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阿Q正传》探析鲁迅国民性思想(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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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Q正传》探析鲁迅国民性思想(上篇)
作者:伦晓蕉
来源:《现代教育实践与研究》2013年第02期
【摘要】鲁迅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锋,他的精神被视为一种民族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阿Q正传》中以阿Q为主要人物的这一系列人物形象的特点来探求鲁迅的“国民性”思想,他的这种“国民性”思想主要体现在精神胜利法和奴性。
【关键词】《阿Q正传》;精神胜利法;奴性
一、从《阿Q正传》探析鲁迅国民性思想
周恩来曾这样评价鲁迅,他说:“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但我认为,除此之外,他还是位无可争议的爱国主义者。终其一生,他都怀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的寻找着强国的方法。青年时期的鲁迅在日本学医期间曾目睹了国人的麻木和愚昧,自此,他认识到对中国人而言最要紧的是改变精神上的而非身体上痛苦。他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因此拯救中华民族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鲁迅以其匕首式的语言针砭时弊的指出了国人的诟病,《阿Q正传》中阿Q这个形象就是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的典型代表。
阿Q的精神胜利法
用自欺来自我慰藉
阿Q是生活在未庄的一个赤贫的农民。他无房无地,长年借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靠着给人做工维持生计。他虽生活在未庄,但未庄的人们却都看不起他。他们不知道他的姓氏、籍贯,甚至就连他的“形状”也无人知晓,人们只有在忙时才会记得他,但也只是记得他的做工。他不仅忍受着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剥削,在生活中还要忍受诸如赵老太爷、假洋鬼子和秀才等人的欺凌,他总是遭到闲人的毒打和嘲笑,但是在精神上他却常处优胜。当与别人发生口角时,他总是瞪着眼睛说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 即使是被人打了,他也总是用“儿子打老子”来寻求自我安慰,树立良好的自我感觉。就这样他在精神上总能反败为胜然后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这就是他的精神胜利法,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仅仅表现在被欺凌之后的自我慰藉,对自身的缺点他也常用这样的方法来实现自我的内心平衡。比如说他头上有几处癞疮疤,因此,他讳说“癞”及一切同音字,渐渐地,连“光、亮、灯、烛”都一并讳了,每逢别人犯讳,他总是发怒,但未庄的闲人们却总喜欢开他的玩笑,起先阿Q也用打骂来反抗,但
不知怎么回事,打骂也无济于事总还是他吃亏的时候多,于是阿Q就将反抗方式改为怒目而视,但也并没有多大的效果,未庄的人们还是照旧嘲笑他、欺凌他,面对这样的情况阿Q只好说:“你不配……”说这话的时候,他便觉得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别人想要还不配拥有呢,这就是阿Q在面对自己的缺点时的精神胜利法,这种方法会使他觉得即使是自己的缺点也比别人强,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高人一等。
阿Q这种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实质上就是鲁迅所说的国民性中的一种,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鲁迅的这句话指出了中国人的不敢正视现实和自欺,同时也指出他们在这种不敢正视现实和自欺中日渐沉沦却还自我感觉良好。就如同阿Q一样,在经历挫折的时候他总是为自己找各种的借口从而使自己能够获得精神上的胜利,从内心里实现反败为胜。就连最后快被枪毙时,他还用“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样的话来自我安慰。
我认为阿Q的这种精神胜利法还是国民性中的面子问题。中国人是爱面子的,阿Q更甚。他无权又无势,有的只是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因此,他唯一拥有并且能去维护的就是自尊心了。所以,当他受到欺凌时,他总要想办法来维护自己的自尊心,维护自己的脸面。但是,一无所有的他只能通过自我欺骗的方法来获得心灵上暂时的胜利。
二、阿Q身上体现的奴性思想
