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深刻认识“两面人”的危害

第一篇：【时评】深刻认识“两面人”的危害

【时评】深刻认识“两面人”的危害

2017-04-14 19:03近年来，随着严打专项斗争的深入，一批“两面人”开始浮出水面，这些人在与“三股势力”作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态度暧昧、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甚至和“三股势力”勾肩搭背、沆瀣一气，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进程中比暴恐分子更阴险、更狠毒，危害更深重、更长远的破坏性力量。

蜀黍将陆续刊发一组四篇新疆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深入分析阐释“两面人”的种种表现、罪恶本质及其深重危害，号召各族干部群众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与“两面人”划清界限，揭穿“两面人”的丑恶嘴脸，齐心协力夺取反分裂斗争的全面胜利。

深刻认识“两面人”的危害 新疆日报评论员

种种现实迹象已经表明，比起肆意制造事端的暴恐分子，“两面人”更奸诈、更阴险、更可怕，危害更长远、更深重！不仅影响到反分裂斗争这场硬仗的成败，更会破坏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进程，影响总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首先要在思想上对“两面人”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才能在立场上、行动上，更加自觉而坚决地与“两面人”划清界限，同“两面人”展开斗争。“两面人”严重危害我们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大业。近一段时间以来，持续深入开展的严打专项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沉重打击了“三股势力”的嚣张气焰，自治区打出的反恐维稳“组合拳”也已经见到成效，社会稳定的形势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维护稳定没有局外地区、没有局外单位、没有局外人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正因为任何领域的人和工作都与稳定紧密相连，一旦出现“两面人”，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反恐维稳斗争的成效，破坏我们已经取得的维稳成果。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干部队伍是打赢反恐维稳斗争的坚强保证。在这场我们与“三股势力”的激烈交锋中，党员干部要身先士卒，做出表率。党员干部中如果出了表里不一的“两面人”，出了组织策划暴恐活动的“幕后黑手”，给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带来的危害不可估量。如果“两面人”出现在领导干部中，权力就可能成为“三股势力”的保护伞，反恐维稳的各项举措就难以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甚至会产生倒行逆施的危险；如果“两面人”出现在政法队伍，反恐维稳的行动力、战斗力就会大为削弱，犯罪分子就有可能被袒护包庇，公平正义就得不到伸张；如果“两面人”出现在基层干部中，自然无法引导群众、发动群众，促进和谐、维护稳定，“强基层打基础”也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更难凝聚起反恐维稳的强大力量。

新疆最大的群众工作是民族团结、宗教和谐。在少数民族人口多、信教群众比重大的新疆，广大宗教人士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维护稳定、促进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年来，党和政府在促进宗教和睦和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争取和凝聚了人心，我区广大信教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出现在宗教人士中的“两面人”，恰如阵阵妖风，破坏力巨大。他们利用合法的身份在合法的平台上对信教群众思想的渗透和蛊惑，让宗教极端思想阴魂难散，成为暴恐活动多发频发的根源。他们对信教群众的欺骗和蒙蔽，更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维护稳定的思想基础，抵消了我们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取得的反恐维稳成绩。

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在改善民生、增加就业方面作出积极贡献，也要在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然而，一些隐藏在非公经济中的“两面人”却无视国法，以商涉恐、以商资恐，为暴恐活动埋单、为“三股势力”撑腰，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破坏，给我们的反分裂斗争制造了直接的现实危害。“两面人”极具隐蔽性、欺骗性。尽管有一些“两面人”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已经浮出了水面，但是可以断定，还有为数不少的“两面人”隐藏在各族干部群众身边，伺机制造各种障碍和麻烦，给新疆维护稳定的大局添堵添乱。“两面人”出现在教育系统，直接扭曲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破坏力甚至可能波及几代人；“两面人”出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势必扰乱思想、扰乱人心，流毒深远 ……

当前，甄别和清除“两面人”的斗争正在向纵深发展，形势复杂、任务艰巨，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提高认识、看清本质，是夺取这场斗争胜利的关键，要贯穿斗争的始终。每一位新疆儿女只有深刻认识“两面人”的危害，坚定立场、坚定信心，才能夺取这场斗争的全面胜利。

第二篇：对“两面人”现实表现及危害认识

“学讲话、学通报、肃流毒、反渗透”表态发言稿材料

对“两面人”现实表现及危害认识

表态发言

乌恰县实验小学教师：开日麦江·图尔荪

我作为一名党员教师，要始终牢记政治责任、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坚决不说两面话、不做两面事、不当两面人，充分发挥好少数民族党员特殊优势和作用，敢于发声亮剑，旗帜鲜明地向两面人，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和带动身边广大的群众对两面人不再沉默。不当两面人，争做对党忠诚的表率。

