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鲁迅杂文思想艺术的特质
鲁迅杂文思想艺术的特质
一、强烈的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的特色
鲁迅的杂文集是一个不停息的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
二、反常规的杂文思维和犀利的杂文笔调。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最为关注并全力揭示的是人们的隐蔽的、甚至自身也未必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
三、“社会相”与形象化
他的思路起点总是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而又是将个别人、事置于时代、社会、历史的最大时空下,进行剖析与开掘,以一种非凡的思想穿透力。看到这一具体人、事所代表、暗示的一种普通性特征。
四、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
鲁迅杂文的语言是自由无拘束、而且极富创造力的。一方面,他自由驱使中国汉语的多种句式;或口语与古文言句式;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错等。另一方面,他故意违反规范用语,打破语法规则,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取得荒诞奇绝的美学效果。
第二篇:浅议鲁迅杂文的艺术成就
浅议鲁迅杂文的艺术成就
内容提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杂文地位非常重要。他的杂文具有反封建主义文化传统、反对军阀统治、反对人民群众受压迫的现实。他的笔就像一支枪,与反动敌人展开了斗争。在他的杂文中,能看出所体现的具有国民性、议论性等深刻批判性。现代杂文由鲁迅开创,他在杂文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我将以自己的观点加以浅议。
关键词:批判性、国民性、议论性、讽刺、抒情艺术、形象、逻辑思维。
鲁迅后期杂文简况
鲁迅杂文以1927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鲁迅根据当时主客观情况,选择了杂文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项,为此花费了最大的精力.他在1935年底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后感》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这原因也正如他自己说的:“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①面对着三十年代政治战争”,所以“匕首”、“投枪”似的杂文,便成了他最主要的战斗武器。这时,由于他已能熟练地运用马列主义,他的目光更为敏锐,能够穿透复杂社会现象的厚壁,使他的杂文如虎添翼,在思想斗争、文艺斗争中成为使敌人望风披靡的利刃。
鲁迅杂文的重大成就
杂文是鲁迅一生中运用最多的文学形式。鲁迅的杂文在新文学发生、发展中都起了极重的作用。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特殊境遇,也由于有了鲁迅,杂文这种形式终于跻身现代文学的殿堂,占有一席之地。
一、鲁迅杂文是一部生动形象的近代、现代中国社会史。他象一位高等画师般,在相当的广度、深度上,在评论社会的过程中画出了特定时期中国的历史面貌。从《热风》到《且介亭杂文末编》,记录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两种思想的搏斗;记载了人民大众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新军阀的浴血战斗,描绘了大革命的风云变幻的时代风貌;也可以看到从“五卅”到“九一八”、“一二八”,一个民族的逐渐奋起,与强暴外敌的斗争;许多杂文本身是三十年代反文化“围剿”的产物,同时也在一些篇章中看到对反革命的军事“围剿”的揭露。杂文中所涉及的多是比较具体的事实,便可以一斑面是窥全豹,人们看到的是整个时代的面貌,听到的是历史潮流奔腾的涛声。尤其因为鲁迅杂文较多涉及文化战线上的问题,又常常描绘社会上种种人情世态、思想动向,也就更多地从这特定的角度,让人们看到一个社会的心灵变迁史。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也和他的小说一样,他的杂文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特色。而他又不孤立地看现实,他要挖出近代以来中国各种问题的历史渊源,“做刨祖坟”的工作。因而他的杂文既有现实性,又有历史深度,直到今天,乃至今后,都有挖掘不尽的认识意义。这博大精深的内容,使鲁迅杂文在特定意义上,成为认识旧中国的一部百科全书。
二、鲁迅在他的一些小说中,要画出中国国民的灵魂,其目的的在于改造国民性。他当然更要在杂文中来做这个工作,而且由于杂文的特点,对国民性的批判便列直接、列锐利。鲁迅从强调思想批判转而认识武器的批判的重大作用后,都注视着造国民性问题,关切中国民众的精神状态。他深刻地认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因此有志于改革者应“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否则革命只是“沙上建塔,顷刻倒坏”②。所以,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阿Q,而在杂文中,类似阿Q的各种精神状态,便一再受到鞭挞。他在早已没了辫子,长成大脚,穿上西服,游历欧美的先生女士们身上,照样挖出国民阿Q精神。如《以脚报国》中以留洋女士的经历,再次指出“自欺欺人”是“不治之症”。在《运命》篇中,漫淡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揭出“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这种缺乏“坚信”和巧滑,其实仍然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有时从极其平常的事情中,鲁迅也能窥出民族心理中的某种缺陷,如北京的胡同名,必“蝎子庙”为“协资庙”,改“狗尾巴胡同”为“高义伯胡同”。鲁迅不认为这只是求雅之风,因为这其实也是种掩饰,其结果是“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③。这当然是长期的文化积淀,变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浸入人们骨髓中去了,几乎谁也不感到奇怪。鲁迅却能揪将出来让大家看看。至于各种卑劣的心态,他的批判也是很严厉的。《晨凉漫记》说张献忠等杀人的缘故,因为自己得不到了,也不让别人得到,便加以破坏。《爬和撞》描写往上爬的人群中,“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这种人当然十分卑劣,可悲的是爬不上的“大都忍耐着一切”还在兢兢业业的爬,顶多抱着侥幸心理想撞个机会。这是一幅稠密拥挤的社会中常见的人示关系图,稍稍思索便能领会在这图像中的人的心态。如果爬、推、撞成了中国人的习惯动作,人人都把力量耗在这上面,社会又怎能进步?鲁迅几乎把民族的惰性,从一切角度落里扫出来,一篇《新秋杂识
(二)》能从月蚀夜放鞭赶天狗中,看到放着被侵占的领土不去救,却要救那天上的月亮,看到只有“远虑”不顾“近忧”这种心理对民族振兴的严重阻碍。鲁迅曾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④。这实在是千真万确的!