1、奴性思想的体现。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他将中国的历史直截了当的概括为两种形式,即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由此可见,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中国人的秉性中积淀了深厚的奴隶意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以使他们几乎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安心的做着奴隶。阿Q就是这些奴隶中的典型代表。他无力反抗,唯一希望的是将奴隶做的安稳一些。在“假洋鬼子”将哭丧棒加诸在他的身上之前,他在那刹那,便缩紧了筋骨,耸着肩膀等候着。他没有反抗也不敢反抗,对统治阶级强加在身上的痛苦逆来顺受,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这正是中国人思想中驯良的奴性思想的体现。而面对像王胡、小D 和小尼姑这些比自己弱小的人时他却尽可能的取笑和欺负他们,随意的放刁耍赖,稍有不顺还可以和他们打架。在他们面前,他仿佛成了主子,是不容他们随意嘲笑和蔑视的。这又体现了奴性思想中的恃强凌弱。就像阿Q受了钱太爷家大儿子的气之后,就拿小尼姑出气,向小尼姑吐唾沫,还伸手摸小尼姑的头,并且,说一些像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之类的话,侮辱小尼姑。”阿Q在被当做抢劫犯接受审判时所表现出来的卑怯也体现了他的这种奴性思想。当他被带到大堂时,当那些一脸横肉的假洋鬼子怒目而视的看着他的时候,他的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当长衫人物让他不要跪时,他却总觉得站不住,终于还是又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当他第二次被带上堂时,虽然有了第一次的经历但也仍然还是下跪了。“临下骄者,事上必谗”或许就是这种奴性思想的真实写照。阿Q身上的这种奴性还体现在当辛亥革命到达未庄时,他将参加革命视为一
种“造反”。这其实就是源于他认识中的奴隶观念,他认为权力是统治阶级的,而像自己这样的人要想取得权力只能通过“造反”这样的途径。在他的观念里,参加革命实际上就是一种“主奴地位”的互换。因此,当他幻想革命成功之后的种种时,首先想到的是报复小D、赵太爷和假洋鬼子。其次是将未庄的财产占为己有。最后就是也过一把当皇帝的瘾,为自己选美。在他的幻想里,他几乎将未庄所有的女子都囊括在内,但最终却在鼾声里结束了他的幻想。从这可以看出,阿Q身上存在着深深的奴隶思想,他渴望参加革命,但他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仅仅打击报复那些曾经欺压过他的人而不是为了解放向他一样受苦受难的同胞。
2、奴性思想广泛存在的原因。
阿Q身上的这种奴性实质上普遍存在于国民性之中,是国人所共有的,也是鲁迅所说的国民性中的一种。虽然这种奴性的表现形式在个人的身上各不相同,但我想,形成这种奴性的原因却是相同的。首先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造就了国民逆来顺受、奴颜婢膝的性格。对统治阶级,他们甘愿俯首称臣。其次是中国人长期受到异族的压榨。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人长期受到本民族意外的压榨,汉族人民已习惯了做奴隶,习惯了服从和认命。他们从没有想过反抗,即便真发生革命,他们也只认为不过就是再换个主子而已。因此,奴性才广泛的存在于国人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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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茅盾.鲁迅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年版
第二篇:从《阿Q正传》看鲁迅的思想
从《阿Q正传》看鲁迅
近一个世纪以来,鲁迅的人格与思想一直在被人们无限地丰富着,而《阿Q正传》不仅是鲁迅最优秀的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说,也是争议颇多的小说小说集中塑造了一个充满精神胜利的阿Q形象,这一形象不仅高度概括了辛亥革命时期落后农民的共同特征,而且概括了当时整个中国人的某些人性弱点,揭示了国民的劣根性。无论从艺术概括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阿Q这一形象都是高居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切形象之上的。
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他斟酌写这篇文章不是一两天的事情,而是有二十年之久,文章中蕴含着作者很多的思想和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不为我们所道,就尝试从阿Q身上来解读鲁迅的内心。
(一)从名字看独特性
想必大家读到这篇文章都会很纳闷,为什么人物,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称呼,就如阿猫,阿狗一样的随意,难道是鲁迅对阿Q的不尊重吗。学者也给予很多的猜想,从《现代汉语》角度出发阿这个字给人的是情感色彩、表达的是亲切、亲昵、亲近的的意思;一般是长辈对小辈、或者小的事物、亲近的人以及物的呼唤的符号。而Q就更奇怪了,鲁迅用了一个字母来代替,可是文章中却用阿桂来称呼,那就不符合了,再怎么说桂的开头字母是G而不是Q啊!有学者研究说 1
