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论文言文（范文大全）

第一篇：朋党论文言文

朋党论文言文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朋党论文言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朋党论》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朋党论》翻译/译文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

大概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于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

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

朋党论

宋代·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第二篇：《朋党论》文言文原文阅读答案翻译注释

《朋党论》文言文原文阅读答案翻译注释

作品原文朋党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1]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2]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3]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4]，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5]。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6]，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7]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8]，君子八元、八恺[9]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10]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11]，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12]曰：“纣有臣亿万，惟[13]亿万心；周[14]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15]以兴。后汉献帝时[16]，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17]，目[18]为党人。及黄巾贼起[19]，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20]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21]，及昭宗时[22]，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23]。”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24]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25]。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26]，为人君者可以鉴矣[27]!注释译文词句注释[1] 惟：只。幸：希望。[2] 大凡：大体上。道：一定的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3] 党引：勾结。[4] 贼害：残害。[5]守：信奉；名节：名誉气节。[6] 之：指代上文的“道义”、“忠信”、“名节”。修身：按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自我修养。济：取得成功。[7]退：排除，排斥。[8] 共（gōng）工驩兜（huándōu）等四人：指共工、兜、鲧（gǔn）、三苗，即后文被舜放逐的“四凶”。[9] 八元：传说中上古高辛氏的八个才子。八恺：传说中上古高阳氏的八个才子。[10] 皋（gāo）、夔（kuí）、稷（jì）、契（xiè）：传说他们都是舜时的贤臣，皋掌管刑法，掌管音乐，稷掌管农业，契掌管教育。《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时相天事。’”[11] 更（gēng）相：互相。[12] 书：《尚书》，也称《书经》。[13] 惟：语气词，这里表判断语气。[14] 周：指周武王，周朝开国君主。[15] 用：因此。[16] 后汉献帝：东汉最后一个皇帝刘协。逮捕，囚禁“党人”应是桓帝、灵帝时的宦官所为。[17] 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东汉桓帝时，宦官专权，一些名士如李膺等二百多人反对宦官被加上“诽讪朝廷”的罪名，逮捕囚禁。到灵帝时，李膺等一百多人被杀，六、七百人受到株连，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18] 目：作动词用，看作。[19] 黄巾贼：此指张角领导的黄巾军。“贼”是对农民起义的诬称。[20]解：解除，赦免。[21] 朋党之论：唐穆宗至宣宗年间（821-859年），统治集团内形成的牛僧孺为首的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朋党之间互相争斗，历时四十余年，史称“牛李党争”。[22] 昭宗：唐朝将要灭亡时的一个皇帝。杀名士投之黄河本发生于唐哀帝天佑二年，哀帝是唐代最后一个皇帝。[23] “此辈清流”两句：这是权臣朱温的谋士李振向朱温提出的建议。朱温在白马驿（今河南洛阳附近）杀大臣裴枢等七人，并将他们的尸体投入黄河。清流：指品行高洁的人。浊流：指品格卑污的人。[24] 诮（qiào）：责备。[25] 厌：通“餍”，满足。[26] 迹：事迹。[27]鉴：动词，照，引申为借鉴。白话译文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大概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同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护。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的是道义，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进用君子的真朋党，那么天下就可以安定了。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辅佐尧，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存异心，可以说不成朋党了，于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后汉献帝的时候，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把他们视作“党人”。等到黄巾贼来了，汉王朝大乱，然后才悔悟，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到了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黄河，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谁也不及汉献帝；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创作背景庆历三年（1043年），韩琦、范仲淹、富弼等执政，欧阳修、余靖等也出任谏官。