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共“一大”幕后的故事（共）
中共“一大”幕后的故事
在目前较新版本的党史书籍中，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有这样的文字记载：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出席会议的共15人(包括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会议的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并结束了全部议程。
短短几十个字的介绍，看似简单，但其考证过程却并不简单。由于“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几乎没有留下原始的文献资料，加之年代久远，具体情节在当事人的记忆中也模糊了，因而给考证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 从一桩命案查证“一大”召开日
通过分析代表行踪，党史研究人员初步确定“一大”于7月下旬召开，但具体是哪一天开幕的，还是个谜。后来，研究人员在深入细致地考证中，发现了一个不太为人关注的细节，正是对这一细节的考证揭开了谜底。
当年参加过“一大”的陈公博和周佛海，后来投奔了国民党，并当了汉奸。陈公博、周佛海都回忆说，“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当天夜里，陈公博夫妇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那案子直到下午六点多钟才被发觉，凶手早已逃走。”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过这件事：“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夜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陈公博的文章中最为关键的7月31日这个准确日期让研究人员怦然心动，如果能证实这个日期，就能据此推断出“一大”的准确召开日。于是，研究人员就此展开调查，他们很快找到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的《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以及8月2日的后续报道《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后面这则消息称：“日前有一男子，挈一妇女在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投宿，该男子自称姓张，当赁定四层楼32号房间，迨至昨日(即7月31日)上午，张只身出房外„„至夜十时，犹未归来，茶役乃起疑心，设法将32号房门开启，进内见妇人已被谋毙。”上海《申报》1921年8月1日第十四版则是这样报道这件案子的：大东旅馆被害者为一华丽少妇，名叫孔阿琴，起因并不是奸杀，而是带有情杀的性质。原来这个孔阿琴是同一个洋老板的跟班私奔，因二人感到无出路，便决定双双殉情。男人带了一支手枪和她住进旅馆后，在凌晨先开枪打死了孔阿琴，自己却突然又不想死，于是离房逃走。
《新闻报》和《申报》的报道，虽然在对案件性质的判断上有些出入，但就案件发生的时间为7月31日凌晨这一点来看，两则消息还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从这一命案日期往前推8天，恰好是7月23日。当然，对这个日期的确认，研究人员还从其他一些渠道进行了考证。比如对法国巡捕搜查会场事件的调查以及对解放后来自国外，特别是来自前苏联的重要文献的考证。当研究人员将这一研究成果上报到中央后，得到了当时主管中央宣教工作的胡乔木的称赞，中央书记处还专门讨论了是否修改建党纪念日的问题。但中央考虑到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再加上当初毛泽东只是确定“七一”为建党纪念日，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不予改变。不过在1981年庆祝建党60周年时，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确定为7月23日。 巡捕搜查“一大”会场
1921年7月30日晚，党的“一大”第六次会议在位于上海市望志路李汉俊的家里继续召开。晚上8点多钟，会议刚开始不久，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陌生人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当即有人问道：“干什么的？”“我找社联的王主席。”来人含糊地回答。
接着，来人又说是找错了地方，表示抱歉后，匆忙退了出去。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时就十分机警地说，这个人一定是个“包打听”，并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会场，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
现在，研究人员已经查清当年闯入“一大”会场的中年男子名叫程子卿。因与黄金荣结拜过把兄弟，得以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先任巡捕，后升为政治探长。1956年在上海病逝。