阿桂(阿贵)要表达的是两种意义的词汇,前者是表达平民的意思(桂花、桂英、桂红……大多是农村女孩子的称谓,代表的是底层社会的人物和角色),后者是表达贵族的意思(富贵、贵族、贵人、高贵……大多指的是上流社会的人物和角色),总之是众说纷纭,最让我信服的就是北大论坛上的一篇文章对阿Q这两个字的解读,“阿”也表达了鲁迅亲近、爱国的情感;“Q”:园圈表示:团团圆圆的中国大家庭,完整的国土,和美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是一张笑脸,这个笑脸上被戳上了一个污渍(点),说明什么问题,就是民族的缺点,国家的弱点了,这很影响人类的进步,如果不说出来,不引以为戒,那么这个不足人们重视的弱点和缺点就会犹如生麻子一样长满整张脸,难看不说,甚至导致死亡。鲁迅在不伤害国家的形象之下,对这个“麻子”展开了最激烈、最豪不客气的反抗、揭露、评判!阿Q:连起来的意思就是,人类的缺点(弱点)。不难看出,鲁迅的用心良苦和他的独特思维,不愧为一代大师。
(二)革命态度
革命与不准革命这对矛盾使阿Q身上充满了喜剧色彩,透过小说的革命闹剧,我们看到的是一出历史悲剧。这是积弱的文化—心理长期积淀的缘故,阿Q们正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写到的那样,只满足于做奴隶的时代,但命运是终于连奴隶都做不成。在革命与民众之间,“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革命者看不到人,民众也没有意识到自身作为个体的意义。革命在他们的眼中等同于一切的改朝换代,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历史的悲剧自然是无法避免了。这就是革命与不准革命的矛盾悲剧。除了《阿Q正传》,鲁迅小说中还有不少反映的是鲁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悲剧在于不准革命常常是源于这些人物自觉的压抑:革命是尚未泯灭的灵性透出的一点光,而不准革命,则是在文化积累成为习惯与惰性之后的人格基调。鲁迅所展示的从革命到不准革命和不能革命,显示了他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诘问
(三)偏激个性
在鲁迅眼里,民众忽而是“中国的脊梁”,忽而又是麻木不仁的“黄脸看客”。总之,鲁迅之于民众的信心始终不够坚定,这正是由于怨恨心理在深深影响着他对于民众的认识,拿阿Q来说,这本是一个极具悲剧性的民族角色,在做着的刻画里,过分放大了其身上的卑琐人格特征,从而削弱了这一角色所能释放的悲剧力量。虽自称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明显是“哀”得不够,“怒”得有余。在阿Q身上,我们丝毫看不到鲁迅有什么命运意识,他压根就没有把这个形象当做自己的兄弟来塑造,而只是用冷眼打量着这个可笑的小丑;似乎在他与阿Q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命运联系。阿Q本应该是可怜可悲的,他将“精神胜利法”作为自己的生存策略,并没有什么错误,这不过是一个弱者出于无奈为自己寻
找到的悲哀权利而已。可是,在怨恨心理的作用下,鲁迅格外突显了这个人物身上可憎可恨的品性,使其人格的深度及广度一并遭到大大的限制,因此他无法让我们亲近,只能让我们疏远。他在我们心灵深处唤起最多的只是“怨”和“恨”的情感。不能不归咎于鲁迅因怨恨而失却的悲悯情怀。由此说来,阿Q似乎没有理由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国民性典型,他更多的还是属于鲁迅个人宣泄怨恨情绪的产物,恰若他自己所言,显现出了其“心里真是藏着可怕的冰块;从阿Q那里,我们分明能够感觉出鲁迅不自觉流露出的某种身份上的优越感来。并且,也只是在部分上,阿Q可以承担中国民众劣根性的缩影,在另一部分上,他所呈露出的则是世界民众普遍拥有的人性弱点(如“精神胜利法”)。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所以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
第三篇:鲁迅《阿Q正传》读书笔记
鲁迅的《阿q正传》我已经读过许多次了,至今依然还没能完全弄懂其中的深意。
今年寒假我又重温了一遍。大概是我自己头脑特别笨的缘故吧,不像有些人那样,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奥妙,一眼就能挖掘出它的现实意义来,并让它创造出价值,带来丰厚的社会财富(其实就是他自己的财富),同时也宣传了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厦的建设垒了n块砖,加了m片瓦。我实在是非常佩服这些高明人士的头脑和眼光的。也许是因为我曾经读了几本古书,中了旧思想的毒,思想比较保守,属于呆子一类,故从来只知道有为圣人立祠(如武侯祠——武侯可能是“智圣”),为鬼神立庙(如文昌庙、药王庙等),而从不知竟会有人为阿q这样的不知名氏不知行状更无丰功伟绩且曾被拉到十字路口枪毙示众的最不起眼的小人物建祠立庙的。