这时开始实行一些政治改革。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相继贬官开始，他们已经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此后党议不断发生，宋仁宗在1038年（宝元元年）还特意下过“戒朋党”的诏书。到了1043年，吕夷简虽然被免职，但他在朝廷内还有很大的势力。为了反对改革，以夏竦为首的一伙保守派官僚就正式攻击范仲淹、欧阳修是“党人”。范仲淹以直言遭贬，欧阳修在朝廷上争论力救。只有当时的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当贬。欧阳修写给高若讷一封信，指责高若讷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之心。高若讷将此信转交当局，结果欧阳修连坐范仲淹被贬。还有一些大臣也因为力救范仲淹而被贬，当时便有一些大臣将范仲淹及欧阳修等人视为朋党。后来仁宗时范仲淹与欧阳修再次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欧阳修当时担任谏官，为了辩论这种言论也为了为自己辩护，就在庆历四年（1044年）上了一篇奏章，叫《朋党论》，给夏竦等人以坚决的回击。《朋党论》这篇著名的政论文，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同样是很有战斗意义的。欧阳修幼年丧父，家境贫寒，苦读而中进士，后历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朝廷要职，因弹劾政敌夏竦、吕夷简等人，曾遭遇政敌的朋友圈子的恶意攻击，被政敌指责为在朝廷拉帮结派搞朋党，因而也曾屡次被罢职贬官，可谓仕途多舛。欧阳修故而愤笔写就这篇雄文，算是对政敌的一种理论清算，也算是一吐胸中块垒。作品鉴赏这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无党，小人有党的观点。对于小人用来陷人以罪、君子为之谈虎色变的“朋党之说”，作者不回避，不辩解，而是明确地承认朋党之有，这样，便夺取了政敌手中的武器，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开头一句，作者就是这样理直气壮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它包含三个方面内容：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人君要善于辨别。作者首先从道理上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继而引用了六件史实，以事实证明了朋党的“自古有之”；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文章写得不枝不蔓，中心突出，有理有据，剖析透辟，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全文共分五段。第一段：直接提出观点，认为有关朋党的议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只是希望国君能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第二段：先说有两种“朋党”，即因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因利害关系相同而结为朋党。接下去，作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我以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那原因是什么呢？”说明当他们利害相同时，暂且互相勾结援引而成朋党，那是假的。到了他们见到好处而争先恐后，或者好处已经抢光了，交往也少了，则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所以，作者重复说：“故臣谓小人无朋，伪也。”再说君子，他们的行为完全两样：君子所坚守的是道义，所力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凭借道义、忠信和名节来修炼自身，那么君子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规范，相助而得益，凭借这些为国效力，那么君子就同心协力，始终如一。接着，作者用“此君子之朋也”一句，强调这些作为与小人截然不同。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退”是斥退，罢黜，“用”是进用。这几句说：所以做国君的，只要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安定太平了。这段运用了对比。作者在分析君子、小人的区别时剖析道：小人、邪者以利相结，同利则暂时为朋，见利则相互争竞，力尽则自然疏远或互相残害，从实质上看，小人无朋；与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结，以道义、忠信、名节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从这一意义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二者对比鲜明，水到渠成的得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结论，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同时带起下面的一段文字。第三段广泛列举史实，从各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与上文开头的“朋党之说，自古有之”遥相呼应，对上文结尾的“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补充和论证。文中正反引用尧、纣时对朋党的利用，加强对比，阐明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有关国家兴亡。再以东汉桓、灵时的党锢之祸、晚唐昭宣帝时朱全忠杀害名士的史实，引用反面例证，阐明迫害残杀君子之朋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第四段：作者带有总结性地论述：前世君主，能使人人不同心不结为朋党，没有人像商纣王那样；能禁止善良的人结成朋党，没有人像汉献帝那样；能杀戮品行高洁、负有时望者的朋党，没有什么时候像唐昭宗统治时那样。这些国君都把他们的国家搞乱了，灭亡了。文章末尾，作者又强调了一下：“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这是说上述的兴亡治乱的史迹，做国君的可以借鉴。很明显地请求宋仁宗纳谏，用君子之真朋，退小人之伪朋，以使国家兴盛起来。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人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文章避免了消极地替作者作辩解，而从正面指出朋党的客观存在，指出借口反对朋党的人就结为朋党，说明朋党有本质的不同。这就争取了主动，使作者立于不败之地，文章也由此具有深刻的揭露作用和强大的批判力量，而排偶句式的穿插运用，又增加了文章议论的气势。作者简介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累赠太师、楚国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

