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共“一大”历史深处的细节(上)[5篇范文]

第一篇：揭秘中共“一大”历史深处的细节(上)

揭秘中共“一大”历史深处的细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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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何党的诞生纪念日定为7月1日? 二.13位代表是怎么推选出来的?

三.为什么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一大？

一.为何党的诞生纪念日定为7月1日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也就是党的生日。为此，党和国家每年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但是，这个纪念日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定下来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开幕日期吗？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及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或处于秘密状态，或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白色恐怖下。那个时候，党还顾不上组织大规模的统一活动庆祝自己的生日，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证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

为纪念党成立15周年，一大代表陈潭秋在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8月第4—5期合刊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此文是以党诞生的月份为依据进行纪念的，并没有确切指出一大开幕的具体日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逐渐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到了1938年，为纪念党成立17周年，许多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延安的同志，向参加过一大的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大会召开的时间，以隆重纪念党的生日。可是，毛泽东和董必武都记不清了。其实，党的一大究竟在1921年7月的哪一天开幕，长期存在着不同说法。

就一大代表而言，李达回忆说是“7月1日下午8时”，张国焘也说是7月1日；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说是7月20日；陈潭秋1936年发表的文章中说是7月底；共产国际指派参加一大的代表马林在1922年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笼统地说是7月，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说是7月。

在国内，有关党的一大，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资料，而共产国际保存的两份文件，没有名字，也没有文件时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马林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却没有交给共产国际。另一个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

这样吧，就用7月的第一天作为纪念日！——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后回答。不久，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明确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 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确认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并要求进行相关纪念活动，是1941年6月《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指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20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4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指示》强调，宣传的要点是：在党外，“要深入的宣传中共20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他最忠实的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他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20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这一年的7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同时发表关于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社论。《解放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编辑《中国共产党20周年纪念特刊》，刊发朱德、林伯渠、吴玉章三位同志的纪念文章。在此前后，《解放日报》还大量报道了延安各机关团体庆祝建党20周年活动。

从此以后，纪念七一成为我们党、新中国成立后同时也成为我们国家的例行活动。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开头指出：“1949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8年了。”董必武在回忆一大时也说：“‘一大’问题，在中国文献上是一个字也没有的。”“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那个说得到的。”董老这里所说的“后来定的”，以及毛泽东使用“表示”这个词，都说明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

大约20世纪50年代中期，董必武在与子女的谈话中，明确说：“在上海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并不是7月1日这一天开幕的，但会议确实是在7月召开的；7月1日这一天是毛主席在延安定的，是个象征性的纪念日。”

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通过对代表行踪、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当时的文字记载等多方面严格认真的考证，最后得出党的一大确切开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的结论。这一考证成果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仍旧延续下来。2011年7月1日，全国各地举行各种活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二.13位代表是怎么推选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根据马林等人的建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旅法、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大会。接到开会通知后，除了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因为路途遥远来不及派代表回国参加，其他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都积极响应，推派代表。由于当时党正在筹建之中，还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组织手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特点也不尽相同，党的活动又处于秘密状态，因此各地代表的产生方式有所不同，到达上海的时间也先后不一。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马上开会讨论人选问题。刘仁静后来回忆说：“1921年暑假，我们几个北大学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张国焘教数学、物理，邓中夏教国文，我教英文。正在这时，我们接到上海的来信（可能是李达写的），说最近要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我们推选出两个人去参加。我们几个人——张国焘、我、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就开会研究，会议是谁主持的我已记不清楚。”“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张国焘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需要参与一大的筹备工作。因此在代表产生后，他便立即动身赴上海。刘仁静则在1921年6月底才动身，他与邓中夏、黄日葵同行，从北京乘车南下，于7月2日到达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随后，刘仁静离开南京赴上海出席一大，到上海时已是7月7日左右。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据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记载：“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谢觉哉在1952年回忆此事时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陈潭秋后来回忆说：“1921年的夏天，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学校的楼上，在7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9个临时寓客。”“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 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由北京赴上海的途中，过济南时下车停留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了一次。张国焘离开后不久，他们也乘火车南下，大约在6月下旬到达上海。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接到上海的通知后，便在党员谭植棠家中召开会议，推选出席一大的代表。除了广州党组织的成员外，陈独秀、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推选陈公博为广州代表。他于7月14日偕新婚妻子李励庄从广州出发，经由香港转赴上海。陈公博在1944年回忆说：“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赴上海参加会议。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向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如东京的施存统、鹿儿岛的周佛海发了信。这时，施存统到日本时间不长，功课也紧，便推荐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一大。周佛海后来回忆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 各地代表陆续来到上海。除陈公博偕新婚夫人住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外，大多数住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改为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内。博文女校开办于1917年，董事长是黄兴夫人王宗汉，校长是黄绍兰，约有学生100人。李达夫人王会悟承担了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

