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权益维护的路径分析及其出路

第一篇：农民工权益维护的路径分析及其出路

摘 要：政策性保护、社会性保护、工会维护和自我维护是农民工权益维护的途径。当前，农民工自我维权的制度性困境在于，一是合法维权的成本高、效能低、实施难，二是在国家法团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下，其自组织空间几乎不存在。因此，政府应主动回应农民工的权利诉求，通过制度设计将其集体行动纳入制度化、有序化和可控的轨道；工会应主动介入农民工权益维护，着力解决农民工的组织建设问题，成为其利益的表达者和维护者；同时，要建构以工会为主体、社会其他公益性组织为辅助、“事前维护”和“事后维护”相结合的农民工权益维护的社会支持系统。

关键词：农民工；权益维护；路径

中图分类号：d4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12-0057-05

农民工问题涉及面广，但其本质仍是劳动者权益问题。当前，农民工因为劳动报酬等经济权益受侵害而导致的劳动纠纷乃至群体性事件仍呈上升趋势。当前，农民工集体行动正从直接针对企业违法侵权等行为转变为对工资协商权利与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建设的诉求。如何回应这些诉求，对政府、社会和工会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考验。在此情境下，研究和探讨农民工自我维权的制度性困境及其出路，便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

一、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研究综述

由于农民工问题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学科展开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关于农民工问题的产生，有学者将其归因为国家劳动政策的缺失，认为只有通过制度的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因为身份的双重性所导致的权益受损问题。［1］农民工的公民权缺失，则是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分割以及“诸多违宪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其他一些规范性文件‘合法地’剥夺掉了”［2］。郑功成教授基于实地调查，认为观念偏见、政策歧视与利益冲突是当前导致农民工问题日益严重的关键原因，从而提出了他的理论判断，并从宏观上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总体战略思路，认为应该将农民工纳入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加以考虑，根据农民工群体的分化制定不同的政策，并制定近、中、长期的应对之策。［3］此类研究主要立足于政府管理，建议政府从政治、经济权利和社会保障制度上给予农民工全面的保护，对推动政府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发挥了很大作用，如许多城市已将农民工纳入本地的医疗保障范围，建立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全国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也正在逐步推进当中。

常凯教授对劳动者权利展开了系统研究，认为劳动者权利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既包含个别劳权也包含集体劳权，劳权的保障必须以权利救济为前提，提出了我国不当劳动行为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4］很多学者将农民工视为具有权利意识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侧重于从组织角度讨论工会与农民工的关系，以及农民工的自我维权问题，认为工会在现阶段既无法超然于行政属性之外也不可能摆脱对企业的依附而独立行使其职能，因而只能让农民工自己组织起来，并寄希望于民间ngo组织承担起维护农民工利益的责任，动员社会力量介入农民工权益保护。［5］有研究者通过实地调查得出较为乐观的结论：农民工可以通过企业间或区域间“流动”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多种权益；［6］更多的学者鼓励农民工成立自主的维权组织，并建议政府采取较为宽松的社会团体管制政策。对于工会目前的处境，有学者从国家法团主义的制度框架给出合理的解释，认为工会应当在国家和职工之间担当基层信息传达和利益协调的角色；［7］工会的双重属性，使其只能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护工人利益之间寻求合适的平衡点。［8］在这种研究视野下，国家与工人利益被置于二元分立状态，工会只不过是一个中介组织，只能在其中起着利益协调者的作用。

全国总工会也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论是“缺乏组织保障，是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的关键原因”，因此要“大力支持工会组织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9］少量针对某些地方工会突破体制限制、创新维权方式的个案研究和基于大样本的实证研究说明，工会仍然可以在现在体制下有所创新、有所作为。［10］

归纳起来，已有研究提出了农民工权益维护的四种路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性维护，主要由政府提供；其次是由民间ngo组织为农民工提供的各种非赢利性的维权服务，是一种横向的社会性维护。第三就是农民工个人或群体的自我权益维护。由于工会组织特殊的政治属性，笔者没有将之划入一般的社会团体，而是单独将工会对农民工权益的维护视为第四种途径。