敢于发声亮剑、敢于揭批“两面人”，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增强“四个自信”。教育引导全体教师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坚持三尺讲台讲政治、讲纪律、守好育人阵地，坚决做到教书不忘育人根本，言行不忘为人师表。紧紧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努力工作。

我坚决维护总书记权威，坚决贯彻党中央治疆方略，坚决聚焦落实新疆工作总目标，坚决同干部队伍中的‘两面人’作斗争，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国！

第三篇：2013高考作文素材：最新深刻时评之一

时评文章

“文化墙”就是地地道道的“遮羞

近日，人民网记者从甘肃漳县境内212国道经过时发现，沿线的部分村庄在路边竖起了一堵堵高约两米、用琉璃瓦装饰的墙，将路边农户的房屋遮挡住，部分墙体已经刷成白色。这些墙是今年10月份开始建的。“是公家（政府）修的，具体哪个单位不太清楚。”几位村民的回答大同小异。一位齐姓村民表示，这些墙是“扶贫项目”，但除了这些墙，他“再没听见其他的扶贫项目”。当地村民们认为，这些墙“最大的作用就是遮丑，农民房子不好看。”（12月4日《西安日报》）

诚如这些村民所言，当地政府修建的漂亮的高墙，目的是为了用来遮羞，遮住村民破旧的房屋，让前来检查的领导留下美好的印象。这样，当地官员不但面子上好看，仕途还有可能因此一帆风顺。

其实，修建“遮羞墙”这种做法，并不是漳县首创，比如，2010年，甘肃永靖县部分公路两边，就砌了9处总长度2公里多的高墙，用来挡住农民破旧的房屋和院落；而为了配合郑州创建文明城市大检查，河南省郑州市古荥镇在政府门前的老街两侧建起了两道绵延2千多米的高墙，把道路两边的杂物挡住，使老街“不那么难看”；江苏南京也连夜在待拆的南西营村土房子前突击盖起了围墙，这些围墙，都被群众形象地比喻为“遮羞墙”。

这些“遮羞墙”，当地政府都会赋予其一个好听的名字，有的称之为“美化工程”，有的称其是“文化墙”。然而，漂亮光鲜的名字遮不住那些官员美化政绩的邪念，“遮羞墙”暴露了很多问题。一是暴露了基层官员的虚假政绩。基层官员修建“遮羞墙”，无非是为了敷衍上级检查，给上级留下美好印象。至于“遮羞墙”背后的脏乱差，贫穷和落后，则根本无暇去管，也无心去管。二是暴露了上级官员的一些问题。一些官员视察、检查工作，都是走马观花，他们看的是表面，参观的是地方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却看不到这些工程背后的脏乱差和假恶丑。这种没有真正走进基层，没有真正深入老百姓之中的视察和检查，则被老百姓称为“扰民工程”。

“面子工程”和“扰民工程”是互相呼应的，“扰民工程”催生了“面子工程”，而“面子工程”助推了“扰民工程”，两者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正视高门票带来的“文化鸿沟”

旅游资源多是公共资源，是社会的共同财富，具有很强公益性，理应最大限度地用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旅游旺季将至，各景点门票涨价声又起。据报道，全国130家5A级景区中近一半门票价格过百元，超过一成门票价格在200元以上。

门票岁岁涨，质疑年年有。今次，在众多“门票经济”、“畸形旅游产业”的追问中，有一种声音格外值得认真倾听——有专家指出，高门票实际上是把中低收入者拒之门外，这显然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确实，高门票越来越多的将中低收入者阻挡在景区、旅游区之外。100元的门票，一家三口出游，加上餐饮、交通费等支出，中低收入人群还真是“玩不起”。

作为文化消费的一种，旅游正成为社会分层的新标尺。一如教育鸿沟、数字鸿沟，贫富差距正导致社会文化消费分层，让文化休闲走向“奢侈品”。虽然门票在整个旅游消费中的比重也许不算太大，但因为门票背后的旅游景区多是公共资源，本身具有公益性质，高价门票不仅在经济上给中低收入者更多压力，也在公共产品服务导向上让人滋生不满，进一步加深这道“文化鸿沟”。

这几年，人们感叹大学教育的不公平，这当然有多种因素，但必须承认，生活在大中城市、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孩子，确实有更多条件享受从幼儿园到中学的优质教育资源，有更多机会参加各种兴趣班进行“素质教育”，有更多能力于名山大川的游历中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丰富阅历。当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卢浮宫里流连忘返时，许多偏僻农村的留守儿童却因无钱支付门票，连家门口的“世界遗产”都无法一睹。

市场经济不可能没有贫富差别，作为政府，既有责任鼓励人们积极创造财富，也有义务让公共资源服务更多的人，以公共资源共享填平社会鸿沟。旅游资源多具公共性，尤其是那些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是社会的共同财富，理应最大限度地用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启迪国民心智，滋养国民心灵，而不仅仅成为促进一地GDP增长的发动机。

