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历史沿革（精选多篇）

第一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

历史沿革

作者：秦英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土地制度的一大创举，自提出至今也不过三十几年，通过不断创新、完善，现已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阶段，此阶段主要以中央文件及部门规章的调整为主。

1、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无疑是以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18位农民分田到户为起点，小岗村18位农民在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创造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1979年9月28日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 “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表明对于“包产到户”，国家在政策上有所放松。3、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规定：“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的生产队，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也可以包 干到户”；“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这是第一个肯定包产到户的中央文件，对解决“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问题的争论及推动农业体系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4、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第一次明确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其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5、1983年1月，第二个中共中央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出台，该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了高度评价，赞扬它是“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6、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三个1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主要强调要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将土地承包期政策明确规定为延长15年不变；对农民向土地的投资应予合理补偿；自留地、承包地均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作宅基地和其他非农业用地等。

上述4－6点所述的三个中央1号文件从政策上、理论上将包产到户稳定化、长期化、合理化、规范化，正式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因此制度在全国各地的迅速推广实施，1978年至1984年我国农业得到飞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大提高。

二、逐步完善阶段，此阶段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进法律，而不再单由国家政策进行调整。

1、１９８６年６月２５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2、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1991年11月29日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要求对此不断充实完善；并提出“这种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造，是集体经济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决不是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一定要长期坚持，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 3、1993年正式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进《宪法》修正案，使其成为一项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法律上的又一大重要支撑。4、199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是党的农村政策的核心内容，实行有统有分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通知使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实现了分离。5、2001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 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允许土地使用权的合法流转。规定“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要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并提出“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6、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02年8月29日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法》，该法是我国第一部以法律形式对土地承包中涉及的重要问题进行明确和规范的专门法律。它进一步稳定了党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政策，对于保障亿万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业发展、保持农村稳定，具有深远意义。该法于2003年3月1日正式实施。

至《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标志着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真正走上了法制化轨道，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各个方面都作出较完整地规定。结合相关法律、部门规章及政策文件等，我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系统。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民外出务工等原因，在土地征收，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审批等相关各方面都产生了大量纠纷，急需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解决这些纠纷。

三、深化阶段，此阶段注重土地承包中的纠纷解决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

1、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征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问题日益严重，甚至多地发生土地承包纠纷的群体性事件。2004年4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明确要尊重和保障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自主权，严格禁止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流转承包地。2、2007年3月16日，《物权法》颁布实施，该法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用益物权，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3、2008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此决定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4、2010年1月1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正式实施，标志着农村土地承包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它明确了调解和仲裁是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法律渠道，有利于公正、及时地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5、2010年1月1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发布实施，细化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的规定，使仲裁更加可行有效，为解决土地承包纠纷提供很大帮助，规范了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活动。

6、农业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农办、国务院法制办、国 家档案局联合下发《关于确定2013年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地区的通知》，确定北京市平谷区等105个县（市、区）为2013年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地区，逐步展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7、2014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该意见的关键要点为：放活土地经营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鼓励创新土地流转形式；探索新的集体经营方式等。8、2015年1月27日农业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国土部、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档案局联合发布《关于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明确2015年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在2014年进行3个整省和27个整县试点的基础上，再选择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甘肃、宁夏、吉林、贵州、河南等9个省（区）开展整省试点；并提出要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现阶段农村土地工作坚持以确权确地为主。9、2015年8月2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向常务委员会年作《国务院关于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情况的报告》中提到要将延包后续完善工作扎实推进，使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进一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试点要有序推进，对农民承包权益的保护需进一步加强。现下中国调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相关法律主要为2003年颁布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该法在中国大地已经实施12年，12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期间产生了很多新的情况，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早已难以适用。2015年3月10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表示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已经纳入立法计划，修改工作已经启动。此次修改土地承包法的主要目的是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稳定农村土地关系保持长久不变,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等。

第二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刘淑春

【专题名称】体制改革 【专 题 号】MF1 【复印期号】2009年02期 【原文出处】《经济与管理》(石家庄)2008年10期第23～27页 【作者简介】刘淑春，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管理工程系。（武汉 430072）【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以1988年宪法修正为标志，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经历了从“禁止流转、允许流转到放开流转”和由模糊不清到明确鼓励的过程。农村土地流转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到现今已经发展了近20年，但它的发展始终不顺畅，农地流转十分滞后。流转权利不充分、流转动力不足、流转机制未形成、流转条件受约束是农地流转缓慢的四大瓶颈。为了突破这四大瓶颈，我们必须坚持“所有权不干预流转权”、创造农地流转条件、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允许通过抵押等进行土地流转。【关 键 词】农村土地制度/农地使用权/农地流转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农业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是中国农业经济取得成绩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农地流转是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提高农地利用效率、实现农业产业化的重要路径。改革开放以来，农地流转制度不断解禁，从模糊走向明确，从非法走向合法，但是合法化的农地流转在实践层面却仍然徘徊不前，农地流转规模和比重仍旧低下。

一、改革开放30年来农地流转制度的改革历程回顾

1.明令禁止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以1988年宪法修正为标志，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经历了从“禁止流转、允许流转到放开流转”和由模糊不清到明确鼓励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至1988年之前，制度层面不允许进行土地流转。尽管20世纪80年代初期，地方上出现了一些土地流转现象，但这些流转都是农民自发形成的，没有政策制度依据，因此也都是隐蔽的、非法的，基本上没有公开。1982年《宪法》第10条第4款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同时，《民法通则》第80条规定，“土地不得买卖、出租、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转让”。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中规定“承包人在未经发包人同意私自转包、转让承包合同的，承包合同无效。”这一时期，农地流转被严格禁止。

2.解禁阶段。中共中央1984年1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第一次打开了农地流转的政策口子，规定“社员在承包期内，因无力耕种或转营他业而要求不包或少包土地的，可以经集体同意后进行转包。”但真正承认农地流转合法性的是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对宪法的修改。该修正案第10条第4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次宪法修正实现了由“不得出租土地”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转变，奠定了土地使用权合法流转的宪法地位。但此时只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转包，而禁止转让、出租等。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延长耕地承包期，允许继承土地开发性生产项目的承包经营权，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1994年12月30日，农业部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中对农地流转作出进一步指示，“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对承包标的，依法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2001年中央发布1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这一阶段实现了农地流转的合法化。

3.规范化阶段。2003年3月1日，《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明确了“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法律规定，对土地流转进行了原则约束，为土地流转实践奠定了法律基础，这标志着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制度的正式确立。2005年3月1日农业部颁布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流转方式、流转合同的签订以及土地流转管理作出比以前法律政策更为详细、明确的规定。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实际情况差异很大，因此各地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符合自身发展的土地流转制度。例如，2005年7月，广东省政府发出《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草案）》，明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于2005年10月1日起上市流转，可以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和上网竞价四种方式进行“阳光交易”。这是广东农村集体用地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突破，同时更是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突破。至此，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二、改革开放30年来农地流转制度实施评价

