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为何没有“高考状元”情结

第一篇：欧美为何没有“高考状元”情结

欧美为何没有“高考状元”情结

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过去，各地又开始了“高考状元”的热炒。一位从海外归来的朋友说，相比中国，在美国、英国、北欧等国家，从来没有“高考状元”的情结。

为什么没有？主要在于这些国家人才评价标准的多元化。仅仅“分数高”，并不能证明就是优秀学生，还应该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意志力、公益情怀、创造能力、领导能力方面有积极的建树。

正因为这样，美国的高考录取除了参照SAT考试成绩，面试、自荐信也是非常重要的依据。面试官往往很“毒辣”，能将你潜意识中隐藏的人性化优劣等因素，统统都挖掘出来，看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品格和意志力都很优秀的人才。如果他们认为你在某方面非常优秀，就是SAT考试成绩不够高，也会认定你是优秀人才。而自荐信，主要是展示你的“人无我有”的优点，当然，展示不是说谎、编造，而是实话实说。

比如，一个孩子说他非常坚强，在家庭遭受一系列变故、亲人去世后，家庭收入降低了，他就挑起了生活重担，打了几份工，还坚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没有因为家庭原因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发展轨迹。这样的“实话实说”就能获得成功。而这种多元化、社会化的评价标准，完全是开放的、自由的，所以，美国学生很乐于参加慈善活动以及公益活动，打工赚钱是家常便饭。

国内的教育尽管也强调多元评价，但分数好才是真的好，仍是最高标准。如果成绩不够好，就算你的社会协调能力和规划领导能力再强，也没有人赏识你。偏才怪才屡屡受到排挤，甚至被淘汰出局。多元评价得不到落实，以分数为衡量标准的“高考状元”自然就被推上了金字塔的塔尖。

此外，“职业无贵贱，行行出状元”的社会氛围，也使欧美国家不会像中国那样对“高考状元”情有独钟。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能得到足够的社会尊重。当总统和当掏粪工，只是分工不同，都能获得丰厚体面的收入以及社会劳动保障。比如芬兰教育从来不将高分学生看成优秀学生，他们的看法是，只要能将个人特长发挥到极致，就是好学生。所以，芬兰人认为，国会议员不会比厨娘更了不起。大家各司其职、各有所长。这样，人们就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发展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比如技工、司机等行业，同样有优秀人才加盟。

反观我们，行业差别和歧视仍然很大，只有考高分才能进入名校，而只有进入名校才能获得“高人一等”的发展机会。在这种氛围下，要破除“高考状元”的情结，显然还只是一种奢望。

第二篇：高考状元为何一路向西

高考状元为何一路向西

高考状元流失海外严重！日前，中国校友会网发布最新高考状元调查报告称，高考状元在国内完成本科学业后，选择在国内直接就业或创业的比较少，大多数高考状元选择继续出国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保守估计全国“状元”中出国留学比例高达60%。

这则新闻之所以引发关注，关键词为两个，其一是“高考状元”，其二是“60%”。在社会公众还普遍将高考状元作为最优秀学子代表的当下，如此高的出国率，多少令国人耿耿于怀：优秀学子为什么不留在国内，而是选择“一路向西”、远走异乡。

其实，以所谓高考状元为代表的高分考生在本科毕业后出国深造也罢，一些学生放弃中国高考、出国留学也罢，越来越高涨的出国留学热早已经成为近些年来普遍但却值得深思的现象。

不能否认，这是中国日渐强盛、开放、富裕的表现。百余年前，当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人被迫踏出国门，接受外部的世界，大部分中国人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不避河海之险，不惮跋涉之劳”远走他乡。但现在，随着国际交往的日渐频繁，走出国门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不再遥不可及。

同时，这也是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倒逼”人才的结果。当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希望寻找到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时，留洋便成为不少人的努力方向。

当然，留学热的出现，也是教育逐渐成为一种“服务”和“产品”，供受众自主选择的结果。无论是内地高校、洋大学还是港校，选择多了，择优而从就再自然不过了。

但是，这种趋势不容忽视。想想看，优秀学子选择“一路向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走出去的理由是对身边教育的失望；选择“一路向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留下的人无动于衷，无所作为，麻木不仁。