对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公益性质的强调，并不妨碍旅游产业的发展，相反，门票优惠政策往往能给一地的旅游带来乘法效应，兼顾旅游业的公平与效率。杭州西湖免费开放就是一个经典案例，“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西湖之美面向天下所有人，无关贫富，无论贵贱；低价门票甚至免门票，能够吸引更多的参观者，他们在门票之外的商业消费往往数倍于门票收入。

贫富差异是无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如果说，那些因城乡分割、教育发展不均衡等等造成的历史鸿沟，需要漫长的时间与努力才能填平，那么，我们现在起码要做到不再人为加大社会裂痕。比如，从降低景区门票，博物馆、美术馆免费开放等细微处做起，努力弥补不平等、积极促成社会公平。

清明祭祀，该融入怎样的现代元素

清明节，有一条有关清明纸iPhone和乔布斯的微博很火：苹果CEO库克清明节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了乔布斯，乔帮主一脸惨兮兮地说：“小克克，你现在在中国吧？赶紧告死那些卖清明纸iPhone的人，阴间突然多了成千上万的iPhone，每个人都来找我越狱!老子不会越狱啊！”

这条微博是有感而发的。有记者报道，清明买祭品，才知祭品早就不仅仅是银锭，居然看到苹果手机及机套充电器。问：老辈不懂怎么用？卖祭品的答：乔布斯会教的。并且，街头小巷卖祭品的小店里，纸做的“苹果手机”还从不采取限购政策，要多少有多少。

如果说，地下的乔布斯要累死，一些当红的女明星，可能要气晕。在一些祭品店里，除了纸制的仿真奔驰、保时捷、银行卡外，还有女明星的图片，甚至很有想象力地搭售“与女明星的结婚证”。啥新潮、啥时尚，就搞出啥祭品，没有买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现在，市民的生活日新月异，种种“现代元素”被嫁接进祭祀中，本来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的一些地方，葬礼也已经走向艺术化、时尚化，棺材被 制作成豪车、小船、美人鱼、红酒瓶、飞机等等各种形状。

可问题是，清明祭祀“与时俱进”，应该符合社会公德和公众利益，不能玷污清明节的“清”和“明”。“手机”之类的祭品，固然时尚，但把别人的商标印上当祭品，太恶搞。而“女明星”之类的祭品，则属于太离谱，不但会让活人气个半死，逝去的恩爱老人若地下有知，没准也会气个半死。

清明祭祀如果不当，死者不安、生者烦。那么，怎样做才能两相安呢？

一些温州人做法就很时尚，也值得提倡。如远在香港的温州人王浩俊，就在天堂纪念网上为过世爷爷建立了一个“纪念馆”，注册一块虚拟“墓碑”，并附上生平简介等相关信息，和家人一起用送上虚拟鲜花、花烛或留言等形式，表达对爷爷的思念之情；家住温州市区下吕浦春秋社区的杜丽等11位中老年市民，则通过网络、家庭会的方式追思亲人，分享情感记忆和人生感悟。

在一些地方，一些时尚人士还在先人的墓碑上，刻上二维码，吊唁者只要扫描一下墓碑下角的二维码，手机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集合逝者生平介绍、照片、视频以及家族历史、亲友评论的网页。逝者亲友通过密码登陆后，还可以对页面进行更新，在上面添加每年清明家族扫墓追思的新内容。亲友、子孙后代，今后如果无法到墓前祭祀，还可直接在网上逝者纪念园祭祀留言。

这种闪烁着现代文明和智慧、寄托了人文情愫的清明祭祀方式，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

再见，那些声情并貌的叫卖电视广告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卫视频道播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管理工作的通知》，自2014年1月1日实施。《通知》明确，各卫视频道每天18点至24点时段内，不得播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其他时段播出电视购物短片广告时，必须严格执行总局相关具体规定，如不得使用主持人作宣传；不得使用“叫卖式”夸张配音、语调、动作等作宣传；不得使用“矫形”、“塑形”、“透脂”、“甩脂”等宣传或变相宣传丰胸、减肥产品等。（10月30日人民网）

没有美感，没有文采，只有集市上贩夫走卒式的叫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电视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声嘶力竭的叫卖式广告。我对那些主持人和推销员的评价是，绝对的演技派，“霸气侧露啊，有木有”。除了佩服演技，我还相当佩服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审美眼光和无底线准入标准。为了能够给电视台多赚点广告费，竟然可以允许让广大电视观众嘲笑电视台的审美。

不过，那些声情并貌的叫卖广告，就要和广大观众说拜拜了。广电总局出台的限制广告令，一反正常状态地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叫好之声。细细看来，此广告限播令主要有以下几个亮点：一是，黄金时间不能播电视购物广告；二是，叫卖式夸张配音、语调、动作也不能用于宣传了；三是，大大缩小了丰胸、减肥产品虚假宣传的空间。