二、农民工权益维护的路径分析

（一）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性维护

从结构上看，上述四种权益维护路径已形成对农民工利益较为全面的保护，但由于各方力量不均衡，国家力量过于强大，社会和工会力量过于薄弱，所以实际上目前农民工权益的保护主要还是依赖国家政策的供给。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仲裁法》等，让劳动者在维护个别劳权时有法可依。政府基于多方利益的考量，对于农民工阶层的诉求回应往往是滞后的、被动的和渐进的，并且多是从“三农”问题的角度来考虑农民工的城乡流动、迁徙、城市融入等。

现有的法律法规基本上立足于侵权之后的权利救济，并且主要是针对个人的而不是面向群体的劳权保护。对于劳动者核心集体权利――集体协商与集体谈判权，尽管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立法中做出了规定，但也仅是些原则性规定，操作性不强，对原本弱势的企业工会开展这项工作的支持力度不大，也没有明确工人和工会可以采取何种手段应对企业不愿谈、不想谈等不当行为。从立法层次而言，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大都以行政规章或是以通知、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立，法律效力不高，约束力有限；从执法效果而言，这些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所遇到的来自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压力与干预，使其很难达到政策预定的目标，也难以对群体性劳动争议起到预警和预防的效果。

此外，直接面对农民工问题的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希望通过诚实劳动改变现状、实现做城市居民的愿望回应不够。gdp导向的政绩观和维稳思维，使他们难以摆脱对资本的依赖和对农民工权利的制度性冷漠，因而很难有动力主动回应农民工的权利诉求。与此同时，出于对本地经济发展的追求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对农民工的集体行动仍然采取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往往使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使本来是企业与农民工在工作场所的劳动争议演变为政府与农民工之间的对峙与对抗，让维权问题快速发展为维稳问题，经济问题就此演变为政治问题，本应承担责任的企业将劳动成本转嫁到地方政府、当地社会以及农民工个人，由政府与社会为企业的外部性问题埋单。报载，广州2007年的维稳支出就达44亿，比社会保障就业资金还多近9亿，这样巨大的维稳成本是我们无法忽视和容忍的。

（二）农民工权益的社会性维护

三十多年来，政府对民间社会的管制逐步松绑，大量ngo组织破茧而出，也出现少数直接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与援助、职业培训、劳动安全、健康教育、文化娱乐活动等服务的ngo组织。它们还通过调查研究、参加企业查厂活动，积极推动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建立，弥补了国家能力的不足。［11］不过，在国家法团主义的国家-社会结构下，公民社会发育十分迟缓，政府对一些功能性社会组织仍然采取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即便生发出一些为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的组织，也很难获得政府的合法承认。在一元化的工会体制下，政府基本上不允许竞争性的工人维权组织存在，现有的一些以其他形式存在的农民工维权组织也面临着政策和资金支持缺乏导致的生存困难。可见，民间社会对农民工提供的社会支持力量是非常微弱和有限的。

（三）农民工权益的自我维护

学者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民工对自身权益有较清楚的认知，也具有自我维权的意识和基本能力。当他们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一般会尝试通过表1所列的方式进行维权。

作为具有“经济人”理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会根据“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原则采取有效的维权方式。王金红教授做出的一个小样本调查结果显示，找亲朋好友和同乡帮忙是他们认为最有作用也最容易实施的维权方式，而制度化维权方式对他们而言“有作用但很难实施”［12］。2008年5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劳动争议不再收取费用，大大降低了劳动者个人的维权成本。尽管如此，依法维权的时间成本、取证困难等仍是农民工在面临权益侵害时不愿意走制度化途径的一个主要原因。农民工张海超为了得到工伤认定，不得不四处检查，花费6万多元并“开胸验肺”才得到职业伤害认定，而更多的人选择成本更低的方式或者保持沉默。