这就需要我们的高校深刻反思：如果不从整体实力上提升，不从教学理念、育人手段上真正加以完善，不逐渐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必将会有更多的青年学子“用脚投票”。

从这个角度上说，尽管我们并不提倡炒作所谓的高考状元，但如能通过这份调查报告，引起整个社会对中国教育的反思，以及对如何吸引人才回流的反思，那就不失为一桩幸事。

第三篇：高考状元为何32年憋不出顶尖人才

高考状元为何32年憋不出顶尖人才

张军瑜：2011-06-25 08:02

一年一度的高考分数下来了。

各省市的高考状元们都会成为大家热情围观的对象。荣光过后，这些状元们走上工作岗位，在各自的领域表现如何？还能不能重现当年6月份到9月份的辉煌？结果恐怕让人比较失望。调查显示，自1977年至2008年的32年间，中国大陆的1000余位高考状元，无一位是在学界、商界、政界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

这是我们这些年走过的教育之路需要反思的一个最现实的反证。这些状元说白了只是应试教育下的状元，是做题得分能力这场马拉松的状元。现在，马拉松结束，另一场人生大赛开启，这些状元们却已经不再具有夺冠的压倒性优势，在比高考更重要的职业生涯上退出冠军的争夺。

因为上的是名校，接受的是国内最顶尖的教育，有着过硬的文凭，客观地说，这1000余位状元各自的职业表现起码应该还都算是差不多，只是相比于当初的状元光环，他们的职业光芒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灿烂。不排除中间的许多人，甚至还“泯然众人矣”。状元只是中学阶段我们国家每年所能给予这一批学子们的最高荣誉。社会、学校把这些人捧成类似于神话的存在，在这样一种神话之下，大家各取所需，个人得到荣誉和想要的名校、奖励，学校得到资本，老师得到奖金，同龄人得到偶像，社会大众得到精神慰藉。神话之后，学校、老师，甚至是社会，会躺在这个神话的身子之上继续混生活，混到更好的生活；对于状元自己，神话的光环却在慢慢弥散和弱化，在另一场已经开启大幕的比赛当中，神话只是一个过去式的传说，而他们却早已经失去了继续创造神话的能力和条件，或者说，当年他们引以为傲的应试能力，并不适合现在残酷的丛林生存法则需要。

我们教育的矛盾就在于我们把最好的教育资源捆绑给这些应试能力最出众的状元们，希望可以用最好的资源把这些应试状元们转化成我们社会最顶尖的人才，到最后却发现，当初的种子选择可能就是一个错误，这些状元种子们可能更适合长成园艺博览会上最娇艳的花朵，你却一心要他们长成旷野上的参天大树。而最适合长成社会需要预期的那些参天大树的种子们，可能早在当年高考的时候，就被阻止在最优势教育资源的大门之外。

于是，大家都矛盾，大家都纠结。于是，高考状元32年也没憋出一个顶尖人才。(责任编辑：宁肇刚)

第四篇：CFA为何会成为高考状元的最爱？

CFA为何会成为高考状元的最爱？

6月下旬，全国各地的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地高考状元的出炉，而高考状元们的专业选择也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据金程CFA小编调查，在我国恢复高考的37年里，经济学和工商管理成了高考状元们的钟爱，其中金融CFA更是多数高考状元毕业就业的选择。

无论是本科毕业，还是硕士毕业，经济学专业类的应届生总体上的就业方向有经济分析预测、对外贸易、市场营销、管理等，如果能获得一些资格认证，就业面会更广，就业层次也更高端，待遇也更好，比如注册金融分析师(CFA)、特许财富管理师(CWM)、基金经理、精算师、证券经纪人、股票分析师等。

那为什么高考状元偏爱注册金融分析师CFA呢？

长期以来注册金融分析师CFA一直被视为金融投资界的MBA，在全球金融市场更为抢手。希望在金融投资界领域的人，CFA资格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也认为，CFA资格是国际通行的、最具权威的金融分析领域的行业标准。CFA的全球公认性会使你的雇主马上认知你对金融市场知识的掌握程度和深度。你会有效学习如何分析股票，债券，衍生工具和财务比例从而加强你在金融投资行业的工作能力。通常，你获得CFA之后的价值会体现在雇主给你的收入水平上。