至此，13位代表会聚于上海这座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就要发生了。

三.为什么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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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揭秘中共中央党校

揭秘中共中央党校

在中国内地什么地方，司机开车会最小心？曾经有一位外国的驻华记者给出过一个很有趣的答案：中共中央党校。他说自己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发现在中央党校里，司机开车会明显让着行人。“因为他们知道，行人当中说不准就有中共中央未来的总书记。”——胡锦涛就曾是中央党校83级的中青班学员。

中央党校历任校长也不乏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兼任，比如毛泽东和华国锋，也有在成为最高领导人前担任中央党校校长职务的，比如胡耀邦，再比如曾经的学员胡锦涛在10年后又兼任了10年中央党校校长。

不过，这个似乎预示官员们大好前途的机构，此前处于一种“江湖流传着许多它的传说”，但其真面目掩藏在一层面纱背后的状态里，显得颇为神秘。

党内特殊地位

坐落于北京西北大有庄、与颐和园比邻的中共中央党校，从你站到党校门口，就会不断有人提醒你，大门口的校名是江泽民题写的，校园中的“实事求是”校训碑是毛泽东题写的，大礼堂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邓小平题写的。占地1200亩的中央党校，上个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在地图上没有标识，用查号台查不出电话号码的保密单位，而如今它已经从封闭式办学转为开放式办学。不过，要进入中共中央党校的大门，还是必须要经过一个严格的手续。与一般的学校一样，中央党校有教学楼、办公楼、学员宿舍楼、体育馆、食堂、礼堂，大院里绿树成荫，园林、假山、人工湖错落有致，来来往往没几个人，显得格外幽静。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五点起都会播放一个小时的音乐，让学员们在下课后可以在校园里放松地散步、思考。

中央党校的常规班次主要包括进修班、培训班、专题研讨班和师资培训班。进修班主要是轮训省部级、厅局级党员领导干部和县(市)委书记，现在的进修班以研究式教学为主，学制为两个月。

培训班以系统的理论学习为主，主要是培训省部级后备干部，厅局级当中的中青年党员领导干部，以及新疆和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学制略微长一些，要半年或者一年。

专题研讨班则根据内容需要，学制分别为一周、两周或三周，主要针对党的理论建设当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中央党校还是中共的一个主要智囊机构，有直接送中央有关领导的《思想理论内参》，也有内部发行的《理论动态》。上世纪70年代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是在《理论动态》上发表。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央党校就被看作是新兴思潮的策源地和风向标。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思想解放，都和中央党校或直接或间接地有关联。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中央党校就确立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了报告，就当时的市场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

这被认为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到中央党校“吹风”的开始，其后的历次党代会前，最高领导人都要去中央党校“吹风”，这无形中增加了中央党校的影响。

或许正因为中央党校的这种特殊地位，很多外国政要也把在中央党校演讲作为他们访华的一个重要节目。2007年，正在中国出席第二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国财长盖特纳，专程到中央党校演讲，就是由美方主动提出的。

学员不好当

坐在中央党校门口路边休息的一位修路工也知道，“上这儿来学习，回去就要升官了”。

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李景田以函授学员的身份在中央党校学习，宿舍楼还是每一层楼一台电视、一部电话的状态。如果来一个电话，住在电话间旁边的那个学员像接线员似的，满楼地喊，谁谁谁来电话了。洗澡则是到一个大浴池里面去洗。

现在中央党校为厅局级学员提供的宿舍就好多了。约20平方米的单人宿舍里，陈设和一般酒店的房间没有区别，但里面的床、家具、卫生间、电视、空调、沙发都显得陈旧。与酒店房间最大的不同在于都有一个书柜，里面整齐码放着19本党校学员的教材，包括毛选、邓选、江选、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等。

