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村务公开与乡村治理调查报告(上)

第一篇：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村务公开与乡村治理调查报告(上)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村务公开与乡村治理调查报告(上)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村务公开与乡村治理调查报告(上)2007-12-15 23:38:47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村务公开与乡村治理调查报告(上)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村务公开与乡村治理调查报告(上)(2)村民自治是我国新时期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形式。对于村级治理，人们原来以为只要改变村级组织（包括村党支部）的权力来源，由村民直接选举自己的“当家人”，就能实现民主化治理，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大量的事实说明，这种想法未免过于简单。村级治理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要改变村级组织的权力基础以外，更重要的在于它的

日常权力运行是否真正实现了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村级的日常治理更主要地体现在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等项工作上，因此做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十分重要。湖北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村务公开和村级民主管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据初步统计，全省已进行村务公开的村有25432个，村务公开率达；建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民主理财小组各25304个。全省95以上的村制定了《村务公开制度》、《民主理财制度》、《一事一议制度》、《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总结近年我省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成功经验，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注重建章立制。1999年和2001年，省人大相继通过并颁布了《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和《湖北省实施办法》。2002年，省人民政府又颁布了《湖北省村务公开实施办法》。省民政厅于2005年印发了《湖北省村民委员会工作规范（暂行）》的通知，编写了一系列培训教材，使村务公开民

主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各地就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也纷纷下发了文件，“建章立制，以制治村”。例如，枝江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联合印发了《枝江市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各镇也出台了相关的办法或规定。荆州区2006年制定了《荆州区民主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施行“四民主，三公开”即“民主议事、民主理财、民主监督、民主评议”与“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并建立了量化考评表。江陵县先后制定了《全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评分细则》、《全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创建考核办法》，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考核结果与村干部补贴标准挂钩。监利县2004制定了《监利县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方案》、《监利县村务公开实施细则》、《监利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村创建方案》，并统一印发了19项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制度。

二是积极创新制度。我省随州等地在全国较早实行了“两

会一组”制度。所谓“两会一组”制度，就是通过建立村民代表议事会、村民代表监事会和民主理财小组，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组织化、程序化、制度化。随州、荆州和孝感等地在推进村务公开、落实民主管理上较好地发挥了“两会一组”的作用，这些地方的村委会拟定的重大事项必须交由议事会议定，村务监事会予以监督，审议通过后再交付村委会执行，并在村务公开栏中公布。村级财务收支实行限额管理、一支笔审批，把财务公开作为村务公开的重点，充分发挥民主理财小组的作用。在公开内容上，除公开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要求公开的事项外，如计划生育执行情况、救灾救济款物发放、集体经济项目承包、经营情况等，还公开了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村委会年度工作计划和目标责任制等新的内容。在公开程序上，孝感市孝南区的一些村委会还根据村民关注的热点问题“点题公开”，经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村民代表会议审核后，由村会计

按规定的形式向群众公布，事后组织全村18岁以上的村民填写村务公开意见表，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听取群众的意见，并将每期公开的内容及征求意见表存档归案。在公开时间上，除做到公开及时之外，根据不同的项目确定公开时间。村务公开栏每季度公开一次，其中水电费收缴及价格每月公开一次，财务收支、计划生育每季度公开一次，农民负担每半年公开一次，村年度发展规划、村干部情况、村干部考核每年公开一次，其他公开内容及村民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视情况随时公开。另外，村务公开形式也灵活多样，以村务公开栏为主，辅以广播、会议、明白卡、公开信等多种方式。全省除了普遍建立“两会一组”制度以外，个别地方还根据本地实际，积极探索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新形式、新机制。例如，安陆市积极推行以村“两委”联席会、党员会、村民代表会和评党员、评干部、评村民代表、评“十星级文明农户”为主要内容的“三会四

评”制度，卓有成效地推进了该市村务公开和村级事务的民主化管理。恩施州在开展村务公开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1 4 X”模式，即每个村一年至少召开一次村民大会、每季度至少公开一次村务，在村务公开内容上，根据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实行“点题公开”即”X”，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是实行观察督导机制。为了推进各地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我省除了强化日常工作上的督导作用以外，还积极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合作，每年由这两个中心派出多组研究生、博士生作为观察员到我省不同类型的乡村、城市社区驻点观察、调查研究，为省委、省政府和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村务公开与乡村治理调查报告(上)