从制度层面来看，改革开放后，农地流转实现了由“禁止流转”到“放开流转”，再到“支持流转”、“规范流转”的制度变迁，取得重大进步。但是随着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的巨大变化，现有的农地流转制度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2005年3月1日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第18条规定：“承包方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经发包方同意后，当事人可以要求及时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注销或重发手续。”第25条规定：“承包方转让承包土地，发包方同意转让的，应当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报告，并配合办理有关变更手续；发包方不同意转让的，应当于七日内向承包方书面说明理由。”《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这些规定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农地流转仍是“有条件的流转”，没有经过发包方的同意，农地的流转就是“空中楼阁”。另一个问题是，现有法律政策规定得十分笼统，对土地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利益补偿、流转价格、纠纷处理、流转合同等方面还没有具体操作性的规定，因此也很难正确引导土地流转。

从实际流转情况来看，农村土地流转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到现今已经发展了近20年，但它的发展始终不顺畅。虽然农地流转的面积和比重在增加，但进展十分缓慢，而且相对于中国1.5亿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而言，流转的比例仍然很小。根据农村政策研究室调查①，截至1984年底，转出农地的户数占总承包户数的2.7％，转出的耕地只占总耕地的0.7％。1984－1992年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资料显示，完全没有转让过耕地的农户比重达93.8％，转让一部分耕地的农户比重仅1.99％。1993年抽样调查表明②，1992年全国共有473.3万承包农户转包、转让农地1161万亩，分别占承包土地农户总数的2.3％和承包地总面积的2.9％。1995年，农业部农研中心对全国近3万农户进行了抽样调查③，在全部样本中，有4.09％的农户将自己承包的一部分土地转包给他人经营，只有1.99％的农户转出了全部承包地。1998年，又一项对8省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④，参与流转的土地只占全部土地的3％～4％，流转比例相对高的浙江省也只有7％～8％。而到2002年，浙江这一比例也只有12.4％的比例，年均增长仅1个百分点，而其他省份则更为缓慢（见表1）。2003年农业部在农村固定观察点对全国东、中、西部20842户的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9.1％，其中，东、中、西三大区域分别为9％、11.6％、3.86％。如图1显示，从1984年开始允许土地流转以来，农地流转起伏不定，进展极其缓慢。

制度的缺陷与实际结合带来很多畸形的社会现象。虽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打破了农地流转的制度瓶颈。但是，不完善的制度安排导致中国的农地流转始终处于“非正式流转”层面上。具体来讲，就是农地流转的民间化、口头化、短期化、随意化。或者说，农地流转没有真正的市场化、规范化、正规化。农地流转的民间化体现在：农地流转往往是在熟人、亲戚、朋友之间进行，而不是通过市场进行交易。2007年对山东等10省的调查表明⑤，65.1％的人直接与受让人（彼此熟悉）协商，21.7％的人选择通过村委会与人协商，16.3％的人选择通过熟人介绍，只有2.3％的人通过土地流转商（中介）协商来确定流转。口头化体现在：农地流转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或合同，而往往是流转双方的一种口头约定。短期化体现在：农地流转往往都在1年之内进行流转，超过1年的很少。对6省的抽样调查表明，44.1％的农户流转期限在1年之内，流转期限不超过5年的有57.5％，而长期流转的仅有1.4％（见表2）。随意化体现在：农地流转不确定性强，不受约束，容易引发矛盾。表2显示，安徽、湖南、四川等省流转期限不确定的比例均超过60％。目前，还存在的一个普遍事实是，因为流转程序烦琐且收益又小，一些农户干脆把土地闲置抛荒，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据1991－1996年不完全统计，全国闲置耕地达94.7万亩。

三、农地流转不畅分析

1.土地流转权利不充分。允许农地流转后，农户获得了一定的处分权，但是这种处分权并不充分。或者说，农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实际上是“有约束条件的自由流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流转。处分权的内容包括对承包权的出卖、出租、抵押、转让、转包、入股等各种形式。只要不改变所有权性质和农地使用用途的农地产权行使都应当赋予农民。但实际上现有法律不允许进行农地经营权的抵押、拍卖、买卖。农民处分权十分有限，而且这种权利频受农地所有权（代理者）的干扰和制约。

2.土地流转动力不足。笔者认为，农民不愿进行农地流转的原因有这样几个：其一，农民流转意愿不强。农民不进行流转的原因不仅在于流转机制本身存在各种问题，而且很大程度在于农民将农地作为社会保障的载体和化解生活风险的工具。在目前的制度安排和现实情况下，农村社会保障缺失、非农就业既不高也不稳、市民化进程缓慢且受阻导致农户长期或永久性地转出土地的可能性很小，农地流转风险很大。其二，土地调整制约土地流转。承包地的频繁调整使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缺乏保障，土地使用期限不确定，从而导致农地流转缺乏动力。其三，农地市场价值并未体现，流转收益偏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的调查显示⑥，土地流转租金全国平均只有293元／亩，东、中、西三大区域平均分别为417元／亩、185元／亩、171元／亩，即使经济最发达的江苏苏州市和上海金山区，租金也分别仅有595元／亩、468元／亩。

3.土地流转机制未形成。目前，农地流转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行政力量因素过多。很多农地流转不是农民自愿和通过市场运行的，而是社区、村委会通过行政命令的单方面推行。二是土地流转的封闭性。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体系不完备的前提下，信息供求机制、反馈机制等未建立，土地交易信息闭塞。此外，现有法律鼓励在同社区范围内进行农地流转，这对于农地资源的配置大大不利，降低了经营权流转权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的可能性。一项调查显示，虽然跨村土地流转的比例略有上升，但超过70％的土地流转发生在组内，如果按村内流转范围统计，这一比例高达90％（见表3）。三是土地经营权流转不规范。很大一部分流转是在口头约定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导致流转的期限不明确，交易双方权利义务不清晰。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⑦：转出农地的农户中，46％的农户转出土地没有约定期限，86％的农户在转出土地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即使约定期限的农户中也存在部分“口头式”约定，签订合同的也不完整、不规范。四是农地流转市场交易机制未形成，致使流转“内部化”。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2005年对17省农民土地流转的调查⑧，在转出的土地中，有87.6％的土地是转包给本村的亲戚或其他村民。

4.土地流转条件受约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农地转让作出了必须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这实际上违背了农民对使用权的自由行使权。合法的农地流转是农民个人的意志，这种意志具有排他性，不应受任何人、任何组织的干扰和阻碍。“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实际上将土地转让过程的终极处分权赋予发包方，而承包方作为真正权利人却没有最终发言权，这样无疑会扭曲权利人的真实意愿，容易导致村官以发包方名义干扰农地自由流转，或随意流转土地，扰乱流转秩序。另一方面，土地流转范围受限制。《土地承包法》第55条规定：“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经本集体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二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立法的初衷可能是为了遏制村干部随意向社区以外人员出租土地牟取私利的行为，但在实践中却构成村民自主流转承包地的制度障碍，从而使农地流转局限在一个个孤立的小圈子内，不能在更大的区域内实现优化配置。

四、促进农地流转的对策 1.所有权不干预流转权。目前很多土地流转问题的根源在于农地所有权的代理者——基层政府以所有权的名义和身份强制性进行土地流转或限制流转。农地流转的自由、健康发展必须排除一切权力对流转权的干扰和制约，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只有在土地所有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保持经营权和流转权的独立性，才能真正将土地流转起来，从资源转化为资本，取得规模效应、集约效应和市场效应。结合实际，当前制度层面迫切需要改进的是取消“土地流转需要经发包人的同意”，改为仅需事后备案即可。