第三篇：读《朋党论》有感

读《朋党论》有感

（一）喜爱《朋党论》，不仅因为文章本身，更是缘于对欧阳修的钦慕。在那个谈“朋党”色变的年代，欧阳修敢于承认“君子有朋”且能提出“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观点，的确胆识过人。就是在千年之后的今天，如此直率的言论也够惊世骇俗的。可见欧阳修襟怀坦荡，是不折不扣的君子。

所谓朋党，以当下的视角来看就是“小团体”,即在行政机构里却不因“行政命令”而聚集起来的、规模较小且较为稳定的非官方组织。翻译成人话，就是管理者眼中的“非法团体”.尽管任何企业文化都强调同事之间团结友爱，但当员工们真的身体力行起“团结友爱”时，管理者却又惊恐起来了。为什么呢？对此，官方的回答是：“企业强调的是‘大同和博爱’，反对私下里或个别人的亲疏勾结”.官方就是官方，浩然正气（Why are u so Diao）。

但问题来了，官方的“大同和博爱”似乎不怎么具备操作性。就是真的要贯彻起来，也得从团结和友爱身边人开始，也得经历一个亲亲疏疏的过程，这样才符合儒家文化“推己及人”的差别序列。因此，小团体内的团结友爱是“大同博爱”的萌芽状态，是情感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然而，当“团结友爱”按照其客观发展规律逐步向“大同博爱”发扬光大时，却因“小团体”的被打压和被取缔而“中道崩殂”,这不能不令人遗憾。或许，这就是大多数企业无法建立起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团结友爱的原因吧。

管理者忌讳“小团体”,无非是担心“小团体”一旦形成气候便难以驾驭，怕小团体非主流的文化价值观、非正式的权威体系、非官方的沟通渠道和非常规的内部协作模式对企业原有的格局和秩序形成冲击。然而，事实上“小团体”并非如此不堪，尤其对于营造开放、活泼的团队氛围而言，小团体不仅无害反而有益。

诚如欧阳修所言，朋党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必用“君子朋而不党”这种套话来掩饰。亲亲疏疏是人性使然，情感上的不平等与生俱来。管理者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也更善于利用党同伐异的手段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但是，“亲亲疏疏”的关系一旦下放到基层，管理者们便揣着明白装糊涂，大加批判起来。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说到底还是为了“极权”.其实，“极权”也并非一无是处，“一言堂”起码能提高效率。但“极权”对于管理者的品德和才能要求太高，如果遇到一个“鸡贼+傻×”的管理者，那么团队就像“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那样，个个皆是陈胜和吴广了。而“小团体”恰恰能有效克服“极权”这方面的不足。《朋党论》中提到，尧进元、恺君子之朋，天下大治；舜用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天下亦大治；周武王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周为之大兴。可见，正确对待和运用朋党、发挥朋党的优势，反倒能促进“极权”的良性运作。

小团体是否能发挥“正能量”,关键在于“小团体”的成员是君子还是小人。如果是君子之朋，那么“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穷则同道修身，达则同心共济。如果是小人为朋，那就糟糕了，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同利之时暂相党朋，利尽之时则反相贼害。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小团体”都源自寻常百姓，并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说道。他们或志趣相投、或性格相若、或因工作关系走得比较近。他们既不是为了颠覆什么权力，也不是为了争取什么权益，仅仅是为日渐漠然的人际交往增添一点热度，在压力和忙碌之中寻求一点慰藉罢了，管理者大可不必过度反应。相比某些位高权重者之间的权利交易和东窗密谋，普通“小团体”的聚合实在要单纯得多、也磊落得多。

读《朋党论》有感

（二）君子同道　小人同利

——读欧阳修《朋党论》有感

2015-01-23 陇南徽县组织部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既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与韩愈、柳宗元、苏轼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足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终其一生，欧阳修为人为政为文都取得了成就。在为人方面，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即“以吾一翁”,“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量酒一壶”,这充分反映了欧阳修的追求和品格。在为政方面，欧阳修崇尚“宽简”,即宽容和简化的风格，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博取名声，讲究实效。他23岁中进士，一生虽两经贬谪，但仍然官拜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和参知政事，死后谥号“文忠”.在为文方面，欧阳修是多产的，有《欧阳文忠公文集》153卷问世，约百万言，还与人合作编修了史学著作《新唐书》，独力编纂了《新五代史》。欧阳修又是北宋文坛领袖，散文成就最高，苏轼评价其文是“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写了500多篇散文，各类文体兼备，其中政论文恪守“明道”、“致用”主张，指摘时弊、思想尖锐，叙事说理、深入浅出。《朋党论》是其政论文的代表作，欧阳修提出了君子同道为朋、小人同利为朋的著名论断。

《朋党论》是与庆历新政相联系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倡导和推行，欧阳修积极参与，目的是通过澄清吏治、厉行法治和富国强兵，拯救北宋开国已久后形成的时弊。新政历时一年四个月就归于失败，其直接原因是反对派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原支持改革的宋仁宗皇帝因此提出了“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的疑惑。面对仁宗的质疑和反对声音，欧阳修以谏官身份撰写《朋党论》，既为范仲淹等人辩解，也是一吐胸中块垒，对反对派谬论进行理论清算。《朋党论》文笔犀利、史实确凿，具有充沛气势和战斗力。全文615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提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而且，认为这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历史现象，对于君王来说，不是要否认客观存在，而是要判别君子与小人。第二层次是深入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其中道与利是判别君子与小人的关键所在。在欧阳修看来，君子之交是真朋，小人之交是伪朋，甚至连伪朋也算不上，可说是无朋。第三层次是广泛列举正反方面的史实，既以此证明朋党“自古有之”的论点，又论证了君王信任举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禁绝诛戮君子之朋则国家乱亡的道理。第四层次是最后一段收束全文，点明主旨，强调君王要以历史为鉴，充分认识朋党问题关乎国家兴亡治乱。

