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最后结局

第一篇：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最后结局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最后结局

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位，他们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共同为世界第一大党的建成指引了最初的方向。一大会后，他们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纷纷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的过早的为革命牺牲；有的成为叛徒汉奸而与我党为敌；有的脱离出党最后又回到党的怀抱；当然还有一直坚持党的最初信念而迎来最终胜利的。在路卫兵看来，由于对党认识的不同，目标理想的各异，他们走过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而他们最终的人生结局也不尽相同。

脱党或被开除党籍的7人。

张国焘：一大的风云人物，另立中央的叛逃者。

这个主持一大会议，并在一大进入中央三人局，出任组织主任的风光人物，最后却走到了另立中央与党为敌的境地。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国共合作破裂后他是中共五人中央常委成员之一，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1年回国后，被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1935年6月率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反对北上并擅自率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1937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会议，清算了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并继续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38年4月他只身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奔了国民党。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他的党籍。1949年张国焘移居香港，后转赴巴西和加拿大。1979年12月因病去世于多伦多。

李达：有理论之才，却无政治之能。

一大中央三人局成员，宣传主任。一大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委员，并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受到张国焘的排挤，未能选进中央，从此淡泊明志，渐渐与党疏远。同年11月应毛泽东邀请到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1923年酝酿国共合作时，李达反对国共党内合作，主张党外合作，与陈独秀意见不合，又不满张国焘的行径，遂于1924年9月脱党。之后他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成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49年，李达参加并策动了湖南和平起义。建国后，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人证明，李达重新入党。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会会长。1966年8月在武汉逝世。

李汉俊：学者型的理论家，特立独行的革命者。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人之一，一大的筹备者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家，董必武称之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1922年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存有意见分歧，离开了中共中央。1925年彻底脱离中国共产党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省党部青年部长。1927年12月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1952年，毛泽东为其家属签署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证”，上面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陈公博：中共一大的懦弱逃兵，叛国投敌的二号汉奸。

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唯一没有开完全程会议的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召开时，受到法国巡捕搜查，陈公博在受到盘问盯梢后受到惊吓，当夜他所住的旅馆又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惊魂未定的陈公博便于第二天便溜之乎也，没有参加“南湖会议”。回到广州后便开始与中央作对，支持陈炯明叛乱，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声明：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纪约束。之后又在广州党组织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义务。1923年陈公博被开除党籍，1925年他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抗战时期，陈公博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在汪伪政府任立法院长，汪精卫死后，他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第二号大汉奸。日本投降后出逃日本，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被引渡回国，于1946年6月被处决。

周佛海：利欲熏心最终脱党，汪伪麾下三号汉奸。

周佛海是留学日本的海外代表，一大后，他奉党的指示，参加和领导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周佛海有着强烈的个人欲望和政治野心，1923年在他毕业回国苦于找不到工作之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邀请他去当秘书。1924年冬周佛海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31年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战爆发后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1938年随汪精卫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代行政院长之职，汪精卫死后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后“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

包惠僧：情绪化的性格注定了他道路上的曲折。

包惠僧实际上是替陈独秀参加一大会议的，这个被陈潭秋戏称为“暴徒”的情绪化的热血青年，在大革命时代也同样表现的狂热。一大后他出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历任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兼任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第三团党代表，参加了第二次东征，之后调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八一南昌起义后，包惠僧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并于1930年恢复国民党党籍，一度升任人口局局长要职。1948年离开国民党后举家迁往澳门，解放后回到北京。曾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病逝。

刘仁静：一大最年轻的代表，御用枪手的最终回归。

刘仁静是一大中最年轻的代表，当时只有19岁，他也是最后一个离世的一大代表。一大后他和邓中夏一起创办并主编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之后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继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3年任团中央书记。1926年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参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动，回国后组织托派“十月社”。1929年被开除出党。1948年他投靠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在其授意下发表包括《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反共文章，成为国民党的御用枪手而向共产党开炮。解放后刘仁静重又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195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1987年8月因车祸在北京去世。

为党牺牲的一大代表4人。

陈潭秋：持枪杀敌的战场英雄，宁死不屈的革命战士。

陈潭秋是一大代表中唯一持枪杀敌在疆场浴血的革命战士。一大后他先后任中共武汉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负责人。1923年参与组织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任江西省委书记时秘密配合南昌起义。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执行委员，粮食人民委员，在反“围剿”中保证了部队供给，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任中央苏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一次突围中被子弹打中右耳。1935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留驻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９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

王尽美：积劳成疾而最早离世的一大代表。

一大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山东省委书记等职。他发展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为党做了大量工作。1922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积极组织罢工运动，担任过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1925年8月，因长期积劳成疾在青岛逝世，时年27岁。

邓恩铭：用热血演绎传奇一生。

邓恩铭一大后回到山东，积极开展建党和工人运动，历任中共青岛支部书记、山东区委、省委书记等职。1925年他组织领导了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他还参与领导了四方机厂的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1928年因叛徒告密被捕，1931年在济南英勇就义。

何叔衡：默默无闻的革命志士。

一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马日事变后，在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并开展地下工作。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互济会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组织革命者去苏区。1931年11月，何叔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最终走上天安门城楼的2人。

