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剥离不良贷款纠纷案件相关法律问题的探讨

第一篇：关于剥离不良贷款纠纷案件相关法律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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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剥离不良贷款纠纷案件相关法律问题的探讨

摘要：二十世纪末，国家为了化解金融风险实施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向金融资产公司剥离。可是，近几年，国有银行却因剥离的不良资产而败诉的官司不断，使已剥离的不良资产又以一种新的形态让银行背上。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本文从剥离不良资产行为的性质、此类纠纷案件中银行处于何种地位等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剥离不良资产政策与法律的相互协调问题提出了思路。

前一个时期的“审计风暴”披露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简称资产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引起了高层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也不可忽视：一些投资人购买资产公司处置的不良债权后专门瞄准国有商业银行(简称国有银行或银行)承担责任而诉讼。投资人以相当于不良债权百分之几、甚至更为低廉的价格购买不良债权，然后千方百计将剥离贷款的银行拉入诉讼之中打赢官司，成为另一种“一案暴富者”。在“银行剥离贷款——资产公司收购贷款——投资人购买贷款——银行承担责任”这个过程中，赚大钱的是投资人，赔大钱是银行，使剥离到资产公司的不良资产包袱又以一种新的形态让国有银行重新背上。由此，使人陷入困惑：这种现象岂不是背离了设立资产公司的初衷?

提出这一问题之目的在于理性地分析其症结。基于此，笔者试从当前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纠纷案件类型及成因作一剖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旨在以此抛砖引玉，引起有关部门对此类案件的重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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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剥离不良资产纠纷案件反映的

政策与法律冲突问题

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有关行政法规和政策①确定的不良贷款剥离范围是“按当前贷款分类办法剥离逾期、呆滞、呆帐贷款”。如果仅从民事角度考察，只要国有银行剥离的贷款和资产公司收购的贷款均在上述范围之内，那么，其剥离行为就应为有效并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这几年，国有银行因剥离不良资产与收购不良资产的资产公司和购买不良资产债权的投资人之间发生纠纷的诉讼案件接连不断，出现了诉讼结果与上述判断相反的剥离逾期、呆滞、呆帐贷款纠纷诉讼案件。以某市国有银行为例，近年来已发生的纠纷案件中纠纷金额已上千万元，在这些纠纷案件中，有的为资产公司与银行直接发生诉讼，更多的为购买不良资产的投资人起诉直接银行，在此类诉讼案件中银行败诉的又居多数，审判结果与剥离不良资产政策的不相协调问题日渐显现。

1、自办实体型。有的银行自办实体登记时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有的银行在设立自办实体投入出资金不到位、抽逃注册资金或提供虚假资金证明;有的银行自办实体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银行无偿接受了其资产;有的银行自办实体被吊销后银行没有及时办理注销手续。这些实体的贷款形成不良资产后，属于剥离不良资产范围的，被划转到资产公司。资产公司或者买受资产公司债权的投资人清收贷款时，抓住银行设立、变更、撤销自办实体时上述不规范的情况，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要求银行承担开办者的赔偿责任或连带责任。

2、以物抵贷型。以物抵贷一般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借贷双方协商以物抵贷，第二种情况是法院执行过程中裁定将债务人财产抵偿贷款，第三种情况为破产程序中经分配程序分配给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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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抵偿贷款。由于银行收回的实物是无法直接冲减帐务上的贷款，必须将实物变为货币资金后清偿贷款。当实物变为现金(甚至根本无法变为现金)后的货币资金与抵偿的贷款有一定差额时，这一差额在银行事实上仍是以不良资产形态而存在，银行便按照剥离不良资产的政策将其剥离。对此，有人认为这部分贷款因“以物抵贷”其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已被消灭，借款合同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在客观上不存在，银行已失去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资格，所以，借款合同已失去债权转让的基础，剥离的“贷款”是不能主张权利的“债权”，违背了公平、诚信的原则，其转让无效，银行受让资产公司的收购资金应返还给资产公司或银行对购买贷款的投资人承担“不能受偿”的赔偿责任。