农民工单打独斗展开个人维权，其共同特点是所有的维权行动发生在权利被侵害之后，是一种被动性维权，或称“事后维护”。个人维权的艰难使他们意识到依靠组织或者自己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在一些黑恶势力猖獗的地区，农民工每月向帮会缴纳数十元就可以得到保护的承诺；有的地方农民工以同乡会、民工协会或农民工工会的形式自我组织。这种自下而上形成的自治组织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可以通过谈判等方式进行主动的“事前维护”，大大降低了个人风险和维权成本，对农民工有很大的吸引力。郑功成教授的调查显示，58.16%的农民工有参加同乡会的意愿；49.16%的农民工愿意加入民工组织。这类内生的农民工组织面临合法性困境，同时存在被黑社会或境外反华势力利用等政治风险，如果不能得到正确引导并将之合法化，那么它很难有长期生存下去的生命力。

近期频发的农民工集体行动，有的是通过温和的、非暴力行动如厂内怠工、停工、静坐对企业施压，理性表达诉求；有的是基于“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态，为了扩大事情的影响力而走上街头散步等方式进行维权。当这些完全自发的集体行动越过厂区走向社会，事态往往迅速发展成对抗性质，演变成一场扰乱公共秩序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对社会造成较大破坏力。

（四）农民工权益的工会维护

农民工身份的双重性，使得工会在农民工问题出现之初并未及时将之视为自己组织和服务的对象，直到明确“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才提出“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的口号，将外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作为工会组建工作的重点，并通过推进劳动合同签订，养老、工伤、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农民工权益维护发挥了积极作用。工会通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积极参与劳动立法，在国家和地方劳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推动了国家立法进程。

由于长期以来的体制行政化、作风官僚化、手段简单化、活动娱乐化等弊端，工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劳动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显得力不从心。怎样才能担负起农民工权益的维护职能，回应来自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要求，回应农民工群体“重组工会”的组织诉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民工民主意识和自组织意愿的增强，会有越来越多的“维权”组织出现，这种组织意愿如果完全被压制，或者被其他黑恶势力所左右，将对社会稳定产生极大的威胁。我们假设国家法团主义的社会管理模式在较长时间内仍将继续存在，农民工自我维权组织就很难在现有体制中得到政府的合法承认，生存空间十分有限，短期内要完全改变劳工组织的非竞争性局面也是不现实的，在现阶段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工会仍是农民工合法的组织化主渠道。因此，工会有必要帮助农民工完成从个人维权、群体维权向合法组织维权的转变，实行“工会组织的高度统一”，而不能采取不作为的态度任由其发展。可以这样说，如果工会组织不主动介入使其朝正确的方向生长，处于萌芽状态的众多地下组织在破土而出时，将会释放出惊人的力量，对国家政权带来莫大风险，付出极大的社会成本。在现有条件下，若能提高工会组织的维权效能，则可以吸引广大农民工参加工会组织，依靠集体力量开展权利维护，摆脱维权困境。

三、农民工权益维护的出路

农民工权益的维护不仅仅关系到农民工自身，而且事关企业经营和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发展。解决问题的出路也不能仅仅依靠单一途径，而是要多管齐下。