第二篇：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村务公开与乡村治理调查报告(上)

村民自治是我国新时期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形式。对于村级治理，人们原来以为只要改变村级组织（包括村党支部）的权力来源，由村民直接选举自己的“当家人”，就能实现民主化治理，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大量的事实说明，这种想法未免过于简单。村级治理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要改变村级组织的权力基础以外，更重要的在于它的日常权力运行是否真正实现了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村级的日常治理更主要地体现在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等项工作上，因此做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十分重要。湖北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村务公开和村级民主管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据初步统计，全省已进行村务公开的村有25432个，村务公开率达99.8；建立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民主理财小组各25304个。全省95以上的村制定了《村务公开制度》、《民主理财制度》、《一事一议制度》、《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总结近年我省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的成功经验，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注重建章立制。1999年和2001年，省人大相继通过并颁布了《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和《湖北省实施办法》。2002年，省人民政府又颁布了《湖北省村务公开实施办法》。省民政厅于2005年印发了《湖北省村民委员会工作规范（暂行）》的通知，编写了一系列培训教材，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各地就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也纷纷下发了文件，“建章立制，以制治村”。例如，枝江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联合印发了《枝江市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各镇也出台了相关的办法或规定。荆州区2006年制定了《荆州区民主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施行“四民主，三公开”即“民主议事、民主理财、民主监督、民主评议”与“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并建立了量化考评表。江陵县先后制定了《全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评分细则》、《全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创建考核办法》，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考核结果与村干部补贴标准挂钩。监利县2004制定了《监利县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方案》、《监利县村务公开实施细则》、《监利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村创建方案》，并统一印发了19项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制度。

二是积极创新制度。我省随州等地在全国较早实行了“两会一组”制度。所谓“两会一组”制度，就是通过建立村民代表议事会、村民代表监事会和民主理财小组，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组织化、程序化、制度化。随州、荆州和孝感等地在推进村务公开、落实民主管理上较好地发挥了“两会一组”的作用，这些地方的村委会拟定的重大事项必须交由议事会议定，村务监事会予以监督，审议通过后再交付村委会执行，并在村务公开栏中公布。村级财务收支实行限额管理、一支笔审批，把财务公开作为村务公开的重点，充分发挥民主理财小组的作用。在公开内容上，除公开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要求公开的事项外，如计划生育执行情况、救灾救济款物发放、集体经济项目承包、经营情况等，还公开了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村委会工作计划和目标责任制等新的内容。在公开程序上，孝感市孝南区的一些村委会还根据村民关注的热点问题“点题公开”，经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村民代表会议审核后，由村会计按规定的形式向群众公布，事后组织全村18岁以上的村民填写村务公开意见表，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听取群众的意见，并将每期公开的内容及征求意见表存档归案。在公开时间上，除做到公开及时之外，根据不同的项目确定公开时间。村务公开栏每季度公开一次，其中水电费收缴及价格每月公开一次，财务收支、计划生育每季度公开一次，农民负担每半年公开一次，村发展规划、村干部情况、村干部考核每年公开一次，其他公开内容及村民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视情况随时公开。另外，村务公开形式也灵活多样，以村务公开栏为主，辅以广播、会议、明白卡、公开信等多种方式。全省除了普遍建立“两会一组”制度以外，个别地方还根据本地实际，积极探索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新形式、新机制。例如，安陆市积极推行以村“两委”联席会、党员会、村民代表会和评党员、评干部、评村民代表、评“十星级文明农户”为主要内容的“三会四评”制度，卓有成效地推进了该市村务公开和村级事务的民主化管理。恩施州在开展村务公开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1 4 X”模式，即每个村一年至少召开一次村民大会、每季度至少公开一次村务，在村务公开内容上，根据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实行“点题公开”即“X”，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是实行观察督导机制。为了推进各地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我省除了强化日常工作上的督导作用以外，还积极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合作，每年由这两个中心派出多组研究生、博士生作为观察员到我省不同类型的乡村、城市社区驻点观察、调查研究，为省委、省政府和省