市场经济社会之中，广告是繁荣的标志。放眼望望四周，在我们城市的各个角落，没有一处不含有广告。然而，电视台毕竟要保持一定的底线，既要有审美的底线，又要有赚钱的底线。虽说，赚更多的广告费是每一家电视台的经营目的之一。但是，我国多数电视台毕竟还是“事业单位”，因此，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更何况，之于公共媒体，本应就要有用良知对抗恶俗的勇气。广告无原罪。拍得广告能够达到吓唬人的效果，就有相当大的罪过了。有些广告，让人百看不厌，有些广告，则让人只想反胃。“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广告不是没有，但恶俗式的叫卖也是比比皆是。需要提醒的是，电视台不是夜市，广告的质量也不只是厂家和广告商自己的事。全国的观众，还是希望看能更多地能让人舒服的设计。如果广告都有“陈道明穿风衣”、“布拉德皮特开凯迪拉克”的高雅大气，相信会有不少观众宁愿为了看广告，也要看垃圾电视剧。

然而，好的制度和政策，需要不打折的执行和落实。我们从来不缺好制度，从来不缺相关部门的通知和规定，但是，一旦到了各电视台那里，却又变成了另外一个水平。一者，无论是多么恶俗的广告，总能登上大雅之堂，即便是一些本应不差钱的省级卫视，似乎面对这些恶俗的广告也来之不拒，问题是，咱的品味为何就那么容易让位于收入呢？二者，一些地方电视台甚至包括广电部门一直保持着自身的傲慢，笔者家里的数字电视竟然有三个专门的购物频道，这着实不可理解，一个每天买内衣，一个每天卖锅，另一个则每天卖拖把。看来，广告问题还得约束约束权力，或是要打破权力垄断。

再见吧，那些声情并貌的叫卖电视广告，对此，我们不再怀念，不留一丝遗憾。让广告更多的成为艺术，带给观众更多的美感和惊喜吧。

第四篇：2013高考作文素材：最新深刻时评之一

“文化墙”就是地地道道的“遮羞

近日，人民网记者从甘肃漳县境内212国道经过时发现，沿线的部分村庄在路边竖起了一堵堵高约两米、用琉璃瓦装饰的墙，将路边农户的房屋遮挡住，部分墙体已经刷成白色。这些墙是今年10月份开始建的。“是公家（政府）修的，具体哪个单位不太清楚。”几位村民的回答大同小异。一位齐姓村民表示，这些墙是“扶贫项目”，但除了这些墙，他“再没听见其他的扶贫项目”。当地村民们认为，这些墙“最大的作用就是遮丑，农民房子不好看。”（12月4日《西安日报》）

诚如这些村民所言，当地政府修建的漂亮的高墙，目的是为了用来遮羞，遮住村民破旧的房屋，让前来检查的领导留下美好的印象。这样，当地官员不但面子上好看，仕途还有可能因此一帆风顺。

其实，修建“遮羞墙”这种做法，并不是漳县首创，比如，2010年，甘肃永靖县部分公路两边，就砌了9处总长度2公里多的高墙，用来挡住农民破旧的房屋和院落；而为了配合郑州创建文明城市大检查，河南省郑州市古荥镇在政府门前的老街两侧建起了两道绵延2千多米的高墙，把道路两边的杂物挡住，使老街“不那么难看”；江苏南京也连夜在待拆的南西营村土房子前突击盖起了围墙，这些围墙，都被群众形象地比喻为“遮羞墙”。

这些“遮羞墙”，当地政府都会赋予其一个好听的名字，有的称之为“美化工程”，有的称其是“文化墙”。然而，漂亮光鲜的名字遮不住那些官员美化政绩的邪念，“遮羞墙”暴露了很多问题。一是暴露了基层官员的虚假政绩。基层官员修建“遮羞墙”，无非是为了敷衍上级检查，给上级留下美好印象。至于“遮羞墙”背后的脏乱差，贫穷和落后，则根本无暇去管，也无心去管。二是暴露了上级官员的一些问题。一些官员视察、检查工作，都是走马观花，他们看的是表面，参观的是地方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却看不到这些工程背后的脏乱差和假恶丑。这种没有真正走进基层，没有真正深入老百姓之中的视察和检查，则被老百姓称为“扰民工程”。

“面子工程”和“扰民工程”是互相呼应的，“扰民工程”催生了“面子工程”，而“面子工程”助推了“扰民工程”，两者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正视高门票带来的“文化鸿沟”

旅游资源多是公共资源，是社会的共同财富，具有很强公益性，理应最大限度地用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旅游旺季将至，各景点门票涨价声又起。据报道，全国130家5A级景区中近一半

门票价格过百元，超过一成门票价格在200元以上。

门票岁岁涨，质疑年年有。今次，在众多“门票经济”、“畸形旅游产业”的追问中，有一种声音格外值得认真倾听——有专家指出，高门票实际上是把中低收入者拒之门外，这显然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

