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最后岁月

第一篇：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最后岁月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最后岁月

一、重修旧作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向被尊为“中国的理论巨匠”。

1961年，李达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这年夏天，因为双手颤抖的病症，加上劳累过度，他来到庐山休养。

8月25日，刚刚抵达庐山的毛泽东约见了李达。这是继1959年他们在武汉相会后又一次相见

。那一次两位好友谈论文章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随后他也中肯而直率地告诉李达：“你的文章没有从前那样有锋芒。”从那以后，李达十分注重自己文章的“骨肉与血气”。

“看你的气色不太好，人也比过去消瘦许多，是不是工作太重，你可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毛泽东一见面就非常关注李达的身体健康。

听到毛泽东的关心，李达十分感激。随后毛泽东又一次赞赏李达30年代所写的《社会学大纲》是那样“脍炙人口”，接着衷心地建议李达“是不是根据新的材料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并希望李达在武汉大学多找几个助手共同承担这一任务。

李达当即表示：“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嘱托，尽快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好。”

接受任务后，李达便雷厉风行。他一边打电话给助手，要求立即把有关书籍带上庐山，一边写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告诉他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修改《社会学大纲》一书的任务，希望他能在优秀毕业生中物色两位有所作为的学生作他的助手，并介绍自己准备花3年的时间修改或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历史唯物论大纲》等6部哲学著作的计划。

给余志宏的信发出不久，李达中断休养，由庐山返回武汉。回校后，第一件事是筹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李达调集了几名助手，随后又向学校要了几间房子，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就这样成立了起来。这是全国大专院校里最早建立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李达与助手们经过5年的共同努力。数易其稿，1965年第一部著作《唯物辩证法大纲》终于问世了。当此书征求意见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和评价：“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它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这些结论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核心地位的“突出阐述和高度概括”。

二、抵制“顶峰论”

还在李达与助手们聚精会神地全面研究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时，康生与林彪等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唱起了“顶峰论”。

早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顶峰论”的始作俑者康生就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指出：“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

对于康生、林彪等人大力倡导的“顶峰论”，李达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一位领导特地撰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文章。当这篇文章送给李达提意见时，李达一看题目，就把文章丢在桌子上，毫不讳言地指出：“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不科学，谁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因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接着他要求助手们“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绝对不能出现这类字眼”。李达的话传了出去，弄得这位领导非常尴尬。

李达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但这并不能阻止那年月大报小刊上连篇累牍的“顶峰论”。相反，在林彪反复叫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影响下，“顶峰论”成为人们最时尚最热衷的话题。一次李达助手在谈到撰写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时，提出是否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李达立即对这种想法给予了严厉批评，指出“不能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养料，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决不会停滞不前，因此也决不会有什么‘顶峰’”；“‘顶峰’这种提法不符合辩证法，是形而上学，是吹泡泡，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李达的观点是鲜明的。然而许多人不能理解，认为李达是固执，是僵化，是埋头学问。当然也有一些好心人劝李达：“写上这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何必那样坚持，说不定还会犯错误呢！”这些善意的劝告没有改变李达的初衷，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怕什么？犯什么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犯错误，而违反辩证法的东西就能出成绩？”

李达这种“不讲政治”的“固执己见”，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满。

三、武大“三家村”

1965年底，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李达已经搬到了北京，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然而由于《唯物辩证法大纲》还没有最终定稿，1966年2月，李达又返回了武汉，开始了全书的最后定稿工作。

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的时候，文化战线上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此时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有些人对李达颇有微词，认为李达“埋头研究，不关心政治”，随即指示武汉大学整理出李达的一份材料，说李达是“反动学术权威”，并通过有关部门报到中央。因为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此事关系重大，中央有关同志就此事询问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当时未置可否。4月，在杭州会议上，有人又向毛泽东谈及李达的问题，当询问可不可以对李达开展批判时，毛泽东仍旧没有表态。接着在上海会议期间，这人“不厌其烦”，再一次询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对李达进行批判，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了一句：“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

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发表后，全国上下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出现了高潮。中央“5·16通知”发出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北京率先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的“三家村”。

揪出“三家村”，批判“三家村”，一时间成为全国各地效仿的大事。湖北省一些人立即将武汉大学整理出来的李达的材料加以“修改”、“充实”，作为中南地区的“三家村”，上报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三人。

从此，李达再也没有安宁过。他先是被“勒令”停止写书，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强令写出揭发检举李达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电话被剪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去了。

6月8日至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出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全国所有高校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

四、不屈的抗争

6月13日，武汉大学“组织”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长篇累牍发表“批判揭露”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与此同时，湖北省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作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

此时“批判”和“声讨”，虽然用的是“某资产阶级‘权威’”，但被隔离起来的李达心情异常沉重，他根本没有半点辩解的自由，只有老老实实“认罪”，写“认罪”材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6月30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武汉晚报》发表了《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进入7月后，批斗的方式开始残酷起来。武汉地区接二连三的批斗大会，李达总是“主角”，批斗、声讨、示众、审讯、辱骂，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然而倔强的性格，使李达从不在批斗者面前低头，所以每一次批斗，对他的人体摧残是最重的。

尽管李达遭受种种非人的磨难，但当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研究室撤销时，愤慨地说：“你们把我的资料抢走了，把我的助手赶跑了，我怎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写书的任务呢？”

无情的批斗，肉体的折磨，李达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他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妻子石曼华看到他这个样子，内心十分难过，但李达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黑暗总会过去，等运动结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向润之告状。”

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非常痛苦，有时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五、巨星的陨落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又一次抵达武汉视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可是李达被软禁在武汉大学自己的家中，无法知道毛泽东来到武汉的情况。

7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开除了李达这个“叛徒”、“地主分子”的党籍。

7月19日，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已到武汉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颇有些高兴，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当天晚上他强支撑起身体，准备给毛泽东写信，可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内心又充满了矛盾，是称呼润之，还是称呼主席？经过半天思虑，他选用了主席的称呼，因为他想在目前的处境下，直呼毛泽东的名字有些不合时宜了。全信的内容短得不到20个字：“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第二天，李达小心地用信皮把信牢牢包好，恳请学校“文革”工作队的人，将这封信尽快送给毛泽东。

然而，就在李将信交给学校“文革”工作队的前两天，毛泽东已经离开了武汉。此信只好辗转送往北京。

李达的病情更加严重了：胃病频繁发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颤抖得吓人，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然被拒绝。

李达的信辗转送到毛泽东手里，已经是8月中旬，毛泽东看后，立即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湖北省委解决李达的困难处境问题。