宿舍楼的门口还贴着规章制度，要求学员们“不得留宿客人”，“晚上11点宿舍楼关门”。一位服务员说，这些制度都能得到很好的遵守。

河南济源市市长赵素萍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她是中央党校2010年中青一班的学员。这个班有100多名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厅局级党员领导干部，他们将在中央党校接受为期四个半月的培训。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晨练，七点半吃早饭，八点半上课。

中午短暂休息后，下午两点半上课，晚上七点半后还有讲座……下午下课以后，学员们通常会到体育馆进行一下锻炼。党校的体育馆包括网球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游泳池等。体育馆一角的书店里，摆放着各类图书供学员们选购，大部分是经济管理、古典文集、养生保健、政治历史类的读物。已经判刑入狱的黄光裕的传记，四人帮的各种秘闻，也赫然在列。

虽然在党校学习不需要交学费，也可以免费住宿，但吃饭需要自己掏一部分钱。党校食堂的菜单非常诱人，以7月1日晚饭而言，光主食就有近20种，发糕、烧饼、枣荷叶，各种风味都有，热菜也有十几种，红烧肉、木耳奶白菜等等。晚饭后，党校经常为学员们安排各种讲座，一般安排在晚上 7点40分开始，那时候新闻联播刚刚结束。

这就是赵素萍在中央党校的学习生活：“课程非常紧，根本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而且学校对学员管理非常严格，外出必须请假，晚上11点前必须回宿舍。”

她属于中央党校里比较“打眼”的中青班的学员群体。在开办之初，中青班的学制为半年至三年，虽然明确了是培养后备干部的，但是“备”到哪一级的干部其实都有。

1995年以后，中共中央将中青班定位为为省部级领导干部培养后备力量。因而，对学员的选派也更加重视，从招生到审查，都由中组部直接把关。

李景田说，他前些天和一个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聊天，这名学员说，前些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有几个晚上不出去吃饭，就感到有压力，人们会说他人缘不好，没朋友。现在则不然了，出去吃饭反倒会有压力了。

教员也不好当

与教员相比，学员们都从“第一线”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的出访过不少国家，有的就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教员的讲课能让学员佩服很困难。有的时候双方争论得面红耳赤，“说了一些互相很不尊重的话的情况都有”。

而且中央党校对教员还有严格的考评制度和竞争机制：每次课后，学员们都会拿着学校教务部发的教学评估表，对老师的观点阐述、教学态度等进行无记名评分。

如果有一位学员打分较低，这堂课的整体分数就会被拉下来。讲得好、得分高，上讲台的机会就多。分数最低的和低于8.8分的教员，下学期校方不会为其排课，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研究和备课后，校方才会重新安排。而外界对中央党校的教授们有特殊的看重。

在每次中共中央全会和党代会召开时，该校关键部门的教授们都会成为记者“宠儿”，要应对记者们的高频约访，尤其是被认为参与了有关筹备工作的学者们。

媒体的热情来自一贯经验：由于教授们经常和高级官员接触，高层的很多重要讲话都在中央党校发表，因此中央党校教授对趋势往往有更准确的理解。

真正吸引媒体的，是中央党校作为执政党理论智库的地位，比如经常参与党代会报告中相关理论部分的起草。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曾撰文说，郑必坚(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相继参加了十五大报告(负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十六大报告(负责前面总论部分)的起草，又参加了这期间各次中央全会的理论性纲领性决议的起草。这意味着接受采访的教授，或许就为他感兴趣的中央决策提供过智力支持。中新社曾经有一篇文章说，“被视为对十七大报告定调的‘6·25讲话’就是出自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大院。” 中央党校对教员们的要求是，讲课、公开发表的言论必须坚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都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对发表和中央不一致的言论的教员，李景田说，会“对他进行严肃批评教育”，也会“继续鼓励他在学术研究当中解放思想，大胆探讨”。

当年任职副校长的胡耀邦曾定下“四不”的原则，即“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虽然“课堂有纪律”，但是“研究无禁区”。王橙宇的博文