三、因为在杂文在直接表示对现实和历史的见解,加以如用了显微镜、望远镜在观察社会,看到又远又真,因而其杂文中包含了鲁迅的丰富的社会经验。这是他留给后人的极宝贵的精神财富。例如对于反却阶级的本质的认识,对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特性的揭示等等,往往表现出他高人一等的眼力。当某些好心的书呆子看到蒋介石革命人民而惊呼“杀错了人”时,鲁迅在《“杀错人了”异议》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动派没有杀错人,倒是我们有些人看错了人。《青年与老子》从历史和现实杂取一些故事,固然是抨击了无耻叛徒;然而他揭出“青年”利用“老子”的规律,是历史许多野心家、两面派所共有,至今没有过时,令人惊叹鲁迅的锐敏。至于发展革命文艺方面,他从实际所总结出的理论,更是十分丰富的。
四、又因为杂文直接地表达作家对社会现实的见解、态度,因此也有一个极鲜明的议论主人公的形象。透过鲁迅杂文显现出的是一位不屈不挠地与旧势力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始终坚持“韧性战斗”的革命者形象。他提倡“打落水狗”的精神,告诫自己的伙伴:敌人能叫我们妥协,他们自己是绝不妥协的。他更反对在旧势力面前低眉顺眼,唯唯诺诺,认为“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便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就是没出息”⑤。他的杂文表现了极鲜明的爱憎。一面是主张对敌人要“无毒不丈夫”,连白眼也不给的极度的轻蔑,如他在《女吊》中赞美被欺压者的复仇精神,在《死》中表示对敌人至死也不宽容。这些都典型地表现那种毫无怒颜媚骨的硬骨头精神。另一方面,对人民大众,对为人民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则表示深挚的热爱之情。他在杂文中明白地表示:引共产党人为同志,这是自以为光荣的。对广大妇女、儿童的命运和青年的成长的关切,在他的杂文中处处可见。对自己队伍中的同志,也常有心切语重的中选忠告与批评。这一切综合起来,鲜明地体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性格和鲁迅精神。
五、鲁迅杂文集中多数杂文是议论性的,其实同的特点便是诗与政论的结合,形象性与逻辑性的统一。因为要议论,或立论或驳论,都要有证明、有推理,没有坚固的逻辑力量难以立足。但杂文不是一般评论、政论,它具有文艺性,因而必须用形象,使逻辑力量透过形象表现出来。“五四”以后,鲁迅的杂文始终是形象性与逻辑性互相渗透、融合的典范,到了三十年代更加运用自如,手法更加多样,产品也更显丰姿绰约。他要揭露帮闲文人,并不列举丑行、归纳特点。他在《二丑艺术》中只是饶有趣味地描述戏曲中某一行当的职能。这种描写越是形象,但比喻得贴切也会产生逻辑力量。由于鲁迅生活见识极广、学识极渊博,能够经过淘滤选择最有力的比喻,所以不需多作抽象推理,只让形象说话,便于工作可以少胜多。他如以泰绮思的典故喻京派与海派的关系等,都是极有趣又极精辟的。有时不用引证典故,只需剪裁生活亦能从强烈的对比中产生逻辑力量。当刘半农以大学入学试卷中的错别字编打油诗以嘲笑青年时,鲁迅在《“感旧”以后(下)》中并没有多讲正确对待青年之类的道理。他只把中学生写错别字和大学教授拿这些错别字编打油诗排在一起,问道:这两件事哪一件更可笑?一个大人物的轻浮之态立即跃然纸上。这个对比的排列本身便具有批判力量。有的杂文还有很强叙事性。如《弄堂生意古今谈》,也只是摆出了上海弄堂几个小小景象。然而数年间的变化竟如题目所示有如古今之别,令人产生隔世之感,不是也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国民党统治的日趋没落吗?由于国民党文禁森严,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鲁迅杂文不能不写得隐晦曲折。而且来包藏真意的仍然是形象。《现代史》一文从头到尾是对街头上变戏法者的描绘,只有最后一句故作惊奇地说明:写到这里才发现题目错了。其实作家所要告诉人们的就是:一部现代史,无非是统治者变戏法般变换着花样来向人民要钱。无论哪一种方法,透过形象来说理、论辩、批判、驳难,是它们的共同点,使他的杂文成为有浓厚艺术色彩的议论文。
六、杂文是议论性的散文,它不可能象小说那样形象地描绘现实。但它对现实发表评论时,也要对评论的对象有所描摹。一方面他“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⑥。如用叭儿狗的形象,比喻某些资产阶级文人,使人看到表面上装着折中、公允、平正、调和,又象猫又象狗,其实主人豢养的动物。另一方面,在杂文写作中照样做到“开掘要深”,眼光深深射入生活的底蕴,从他画出的那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中,确也挖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灵魂”。就每一篇杂文而言,所评述的多是具体的、细小的,有的似乎是极平常的,但是合在一起,却是相当完整的社会形象。因此,既可以说鲁迅杂文中谈到的具体人、事,或运用的某一形象的比喻,有代表性,概括了某种类型的人、事的特征。又可以说他的杂文总体上构成了旧中国社会的缩影。鲁迅杂文中包含的文件样式是十分丰富、自由活泼的,风格上到了后期也不仅是深沉峻厚的人,而是多姿多彩,不拘一格的。鲁迅绝不从已成的文学定义出发,而从创作的实际需要决定采用的形式、方法、笔调,完全取开放的态度。有的较富政论色彩,严肃庄重,义正词严,风格严峻,气势凛然。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得》、《“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友邦惊诧”论》等。更多是短评,俏泼犀利,锋芒毕露,仅一击便可致敌死命;或嬉笑怒骂、旁敲侧击,幽默诙谐中缴了论敌的械。此类例子比比皆是。但也有清新、隽永,或富抒情性,或饱含哲理性,均有无穷回味。如《夜颂》,象抒情散文、恰当的词藻的运用,使文章神丰气足,简直就是散文诗,编入《野草》亦无不可。而《秋夜经游》用简单的勾勒,更象速写。有的则是叙事性的,如《女吊》、《我的第一个师父》,风格均近于《朝花夕拾》。有的是寓言式的,如《夏三虫》。这类样式中有思想深刻因而哲理性很强的,如《战士和苍蝇》。旁征博引、考订缜密、学术性和战斗性并茂。还有一些随笔、絮语,往往三言两语,意味深长,如《小杂感》、《半夏小集》等。至于书信、日记等体式亦常使用。他的每一本杂文都象百定箱一般,金光闪耀,琳琅满目。
七、鲁迅在开始写杂文时,也爱过西方散文的启发,但在这个领域中他更多的还是继承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并且经过他的创造,开辟了中国散文的新局面。在鲁迅杂文中很容易便可感到它有先秦诸子的雄辩力量,有魏晋散文的泼辣锋芒,有六朝笔记的简约精练,有韩愈政论的谨严明晰,有柳宗元寓言的精当比喻,也有唐末小品的愤激和明末小品的讽刺功力。鲁迅是现代是中国勇敢“丢掉三千年的腔调”,创造出熔古文、口语、方言、外来语汇于一炉的民族文化的文学语言的伟大文体家。鲁迅杂文侧重于思想文化的批判,其主要特色表现为冷峻、深沉、幽默、辛辣。他采取“编年”法将政论、时评、随感、随笔、杂记、书信、序跋、讲演、寓言、小品、学术论文等形式汇集成册的绚丽多姿的整合文体景观。