8月22日，李达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这时可能是毛泽东的批示起了作用，也许是有一些人“良心”发现，他们才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化名看病。然而，一切都晚了。这时的李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已经难以输液。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的人生之路。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并宣布“李达已死”。

第二篇：中共一大代表的最后结局 陈独秀

中共一大代表的最后结局 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是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而李大钊当年担任北京八校的教职员联谊会议主席，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也不能离开北京。他们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一大”会议的曲折

许多人都知道“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曾遭到法国巡捕的搜查，但很少知道事情的原委是出在马林身上。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从欧洲来到上海，一路上已引起各国反动当局的警觉和注意，并掌握了他的行踪。租界巡捕房详细记录了他1921年6月至12月在上海的化名和几度迁移的地址，当他在李汉俊家参加会议时，就发生了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一大”会址的事情。

上海开会遭到搜查后，经“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开会时为掩人耳目，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王会悟也装扮成歌女的模样，坐在船头充当会议的哨兵。

“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

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可以归为五类。

其一，践约信念，奋斗终生：包括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毛泽东参加“一大”期间虽然寡言深思，但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时间超过了几任总书记的总和。董老长期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1975年去世。王尽美从1923年至1925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

其二，英勇献身，视死如归：包括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1935年，何叔衡在转移途中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邓恩铭1928年被捕入狱，1931年英勇牺牲。陈潭秋1942年被新疆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被秘密屠杀。

其三，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包括李达和李汉俊。李达在上海机关工作时，多次和陈独秀、张国焘发生矛盾，于1923年夏愤然宣布脱党。但李达从未放弃信仰，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李汉俊也因与陈、张意见不合，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1927年12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杀害。其四，误入歧途，迷途知返：包括刘仁静和包惠僧。刘仁静是“一大”最年轻的代表，1929年赴苏学习，回国途中拜会托洛斯基，从此开始成为党内的反对派，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50年回北京，1987年死于车祸。包惠僧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决定退党，后曾迫于生计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职，1949年回到北京，1979年病逝。

其五，投敌叛党，下场可耻：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物，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卖国求荣，成为第二号汉奸，1946年被枪决。周佛海1924年脱党，抗战期间投靠汪精卫成为大汉奸，1948年病死于南京监狱。张国焘因为在参加“一大”时带来了李大钊的意见，会议推举他为主席，之后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在长征途中和到达延安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严重错误受到批判； 1938年初，张叛党投靠蒋介石并当了军统特务；1949年后寓居香港，1979年客死加拿大。资料来源：http:// 中共“一大”代表生平归宿（1）总体简介

中共“一大”代表生平归宿（1）总

体简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３0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３号（后称望志路１０６号，现改兴业路７６号）召开。31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在南湖游船上，完成“一大”所有议程，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正式诞生。

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１3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５０多名党员，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共产主义活动家，1942年被纳粹杀害）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俄共（布）党员，1938年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枪决，1956年平反昭雪）出席了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两位国际代表因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故都未去嘉兴南湖参

加。

李达夫人王会悟（浙江嘉兴桐乡人）作为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了大会的筹备、会务和保卫工作。大会期间，由于密探闯入，会议必须另选地点。王会悟立即建议到嘉兴南湖去继续开会，与会者采纳了她的建议。

“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時，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领导机关由此产生。

参加“一大”的与会代表年龄分别为：何叔衡45岁（最大）；董必武35岁；李达和李汉俊31岁；陈公博29岁；毛泽东28岁：包惠僧27岁；陈潭秋25岁；张国焘和周佛海24岁；王尽美23岁；邓恩铭20岁；刘仁静19岁（最小）。平均年龄25.9岁。其中，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为湖北籍；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周佛海为湖南籍；邓恩铭为贵州籍（唯一的一名少数民族代表）；王尽美为山东籍；张国焘为江西藉；陈

公博为广东籍。

“一大”代表的人生归宿可大致归纳为四类：

（1）、人民领袖，开国元勋。有践约信念、奋斗终生的毛泽东、董必武二人。

（2）、革命先烈，志士仁人。有英勇献身、视死如归的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和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王尽美以及性格倔强、身离心仪的李达、李汉俊六人。

（3）、误入歧途、迷途知返。有悲观失望、落伍掉队的包惠僧和不听劝阻、参加托派的刘仁静二人。

（4）、叛徒特务，汉奸走狗。有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投敌叛党、沦为走狗的张国焘和朝秦暮楚、反复无常、阴险狡诈、投机钻营、叛党叛国的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三人。

第三篇：中共一大代表生平简介及最后归宿

中共一大代表生平简介及最后归宿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３１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３号（后称望志路１０６号，现改兴业路７６号）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１２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５０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以下是与会代表生平简介：

№１毛泽东（1893 ～1976）

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 年12 月26 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 年9 月9 日在北京逝世。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36 ～1976），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1943 ～1945）和中央委员会主席（1945 ～1976），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 ～195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4 ～1959）。

№２何叔衡

何叔衡，字玉衡，学名瞻岵，湖南宁乡县杓子冲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1919年参加“驱张”运动。1920年受聘在岳云中学任国文教员，同年冬同毛泽东等同志在长沙秘密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和毛泽东出席党的“一大”。1921年至1927年，历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湖南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的负责人，并按党的指示，帮助组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大革命失败后，去上海做地下工作。1928年5月，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7月回国，在上海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中国济会主要领导人，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委，并任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等职。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和瞿秋白、邓子恢等向闽西转移，在福建上杭遭敌人袭击，壮烈牺牲。№３王尽美

王尽美生于1898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被发展为外埠会员。同年冬，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

1921年春，王尽美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1922年1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在上海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制订《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罢工斗争，并为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之一。

1922年11月，在山海关领导建立党的组织。1923年2月，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工人营救获释。后重回山东，主持山东党的全面工作。1924年1月，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年1月，出席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抱病组织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参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因长期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19日在青岛逝世，时年27岁。

№４董必武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县城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跟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8岁应试中秀才。随后在家乡高等小学任教，1905年到武昌考入中学堂，接受近代教育，五年后毕业赴黄州任中学英文教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董必武赶赴武昌投奔军政府任秘书官，担任过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军政府总务科长。1913年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东京，入日本大学读法律。当时孙中山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只有几百人，董必武加入其中。

1915年潜回原籍组织反袁起义被捕，袁世凯死后出狱，回日本完成学业。留学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1917年回国后在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并办学，成为湖北颇有些名气的教育家和律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董必武的思想转向共产主义，翌年夏通过李汉俊与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党小组接上关系，随即和陈潭秋等在武汉组织共产主义研究小组。1921年7月，董必武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此时35岁，在代表中仅次于何叔衡为第二年长者。