品读《朋党论》，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光明磊落和敢于担当的人品表示佩服。《朋党论》表明了欧阳修的政治立场和正直品格，他支持庆历新政；承认自己与范仲淹是一路人。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庆历新政触犯了保守集团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范仲淹、富弼、韩琦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地方十年左右。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理性克制、恰到好处的清醒表示佩服。在《朋党论》中，欧阳修列举了大量史实，说明君王用小人之朋则亡的道理，但他举例论述只到距当时不远的唐末年间，随即戛然而止。这并不意味宋朝没有用人之弊，没有用小人之朋的问题。《朋党论》就是为宋朝之事而发议论，为解脱范仲淹而鸣不平，但欧阳修绝口不言宋朝之事，其重要原因是为了避免直接触犯仁宗皇帝，以期得到他的认可和理解，从而表明了欧阳修的理性精神和高明之处。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出语新奇、论证严密的观点表示佩服。朋党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欧阳修却能直面矛盾，亮明观点。具体是以退为进，非但不否定朋党的存在，反而在开篇就直接肯定了君子结党的事实，明确提出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鲜明观点；以奇说理，明确划分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标准，君子间以道结党，相互坚守名节、道义和忠信，小人间以利而群，彼此尔虞我诈、狼狈为奸；以史为鉴，从古到今、正反两面、层层递进，用大量史实论述朋党问题，进一步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朋党论》从国家兴亡的高度论证了朋党问题。朋党之存在，不仅仅是历史现象，更是现实的政治现象。《朋党论》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就在于没有泛泛地讨论朋党现象，也没有就朋党论朋党，而是站在国家兴亡的高度看待朋党问题，这使文章有了政治意义和宽广视野。《朋党论》在结尾时明确指出：“嗟乎，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这就点明了文章的着力点是政治和国家兴亡。那么，君王怎样引以为鉴呢？核心还是识人用人。《朋党论》好就好在没有单纯地论证君子之朋兴国、小人之朋亡国的道理，而是从君王识人用人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使文章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中国传统政治历来认为，为政之要，首在得人。诸葛亮曾经比喻道：“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意思是，治理国家必须注重选贤任能。辅佐国家的人就像房屋的柱子，柱子太细小，屋子就会倾倒，辅佐国家的人不称职，国家就会亡乱。欧阳修深深浸淫于传统文化，在《朋党论》一开篇就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君子与小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对重要的政治和伦理范畴。君子是做人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从政的价值取向，小人则是与君子相对立的，是做人从政必须防止的倾向和唾弃的对象。如何辨识君子与小人是一个大问题，既是识人用人的前提，又是辨识真伪朋党的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唯有孔子对君子与小人作出了比较全面论述，可以作为辨识君子与小人的基本遵循。他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意思是，君子的胸怀是宽广的，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做到乐观豁达；小人的心胸是狭窄的，总是怨天尤人，心中装满了忧悲、苦闷和怨怼。他又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意思是，君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神态泰然安祥，待人谦和礼让；小人既骄傲又自卑，就不可能做到泰然安祥。他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而不同，就是君子以道义为基础，即使个性不同、认识不同，甚至有利害冲突，也能互相团结协调、密切合作，从而形成合力，如同五声调和可以成音乐，五味调和可以成美食；同而不和，就是小人以利害为基础，即使出于利益原因而暂时勾结，选择相同的立场和态度，但只要涉及利害关系，就会互相内讧倾轧、争权夺利，如同以火济水、以水济火，互不相容。当然，孔子并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穷尽君子与小人之区别；即使穷尽了，由于现实比理论更为复杂，识人用人也不可能做到都选用君子。古今中外，选用小人的事例比比皆是，因而就产生了不仅在识人用人时有一个辨别君子与小人的问题，而且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还有一个辨识真伪朋党的问题。朋党是由一群人组成的，每个个体的素质决定了朋党的性质。如果每个个体都是君子，那么这个朋党就是真朋，反之就是伪朋。欧阳修认为，君王的主要职责是识别真朋与伪朋，然后用真朋、斥伪朋，这对于国家兴亡至关重要。“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朋党论》从是非标准的角度论证了朋党问题。欧阳修在文章中不仅提出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这一不同凡响的观点，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区别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标准。“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在欧阳修看来，道与利是一把具有普遍意义的尺子，是衡量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根本标准。关于道与利，其源头还是要追溯到孔子哪里。孔子曾经说过一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千多年来，这一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影响着人们的伦理道德判断。道与义实际是同一序列的概念，在白话文中就成为一个词组。所谓道，现在是指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在欧阳修那里，是指道义、忠信和名节；利现在是指金钱和物质利益，在欧阳修那里，是指利禄、货财。从哲学上分析，道与利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两者并不是绝对矛盾的。道是利基础上的道，利是道引领下的利，道与利统一是最佳境界。当然，道与利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而且会经常发生矛盾。当发生矛盾时，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崇尚道、淡泊利。因为道与利相比，道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即使是利，还有大利与小利之分，大利是指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小利是指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大利与小利也是可以统一的，如果遇到矛盾对立的时候，能够做到先大利后小利，或区隔大利与小利，绝不以小利为害大利，这也不失为一个君子的品行。欧阳修为了论证说理的需要，似乎把道与利割裂了开来，认为同道为朋是君子，同利为朋是小人。这是可以理解的，议论和辩驳有的时候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欧阳修看来，小人与君子的价值取向不同，小人只有利而没有道，“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而君子是重道不重利，“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在欧阳修看来，小人与君子结朋的目的不同，小人是“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意思是，小人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就暂时互相援引而勾结成为朋党，这是虚假的现象。等他们看见利益就争先恐后地去争夺，或者利益已被夺光而交情就疏远了，还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全。君子是“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意思是，君子以道来修身养心，就会志趣相投而互相补益；用道来为国家办事，就会志同道合而同舟共济，并且始终如一地相处。在欧阳修看来，小人之朋与君子之朋的性质不同，小人之朋是伪朋甚至是无朋，“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而君子之朋则是真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就是真朋的深刻内涵和丰富内容。