鲁迅杂文是鲁迅文体与鲁迅精神的统一。鲁迅的文体不仅是民族的、大众的、而且是现代的、世界的,是使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自由对话的富有时代特色和历史价值的独特文体。鲁迅杂文既有真情实感,又有灼见真知,既有独异的形象系统,又有严谨的逻辑思辩力量。他的杂文以逻辑论证为经,以形象描绘为纬,往往通过比喻与逻辑论证结合、归谬法与艺术想象想结合,心理分析与艺术想象结合诸种形式,将两种思维方式天然地融为一体,使其获得形象化、情感化说理的新质和功用。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正是体现在克服着逻辑思维不能不居首位而带来的种种限制和困难,尽可能多方面地运用了作为形象思维之主要成分的艺术想象,抒发和渗透着作者的审美情感,处处流动着感人的“形象的因素”,描绘出一幅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的讽刺画卷。鲁迅杂文中的类型形象,重在传神,而不在状貌;重在剖析社会心理,世态人情,而不在个性化描写。鲁迅杂文中更多的是融描写于叙述、议论、抒情之中,使叙事和议论形象化、情感化、这种感物连类,神与物游,思想不离开具体形象,议论结合切身感受的写法,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特征的。鲁迅杂文在深刻剖析和批判社会文化现象中时,表现出一种真挚、坦率、强烈的感情色彩。它的抒情情源于作者伟大的人格力量,浓郁的主观感情色彩以及富于节奏感的和音乐美的语言形式。
鲁迅杂文的艺术成就,使它“不仅在中国文学史和文苑里为奇特的奇花,也为世界文学史中少有的宝贵的奇花”。参考文献:
①鲁迅著《且介亭杂文·序言》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②鲁迅著《二心集·习惯与改革》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0年五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③鲁迅著《华盖集·咬文嚼字
(二)》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京报副刊》。
④鲁迅著《准风月谈·后记》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夜,鲁迅记于上海。
⑤鲁迅著《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片说起》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新语林》半月刊第四期,署名孺牛。
⑥鲁迅著《伪自由书·前记》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第三篇:略论鲁迅杂文讽刺艺术
略论鲁迅杂文讽刺
鲁迅的杂文取材广阔,形式自由;短小精悍,语言精炼,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中讽刺是其杂文艺术的重要特征,经常与夸张、反语、幽默等结合起来,巧妙运用,使之表达深刻的道理和高度的思想内容。
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又说:“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那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鲁迅的杂文以写实为基础,往往抓住现实生活中某一类人或集合并提炼某一集团论调的特点,或勾勒动物形象,或采集社会事件加以概括,进行讽刺。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一是夸张。“甚至于夸张,却确是‘讽刺的本领”它把日常生活中“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又是“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人或事,“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艺术地写出某一群人的真实来,有意识地夸张被讽刺对象的某一方面,使其特点格外突出,以达到讽刺的目的。夸张绝不能离开真实,随意杜撰和夸大其辞。例如《偶成》针对国民党以“施行教育”为名,整顿茶馆,筹办刊物,向读者灌输所谓“正当舆论”而写。国民党的所谓“正当舆论”不得人心,失去群众。鲁迅由这件事联想到前清光绪初年,他的家乡绍兴有一个戏班,名叫“群玉班”,然而名不符实,戏做得非常坏,乡民把这种情况编了一首歌来讽刺: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连忙关届门/两边墙壁都扒塌/连忙扯得牢/只乘下一把馄饨担。群玉班的戏竟能让观众把两边的墙壁扒塌,最后只乘下一担馄饨,显然是夸张,这就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了人们对群玉班的憎恶,堂堂的群玉班竟连一个观众也留不住,以此来讽刺国民党粉饰自己,伪造舆论,却不过是枉费心机。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二是用反语。从表面上看是肯定和赞美,而实际上是否定和讽刺,这种手法往往用来表达憎恨和愤怒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效果。他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这也是一种国光。”这里的“国光”实际上指“国耻”。“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这里用桃花之艳,乳酪之美来形容国粹,显然都是反语。《纪念刘和珍君》中“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这里的“文明人”、“伟大”、“伟绩”、“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都是反语。杀人者自鸣得意,以创建了“伟绩”、“武功”的胜利者而自居,不知道自己脸上都溅有中国人民的血污,真是厚颜无耻,可悲、可笑之极!再对三个女子由衷赞扬、崇高评价的同时,“对中外反动派,则是辛辣的嘲笑,有力的讽刺,表达出对他凶残而又卑怯的反动本质的极大轻蔑。”表达了“先生那样悲痛,那样愤激„„非有彻底巨大变革,中华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恨透了残酷反动的军阀统治”的感情思想。“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很多,简直一个再天上,一个再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深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然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掸到地上最不平净的地方去。”毛泽东先生们的理论在“地下”却是中国人民极力拥护的,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求得独立、解放的只航明灯;而托派分子“天上”的理论却是卖国贼的理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通过“天上”、“地下”、“高超”对托派进行讽刺,彻底揭穿了其“理论”的本质,活画出了一群“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的丑恶面目。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三是比喻。他的杂文虽有政治的特点,单往往不是象政治那样全