“一大”后董必武返鄂，公开职业是主持武汉中学，并在湖北一师等校兼课。他在校内秘密向学生进行革命教育，从而在省内发展了最早的一批党团员。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董必武成为湖北省政府三常委之一，并兼农工厅长，积极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推动工人运动。1927年7月武汉政府反共后，因他已遭通缉且目标太大，由党组织安排赴日本，再转往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江西苏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董必武以近五十岁的年龄和体弱之躯参加长征，在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其间拉着马尾巴爬过雪山，拄着拐棍走出了草地。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他重返武汉，担任长江局常委，后迁往重庆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南方局工作。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47年从国统区撤回后，主管华北财政工作，翌年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过政务院副总理、政法委员会主任，领导过司法工作。后因年岁已高，主要担负名誉性职务，1959年任国家副主席，“文革”中还代国家主席。因惟有他与毛泽东在党内资格最老，受命主持党史编写，在极“左”环境中却难下笔。他在毫无实权的情况下，洁身自律，应邀题词时总大书“群言堂”三字，种种心曲尽在不言中。1975年4月2日，董老以89岁高龄因肝癌去世，病榻上的毛泽东闻讯连续几日伤感不已。开天辟地一代英杰虽相继凋零，党的事业却后浪推前浪，不久神州巨变便足慰英灵。

№５陈潭秋

陈潭秋，1896年生，湖北黄冈人。青年时代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秋，他和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此后，陈潭秋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武昌地委书记、湖北区委组织部长、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等职，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

1933年初夏，陈潭秋到中央苏区工作，任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府粮食委员（即粮食部长）。红军长征后，陈潭秋留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江西分局组织部长。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9年9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灵活巧妙的斗争。当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1942年夏，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敌人对陈潭秋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陈潭秋拒不屈服。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上，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代表们并不知道，早在1年零9个月前，陈潭秋已告别了全党同志，在新疆被国民党杀害。

№６邓恩铭

1931年4月5日，在响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声和悲壮的国际歌声中，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在济南纬八路英勇就义。这位烈士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邓恩铭。

邓恩铭，又名恩明，字仲尧，贵州荔波人，1901年生，水族。1918年，倚靠在山东的亲戚资助，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积极参加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报，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1920年11月，他与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抨击社会现状。1921年春，邓恩铭参与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代表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济南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任支部委员。

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同年底，邓恩铭赴青岛，创建党组织，先后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大革命时期，邓恩铭先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辗转山东各地，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1928年12月，邓恩铭在济南被捕。在监狱中，邓恩铭领导其他党员组织越狱斗争。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残酷地将他杀害。水族人民的好儿子———邓恩铭

董必武同志1961年8月21日在纪念王烬美的一首诗中写道：“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７李达

李达生于1890年10月，湖南永州人。1919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2月起任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代书记。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1921年8月至1925年5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1921年9月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1922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应毛泽东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险恶环境中，他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阵地，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建国后，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1966年8月在武汉逝世。

№８李汉俊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大力推进建党工作，为召开中共一大做出了卓越贡献。1922年回武汉组织学生、工人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年仅37岁。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９刘仁静

刘仁静（1902－1987）又名养初，后改名刘宇。湖北应城人。1919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一位，当时只有１９岁。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是党在早期的重要领导骨干，曾在北大工作和学习。1922年和邓中夏在北京创办《先驱》。同年9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回国后，曾在上海担任过团的书记，后到北京主编《政治生活》。1926年赴莫斯科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与托洛茨基派活动。1929年回国后，即进行托派组织活动，1929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抗日战争前出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1年后调到人民出版社工作。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在北京街头散步时，被飞驰而来的一辆公共汽车撞倒。由于颅骨破裂，当场遇难，终年８５岁。谁也没有料到，最后一位中共一大代表，是这样去世的。

№１０张国涛

张国焘（1897 ～ 1979）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8 年成为叛徒。又名张特立，江西萍乡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后来曾参加五四运动。原为无政府主义者，后转信马 克思主义。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局三个成员之一，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2 年初代表中共出席在俄国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见过列宁。1923 年参与发动和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4年1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叛变自首，出狱后隐瞒了叛变行为，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等职。1927年5月当选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员之一，以中央代表身份去南昌，阻止南昌起义未逞，参加起义。后去苏联，在对右倾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之后，于1928年6月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1931年初回国后，被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以 “肃反”为名诬害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并于1932 年和1935年在国 民党军队压力下先后放弃了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

1935年6月率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今为小金）与毛 泽东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 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且要求改组中共中央。1935 年9月擅自率8 万红军南下，公开分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自行成立党中央。由于中共中央的批评，朱德、刘伯承等的抵制，四方面军大多数指战员的不满，南下又遭到重大失败，1936 年 6 月他被迫取消他所成立的党中央。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等坚持党中央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7 月初他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地区会师。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清算了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38年 4 月初他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 汉，脱党逃到国民党方面。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49 年移居香港，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在他所写的 《我的回忆》 中，对自己在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进行辩解，自我吹嘘，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了许多歪曲事实的叙述。1979年12 月因病去世于多伦多。

№11周佛海

周佛海，湖南沅县陵县人，早年留学日本。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代表日本小组出席过中共“一大”，1924年冬脱离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佛海投靠蒋介石。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38年12月，周佛海先于汪精卫等逃离重庆，经河内到香港。之后，由香港潜入上海，开展卖国活动。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1941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长一职。8月初，汪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抵达名古屋探视汪，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后又抵东京，分别拜访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等，讨论对重庆民政府的诱降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问题。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抗战胜利前夕，周佛海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与国民党联络，寻求后路。抗战胜利后，周佛海曾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京沪杭行动总指挥，后改任“总司令”，负责维护京沪一带的治安和秩序，等待重庆国民党军队的到来。他向蒋介石表示：“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于主席之前。” 当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庆。次年9月押到南京。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11月7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次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惨呼哀号之后，一命呜呼

№12陈公博

广东南海人。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和谭平同创办《群报》。1921年初参加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广东省农业厅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等职。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同汪精卫、顾孟余等到人于是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投敌，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长，1944年汪死后，任伪国民政府主度兼行政院长，抗战胜利后逃亡日本，后被解回，1946年被处死。

另外一个特殊与会代表就是包惠僧

曾用名晦生，亦名一德，笔名栖梧老人，湖北黄冈人。1917年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1919年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曾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外勤记者。1920年与董必武、陈潭秋组织武汉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1922－1923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共武汉支部书记等职。