3、孳息争议型。企业破产后，银行没有受偿的破产债权在没有核销的情况下仍是银行的一种不良资产，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一十六条“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决定停息、减息、缓息和免息”的规定和银行利息计算规则②，银行应当对破产债权计算利息。顺理，这部分孳息也属于剥离的范围可以划转到资产公司。但有观点认为，“按破产法的规定，破产之后借款合同终止，债权人就应该停止计算利息，所以破产后的孳息不应剥离”。

4、变更合同型。在剥离不良资产之前，因过去采用借新还旧方式把一些事实上已形成呆滞、甚至成为呆帐的贷款变更为正常贷款或逾期贷款。剥离不良资产时，这些正常形态或逾期形态的贷款按照“四级分类”不在剥离不良资产的范围。有的银行为了剥离这部分事实上的呆滞、呆帐贷款，便与企业商定解除借新还旧的新合同而将借新还旧前的旧合同或临时变更的合同借据划转到资产公司。资产公司或购买债权的投资人在讨债时以“剥离的贷款已通过借新还旧方式被银行收回”为由让银行承担责任。一旦诉之法院，法院也认定“银行将实现的债权剥离属于欺诈行为”从而判决银行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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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种类型，虽不能概括剥离不良贷款纠纷全部类型，但可以大体反映此类纠纷的现状。在这些纠纷中，其争议的焦点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即：首先是剥离不良贷款纠纷案件是否属于普通的民事案件，一种意见认为是普通民事案件，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属于民事案件。其次是在承认剥离不良贷款纠纷为民事案件的情况下，如何妥善解决政策与法律冲突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政策对于不良贷款剥离范围规定的非常明确。既然国有银行是根据国家政策剥离不良贷款，若由执行政策而出现纠纷可以中止诉讼，由制定政策的有关部门出面解决纠纷，或者驳回资产公司(包括购买不良资产的投资人)的诉讼请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以法律为准绳，行政规章和国家政策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

面对上述尖锐争议焦点和尴尬的局面，首要的问题还是应正确判定剥离不良资产的法律属性。

关于剥离不良资产行为是否属于民事性质的问题

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平等”的基本含义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民事主体在民法上地位平等。它表现的是民事活动领域内当事人之间保持其独立的意志和自由的一种相互关系，在商品交易中，双方必须自由协商，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当事人平等协商原则是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律的主要标志，它的本质要求决定了民事合同的最基本的法律特征——自愿自由原则。民事合同由法律地位平等的双方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共同决定他们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当事人依法享有在缔结合同、选择交易伙伴、决定合同内容以及在变更和解除合同、选择合同补救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合同自愿自由原则是民事合同法律关系的本质体现，是民事合同的精髓、本质和标志。《民法通则》、《合同法》是调整民事行为的基本法律，免费法律咨询3分钟10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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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两部法律所倡导的平等原则、自愿自由原则、公平原则等基本原则，在不良资产剥离收购行为中毫无踪影。

剥离不良资产行为，诞生于1999年亚洲出现的金融危机和中国即将加入WTO银行业如何应对新形势的大背景下，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在中国出现，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通过组建资产公司的方式降低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这种国家干预性清晰可见。

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虽然各自均具备法人资格，法律地位看似平等，但在剥离与收购不良资产活动中二者完全受制于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调整，法人的自由意志荡然无存。首先，不良资产剥离收购主体的不可选择性。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给谁、由谁来收购等，均是由国务院制定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委的文件直接规定。某一资产公司只能对应地收购特定银行的不良资产，如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只能收购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而不能收购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其次，作为不良资产剥离收购的核心内容——银行剥离给资产公司多少不良资产、剥离什么时间内形成的不良资产、剥离不良资产的范围是什么、剥离时需要具备有什么条件、资金如何清算等，也是由国家有关部门直接确定。作为不良资产剥离收购的主体双方——银行和资产公司没有任何意思自治的余地。其三，不良资产剥离收购价格并非是实行等价交换原则。按照一般的商品交易原则，不良资产剥离本质上是财产权的转移，既然是财产权的转移，就应当对剥离的不良资产进行评估，然后根据公允的价值进行交易。剥离划转的贷款既然属于不良资产，其实际收回率就不可能达到100%，然而，不良资产剥离的实际做法则完全是实行政府定价，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依此剥离收购，资产公司在收购时按债权面值的100%给付资金。这一做法，与民事商品交易活动中的财产转移实行等价交换、有偿取得也有着明显区别。其四，剥离行为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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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企业国有不良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资产公司的资金来源，一部分为财政投资，而其绝大部分为国有银行归还人民银行贷款后，人民银行通过“再贷款”的方式转借给资产公司。这实际上是通过划拔方式把商业银行的部分“资产与负债”转换到资产公司名下。