程子卿闯进“一大”会场看似是偶然事件，其实并非偶然。原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莫斯科绕道欧洲来上海，他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几个国家的警方掌握，并相互致函通报，载入档案。几乎是从马林一进入上海开始，租界巡捕就进行了跟踪，尤其是7月下旬马林频繁出入李汉俊寓所，引起了巡捕房的警觉。程子卿闯入会场当然不是偶然。
果然，十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两辆警车便在望志路停下，车上冲出十多人包围了李汉俊的住宅，并开始搜查。 巡捕问：“你们在这里开什么会？那两位外国人来这里干什么？” 李汉俊回答：“没开会，我们邀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学生，在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两位外国人来自英国，是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交流学术。” 巡捕又问：“为什么家里会有社会主义书籍？” 李汉俊坦然回答：“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翻译，必须要有大量图书作研究参考之用。”
接着，巡警又问了陈公博的职业、籍贯和来此事由，陈公博也一一做了回答。最终，巡捕房没有发现政治活动的证据，又得知此处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的李书城将军的公馆，紧张气氛才有所缓和。
当晚12时左右，多数代表集中在老渔阳里二号李达的住处，商讨下一步大会如何进行。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虽然未造成直接的损失，但是会议已不能再在上海继续开了。 “一大”闭幕日是哪天
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考证，党史界对于党的“一大”召开的日期和7月30日是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这两点，取得了一致共识；而对嘉兴南湖的闭会日期则存在较大分歧。综合起来，大体上有四种观点：一是7月31日说；二是8月1日说；三是8月2日说；四是8月5日说。
第一种观点，也是最为流行和最具说服力的一种观点。支持这种观点的文献资料很多，比如多位“一大”出席者均回忆，7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第六次会议，因法租界巡捕房搜查而被迫中断后，第二天即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董必武在1971年回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租了两只船开的。”包惠僧在1953年回忆：“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到了火车站，约10点左右我们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
不赞成此观点的研究者的主要理由是：第二天开会，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安排。但有研究人员分析认为，这条理由站不住脚。因为据查1921年7月沪杭铁路行车时刻表，早上7时35分上海有快车至嘉兴，10时25分到达，而且在上海开会的代表所住地点相距都不远，当晚完全来得及会商第二天开会事宜。总之，与会代表完全有可能于第二天在嘉兴南湖开会。 第二种观点主要来源张国焘等人的回忆，“在上海第六次会议受到搜查后，第二天即停会，隔了一日再到南湖将会开完”。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大会闭幕日期为8月1日。但据1921年8月3日《申报》报道，8月1日下午嘉兴南湖曾是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南湖中游船有四、五艘被吹覆。显然，这样的气象条件不适合在湖面游船上开会，此种观点难成立。
第三种观点来源于李达爱人王会悟的回忆，但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并未能提供出令人信服的印证材料来，所以，这一观点也存在疑问。
第四种观点的来源是据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但由于斯穆尔基斯并不是与会者，当时他本人也不在中国，因此，这封信件的资料来源本身就成问题。
党史研究人员经过分析后认为，在未发现新的确凿的原始文献之前，仍应以7月31日为党的“一大”闭幕日为宜。 对出席人数的考证
长期以来，有关出席党的“一大”的人数问题，一直有不同说法。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有12人和13人这两种说法，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包惠僧是否为“一大”代表，另外，也有人对何叔衡的代表资格提出过异议。 研究人员在考证中得知，“一大”出席者中的多数曾对出席“一大”的代表人数和代表姓名作过回忆，这些回忆一致肯定包惠僧的确参加了会议，但对他是否为会议代表有不同看法。如1971年董必武在一次谈话中说：“‘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当时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12人，有的讲是13人。”后来，李达和刘仁静的回忆，也说出了同样的看法。但也有代表回忆认为包惠僧是“一大”代表，如张国焘1966年回忆说：“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周佛海在1943年回忆说：“汉口(代表)是陈潭秋、包惠僧。”毛泽东1936年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说过，出席“一大”的人物中有包惠僧。陈公博在1935年的回忆中说，他是在出席“一大”时与包惠僧认识的。