首先，政府作为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中的重要力量，必须将重点放在规则的制定上。要发挥政策的主导力量，在政策过程中充分考虑政策主体（政府、企业或企业联合会、工人和工会）的需求，建立一整套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劳动关系现状相适应，兼顾国家利益、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劳动政策体系，尤其要注意在政策过程中让广大劳动者的声音、诉求通过制度化程序进入政策议程。具体而言，一是可以通过改革现有的人民代表选举制度，在各级人大中增加一线劳动者的比例，逐年增加农民工代表名额；在选民登记时，可让农民工自愿选择是作为务工地所在社区还是户口所在地的选民，以避免农民工由于人户分离而失去实际的选民或代表资格，保障农民工的民主权利；落实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直选制度，逐步扩大人大代表直选的范围和层次，以此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使人数庞大的农民工能在各级权力机关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代言人。二是政府要大力推动行业、企业的工资协商制度和机制建设，让工会代表劳动者与行业、企业通过有效的协商博弈手段行使集体劳权，正视劳动者在企业范围内集体行动的合理性，通过设计合法的程序、合适的范围、使用的条件、违法行动的责任与后果等加以规范，使劳动者的集体行动有法可依、有序可控、违法必究。加强对各地执行集体合同和集体协商制度的调查研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快国家相关法律的立法进程，提高法律层次。三是政府要摆正作为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利益协调人的位置，避免直接对工人集体行动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方式，保证依法依规处理群体性劳动争议事件，约束公权力对劳动争议处理的过度干预。加强执法监督，强化媒体、工会、公民的监督力。这样才能使劳动关系双方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有效缓解劳动关系对立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其次，发挥工会的维护作用，积极探索农民工维权新方式。工会代表和维护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其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其存在的价值依归。工会介入农民工权益保护有两种途径，一是在已建立工会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企业，上级工会要主动介入并帮助企业工会转型，通过工会主席直选或派遣职业化工会主席等方式，合法合规地逐步将目前一些“老板工会”、“空壳工会”转化为真正的农民工工会；加大对工会的宣传力度，吸引农民工加入工会；通过教育培训，加强农民工会员意识，鼓励支持他们通过合法途径维护个人的劳动权利；企业工会要通过集体合同和集体协商制度，保障农民工的基本劳动权利，推动企业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切实发挥利益协调作用，使农民工共享企业经营发展的成果。二是积极主动帮助还未建立工会的企业合法地组建工会，或者在已有的农民工自发组建的其他维权组织的基础上将之规范化、合法化。

可喜的是，一些地方工会已经展开了行动，在农民工维权方式上进行了大胆尝试和探索。如信阳工会采取“源头建会、属地管理、联合互动、双向维权”的模式，帮助农民工组织起来、主动维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山东宁阳工会在农民工集中的地区和企业帮助农民工组建工会或参与企业工会，为农民工维权提供了可能；成都市总工会率先建立了城际间工会维权联动机制，与全国32个城市工会、省内20个市州工会，以及全市城乡工会之间实现了维权互动协作，上万名农民工获得了法律服务，开创了农民工维权的新模式。义乌市工会则成立专门的工会维权社团组织“法律维权协会”，采取“党政领导，政府支持，各方配合，工会运作，职工参与”的“社会化维权模式”。广东各级工会组建了“职工律师服务团”和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将劳动者个人权益侵犯后的“事后维护”与通过集体协商制度的“事前维护”结合起来，构成较为完整的权益维护新方式。

最后，建立一个以工会为主渠道，社会其他公益性组织为辅助的健全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社会公正有赖于一个发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发展社会公益性组织，与工会维权合作互补。农民工群体的组织意愿必须由工会回应与满足。工会应该将主要力量集中于农民工较为集中的行业和企业，扶持帮助农民工成立自己的合法工会，督促指导他们有效开展维权活动，通过积极措施预防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做好事前维权和群体事件的预警工作；农民工权利受到侵害后的个人维权，则主要由包括社会公益性组织提供相关的服务，二者形成合作互补关系。

四、结语

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劳资冲突不断加剧，农民工自我行动的热情不断高涨的现实环境下，政府、社会和工会都无法回避帮助农民工摆脱维权困境的责任。政府要在政策层次、政策内容、政策制定程序中主动回应农民工的权利诉求，拓宽制度化维权渠道，降低维权的个人成本和制度成本，提高制度化维权的效能；工会要主动介入农民工权益维护，在政府与农民工中充当农民工利益的表达者和沟通者，在企业和农民工中充当农民工利益的维护者，积极介入并着力解决农民工的组织建设问题，满足他们自我组织的意愿，帮助他们实现从被动的个人维权走向主动的组织维权，与社会其他公益组织配合，共同建构“事前维护”和“事后维护”相结合的农民工权益维护的社会支持系统。

第二篇：2011农民工权益维护情况总结

农民工权益维护情况总结

仪征市劳动监察大队

二0一一年八月

今年以来，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得到了局党组及上级部门的关心指导及政府的高度重视，年初我们将农民工工资支付作为首要工作来抓，深入企业摸清底数，梳理排查纠纷隐患，第一时间依法查处和调处劳资纠纷，有效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截止十一月底，接待农民工来信、来访2500起，共巡查各类用人单位284户，受理举报、投诉案件213起，立案查处90起，责令用人单位补签劳动合同318人，追讨工资1320多万元。现将开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很抓普法，提高意识