目前，拥有注册金融分析师资格的高考状元主要在包括美国银行、花旗集团、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高盛、汇丰银行、摩根大通、美林证券、加拿大皇家银行和瑞银集团等公司工作。在这些世界级的投资机构工作除须具备投资及财经专业知识外，良好的英文阅读及说写能力亦是十分重要。发达国家的金融行业，随着金融创新和业务的扩展，已经延伸到很广泛的领域，如衍生产品、固定收益产品、风险投资、PE等相关领域。

本文出处： 转载请注明

更多CFA资料免费下载 >>

学金融，找金程！力做您可信赖的财经培训专家！

1-1

专业来自百分百的投入

第五篇：日本为何没有彻底反省侵略战争

日本为何没有彻底反省侵略战争

鸠山由纪夫在遇难者名单墙前。韩华摄（新华社发）

近日，日本前首相鸠山在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表示：“我为当年日本兵犯下的罪行道歉”。其实，对战争表达歉意和反省的首相并不少。小泉纯一郎2001年访问中国时也表示“由衷的道歉和哀悼之意”，但此后连续四次参拜靖国神社。政客的道歉并不意味着什么，只是日本对战争复杂态度的其中一面罢了。

一、日本人是怎样看待这场战争的？

1、日本政府对外有限度承认侵略历史和反省

上世纪90年代堪称“日本道歉与和解的10年”。1991年，太平洋战争50周年，首相海部俊树访问新加坡时表示反省，1993年，首相细川护熙访问韩国时列举“创氏改姓”“随军慰安妇”和“强制征用”等具体事实就日本殖民统治道歉；1995年日本众议院通过了一份面向战后50年的反省决议，称“本院对世界近代历史上许许多多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进行回顾时，认识到我国过去进行过的这种行为及给予他国人民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对此表示深刻的反省。我们必须超越关于过去战争的不同历史观，谦虚地吸取历史教训，并建立和平的国际社会。” 1995年可谓是绝无仅有的一年，众议院通过决议后，首相村山富士发表战后50年谈话，表示由于“过去的侵略”与“殖民统治”给亚洲各国民众带来“极大的损害与痛苦”，对此表示“沉重的反省”和“由衷的道歉”。

村山谈话具有划时代意义，也被极具象征意义，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日本在“联合宣言”中就表示遵守村山谈话。与村山谈话相比，众议院反省决议中的用词显然弱化很多，将“侵略性”代之“侵略”，并且将战争原因归结为“历史观的差异”。这份决议招致各国批评，在国内也引起不满，当时《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表示“耻辱、悲哀和无法忍受”。作为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出台的正式文件，其分量自然比村山谈话更为厚重，也代表着在战后60年来日本对外的对这场战争态度，即有限度承认侵略和反省。

2、日本政府对内却采取一系列模糊侵略战争和推卸战争责任的措施

日本政府对外有限度反省的同时，对内采取却是一系列模糊侵略战争和推卸战争责任的措施。

在《旧金山合约》签订不久后，日本就开始释放在押战犯；池田内阁时期，内阁决议每年由政府主办追悼战死者的仪式，规定每8月15日为国家法定的追悼日，祭奠“支那事变以来在战争中战死的军人、军属、准军属及在海外的死难者，在内地的战灾死难者等。此外，早在20实际50年代，日本就出现了要求复活“纪元节”的运动，同时也要求对靖国神社进行“国家护持”，此后在右翼保守的推动下，日本相继出台了《年号法》（年号是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从明治天皇以后，每一代天皇都有使用一个年号），制定《国旗国歌法》将日之丸、《君之代》作为国旗国歌的。由于这些属于内政范畴，中韩两国尽管察觉其有回归战前的倾向，但碍于不干涉内政原则难以直接压力。

3、对外对内双重标准，造就“翌年法则”

日本政府对内对外采取了双重标准，于是就出现一种看似规律的现象，“建国纪念日”（1966年）、制定年号法（1979年）、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1985年）、以及《国旗国歌法》等具有民族主义意义的大事，都是在对外表示反省，寻求和解的第二年出现的。这就是所谓的翌年法则：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民族主义都是难以避免的，但问题在于，日本这种回归战前传统的民族主义的做法，让周边国家十分警惕，被认为是军国主义的“东山再起”。4、90年代52%日本人承认战争是侵略，亦有3成人承认战争是不得已行为