民政厅提供决策参考意见，有效地推进了我省村务公开、村级民主管理的深入发展。

一、此次调查及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虽然在总体上而言，我省在推进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但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进一步推进我省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村民自治、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近，湖北省民政厅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联合组成10个调研小组，分赴孝感市孝南区、襄樊市襄阳区、监利县、武汉市黄陂区、武穴市、巴东县、潜江市、通山县、枝江市、汉川市等县（市、区），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研。调研组通过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典型访谈和进村入户等方式，对10个县（市、区）的30个乡镇、80多个村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情况进行观察。下面将主要以这次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比较客观地反映我省农村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整体情况。

这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每个小组100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919份。从统计来看，被调查者83.2是普通农民，8.5是个体户，1.6是乡镇企业工人，0.6是企业老板；其中，28.8的被调查者是中共党员，9.5是共青团员，2.0是民主党派人士。他们中近3/4的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绝大部分年龄都在30岁以上，其中60.7的人的年龄在30～50岁之间，50～60岁的人占21.0（参见表1）。

表1被调查者的基本统计特征

统计指标

分类标准

人数

有效比例〔1〕

统计指标

分类标准

人数

有效比例

性别

男

671

74.1

职业

普通农民

750

83.2

女

234

25.9

个体户

77

8.5

年龄

17～19岁

1

0.1

乡镇企业工人

14

1.6

20～29岁

66

7.4

企业老板

5

0.6

30～39岁

225

25.3

其他

55

6.1

40～49岁

315

35.4

家庭年收入

0.5万元以下

110

13.3

50～59岁

187

21.0

0.5～1.0万元

202

24.5

60岁及以上

96

10.8

1.0～1.5万元

197

23.8

文化程度

没有读书

33

3.6

1.5～2.0万元

128

15.5

小学

205

22.6

2.0～2.5万元

96

11.6

初中

446

49.1

2.5～3.0万元

29

3.5

高中/中专

207

22.8

3.0～3.5万元

33

4.0

大专及以上

18

2.0

3.5万元以上

31

3.8

婚姻状况

未婚

27

3.0

支出/收入[2]

20以下

14

1.9

已婚

861

94.3

20～40

51

6.9

离异

11

1.2

40～60

137

18.4

丧偶

14

1.5

60～80

205

27.6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84

9.5

80～100

152

20.4

中共党员

255

28.8

100～200

140

18.8

民主党派人士

18

2.0

200～300

19

2.6

普通群众

527

59.6

300以上

26

3.5

注:[1]有效比例是指除去缺省值的比例；[2]指被调查者年支出占该年收入的比例，也称之为支出的收入弹性。

这些被调查者的年家庭收入平均为1.34万元（如果按每个家庭3～4人计算，人均年收入大致为3000～4000元），其中在0.5～1.0万元、1.0～1.5万元和1.5～2.5万元之间的都占1/4左右（分别为24.5，23.8，25.1），此外还有13.3的家庭不足0.5万元（参见表1）；他们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收入和打工收入（参见表2）。

表2被调查者家庭收入来源及主要支出

（1）收入来源

有效比例（％）

（2）主要支出

有效比例（％）

①农业收入

81.1

①生活支出

83.4

③打工收入

50.6

②人情支出

71.4

②养殖收入

24.3

③生产投资

66.7

⑤工资收入

13.5

④子女教育

65.0

④经商收入

11.1

⑤医疗支出

62.2

⑥其他收入

7.7

⑥建房支出

14.3

再从他们家庭的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来看，8.8的被调查者家庭支出的收入弹性在40以下，高达66.4的被调查者家庭支出的收入弹性为40～100，另外还有近1/4的被调查者家庭入不敷出（参见表1）；其家庭支出最大一项仍然是生活开支，其次是人情支出、生产投资、子女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参见表2）。这些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湖北省地处中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民生活的大致样貌。

二、湖北省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整体状况

（一）被调查者对村务公开的了解与关注

从调查来看，绝大部分被调查者不但对村务公开比较了解，而且关注度也较高。25.8的人自认为对村务公开“十分了解”，37.7的人“了解”，23.7的人“知道一些”，只有9.6的人“不了解”，3.2的人“一点不知道”；31.0的人“十分关注”村务公开，55.0的人“关注”村务公开，只有6.3和7.7的人不关注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并且，被调查者基本上都认为村务公开很有必要，仅9.6的人对村务公开不公开持无所谓的态度，0.9的人认为没必要。由此可见，推进村务公开符合村民的利益要求。