1、做好农民工普法工作。根据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人社厅《关于组织开展2011“农民工学法活动周”的通知》精神，在市司法局的牵头组织下，于6月份中旬到农民工相对集中的沿江船厂组织开展了农民工学法活动，并深入到农民工的工作场地免费发放 3000多份宣传资料，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2、注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宣传。今年四月我局劳动监察大队对纺织、服装、玩具加工行业、建筑行业、船舶修造业等开展了劳动保障书面审查，举办了20多期劳资人员培训班，对劳动用工、社会保险、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及工资支付等法律法规进行了讲解，对用工过程中出现的难点、热点问题逐一进行了分析，互动交流。同时我们利用新闻媒体、网络、乡镇劳动保障所、社区就业平台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努力提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学法、遵法、守法意识。

二、严格执法，依法维权

1、底数清，情况明。为做好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工作，从源头抓起，今年多次组织人员深入到各类企业特别是船舶企业、建筑企业、建设单位及农民工中间，就农民工的工资发放情况进行全面而详实的调查摸底，重点是对沿江船舶企业，逐厂、逐队、逐人排查，掌握实情，制定措施，做到了责任清，情况明，为解决农民工工资工作有针对性的开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规范农民工的劳动管理。针对用人单位存在的无序用工行为，我们加强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的指导和管理，帮助企业建立健全用工管理、工资分配等规章制度，同时对劳资纠纷的预警监测制定了工作预案，落实工作责任，做到了快速反应，积极介入，使农民工工资矛盾化解在了萌芽状态。

3、认真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按照劳动保障部、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我市建筑行业实行了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建筑企业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我市沿江船舶制造企业按照市政府办下发的《仪征市船

舶修造企业、船舶制造劳务承包企业规范劳动用工、工资支付保障暂行办法》文件精神，对各劳务承揽企业在承揽工程时，积极推进实行工资保证金制度，目前已取得了明显成效。由此可见，工资保证金制度的实施，使欠薪纠纷由事后处理变为事前防治，从而降低了欠薪风险，最大限度保障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4、加强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为严厉打击侵害农民工权益行为，我市积极实施“强硬”措施，劳动、建管等职能部门对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实时监控，拖欠农民工工资逃匿的，将被公安机关上网追逃。建管部门着重加大对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支付的督查力度，不定期检查建筑企业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并在全市建筑行业实行《农民工计酬手册》制度，同时在施工现场设立了农民工合法权益告知牌，畅通农民工举报、投诉渠道。市十二圩流动人口管理分中心对沿江船舶企业流动人口、农民工就业、进企业的施工队等情况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建立比较完善的流动人口基础资料，拉网式地开展工资支付专项检查。各镇、园区的劳动保障所（站）对所辖企业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进行经常性地不定期检查。今年以来，全市集中开展农民工合法权益、工资支付等情况专项检查2次，共检查各类用人单位216家，涉及农民工10430人，责令38家用人单位补发劳动者工资及加班加点工资781万元。

5、加大处罚力度。今年以来，为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我们充分利用书面审查、日常巡查、专项检查等手段，及时排查发现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及时立案调查，依法查处，对有存在模糊认识的用人单位，我们下达了150多份劳动保障监察建议书，有效提醒

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告知其违法违规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对不及时改正违法、违规行为的用人单位我们下达了18份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督促改正其违法、违规行为。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1、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切实提高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法律意识。在法律法规宣传方面要采取多种形式对用人单位负责人以及民工进行相关规章的宣传，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宣传作用，努力营造学法、遵法、守法良好氛围。

2、严格行政执法，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对个别恶意克扣或无故拖欠民工工资，经批评教育仍拒不改正且态度恶劣、影响较大的用人单位，将依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给予严厉行政处罚，达到处罚一个教育一片的目的。