1924年包惠僧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次年参加广东革命政府东征。1926年1月参加国民党“二大”。后出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随北伐军抵达武汉，任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调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共产党。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任内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参事等职。1979年7月2日在北京病逝。著有《包惠僧回忆录》等。

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可以归为五类。

其一，践约信念，奋斗终生：包括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

毛泽东参加“一大”期间虽然寡言深思，但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时间超过了几任总书记的总和。

董老长期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1975年去世。

王尽美从1923年至1925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

其二，英勇献身，视死如归：包括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1935年，何叔衡在转移途中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邓恩铭1928年被捕入狱，1931年英勇牺牲。

陈潭秋1942年被新疆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被秘密屠杀。

其三，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包括李达和李汉俊。

李达在上海机关工作时，多次和陈独秀、张国焘发生矛盾，于1923年夏愤然宣布脱党。但李达从未放弃信仰，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李汉俊也因与陈、张意见不合，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1927年12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杀害。

其四，误入歧途，迷途知返：包括刘仁静和包惠僧。

刘仁静是“一大”最年轻的代表，1929年赴苏学习，回国途中拜会托洛斯基，从此开始成为党内的反对派，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50年回北京，1987年死于车祸。

包惠僧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决定退党，后曾迫于生计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职，1949年回到北京，1979年病逝。

其五，投敌叛党，下场可耻：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

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物，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卖国求荣，成为第二号汉奸，1946年被枪决。

周佛海1924年脱党，抗战期间投靠汪精卫成为大汉奸，1948年病死于南京监狱。张国焘因为在参加“一大”时带来了李大钊的意见，会议推举他为主席，之后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在长征途中和到达延安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严重错误受到批判； 1938年初，张叛党投靠蒋介石并当了军统特务；1949年后寓居香港，1979年客死加拿大。

第四篇：建议中共一大改址 李达夫人王会悟是中共幕后功臣

建议中共一大改址 李达夫人王会悟是中共幕后功臣 2011年06月30日 17:44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参与互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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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嘉兴6月30日电(记者 邵燕飞)一汪碧水，一艘游船，谱下一段惊动寰宇的红色传奇。正是她使浙江嘉兴成为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一个终身没有加入共产党却被人们誉为“一大幕后功臣”，她就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

邂逅李达

王会悟，1898年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父亲王彦臣为人耿直严谨，是晚清的一名秀才，开着一家私塾，母亲贤惠能干，刺绣技术远近闻名。王会悟从6岁起就随父就读，在她的同窗中，有一位是后来成为大文豪的沈雁冰(茅盾)，而按辈分，王会悟是沈雁冰的表姑。

16岁那年，王会悟从嘉兴女子师范预科苦读一年后回乡教学，把乡村私塾办成了桐乡第一所女子小学，开设了国文、算术等课程，又极力宣传妇女解放的新观念，如反对童养媳、鼓励女孩剪辫放足等，将社会进步的新风气带到闭塞的乡村。

1916年，她又考入湖州教会学校——湘郡女校，继续深造。1919年，王会悟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她被新时代所召唤，来到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在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这是她真正从事妇女解放工作的开始。就在这里，她邂逅了她的人生伴侣。文质彬彬、才华横溢的李达让王会悟敬佩不已，而王会悟的婉约聪慧以及作为新女性强烈的求知欲，也让李达一见倾心，共同的理想和志趣让这一对年轻人越走越近。

1920年下半年，两人终于喜结连理，他们邀请了沈雁冰、沈泽民兄弟和几位朋友，就在陈独秀的寓所里举办了婚礼。

建议“一大”会议改址嘉兴南湖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王会悟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李达和李汉俊负责通知各地代表来沪参加会议，而食宿、开会地点等后勤事务则由王会悟负责。

桐乡乌镇景区顾问邵云告诉记者，当时为了一大开会的地点，王会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太理想，后来想来想去王会悟想到了李汉俊的家，而那个房子的真正主人却是李汉俊的兄弟李书城。“李书城是国民党的一位军事部长，恰好当时不在家，李汉俊也寄居在法租界的一所洋房里，所以地点就选在了他们家。”

“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李汉俊家召开了，”邵云笑着说道。一大代表开会时，王会悟就在楼下后门门口望风，突然，有个年轻人手里托着湿衣服直奔楼上跑去，王会悟觉得事情有点蹊跷，她也赶忙跑上楼，将情况汇报给了坐在门口附近的翻译杨明斋，杨明斋马上翻译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听，马林当即宣布休会，匆匆收拾文件撤离。

邵云在向记者介绍时表示，由于密探的突然闯入，会议必须另选地点，会议停了两天，代表们提了好几个开会地点的方案，有提议去上海其他地方，也有提议去西湖，但代表们经过分析都认为这些地方虽好，但又害怕太惹人注目而被否决。

王会悟想到了自己的家乡，便建议一大的会址可以选择到嘉兴南湖去开。王会悟告诉与会者，她曾在嘉兴女子师范念过书，对嘉兴以及南湖的情况非常熟悉，她想到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当时参加一大会议的人员采纳了她的建议。“王会悟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作出这么大的贡献，但她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入党，是非党代表成员。”邵云告诉记者。

毛泽东称赞是“真正的人”

李达夫妇与毛泽东有深厚的友谊。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带王会悟及出生才数月的长女，去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主持教务，王会悟在该校所属补习学校教英文，两人与毛泽东、杨开慧同住清水塘一个多月。

1923年夏，王会悟怀上二胎，与李达回上海。可是，这时李达与陈独秀的合作关系却破裂了，李达便自动离开了党组织。此后20年，李达走南闯北，或任编辑，或做教师，并一度参加北伐，不顾环境险恶，始终保持爱国救国之志，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王会悟始终与之并肩战斗。

李达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哲学家，无论环境好恶，他都著述不辍。自与王会悟相识以后，他的译著大多由王会悟誊抄付印出版。1933年至1937年，李达在北大等校任教，译著很多，其中《社会学大纲》一书，由以王啸鸥(王会悟笔名)之名创办的笔耕堂书店出版发行，并寄给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反复阅读以后，大为赞赏，即向党的高级干部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并称赞李达夫妇是“真正的人”。

坎坷的后半生

1933年以后，李达全家迁到北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平，王会悟力促李达先去湖南家乡暂避，自带子女留守家中，又将李达书稿及有关抗日救国的书籍装箱埋入院中地下。但不久她遭到日本宪兵和伪警的检查，被殴打拘留。后经友人相助，王会悟于8月下旬带子女逃出北平。