92.7的被调查者反映他们所在村设有村务公开栏。一半的被调查者经常去看村务公开栏，还有20.0和22.2的人偶尔或路过去看村务公开栏，只有7.5的人从来不看村务公开栏。这说明广大村民对村级公共事务较为关心，因为根据罗伯特·达尔的研究，“在大多数政治体系中，对政治事务极感兴趣，关心并了解政治，活跃于公共事务中的人在成年人中所占比例不大。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是少数。即便是在有大众政府、政治介入十分广泛的国家中，政治阶层也绝非网络了全部公民。相反，在所有多头政制中，似乎为数众多的公民对政治冷漠，不大活跃。简言之，他们是无政治性的”[1]。村民对村务公开的高度关注，既可能是一种现实的反映，说明当地的村务公开工作的确做得很好，激发了村民的关注，也可能是一种期待的表达，希望当地的村务真正能够做到公开、透明。实际的情况如何，可以从后文的分析中来看。

（二）村务公开的形式及内容

根据调查，78.9的被调查者反映该村村务公开做到了定期公开，只有6.0的人反映上级检查时才公开，3.7的人反映所在村的村务从不公开（参见表3）。

表3被调查者所在村村务公开情况

人数

有效比例（％）

定期公开

683

78.9

偶尔公布

99

11.4

检查才公布

52

6.0

从不公布

32

3.7

其中，43.7的被调查者认为村务一季度公开一次为宜，23.4的人认为半年公开一次为宜。此外，15.7的人认为一年公开一次，11.5的人认为一个月公开一次，仅有5.8的人认为应该随时公开（参见图1）。至于到底多长时间为宜，需要视各地的实际情况及公开的内容而定，但是，日常性或常规性事务有条件的村还是以一个季度公开一次比较好。

第三篇：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村务公开与乡村治理调查报告(下)

从调查来看，目前湖北省村务公开的主要内容依次是：村级财务（84.9）、计划生育（84.4）、上级政策（68.6）、村委会工作计划（62.6）、救灾救济款等项目（60.3），基本上符合被调查者的希望。但是，不可不注意的是，除了计划生育一项以外，被调查者对于村务公开的内容的希望值均高于实际值（参见图2），说明这些项目、内容在公开上尚有

改进之处，尤其是排在后面三位的“集体土地承包出租或征用情况”、“工程招投标情况”和“宅基地情况”更应加大公开力度。

被调查者中85的人认为村务公开有助于村民了解村务，73.6的人认为可以防止村干部贪污腐败，70.8的人认为可以减少干群矛盾，65.1的人认为有助于村民参与村务（参见表4）。另外，64.6的被调查者认为所在村实行村务公开以后有了一定的变化，14.8的人认为变化显著，主要体现在干群关系改善（65.6）和村务管理更加民主（62.8）上，村民参与村务的积极性也有一定的提高（47.5）。总之，他们对村务公开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明推行村务公开非常有必要，尤其是对于村民了解村务、参与村务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表4被调查者认为村务公开的作用

村务公开的作用

有效比例（％）

①让村民了解村务

85.0

②防止村干部贪污腐败

73.6

③减少干群矛盾

70.8

④有助于村民参与村务

65.1

同时，被调查者认为当前村务公开的最大困难在于：缺乏监督、群众不关心和缺乏公开的有效机制，只有一少部分被调查者认为是村干部不愿意公开村务（参见表5）。

表5被调查者认为当前村务公开的主要困难

村务公开的困难

人数

有效比例（％）

①缺少监督

234

32.9

②老百姓不关心

199

28.0

③缺乏公开的有效机制

179

25.2

④村干部不愿公开村务

99

13.9

由此可见，村务公开的切实实行离不开（自下而上的）村民的积极参与和来自上级以及村民的有力监督，以及相应的机制或制度的建立、配合。在农民大量流出农村进城务工的情况下，如何调动农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并建立健全相应的参与、监督机制，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现实课题。