2.创造农地流转条件。农地无法自由畅通流转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从立法出发点上就对流转进行了限制，这是国家对土地的保障功能和经济功能进行权衡选择的结果。从现有法律来看，国家仍然将农地的保障功能放在第一位，而改革开放后逐步取禁土地流转是国家在不改变土地保障地位的约束条件下追求土地规模经济的结果。因此，要促进土地由“不流转”向“流转”转变，由“短期流转”向“长期流转”转变，就必须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功能建设，通过“社会保障”置换“土地保障”，弱化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为农地流转奠定基础。

3.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由基层成立农地流转交易市场、农地流转服务机构⑨，对土地流转进行法律咨询、服务、评估、登记等服务，具体承担以下职责：其一，对土地使用权供求信息进行登记并发布。交易中介机构对发生流转的农地位置、面积、用途、价格、效益、流转方式等情况进行登记并及时在交易平台和网络上发布。其二，对交易价格进行独立评估并促使自由交易。在土地价值中介机构独立评估基础上，流转双方平等互利、自由协商，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书。其三，加强和规范土地流转合同管理。凡是不涉及土地承包权变更的，需签协议；涉及变更的，应在《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予以记录并在土地清册上作变更登记。其四，流转后实行跟踪服务，出现纠纷时进行调解。总体上，应建立一个多层次、多样化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在产权设置、流转程序、流转方式和流转监督等方面进行规范和管理，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

4.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其一，降低农地流转信息搜寻成本。通过建立流转交易平台和中介机构，发布流转信息，降低农民交易信息不对称的成本开支。其二，降低农地流转谈判成本。农地流转是流转双方的自愿交易，交易价格等应由交易双方自由协商决定。村委会、乡镇以及其他政府组织不得对土地流转双方进行限制或强制，而只对流转土地做简单的记录，排除所有权代理者的寻租可能性。其三，降低违约成本。加强流转制度建设，规范流转合同内容和程序，通过协议约定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并通过第三方监督，降低机会主义的可能性。

5.允许通过抵押等进行土地流转。除了转让、转包、互换、入股、代耕、租赁（包括反租倒包）等流转形式外，还应允许抵押、买卖、拍卖农地经营权。立法不同意抵押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农民抵押承包土地后面临失去生活保障的风险，或造成土地大量兼并；二是担心抵押后土地用途发生变化，破坏土地资源。但按照实际情况，能不能抵押不应进行大一统的规定，而应由地方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决定。实际上，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农村土地提供的农业收入在农民生存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对他们而言，土地更应该是一种具有流动性和担保价值的财产性资源；而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农地和宅基地使用权无疑是农民掌握的比较有价值的财产。农地不能抵押带来融资困难会影响农业投资和农村发展。

注释：

① 参见：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84页。

② 参见：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及合作组织运行考察”，《农业经济问题》，1993年，11期，45－53页。

③ 参见：《中国农业发展报告（1995年）》，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④ 参见：姚洋，“非农就业结构与土地租佃市场的发育”，《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2期。

⑤ 参见：胡家强，葛英姿，“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调研世界》，2008年第4期，第32页。

⑥ 如绍兴县最近在柯桥镇4个村建立了三级土地信托服务站，开展供求登记、信息发布、签证指导等工作。试点范围内农村流转率达到67.7％，土地机构调解率达到56％。详细参见：曹务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200页。

⑦ 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749个村庄调查”，《农村金融研究》，2007年第8期，第10－23页。

⑧⑨ 参见：叶剑平等，“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调查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第4期。

[1] 张红宇．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2] 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 陈锡文．中国农村改革：回顾与展望[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4] 迟福林．把土地使用权真正交给农民[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5] 钱忠好．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6] 胡瑞卿．农地制度变迁模式的比较与选择[J].农业经济问题，2002,(3).^NU1

第三篇：改革开放以来外企在中国投资战略演变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外企在中国投资战略演变历史沿革！

【导言】

尽管所有在华跨国公司都提到中国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经济转型、经济增速下滑所带来的扰动，但是从中长期战略的角度，考虑到中国城镇化进程仍未结束，中产阶级正处于壮大的趋势，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重申中国市场的战略重要性并未改变，中国仍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重点布局的区域。【正文】

第一章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历史回顾

跨国公司作为推动当今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其历史发展的过程必定会引起诸多学者的探讨。在华直接投资的外资企业是指在中国直接或间接投资的外来公司或个人组织。投资的形式包括出口、设立公司、寻找合作代理等。外商对华投资至今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外商对华投资呈现了鲜明的阶段性特点。系统的概述外来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一方面，有助于总结历史教训，彻底明白经济上的独立是以政治独立作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对未来外商在华投资与经营提供风向标，使外商明白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19世纪末至21世纪，中国是外商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自从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也是许多跨国公司投资的热土。现阶段在吸收外来投资建厂的同时，我们需要对过去外来企业在华投资的历程进行详细的概述，以便为未来如何吸收外来资金进行更好的发展提供借 鉴作用。本文首先对在华跨国公司在华的发展进行概述，时间跨度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在分析的同时吸取各阶段发展的特征共性，做出外商对华投资发展的轨迹模型，我们发现当前外商对华投资正处于从调整阶段至稳步的过渡期。

一、1949-1978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概况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华外资企业根据形势纷纷将企业资金外移。以上海为例，1949年5月，上海外资企业为910家。其中，属于英、美、法、瑞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有685家，雇佣工人5万多人，资产总值估计约为5亿美元;属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为225家，但多数是小工商企业，资产很少，职工数也不多。新中国成立时期，国家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建厂，积极引导投资方向的问题，政府制定投资条例。据统计，1950年至1952年三年期间华侨投资稳步增长，投资设厂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从投资的方向来看，主要通过国家银行和投资公司的投资，投资行业主要是商业、工业和运输业等行业。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国家，原来的外资企业被改造成国有或集体控股的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企业，外资企业也渐渐地退出中国。

二、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对华直接投资概述

进入新时期，党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鼓励外资企业引进来，本国企业走出去。在一系列优惠政策的鼓励下，外商在华投资在环境稳定的情况下呈现强势的劲头。本文将这时期跨国公司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至1988年，1989年至1997年。

(一)1978-1988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

1978年底中国正式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8-1988年是吸收外商在华投资的起步阶段。1979年至1982年期间，外商直接对华投资累计达到60.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1.66亿美元(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外资在华投资的行业分布没有一定的规律，但主要还是以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为主。1983年至1988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累计221.55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工业投资达到120.95亿美元，第三产业投资为95.79亿美元(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受政策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沿海大城市成为吸收外来直接投资的先头兵。外商对华投资的区域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一时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资金规模较小，但从1978-1988年的这段时期我们可以看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资金规模变化起伏不大，较为平稳。

(二)1989-1997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

这一阶段是中国吸收外资在华投资的成长以及发展阶段。我们从投资金额、投资行业、投资方式以及投资国别等角度分析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特征。

1.投资金额

外资企业对华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其他投资为辅。1979-1991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保持平稳增长，但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1996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额增长很快，最高达到1993年的1114.36亿 美元。虽然1997年外商直接投资额有所下降，但实际利用外资额1989-1997年基本上是稳步上升的趋势。

这时期能够吸引大量外资来华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原因是政策上的鼓励和引导，政府通过各项措施包括开放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免税政策吸引外资企业纷纷进入中国。1997年外资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数量相比往年有所减少，原因之一可能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前奏的影响，但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增加显示了外资企业对在华投资的信心较高。