然而,在我国的灵秀山水地绍兴,却有一家“土谷祠”专门为阿q建立起来了。土谷祠是鲁迅小说里阿q住过的地方,是在未庄的。它何以会出现在绍兴,我不得而知,也许这是分店或者连锁店吧。但我又太孤陋寡闻了,没听说过哪里还有一家土谷祠,这到现在为止应该还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也许未庄就是绍兴,绍兴就是未庄吧,但我又不懂考古,也没有考证过。究竟土谷祠为什么会开在绍兴,那就只好等渊博的学者们来考证考证了。总之,现在绍兴就是有这样一家土谷祠。那么土谷祠里供奉的是什么呢?我没去过,不大清楚,大概就是社神谷神吧,好保佑当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然而,我们精明的商家,好像还没这么博爱,眷顾到上至神只,下及黎民。但里面又不供奉阿q,因为他不是圣人,他们为阿q立这一家土谷祠,只是因为这是阿q曾经“下榻”的地方。就这问题我想来想去,最后总算想通了:所谓的“土谷”者,土地和稻谷者也。而现在保佑土地和稻谷之神,就是钱爷爷、孔方兄,亦即财神爷。试想那土谷祠的老板、庙祝,不就是在这万能之神的保佑之下获得建屋买房的土地和吃饱肚子的稻谷吗?至于阿q和鲁迅,只不过是财神爷香案上的香炉罢了,就专门等待那些热爱鲁迅、热爱文化、热爱旅游的 “香客”们前来上一炷香。想通了这些,我就更是对那些老板和庙祝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他们既保佑了自己的土谷,也给当地带来了土谷,而且让“香客”们获得了无价的精神享受,就像是善男信女们礼拜祷告完毕之后的精神上的舒坦一样。他们建立了这土谷祠,真是利己利人,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真真足可为圣人矣!上面说了这么多,仿佛都是从“耳听为虚”的东西上引发的。
绍兴土谷祠的情况,我只是从那些写得绘声绘色的旅游指南中的介绍和游人的叙述中得知的,自己并未去过,看什么时候去瞻仰瞻仰吧。然而,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却是“眼见为实”的。阿q有一些名言,那就是“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或者是“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可是阿q先前是不是很阔,他的儿子(不知道他有没有儿子)会不会更阔,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阿q的现状很糟,这从小说中就能看出来,不用多说。阿q的这些名言我好像不只是在小说里看过,仿佛在现实的世界里也能经常看到、听到过。
也许是人们引用了阿q的名言,并发扬了阿q的精神吧。有时候,我很觉得咱们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很像阿q对未庄人的态度,很落实了他名言里的精神。这就是我读完《阿q正传》的一些感受。
第四篇:鲁迅《阿Q正传》读后感
流浪者阿q——读《阿q正传》有感 《阿Q正传》是鲁迅的一部经典之作,人们在这篇小说里看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和民族劣性,而我看到的只是流浪,阿q以及整个民族的流浪。
中华民族从不是个喜欢流浪的民族,可是在那个让人绝望的年代里人们在不断地流浪找不到方向。三毛说过:“如果只是为了看蓝蓝的天空,飞翔的鸟儿,那不叫流浪。”阿Q是绝对不会有这种高雅情调的,他就是个名符其实的流浪者。
在辛亥革命历史舞台上,在未庄这样一个闭塞落后的江南农村中,我们的流浪者阿Q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孤苦伶仃地寄住在土谷祠里,只靠给人家打短工来维持生计。他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除了他自己甚至一无所有,经济条件和社会现实逼迫他一直流浪。
阿q在流浪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也是需要女人的,他甚至想女人想的失眠。这对一直没有什么追求的阿q是从来没有的,于是他的那句“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横空出世了。作为流浪者,阿q是不懂诗意的,或许他对吴妈吟诵“我只有两天时间用来把握,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我只有两天时间用来把握,一天用来想你,一天用来想我,我只有两天时间用来把握,一天用来希望,一天用来绝望„„”,今天的阿q会有不同的结局,可是他没有学习文
化的权利,连姓氏都是奢侈品的人是不配懂这些的,或许吴妈也不懂,但人家不是有姓氏的人么。于是在爱情这条路上阿q注定流浪了。
或许阿q本来是可以交几个朋友的,可是为什么现实是他和小D王胡他们势同水火,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想象小d和王胡也是水火不容的呢?阿q欺善怕恶,没有朋友是注定的吧,流浪者是没有朋友的,他的劣根性决定他只能孑然一身。
阿Q是个充满精神胜利的善于自欺欺人的麻木又糊涂的流浪者。他从城里回来时曾向别人大谈其杀革命党的见闻,嘴里津津乐道着“杀头,好看!好看!”,可是自己当了替死鬼时,无数个流浪者道出了同样的幸灾乐祸。阿q是无知的,就是在决定自己生死的画供时,尚且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懵懵懂懂地立志要画得圆,直到走向刑场,他也没能像窦娥一样觉醒,只是自欺欺人的高叫着“再过二十年又是一个”,连对这个害他至死的社会的最起码的痛恨都没有。你看,多么悲哀如此可怜的流浪者!