《朋党论》从历史史实的维度论证了朋党问题。欧阳修在《朋党论》中一共举了6个史实，其中三个是正面史实，三个是反面史实，充分论证君王用君子之朋则国兴、不用则国亡的道理。正面史实第一例是尧的时代，“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这里所说的共工、驩兜等四人，实际上是四个反对尧的部落首领，而八元、八恺是支持尧的十六个部落首领。舜辅佐尧，斥退共工等结成的小人朋党，重用八元、八恺结成的君子朋党，实现了天下太平。第二例是舜的时代，“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这里所说的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是上古传说中舜的臣子，实际上是二十二个部落首领，其中皋即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员；夔是掌管音乐的官员；稷是掌管农业的官员；契是掌管教育的官员。这二十二人结成君子之朋，互相赞美、推举和谦让，而且都被舜重用了，天下也就安定了。第三例是周朝，《尚书》说：“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欧阳修认为：“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反面史实第一例是殷纣之时，其特点是“人人异心不为朋”;“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这是说，纣当政的时候，他的臣子各怀异心，不结朋党，但纣也因此而使商朝亡国。第二例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实为桓、灵两帝，其特点是“禁绝善人为朋”;“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意思是，汉桓帝、灵帝两度大批拘捕和杀害名士，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等到黄巾军起义发生时，汉朝天下大乱，才后悔醒悟，解除对党人的禁令，把他们全部释放出来，但为时已晚，已经无法挽回混乱颓败的东汉王朝。第三例是唐朝末年，其特点是“诛戮清流之朋”;“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朋党之论，是指唐穆宗、宣宗年间，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发生了长达四十余年的政治宗派斗争，历史称为“牛李党争”.到唐昭宗时期，以党人之争为由将朝廷中的名士加以杀害，有的被投入黄河，还说什么“这帮人自命为‘清流’，应该把他们投进浊流中去”.于是唐朝也就灭亡了。客观地说，商纣和汉唐的灭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欧阳修看来，这些史实表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朋党，而在于能否识别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他进一步用舜的例子加以说明：“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金圣叹评论《朋党论》是“最明畅之文，却甚幽细；最条直之文，却甚郁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跃鼓舞”.历史上尤其是文学史对《朋党论》评价甚高，认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在汉语言文学传世的政论散文中，也是最好的文章之一。尽管如此，也难以掩饰文章的缺憾。《朋党论》的出发点是为了说服仁宗皇帝，但仁宗不仅没有被说服和感悟，反而将欧阳修贬出了京师。后人对《朋党论》的观点也不尽赞同，清朝雍正皇帝对欧阳修极为不满，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有之”,并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在我看来，从文章风格和写作技巧而言，《朋党论》确实是一篇好文章，立论新奇、逻辑严密，洋洋洒洒、气韵生动，但其主要观点和思想价值，却是有着可以商榷的地方。《朋党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欧阳修做学问的态度，敢于在不疑处有疑，对朋党这一概念提出疑问。一般认为，朋党一词为贬义，是指那些不为国家民族利益，而为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结成的政治派别。传统文化对于朋党也是否定的，《尚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孔子也说：“君子群而不党”.欧阳修却反其道而行之，从理论和史实两个方面论证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之别；君王要善于辨别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等观点。这些观点虽然可以争议，但毕竟是一家之言，而且欧阳修做到了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同时，《朋党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欧阳修写作《朋党论》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庆历新政和国家兴亡治乱。正是这一家国情怀，使得《朋党论》受到了超越其自身价值的历史评价，使得像欧阳修那样的士大夫受到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高度赞誉。家国情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即使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意义。知识分子一定要弘扬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真正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朋党论