面系统地进行论证,而是经常用比喻的方法,含蓄的表达自己的态度,运用比喻进行讽刺,比抽象的说理更鲜明、更生动、更深刻。在鲁迅的杂文里,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媚态的猫”、“比主人更厉害的狗”、“虽然是狗,有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叭儿狗,“耸身一摇,将水点撒得人们一身一脸”的落水狗,“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饿得精疲”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吸人血要先哼哼地一发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又总喜欢一律扯上一点蝇头”的苍蝇,“脖子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的山羊等。用这些动物来比喻那些“坏种”、“屠杀者”、洋奴买办、正人郡子、帮闲文人、自由人、文坛魂魅、政治流氓、文化特务、社会渣子、小资产阶级等,比喻生动、恰当、形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讽刺意味,加强了理论的说明能力。在《一点比喻》指出一伙买办资产阶层的人所谓的“指导”“青年”,不过是象走在羊群里的山羊一样,脖子上挂着一个代表知识阶级微章的小铃铎,力图将青年引向死路。还辛辣地讽刺了统治阶级的上统社会的“风习”,好象豪猪一样,彼此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对人民则总是进攻的。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四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用对方的话来攻击对方,找出对方相矛盾的说法和行为来讽刺对方。如:《逃的辩护》中说道学生请愿时,“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部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鲁迅把反动派的造谣污篾之词拿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发挥了极为强烈的效果。再如,《学生和玉佛》摘引了《申报》的两则电讯:一则是北平玉佛南运,一则是不准北平学生逃难,为什麽呢?就是因为“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这就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既要趁国难之机打发横财,还要保持骗人的面子。由于敌人的虚伪的尊严被撕破,假装的正经被揭穿,所以发挥了巨大得力量。还如“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她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了解她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以看见,却居然都断定他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上海的教授们武断地认为历史上一些文学消灭了,是因为没有写“永久不变的人性”。鲁迅抓住了他们的信口开河,追问:“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以看见”——“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了’”,一针见血,揭穿了其理论的荒唐可笑。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之五是讽刺往往和幽默连在一起。不过幽默指的是一种轻松的讽刺,也就是用诙谐有趣、含蓄有力的语言进行批评。如:《登错的文章》指出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往往有描写岳飞呀,文天祥呀的故事,“不过这两位,却可以励现任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写的文字,不知怎麽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了,要不然,作者是决不至于如此低能的。”这段话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言行不一的丑态,对他们出卖祖国、屈膝投降的罪行进行了猛烈的鞭笞,而写得却非常幽默。
鲁迅杂文的讽刺艺术还表现在其语言上面。他的杂文篇幅往往比较短小,但分析问题透彻,容量很大。特别是在语言上尖锐泼辣、准确优美、含蓄有力,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特色。“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相骂声中失土地,相骂声中捐铜钱;失了土地捐过钱,喊声骂声也寂然。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后来知道谁也不是岳飞或秦桧,声明解释前嫌,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 ”比喻生动,语言辛辣精炼,深刻有力。
纵观鲁迅的杂文,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有力的思想武器,它“是感应的神精,是攻守的手足”,“对于新的事物,则竭力加以排击”,“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语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的杂文已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其讽刺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第四篇: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一,批判性,否定性,攻击性特色。鲁迅先生认为杂文工作者的任务是在“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顺次翻开鲁迅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步都不停息的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例”五四“时期与复古派争论的《热风》:五四后对中国历史国民性的解剖《坟》鲁迅先生“不克厥敌,战则不止”不屈不挠的批判精神,从根本上有违雨中国文化和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这的体现了鲁迅先生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和异质性
二,在“反常规”的“多疑”烛照下批判的犀利与刻毒。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就是文学家的关照而且正如鲁迅先生自己说的“我的习性不太好,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并且要全力揭示的,正是人们所隐蔽的,甚至自身也未必完全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鲁迅先生的杂文;《论“他妈的”》,就是从中国人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国骂”的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