战后60年以来日本多数民众仍习惯于从被害者和受害者的立场出发理解这场战争。日本最大的非商业性广播电视网络NHK分别在1982年10月、1987年10月、1994年12月作调查显示，在90年代，日本民众为“侵略战争”或“不得已发生的战争”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日本民众认为战争是侵略战争的认识，从80年代到90年代几乎没有大的变化。

NHK的调查中有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不得已发生的战争”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既然战争是“不得已的行为”，那么就无需寻求真正意义的“责任”，所谓“不得已的战争”这种判断意味着对历史的一种思考停止，亦很难产生的进行批判性、内省性的再检讨这样的思想。

5、超过半数日本民众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侵略战争自身没有责任

此外，大部分日本民众认为自己受害者，侵略战争没有责任。NHK下属的广播文化研究所，在2000年上半年以《日本人的战争》为题进行过一次舆论调查，其中关于日本一般国民有没有战争责任问题，有一半左右的被访者认为“当时的国民是政府、军部发动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没有责任”，勉强认为“从结果上看当时的国民与政府、军部合作，从这个意义而言是加害者，有责任”者不到30%。

二、什么因素造就日本人的战争观？

1、“翌年法则”：在回应国内民族主义诉求和对外和解避免外交关系恶化之间需求平衡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右翼保守派别认为和平宪法所倡导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破坏了日本优良传统的一面，难以忍受全盘否定战前日本发展的氛围，但又由于修宪无法如愿以偿，于是采取曲线形式试图回归日本战前传统。日本政客们一方对外有限度承认战争责任避免刺激他国，一边又巧妙回应右翼的民族主义诉求。于是，这就造就了日本对待战争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首相中曾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曾根曾是中邦正常化的关键人物，始终坚持“应该与中国友好”，他是在日本国会首次承认对华战争有侵略史实的首相，又是第一位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中曾根在其自传《天地有情》中说明当时参拜的理由，是这样的：“国家没有履行对英灵们的承诺，没有尽自己的义务。在麦克阿瑟统治下，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占领时期已经结束了，总理大臣不管用什么理由都应该正式参拜。„„我是参加过战争的人，部下和弟弟都战死了，我应该这样去做。”在参拜前，他发表长篇演说，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话：“时兴潮流是，写出日本坏的方面，写下战前坏的方面，就是认为大功告成了。对此，我表示发对。胜也好，败也罢，都是国家。荣耀和耻辱都是由国民来承受。舍弃屈辱，追求荣耀都是国家，也是国民应有的姿态。必须站在这个立场上评判日本过去的业绩，确立日本的主体性。”

图说:人们印象中，也许只记得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但其实，他是一位道歉次数相当多的首相。譬如2001年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后表示“由衷的道歉和哀悼之意”,一周后访问汉城也表示“由衷的反省和道歉”，在2002年的“平壤宣言”和2005年战后60年首相讲话中，他表明“痛切的反省与由衷的道歉”。2002年他发表“平壤宣言”后，谈起对金正日的印象时脱口而出说道，对访问朝鲜“右翼的反对不多嘛”，这“全托参拜靖国神社之福啊”。《朝日新闻》社论部主编若宫启文说他说：“您是考虑到要访问朝鲜才去参拜的吗？”他笑着回答：“不，纯属偶然。”

中曾根的参拜立马就引起中国的激烈反感，第二年，他干脆取消了参拜靖国神社，而自民党右翼立刻反弹。中曾根接受访问时说：“这样做是为了阻止与中国的关系继续恶化。我是按照自民党的意愿去参拜的，但如果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就不能堂堂正正地说英灵们会对此感到高兴了。”1986年9月，在众议院接受质问时，他如此解释：“从确保日本在国家上的声誉来看，有必要向国际社会显示日本作为一个民主主义国家，具有相应的、正确的反省能力。民主主义最强之处是它具有反省能力和抑制能力。我是基于这些考虑处理靖国神社问题的。”