在中国内地什么地方，司机开车会最小心？曾经有一位外国的驻华记者给出过一个很有趣的答案：中共中央党校。他说自己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发现在中央党校里，司机开车会明显让着行人。“因为他们知道，行人当中说不准就有中共中央未来的总书记。”——胡锦涛就曾是中央党校83级的中青班学员。中央党校历任校长也不乏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兼任，比如毛泽东和华国锋，也有在成为最高领导人前担任中央党校校长职务的，比如胡耀邦，再比如曾经的学员胡锦涛在10年后又兼任了10年中央党校校长。

不过，这个似乎预示官员们大好前途的机构，此前处于一种“江湖流传着许多它的传说”，但其真面目掩藏在一层面纱背后的状态里，显得颇为神秘。

党内特殊地位

坐落于北京西北大有庄、与颐和园比邻的中共中央党校，从你站到党校门口，就会不断有人提醒你，大门口的校名是江泽民题写的，校园中的“实事求是”校训碑是毛泽东题写的，大礼堂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邓小平题写的。占地1200亩的中央党校，上个世纪80年代还是一个在地图上没有标识，用查号台查不出电话号码的保密单位，而如今它已经从封闭式办学转为开放式办学。不过，要进入中共中央党校的大门，还是必须要经过一个严格的手续。与一般的学校一样，中央党校有教学楼、办公楼、学员宿舍楼、体育馆、食堂、礼堂，大院里绿树成荫，园林、假山、人工湖错落有致，来来往往没几个人，显得格外幽静。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五点起都会播放一个小时的音乐，让学员们在下课后可以在校园里放松地散步、思考。

中央党校的常规班次主要包括进修班、培训班、专题研讨班和师资培训班。进修班主要是轮训省部级、厅局级党员领导干部和县(市)委书记，现在的进修班以研究式教学为主，学制为两个月。

培训班以系统的理论学习为主，主要是培训省部级后备干部，厅局级当中的中青年党员领导干部，以及新疆和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学制略微长一些，要半年或者一年。

专题研讨班则根据内容需要，学制分别为一周、两周或三周，主要针对党的理论建设当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中央党校还是中共的一个主要智囊机构，有直接送中央有关领导的《思想理论内参》，也有内部发行的《理论动态》。上世纪70年代引发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是在《理论动态》上发表。

也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央党校就被看作是新兴思潮的策源地和风向标。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思想解放，都和中央党校或直接或间接地有关联。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中央党校就确立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了报告，就当时的市场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这被认为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到中央党校“吹风”的开始，其后的历次党代会前，最高领导人都要去中央党校“吹风”，这无形中增加了中央党校的影响。

或许正因为中央党校的这种特殊地位，很多外国政要也把在中央党校演讲作为他们访华的一个重要节目。2007年，正在中国出席第二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国财长盖特纳，专程到中央党校演讲，就是由美方主动提出的。

学员不好当

坐在中央党校门口路边休息的一位修路工也知道，“上这儿来学习，回去就要升官了”。

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李景田以函授学员的身份在中央党校学习，宿舍楼还是每一层楼一台电视、一部电话的状态。如果来一个电话，住在电话间旁边的那个学员像接线员似的，满楼地喊，谁谁谁来电话了。洗澡则是到一个大浴池里面去洗。

现在中央党校为厅局级学员提供的宿舍就好多了。约20平方米的单人宿舍里，陈设和一般酒店的房间没有区别，但里面的床、家具、卫生间、电视、空调、沙发都显得陈旧。与酒店房间最大的不同在于都有一个书柜，里面整齐码放着19本党校学员的教材，包括毛选、邓选、江选、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等。

宿舍楼的门口还贴着规章制度，要求学员们“不得留宿客人”，“晚上11点宿舍楼关门”。一位服务员说，这些制度都能得到很好的遵守。

河南济源市市长赵素萍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她是中央党校2010年中青一班的学员。这个班有100多名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厅局级党员领导干部，他们将在中央党校接受为期四个半月的培训。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晨练，七点半吃早饭，八点半上课。

中午短暂休息后，下午两点半上课，晚上七点半后还有讲座……下午下课以后，学员们通常会到体育馆进行一下锻炼。党校的体育馆包括网球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游泳池等。体育馆一角的书店里，摆放着各类图书供学员们选购，大部分是经济管理、古典文集、养生保健、政治历史类的读物。已经判刑入狱的黄光裕的传记，四人帮的各种秘闻，也赫然在列。