1944年8月，湖南零陵沦陷，李达夫妻二人失去联系。抗日战争胜利后，王会悟随民主人士乘船出川回到南京。

直到1949年5月，李达和部分民主人士应毛泽东邀请去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将王会悟母女接到北平，这对患难夫妻才得以重逢。1949年12月，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证明，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国后，毛泽东欲留李达在京工作，因热爱教研，李达婉辞。1950年2月，李达出任湖南大学校长，后调任武汉大学，并兼任中国哲学会会长。王会悟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住在北京北河沿法制委员会大院。后因多年劳顿，体弱多病，离职休养。“文革”开始后，李达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王会悟及女儿被驱逐出门。但她坚信是非颠倒的混乱日子终将过去，教育子女相信党、相信马克思主义，坚持信念。随着“文革”结束，1980年李达获得平反，骨灰迁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王会悟年轻时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妇女解放作出过重大贡献，她心怀坦荡，安于平淡，一生未任要职。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寓所病逝，终年96岁。(完)

第五篇：于娟-生命岁月最后反思的话

复旦女教师于娟已经去世半年多了，但这篇《为啥是我得癌症？》值得每个人认真阅读。

于娟，女，32岁，祖籍山东济宁，海归，博士，复旦大学优秀青年教师，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乳腺癌晚期患者。2009年12月被确诊患上了乳腺癌，2010年1月2日于娟被进一步确诊乳腺癌晚期，2011年4月19日凌晨三时许，于娟辞世。

她的博客写到：“若天有定数，我过好我的每一天就是。若天不绝我，那么癌症却真是个警钟：我何苦像之前的三十年那样辛勤地做蝂捊。名利权情，没有一样是不辛苦的，却没有一样可以带去。”；“活着就是王道，如是记之。”

于娟生命日记——《活着就是王道》博客精华文摘于娟：一定不要熬夜

“第一，我没有遗传；第二，我的体质很好；第三，我刚生完孩子喂了一年的母乳；第四，乳腺癌患者都是45岁以上人群，我那时只有31岁。”

“我想我之所以患上癌症，肯定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累积的结果。”

于娟: 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

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癌症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别人看来我人生尽毁。其实，我很奇怪为什么反而癌症这半年，除却病痛，自己居然如此容易快乐。我不是高僧，若不是这病患，自然放不下尘世。这场癌症却让我不得不放下一切。如此一来，索性简单了，索性真的很容易快乐。名利权情，没有一样不辛苦，却没有一样可以带去。

时隔一年，几经生死，我可以坐在桌边打字，我觉得是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客观科学，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去分析总结一下，为啥是我得癌症。做这件事对我并无任何意义，但是对周围的人可能会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我在癌症里整整挣扎了一年，人间极刑般的苦痛，身心已经摧残到无可摧残，我不想看到这件事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发生，但凡是人，我都要去帮他们去避免，哪怕是我最为憎恨讨厌的人。

之所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尽量想写下来是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我都不应该是患上癌症的那个人。1

痛定思痛，我开始反思自己究竟哪点做得不好，所以上天给我开个如此大的玩笑，设个如此严峻的考验。

一、习惯问题之饮食习惯

1、瞎吃八吃

我是个从来不会在餐桌上拒绝尝鲜的人。基于很多客观原因，比方老爹是厨子之类的优越条件，我吃过很多不该吃的东西，不完全统计，孔雀、海鸥、鲸鱼、河豚、梅花鹿、羚羊、熊、麋鹿、驯鹿、麂子、锦雉、野猪、五步蛇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除了鲸鱼是在日本的时候超市自己买的，其他都是顺水推舟式的被请客。然而，我却必须深刻反省，这些东西都不该吃。

尤其我看了《和谐拯救危机》之后。选择吃他们，剥夺他们的生命让我觉得罪孽深重。破坏世间的和谐、暴虐地去吃生灵、伤害自然毁灭生命这类的话就不说了，最最主要的是，说实话，这些所谓天物珍馐，味道确实确实非常一般。那个海鸥肉，高压锅4个小时的煮炖仍然硬的像石头，咬上去就像啃森林里的千年老藤，肉纤维好粗好干好硬，好不容易啃下去的一口塞在牙缝里搞了两天才搞出来。

我们要相信我们聪明的祖先，几千年的智慧沉淀，他们筛选了悠长悠长的时候，远远长过我们寿命时间的无数倍，才最终锁定了我们现在的食材，并由此豢养。如果孔雀比鸡好吃，那么现在鸡就是孔雀，孔雀就是鸡。

2、暴饮暴食

我是个率性随意的人，做事讲究一剑在手快意恩仇，吃东西讲究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我的食量闻名中外，在欧洲的时候导师动不动就请我去吃饭，原因是老太太没有胃口，看我吃饭吃得风卷残云很是过瘾，有我陪餐讲笑话她就有食欲。其二，我很贪吃。之所以叫bluemm是因为在复旦读书时候导师有六个一起做课题的研究生，我是唯一的女生。但是聚餐的时候，5个男生没有比我吃得多的。年轻的傻事就不说了，即便工作以后，仍然屏着腰痛(其实已经是晚期骨转移了)去参加院里组织的阳澄湖之旅，一天吃掉7个螃蟹。我最喜欢玩的手机游戏是贪吃蛇，虽然功夫很差。反思想想，无论你再灵巧机敏，贪吃的后果总是自食其果。玩来玩去，我竟然是那条吃到自己的贪食蛇。

3、嗜荤如命

得病之前，每逢吃饭若是桌上无荤，我会兴趣索然，那顿饭即便吃了很多也感觉没吃饭一样。我妈认为这种饮食嗜好，或者说饮食习惯，或者说遗传，都是怪我爹。我爹三十出头的年纪就是国家特一级厨师，90年代的时候，职称比现在难混，所以他在当地烹饪界有点名头。我初中时候，貌似当地三分之一的厨子是他的徒子徒孙，而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我是他的掌上明珠。可想而知，我只要去饭店，就会被认识不认识叫我“师妹，师叔”的厨子带到厨房，可着劲地塞。那时候没有健康饮食一说，而且北方小城物质匮乏，荤食稀缺。我吃的都是荤菜。