研究人员在分析了包惠僧的简历后认为，从包的初期经历来看，他参加了党的发起工作，是一个地区负责人，又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党的发起骨干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所以，他是有可能以“一大”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至于包政治立场不坚定，后来还脱离了党，那是另一回事。
至于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只有张国焘一人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拒不承认。但由于张国焘提出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其说法也无其他当事人回忆或当时文字记载的印证，因此，研究人员认为应予以否定。最终，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党的“一大”的国内出席者有：李汉俊、李达、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13人；另有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共计15人。
第二篇：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
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
管理学院 12113490904-王晓林
五月的天气，下着绵绵细雨，空气里弥漫着些许不安宁的气息，也有些莫名的沉重。我和同学一起踏上了会址纪念馆的大门，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于这栋石库门兼职形成一道迷人风景线。
我喜欢这种典型的石库门式样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黑漆漆的大门上配上铜环，门框围着米黄色石条。经过修缮后，与周边的现代建筑巧妙结合在一起，更显得摩登起来。这种典型的上海居民住房建筑见证了中共历史上很多重要会议，比如贵州的遵义会议会址。他们就像那个时代的中华儿女，见证了祖国的成长。
我曾说过，或许我没有能力为我的国家做些什么，但我一定是个从骨子里爱国的人。每次看记录片，我都会热泪盈眶，每当国歌响起，红旗飘扬，我便有说不出的感动和安宁，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那面鲜艳的党旗，一群身着墨绿色服装的党员叔叔正在郑重地宣誓，从他们严肃的神情可见他们心中深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踏上白色大理石所铺成的阶梯，二楼便是各类历史文物的展览厅。站在那些历史遗物和前辈们的相片前，回首80多年的历史画卷，我感受到一种来自历史的信念和激情，我被这种信念和激情感动着，我不知道是我不足够坚强还是因为骨子里的那份敬意和感激，我哭了„„我想每个人的这份情意都不一样，但是，我为先驱们骄傲，我也为我的良知骄傲。
在这里，我也看到了那些曾经放弃和背叛人民的罪人，我不知道当我涉猎到这段历史时，内心有多难过多失落，但是也感激这段历史，留下了最值得我们尊敬和爱戴的勇者。
雨似乎不再只是细细碎碎的，开始有豆大的颗粒亲吻你的脸颊，沉重的心情可以被我身边的一些爱国游客的言语释然，我看到充满爱的人民，注重历史文化传播的人民，注重爱国教育的人民。我看到，历史红色旅程对人民的影响力，看到这段历史留下的痕迹，看到充满爱的祖国的未来！-
第三篇：冬奥会夺金的幕后故事
冬奥会夺金的幕后故事
2002年2月16日（美当地时间），中国选手杨扬在盐湖城冬奥会上勇夺女子500米短道速滑冠军，为中国夺得首枚冬奥会金牌。仅仅44秒钟，杨扬就挥去了困扰她72个小时的噩梦，实现了中国人22年来苦苦追寻的冬奥会金牌梦。这位中国姑娘用脚下的冰刀改写了历史，为中国赢得了历史上第一枚冬奥会金牌。
美国当地时间2月16日20点50分，当大杨扬风驰电掣一般地冲过盐湖城冬奥会女子500米决赛的终点线之后，大杨扬将全身的力量和激情凝聚于自己的双拳，仿佛帮助自己摘得首枚冬奥金牌的并非是她的双脚，而是双拳；紧随大杨扬冲过终点线的王春露，尽管只得到了一枚铜牌，但脸上开心的笑容却要比冠军还要灿烂；而看台上一直高悬着心观看比赛的小杨阳和孙丹丹则已经泪流满面。
实现中国冬奥会‚零的突破‛的人是大杨扬，但这枚金牌却同属于四位7年来朝夕相处的亲密好友。这枚冬奥会金牌见证着中国冰雪界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也见证着四位不是姐妹，却亲如姐妹的短道速滑世界级高手长达数年的友谊，而在这枚金牌的背后也埋藏着四位姑娘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
永远难忘的‚长野之败‛
