格局”。费老把人的关系网络的范围比作向池塘扔石头，所激起的一圈圈水波，离中心——作为个体人——越近者，关系越亲密，越远者，关系越疏远。这种比喻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古代社会中以个体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的亲疏划分，而这种关系的强制力正是家族的存在。后来，这种家族内部和家族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孔子上升到“礼”的层面，作为儒家的核心理论之一为后世儒者不断改造发扬，经董仲舒进言、汉武帝首肯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这种礼制深深渗透进治国理念中，使得政治与家族主义牢牢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了家国一体。从此，中国就好像是由数不尽的自治小国家组成一般，这些小国家就是一个个家族，他们内部尊卑有序，与外部其他家族保持着一种礼貌、温和而疏离、却又相对平等的关系，如同隔着一堵高墙、一道鸿沟，只有联姻才能勉强在墙上开一扇暂时的门、在沟上架一座缓慢溃败的桥。当几代过去后，两个家族都好像乌龟缩回了壳一般，再一次断开了联系，恢复到自治小国家的状态，继续为政治的稳固添砖加瓦。

家族伦理——高于法律的存在何谓伦理？其实就是家族内部的一种成员皆应遵守的秩序，它明长幼，定尊卑，以维系家族成员间的“合理”关系。它不仅仅代表了一种运作理念，还规定了家族内部尊长权力的绝对性和权威性。在家族内部，家族成员必须无原则无条件地服从尊长的意志，成员与成员之间只有绝对的指示教化与服从，所有违抗尊长心意的行为都不为社会公理所接受，会被冠以违反教令的帽子，严重者会被定上不孝之罪的标签。这种思想对法律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父权的力量急剧膨胀，几近挣脱了法律的约束。中国古代的家族是父系性质的，家族的基础是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而家庭的核心是父权；同时族是家的组合，那么族长权就是父权的延伸。当然为了便于陈述，我们在段首所说的父权先简单地理解为尊长对卑幼的权力。这种权力几乎是绝对的，首先就是生杀大权。这就是由政治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咋舌延伸到“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荒谬了。故看典籍中关于父母将子女“活埋”“殴杀”“勒毙”的例子比比皆是，却几乎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种对生命的随意与不尊重的态度，这种血亲故杀的行为，实在是令人胆寒，“虎毒尚且不食子”，更具理性的人类缘何会有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呢？虽然后来国家将这种权力收归政府，但是从种种案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不过是权利的移交和代行，父母尊长的意志还是最终决定卑幼生死的“诏书”。

其次是相对较轻的与生杀大权有概念交叉的惩罚权和裁决权，父母虐待子女、严惩子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法律处理往往不是“无罪”就是“杖一百”而已。让人绝望的是，子女自然就接受了，还要表现出愉悦与淡然。秦二世假传秦始皇遗诏赐死扶苏，扶苏曰：“父而赐子死，尚敢复请？”

最后是主婚权和经济权，自古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坊记》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才。”又《内则》云：“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自此，父权最终掌控了卑幼的全部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

二、司法被迫为家族主义做出很大的让步，使得司法有了极大的漏洞。海瑞断案的标准就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其屈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而且官府对于尊长控告卑幼的案子不可不受理，受理之后做出的裁决基本上都是站在尊长一边的。同时，若卑幼有伤害到尊长的行为，无论是有意或过失，还是根本没有责任，只要被告到官府，卑幼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只不过可以依照具体情况将“罪加一等”或者“罪减一等”罢了。

家族概念——铭刻在民族灵魂上的烙印

在中国将尽两百年的近现代史中，西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冲击着我们传统的家族主义观念。经过历史的洗练，家族观念不断淡化，纲常伦理中合理的部分被保留到“社会主义传统美德”的行列中，其他大部分被当做封建残余，尽数燃尽为历史蹉跎的尘埃。但是它毕竟是统治中国人民两千多年的思想，通过家庭教育和血统传承，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在我们的日常言行里留下印记。

比如说，在我们的感觉上，父亲这脉“宗族”和母亲那边的“母党”的地位是没有分别的，都是血缘关系远近相当的亲人，但是在称呼上，还是有着鲜明的分别。你永远不会称呼你母亲的母亲为“祖母”，正如你不会叫你父亲的父亲为“外公”一样。而且在你的祖父和外公去世之时，你所穿的丧服，在守灵人群中的站位也是不同的。关于这两点，我深有体会。

当然，以上两种现象并不会影响到现有法律的权威性，但是总还有一些印记仍然是对法律的一种蔑视。孩子出生后几乎是自动地随了父姓，大多数都是没有父母商量的过程的，母亲也是默认的，然而这有没有侵犯到孩子自己选择的权利？记得有一次，我嫌自己的姓氏过于普通，想换一个稀罕的姓氏，结果祖父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说什么都不允许我这种“叛祖”行为；又有一次，谈论到未来的生活，我向往丁克家庭，结果母亲立刻回了一句：“我们的血脉如何传承呢？家族不就没有后代了么？！”我称可以抱养，母亲叹了一句：“再好也不是自己的骨肉，始终会心存芥蒂的。”由此可看，虽然是两件极其微小的事情，但其中透漏出的对家族位分的重视，对传承的坚定都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类的自由选择权，是隐隐地与法律相冲突的。

家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观念，它还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深刻反映。家族的存在，固然可以联系亲族，加深感情，使人们更有社会归属感，但同时它也会加剧本身就源于血液中的亲疏之感，不利于打破非亲属之间心灵的藩篱，构建和谐社会；而且它也容易让家族尊长忽视卑幼作为一个个体的自由权利，造成与现代法律中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的冲突，影响法制建设。所以，私以为，将家族仅作为一种文化概念，既不会让这种传统价值观在历经两千年的风霜之后落得惨淡收场，又可以为真正达到法治扫清了征途。

By Candice Z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