其二就是，我很喜欢吃海鲜。话说十二年前第一次去光头家，他家在舟山小岛上。一进家门，我首先被满桌的海鲜吸引，连他们家人的问题都言简意赅地打发掉，急吼吼开始进入餐桌战斗，瞬间我的面前堆起来一堆螃蟹贝壳山。公公婆婆微笑着面面相觑。我的战斗力惊人超过了大家的预算，导致婆婆在厨房洗碗的时候，差公公再去小菜场采购因为怕晚饭不够料了。十几年之后每次提到我的第一次见面，婆家人都会笑得直不起腰，问我怎么不顾及大家对你第一印象。我的言论是：我当然要本我示人，如果觉得我吃相不好，就不让我当儿媳妇的公婆不要也罢，那么蹭一顿海鲜是一顿，吃到肚子里就是王道。我在这里写这些不是说吃海鲜不好，而是在反思为啥我多吃要得病：我是鲁西北的土孩子，不是海边出生海里长大的弄潮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光头每日吃生虾生螃蟹没事，而我长期吃就会有这样那样的身体变化：嫁到海岛不等于我就成了渔民的体质。

话说我得了病之后，光头一个星期不到，考研突击一样看完了很多不知道哪里搞来的健康食疗书，比方坎贝尔的《中国健康调查报告》、《治愈癌症救命疗法》等等，引经据典，开始相信牛奶中的酪蛋白具有极强的促癌效果，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会导致慢性疾病的发生(如肥胖、冠心病、肿瘤、骨质疏松等)，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最有利于健康，也最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即多吃粮食、蔬菜和水果，少吃鸡、鸭、鱼、肉、蛋、奶等。可怜躺在床上只能张嘴喂食的我，开始化疗那天开始就从老虎变成了兔子。

话说生死经历换来的关于化疗时候应该吃什么的经验，我会有空写下来给大家分享，最好所有所有人一辈子都用不到，但是无论怎么说，像我这样切身体会的东西需要让需要的人知道，免得像我这样走弯路。

第二部分 睡眠习惯

这些文字不像我平时行文blog，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所以我写这个系列很慢很慢，因为我自认为这些文字比我的博士论文更有价值，比我发表的所有学术文章有读者。我要尽可能控制自己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之外，还要系统认真地前后回想分析一遍。

现在这个社会上，太多年轻人莫名其妙得了癌症，或者莫名其妙过劳死，而得到的原因往往是所谓的专家或者周围人分析出来的。因为当事人得了这种病，苟活世间的时间很短，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去行长文告诫世间男女，过劳死的更不可能跳起来说明原因再躺回棺材去。我作为一个复旦的青年教师，有责任有义务去做我能做的事，让周围活着的人更好的活下去，否则，刚读了个博士学位就有癌症晚期，翘了还不是保家卫国壮烈牺牲的，这样无异于鸿毛。写这些文字，哪怕一个人收益，我也会让自己觉得，还有点价值。

我平时的习惯是晚睡。其实晚睡在我这个年纪不算什么大事，也不会晚睡晚出癌症。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晚睡，身体都不错，但是晚睡的确非常不好。回想十年来，自从没有了本科宿舍的熄灯管束(其实那个时候我也经常晚睡)，我基本上没有12点之前睡过。学习、考GT之类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证书、考研是堂而皇之的理由，与此同时，聊天、网聊、BBS灌水、蹦迪、吃饭、K歌、保龄球、吃饭、一个人发呆(号称思考)填充了没有堂而皇之理由的每个夜晚。厉害的时候通宵熬夜，平时的早睡也基本上在夜里1点前。后来我生了癌症，开始自学中医，看黄帝内经之类。就此引用一段话：

下午5——7点酉时 肾经当令

晚上7——9点戌时 心包经当令

晚上9——11点亥时 三焦经当令

晚上11——1点子时 胆经当令

凌晨1——3点丑时 肝经当令

凌晨3——5点寅时 肺经当令

凌晨5——7点卯时 大肠经当令 当令是当值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个时间，是这些器官起了主要的作用。从养生的观点出发，人体不能在这些时候干扰这些器官工作。休息，可以防止身体分配人体的气血给无用的劳动，那么所有的气血就可以集中精力帮助当令肝脏工作了。

长期以往，熬夜，或者晚睡，对身体是很没有好处的。我的肝有几个指标在查出癌症的时候偏高，但是我此前没有任何肝脏问题。我非常奇怪并且急于搞明白为什么我的肝功能有点小问题，因为肝功能不好不能继续化疗的。不久以后我查到了下面一段话：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感染科主任窦晓光介绍，熬夜直接危害肝脏。熬夜时，人体中的血液都供给了脑部，内脏供血就会相应减少，导致肝脏乏氧，长此以往，就会对肝脏造成损害。

23时至次日3时，是肝脏活动能力最强的时段，也是肝脏最佳的排毒时期，如果肝脏功能得不到休息，会引起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已受损的肝细胞难以修复并加剧恶化。而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肝脏受损足以损害全身。所以，“长期熬夜等于慢性自杀”的说法并不夸张。因此，医生建议人们从23时左右开始上床睡觉，次日1至3时进入深睡眠状态，好好地养足肝血。

得病之后我安生了，说实话，客观情况是我基本失去了自理能力，喝水都只能仰着脖子要吸管，更不要说熬夜蹦迪。因此我每天都很早睡觉，然后每天开始吃绿豆水、吃天然维生素B、吃杂粮粥。然后非常神奇的是，别的病友化疗会肝功能越来越差，我居然养好了，第二次化疗，肝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

希望此段文字，对需要帮助的人有所贡献。也真心希望我的朋友们，相信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句古话。我们是现代人，不可能脱离社会发展的轨迹和现代的生活节奏以及身边的干扰，那么，在能控制的时候多控制，在能早睡的时候尽量善待下自己的身体。有些事情，电影也好、BBS也好、K歌也好，想想无非感官享受，过了那一刻，都是浮云。

唯一踩在地上的，是你健康的身体。

第三部分 突击作业

这一部分，我不知道算作作息习惯还是工作习惯。

说来不知道骄傲还是惭愧，站在脆弱的人生边缘，回首滚滚烽烟的三十岁前半生，我发觉自己居然花了二十多年读书，读书二字，其意深妙。只有本人才知道到底从中所获多少。

也许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顶着读书的名头，大把挥霍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因为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是著名的不折不扣2W女。所谓2w女是指只有在考试前2周才会认真学习的女生：2 weeks。同时，考出的成绩也是too weak。

各类大考小考，各类从业考试，各类资格考试(除了高考，考研和GT)，可能我准备时间都不会长于两个星期。不要认为我是聪明的孩子，更不要以为我是在炫耀自己的聪明，我只是在真实描述自己一种曾真实存在的人生。