确实，高门票越来越多的将中低收入者阻挡在景区、旅游区之外。100元的门票，一家三口出游，加上餐饮、交通费等支出，中低收入人群还真是“玩不起”。

作为文化消费的一种，旅游正成为社会分层的新标尺。一如教育鸿沟、数字鸿沟，贫富差距正导致社会文化消费分层，让文化休闲走向“奢侈品”。虽然门票在整个旅游消费中的比重也许不算太大，但因为门票背后的旅游景区多是公共资源，本身具有公益性质，高价门票不仅在经济上给中低收入者更多压力，也在公共产品服务导向上让人滋生不满，进一步加深这道“文化鸿沟”。

这几年，人们感叹大学教育的不公平，这当然有多种因素，但必须承认，生活在大中城市、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孩子，确实有更多条件享受从幼儿园到中学的优质教育资源，有更多机会参加各种兴趣班进行“素质教育”，有更多能力于名山大川的游历中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丰富阅历。当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卢浮宫里流连忘返时，许多偏僻农村的留守儿童却因无钱支付门票，连家门口的“世界遗产”都无法一睹。

市场经济不可能没有贫富差别，作为政府，既有责任鼓励人们积极创造财富，也有义务让公共资源服务更多的人，以公共资源共享填平社会鸿沟。旅游资源多具公共性，尤其是那些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是社会的共同财富，理应最大限度地用来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启迪国民心智，滋养国民心灵，而不仅仅成为促进一地GDP增长的发动机。

对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公益性质的强调，并不妨碍旅游产业的发展，相反，门票优惠政策往往能给一地的旅游带来乘法效应，兼顾旅游业的公平与效率。杭州西湖免费开放就是一个经典案例，“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西湖之美面向天下所有人，无关贫富，无论贵贱；低价门票甚至免门票，能够吸引更多的参观者，他们在门票之外的商业消费往往数倍于门票收入。

贫富差异是无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如果说，那些因城乡分割、教育发展不均衡等等造成的历史鸿沟，需要漫长的时间与努力才能填平，那么，我们现在起码要做到不再人为加大社会裂痕。比如，从降低景区门票，博物馆、美术馆免费开放等细微处做起，努力弥补不平等、积极促成社会公平。

“重大工程”就能违法用地吗？

本应是依法依规、依法行政模范的相关部门，在用地上却带头违法违规，既伤害了资源，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随着重大工程项目建设高潮的兴起，违法用地现象给国土资源保护带来的挑战愈加严峻。27日，国土资源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等6部委联手会商建立国土资源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以求破解重大项目违法违规用地顽疾。

事实上，土地管理并不缺乏制度约束。到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已经出台了十余部，还颁布实施了3次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建立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实施了国家土地监察制度和地方行政首长问责制。然而，一系列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仍未从根本上遏制违法违规用地现象。在一些领域，重大工程项目俨然成了违法用地的“特区”，个中原因值得深究。

一方面，在一些地方，土地作为最重要的要素资源，寄托了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的主要利益要求。土地财政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让有的地方对土地资源支配权的重视程度超过对土地管理的重视程度。二者一旦不能协调，往往会选择前者。重大工程项目因为时间紧、建设周期长、用地类别多、涉及范围广、用地报批工作难度大等客观原因，“未报即用”现象越来越多，甚至有地方把重大工程项目视为规避土地制度约束的挡箭牌。

另一方面，土地监管程序不畅，也是违法用地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目前，在土地管理格局上，地方政府部门与中央政府部门之间、中央政府的部门之间，仍然缺乏联动机制。在有的地方，许多重大工程项目异化成圈地游戏，造成大量土地闲置。近3年的土地执法检查数据表明，这一现象依然严重。

相关部门本应是依法依规、依法行政的模范，如今在用地问题上却违法违规，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而在人地关系长期紧张的形势下浪费土地，降低土地集约使用效率，又严重伤害了资源。

6部委建立国土资源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的尝试，无疑是打通土地监管脉络的效率改进。要让土地使用真正形成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个人意志服从客观规律的态势，还需进一步加强制度改进。比如，建立用地违法审查制度，通过提高土地监察在项目建设特别是重大项目建设中的权重，扭转监察成本过大、效果不彰的被动局面，让政府部门从土地的利益迷思中跳出来，实现土地的有序开发。此外，还需加快财税体制改革，通过新的长期税种的培育，帮助地方财政减轻对土地的过度依赖。

“十二五”期间，预计全国新增建设用地需求在4000万—4500万亩，超出规划安排规模1000万亩以上。能否通过制度改进平衡发展与国土资源保护间的关系，能否将政府部门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定好位，不仅决定房地产调控的前景，也将影响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

如何关上安置房“质量门”