3、齐抓共管，协同运作。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工作中，我局将履行职能，着力提高工作效能，及时、快捷、高效为农民工提供服务。同时，针对沿江船厂因合同纠纷而引发的欠薪行为所导致的群访、集访，会同相关部门第一时间介入，依法查处和调处各类纠纷，从而为我市的经济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

二0一一年八月

第三篇：农民工权益维护工作措施（模版）

拒不改正的或拒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工单位，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整改。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并记录在案，向媒体公布。

保障其在劳动就业、工资待遇、社会保险等方面享有的基本权利，为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建立和完善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工作体系

二、切实做好对农民工的服务管理工作

劳动保障部门建立用工单位使用农民工的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参保、缴费基础信息库，加强农民工信息系统建设。并实施动态管理。实施农民工就业援助，把农民工纳入公共就业服务范围，免费提供就业信息和政策咨询，对求职登记的农民工免费提供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按计划免费组织农民工参加技能提升培训，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

三、建立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

区建委要加强对建筑施工企业的管理，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险统筹范畴。区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工作的管理。审核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时或建筑施工许可证时，将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作为建筑施工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必备条件。不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特别是工伤保险的用工单位不能享受任何税费减免政策，其法人代表不得评选先进或优秀。

四、全面实施农民工工资监控

一）严格执行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制度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市职工权益保障条例》规定严肃查处。对不与农民工订立劳动合同的用工单位。

二）严格执行工资保障金制度

全面贯彻执行《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渝劳社发〔〕76号）严格执行工资保障金制度。

三）全面规范工程发包和承包行为

否则，建设单位、施工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劳务或分包企业。承担农民工工资拖欠行为的主要责任，并进入企业诚信档案。

四）积极推行工资保证卡

招用农民工的7日内必须发给每位农民工一张《工资保证卡》发放工资时在工资保证卡”上登记发放金额，凡在区施工建设的建筑施工承包单位。由农民工签字认可。

五）严格新建项目的资金审查

必须落实建设资金。建设单位须出具该项目相关的资金证明，建设工程项目开工前。房地产开发项目须出具项目资本金存入证明书。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重点检查业主或投资人执行《建筑法》和按合同进度拨付工程款的情况。对长期拖欠工程款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建筑业企业，取消其招标、投标资格，对恶意拖欠产生严重影响的依法收回其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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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如何利用工会组织维护农民工权益

如何利用工会组织维护农民工权益

内容摘要:本文研究了通过工会组织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必要性、经济社会效益以及当前工会维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应对措施,笔者认为,应该建立相关制度,使工会组织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关键词:农民工 工会 维权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调查报告,截至2004年全国农民外出流动就业人数1.2亿,其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1亿,占城镇就业人员近40%。但由于传统二元经济体制的弊病,农民工作为劳动力市场重要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主要表现在:一些行业仍存在比较严重的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多数农民工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其工资却不能正常足额领取;农民工的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比较恶劣;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普遍偏低。上述这些不仅直接损害了劳动者的生存权益,而且恶化了经济环境,威胁社会稳定,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极大隐患。

通过工会组织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必要性

2006年1月1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全国将发展工会会员1000万人以上,其中将帮助600万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这意味着工会组织在进城农民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保护问题已经日益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劳动保障部门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按照职责分工,通过建立一系列保障制度并实施相应的维权措施,为解决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护方面的问题发挥了作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出要用三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但由于劳动保障法制不健全、现行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和执法力量不足、执法效果不好等原因,由政府出面替农民工维权,其收效并不理想。由于以下两方面原因,目前农民工自发维权的收效也非常有限:

第一,目前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仍然是供给大于需求的买方市场,这使得农民工在与用人单位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第二,农民工进入城镇企业后的组织程度较低,缺乏集体谈判能力,而且农民工也缺乏法律常识和维权意识。

因此,一方面,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为农民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进城农民工自身也应当在现行的法律制度框架内,积极探索新的组织形式,变分散化维权为集体化维权,依靠组织化的力量改善其在劳资关系中的“弱势”地位。