我是自控力不强的人，是争强好胜自控力不强的人，是争强好胜决不认输自控力不强的人。即便在开学伊始我就清楚明确地知道自己应该好好读书，否则可能哪门哪门考试就挂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把自己钉死在书桌前。年轻的日子就是这点好，从来不愁日子过得慢。不知道忙什么，就好似一下子醒来，发现已经九点了要上班迟到了一样。每当我想起来好好学习的时候，差不多就离考试也就两个星期了。我此前经常的口头禅是：不到dealine是激发不出我的学习热情的。

然后我开始突击作业，为的是求一个连聪明人日日努力才能期盼到的好结果好成绩。所以每当我埋头苦学的时候，我会下死本地折腾自己，从来不去考虑身体、健康之类的词，我只是把自己当牲口一样，快马加鞭、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苦不堪言。最高纪录一天看21个小时的书，看了两天半去考试。

这还不算，我会时不时找点事给自己，人家考个期货资格，我想考，人家考个CFA，我想考，人家考个律考，我想考。想考是好事，但是每次想了以后就忘记了，买了书报了名，除非别人提醒，我会全然忘记自己曾有这个追求的念头，等到考试还有一两个星期，我才幡然醒悟，又吝啬那些报名费考试费书本费，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去拼命。每次拼命每次脱层皮，光头每次看我瘦了，就说，哈哈，你又去考了什么没用的证书？

然而，我不是冯衡(黄蓉的妈，黄老邪的老婆)，即便我是冯衡，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到头来冯衡强记一本书都也呕心沥血累死了。何况天资本来就不聪明的我？

我不知道我强记了多少本书，当然开始那些书都比九阴真经要简单，然而长此以往，级别越读越高，那些书对我来说就变得像九阴真经一样难懂。于是我每一轮考试前的两个星期强记下来，都很伤，伤到必定要埋头大睡两三天才能缓过力气。本科时候考试是体能，然而到后来考试是拼心血拼精力。

得病后光头和我反思之前的种种错误，认为我从来做事不细水长流，而惯常的如男人一样，大力抡大斧地高强度突击作业是伤害我身体免疫机能的首犯。他的比喻是：一辆平时就跌跌撞撞一直不保修的破车，一踩油门就彻天彻夜地疯跑疯开半个月。一年搞个四五次，就是钢筋铁打的汽车，被这么折腾得开，开个二十几年也报废了。

深切提醒像我曾经那样在dealine之前突击作业的同志们。

第四部分 环境问题

打下这几个字，犹如土豆背得那句诗：拔剑四顾心茫然。

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大到我不知道如何去分析，哪怕具体到我自身。然而，若是我不去思考与分析，怕是很多人都难能分析：我在挪威毕竟是学环境经济学的科班出身，这件事在光头的身上更极具讽刺，他的科研方向是环境治理和环保材料的研发。

我是个大而化之的生活粗人，从来没有抱怨过周边的环境多么糟糕，01年去日本北海道附近呆了段时间，是佩服那里环境不错，但是却也真没有嫌弃上海多糟糕。04年的时候听到一个岗布(一个日本人)抱怨下了飞机觉得喉咙痛的时候非常嗤之以鼻，心里暗暗说：我们这里环境那么糟糕，你还来干啥？不如折身原班回去！

我真正体会到空气污染是07年从挪威回国，在北京下飞机的那一瞬间，突然感觉眼睛很酸，喉咙发堵，岗布的话犹然在耳。也许，日本鬼子不是故意羞辱我们日新月异的上海。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当然不敏感，但是若是跑去一个环境清新的地方住上若干年，便深有体会。同期回国的有若干好友，我们在电话里七嘴八舌交流我们似乎真的不适应中国国情了：喉咙干，空气呛、超市吵、街上横冲直撞到处是车。这不是矫情，这是事实。这也不是牢骚，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回国半年，我和芳芳阿蒙等无一例外地病倒，不是感冒就是发烧就是有个啥啥啥小手术，光头嘲笑我们，是挪威那个地儿太干净了，像无菌实验室，一帮中国小耗子关到里面几年再放回原有环境，身体里的免疫系统和抗体都不能抵御实验室以外的病菌侵入。是，我不多的回国朋友里面，除了我，梅森得了胸腺癌，甘霖得了血方面的病。

也许，这只是牢骚。除非国民觉醒，否则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这个环境、这个国情。

网络上查一下，就会有触目惊心的数据：现在公布的数据说癌症总的发病率在 180/10 万左右 , 也就是每 10 万人中有 180 个人患癌症。中国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城市：上海。据统计，上海癌症发病率1980年比1963年增加了一倍，超过北京、天津的25%，为全国城市第一位。而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癌症监测数据显示，上海市区女性的癌症发病率比20年前上升了近一倍，每100名上海女性中就有一人是癌症患者，也远高于我国其他城市。

也许我看这段文字和大家不同，因为我更加知道每个代表病人的数据背后，都是一个个即将离开人世的生命和撕心裂肺不再完整的家。

我并不是说，大上海的污染让我得了癌症，而是自我感觉，这可能是我诸多癌症成因的一个因素：我不该毫无过渡时间地从一个无菌实验室出来，就玩命地赶论文，在周边空气污染、水污染和食品安全危机的大环境里，免疫力全线下降的时候压力过大用力过猛，加上长期积累的东西一下子全部爆发了。

话说十年前，本科和研究生我有一年的非校园空档，这一年里我工作、考研和去日本。除却日本之旅，我都住在浦东一间亲戚的新房里。新房新装修，新家具。开始新房有点味道，我颇有环保意识地避开了两个月回了山东。等从山东回来，看房间味道散去，我也心安理得住了进去。

07年房子处理，光头怜惜那些基本没有怎么用过的家具，当些个宝贝似得千里迢迢从浦东拉到了闵行研发中心用。哪里想到，09年他开始研究除甲醛的纳米活性炭，有次偶尔做实验的时候，打开了甲醛测试仪，甲醛测试仪开始变得不正常，一般来讲高于0.08已然对身体有危险，而屏幕上的指数是0.87。清查罪魁祸首的时候，东西一样样清除，一样样扔出研发实验室检测，最后，把家具扔出院子测，结果是，那些家具的检测指数犹如晴天霹雳。

光头立刻石化。

然而为时已晚，事隔半年，我查出了乳腺癌，医生对光头开始说癌症的普及教育，令光头时不时脑袋里灵光里，一直在闪出那套家具和那批令他愤恨的甲醛超标数据。

医生说：肿瘤的肿块不是容易形成的，癌症的发生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要经历多个阶段。从正常细胞到演变成癌细胞，再到形成肿瘤，通常需要10～20年，甚至更长。当危险因素对机体的防御体系损害严重，机体修复能力降低，细胞内基因变异累积至一定程度，癌症才能发生。