（三）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村治理的变化

湖北省从2002年开始在全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该项改革使原本就十分窘迫的县乡财政供养压力遽然加大，而不得不进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早在2003年，我省咸安区等地就开始了以①乡镇领导班子“交叉任职”、②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竞聘上岗、③撤销乡镇站所，实行“以钱养事”新机制等为主要内容的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尤其是乡镇站所的撤销、改制和实行“以钱养事”新机制，不但极大地减轻县乡财政供养压力，而且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绩效。所谓“以钱养事”，概括地说，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量化、公开招标、合同管理、农民签单、政府买单、奖惩兑现”。换言之，就是把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量化分解，使之成为能够考核的具体指标；向社会公开采购招标，凡是具有相应资质的个人、企业、社会性组织均可参加竞标，或者将量化的公共服务项目委托给非政府组织生产、供给；乡镇政府与中标者或代理者签订合同，明确各自的责权利，实行契约管理；中标者或代理者的服务情况要通过农民签字认可、政府考核认定以后，根据其服务绩效由政府兑现报酬和奖惩。省委、省政府在2004年在全省选择7县（市、区）进行类似的乡镇综合改革试点，2005年以后推广到全省。

从这次问卷调查来看，绝大部分（87.5）被调查者关心这项乡镇综合改革。并且，高达81.5的人认为乡镇改革以后基层的公共服务比改革前有所提高；通过一系列农村综合改革，89.7的人认为干群关系比改革前逐渐有所好转；80的认为改革后的乡镇干部更接近群众。湖北省的农村综合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村治理结构发生如下转型：（1）乡镇站所从乡镇政府中分离出来，成为企业或社会性组织，并且这些组织与乡镇政府之间建立了“契约治理”关系；同时，（2）这些企业和社会性组织与农民（农户）之间也建立了比较平等的市场性服务关系；（3）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开始按照有关法律，界定各自的治理范围；（4）（乡镇）政府不再与分散的农民（农户）直接“打交道”，建立了一种多元的、间接治理关系[2]；（5）政府更主要的通过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与之发生联系，“把服务作为联系群众的一条重要纽带”[3]，而不是通过收取农业税等汲取的方式与农民发生关系，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村务公开

对

第四篇：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民负担问题调查报告

关于新兴县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民负担问题

调查报告

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主旨的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做出的重要决策，是我国农村的又一次重大改革。我省农村税费改革在2001年经过部分县市试点的基础上，于2002年在全省全面推开。经过三年的改革实践，各地实施情况如何、农民负担减了多少、乡镇、村基层组织运转如何？最近我们对新兴县、13个村委会和100个农户进行了入户访问和问卷调查。通过调查，我们认为：我县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一些深层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税费改革还需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一、农业税费改革中的情况

1、多数农民认为新农业税的计税产量和计税面积比较合理。

在有田地的217户调查户中，税改前承包土地面积为747.7亩，平均每户为3.03亩；税改后确认的计税土地面积为683.6亩，平均每户为2.77亩，核减率约为8.6%。其中改革后计税面积比承包面积减少的有75户，占34.7%；面积不变的有140户，占64.9%；有所增加的有7户，占3.4%。认为本户计税土地面积合理的有119户，占53.8%；认为基本合理的有98户，占43.7%；其余5户占2.5%的农户则认为不太合理或很不合理。本次税费改革重新核实土地，把一些农户原垦荒未计税的农田纳入了计税范围；一些家庭由于外出务工部分偏僻山坑田地荒芜，本无耕作，现也被作为计税土地等等，均导致部分农民有意见。对于计税常年产量问题，认为核定结果合理的有102户，占47.0%；认为基本合理的有103户，占47.4%；认为不太合理的有10户，占4.8%；认为很不合理的有1户，占0.5%。

2、绝大多数农户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受益。

被调查的3个镇，平均每镇农村税费负担税改前为328.7万元，税改后农业税为86.2万元，减负率为73.8%。知道农村税费改革的200户农户，税改前年税费负担户均为355.9元，人均为54.3元；税改后农业税户均为108.4元，人均为25.4元；减负率为65.8%。

有差异的原因一是原屠宰税主要由屠宰户负担，农户没有直接交纳；二是原农业特产税主要由种养大户或农业企业负担，一般农户交纳不多；三是省税改办计算的人均税费负担93.27元中包括了“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的折款数，而调查农户承担“两工”主要是出力很少出钱。四是税改前部分村集体统一帮农户交税，农户对原税费负担了解不全。五是部分村能从“一事一议”中收取部分费用，省减负率中没有考虑此部分。即农户调查数字为一般农户直接交纳的、直接感受到的减负情况，与全省计算数字趋势一致但略有差异。