三,杂文中思维的“个”与“类”鲁迅曾说过“我的坏处。。是砭固弊常取类”这就是说,鲁迅的思维的起点总是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但是他以一种非凡的思想穿透力,快刀斩乱麻的迅速切入本质,做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整体概括,将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准,同时又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其中《论“费厄泼赖”应当缓刑而言》鲁迅先生就概括出了叭儿狗的形象。
四,鲁迅杂文的主观性,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鲁迅先生宣称;我的杂文“不过是,讲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的浅薄,怎样的偏激,有事便都用笔写了下来。。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
这就是说鲁迅先生杂文确实是由某一处在客观人事印发的,但他所关注和表现的,却是作者自己的主观反映。
五,自由创作的杂文语言。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无拘而极富创造力的,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先生把抒情表一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鲁迅杂文反常规,不合语法制造了一种不和谐的拗体
张爱玲:以《金锁记》为例分析其小说的艺术特色
1,对灰色人生,凡俗饮食男女的非英雄人物的关注
2,喜欢参差对照
3,语言绝对可以称的上富丽堂皇
名词解释
1,新歌剧《白毛女》:《白毛女》是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的一部现在民族的奠基之作,故事来源于晋察冀边区流传的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属于民间创作,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提炼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是民间文化,五四新文化与革命文化三者的融合全新
2,七月诗派:是在艾青的影响下,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以《七月》及以后的《希望》《诗垦地》《泥土》《呼吸》等杂志为基本阵地而形成的诗人群体。其主要代表诗人有绿原、鲁藜、方然、牛汉等诗人,他们一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诗体为主要旗帜,在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诗歌创作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3,论语派: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一些作家。这些作家主要在《论语》《人世间》《宇宙风》投稿,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的创作。
4,《围城》钱钟书的一部小说,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对只是分子群进行可以的描写,表现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无主,空虚和爱情发酵,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乱世中一代清醒文人的宿命感,揭示了乱世知识分子的命运,人类生存的困境和灵魂的孤独。
简答题
1,《雷雨》中繁漪人物形象
受过受过新式教育,向往爱情和个性自由,备受压抑的个性在窒息的环境中生存最具雷雨性格的人,2,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谈话
延安文艺座会在1942年召开,会上,毛泽东以党的最高领导人身份做了发言,后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试图解决这样一个课题,即无产阶级执政有条件推进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历史阶段,应当如何领导文艺工作,怎样才能创造出适合本阶级要求的新型文艺,简言之就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怎样服务。
3,《寒夜》中曾树生的性格分析:
曾树生是小说中刻画的最有深度的人物,她的性格有复杂的多维性,她年轻貌美,有充沛的活力,思想开放,然而内心藏着孤独与苦闷。这苦闷与除了社会环境的压迫,和她的身心要求得不到满足有关,她爱自己的丈夫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妻子但是面对病入膏肓的丈夫内心便有控制不住的恐惧,她虽然想努力唤起对儿子小宣的亲近感但是很难控制内心的冷漠,生理和心理的压抑感使她在儿子面前表现出排他性和自恋性。,4,冯至《十四行诗》主要艺术特色
由27首诗组成的《十四行集》,是中国新诗史上最集中最充分的表现生命主题的一部诗集,它是一部生命沉思者的歌,它使中国现代诗歌第一次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诗人关于人的生命这种体验与形而上的思考,与从歌德到存在主义的西方思潮的刮泥,是比较容易在注意到的——挤存在这影响,也有平行思考的相通。另一方面与传统思想的联系也是明显的,例如诗人关于自我与万物的沟通的体验的思考,就显然有“天人合一,无我一体”的思想因素诗人自己还说,这样的经验,就“像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
5,海派小说特点:第一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第二,过渡性的描写都市第三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海派长写长新的主题,第四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6,《原野》里仇虎的形象
填空
1,艾青、漂泊的情愫,艾青式的忧郁,诗歌散文化,2郭沫若历史剧创作原则:失事求似,戏剧的诗
3,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中年沉思《寒夜》《憩园》
4,沈从文《边城》《长河》希腊小庙,湘西世界
5,张天翼,《华威先生》沙汀《淘金记》张恨水《金粉世家》
6,海派小说家刘呐鸥《都市风景线》穆世英《上海狐步舞》施蛰存《将军底头》《春阳》
7,七月派小说家路翎《饥饿的郭素娥》《财主底儿女们》
8,《王贵与李香香》是新诗歌谣化的代表
9,戏剧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夏衍的《芳草天涯》 10,还珠楼主李善基《蜀山剑侠传》
第五篇:鲁迅杂文的思想
鲁迅杂文的思想