如果为了速度不管质量是“讲政治”，那么，安置房“质量门”造成的后果又算什么呢？

江西省最大的地震灾民安置小区瑞昌市（县级）瑞民家园，日前被媒体曝光存在竹篾窨井盖、“纸壳”单元门等质量问题。当地政府也承认，因建设工期短，房屋“或多或少”存在质量问题。

安置房的对象主要是困难群众，政府有责任让他们住上舒心、满意的房子。开工前，也常能看到地方政府要做“民心工程”、“阳光工程”的凿凿表态；但建成后，却不时曝出各种“质量门”。这种反差不仅让百姓期待落空，也使政府公信力受损。

安置房“质量门”的出现，自然与开发商缺乏“道德血液”有关。不过从道理上讲，安置房建设要经过设计、开发、施工、监理、政府验收等关卡。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安置房带病闯关的能力怎么那么强？明明有监管验收环节，为何有人看守却无人设防？

监理专家被称为房屋质量的“把关人”。就瑞昌安置房来说，问题反映多年，却长期未能解决。是把关能力不足，还是监管态度不正？群众疑惑重重。监理本应是公正的第三方，然而，从以往媒体披露的其他地方情况看，一些监理专家往往“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监管功能无法发挥。不仅如此，在“竞争”的逻辑下，一些监理企业底线频频失守，不再做给开发商找麻烦的“婆婆”，而当起了听话的“管家”。

如果说，监理企业的花瓶角色中看不中用，那么作为验收主体，政府的作为同样值得反思。目前，政府验收房屋，采取“抽检”和“竣工备案”制。“抽检”就不会挨家挨户，存在漏洞；“备案”是例行公事，不出事不追究。这种监管稍显粗糙，离百姓需求距离较远，还需积极创新。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瑞昌当地一方面表示“房屋结构安全可靠”，一方面也承认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并解释安置房在建设过程中，在当时是政治任务，工期被缩短，对质量肯定有影响。这种解释其实难以说通。如果为了速度是“讲政治”，那么，安置房“质量门”造成的后果又算什么呢？据悉，瑞昌政府称已成立调查组，保证十天内处理到位。这样的姿

态固然值得鼓励，但为何不能提前做到呢？

今年保障房要基本建成500万套，新开工700万套以上。质量问题不容丝毫马虎和放松，它直接关系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房地产调控大局。保障房质量不过关，没人愿买愿住，就起不到保障百姓居住权利的作用，难以达到分流刚性需求的效果，给楼市调控埋下隐患。

“要对保障房建设实行质量终身责任制，一旦质量出了问题，不论责任人走到哪里，都要追究其责任。”中央领导的表态，言犹在耳，政府相关部门还是莫要当成耳边风，还请提前关上安置房的“质量门”。

第五篇：2013高考作文素材：最新深刻时评之三

警惕“勇夺第一”背后的发展陷阱

盲目追逐速度的第一，而轻视质量和安全的第一，必然会埋下悲剧的伏笔，这么多年，因过于追求速度、过于赶工期而发生的安全事故，可谓举不胜举。可以说，如今“勇夺第一”已异化为一个巨大的发展陷阱。

剥茧抽丝之后，真相一旦呈现出来，总让人感到残忍和愤怒。山西“3·28”透水事故，震惊国人，赶工期或是事故重要诱因。据报道，为了能早日产煤，华晋公司董事长武华太曾提出“花钱买进度”的理念，要求尽一切可能加快工程建设。看来,金钱真是万能的，不仅能买到生活必需品，原来还可以购买进度。

无独有偶，王家岭矿难抢险总指挥、山西省副省长陈川平也表示，“王家岭矿难就坏在这个‘勇争第一’上。”此前，负责施工的华晋焦煤公司于3月5日召开王家岭煤矿项目按期投运推进大会，要求“加快王家岭煤矿项目建设”。

当惟速度马首是瞻，速度成了指挥棒，就必然潜伏危机。根据著名的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的安全事故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当一味追逐速度，就必然罔顾其他。比如，相关部门不仅誓师、表态，还与各施工单位签订节点考核奖罚协议。悠悠万事，速度为大!

“速度上来的背后，生命成为了牺牲品。”有网友如此哀叹。斯诚不谬！当把速度放在了第一位，质量和安全就等而下之了。在这种语境下，最该重视的生命反倒不重要了，生命成了完成目标的工具，不发生事故才怪。

难道“勇争第一”、“花钱买进度”只存在王家岭一地吗？当然不是！曾几何时，“勇争第一”成了响彻神州的流行口号。应该承认，刚从大锅饭的年代走过，在过度强调公平而忽略效率的语境中，安于现状的懒汉思想要不得，没有紧迫感的拼搏意识是不行的。“勇争第一”在当时是必需的，否则就无法后来居上，也不能在短期内改变落后面貌。简言之，“勇争第一”既是对以往的矫正，也是主动奋进的一种自勉，比如深圳速度就曾一度成为佳话。但遗憾的是，发展到最后，“勇争第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GDP崇拜其实也是“勇争第一”的异化。盲目追逐速度的第一，而轻视质量和安全的第一，必然会埋下悲剧的伏笔，这么多年，因过于追求速度、过于赶工期而发生的安全事故，可谓举不胜举。可以说，如今“勇夺第一”已异化为一个巨大的发展陷阱。