2.投资行业

外商在华投资的行业分布主要以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在这个阶段，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额在1989-1993年呈现发展的劲头，并且制造业的投资额要大于第三产业。1993-1997年制造业和第三产业都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渐渐在缩小。

外资企业热衷于投资中国的制造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外资企业最初来中国时对中国的市场不熟悉，不知道风险的高低，只能先以投资制造业获取回报后再考虑投资其他行业;二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助于制造业的发展。

3.投资区域

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的比例较小。外资企业主要投资在东部地区除了受政策和历史禀赋的原因影响之外，还有人文原因。来中国大陆投资的外资法人主要是来自于香港、台湾或者部分华人，恰恰是这些人构成了来华直接投资的主体，而东部沿海省份受 地域的影响离港澳台较近，便于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中国海外的华人也大多来自于东部沿海省份，既然选择在中国大陆投资，首选地方当然是自己的家乡。

4.投资方式

外商在华投资的投资方式这时期主要以合资经营为主，随后是独资经营和合作经营、合作开发。在1991年之前合资经营与独资经营、合作开发的差距并不大，但从1991年至1997年合资经营占据主要地位，其次是独资和合作经营。1995年至1997年合资经营与独资经营的差距正渐渐缩小。外资企业喜欢以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主要原因还是对中国市场的不了解，采取合资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降低外资企业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本土企业可以更好地学习外来企业的技术和经验。

5.投资国别或地区

关于外资来源的国别或地区，我们收集的数据主要源于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几个国家。1985年至1997年之间，来中国大陆投资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来自亚洲地区，其次是北美和欧洲。亚洲地区的中国香港和台湾、新加坡、韩国是亚洲地区的主要投资地，究其原因还是地理位臵的相近性以及文化、风俗的同源性。北美地区主要是美国，这与它强大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欧洲主要是英、法、德三大国家，其他欧洲国家的比例较小。此外，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可能是受地理区位和移民的影响，相比于大部分欧洲国家对华投资的额度较大。

三、黄金十年(1998-2012)外资对华直接投资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外资对华直接投资无论从投资额、投资行业、投资区域、投资方式以及投资国别或地区都与前一阶段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未来的社会是一个越加开放的时代，吸收外资投资仍然是大势所趋，外资企业未来对华直接投资的趋势值得我们探索。分析这种差异性对未来利用外资在华投资具有借鉴作用。

这十年是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高潮阶段。无论是从投资规模、投资行业或投资方式等来讲，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经历了全方位的发展过程。

1.投资金额

这一时期外资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投资额逐年增长的趋势较为明显，不存在前一阶段大起大落的状态。实际利用外资额平稳较快增长，但实际利用增长率起伏的波动很大。这些情况表明，从1998年至2008年外商在华投资的实际金额每年都有所增长，但增长的幅度变化不定，甚至在1998年至2000年之间出现了负增长率。

2.投资行业

外资投资的行业主要还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但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差距从2004年至2008年的差距又在进一步的缩小。2008年外资投资制造业的金额为498.95亿美元，投资第三产业的金额为413.09亿美元(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经贸统计年鉴，2009)，第三产业与制造业投资额旗鼓相当。第三产业投资金额超过制造业的原因还是中国最近这十几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因为从国外发展的经验来看，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是看这个 国家的服务业。前一阶段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再加上国人教育素质的提高，许多人投入到服务行业中客观上也吸引了外来直接投资。

3.投资区域

投资的区域主要还是以东部地区为主，中西部随后。然而，从2005年开始东部地区的比重出现下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比重上升。

我们分析中部地区比重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随着交通的不断便利，人员之间的流动性加快，中西部地区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这为直接吸引外资提供了人才资本;(二)中西部地区本身的自然资源相比于东部更为丰富，这为吸引外资直接投资提供了资源资本;(三)中西部政府为响应国家号召，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优惠的条件，毫无疑问，这就是政策资本;(四)东部地区在吸收外资方面突显了各种问题，例如环境污染、资源滥用等。许多外资企业需要换一个新环境进行投资。这为中西部更好地吸引外资提供了客观条件。

4.投资方式

从投资方式来看，最显著的变化是外资独资企业飞速发展，合资企业的比重随之较少，但趋于平稳。相比于前一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的情况，但占总金额的比重较少。

这一时期外商独资企业的飞速发展与外商逐渐了解中国市场不无关系，外商对中国市场的学习加速了外商成立独资企业的进程。另一方面，出于技术保护以及知识溢出的作用，外商也会乐衷于独资企 业，因为这有利于保护自身企业的核心资源和技术。

5.投资国别或区域

我们选取了2004-2011年中国大陆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金额前十位的国家或地区作为分析对象。这十个国家或地区占总投资额的95.14%。在这十个国家或地区中，亚洲的地区和国家仍然占主流。中国香港地区仍然是在大陆投资的主要区域，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紧随其后。美国和欧洲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的金额数占总比例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综合1978-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吸引外资的历程，我们发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特征主要如下：投资金额的规模不断增长(中间由于金融危机或者社会稳定性的原因导致投资规模总体上有所下降，但这并不影响总的上升趋势);投资行业由重视制造业逐渐转向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的区域虽然仍然以东部地区为主，但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增长率渐渐地超过东部;外商在华投资的形式由早期的以合资形式慢慢地转为独资或股份制等形式;在华外商投资的国别或地区始终以亚洲国家或地区为主，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渐渐地转向我国投资，还必须记住免税国家和港口在对华直接投资上发挥的巨大作用。

四、金融危机后(2009-2012)外商对华直接投资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由于经济危机影响，2008年全年我国新批设外资企业27514家，总量略有下降;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23.95亿美元，全年而看第四季度开始明显的回落态势。

2009年以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仍然呈现增长的势头，并且有稳步增长的趋势。外商在华投资行业的重点分布转向了第三产业。2010年外资投资制造业的金额为517.35亿美元，投资第三产业的金额为520.88亿美元(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经贸统计年鉴，2010)，第三产业的投资金额首次超过制造业。外商在华投资的区域虽然仍然以东部为主，但东部金额所占比重下降较快。

外商投资的方式还是以独资为主。投资的国别与1998-2008年相比，特征变化不大，亚洲国家或地区、免税的国际性港口仍然是在华投资的主要国家和地区。2009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下降了14.8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00.33亿美元，金额呈现微量下降趋势。亚洲十国对华投资实际投入外资额出现了增长，欧美国家则出现下降。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欧美国家在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目大幅度下降，但实际投入资金额并未明显减少。

2006-2010年是我国“十一五”发展重要阶段，随着国际和国内经济及社会环境的变迁，我国利用外资的目的、渠道、产业和地区布局结构等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并进一步促进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进一步完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吸引外资重视其对我国资金的补给作用，现背景下国际竞争激化，我国引进外资更加重视外资的整体质量，如技术引进、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十一五”期间的政策调整逐步带动我国外资投资格局合理化，研发设计为主的新领域逐步替代了传统的简单机械加工模式和初级低水平制造模式。外资企业不断引导、辐射国内企业，激发我国企业不断创新参与国际竞争，有利于我国建立 更加开放的自主创新体系，重视知识产权的开发与保护。更加重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有助于我国社会环境的优化。鼓励外商投资于我国服务贸易领域，承接全球服务外包，并且深化改革，在新兴产业创造新的市场需求。通过完善外资产业准入制度，我国将以国家经济安全为落脚点，毫不动摇的把握关系国家命脉的重点产业的控制权，不断加强对外资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重点企业的审查和监管力度。