可见，在剥离与收购不良资产行为中，行为的主体均处于被动地位，其法律地位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其企业的意志也是无法体现的，更谈不上相互协商。归结起来，剥离资产是“以一比一的比价剥离给四家资产公司，实际上是将四家银行的不良资产从银行划转到资产公司，基本上是一种行政行为”③，属于行政性银行资产调整和划转。行政性调整和划转有三个明显的法律特征：一是调整、划转资产是由政府部门所决定的，不是由企业所决定的;二是调整、划转资产是无偿的，资产转移无须支付对价;三是政府主管部门与调整、划转资产的各方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是从属关系。④。通过上述分析，剥离收购不良资产行为，完全符合行政性调整、划转这一法律特征。

关于资产公司及购买不良资产的投资人对原债权银行是否享有民事追偿权的问题

资产公司收购不良资产在追偿债务时，因债务人对贷款债务的异议，资产公司可否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原债权银行主张权利的问题，是审判实践中争议的一个焦点。

依前所述，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的不良资产剥离行为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性的财产划转关系。就目前我国的法律而言，不良资产作为一种行政性财产划转的行政行为，资产公司与国有银行之间的从民事诉讼意义上的不可诉性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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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二，作为规范不良资产剥离划转处置的行政法规《金融资产条例》对于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因剥离贷款行为本身而发生的争议如何处理并没有作出规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显得过于武断。其三，从国家出台剥离不良贷款政策看，成立资产公司是国家化解金融风险的特殊措施，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涉及到国家的经济运行秩序，乃至社会稳定，是一种国家行政行为。如果将此作为司法审查的范围，显然不如将这类纠纷交由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协调解决，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其四，人民法院将剥离资产纠纷作为普通民事案件受理，对银行和资产公司来说是不公平的。剥离不良资发生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剥离不良资产的政策过于原则性、笼统性，将国家剥离不良资产政策因素遗留下来的矛盾由法院解决，既出现了如前所述的审判结果与政策本意冲突的尴尬，也难以平衡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的其他矛盾。如：剥离不良资产之时，国务院对银行核定有一定的剥离不良资产数额，如今，如果法院判令将不良资产返回银行，等于减少了剥离不良资产的总额，那么由此形成的问题如何解决?显然，法院是无能为力的。基于以上分析，资产公司在追偿贷款中是不应当将银行列为当事人的。

从民事实体意义角度看，在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有“虚假瑕疵”情形下(表现为不良贷款债权已经因为清偿或其他原因而归于消灭，但银行仍然以形式上存在的 “债权”剥离转让给资产公司，资产公司根据帐面价值支付款项给原债权银行)，但银行以不存在的贷款债权或已实现的债权、已消灭债权债务关系的债权获得资产公司支付的相应的款项，构成民法上的欺诈行为，因欺诈导致合同被撤销，银行应返还资产公司的资产或赔偿损失，根据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则，资产公司依法享有民事责任的追偿权，银行应当将无正当理由获得的相应款项返还给资产公司。可是，四大国有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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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产公司之间的不良资产剥离并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性的财产划转关系。既然是行政性的财产划转关系，那么财产转移和受让的法律基础是相关的行政性指令与政策，而不是民事法律中的民事责任规则。到目前为止，对于虚假瑕疵债权剥离，银行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将所得资金返还给资产公司;返还给资产公司后、资产公司是否应当返还给人民银行等事项并未有行政法规或政策的明确规定。对于虚假瑕疵债权剥离情形，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除了明确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外，并没有以正式行政规章或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银行必须承担民事上的责任。因此，从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的行政政策角度看，目前仅有银行将不良资产剥离给资产公司，资产公司根据规定予以接受并支付相应款项给原债权银行的政策根据，但是并没有在剥离债权虚假瑕疵的情况下银行返还相应款项给资产公司的法律或政策根据，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为此发生争议应靠政策解决。