摘 要: 鲁迅倾注毕生心血,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思想修养浇铸在杂文里,运用在革命实践中,从而使这种文学样式不断繁荣、成熟。鲁迅杂文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无比广阔、无比丰富的艺术天地。鲁迅杂文对旧社会旧文明和复古派的批判,猛烈抨击封建性反动政权及其反动政策,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揭露、斗争,对文化、文学战线上错误倾向的批评,针砭社会病态心理和国民性的弱点,是鲁迅杂文的几个重点内容,形成和现实密切结合的批判性战斗性的思想特色。此外,有一部分杂文歌颂了新生力量,歌颂了革命斗争。
关键词:鲁迅;杂文;思想
鲁迅杂文,思想内容博大精深,真可谓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在这些杂文中,作者以极其丰富的题材和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深刻洞察,全面深刻地反映了“五四”前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的社会生活与社会思想。我们学习鲁迅杂文,就如同通过莎士比亚作品可以了解英国,通过托尔斯泰的作品可以了解俄国一样。
鲁迅前期杂文侧重对封建性旧文明旧道德的批判,充分体现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五四”精神。《热风》都是短评,多数发表于“五四”前后的《新青年》“随感录”专栏,其中“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内容广泛,有感而发,批判礼教、国粹、迷信、复古派,宣传科学、进化,赞颂“新世纪的、飞曙光”,是“四面受敌”的《新青年》作战的时代记录。《坟》收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的重要论文,主要是1918至1925年间写的较长的杂文,对封建主义进行了广泛的批判。《我之节烈观》批判封建节烈观和夫权主义,遣责这种残害妇女的畸形道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封建孝道和父权主义,提出“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地教育,完全的解放”的思想。《灯下漫笔》揭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暂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循环,号召青年们起来创造“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又揭露封建等级制度为核心的旧文明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号召青年们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看镜有感》批判封建闭关主义,赞扬大胆吸收异族文化的恢宏气度,《论睁了眼看》剖析了瞒和骗的旧文艺,呼唤着文学上的“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闯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也有许多反封建之作。“号召”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又嘲讽反改革的保古家,发出了“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部踏倒地”的彻底反封建传统的呼叫。
鲁迅后期杂文,对旧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文学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批判。《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关于中国的王道》、《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等文,坚持反封建斗争,对封建思想、帝国主义、国民党掀起的复古思潮予以尖锐的揭露。同时,在《吃白相饭》、《推》、《爬和撞》等文中,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对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种种病态心理,病态现象,予以深刻的剖析。在文学战线上,在批判封建复古倾向的同时,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和超阶级超政治的文学倾向,对无是生非的文学观进行了批评。这些杂文,表现了鲁迅从人道主义到共产主义,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思想发展的轨迹,不少篇章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
鲁迅杂文的思想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揭露和批判封建礼教乃至整个封建文化和制度的罪恶
鲁迅以杂文为主要武器,对历代统治者宣扬的“以孝治天下”,“以忠诏天下”,“以贞节励天下”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灯下漫笔》、《我之节烈观》和《娜拉走后怎样》等文中,深刻揭露了“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妇女守节”,“死事小失节事大”,“有了节烈,国便得救”等说教的虚伪,反动的实质,号召人们“除去世上害已害人的昏迷和强暴”,“除去于人身毫无意义的苦痛”,特别是要把封建制度下受迫害最深的妇女和儿童真正解放出来,“放他们到最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根本方法“只在改良社会”。“在《随感录三十三》、《随感录三十六》里指出,只有科学能够“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因为科学能教人明白道理,能教人思路清楚。”在现今生存竞争日益剧烈的世界上,要使中国人“挣一地位”,不是靠什么“国粹”,而是靠“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
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的野心,指斥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降卖国的罪行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制造“攘外必先安内”的言论,与英、美帝国主义相勾结,残酷地镇压一切抗日的军队和爱国的人民。鲁迅用他那投枪般的笔,尖锐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和血腥屠杀的政策。由于对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凶,对国民党依附帝国主义共同来镇压中国人民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反对国民党和揭露帝国主义的思想,在鲁迅的许多杂文里,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鲁迅在《答文艺新闻社问》中,就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又是把人民当奴隶来压迫的封建军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敌人。