虽然在盐湖城四位姑娘眼中喜悦的泪水尽情飞扬，但在四位姑娘的心中，谁都难以忘记四年前长野冬奥会那痛彻心肺的失败。直至今日，四位姑娘都会说，如果没有当年的那场失败，就不会有她们四人之间永远的友谊，也不会有大杨扬今天的金牌。
小杨阳清楚地记得，四年前在长野冬奥会结束全部比赛的当天刚好是自己的生日。那时四个人无论谁的状态都是最好的，应该说当时比盐湖城冬奥会更有理由夺取金牌，实现‚零的突破‛，可是当时等待四位女将的只是4枚银牌。
没有冬奥金牌的四个人在为小杨阳庆祝生日的聚会上，不约而同地喝起了啤酒，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四位姑娘都几乎与酒无缘，她们之所以在那一天选择酒，毫无疑问是在压抑自己心头的痛苦。四个人在那一晚谈了很久，话题也始终没有离开长野冬奥会的金牌。如今回忆起那一夜，小杨阳说：‚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谁都想穿上冰鞋，和韩国人再比一次。我们相信自己肯定能赢，可是奥运会比赛实在太残酷了，我们惟一的选择就是再等四年。‛
可能无论谁对这个痛苦的夜晚展开联想，都会认为这夜泪水会跟四个人相伴，可是事后就连她们四个人都很难想象，那一晚四个人谁都没有流泪。大杨扬说：‚也许那次失败让我们每个人都坚强了许多，也让我们明白懦弱的眼泪是不能为我们带来胜利的。‛
四个人在选择坚强的同时，也选择了友谊，尽管当时她们没有想到四年后在盐湖城冬奥会赛场上并肩战斗的还是这个组合，但促成终生友谊的机缘还是在这一刻产生了。孙丹丹说：‚那个晚上之前，我们四个人每个人都活得很自我，可以说表面上一团和气，内心里却谁也不服别人，长野冬奥会的失败也和此有很大的关系。但那天的彻夜长谈，却让我们了解了对方，一段终生的友谊也就此开始。从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谢那个晚上。‛
一个黑龙江人和三个吉林人
大杨扬是黑龙江人，小杨阳、王春露和孙丹丹则都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看着这个组合，很容易让人想起‚勾心斗角‛这个不太光明的词。更何况四个人当中最出色的人一直恰恰是那个黑龙江人大杨扬。
四位姑娘在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谁避讳它的曾经存在。‚的确我们曾经有过不太信任的日子，运动员的天性是好强，不想当冠军的运动员决不是好运动员，更何况短道速滑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勾心斗角’的项目。可是突然有一天，我们四个人都意识到，要想夺取胜利，夺取冬奥会金牌，四个人的团结可能远比实力重要。如果要问这一天是哪个日子，我想就应该是长野冬奥会结束的那个晚上。当确定由我们四个人共同担负向盐湖城冬奥会金牌冲击的任务时，我们更知道了需要彼此信任，彼此团结。‛王春露说。
‚已经7年了，我们除了32天的放假时间不在一起，其他时间都生活、比赛在一起。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四个人可能更有资格互称姐妹。所以无论谁在比赛中拿金牌，高兴的都是四个人，金牌也属于四个人。谁如果比赛失败，那么难过的同样是四个人。在我们的心中，吉林和黑龙江这两个地域概念早已淡化，我们参加所有比赛最先想到的都是‘中国’这两个字。‛
因为如此深厚的感情，所以才有了大杨扬实现‚零的突破‛后，四个人共同的泪水，也有了大杨扬在夺冠之后，首先感谢队友们的无私支持和鼓励。大杨扬夺冠后说：‚1500米失利后的那两天是我四年来压力最大的两天，但她们三个人一直在我的身边安慰着我、鼓励着我，这最终使我在500米的比赛中获得了成功。‛
‚在上届冬奥会结束的四年时间里，表面上我一直都是世界短道速滑界最优秀的女选手，也数我金牌拿得最多，但这背后如果没有三位好朋友和队友的支持，我的成绩是不可能如此辉煌的。‛
而熟悉短道队的人都知道，即使在没有比赛和训练的平常日子里，四个姑娘也一般都会集体行动———购物、吃饭，甚至连拍照都要四个人在一起。即使有人有事缺席，也必须跟其他三个人请假。而四个人的性情也可谓相得益彰，大杨扬脾气慢、王春露脾气好、小杨阳脾气急、孙丹丹好张罗。
大杨扬曾两次面对退役
实现‚零的突破‛的大杨扬是四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也是成绩最好的一个。但旁人并不知道，在四年前的长野冬奥会结束之后，在成绩一帆风顺的背后，她曾经两次面对退役的抉择。
一次是在长野冬奥会结束后，由于年龄较大，大杨扬一直对自己是不是能够坚持到下届冬奥会心存疑问。她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人问队领导，是不是四个人当中有人会离开国家队。队领导回答说：‚要是有，可能就是大杨。‛
但最终大杨扬还是在抚平长野冬奥会的创伤之后，选择了留下来。她说：‚上届冬奥会，自己发挥得那么差，自己心里实在不服气。明明自己的实力要比对手强，可是却不能拿金牌，实在是心有不甘。我不想让自己的运动生涯在遗憾中结束。‛
好不容易决定留下来，可是大杨扬又在盐湖城冬奥会开始前的一年遇到了新的困难，‚我突然在训练和比赛中莫名其妙地摔跟头，开始我以为是自己的冰刀出了问题，就找人为我调冰刀。可是冰刀没问题，我还是老摔跤。于是我跑到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吓了自己一大跳。医生告诉我，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我就不能再比赛训练了。‛
‚这个结果如同晴空霹雳，我打电话告诉母亲，我的腰坏了，不能再滑了。我妈也被吓了一大跳，但她还是一边安慰我，一边鼓励我再去查查。后来，一位有经验的按摩师经过检查，发现一切只是一场虚惊，其实是我大腿外侧的一块肌肉过度疲劳导致的。‛