很多人对鲁迅的这部经典之作做过评价,从女性观、革命观、奴隶性到看客态度,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我们不能对一个可怜的流浪者批评太多不是?
希望这样的流浪者永远只活在文学作品里,那么其他的流浪者呢,你我他,中华民族还在流浪。
第五篇:鲁迅的阿Q正传读后感
鲁迅的《阿Q正传》—读后感
一、女性观
自古就有“红颜祸水”之说,在士大夫的眼中,女人的意思有两个:要么是泥美人似的玩物,要么是破国亡家的狐狸精。大抵前者多用于诗词,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施;而在做史论时则是后者的一套论调了,“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啊!男人对女人,一面是轻蔑,一面是追求,连屈辱不堪的阿Q面对静修庵里的尼姑也是或“唾骂”,或“伸出手去摩着伊新 剃的头皮”并说着下流话,但同时又是小尼姑引起他对女人的无限联想并出现了对吴妈的调戏。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女人是奴隶,当男人也成为奴隶的时候,女人便成为物品,连人也称不上了,男尊而女卑。
二、传统习惯
“从来如此,便对么?”作者借阿Q这一人物对这个问题作了阐释。在阿Q眼中,凡是不合未庄老例的,他都认为是错的,阿Q的逻辑是墨守成规,反对变革,排 斥异己。凡有变化的,他都要加以排斥。小尼姑不合儒教,是他排斥的对象;而假洋鬼子进洋学堂,剪掉长辫子自然也是异端,因而成为他最厌恶的一个人;因城里 人将长凳称为条凳、煎鱼用葱丝不合未庄老例而不满意;对革命他一向就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传统有精华与糟粕之分,习惯有好坏之别。尊老子幼,文明礼貌,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些都是好传统、好习惯,值得发扬光大;至于女人缠足,男人脑后留条长辫子,虽是传统习惯,则不是什么好习惯,确确实实是有弊无利。
三、革命观
阿Q的革命畅想曲——报私仇、分财物、讨老婆,这些是他的自我设计,是他对革命的理解,也是他向往革命的目的。对“威福、子女、玉帛”(权力、女人、金钱)的追求反映了农民为了“生存和生活”的合理要求,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大小丈夫”们的最高理想。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也将只会以自己为核心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社会,这也是历代农民起义的结果。
四、奴隶性
鲁迅对国民精神弱 点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奴性人格的批判,作品主人公阿Q是一个双重性格的奴性人物。“见了狼,自己就成为羊;见了羊,自己又变成狼”,这是阿Q性格中最 为突出的一面。在“假洋鬼子”、赵太爷这些“狼”面前,阿Q表现出空前的软弱,乖乖地做“羊”了,任其欺辱。在王胡面前,阿Q虽然不甚服气,并试图获得胜 利,然而,在王胡真的动了气同他打起来的时候,他又软下来了,“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是弱者的哲学,也是由狼变羊过程中的心理安慰。阿Q式的人物,就是这 样一种两面人:“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
五、看客态度
鲁迅在一系列小说中描写了神情麻木不觉醒的看客形象:《药》、《示众》 里鉴赏杀人场面时,“一堆人”“竭力伸长了脖子”“嘴张得很大”;《孔乙己》中酒客们取笑孔乙己写“回”字、偷书被打;《祝福》中鲁镇上的人们拿祥林嫂额 上的伤疤、阿毛被狼叼走做笑料;而“阿Q十分得意的笑”着调戏小尼姑时,“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未庄的人们十分“欣然”地听阿Q讲杀革命党的事,阿Q游街示众时“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看客们露出“闪闪的像两颗鬼火”的狼一样的眼睛。
一部伟大的作品,总是超越时空而魅力不朽。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对我们民族国民性的自我批判,是对人性弱点的大暴露,是现实生活中人们自我审视的一面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