目前，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当资产公司将不良资产处置后，购买不良资产的投资人是否享有对原债权银行的追偿权。在大量的纠纷案件中，投资人因购买呆滞、呆帐贷款后以其不能实现债权为由而请求银行承担侵权的民事赔偿责任，一旦银行败诉后投资人利润率将是几十倍以上。如此效应，既失去了国有银行剥离贷款的宗旨，也没有达到资产公司以“减少损失”为目标的目的。

由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人是否享有对原债权银行在程序上和实体上的追偿权呢?笔者认为，资产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行为是典型意义的债权转让行为，在债权转让之后，购买不良资产的投资人虽然承继了资产公司的权利，但其享有的权利也仅限于资产公司所享有的权利。如前所述，资产公司对国有银行不享有追偿权，那么，投资人同样不能享有这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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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银行剥离呆帐贷款是否构成民事侵权问题

在资产公司将呆帐处置后，投资人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若无法实现预期利益(即购买债权时所反映的全部帐面利益或部分帐面利益)时，可否以银行剥离呆帐贷款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为理由或者以呆帐贷款有虚假瑕疵为理由起诉银行侵权，请求银行赔偿其损失呢?笔者认为，剥离呆帐贷款构成侵权的观点等于全盘否定了国家剥离不良资产的政策，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其负面效应值得关注。

所谓“呆帐”，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会计上指收不回的帐”，⑤财政部规定“由于下列情况不能收回的贷款可列为呆帐：(一)借款人和担保人经依法宣告破产，进行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二)借款人死亡，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以其财产或遗产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三)借款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且不能获得保险补偿，确实无力偿还的部分或全部贷款，或者保险赔偿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⑥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下列贷款呆滞后，经确认已无法收回的贷款，列入呆账贷款：(一)借款人被依法撤消、关闭、解散，并终止法人资格;(二)借款人虽未依法终止法人资格，但生产经营活动已停止，借款人已名存实亡;(三)借款人的经营活动虽未停止，但产品无市场，企业资不抵债，亏损严重并濒临倒闭。”⑦

尽管国家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对呆帐贷款的认定标准有所差异，各国有银行总行⑧根据财政部的授权⑨对呆帐认定的标准规定的也有所不同。但是，从“呆帐”的认定标准中至少可以看出呆帐贷款债权的法律本质特征是一种“收不回的帐”、“不能收回的贷款”、“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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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而且，借款人或借款担保人“有经济偿还能力”“不得列作呆帐”⑩。据此，银行剥离呆帐贷款(包括有虚假瑕疵因素的呆帐贷款)不构成民事侵权：

首先，银行主观上无过错。过错，是指合同当事人通过其实施的侵权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故意和过失状态。本案中，银行是依据国家有关政策剥离呆帐的。国务院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规定的剥离不良资产范围是“按当前贷款分类方法剥离逾期、呆滞、呆帐贷款”。这些文件中并没有规定由哪些原因形成的呆帐不得剥离，只要银行剥离的贷款属于呆帐性质，符合当时的剥离政策，银行就无有过错。

值得一提的时，剥离不良资产时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在交接手续上也是因不良贷款的形态差异而有所区别的，如剥离逾期贷款和呆滞贷款一般要求办理《债权转移确认通知书》，而剥离呆帐贷款则无须如此(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办理《债权转移确认通知书》的)。再者剥离不良资产时，有关政策并无要求国有银行向资产公司告知形成呆帐贷款的具体原因，国有银行不负告知呆帐贷款形成原因的义务。投资人以原债权银行没有告知形成呆帐贷款的具体原因而诉银行过错的，法院不应支持。

其次，投资人没有损害事实。损害，是指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不利后果。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应是这笔债权本身，且这笔债权本身就是依法“收不回的帐”、“不能收回的贷款”、“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的贷款”，是否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应看是否危害了该债权的是否存在，而不应将债权能否实现作为判断标准，更不能以该债权不能受偿为由认定银行侵害了其合法权益。现实生活中不排除购买呆帐后能够从债务人那里得到受偿的情况，这只能说明银行将并不符合呆帐标准的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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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作为呆帐剥离了，它并不能改变呆帐贷款 “不能收回”、“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 的本质属性。

其三，投资人所谓损害事实与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行为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在侵权与损害事实之间应先有权利存在，其后才谈得上侵权。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行为在先，投资人取得债权在后，也就是说在投资人尚未取得债权之时银行发生的行为怎能侵害其合法权益?投资人这一推理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再者，投资人购买的是呆帐，投资人在购买债权时，或是明知“收不回的帐”、“不能收回的贷款”、“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的贷款” 故意购买，或是疏忽大意连债务人的基本情况都没有搞清楚，其决策失误盲目投资，不能实现预期目的应自负其责。正如顾客到商店购物时，商家公示该商品为次品而买方偏偏要去购买，难道说顾客买得次品这种情况也要让商家承担出售次品的责任吗?