‚如果要是查不出来，我可能就退役了，那将是一个多大的遗憾啊。现在我一想起这件事，就有点后怕。‛她心有余悸地说。
四个人最想拿的一枚金牌
盐湖城冬奥会短道女子项目的金牌还有两枚，而女子3000米接力的金牌是四个人都最想拿的一枚金牌，因为这枚金牌将是对四个人7年朝夕相处最好的回报。
大杨扬说：‚我们四个人在一起配合练习3000米接力已经有七年时间了，可以说对于每个人都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运动生涯花费在一起配合练习这个项目上了。四个人团结一心，拿下这枚属于我们这个小集体的金牌，让每个人都拥有一枚冬奥金牌，该是一件多么过瘾的事情。‛
‚我们在3000米接力比赛中最大的‘敌人’就是韩国队，这些年里，我们四个人和老的、少的韩国人，差不多十几个人都在一起比赛过。在比赛场上‘结怨’最深的也是她们，我们想赢她们，她们也想赢我们。尽管现在的这批韩国队员们只有十几岁，我们都差不多能当她们的阿姨了，但结的仇和她们老的那拨儿相比一点也不差，所以如果能在比赛中战胜她们，拿到自己盼望已久的冬奥金牌，恐怕是一件再令人高兴不过的事情了。‛孙丹丹说。
中国冰雪界在冬奥会上‚零的突破‛已经实现，可不仅冬奥会的比赛没有结束，而且发生在中国短道队这支光荣队伍身上的故事也远没有结束，所有人都期待着大杨扬、小杨阳、王春露和孙丹丹这四位姑娘能够在冬奥会下面的比赛中再传捷报，取得更大的辉煌。
张会成长故事：贷款买冰鞋滑向世界最高领奖台
2月24日，在中国队终于获得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赛冠军之后，兴奋的王濛跑向场边拥抱教练，翘起的冰刀不小心把身后的队友张会下巴和嘴唇之间划了一下。乐观的张会不顾伤口，捂着流血的脸和队友一起继续庆祝胜利。这是中国队队员孙琳琳和王濛在关切地询问张会的伤势。
新华网哈尔滨2月25日体育专电（记者邹大鹏）如果不是脸上那殷红的血迹，如果不是那忘了疼痛的憨憨笑容，人们也许只会将目光投向星光璀璨的王濛、周洋；而作为夺金‚配角‛的张会，也许只是星光尽头角落里的‚灰姑娘‛。
然而，就是这张年轻面庞的坚持，铸就了中国军团本届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的‚三金传奇‛。谁会想到，她曾经依靠贷款才能买下一双心爱的冰鞋，她曾经在父母眼中最好的归宿只是‚不卖豆腐当一名体育老师‛……这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世界‛，但却因为有梦而不平凡。
4000元贷款擎起冰上‚滑翔梦‛ 灰姑娘没有舞鞋，张会也没有冰鞋。
回想起当年的艰辛，张会的妈妈孟宪英至今仍唏嘘不已。‚一天放学后，老师跟着她回了家，当时我就想，这孩子惹什么祸了？结果一问，是体育老师来家访，希望带女儿练习滑冰，‛孟宪英说，‚我当时就说，只要孩子喜欢，10块钱我出得起，去练吧！‛
原来，当初选体育苗子，需要交纳10元钱测骨龄。然而，对于这个在黑龙江省宾县依靠制售豆腐维持生活的家庭来说，‚体育投资‛远不是10元钱那么简单。
‚当时女儿已经进入地方专业队，需要一双好冰鞋，但家里真的没钱了，‛孟宪英说，之前刚刚花了2000多元买来一对冰刀，家里已经没有积蓄，还要供养另外两个孩子。
‚教练说，国产的冰鞋要2000元，进口的要4000元，但训练效果好；我和她爸一咬牙，就贷款4000元买下了那双进口冰鞋。‛孟宪英对当初的决定并不后悔，‚谁让孩子喜欢滑冰呢‛！
‚卖豆腐‛、体育老师还是冬奥冠军？ 对于女儿的未来，孟宪英没有太多奢望，只希望她不要像自己那样吃苦。‚我最初以为，她退役能当个体育老师就不错了，总比我们卖豆腐好，根本没想过拿冬奥会金牌和世界冠军‛！
张会用坚毅和努力送给家人一个惊喜。在队友和教练眼中，她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完全是‚吃尽苦中苦‛。‚这孩子最能吃苦，别的队员训练完都早早回去了，她还在自己加练，‛一位教练如此评价。
虽然夺得冬奥会冠军，但张会的家境并没有太多的改变，但喜庆的气氛已经开始弥漫。‚我们等女儿回来要大摆一桌，让亲戚朋友都和金牌照个相，‛孟宪英说。
一个女孩的坚毅演绎‚中国红‛
对于张会，这枚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金牌可谓‚血色浪漫‛。‚我当时看着真心疼，但真的不怪她的队友，孩子自己也说，如果有疤的话，也是一个美好的永恒纪念‛。孟宪英说，女儿打电话回来说，自己也没搞清是怎么回事，脸上就流血了，‚女儿说当时太兴奋了，没感觉‛！
出身寒门的最强冬奥冠军：揭秘周洋成长史
周洋夺冠后家里人非常兴奋
“赢了！”当看到女儿周洋夺冠的一瞬间，守护在长春家中电视机旁的父亲周继文和母亲王淑英都激动地跳了起来，姑姑、姐姐、姐夫和家里的邻居都为周洋的夺冠激动不已。21日的周家俨然成了欢乐的海洋，大年初八的恒光小区鞭炮齐鸣。
一次夺冠创4个纪录
21日，孤军奋战的我省小将周洋突破3名韩国选手的封锁，以巨大的优势勇夺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金牌，为征战温哥华的中国代表团送上超越历史的单届冬奥会第三金，同时为我省夺得冬奥会首枚金牌。
在半决赛中王濛因为犯规无缘决赛的情况下，18岁的周洋以创奥运会纪录的2分16秒993率先冲过终点。在创纪录的成绩和创纪录的第三金之外，周洋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冬奥会冠军和第一个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冬奥会冠军。
夺冠后的周洋扑进主教练李琰的怀里，“王濛夺冠军的时候我没哭，这次我哭了。”主教练李琰动情地说。领奖台上的周洋没有哭：“这是我的梦想，我特别想拿1500米冠军，我还有一个心愿没完成，就是拿接力金牌。”