中曾根可谓把民族主义者的特色演绎得非常透彻。无论“胜败”，无论“荣耀和耻辱”，都是国家民族的事情，换言之，国家民族意味着一切，至高无上，如此一来也就是无所谓对错、正义了，既然没有了正义，那么战争就无所谓侵略，只不过是弱肉强食罢了。不过，中曾根固然是民族主义者，但他清楚作为国家在国际上又必须顾及其他国家，这样才能生存下去。于是，在民族主义和对外寻求和解之间，又不得不选择后者。可以说，民族主义和对外和解看似相互矛盾，但其实互为表里——民族至上，一切都是为了民族的利益。种民族主义有着深厚的民众土壤，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国民中约有一般人支持小泉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2、“输给亚洲的意识淡薄”使日本人只作有限度的反省

日本对外即便表示反省，但经常只是限度的表示歉意。为何日本惨遭失败后，为何没有彻底地反省，没有萌生对亚洲国家的罪过感？这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输给亚洲的意识十分淡薄。

竹内好在1949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日本人没有败给中国的实际感觉。那是为什么呢？ „„日本是向联合国投降的，而当时的联合国主要是英美中苏。日本只是向其中的美国低头服输的感觉强烈些，对苏联也是如此。特别是，日本败给中国的实际感觉非常淡薄。若问原因何在，可举各种复杂的理由。主要理由是美国占领了日本，再有一个条理由或许就是对中国的蔑视吧，总认为日本不可能败给中国的。从军事力量来说确实如此，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日本远远超过中国。日本人的理解是，因为美国拥有压倒日本的军事力量，日本才战败的。”

日本人连败给中国的意识都没有，又谈何彻底反省?事实上，即使今天日本人“败给中国”、“败给亚洲”依然非常淡薄。作家石川好在1995年发言表示“日本败给了亚洲”，就招致蜂拥而来的抗议，说什么：新年伊始别说这种低三下四的话”。

3、美国的扭曲宣传和中国的两分法“免除”了日本国民战争责任，也令其缺乏反省

日本国民对战争缺乏反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国和中国推行的战争责任“两分法”——战后初期，美国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将战争责任推给“日本政府”和“一小撮战争狂人”，免除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60年代毛泽东要求“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

但日本国民真的没有战争责任吗？或者说其战争责任很小，已经到了不需要刻意提出并反省的程度了吗？显然并非如此。中国社科院日本所日本问题专家赵刚曾如此批评上述荒谬的“两分法”：“如果对日本近现代历史稍作分析，便不难看出这种看法的片面与幼稚。“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长、加腾清上侵略朝鲜，妄图迁都北京爆发的战争；公元1894年日本出兵侵占朝鲜，偷袭中国海陆军发动的甲午战争；公元1904年日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中国境内挑起的日俄战争；以及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这些历史上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有哪一场没有得到过日本国民狂热支持和拥护？若没有多数日本国民亢奋高涨的积极响应，这些战争能如此大规模地开展吗？”

4、日本人不断被追究责任，“受害者意识”渐成主流，“加害者”成了“受害者”

当责任被免除后，日本国民的“受害者”意识却逐渐形成。

战后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惨生活，四处流浪的战争遗孤，还有给几代人造成后遗症的原子弹灾难，以及战备投降后的屈辱感，令日本国民极容易产生受害意识。再加上60年来，日本不断地被追究作为加害者的责任，时间长了也加剧了这种“受害者意识”。而且，时过境迁，战后出生的年青一代已经不了解二战对亚洲国家的伤害，他们开始说：“究竟言之核武器和导弹，是不是可以了解了呢？ 这时候，朝鲜人绑架人质、研制核武器和导弹，中日钓鱼岛争端，这些到让日本真的“受到伤害”，从备受责备的“加害者”变成了可以指责他人的被害者，于是日本一直被抑制的民族主义由此喷涌而出了。

问题还在于，日本国内右翼迎合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借题发挥发表“妄言”，如此又激起了中韩等国的抗议，而这些反日的情绪再次反过来刺激了日本国民，如此一来，恶性循环。

结语

了解中日之间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差异，将有助化解两国之间的历史症结。平息仇恨，摆脱过去重新开始，这是面向未来的选择。但是真相必须和宽恕结伴，正义要与和平相连，没有真相和正义，未来或许重蹈过去之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