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5].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来源：共产党员网）

第四篇：论文言文教学（推荐）

论文言文教学

文言文教学是中学语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考中占有大量比重，要高效地落实中学文言文的教学任务，教师需用全局观念规划好中学三年的教学，结合教材的编排与学生的认知规律，科学地定位中学文言文教学目标，实施步骤充分体现阶段性特点，文言文教学方法力求务实、灵活。

中学 文言文 方法

在语文教学改革春意盎然的今天，文言文教学仍是一派“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景象。学生往往发出 “学古文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甚至产生厌学情绪。要改变文言文教学低效的现状，笔者以为应该把培养学生文言文学习兴趣作为突破口。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曾说：“任何人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经过十年的训练，都可以成为天才。”保加利亚心理学家洛扎若夫的试验也表明，人的学习活动不仅仅靠大脑皮层结构，而且是在情感和潜意识的共同参与下进行的，是潜意识与显意识交替的心理活动。当潜意识和显意识处于和谐的相互作用的状态下，学习效益就会成倍的提高。因此，重视学生感性的、直觉的、潜意识的心理活动，充分利用非智力因素，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提高学习效率的关键所在。鉴于此，我做了以下尝试，效果颇佳。

一、巧妙设计导语

古希腊的普罗塔戈说：“头脑不是容器，而是需要点燃的火把。”那么，精彩的导语就是点燃火把的火种。高一开学的第一节语文课，我是如此导入的： “大家说，语文是什么？（同学们议论纷纷）我认为一个有品位、有情趣的学生肯定会这样说：‘语文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是皎洁的汉宫秋月；是珠落玉盘的琵琶，是高山流水的琴瑟；是推敲不定的月下门，是但求一字的数茎须；是庄子的逍遥云游，是孔子的颠沛流离；是君子好逑的《诗经》，是魂兮归来的《楚辞》；是执过羊鞭的《兵法》，是受过宫刑的《史记》；是李太白的杯中酒，是曹雪芹的梦中泪；是千古绝唱的诗词曲赋，是名垂青史的《四库全书》。’从今天起，我们就一起来亲密接触祖国文字、文学的精魂。” 我声情并茂的讲这段话时，注意到学生眼中跳动的光亮，更读到了他们对悠久文化的憧憬。对于像庄子的《逍遥游》这样比较难懂的文章，可以由庄子的寓言故事入手化深奥的道理为有趣的思考和讨论。对于像《触龙说赵太后》这样故事性较强的课文，可以借鉴电视预告片的做法――大肆渲染后设置悬念。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获取。

二、积极改进教法

改串讲法为主为以诵读法为主。因为书面上的语言是不完全的语言。语气、语势、语感、抑扬顿挫、轻重缓急，受书面语的局限，不易表达出来，因此，必须通过朗读将课文无声的语言变为有感情的音响，使它增加活力，跳跃着生命，从而使学生全方位、立体化的感受它。从落实的角度看，通过诵读可以加深记忆，丰富词汇，培养语感，提高表达能力。叶圣陶先生曾经精辟地指出：“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钱梦龙先生也说应重视学生的：“自得、自悟和语感的培养。”当一种语言在学习者的记忆中成为一种习惯，我想，其它的一切都会容易起来的。我的具体做法是：每篇古文必范读，并适当的介绍朗读要领，背诵方法，定期举行诵读比赛，设立诵读能手奖和诵读进步奖。另外，尽量用朗读来读认和理解字、词、句。如学生读《促织》中“不如拚搏一笑”句，将“拚搏”连读，可见学生对这个句子没有掌握。这时教师恰当的指导朗读，句子的意思也就明了了。这样，美读的机会多了，死板无止无休的字词解释句子翻译少了。可以说诵读使学生在享受中加深了记忆。相应的改讲授法为合作探究法，让学生动起来，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学习的主体。这样充满琅琅读书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课堂，学生怎会不兴致盎然呢？