周洋家里欢声一片
21日，记者来到周洋位于长春市恒光小区7栋1门101的家中。从9时开始，周洋的父母周继文和王淑英以及家人都围坐在电视机旁，等待周洋夺冠的那一刻。在预赛中，王濛的出局让周继文紧张地握紧了双手。“呀！王濛不应该啊，真可惜。”周继文说。
决赛中，周洋站在赛道上那一刻，电视机旁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周洋超越韩国选手胜利在望时，在周洋家看比赛的所有人都齐声为周洋加油。“赢了！”周继文和王淑英握紧双手欢呼雀跃，所有人都沐浴在周洋夺冠的喜悦中。
周洋：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 夺冠后朴实感言感动无数网友 “这样一个孝顺的女孩值得尊重”
夺冠之后，周洋激动得不知该如何组织语言，实在地对着镜头说：“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或许正是发自肺腑之言，她的言行感动众多网友和观众。多数人表示，“这样一个孝顺的女孩值得尊重，她的话语更真诚、更亲切。”
那么，此时电视机前，她的父母听到这番话后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在夺冠后的第一时间，周洋把电话打到了家里。“爸！妈！你们在电视里看到我了吗……”电话那边的周洋哽咽了，电话这边的父亲周继文也热泪盈眶。“都看到了，你在前方继续努力，爸妈在家里永远支持你！”周继文的话语是对周洋的最大鼓励。“接下来的1000米和3000米我一定会努力，3000米我有九成把握会夺冠。”周洋信誓旦旦地表示。
周洋对着电视镜头表示：“我觉得拿了金牌以后可能会改变（自己）很多，首先肯定会让自己更有信心，也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周洋的话语不仅感动了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同时也让周洋的父母动容，然而周洋的父亲周继文也有自己的想法：“从孩子拿短道比赛的第一笔奖金开始，我和我爱人就不打算要孩子一分钱，因为这些钱都是孩子的血汗钱，这都应该归她自己。这次的奖金虽然还不知道是多少，但是我想把这些钱都留给女儿！”周继文说。
第四篇：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记范文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参观记
为迎接建党90周年，重温党的艰苦历程，缅怀革命先烈，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08、09级微电子学系的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以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同学，共计二十人，怀着无比敬仰和激动的心情，参观了位于上海市卢湾区的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中共“一大”会址。
“一大”会址纪念馆分为纪念大厅、革命历史文物展和一大原址三部分。在一层的纪念大厅内，正中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党旗，在鲜花的簇拥和灯光的照映下，显得分外鲜艳夺目。圣神庄严的氛围让每一个人心潮澎湃，依09微电子党支部副书记冯泽民的建议，我们在党旗下合影留念，“将影像暂留在党旗下，将党旗永存于心间”。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我们进入二楼展览大厅，展览大厅面积450平方米，陈列革命文物、文献和历史照片等共一百四十八件。厅内展示的一件件、一桩桩、一样样实物、图片等把我们的思绪带入了上海的昨天。泛黄的书页、破旧的棉絮、生锈的枪炮......把我们带入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天地会上海分支小刀会的装备器械、旧上海黑帮头目杜月笙生前用过的一些用品，这些实物让人感觉那段历史是如此靠近。继续沿着长廊观摩，文书书法展品渐渐增多，展览厅中段陈列了大量的早期马列主义宣传刊物：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共产党》、《曙光》月刊等杂志，这些早期马列主义刊物，为提高共产主义者和先进青年的觉悟和理论水平，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展览大厅的尽头，我们在十五位与会者头像前驻足观看，相互低声讨论，感触良多，站在同样的这个地方，遥想着那个伟大的时刻。1921年7月21日，来自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明、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及陈独秀指派的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荷兰人马林和俄国人尼柯尔斯基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决议，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同行的讲解员到位的解说让我们知道了许多不曾知晓的故事，让我们对党的这段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党的成长和发展的艰辛，同时也为创建初期的党员在这段历史中所表现的优秀品质而深深感动。我们的党从无至有，经历艰难曲折无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无数的革命先烈创造了中国共产党，英雄虽逝，精神长存，犹如黑夜中的明灯盏盏，照亮了党前进的道路，照亮了民族崛起的前程。抚今追昔，我们踌躇满志，我们所接过的使命，是不仅仅对党的忠诚与敬仰，更是祖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