“慢慢走，欣赏啊！”这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谈美》中提到的。一个人应该保持相对的慢生活，长期的快节奏、高负荷生活不仅损伤身体，也易导致人性的扭曲。慢不是停滞

不前，而是更讲究质量，这质量对人而言是生活的质量，对工程而言是建筑的质量，对国家而言是科学发展。其实，中央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早些年，提倡经济发展“又快又好”；前些年，则提出“又好又快”；再到如今，则提出“好字当头”，在好的前提下加快发展，转方式、调结构。这条清晰的认知脉络显示，决不能盲目追求速度，速度绝不是第一位的。

当然，还需一提的是，赶工期、盲目追求速度，只是事故的重要诱因，不能把事故板子完全打在速度上，否则就遮蔽了其他人祸，比如监管不严，比如执行不力，比如《煤矿安全规程》成了一纸空文。此外，尤需追问的是，为何一些人、一些部门忙于赶工期、追求速度，除了邀功心切、或谋取更大利益，难道与上级部门的施压无关吗？“花钱买进度”是该摈弃的，“勇争第一”潜伏着巨大的发展陷阱，但是不从根本上破除数字迷信、速度迷信、GDP崇拜等等，不真正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是无济于事的，就无法从根子上摈除“勇夺第一”的流毒。

脱贫最需要“自我革新”

珍惜并善用每一笔扶贫资金、每一项扶贫政策，让贫困不再生长，当成为贫困地区干部的政治自觉

3月19日，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公布。因此前“高调炫贫”的湖南新邵县未列其中，这则简单的新闻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新邵“高调炫贫”事件发生于一个多月前。今年1月30日，新邵县城一些醒目的电子宣传牌上，“热烈祝贺”其被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国家级贫困县与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并非一回事，新邵未列其中也并不意外。舆论的关注，除了对新邵的揶揄，更有对国家扶贫政策的期待，希望扶贫资金能有效地投入到真正的贫困地区，踏踏实实地落在百姓头上，而不是被一些地方当成“来之不易”的政绩，助长一些地区“以贫为喜”、“以困为荣”的等、靠、要思维。

近年来，国家加大对贫困地区投入。据报道，2011年国家综合扶贫投入2272亿元，比上年增加了逾40%；专项扶贫投入272亿元，比上年增加了21.56%。这些投入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扶贫投入增长之下，有自我发展、脱贫致富的喜悦，有勤勉奋进、攻坚克难的精神，却也有乱作为、穷折腾的怪相，甚至出现干部超编、形象工程、奢侈腐败的丑闻。

像新邵这样以“雷人”方式进入公众视野的国家级贫困县，并不少见。有大手笔投建市

政工程，有一鸣惊人的天价接待费„„错误的政绩观，走偏的扶贫思维，把本应是造福贫困地区的国家扶贫政策，弄出一地鸡毛来。

扶贫，扶助谁？怎么扶？扶贫制度设计的原则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领导在参加一些西部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努力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这句话很值得那些努力“跑部钱进”、争抢“贫困帽子”的地区深思。脱贫不只是要资金、要政策，只有明确了科学的发展理念、找到了适宜的发展思路，资金、政策才能激活贫瘠的土地，才是可以额手称庆的事。

贫困地区要发展，除了需要政策和资金的扶持，更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除去贫困的“细菌”，这些细菌隐藏在官僚主义的思想温床上、权力寻租的制度漏洞里。当公开、公正的原则被遗忘，扶贫资金和政策使用落实难免在暗箱操作中流失殆尽；当“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信仰被抛弃，肌体将失去抵抗贫困的免疫力。

我们早应走出以贫为荣的时代，贫困县、特困区不是一组冷冰冰的数字，数字背后站立的是一家一户因贫而困的生活。珍惜并善用每一笔扶贫资金、每一项扶贫政策，让贫困不再生长，当成为贫困地区干部的政治自觉。

高铁工程不容“小算盘”

建设领域问题不断，表明监督工作有效性还需不断提高，更需避免有制度不坚决执行、有程序不严格遵循的现象

近日公布的京沪高铁审计结果让人有些吃惊，这让人想起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显示，工程建设领域仍是腐败高发地。

京沪高铁是国内外高度关注的国家标志性重大建设项目。据悉，3年建设周期中，平均每年都有100多名审计人员、花100多天时间扑在现场进行审计，防范之严，前所未有。在重大工程建设中，包括审计在内的各种监督工作，不仅起到了利剑高悬的威慑作用，对被审计和监督的单位，也是一种及时必要的提醒和实实在在的帮助。如果没有如此密集而严格的审计，恐怕漏洞会更多。