文章表明鲁迅在政治斗争中高瞻远瞩的特点。同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开枪射击要求抗日的请愿学生,却反诬学生破坏社会秩序,并无耻叫嚷:“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据此,鲁迅写下了《友邦惊诧论》,揭露所谓“友邦人士”是国民党血腥罪行的支持者,是要中国人民永受日本屠戮的恶鬼。“摆什么‘惊诧’的臭脸孔呢?”还揭露所谓党国,除了出卖祖国土地,奉行帝国主义意旨以外,就是压制人民,要人民身受宰割而寂然无声。在《战略关系》里,鲁迅揭露英、美帝国主义的所谓“调停”,并不是真要日本放弃侵略,也不是真要国民党放弃“诱敌深入”的政策;调停的目的,是觉得自己在这块地方已经深入,要日本换一块地方去深入。所谓“诱敌深入”,则不过是国民党出卖国土的一个代名词,是无论“黄面孔,白面孔,新大陆,旧大陆的敌人,无论这些敌人要深入到什么地方去,都请深入吧”。在《沙》里,鲁迅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有奶便是娘”的本质,这个帝国主义投靠不成,可以投靠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国亡了,也可以坐飞机腾空而走,那管人民的死活。他说:“‘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那些君子们,不是像白鹤的腾空,就如猢狲的上树,‘树倒猢狲散’,另外还有树,他们决不会吃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蝼蚁和泥沙,„„”《学生和玉佛》、《逃的辩护》和《崇实》等文,痛斥国民党的暴政和掠夺,对受害的青年和群众则表示坚决的支持。
三、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进行疯狂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进行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他们查禁进步书刊,取缔进步社团,捣毁进步书店,颁布反动的出版法,设立图书审查机构,甚至大量逮捕和屠杀革命文化人士。面对这些,鲁迅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国共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指出:“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文艺‟以至„颓废‟的作品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戳;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鲁迅把反动派形容为“是在灭亡之中的黑暗的动物”。同时,他对在白色恐怖中被屠杀的烈士表示深切的悲痛和哀悼,号召人们“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四、批判封建保守思想,批判复古逆流。
针对1934年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提倡尊孔复古,宣扬“四维八德”等孔老二的教条,鲁迅发表《礼》、《儒术》、《算帐》等文,揭露他们提倡尊孔,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是在替侵略者清道的本质。他讽刺地说:“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做‘反过来征服中华民族的心’。”这伙民族的败类,是什么都可以出卖的,他们所维护的,只不过是自己“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的地位。同年和第二年应约在日本《改造》月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和《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以巧妙的迂回战术,既揭露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也表示对于日寇侵略中国和高唱王道的严重抗议。他指出一切反动派的政策“火、王道、监狱”,是软硬兼施的两手,最终必然招致可耻的失败。“在中国的王道,看去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都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鲁迅还指出:孔老二之成为“圣人”,完全“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把他当“敲门砖”使用,为了敲开“幸福之门”。他“和民众并无关系”,权势者要吹捧他,民众就一定要打倒他。“圣人”不圣,“愚民”不愚,这就是鲁迅所深刻总结的真理,他彻底翻了两千多年来相承不变的老案,有着十分强烈的政治教育意义。
五、深刻剖析国民的劣根性,批判旧事物、揭发坏现象,是为了促进新事物、新风尚的产生
鲁迅杂文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还探索和研究国民性的问题,暴露和批判了卑怯、惰性、保守、巧滑等国民性的弱点。他对卑怯的国民劣根性作了深刻剖析,遇见强者,不敢反抗,倘有权者,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多是凶残横态,宛然一个暴君。他说:“可惜中国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要使中国得救青年们应反过来,“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卑怯、惰性、保守等国民性弱点是窒息、麻痹人民的毒剂,他也使得人们怕做前驱和闯将,所以凡事不容易有改革,不但“不为最先”,也不敢“不耻最后”,对“锲而不舍”的人则嘲笑为傻子,“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作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容;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卑怯也使人不敢正视现实,“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同时还批判各种病态的社会现象。《男人的进化》揭露阶级社会男人对女人的残酷压迫,指出:“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吃白相饭”》鞭挞旧上海“‘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的现象。《爬和撞》勾画旧社会向上爬和投机冒险这两种现象及其关系:“爬得上的机会越少,愿意撞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你们制造撞的机会„„。”鲁迅还批判“揩油”、吃教、“靠天吃饭”、打听印象、利用科学为迷信落后辩护(《偶感》)等恶习,揭发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病症,用讽刺的烈火去烧毁它。针对中庸之道和“唯无是非论”,鲁迅坚决主张要“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此外前期杂文也批判了奴性等病态心理。鲁迅的杂文批判旧事物、揭发坏现象,是为了促进新事物、新风尚的产生。他从江北人制造的粗笨的机枪玩具中,看到了中国人民誓与外国人争的“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他批判“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的论调,满腔热情地歌颂“中国的脊梁”,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一类的人们,现在还“在前仆后继的战斗”。唯物论和辩证法就是这样有效地帮助鲁迅深刻地、全面地认识社会现象,揭露阶级根源,昭示生活趋向,从而提高他的杂文的思想性和战斗性。