诚然全球经济危机对FDI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跨国公司资产收缩和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都促使作为投资主体的跨国公司开始谨慎投资，规避风险。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必然更加重视利用外资的质量，逐步扭转外资增速放缓的局面，发挥外资在我国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我国利用外资进入了新时期。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利用外资与我国的技术进步相结合，重视管理经验的引进与人才的培养;重视国家发展战略，引导外资流向，特别是重视外资与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引资方向逐步转向农业和服务业;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注重生态保护、低碳发展与能源节约。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政府通过政策方面的调整和支持，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国内企业通过自身的发展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将更有助于我国引入优质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后经济危机时代更显重要。

二、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战略调整的原因分析

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战略调整，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经 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种种动机并没有发生变化，然而其投资战略却不时的做出调整，那么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仔细研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始动机，然后才能通过结合动机分析具体剖析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战略调整的原因。

(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机导向

根据企业海外投资利益诉求不同，可以将FDI分为四类：效率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技术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各类型FDI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别，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也会发生变化。

1.效率寻求型FDI基于要素禀赋进行产业链全球布局

效率寻求型FDI是指跨国公司为了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基于东道国的投资政策、要素禀赋、区位优势差异性进行生产链全球化布局，以实现生产成本最小化，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对于这类跨国公司，东道国的劳动力、土地及运输成本优势往往是其投资决策的根本因素。

一方面，廉价的、在很大程度上不可流动的熟练劳动力的供给是效率寻求型FDI最重要的决策影响因素。这里的供给不仅强调量的充裕，而且强调相对生产率来说是低成本的。只有其他因素给定的情况下，低工资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这就意味着，跨国公司不仅仅单纯考虑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还要综合考虑其劳动效率和熟练劳动力的可获得性。

另一方面，东道国特殊的投资政策和区位优势决定了跨国公司在该国经营的效率和全球化生产网络的运营成本，从而也是效率寻求型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例如，东道国为吸引某类产业投资，可能会为该产业企业提供特别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土地使用政策;同时，临近更广泛的销售市场的国家或临近跨国公司母国的国家通常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满足跨国公司维护国际生产网络运营的需求。

2.资源寻求型FDI面临较高的政策风险

资源寻求型FDI是指跨国公司为了以相对于国内来讲更低的成本获得更高质量的战略性资源以及为降低由资源性生产要素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进行海外投资。资源寻求型FDI国际投资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国际资源的价格波动、母国的能源战略、东道国的资源充裕程度、东道国资源投资政策等。

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发达国家较高的能源消耗及能源金融成为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重要推动力。在此背景下，资源寻求型FDI投资规模快速增长，并面临多方面挑战。

首先，国际能源价格的持续走高不仅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经营的不确定性，也使很多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面临重大资源瓶颈。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企业具有通过国际投资保证能源供应和价格稳定的要求。另一方面，国家层面也希望通过战略性能源规划解决实体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瓶颈，而这种国家战略也成为近年来能矿资源国际投资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其次，2003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国有化浪潮加速，跨国公 司面临的能源政策风险上升。国际能源国有化浪潮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拉美和中东地区国家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能源国有化浪潮，但这种趋势在70年代中期之后被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国际化所取代，国有化趋势有所减弱。而2003年以来，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使能源充裕的国家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能源国有化再度兴起。很多发展中国家、非洲低收入国家或面临财政困境的中央政府希望借助国家资源优势获得国家发展战略基金或解决财政问题，采取了形式多样的能源政策。然而，这种能源政策对跨国公司的经营可持续性和盈利能力造成重大冲击，成为该类型跨国公司面临的最重要的国家风险之一。

最后，从微观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看，东道国主要能矿资源的充裕程度和能源政策是资源寻求型FDI进行投资决策的首要关注内容。相关研究对能矿充裕度通常用储量、产量、储产比、能源出口规模等指标衡量;而能源政策主要是通过国家能源战略、国家能源投资政策的深入研究进行定性分析。

3.技术寻求型FDI

技术寻求型FDI为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将获得某一产业的核心技术作为海外投资的首要出发点，在东道国满足相关技术水平要求时，投资企业才会对其他因素如投资环境与政策、市场规模、经济增长等因素加以进一步筛选。技术既可以是有形资产，也可以是无形资产。有形资产包括先进生产装备、销售网络、通讯设施等;无形资产包括商标、专利、自主知识产权等。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 的关键时期，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产业层面看，技术导向型FDI在未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中占比趋于上升。

4.市场寻求型FDI以两类市场为目标

市场寻求型FDI是指跨国公司为了扩大市场、绕过东道国投资壁垒或者进入更广泛的国际市场，在东道国进行的直接投资。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认为具备垄断优势的企业，为了在国外市场上获取更大收益而有动力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根据目标市场不同，市场寻求型FDI可以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以东道国国内市场为目标。从产业层面讲，当东道国高关税或配额限制时，通常会引发大量制造业跨国公司以进入市场为动机的直接投资;同时，由于部分服务业的非贸易性，跨国公司为服务当地市场必须保持商业存在。第二类是以与该国有投资贸易协定的其他区域性市场或其他国家市场为目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区域性贸易一体化或贸易保护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从而企业有动机借道某国进入更广泛的国际市场。例如，中东欧地区国家与欧盟之间的较低贸易成本，成为部分其它地区企业投资该地区的驱动力之一。

市场寻求型FDI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增长率、居民消费能力、市场结构及贸易情况。第一，市场规模及其增长率与一国国内市场的广度成正比。第二，居民消费能力与一国国内市场深度呈正比。中等收入人口通常是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人群，因此该部分人群比重越高，一国国内市场消费能力越强。第三，东道国市场结构将直接影响跨国公司面临的竞争程度及利润水平。完全竞争的市场 结构将使跨国公司面临巨大的市场份额、价格及利润压力;如果东道国某一市场是寡头或是垄断的，这将对跨国公司形成更大吸引力。最后，东道国的贸易情况反映了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合作的情况，较大的贸易规模通常发生在具有较好国际经济合作环境的国家，通过投资这类国家，通常可以使跨国公司以更低成本进入其他国际市场。

(二)跨国公司在华战略调整的原因剖析

结合上一小节所提到的四类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动机：效率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技术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我们不难发现，推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指数型增长的主要动机在于：一是降低运营成本、寻求效率;二是谋取中国巨大的市场份额，而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效应恰好是上述两类动机的加权平均和，随着两类动机的效应值及相应权重出现变化，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策略也将做出对应调整，以下我们将分别从效率寻求和市场谋取两类动机出发具体剖析跨国公司在华战略调整的原因。

1.从效率寻求动机出发

(1)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正在失去

从2007年开始，相比其它一些更低成本的国家，中国正在失去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而究其原因，主要是人民币升值，其次是工资成本上升，导致中国失去竞争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员工流失。在该情况下，跨国公司主要有两类应对策略，其一是向东南亚等地区产业转移，其次则是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其中以代工产业的转移最为明显。