在调查农户中负担减轻的有201户，占了90.1%；其中减负率达到90%以上的有46*户，占19.9%；减负50%―90%的有113户，占50.9%；减负在50%以下的有63户，占28.3%；没有减负的有1户，占0.5%；负担不降反增的农户有1户，占0.4%。

3、干部群众普遍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有利。

对税费改革的看法：70.0%的农户、90.5%的镇干部和82.4%的村干部认为“是代表了农民的根本利益”；57.0%的农户、45.7%的镇干部和60.9%的村干部认为“对提高农民收入非常有利”；73.5%的农户、91.8%的镇干部和78.9%的村干部认为“是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也有3.2%的农户、9.5%的镇干部和12.2%的村干部认为税改对提高农民收入作用不大。

二、税费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及存在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1

（一）农民负担仍然较重，隐性负担还没有涉及

针对农民负担而言，费税改革关注的只是农民的显性负担，而对农民的隐性负担关注不够。城乡分隔体制是农民隐性负担过重的制度根源。农民隐性负担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为了积累实现工业化所必须的资金而采取的以农补工的措施，持续到现在，全国通过剪刀差每年平均由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达1600多亿元人民币，农民人均负担205元人民币。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通过剪刀差每年平均由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达100多亿元人民币。二是农民进城成本仍然过高，并且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三是农民付出子女教育费、医疗等费用过高。在我们的调查中让农民按负担的大小排序，结果在有子女上学的家庭中无一例外地把“学杂费”排在了第一位。与此同时，医疗费用更是让农民望而生畏，城乡居民的收入是不同的，农民收入低，但在生病后却不能享受“公费医疗”。在农村，一人生病，导致全家返贫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四是农村基础建设等收费成为农民甩不掉的一大负担。从2005年开始的全省县乡村道路改造和建设，按省政府的规定是不允许向农民收取费用，但受各级财政经费投入不足的影响，在一些已进行乡村道路改造和建设的地区还是向农民收取了数量不等的建设费。据调查，有些2005年已进行乡村道路改造和建设村，平均每户缴纳的道路改造费近200元。

（二）乡村收支缺口较大，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隐患

税费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基层正常运转，但实行税费改革后，乡、村可用财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减少幅度最大的是村级财力。就乡级财政来说，改革后，新的农业税收入要比原来征收的农业税与统筹之和少。但因为乡镇机构改革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支出在短时间内不会大幅度减少，这就造成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内，收入相对减少而支出不减少的局面，加大了乡财政收支矛盾。在本次调查的9个乡镇中，有4个乡镇存在收支缺口，占45.6%；缺口金额达608.92万元，缺口最大的乡镇为206.5万元。就村级财务来说，收支矛盾更为突出。税费改革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和村办公经费，除原由集体经营收入开支的仍继续保留外，凡由农民上缴村提留开支的，统一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农业特产税附加方式收取，但附加比例最高分别不超过正税的20%。附加比例偏小，改革前后相比，村级收入减幅达到60%～70%，实现正常运转难度较大，除集体经济较好的村组外，大部分村组都在低效运转。乡村两级财政收入锐减，一方面农村义务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受到制约。从调查的9个村情况看，税费改革后，教育经费投入减少的有6个村，减少幅度最高的达75%，最低的也近20%；教育经费投入没有变化的有2个村，而增加的只有1个村。另一方面，乡村组织资金缺口较大，极有可能诱发农民负担的反弹。

（三）乡村负债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

当前，我省乡村两级债务问题严重，沉重的债务与农民负担形成恶性循环。在本次调查的9个乡镇中，到2007年有7个乡镇存在债务问题，平均债务金额达653万元。在本次调查的9个村中，到2007年有7个村存在债务问题，平均债务金额达11.6万元。这些不良债务形成原因十分复杂，有的属于“普九”欠账，有的属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有的属乡镇无钱发放工资而向金融机构和个人借贷形成的债务，还有一部分属公益事业欠账。税费改革后，新的农业税成为乡镇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乡镇财政负债就成为税费改革绕不开的难题。一方面，税费改革封住了乱收费的口子，扼制了农民负担无序增长的可能，另一方面，税费改革也封住了乡镇干部还债途径。乡村债务量大、面广，构成复杂，如何化解债务是十分沉重和敏感的问题。实际情况显示：各地在税费改革过程中对这一尖锐矛盾采取的是暂时回避的办法，事实是不仅旧债无法锁定，更无法化解，而且新债还在不断增加。乡村债务成为无法排除的“定时炸弹”,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隐患。