虽然在党校学习不需要交学费，也可以免费住宿，但吃饭需要自己掏一部分钱。党校食堂的菜单非常诱人，以7月1日晚饭而言，光主食就有近20种，发糕、烧饼、枣荷叶，各种风味都有，热菜也有十几种，红烧肉、木耳奶白菜等等。晚饭后，党校经常为学员们安排各种讲座，一般安排在晚上 7点40分开始，那时候新闻联播刚刚结束。这就是赵素萍在中央党校的学习生活：“课程非常紧，根本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而且学校对学员管理非常严格，外出必须请假，晚上11点前必须回宿舍。”

她属于中央党校里比较“打眼”的中青班的学员群体。在开办之初，中青班的学制为半年至三年，虽然明确了是培养后备干部的，但是“备”到哪一级的干部其实都有。

1995年以后，中共中央将中青班定位为为省部级领导干部培养后备力量。因而，对学员的选派也更加重视，从招生到审查，都由中组部直接把关。

李景田说，他前些天和一个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聊天，这名学员说，前些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有几个晚上不出去吃饭，就感到有压力，人们会说他人缘不好，没朋友。现在则不然了，出去吃饭反倒会有压力了。

教员也不好当

与教员相比，学员们都从“第一线”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的出访过不少国家，有的就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教员的讲课能让学员佩服很困难。有的时候双方争论得面红耳赤，“说了一些互相很不尊重的话的情况都有”。

而且中央党校对教员还有严格的考评制度和竞争机制：每次课后，学员们都会拿着学校教务部发的教学评估表，对老师的观点阐述、教学态度等进行无记名评分。

如果有一位学员打分较低，这堂课的整体分数就会被拉下来。讲得好、得分高，上讲台的机会就多。分数最低的和低于8.8分的教员，下学期校方不会为其排课，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研究和备课后，校方才会重新安排。而外界对中央党校的教授们有特殊的看重。

在每次中共中央全会和党代会召开时，该校关键部门的教授们都会成为记者“宠儿”，要应对记者们的高频约访，尤其是被认为参与了有关筹备工作的学者们。

媒体的热情来自一贯经验：由于教授们经常和高级官员接触，高层的很多重要讲话都在中央党校发表，因此中央党校教授对趋势往往有更准确的理解。

真正吸引媒体的，是中央党校作为执政党理论智库的地位，比如经常参与党代会报告中相关理论部分的起草。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曾撰文说，郑必坚(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相继参加了十五大报告(负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十六大报告(负责前面总论部分)的起草，又参加了这期间各次中央全会的理论性纲领性决议的起草。这意味着接受采访的教授，或许就为他感兴趣的中央决策提供过智力支持。中新社曾经有一篇文章说，“被视为对十七大报告定调的‘6·25讲话’就是出自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大院。” 中央党校对教员们的要求是，讲课、公开发表的言论必须坚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都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对发表和中央不一致的言论的教员，李景田说，会“对他进行严肃批评教育”，也会“继续鼓励他在学术研究当中解放思想，大胆探讨”。

当年任职副校长的胡耀邦曾定下“四不”的原则，即“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虽然“课堂有纪律”，但是“研究无禁区”。王橙宇的博文

第三篇：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

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

管理学院 12113490904-王晓林

五月的天气，下着绵绵细雨，空气里弥漫着些许不安宁的气息，也有些莫名的沉重。我和同学一起踏上了会址纪念馆的大门，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于这栋石库门兼职形成一道迷人风景线。

我喜欢这种典型的石库门式样建筑，外墙青红砖交错，镶嵌白色粉线，黑漆漆的大门上配上铜环，门框围着米黄色石条。经过修缮后，与周边的现代建筑巧妙结合在一起，更显得摩登起来。这种典型的上海居民住房建筑见证了中共历史上很多重要会议，比如贵州的遵义会议会址。他们就像那个时代的中华儿女，见证了祖国的成长。

我曾说过，或许我没有能力为我的国家做些什么，但我一定是个从骨子里爱国的人。每次看记录片，我都会热泪盈眶，每当国歌响起，红旗飘扬，我便有说不出的感动和安宁，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那面鲜艳的党旗，一群身着墨绿色服装的党员叔叔正在郑重地宣誓，从他们严肃的神情可见他们心中深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踏上白色大理石所铺成的阶梯，二楼便是各类历史文物的展览厅。站在那些历史遗物和前辈们的相片前，回首80多年的历史画卷，我感受到一种来自历史的信念和激情，我被这种信念和激情感动着，我不知道是我不足够坚强还是因为骨子里的那份敬意和感激，我哭了„„我想每个人的这份情意都不一样，但是，我为先驱们骄傲，我也为我的良知骄傲。