董必武：对党忠诚一生的革命志士。

一大后历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回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伟大的缔造者。

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一大的书记员，是党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伟大的缔造者。毛泽东初期在党内几经沉浮，最终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他的正确思想得到认可，从而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从此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抗战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按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中国共产党“一大”已离我们远去了88年之久，当时这个只有13位代表参加，在组织准备上还略显仓促的会议，却成就了中国历史最伟大的辉煌，开创了从未有过的历史新纪元。大浪淘沙，13位代表在不同的人生道路上经历了最后的洗礼。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缔造的伟大时刻。

第二篇：中共一大代表的最后结局 陈独秀

中共一大代表的最后结局 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是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造成的。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而李大钊当年担任北京八校的教职员联谊会议主席，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也不能离开北京。他们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一大”会议的曲折

许多人都知道“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曾遭到法国巡捕的搜查，但很少知道事情的原委是出在马林身上。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从欧洲来到上海，一路上已引起各国反动当局的警觉和注意，并掌握了他的行踪。租界巡捕房详细记录了他1921年6月至12月在上海的化名和几度迁移的地址，当他在李汉俊家参加会议时，就发生了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一大”会址的事情。

上海开会遭到搜查后，经“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开会时为掩人耳目，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王会悟也装扮成歌女的模样，坐在船头充当会议的哨兵。

“一大”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

13位代表的人生归宿可以归为五类。

其一，践约信念，奋斗终生：包括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毛泽东参加“一大”期间虽然寡言深思，但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时间超过了几任总书记的总和。董老长期在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1975年去世。王尽美从1923年至1925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病逝。

其二，英勇献身，视死如归：包括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1935年，何叔衡在转移途中与敌人遭遇，壮烈牺牲。邓恩铭1928年被捕入狱，1931年英勇牺牲。陈潭秋1942年被新疆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被秘密屠杀。

其三，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包括李达和李汉俊。李达在上海机关工作时，多次和陈独秀、张国焘发生矛盾，于1923年夏愤然宣布脱党。但李达从未放弃信仰，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李汉俊也因与陈、张意见不合，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1927年12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杀害。其四，误入歧途，迷途知返：包括刘仁静和包惠僧。刘仁静是“一大”最年轻的代表，1929年赴苏学习，回国途中拜会托洛斯基，从此开始成为党内的反对派，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1950年回北京，1987年死于车祸。包惠僧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决定退党，后曾迫于生计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职，1949年回到北京，1979年病逝。

其五，投敌叛党，下场可耻：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陈公博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物，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卖国求荣，成为第二号汉奸，1946年被枪决。周佛海1924年脱党，抗战期间投靠汪精卫成为大汉奸，1948年病死于南京监狱。张国焘因为在参加“一大”时带来了李大钊的意见，会议推举他为主席，之后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在长征途中和到达延安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严重错误受到批判； 1938年初，张叛党投靠蒋介石并当了军统特务；1949年后寓居香港，1979年客死加拿大。资料来源：http:// 中共“一大”代表生平归宿（1）总体简介

中共“一大”代表生平归宿（1）总

体简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３0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３号（后称望志路１０６号，现改兴业路７６号）召开。31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在南湖游船上，完成“一大”所有议程，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正式诞生。

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１3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５０多名党员，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共产主义活动家，1942年被纳粹杀害）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俄共（布）党员，1938年因莫须有的间谍罪被枪决，1956年平反昭雪）出席了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两位国际代表因目标太大，李汉俊、陈公博也因故都未去嘉兴南湖参

加。

李达夫人王会悟（浙江嘉兴桐乡人）作为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参加了大会的筹备、会务和保卫工作。大会期间，由于密探闯入，会议必须另选地点。王会悟立即建议到嘉兴南湖去继续开会，与会者采纳了她的建议。

“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時，代表们认为目前党员人数少、地方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党的第一个中央领导机关由此产生。

参加“一大”的与会代表年龄分别为：何叔衡45岁（最大）；董必武35岁；李达和李汉俊31岁；陈公博29岁；毛泽东28岁：包惠僧27岁；陈潭秋25岁；张国焘和周佛海24岁；王尽美23岁；邓恩铭20岁；刘仁静19岁（最小）。平均年龄25.9岁。其中，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为湖北籍；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周佛海为湖南籍；邓恩铭为贵州籍（唯一的一名少数民族代表）；王尽美为山东籍；张国焘为江西藉；陈

公博为广东籍。

“一大”代表的人生归宿可大致归纳为四类：

（1）、人民领袖，开国元勋。有践约信念、奋斗终生的毛泽东、董必武二人。

（2）、革命先烈，志士仁人。有英勇献身、视死如归的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和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王尽美以及性格倔强、身离心仪的李达、李汉俊六人。

（3）、误入歧途、迷途知返。有悲观失望、落伍掉队的包惠僧和不听劝阻、参加托派的刘仁静二人。

（4）、叛徒特务，汉奸走狗。有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投敌叛党、沦为走狗的张国焘和朝秦暮楚、反复无常、阴险狡诈、投机钻营、叛党叛国的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三人。