（四）新税赋出现新的不公平，部分农户负担会有所加重

首先，农业税按耕地面积征收，造成种地越多，上缴的税费也越多，而那些主要从事二、三产业收入较高的农户反而上缴得少。过去偏重于按人头收取，现在则主要按地亩征收，势必进一步加剧负担的不均。其次，税费改革前，部分集体经济较好地方的“三提五统”主要由集体财力代垫，农户是零负担，税改后，“税随田走、田随户走”反而使这些农户有了负担，与税费改革提出“村村减负、户户受益”的基本要求不相一致。

三、税费改革后农民对生产的打算和对政府的期望

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在改革中得到了实惠衷心感谢党和政府，但是他们对党和政府仍然充满了期望。在问到“农村税费改革后，您还希望政府为农民做些什么”时，62.1%的农户希望政府搞好农村合作医疗，减少农民看病支出；25.3%的农户希望政府严格监督教育收费，减少农民教育支出；12.6%的农户希望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农村生活、生产条件。当前，医疗和教育支出是农民最沉重的负担，不少农民家庭还处于“病不起，读不起”的状态。税费改革虽然减去了教育附加支出，但实际上令他们最头疼的中专、大学的收费并没有什么变化。税费改革帮农民做了一些事情，但农民希望党和政府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

四、几点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浩大的民心工程，绝大多数农民因此得益受惠。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农民衷心拥护党的政策，对农村税费改革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支持。我们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续做好有关农村工作：

1、尽快完成农村税费改革任务。从调查的信息看，个别地方农村由于种种原因，镇领导工作不力，村组干部报酬低、积极性差，农村税改工作进度缓慢，拖了全区的后腿，农民意见也比较大。

2、努力完善农村税改工作。对农村税改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有关部门应研究对策，尽快明确和出台一些配套的政策：如水库移民和种植大户的税负问题、弃耕丢荒山坑田和受工厂矿山污染田地的税负问题、老弱病残孤寡单亲农民的减免问题、农民往年尾欠税费问题等等。

3、积极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农村税费改革以后，镇、村的收入有所减少，部分基层领导容易产生巧立名目的动机，变相在农业税以外继续向农民收取钱物。这次调查，有57.7%的农户不知道当地政府的农民负担举报信箱地址或举报电话，要注意继续宣传和公布，让农民知道和自己保护自己的权利。

4、清醒认识农村税费改革的作用。不要以为税费改革后农村的问题都解决了，由于农村相对贫困落后，“以农补农”的效果并不显著，必须继续以“以工补农”、“以商补农”和“以城补农”。因此“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仍然是党和政府长期的、艰苦的、需要持之以恒的工作。

5、保证镇政府和村组织的正常运转。应该认真调查排队，给最困难的镇村适当增加运转经费，否则“固本强基”也是一句空话。另外对村事务“一事一议”制度，要有一个规范的、详细的、可操作的规定，以方便村干部推行。

6、加大加快配套措施的实行。深化农村机构改革、精简在编干部，清退编外人员，减少行政事业单

3位，加快并村并校并镇步伐，是保护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重要举措，无论多么困难也要限期限时积极推进。

7、积极化解农村债务。农村债务不是税费改革带来的，但是税费改革严重削弱了镇村还债的能力是不争的现实。对多数镇村，如果省市财政不予支持这些债务将永远无法偿还。而且这些债务有相当部分是在各种达标考核中，镇政府和村委会做了他们本应承担但其实无力承担的事情。要认真分析镇村债务构成，如果是教育负债和农村基础设施的负债，省财政应该分期分批予以帮助解决。承包商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长期拖欠其应得的工程款也丢掉了政府的诚信。

8、认真倾听农民的呼声。医疗和教育支出是当前农民最沉重的负担，是其挥之不去的心病。农村税费改革只是对农民“少取”，并没有“多予”。城市繁荣和农村相对落后对比明显，市民与农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为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努力缩小这种反差，我们应该在农村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农民多办些事情。在这方面，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该有所作为，可以有所作为，也必须有所作为。

第五篇：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财务管理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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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税费改革后乡村财务管理模式探析 作者：丁良山 万志刚

来源：《财会通讯》2005年第02期

一、乡村财务管理规范体系建设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