三、加强古今联系

学生不喜欢文言文，最主要的原因是对文言字词的畏惧，如果我们能让学生学会用已知的知识去扫清字词障碍，问题就解决的大半。而我们最熟悉的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那么，现代汉语完全可以作为我们领会古汉语精髓的桥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巧借成语积累义项，如“是”字在唯利是图（助，提宾，无义）、混淆是非（正确的）、是古非今（认为„„正确）、一身是胆（判断动词 是）等成语中意思各不相同，积累了这些不同的词义，就有助于在以后的文言文学习中迁移理解。这样的训练会缩短学生与古文的距离，让学生认识到文言知识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有心它是无处不在的。如此以来，学生还会视文言文的学习为畏途吗？

四、强化参与意识

苏霍姆林斯基说：“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感，乃是唤起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件。”以往，我们的课堂往往是老师讲、问，老师繁琐的讲解和文言文阅读资料的详细注释使学生疏于思考，人云亦云。久而久之，学生在阅读中遇到困难就会手足无措，丧失信心，课堂提问时，便敛声屏气，更没有兴趣可言。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采取让学生讲，让学生问的形式。让学生讲，可以提前分配任务，让主讲的同学充分备课，其它同学除了充分预习做好配合以外，还要准备质疑的问题。这样，学生与学生的交流可以更直接更热烈，也更易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让学生问，可以在预习课后，小组互问互答，老师补充；也可以每节课留10分钟的质疑时间。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和探索精神，达到学生养成自学意识和独立学习能力的最高境界；又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求知欲。另外，文言文的单元检测也可以让学生参与出一部分基础题，这样既利于基础知识的巩固又能让学生体会到做学生主人的乐趣。

总之，文言文学习这只“侧畔沉舟”只有找回兴趣的风帆才能乘长风，破万里浪，终济沧海。

第五篇：《贾谊论》文言文翻译

贾谊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文，评论对象为西汉初年文帝时期的政治家贾谊。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贾谊论》文言文翻译，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贾谊论

苏轼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古诗简介

《贾谊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文，评论对象为西汉初年文帝时期的政治家贾谊。全文紧扣贾谊失意而终展开，对贾谊的人格特质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剖析当时的历史背景，虚实结合、正反对比，用逐层推进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认为贾谊悲剧的原因在于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并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末段总结文章目的：劝说人君遇到贾谊这样的人才，要大胆使用，不要错过时机；劝解贾生式的人，要自爱其身，要善于自用其才。论证有理有据、层次分明。

翻译/译文

人要有才能并不难，要使自己的才能施展出来实在不容易。可惜啊，贾谊虽然能够做帝王的辅佐之巨，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君子要想达成长远的目标，就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就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能之士，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的万分之一的原因，未必都是当时君王的过错，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看贾谊的议论，照他所说的规划目标，即使夏、商、周三代的成就又怎能超过他呢？遇到像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尚且因未能尽才而郁郁死去，照这样说来，如果天下没有尧、舜那样的圣君，就终身不能有所作为了吗？孔子是圣人，曾周游天下，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助，希望终有一天能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将到楚国时，先派冉有去接洽，再派子夏去联络。君子要想得到国君的重用，就是这样的殷切。孟子离开齐国时，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走，还说： “齐宣王大概会召见我的。”君子不忍心别离他的国君，感情是这样的深厚。公孙丑向孟子问道：“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孟子回答：“当今世界上（治国平天下的人才），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君子爱惜自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如果做到了这样，还是得不到施展，那么就应当明白世上果真已没有一个可以共图大业的君主了，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像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重用他，而是贾谊不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

周勃曾亲手持着皇帝旳印玺献给汉文帝，灌婴曾联合数十万兵力，决定过吕、刘两家胜败旳命运，他们又都是汉高祖旳旧部，他们这种君臣遇合旳深厚情分，哪里只是父子骨肉之间旳感情所能比拟旳呢？贾谊不过是洛阳旳一个青年，要想使汉文帝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完全抛弃旧有旳规章制度，采用他旳新主张，也太困难了。作为贾谊这样旳人，应该上面取得皇帝旳信任，下面取得大臣旳支持，对于周勃、灌婴之类旳大臣，要从容地、逐渐地和他们加深交往，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自己旳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旳理想。怎么能在顷刻之间就突然对人痛哭起来呢？看他路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郁结烦闷，心绪不宁，表露出退隐旳思想。此后，终因经常感伤哭泣，以至于早死，这也真是个不善于身处逆境旳人。谋划一次没有被采用，怎么知道就永远不再被采用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势旳变化，而自我摧残到如此地步。唉，贾谊真是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见识不足。