而工会作为工人自愿结合的组织,能够起到聚合单个、零散的工人,形成组织化的力量,打破强弱悬殊的博弈格局,提升农民工自我维权能力的作用。据介绍,目前全国1.2亿农民工中,进入工会的比率仅为13.8%,因此农民工加入工会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通过工会组织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将是进城农民工维权的一种重要形式。

通过工会组织维护农民工权益的经济社会效益

如果工会组织制度设计合理,就能够成为农民工维权的强有力代表,带来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

工会在提供公共产品时能够达到规模经济

把工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来看,它向其会员提供的各种服务、为会员争取的各项权益,可以看作是这个组织内部的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决定了这个组织的成员越多,纯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就越高, 工会此时也实现了规模经济效益。工会内部的公共产品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工会组织出面与企业主等其他组织进行谈判,从而为工人争取正当权益,主要包括工资报酬、劳动环境、医疗保障、养老保险以及农民工的国民待遇、子女的受教育权、城市居住权等;第二类是工会自身为农民工提供的服务,包括教育培训、法律援助、信息咨询以及娱乐设施等。所以, 工会不仅在农民工权益遭受损害时被动地维护权益,而且还可主动地为农民工争取权益。

工会组织能够有效分担维权成本

个体农民工可以把巨大的维权成本转移到工会组织,而工会组织则把这部分成本平均分摊到工会所有的会员身上,每个人分担的部分肯定小于个体农民工分别谈判应支付的成本。而通过组织维权,更能保证维权的效果。所以,用很小的成本支出获得巨大受益,对于农民工来说,通过工会组织维权是一个经济的选择。

如何利用工会组织维护农民工权益 来自: 免费论文网 工会能够畅通国家和农民工之间的沟通渠道

工会作为国家和农民工群体的沟通渠道,一方面,把农民工的意愿和利益需求上传给国家,为政府决策和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出台提供信息援助;另一方面,把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趋向下达给农民工,让他们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提升他们的维权意识,规范他们的维权方式。工会组织的上传下达,可以避免国家制度供给的偏差,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国家的政策法规在实际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实践中发挥作用,增进国家制度供给的效率。

当前工会维权中存在的问题与应对措施

虽然工会组织能够在农民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现有工会组织制度的缺陷与农民工就业的特点却限制了这一作用的发挥。

工会维权中存在的问题

现有工会组织作为我国一项正式制度安排,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烙印,由于其在国家制度网络中的从属地位、与企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和工作的行政化倾向,使得其并没有发挥作用。而且长期以来,我国工会的机构设置、工作的全部重心几乎都在国营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但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私有经济迅猛发展,农民工在私营部门的合法权益受侵害的问题已直接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工会维权作用的发挥。例如,很多农民工今天在沈阳打工并入会,明天就可能去北京,如果在北京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往往是北京工会不管,而沈阳工会又管不着。在目前缺乏区域合作的情况下,这将大大削弱农民工加入工会的积极性。

此外,即使在现有工会组织体系之外组建单独的“农民工工会”,其经费来源也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工会法》规定工会的经费来源,一是工会会员缴纳的会费;二是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缴的经费;三是工会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四是人民政府的补助。而农民工工会缺乏实体依托,会费收入微薄,直接影响其发展壮大。

工会维权的应对措施

转变工作重心 对现有工会组织必须进行工作重心的转变和职能的重新定位,强化工会为工人维权的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工会从各企事业单位的剥离,由各级工会组织重新选择自己的工会领导,坚决避免原体制中工会领导由各单位领导兼任的现象。

加强跨区域合作 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的跨区域合作,入会主要由输出地负责,而发生在工作中的维权由输入地的工会出面,中间的衔接就是工会会员证,农民工在当地加入工会,然后接转到工作地工会。此外,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采用先进的计算机网络系统进行动态管理。工人的入会、转会以及其他信息都要录入计算机,转会的工人只要凭着居民身份证到转入地的工会网络系统中调出信息后,该地工会就应该重新发放工会会员证。