以下我们以代工企业为例进行说明。代工企业由来已久，主要分 布在纺织服装、玩具、鞋帽、电子等制造业，代工的环节也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这个环节。代工企业迁移也早有先例可循，迁移路线总是从发达地区向相对不发达地区，相应带来的是产业的转移和承接。我们可以看到，相关产业从最初的欧美地区向日、韩、台湾等地区，再到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现在开始向中国内陆地区转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澳、台湾地区的产业迁移曾经推动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相关地区的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也明显优于其它地区，可以说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奠定了产业转移的基础，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交通运输业务量的快速增长。

通过对代工企业迁移路径的分析，我们认为，迁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成本、劳动力资源和市场。对于国内代工企业内迁也可以用这几个因素解释。第一，通常代工企业主要是按照需求企业的要求，组织工人进行生产，人力成本占比很大，利润也相当有限，随着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的上升，代工企业客观上将不断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第二，近两年，代工企业面临招工不足、结构性短缺的问题，内迁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第三，金融危机使得外贸需求不足，向内地迁移能够接近内地庞大的消费市场。在这些因素的驱动之下，根据不完全统计，仅粤浙沪闽几个省市转移的产业总值将达到1.4万亿，而制造相关产品将会带来大规模的物流活动。

从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来看，代工企业会重点考虑区位、交通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包括人力、土地、物流成本等在内的综合成本将是决定企业内迁的重要因素。根据现有代工企业已经明确的项目来看，劳务输出大省、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良好、政策支持力度大、配套完善的地区有望成为企业优先选择的地区，并且产业的转移具有一定集群性和规模性，服务于产业链的物流等配套设施也将相应进入该区域，因此这些地区有望成为货运、客运业务率先发生明显变化的地区。

综上所述，代工企业内迁并不是个例，其实质是产业的转移和承接。目前，中西部地区已经出台多个区域发展规划，其中承接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转移的产业是其考虑的重要方面，有的规划已经明确提出这一点。而发达地区除了向本省相对不发达地区转移产业之外，也有选择性的向外省拓展，包括四川、重庆、江西、湖南、安徽等。在产业转移过后，不仅交通基础设施发挥作用，业务量上升，并且能够将发达地区先进的物流配套带入相关地区，从而提升整体的物流水平。我们建议关注产业转移带来的陆路运输、路桥、现代物流板块的投资机会。

(2)从内部运营出发降低交易成本

合资公司同独资公司相比，内部存在着较高的交易成本，所以外资希望通过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来实现降低公司内部交易成本的目的。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和逐渐开放的世界市场，在给跨国公司带来更多利益的同时也使跨国公司面临着全球范围的激烈竞争，原有的市场份额和垄断格局不可避免的面临着挑战和重组，为了尽快提高全球市场占有率和取得全球的利润，跨国公司必须要改变在华的投资战略，增强独资和并购的趋势，扩大在华的投资规模。

2.从市场谋取动机出发

20世纪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呈迅猛之势，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生存下来，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在全球范围内的重组。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新兴市场，必然成为跨国公司瞩目的焦点。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使得市场总量不断扩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居民购买力水平的提高、市场规模和容量的扩大，正是跨国公司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因素。在整个世界市场上，发达国家的市场相对饱和，而此时的中国市场是个新兴的市场，因此，能否进入中国市场，扩大其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对于增强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作为外来者的跨国公司要想取得中国市场份额，其最关键的战略就应该是本土化经营策略。

(1)在新兴市场里，本土公司有几个先天的优势，它们对当地消费需求有着较好的理解力，能够维持较低的成本水平，还熟悉当地的政策环境。但如果假以时日，跨国公司学习掌握了当地市场的复杂性，它们依然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这往往需要对产品进行基本的变革，如改成更小的包装、使用非传统的分销渠道和开发适应当地口味的产品等。

如宝洁公司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消费牙膏上的偏好和健康的理念，推出了含有中药成分的水果味或绿茶味的佳洁士牙膏，当它们调查发现中国消费者相信盐能够美白牙齿后，还推出了盐白牙膏。从1997年到2007年的10年时间里，宝洁的本土化策略让它在中国的 牙膏市场里从市场份额几乎为零的新兵发展成为占据了25%市场份额的主力。

(2)实施人力资源本地化战略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用人成本。众所周知，成本控制是所有企业追求的目标，也是增加企业利润、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手段。所以，在华跨国企业在制定针对中国市场状况的人力资源战略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企业用人成本的因素。根据企业研究的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目标就是大幅削减开支，保证人力资源的优势得以发挥。当今，很多的跨国企业纷纷选择落户中国，恐怕不仅仅是暌违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更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可以帮助企业大幅降低成本开支。例如，美国的苹果公司就是在华的大型跨国企业，他们不仅在我国内地开展一系列的市场营销活动，而且针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实施了切实有效的本地化战略。我们熟悉的苹果iphone手机，其加工、组装和零部件制造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由我国的制造类企业完成，比如富士康公司。富士康公司每组装一部iphone手机，只能拿到8美元的酬劳，相比其他国家技术研发、软件开发得到的酬金，这是很低的报酬。其实，这就是苹果公司人力资源本地化的一个策略，其实施的前提就是考虑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低廉。

(3)实施人力资源本地化战略，可以有效减少文化差异和冲突。很多的跨国企业，其总部往往设在北美、欧洲，但是子公司却遍布全球，其中中国、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尤其受到跨国企业的钟爱。跨国企业之所以实施人力资源本地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规避 因为国家、民族文化的差异而带来的损失。曾经有权威研究表明，大部分跨国企业开展国际化失败的案例中，因为文化差异和冲突导致失败的比例达到了40%左右。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华的跨国企业要坚决的实施本地化的人力资源战略了。可以试想，跨国企业在总部的管理机构和研发机构都是基于企业所在地的文化、环境所设臵的，如果将其强行复制到子公司所在地，往往很难成功。所以，现在在华跨国企业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华的跨国企业子公司上至管理人员、研发人员，下至普通的员工，基本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这其实正是跨国企业本地化的核心诉求，就是要用本地人来管理企业，实现企业文化的无缝链接，保证企业在华的稳定和健康运行。

第三章 跨国公司业务经营情况分析

本章我们对跨国公司2014Q1财报中的中国业务运营情况进行了整理和分析，重点关注这些公司一季度中国业务的发展情况，管理层对中国市场未来的展望，以及一些景气度较高的细分领域。就一季度中国区业务整体运营情况来看，科技类(半导体为主)和工业类公司较好，而原材料公司较差，消费类公司的分化较大。跨国公司提到的景气度较高的细分方向包括：

油、气(包括LNG)相关领域的设备及上下游产业链。罗克韦尔和斗山机械均提到中国油气领域的需求比较旺盛。而查特工业和康明斯则提到柴油国四标准实施将有利于LNG在交通领域的推广。

在大规模存量电梯上延伸出来的电梯服务业。Otis电梯一季度订单同比增速仍然维持在25%，成都、深圳的地铁项目带动了需求，而 地产的负面冲击尚不明显。更重要的是，公司认为中国市场能够在服务方面提供持续的需求增长，公司甚至明确表示Otis电梯服务业务的未来在中国。