在这里，我也看到了那些曾经放弃和背叛人民的罪人，我不知道当我涉猎到这段历史时，内心有多难过多失落，但是也感激这段历史，留下了最值得我们尊敬和爱戴的勇者。

雨似乎不再只是细细碎碎的，开始有豆大的颗粒亲吻你的脸颊，沉重的心情可以被我身边的一些爱国游客的言语释然，我看到充满爱的人民，注重历史文化传播的人民，注重爱国教育的人民。我看到，历史红色旅程对人民的影响力，看到这段历史留下的痕迹，看到充满爱的祖国的未来！-

第四篇：历史深处的忧虑

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历史深处的忧虑》中，林达用朴实的笔触和讲故事的方法让美国从一堆抽象的概念中走出来，变成了他们脚下实实在在的土地，变成了一片片森林牧场，变成了一个一个美国人。林达以他在美国草根层摸爬滚打的经历、感受写下了对美国民主制度、自由、美国历史的深刻观察、认识。书中以委婉的笔触、平易近人、朴实的文风把美国复杂、历史背景深远的法律、制度的渊源梳理得井井有条。让读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美国的制度，从而引起自己的思考。

读到“移民，移民”这一篇时对一个比喻印象很深刻，国人因为美国是移民王国总把它比作是世界各民族的“大熔炉”，凡是进到美国的人都被同化了。但是美国本土人却说这不是“大熔炉”是一个“蔬菜色拉锅”，在里头搅了半天，青菜还是青菜，萝卜还是萝卜。作为移民的大国，美国的流动变化的非常之快，大多数人都是“移过来”的，虽然各自在同一个背景下生活，但是还是有着固定的交流的民族区域。他们甚至可以固定在一个小区一辈子说着母语去生活，就像“色拉锅”里的青菜、萝卜各安天下。毕竟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差异总是无法避免的。林达向我们表达的是各国的移民所保持的不仅是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持着他们各自的政治见解以及政治偏见，宗教信仰乃至宗教狂热，一些新移民甚至保持着他们的母国，或者说前祖国的遗爱或宿怨。但是非常惊奇的在差异中保持着共存。

林达用大幅文笔写了美国的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等。林达谈美国的自由先从美国的不自由讲起。美国以自由出名，但是这种自由并不是一种自由放任。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一部分自由，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美国式的自由是建立在比较健全的法制基础上的。比如对酒的限制等等对生活规范的规定。美国宪法认为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思想，不管说的是真理还是谬误。中国人通常认为，提倡言论自由是因为谁也不能确定自己说的就是真理，真理要越辩越明。但是美国人认为，只要以为言论自由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真理，那么就终有一日，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无法阻挡一个或数个权威在手的人物，或是一群所谓的“大多数”，出来把自己宣布为“真理”，而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这是他们永远不希望看到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在美国，“言论自由”和“追求真理” 之间的界限，是划的十分清楚的。

在美国，这是两件完全不想干的事情。言论自由只有一个目的，保证每个人能够说出他自己的声音，保证这个世界永远有不同的声音。而绝不是希望到了某一天，人们只发出一种声音，哪怕公认为这是“真理”的声音。

书中占用篇幅最多的是曾经轰动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辛普森杀妻案。以此案的审理过程为线索，作者详细介绍了美国的司法制度。美国的法律是尽最大可能保护被告的，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判一个。这样就有很多被害者的正义得不到伸张，很多嫌疑犯由于证据不足而被释放，包括很有可能杀了人的辛普森。但他们却也很理性地理解了陪审团的决定，因为，原告确实没能出示百分之百令人信服的证据。尽管被告很可能是真正的杀人犯，并且很可能再也不能将他捉拿归案，但是，在法庭上却是公平的。假如仅仅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有罪就判刑，而不管证据如何，那下次很可能就会出现冤案。