还应看到，概算2000多亿元的超大型工程项目，时间压缩成3年建设周期，空间涉及7省市，施工单位和人员浩瀚庞大。如此特大型工程项目，难免会让人钻空子，就此否定京

沪高铁的全部建设工作，不客观也不公正。但无论如何，作为国家重大工程，特别是人命关天的高铁工程，发生如此严重的资金违纪违规现象，都必须认真反思、高度重视。无论是中央要求，还是群众期待，都无法容忍这样的大事业存在任何个人和部门的“小九九”。高铁审计中查出的问题，相当部分属于部门利益、集体违规。现在“潜规则”里有一种解读，认为只要不把钱放到自己口袋里，违点纪犯点规，都不算什么。

这样的想法和行为极其危险。这次查出套取、截留、挪用征地拆迁资金近5亿元的“公罪”，破坏性一点不比个人贪污受贿的“私罪”小；同时，因为“私罪好问，公罪难罚”，往往会因法不责众而使相关部门和领导“脱罪”。这显然而且必将危害我们的大事业。

一旦打起“小算盘”，往往会在工程设计、规划建设时不再把遵循科学规律放在必须、不再把“安全重于泰山”置之首位。比如，审计查出有关方面擅自取消部分路段风屏障的问题。风屏障是确保高铁在大风状况下正常运行的重要防线，取消之后，可能会节约成本，但安全隐患却增加了，“速度风险”也提高了。遭遇这样的小算盘，“世界第一”的水平也被打了折扣。

在预防工程建设腐败问题方面，我们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措施、规则、制度，实行了纪检、审计前置、全程跟踪监督等多种方式，对抑制建设领域腐败高发现象起到积极作用。但更应看到，建设领域问题不断，表明监督工作有效性还需不断提高，更需避免有制度不坚决执行、有程序不严格遵循的现象。尤其是像高铁这样的重大工程，不仅要避免失范，相反更应成为遵纪守规的示范。

我们应该坚持这样一个原则，“有事”就有责任人；处理责任人时，要防止失之于软，避免罚酒三杯式的轻描淡写。要让每个人，特别是负决策责任领导，既不敢自己伸手，也不敢因部门利益而在大事业中存“小心思”，打“小算盘”。

空心化农村如何“养活中国”

农村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者素质下降，对农业的发展来说，都可能是致命问题

有一组以“缺席者”为主题的照片，发人深省：田间水渠边，老人独坐，旁边是两张空椅子，留给在外打工的两个儿子；农家小院中，老两口带着孙子，全家十余口人出外打工或上学，留下一地空板凳„„

照片反映的劳动力流失后农村空心化现象，近日为15名两院院士所关注。他们指出，若不从战略上研究并解决新生代农民弃农的问题，人口大国将面临无人种地的局面。刚刚结

束的全国两会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也忧心忡忡：青壮年劳力、有文化的劳力都进城打工了，将来谁来种地？

这不是20年前“谁来养活中国”问题的升级版，而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的过程中必然发生、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去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而据统计，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也下降到38.1%。“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局面早已不复存在。应该说，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是大部分国家都会经历的过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不例外，这对于社会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发展不无裨益。从另一方面看，农民“洗脚进城”也是用脚投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可能倒逼出农业的转型升级。以日本为例，1955年到1975年间，农业人口减少近一半，然而农业组织化程度、生产率等，也都在这一阶段取得长足进步。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农业又何尝不是如此？

然而，空心化农村的照片隐藏着很大的挑战。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的占32.5%。而据媒体报道，中西部一些地区80%的农民都是50—70岁的老人。更有院士指出，我国农业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竟高达95%。农村劳动力的短缺，是一种结构性失衡。农业人口老龄化、农业劳动者素质下降，对农业发展来说，都可能是致命问题。而这，不仅关乎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更关乎国家的经济稳定、长治久安。

在一些地方，农民与农业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虽然大学生村官越来越多，然而在调查中，20岁以下的农民工中高达61%的人愿意留在城市。而同时，国土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没有人，农业发展不起来，进而造成劳动力和人才进一步流失，几成怪圈。

打破怪圈，同样需要双向着力。一方面，需要遏制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的趋势，提高农民收入、加强相关培训，同时更多引入社会化力量，以“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走出农村人才荒；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水平，用政策杠杆、税收杠杆等，推动农村建设、农业发展。

“三农”问题，我们一向视之为根本。中央1号文件已连续九年锁定“三农”问题。“三农”领域既需面对积累下的老问题，也需解决时代化的新矛盾，任重道远。或许，农村劳动力问题正可成为一个支点，撬动“三农”问题解决，让田野更加充满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