DRAM存储芯片及半导体行业仍比较乐观。海力士半导体和美光技术均表示中国4G网络的建设以及智能手机的推广将持续拉动DRAM存储芯片需求。应用材料一季报显示中国大陆的订单增速显著高于台湾，电子行业生产端从台湾向大陆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而半导体的景气度显著高于显示器和太阳能。

科技方面，智能手机、智能汽车、云计算风光依旧。一季度半导体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普遍处于景气改善的状态。智能手机普及以及4G网络建设带来了旺盛的芯片需求(海力士半导体、美光技术)。应用材料的财报显示，来自大陆的订单增速远超台湾，显示半导体加工正在从台湾转向大陆的趋势。

多个公司提到将加大中国市场销售渠道建设，包括发展三四线城市市场。包括工业类的ABB公司、斗山机械，以及消费类的苹果公司、特斯拉等。

最后，尽管所有公司都提到中国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经济转型、增速下滑所带来的扰动，但是从中长期战略的角度，考虑到中国城镇化进程仍未结束，中产阶级正处于壮大的趋势，绝大多数公司重申中国市场的战略重要性并未改变，中国仍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重点布局的区域。

第四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纪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纪事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7年，令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是：以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可以说，这是打了一场成功的扶贫开发攻坚战。1949年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统计，那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面对百废待兴的艰难局面，新中国开始了坚持不懈地发展生产、消除贫困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扶贫”工作正式被提出，并大规模实施开展起来。承认贫困，定义贫困 1984年，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农村还有几千万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这为解放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提供了依据。邓小平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992年他在南方考察谈话时，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自己更是身体力行。1989年10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了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重返校园的“希望工程”，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和支持，他亲自为“希望工程”题名，揭开了“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的序幕，并从1992年开始，陆陆续续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资助了25名失学孩子。1984年，中央划定了18个需要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带，国务院还颁布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此前，中央虽有性质类似扶贫开发的以工代赈计划和“三西”农业专项建设项目，但政策文件中却罕见“贫困”二字。这是因为以前，我们虽然存在扶危济困的行为，却羞于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有贫困现象，政府也没有专门的扶贫机构和制度。但是，到了1986年，我国依据农村人均年收入和县级单位的财政状况，第一次划出了国定贫困县标准：1985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的县和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对民主革命时期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区县放宽到300元。这个阶段，甄别贫困户没有统一的收入标准，只凭直观印象：“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房不蔽风雨”，简称“三不户”。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一篇文章中曾称：“这是一个只讲‘意图’精神，要求下面根据意图灵活掌握，以适应各地不同消费水准的典型‘中国式’政策。” 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中国式扶贫—“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活动”—拉开序幕。5月1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主持了第一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当时全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人口约有1.02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2.2%，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此前多年“平均分散使用力量，一般化的领导方式”，是贫困地区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两个月后的第二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宣布了国务院的决定：在原来用于扶持贫困地区资金数量不变的基础上，新增加十亿元专项贴息贷款。1993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其设在农牧渔业部（现农业部）的办公室亦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务院扶贫办”）。同年，农村个人和家庭依靠其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8000万人。形势严峻，投入剧增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扶贫工作依然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形势。虽然中央要减贫，地方政府也并非不愿配合，但自身财政状况堪忧，很多贫困县都没法按时发出工资。把很少的钱投入到很久才能见效的扶贫中，还是用来解决短期财政困难，成为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面临的两难选择。

1994年，著名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开篇第一句出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的论断：“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文件题目中“八七”的含义则是：在20世纪的最后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因此，根据“四进七出”标准（凡是1992年年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全部纳入国家贫困县扶持范围，凡是高于700元的原国定贫困县一律退出），列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有592个，占全国县级单位的27%，云南、陕西、贵州、四川、甘肃等省的贫困县均在40个以上。1996年，第一次高规格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扶贫政策的一个关键节点，以后的很多扶贫政策都是从这次会议之后出台的，比如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等。持续10年的实际扶贫资金下降的局面至此也得以扭转。“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的7年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240亿元，相当于财政支出的5%—7%。但是随着国家投入资金越来越多，地方在扶贫工作上把眼睛向上看，向国家讨要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强调的“开发式扶贫”，到了基层就成为了争取国家资金项目。因为很多优惠政策只投向国家级贫困县，所以地方政府都积极申请加入“国家队”（即国家级贫困县—编者注）。从1993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8000万下降到3200万，年均下降速度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减贫速度高3.6个百分点。在此期间，国定贫困县的粮食和农业生产以及农户纯收入，其增长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扶贫投资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却没有表现出较强的影响，这说明家庭收入增长中较大的份额可能被“国家队”的非贫困居民分享了。在这期间中央政府也已经注意到地区发展的失衡，造成了东部与中西部发展的差距。1995年，陕西、甘肃两省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在陕西商洛地区，有些村子由于贫穷和近亲结婚，人口素质受到严重影响。甘肃定西市是有名的干旱和贫困区，那里的农民群众靠积雨水窖维持全家一年的生计。为了节约用水，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很少洗脸，成了半拉“黑人”。看到这些，中央领导人心情很沉重，于是提出了“到下个世纪初要开始朝着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方向前进，到下个世纪五十年代，西部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扶贫蓝图。整村推进，十年评估 随着贫困地区经济状况的改变，“国家队”的名单在新世纪头十年进行了一次调整，总数仍保持在592个。与1994年相比，名单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竞争”异常激烈。在地方争夺贫困县的同时，中央扶贫政策把目标降低到村级，实施“整村推进”。2001年在全国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200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扶贫工作瞄准村级就瞄准了穷人，令他们真正受益。国务院相关通知称，仍有部分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需要政府给予必要的救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同样在2007年，王小鲁、李实、汪三贵等学者撰写的《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引起了国务院扶贫办的重视。因为当时在政策层面，更多是就贫困谈贫困，没有从更广义的角度看待贫困问题。这份报告提出了一些新的扶贫理念，比如，不仅要看到绝对贫困，还要看到相对贫困（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时维持的社会生活状况）；除了收入贫困，也要看到教育、卫生、生活水平等多维贫困。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扶贫办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评估，还特地邀请了十多位扶贫领域的专家，对这10年的政策实施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系统评价。这是中国扶贫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委托第三方对阶段性扶贫工作进行总体评价。评估报告在肯定扶贫成果的同时提出了不少问题，例如扶贫标准过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制约扶贫效果、贫困户在扶贫资金分配中没有受到优待等。当时虽然没有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但是思路已经明确提了出来：一定要把区域发展和个人帮扶结合起来，使得扶贫效果有效集中在贫困人口身上。这期间比较典型的还有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利用自身的丰厚教育资源进行西部支教，提高了当地民众的知识水平，使很多人摆脱了落后的根子。他们在开展支教活动的同时，积极开展各项扶贫志愿服务活动。截至2010年，北大研究生支教团共为服务地争取到资助金30余万元、图书8000余册、衣服6000余件，开展各类讲座100余场，在服务地引起较大反响，受到当地政府、师生和家长的广泛好评。支教团的成员们在各自的服务地深入社会、实地考察，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全力以赴地做好扶贫工作。胡锦涛曾亲自给北京大学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写信，信中肯定了他们的做法，并“希望北京大学坚持把支教扶贫的接力棒一届一届传下去，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努力成长为堪当国家建设重任的栋梁之材”。精准扶贫，攻坚拔寨 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同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到2011年年底约为1.28亿人。十八大以后，“精准扶贫”成为一切扶贫工作的中心。精准扶贫战略有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在贫困问题比较普遍时，扶贫瞄准个人要耗费大量人财物，因此只能采取开发式区域性扶贫。经过30年，大部分贫困问题得以解决，只剩下几千万最难脱贫的人口，因此，实施精准扶贫的条件成熟了。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到地处武陵山区中心地带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调研扶贫攻坚。习近平在与村干部、村民座谈时说，各级党委都很重视扶贫，还要更重视。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地目标。三件事要做实：一是发展生产要实事求是，二是要有基本公共保障，三是下一代要接受教育。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想方设法，把现实问题一件件解决，探索可复制的经验。遵照指示，湖南省明确指出在扶贫攻坚中要注意“输血”与“造血”之间的关系，十八洞村的精准扶贫就鲜活地证明了这一点。但一些地方往往对扶贫工作中的“输血”与“造血”在认识上存在着误区，致使不少脱贫农民再次返贫。2015年10月16日，“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提出“为了打赢这场攻坚战，我们将把扶贫开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大幅增加扶贫投入，出台更多惠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政策措施，提高市场机制的益贫性，推进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实施一系列更有针对性的重大发展举措。现在，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脱贫攻坚亦然成为了“十三五”期间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压力层层向下传递。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期间，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人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2015年12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表示，这次政策的含金量比较高：“从财政投入说，文件（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各级的财政投入要和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相匹配。我们现在初步了解到的，2016年中央和省级的财政扶贫投入都会有大幅度的增加……国家真的拿出了真金白银来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对于最难脱贫的人口数量，目前存在两个数据：7000多万和8900多万。据学者汪三贵介绍，7000万是国家统计局将7000多个样本村的抽样调查结果反推至全国农村人口，估计出的处于贫困状况的人数；8900万则是2013至2014年全国建档立卡识别出的贫困人口。但是不管是哪个数据，都说明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中国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不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国际期盼了解的热点内容。中国正在消灭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势必将为全世界扶贫事业做出一个成功的“中国样板”。责任编辑 赵晓帆邮箱 zxf2014@wsjh.com.cn