癌症发生的多个阶段为：正常细胞→轻度不典型增生(分化障碍)→中度不典型增生→重度不典型增生(原位癌)→早期癌(黏膜内癌)→浸润癌→转移癌。从自然病程来看，即使过去被称为“癌中之王”的肝细胞癌，从发现到死亡也有3～6个月的生存时间。而据估计，从癌变开始(以甲胎蛋白，即AFP开始低水平升高算起)发展到晚期，有至少2年时间，从单个癌细胞发展到AFP升高的实际时间还要长得多，乳腺癌在临床发现肿块前，平均隐匿时间为12年(6～20年)，确诊以后的自然病程也有26.5～39.5个月。也就是说，我的乳腺癌很有可能是当时那批家具种下的种子，那些癌细胞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伺机等待我体内免疫力防线有所溃泻的时候奋起反攻。

光头无语，我亦无言。这是要命的疏忽，然而，谁能想得到呢？

一日在病房，夜里聊天，我和光头不约而同讲到这些家具，我感慨防不胜防的同时开玩笑：说不定你那个国家专利日后卖得很火，记者会专门报道你：甲醛家具残害爱妻毙命，交大教授毕生创发明复仇之类。哪里想到光头歇斯底里哑着喉咙叫：“我宁可他妈的一辈子碌碌无为，也不想见到这种话从任何人嘴里说出来。”我突然意识到：我这句话对他的内心来说不是玩笑，而是天大的讽刺。一个终年埋头在实验室发明了除甲醛新材料的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爱人却经年累月浸泡在甲醛超标的环境里，最终得了绝症。

我曾在瑞金医院断断续续住院长达半年之久，半年之内接触了大概三五十多个病友。开始住院那阵儿癌痛难忍本命不顾，后来不是那么痛了，就开始在病房聊天。

我读了两个硕士一个博士的课程，修社会统计、社会调查两门课不知道重复修了多少遍。幼功难废故伎不弃，自觉不自觉的病房聊天里，我就会像个社调人员一样，以专业且缜密的思维开始旁敲侧击问一些问题。这是自发的科研行为，因为我一直想搞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得癌症。有时候问到兴头上，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潜伏在癌症病房里的青年研究学者。然而无比讽刺的是，现实是我是一个潜伏在青年研究学者中的癌症患者。

长期潜伏的样本抽样(n>50)让我有足够的自信，去推翻一个有关乳腺癌患者性格的长期定论，乳腺癌患者并不一定是历经长期抑郁的。可以肯定的说，乳腺癌病人里性格内向阴郁的太少太少。相反，太多的人都有重控制、重权欲、争强好胜、急躁、外向的性格倾向。而且这些样本病人都有极为相似的家庭经济背景：她们中很多人都有家庭企业，无论是家里还是厂里，老公像皇帝身边的答应，她们一朝称帝，自己说了算。家庭经济背景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来瑞金治病的人，尤其是外地人，没有强有力的经济背景，是不太会在那医院久住长治的。

身边病友的性格特色，不禁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性格。我很喜欢自己的性格，即便有次酒桌上被一个哥们半开玩笑地说上辈子肯定是个山东女响马也好不以为然。我从来不认为有什么不好，后来生病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性格不好：我太过喜欢争强好胜，太过喜欢凡事做到最好，太过喜欢统领大局，太过喜欢操心，太过不甘心碌碌无为。

简而言之，是我之前看不穿。

我曾经试图像圆圆三年搞定两个学位一样，三年半同时搞定一个挪威硕士、一个复旦博士学位。然而博士始终并不是硕士，我拼命日夜兼程，最终没有完成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自己恼怒得要死。现在想想就是拼命拼得累死，到头来赶来赶去也只是早一年毕业。可是，地球上哪个人会在乎我早一年还是晚一年博士毕业呢？

我曾经试图做个优秀的女学者。虽然我极不擅长科研，但是既然走了科研的路子就要有个样子。我曾经的野心是两三年搞个副教授来做做，于是开始玩命想发文章搞课题，虽然我非常地迷茫实现了做副教授的目标下面该干什么，不过当下我想如果有哪天像我这样吊儿郎当的人都做了教授，我会感到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很失落。当然，我非常肯定一定地负责地说，我认识的一些垃圾无论科研能力和人品道德还真不如我。不说这些了，为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人生目标的事情扑了命上去拼，不能不说是一个傻子干得傻事。得了病我才知道，人应该把快乐建立在可持续的长久人生目标上，而不应该只是去看短暂的名利权情。我天生没有料理家务的本事，然而我却喜欢操心张罗。尤其养了土豆当了妈之后心思一下子缜密得像mintmm了，无意中成了家里的CPU，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应该什么做什么事情，应该找什么人去安排什么事情统统都是我处理决断。病前一个月搬家，光头梦游一样一无所知，感概怎么前一夜和后一夜会睡在不同的地方。后来病了，我才突然那发现光头并不是如我想象的那样是个上辈子就丧失了料理日常生活的书呆子。离开我地球照转，我啥都没管，他和土豆都能活得好好的。无非，是多花了几两银子而已。可是银子说穿了也只是银子，CPI上涨，通货膨胀，我就是一颗心操碎了，三十年后能省下多少呢？假如爹妈三十年前有一万块，基本上可以堪比现在的千万富翁身价，可是实际上现在的一万块钱还买不了当年500块钱的东西。

生不如死九死一生死里逃生死死生生之后，我突然觉得，一生轻松。不想去控制大局小局，不想去多管闲事淡事，我不再有对手，不再有敌人，我也不再关心谁比谁强，课题也好、任务也罢暂且放着。世间的一切，隔岸看花、风淡云清。

于娟语录：

人生最痛苦的事有三种：晚年丧子，中年丧妻，幼年丧母，如果我走了，我的父母、丈夫还有孩子，就会面临这些痛苦，所以我要坚强地活下去。

我愿像一个乞丐——或者干脆就是一个乞丐匍匐在国泰路边，只要能活着看我爸妈带土豆经过。

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长期熬夜等于慢性自杀），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幸福。（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会做一名大学老师，用老师一年的四五个月的假期与家人、父母一起郊游玩耍或者放松自己，为了理想！加油！——浩子评语）

（不管男女老少，了解一下乳腺癌，特别是身边的女性长辈，要多检查。当年林黛玉饰演者陈晓旭就是被乳腺癌无情地夺去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