最后我们来到了一大原址，原址按照中共“一大”的当时的会议厅布置，整个会议厅不大，摆设整齐而有序，庄重而严谨，重现了党的诞生时的全景。会议厅中央十五尊栩栩如生的蜡像有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十三名代表和两名共产国际代表，他们围坐在一张长餐桌四周，正聚精会神聆听毛泽东同志讲话，有的会心微笑，点头赞同；有的蹙眉深思，若有所悟；有的还在奋笔疾书，做着记录。青年毛泽东蜡像正面对着我们，我们也好象听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形势，讲解建党重要性的浓重的湖南口音。这十五尊蜡像形神逼真，仿佛是当年的再现，可以说是让人映象最深刻的一项参观内容了。我们仿佛穿行在历史画卷的长廊中，一点一滴、一卷一幕仿佛都在眼前，凝固的历史瞬间似乎获得了重生，活在每个人的心里。会场外面满是白色恐怖与血雨腥风，长桌前则是十三位革命先辈们为革命的前途，慷慨激昂的探讨、聚精会神的倾听。那专注的眼神，似乎从挥手间拨开了的浓雾里看到了中国的未来，那发言时举起的手臂，似乎要以力挽狂澜之势，教日月换新天。
时光荏苒，从1921到2010,中国共产党历经了90年的磨砺与成长，中国共产党自诞生来开辟了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领导全中国人民进行了几十年的前赴后继，艰苦奋斗，不惜流血牺牲，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苦险阻，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是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的坚持和拼搏，才有了辉煌的今天。过去的流血与艰辛，我们必须牢记。
走出一大会址纪念馆，我们的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刚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的谢雪炎同学在《参观体会建议薄》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回想着走过的一片历史道路，它不仅仅是砖瓦砌成而是先人们用血肉之躯叠加而成。每阵吹过的风，伴有的时事的酸楚味，泛黄的墙体冲淡了当时的脚印，但冲不了后人对当时的历史的记忆。这不仅仅只是昨天的昨天，而是今天的铺垫，未来的基石，发展不忘历史，这就是我对此活动的想法。”
熊丝纬同学表示：“通过这次活动，我对党的历程又有了更深的感悟，在思想上对党又有了一次新的认识，作为一名准预备党员，我更应该把握现在，努力学习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和可贵的精神风貌，踏实地学习工作，努力完善自我，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我想，“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就是献给党的90岁生日最好的礼物，也是对革命先烈们最好的缅怀与纪念。在学业上认认真真、积极求索，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克己奉公。立足本职，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严格自律，努力做到好好干事，并争取干成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永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时时体现和发挥一名准预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此，自己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还应不断学习，只有提高了自己的知识文化水平，才能更好地、更有效地履行职责，才能更好地实践对党的诺言。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并将其作为自己毕生的信念、永恒的信念。
第五篇：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观后感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观后感
2014年8月6日，我有幸参加了集团党委组织的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的活动，使我更加了解了中共诞生初期的那段历史。
会址所在地的石库门老楼向世人展示出历史的厚重。走进会址大门，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和江泽民同志的题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给了我们强烈的震撼。我们的共产党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注定要给中国带来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风暴，使中华民族的命运得到翻天覆地的改变。通过参观，我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