第五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

联合改革开放34年来，谈谈我国和自己家乡的变化

回望祖国大地，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4个年头了。34年来，从城市的景色面貌到普通人的着装饮食，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真真切切地目睹和感受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变。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无疑成为中国历史的标志点，是改革开放，是解放思想，实现了中国当代发展历史性的转折，中国命运由此改变，社会转型也由此开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封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基本达到小康、主人翁意识显著增强、受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明显提高，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成效显著、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大幅提升。

以我的家乡沧州市河间市为例，34年前，我们县城城区面积只有7平方公里左右，主要道路仅5公里。看看34年后我们的县城吧！光是建城区面积就扩大到三四倍之多，新增绿化区域，大楼林立，街道宽广，基础设施日臻完善，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童年时，很少有品种多样的蔬菜和肉食，玩具是父母手工做的，穿着的衣服更是颜色单一，样式简单。少年时，各种新奇的图书逐渐出现于我们的视野，但是可望而不可及。以前的连环画已经被现在的录像DVD和装帧精美的漫画小说所取代，五分钱一根的冰棍消失了，各种味道的雪糕占据了少年青涩的眼球，14寸的黑白电视已经换成了29寸的高清液晶大彩电，里面播放的已经不仅仅是新闻联播和动物世界了。走入青年时代的我们，尽管对街边数不清的零食不再感兴趣，却发现路上的汽车比自行车还要多，超市的蔬菜比肉类更受欢迎，大背投和等离子早已不再稀奇，电脑和网络悄然地构架起了我们生活的点、线、面。

医疗保障方面，国家给我们特别照顾，凡是门诊住院看病，病人只负担少量的支出，大头还是国家给予支付，而且近几年来，国家又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给老百姓办起了医疗保险，只需交纳一点费用，即可享受国家的高额补贴，而且看病住院70%、80%都是由国家支付，完完全全是为了我们老百姓着想。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农村的教育面貌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教育观念的改变。创新教育、素质教育已深入人心，把师生们从传统的应试教育中解脱出来，我们教师再也不要为升学率、各科分数而去绞尽脑汁地出难题、找偏题，去日益继夜地“看守”学生。而学生，也无需整天溺在题海中而“痛不欲生”了。学生的书包越来越轻，学习兴趣越来越浓，学生各方面素质在稳步提高。

尤其是近几年来，由于九年义务制教育政策的彻底落实、国家在基础教育方面的重点投入，家乡昔日那设施简陋，千疮百孔的校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

幢幢窗明几净、宽敞舒适的新教学楼、电脑室、实验室，教学设施一应俱全。更让人高兴的是国家推行义务教育，不但免去了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并对部分困难家庭的学生予以生活补助。使全国千千万万的贫困家庭直接受益，所有适龄儿童都能高高兴兴地上学。大学生入学政策的宽松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吃、穿、住、行有太多的变化。从没的吃到你想如何吃就如何吃；从没的穿到下衣当上衣穿，上衣当下衣穿；从出门步行、自行车到现在的高铁、飞机；从土房到现在一家人享受着上百平米的居室等等。这就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我们告别旧时代的一缕春风。

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发展方面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1、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土地上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也是亚运会诞生以来的40年间第一次由中国承办的亚洲运动会。来自亚奥理事会成员的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的6578人参加了这届亚运会。代表团数和运动员数都超过了前十届。2、1997年7月1日，是一个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历经百年沧桑的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香港同胞从此真正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首先被用来解决香港问题，香港的发展也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因为改革开放，让香港与大陆有了更多的契合点，香港回归后港人消除了“马不能跑”、“舞不能跳”、“股不能炒”的疑虑，香港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依然璀璨生辉！

3.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回归祖国。4、2008年，对于中国而言，是骄傲的一年。从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到汶川大地震，从奥运圣火传递受阻到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以另一种形象和气势出现在世人眼前。

5、从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中国人几千年的飞天梦想终成现实，到今天2011年11月8日神州八号与天宫一号的成功对接，中国实现了从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到开展深空探索的巨大跨越。

三十四年的改革开放，有了如今黄河猛，长江壮，泰山雄，昆仑莽，万河山河浩浩荡荡以天安门前走过，走过一队队徐洪刚，走过一队队雷锋，走过一队队李向群，走出中国人民最风流最风光最风情的步伐，走出中华民族最壮观，最壮美的方阵。仰望蓝天，神州飞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峡工程旷世神奇。改革开放，成就斐然。1997年1999年，香港澳门相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嫦娥奔月使我们祖先几千年伟大的梦想，奥运会成功举办，圆梦百年，这一系列成功，证明了今天我们的强大实力，改革开放特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国人民，必定能突破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果。

改革开放，让我们以采薇采茶的手，编织彩灯云锦，让我们以喊江喊海的喉咙，在金黄季节的金黄般的早晨，唱响国歌和五星红旗，唱响千百年来朝朝暮暮澎湃的激情。

中华民族像一个巨人，屹立在世界东方。为了实现我们的光荣使命，我们必须努力学习，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人类的灿烂文化武装自己。学号将设祖国的本领。在明天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奉献聪明才智。我坚信，在我们不懈的努力下，祖国的明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经济更繁荣，人们更幸福，国力更强盛，祖国的明天更美好，继往开来的中华民族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