积极探索工会经费来源的新途径 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选择条件好、值得信赖的企业,把工会的牌子挂到企业中,并派驻专职工作人员。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收集用工信息、方便解决劳资纠纷;另一方面会费的来源有了支撑,工会也能做大做强。

采取多种形式组建工会 应当根据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和行业特点采取多种形式组建工会。例如在农民工比较集中、其合法权益受侵犯问题突出的建筑行业,可以以建筑公司或建筑工地为单位,以农民工为主体组建工会,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形成地区或城市的行业工会。在农民工比较分散和流动性大的行业,如服务业、环卫业、修补业、家庭保姆等,可以社区、里弄、街道为单位组建工会。

第五篇：维护农民工权益问题及建议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农民工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和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也非常重视农民工这一群体，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但在现实中农民工的管理还很不规范，特别是在农民工权益维护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侵害农民工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还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维护农民工权益存在的问题

１、法制建设滞后，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力度不足。针对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不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克扣工资，不参保等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由于法律法规的缺失，执法也难以震慑和遏止。

２、农民工自身素质偏低，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淡薄。一旦发生侵害自身合法权益时，农民工或忍气吞声，或无所适从，许多用人单位正是利用了农民工的这一劣势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同时也纵容了用人单位侵权行为的不断蔓延。

３、身份地位差别导致的歧视政策和歧视意识的长期存在。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限制歧视农民的政策影响，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显现出了身份地位的差别，城市人口形成的歧视农民的意识根深蒂固，难以一时改变。

４、农民工就业的流动性和自由性影响维权行为。农民工的流动性和自由选择性是农民工就业的一大特点，他们的职业具有不固定性，往往根据打工的情况即：工资收入、环境及其它待遇情况的好坏，决定工作期限，一般都是由同乡或亲朋好友介绍，没有书面劳动合同，只是口头承诺。还有部分农民工为了保证自己的自由性，不愿意或拒绝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这种行为和意识给农民工日后的维权制造了障碍，留下隐患。

５、农民工维权成本超出了农民工的承受能力。一是经济成本，农民工维权不论成功与否都要花费不少的支出，如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仲裁费、上诉费等；二是时间成本，农民工外出务工多数是从事计件或计日工资，干一天活就拿一天工资，不干活就没有收入，如果农民工维权按现行的法律程序，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年也无结果。

二、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建议

１、加快健全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

建议尽快制定一部有关农民工劳动权益维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明确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平等权，在农民工职业培训、就业指导、劳动条件、政治权利、子女入学、社会地位和待遇等方面作出规定，禁止任何机构、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歧视农民工，侵犯农民工利益。尽快修改和完善《劳动法》的有关章节，制定与《劳动法》相配套的《劳动合同法》、《工资法》、《欠薪条例》、《社会保障法》等法律法规。

２、发挥工会组织作用，帮助农民工增强维权意识，维护合法权益。

各级工会应按照《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规定，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工会组织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教育、管理和服务，使他们更多地了解掌握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大普法、维权的宣传力度，使其维权意识得到增强。

３、改革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消除身份差异。

现行的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导致了城镇和农业人口的身份地位差别，使农民工无法与城市人口享受同等的待遇，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可有效消除身份地位差异，改变城镇人口的歧视意识。

４、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逐步取消包工头。

农民工输出地政府应当为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设立职业介绍机构，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信息发布、职业培训等，帮助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和就业能力，有组织有目的的外出务工，以减少流动频率。避免盲目外出打工造成的损失，而且还可以有组织的进行维权。对于近年来人们常说的“包工头”应逐步予以取缔。

５、简化维权程序，降低维权成本。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规定，劳动者以单位的欠条作为证据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样既可以免去农民工仲裁的程序，同时还降低了农民工的维权成本。

６、各级政府应在农民工权益保护上发挥积极作用。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因而政府应加大责任，在农民工权益维护上发挥积极作用，在为农民工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同时应加强劳动监察力度积极落实人员和经费，扩大劳动行政监察范围，把农民工权益的维护纳入监察范围，对于侵害农民工权益的事件，应及时进行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