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二楼存放着数百件珍贵的历史资料，向人们展示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不同的阶级都没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和独立，是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和自由。我仔细地瞻仰了这些真实记录着党和国家发展历史的重要文物，使我对革命先辈为共产主义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事迹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刻认识。
中共“一大”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乃至全中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它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我作为新时代的晚辈，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要努力学习革命先辈们的奉献精神，要切实地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与条件来规范自己，忠实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一定要立足企业的本职岗位，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争取早日加入中共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8月6日下午，集团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观“一大”会址纪念馆，追溯了红色经典。在这里，空气因为历史的重负而变得凝重和肃穆，每一位参观者都放慢脚步，双眸中饱含着追思和敬仰，用心去体会、去品味一件件展品中铭刻的光荣与辉煌。
漫步在中共“一大”会址的展览厅，里面摆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物，收集了很多革命战争时期的战况，展示了中共革命前辈的资料，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仿佛亲身体验到在时空那一端正在发生着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其中在我们身处的地方便有一件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那便是中共一大的召开。
展厅按中共“一大”会议室原状开辟了一个蜡像室。那一尊尊栩栩如生的蜡像复原了当时的情形：毛泽东慷慨陈词，董必武侧耳倾听，李达会心微笑„„个个踌躇满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栩栩如生的蜡像定格伟大一刻：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载着光荣和梦想的巨舟，从这一刻起航。
历史仿佛就展现在眼前。在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里，有这么十三位青年，在上海法租界里这个不起眼的老式石库门住宅的简陋客厅里开起了秘密的会议。面对强大的中国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列强，居然宣布他们要改天换地，获得中国的万里江山„„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制定了救国救民的方针。他们克服了千难万险，写下了人间的一个神话，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更进一步体会到一句名言：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们党从无到有，历经艰难曲折。无数的革命先烈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进行解放斗争，开始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历程，开创了新中国现代化的脚步，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程。如今，接过他们手中的使命，我们担负起的，不是仅仅对党的忠诚与敬仰，更是令华夏子孙世代繁荣的热望。
走出展览厅，我的心中久久无法平静。时光不再，先烈们已经远去；抚今追昔，我们踌躇满志。这次参观活动使我更加坚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在今后工作和生活中，更严格的要求自己，为社会主义事业献出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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