古人有出类拔萃旳才能，必然会不合时宜而招致困境，因此没有英明智慧、不受蒙蔽旳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旳作用。古人和今人都称道苻坚能从草野平民之中起用了王猛，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斥去了原来旳大臣而与王猛商讨军国大事。苻坚那样一个平常之辈，竟能占据了半个中国，这道理就在于此吧。我很惋惜贾谊旳抱负未能施展，所以对此加以详尽旳评论。同时也要使君主明白：如果得到了像贾谊这样旳臣子，就应当了解这类人有孤高不群旳性格，一旦不被重用，就会忧伤颓废，不能重新振作起来。像贾谊这种人，也应该有节制地发泄自己旳情感呀，谨慎旳对待自己旳立身处世啊！

注释

1.贾生：即贾谊。汉代的儒者称为“生”，如贾生、董生（董仲舒）。贾谊（前200—前168），世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西汉初期的政论家、文学家。年少即以育诗属文闻于世人。后见用于汉文帝，力主改革，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因当时长沙王不受文帝宠爱，故有被贬之意）。后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堕马而死，自伤无状，忧愤而死。

2.所取者：指功业、抱负。

3.所就者：也是指功业。

4.可致之才：能够实现功业，抱负的才能。致，指致功业。

5.贾生之论：指贾谊向汉文帝提出的《治安策》。

6.汉文：汉文帝刘恒，西汉前期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

7.昼：齐地名，在今山东临淄。孟子曾在齐国为卿，后来见齐王不能行王道，便辞官而去，但是在齐地昼停留了三天，想等齐王改过，重新召他入朝。事见《孟子·公孙丑下》。

8.豫：喜悦。《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 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充虞，孟子弟子，苏轼这里误为公孙丑。

9.“夫绛侯亲握天子玺”句：绛侯：周勃，汉初大臣。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第二子，初封为代王。吕后死后，诸吕想篡夺刘家天下，于是以周勃、陈平、灌婴为首的刘邦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皇帝。刘恒回京城路过渭桥时，周勃曾向他跪上天子玺。

10.诸吕作乱，齐哀王听到了消息，便举兵讨伐。吕禄等派灌婴迎击，灌婴率兵到 荥阳（今河南荥阳）后，不击齐王，而与周勃等共谋，并屯兵荥阳，与齐连和，为齐王助威。周勃等诛诸吕后，齐王撤兵回国。灌婴便回到长安，与周勃、陈平等共立文帝。

11.这是说他们君臣之间，比父子兄弟还亲。

12.贾谊为太中大夫时，曾向文帝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 乐”以及列侯就国，更改律令等一系列建议，得罪了周勃、灌婴等人。他做梁怀王太傅 时，又向文帝献治安策，对治国、御外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13.优游，叠韵连绵字，从容不迫的样子。浸渍（zì），双声连绵字，渐渐渗透的样 子。优游浸渍：从容不迫，逐渐渗透。

14.遽：副词，急速，骤然，迫不及待地。指贾谊在《治安策》的序中所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15.贾谊因被朝中大臣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路过湘水，作赋吊屈原。

16.萦纡（yíng yū）：双声连绵字，缭绕的样子。这里比喻心绪不宁。

17.趯然：超然的样子。远举，原指高飞，这里比喻退隐。贾谊《吊屈 原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曾击而去之。”正是远举的意思。

18.贾谊在做梁怀王太傅时，梁怀王骑马摔死，他自伤未能尽职，时常哭泣，一年多后就死了。夭绝，指贾谊早死。

19.累，忧虑。

20.睿（ruì），智慧通达。

21.苻坚：晋时前秦的国君。王猛：字景略，初隐居华山，后受苻坚召，拜为中书侍郎。

22.王猛被用后，受到苻坚的宠信，屡有升迁，权倾内外，遭到旧臣仇腾、席宝的反对。苻坚大怒，贬黜仇、席二人，于是上下皆服（见《晋书·载记·王猛传》）。

23.匹夫：指苻坚。略：夺取。当时前秦削平群雄，占据着北中国，与东晋对抗，所以说“略有天下之半”。

24.狷（juàn）介：孤高，性情正直，不同流合污。

25.病沮：困顿灰心。沮（jǔ）：颓丧。

26.发：泛指立身处世，也就是上文所谓自用其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