第三篇：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

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

管理学院 12113490904-王晓林

五月的天气，下着绵绵细雨，空气里弥漫着些许不安宁的气息，也有些莫名的沉重。我和同学一起踏上了会址纪念馆的大门，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于这栋石库门兼职形成一道迷人风景线。

我喜欢这种典型的石库门式样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黑漆漆的大门上配上铜环，门框围着米黄色石条。经过修缮后，与周边的现代建筑巧妙结合在一起，更显得摩登起来。这种典型的上海居民住房建筑见证了中共历史上很多重要会议，比如贵州的遵义会议会址。他们就像那个时代的中华儿女，见证了祖国的成长。

我曾说过，或许我没有能力为我的国家做些什么，但我一定是个从骨子里爱国的人。每次看记录片，我都会热泪盈眶，每当国歌响起，红旗飘扬，我便有说不出的感动和安宁，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那面鲜艳的党旗，一群身着墨绿色服装的党员叔叔正在郑重地宣誓，从他们严肃的神情可见他们心中深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踏上白色大理石所铺成的阶梯，二楼便是各类历史文物的展览厅。站在那些历史遗物和前辈们的相片前，回首80多年的历史画卷，我感受到一种来自历史的信念和激情，我被这种信念和激情感动着，我不知道是我不足够坚强还是因为骨子里的那份敬意和感激，我哭了„„我想每个人的这份情意都不一样，但是，我为先驱们骄傲，我也为我的良知骄傲。

在这里，我也看到了那些曾经放弃和背叛人民的罪人，我不知道当我涉猎到这段历史时，内心有多难过多失落，但是也感激这段历史，留下了最值得我们尊敬和爱戴的勇者。

雨似乎不再只是细细碎碎的，开始有豆大的颗粒亲吻你的脸颊，沉重的心情可以被我身边的一些爱国游客的言语释然，我看到充满爱的人民，注重历史文化传播的人民，注重爱国教育的人民。我看到，历史红色旅程对人民的影响力，看到这段历史留下的痕迹，看到充满爱的祖国的未来！-

第四篇：13位代表后来结局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结局

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其最终结局可归为五类。其一是奋斗终生者；其二是英勇牺牲者；三为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型，；四是误入歧途型；其五为投敌叛党者„„

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

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何叔衡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邓恩铭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

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

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陈潭秋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

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

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

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

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

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李达也是农家之后，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

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

陈公博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

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

周佛海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

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

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

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

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

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

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

张国焘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党。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

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

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刘仁静出身在湖北应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中学时代到武昌博文书院就读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民主意识和外文知识。

刘仁静真正的革命旅程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基础上，他与李大钊、邓中夏接近，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在一大会议上，刘仁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作准备。他的这些观点与另一位代表毛泽东有许多相同之处。

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料，他在学习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

“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

1929年，刘仁静在苏学习结束。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此间，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

1939年，刘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进入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担任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

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

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并负责向陈汇报会议情况的代表。

包惠僧当初是武汉党组领导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前往广州找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包到达广州，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留在广州工作。

而后，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于是就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

革命低潮时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白色恐怖，苦闷、灰心、失望跃上心头，加上在党内有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

1931年，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

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包惠僧回忆录》。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王尽美――英年病逝 感撼后人

王尽美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

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

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第五篇：一大十三个代表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历史命运

综述: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其最终结局可归为五类。奋斗终生者，如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其二是英勇牺牲者，如何叔衡、邓恩铭和陈潭秋。三为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型，包括李达和李汉俊。四是误入歧途型，例如离党的刘仁静和包惠僧。其五为投敌叛党者，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今期为大家详述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不同结局，其中烈士、领袖、叛徒皆有例证。中共一大会址

毛泽东董必武：从南湖到开国大典

毛泽东：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董必武：董必武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

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

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4月2日7时58分，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王尽美：英年病逝感撼后人

王尽美：王尽美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

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

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

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

何叔衡：何叔衡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

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

邓恩铭：邓恩铭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

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

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

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陈潭秋：陈潭秋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

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

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

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

李汉俊：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

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

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

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

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

李达：李达也是农家之后，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

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

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

陈公博：陈公博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

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

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

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

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

周佛海：周佛海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

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

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

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

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

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

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

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

1947年3月26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

张国焘：张国焘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党。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 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

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

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

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

刘仁静：刘静仁出身在湖北应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中学时代到武昌博文书院就读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民主意识和外文知识。

刘仁静真正的革命旅程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基础上，他与李大钊、邓中夏接近，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

在一大会议上，刘仁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作准备。他的这些观点与另一位代表毛泽东有许多相同之处。

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料，他在学习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

“1927~1928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

1929年，刘仁静在苏学习结束。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此间，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

1939年，刘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进入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担任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

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

1987年8月5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包惠僧：包慧僧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并负责向陈汇报会议情况的代表。

包惠僧当初是武汉党组领导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前往广州找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包到达广州，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留在广州工作。

而后，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于是就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

革命低潮时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白色恐怖，苦闷、灰心、失望跃上心头，加上在党内有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

1931年，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

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

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包惠僧回忆录》。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