也许你也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个日本留学生闯进一个美国私人小花园，主人拿枪对着他说不要动，他听不懂，最后主人开枪打死了那日本人，最后也是判那人无罪。也许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差别的原因吧，但至少这能说明美国人对家这个私人住所的理解，是一个不允许任何侵犯的堡垒，就算对方是个政府，也不行。

林达在开篇就说，美国不是一个善于遮羞的国家，它投出一片阳光，就落下一片阴影。在读了《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之一》后，不仅仅因为它让我更加了解美国，更因为它让我开始努力去思考一些没有思考过的事物，让我开始以全新的视野去看待社会。我更希望我们的国家——中国，能够不断繁荣富强，不断完善民主和法制，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她的人民自由的生活在华夏这片土地上，不再有历史深处的忧虑。

第五篇：历史深处的忧虑

《历史深处的忧虑》读后感

一个上下五千年的古国和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隔洋相望，误解和隔阂不仅源自于遥远的距离，更主要的因为两者有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这和历史有关，和文化有关。谈起美国，除去其强势，令人想到最多的，恐怕就是它的自由了。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以书信的形式，引用许许多多发生在美国的故事，生动地将美国的自由展现在了读者的眼前。不得不说，这本书给我展现了一个与我印象中的美国不同的全新的美国，也让我对美国的自由有了新的认识。

说到自由，首先要提及的当然是言论和出版自由。那么，美国是怎样对言论自由作出解释的呢？正如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中所提及到的：1969年，美国最高法院规定，只有当一个言论所宣传的暴力，有可能直接煽起“迫在眉睫”的非法行动时，政府才有权干预。正是因为这项规定，“美国的言论自由与言论的内容无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无关，与真理还是谬误无关”（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这也使美国几乎杜绝了以言论自由获罪。也正因为如此，在美国，你经常可以在电台或电视节目中听到主持人和听众对于各种问题、时事所发表的各种言论，这其中有宣传白人至上的，宣扬黑人权利的，甚至于痛骂政府和总统的。在林达所描述的美国人权节上，各种组织在最好的中心地段宣传着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宗旨和目标。更有甚者，在一些在美国影响较大的民兵团体所散发的训练手册中，你还可以看到各种以联邦政府为假想敌的设计周详的攻击行动计划，对于其内容之令人震惊程度，林达在书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不知道你看了有没有吓一跳，我反正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真的问了好几遍：这样的出版物真的合法吗？”但当我看到书上所摘录的那些训练手册中的部分内容时，我也不自觉地产生了和林达一样的疑问：这样的出版物真的不会被禁止吗？出版这样的书的人不会去坐牢吗？答案当然是不会。美国政府根本无法也没有权利这样做（纵使这些出版物上所罗列出的方案都是针对他的），“因为这些手册上的方案只能算是抽象的指导原则，而不是正在实施的计划，没有产生‘迫在眉睫’的危险，所以，它也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说错了一句话或发表了一篇不当的言论而被捕入狱或被跨省。

在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这本书中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自由和安全，自由和代价，这是一个没有终极的选择。这句话是林达再提及到号称是自二战的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所遭受的最严重的袭击的俄克拉何马爆炸案时写下的一句话。在书中，作者说俄克拉何马爆炸案是美国必须为其自由所支付的代价之一，“这场爆炸案是对美国人自由的‘生活方式’和对于自由‘信仰’的攻击。”在爆炸案发生后，美国参众两院很快通过了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反恐怖法，这引起了美国民权组织和知识阶层的强烈关注。因为反恐怖法中的一些权利只要稍微被滥用一下，美国人的自由马上就岌岌可危。但“在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自由就会被逼的让步”。毫无疑问，美国人对于自由是非常敏感的，“迄今为止，美国人在安全与自由面前，他们还是在选择了自由，还是选择继续支付代价以保留自由”。

每一缕阳光下，都有一片阴影。追逐享阳光，就得面对阴暗冰冷的阴影，这就是“自由的代价”。美国人民选择“自由”，就必须自己的选择承担这个代价。我庆幸我读了《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之一》，不仅仅因为它让我更加了解美国，更因为它让我开始努力去思考一些没有思考过的事物，让我开始以全新的视野去看待社会。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够踏上美国的国土，去感受一下现实中的美国，我更希望我们的国家——中国，能够不断繁荣富强，不断完善民主和法制，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前大的国家，她的人民自由的生活在华夏这片土地上，不再有历史深处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