六、歌颂人民群众,歌颂中国共产党,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鲁迅后期的战斗,是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武装下进行的。他不再像前期那样,朦胧地追求革命的出路和理想的社会,而是明确地肯定“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必然胜利,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所以尽管黑暗势力异常猖獗,他也满怀信心地战斗。如果说他前期的战斗,比较着重于思想的启蒙,时而流露出过分夸大启蒙作用的弱点,当这种启蒙遇到阻碍时,也容易引起失望;那么到了后期就迥然不同了。他明确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自觉地充当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一个用笔的“小兵”。所以,他的革命实践,他的喜怒哀乐跟无产阶级完全一致了,不再产生“孤军作战”的感觉,而是自觉地执行了党在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革命任务,有力地配合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他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分钟,他留下的遗嘱《死》,教育他的亲属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并表示自己对于怨敌,“也一个都不宽恕”,充分体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硬骨头精神。他的文章如熊熊的火炬,在暗夜中照彻大地,风吹不熄,雨淋不灭,划破夜幕,击退黑暗,给了国统区人民以希望和力量。这是一个永远斗争的共产主义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千千万万革命者学习的榜样。鲁迅在《门外文谈》、《沙》、《“题未定”(六至九)》和《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里,高度赞美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精神,批判了把中国视为不可救药的一盘散沙的谬论。他指出:中国人中,大有“脊梁”式的人存在。他们或“埋头苦干”,或“拼命硬干”,或“为民请命”,或“舍身求法”,这是谁也遮掩不住的;“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中觅遒,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至于有人感叹“中国人好像一盘散沙”,实在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因为“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
1936年,托派企图离间鲁迅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破坏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他说:“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条战线。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明确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二心集·序言》中指出:“从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中,人们可以“确切的想念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总之,鲁迅用杂文在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所做的斗争,愈到后来愈激烈,杂文也愈写愈多。如果说他前期的战斗,比较着重于思想的启蒙,时而流露出过分夸大启蒙作用的弱点,当这种启蒙遇到阻碍时,也容易引起失望;那么到了后期就迥然不同了。他明确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自觉地充当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一个用笔的“小兵”。所以,他的革命实践,他的喜怒哀乐跟无产阶级完全一致了,不再产生“孤军作战”的感觉,而是自觉地执行了党在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革命任务,有力地配合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他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分钟,他留下的遗嘱《死》,教育他的亲
属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并表示自己对于怨敌,“也一个都不宽恕”,充分体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硬骨头精神。他的文章如熊熊的火炬,在暗夜中照彻大地,风吹不熄,雨淋不灭,划破夜幕,击退黑暗,给了国统区人民以希望和力量。这是一个永远斗争的共产主义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千千万万革命者学习的榜样。毛泽东看到了鲁迅在刀和笔的“围剿”中愈战愈勇,文学的武器愈磨愈厉,成就愈来愈辉煌,所以说:“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是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参考文默:
[1] 鲁迅.鲁迅全集(第 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鲁 迅.鲁迅全集(第 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鲁 迅.鲁迅全集(第 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鲁 迅.鲁迅全集(第 3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 鲁 迅.鲁迅全集(第 8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