其四，银行在剥离过程中无违法之处。行为的违法性是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在银行的信贷管理工作中，不排除银行工作的过错而将正常贷款形态劣变为呆帐贷款形态，也排排除各种形态的贷款并不符合呆帐条件而被认定为呆帐，如“以物抵贷”后，因实物无法变现而在事实上未能清偿的贷款认定为呆帐，银行自办的实体贷款列为呆帐贷款，还有甚至虚构借款人的贷款认定为呆帐。这些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国家信贷管理制度，损害了本单位的利益，对此，如果查明属于银行的过错，依照金融规章作出相应处理，其承担的是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但引起这两种责任并不证明剥离行为本身有违法之处，并不证明剥离行为本身损害国家和资产公司的利益，并不必然的引起对资产公司和投资人承担民事责任。从银行方面来说，剥离是基于呆帐这一事实客观存在而实施剥离的，该贷款如果留在银行不予剥离，则该贷款因无法清偿仍然是呆帐形式存在，最终要动用呆帐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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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销，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将其剥离的必要性。从资产公司方面来说，资产公司接受该笔呆帐后其利益并非受到损害，第一，资产公司的资金是通过人民银行的“再贷款”而获得的，人民银行的再贷款又是收回商业银行的等额借款，这实际上是将原来银行在人民银行的借款变更为资产公司的借款;第二，呆帐贷款划转到资产公司后，如果无其他方式处置，财政部赋予其核销的政策，无非是变过去由银行核销为现在的资产公司核销;第三，按当时的剥离不良资产的有关政策，如果银行不剥离这笔呆帐，那么按照人民银行、财政部所核定剥离数额将选择另一笔不良资产进行剥离，对于资产公司来说虽然接受的不是这笔呆帐，但接受的可能是另一笔的不良资产，从资产公司的经营核算角度讲，如果资产公司接受的不是呆帐，而是接受的逾期或呆滞贷款，那么国家财政部的政策便不允许其核销这笔呆帐而是加大其收回逾期或呆滞贷款的比率，从其自身利益上来讲并没有实质变化。

总之，银行无论剥离何种原因形成的呆帐，都不会构成民事上的侵权。如此观点是否漠视购买不良资产投资人的利益，并非如此。

首先，投资人、包括一些律师事务所持其专业技能来购买不良资产，应当对购买的不良资产情况有一个基本了解，明知是“呆帐”贷款非要购买，其行为显然带有投机射幸性质，由此产生的风险当然由其自己承担。

其次，投资人在向债务人追偿债务时，即若出现银行应列为当事人的情况，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投资人只能向资产公司主张权利，由法院依《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尔后由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再解决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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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于因购买不良资产债权合同无效或购买债权合同被撤销，购买债权投资人所付出的价款，可以通过合同诉讼方式予以实现。

国有银行因剥离不良资产而成为被告的案件呈上升趋势，由于审理此类案件涉及国家关于剥离不良资产的相关政策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充分考虑剥离不良资产的行政性质，规范审判行为。对于资产公司转让债权后，第三人又起诉国有银行的，涉及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相互有争议的，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不得对抗，发生的纠纷由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双方协调解决，或者申请有关机关仲裁。对于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纠纷已发生诉讼的予以中止。同时，金融监管部门要依法追究银行在不良资产认定和剥离过程中的违法违纪问题。

第二篇：关于剥离不良贷款纠纷案件相关法律问题的探讨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关于剥离不良贷款纠纷案件相关法律问题的探讨

关于剥离不良贷款纠纷案件相关法律问题的探讨 作者

河南省南阳市农业银行法律事务科 马耀强 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民事三庭 樊立兵 摘要：

二十世纪末，国家为了化解金融风险实施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向金融资产公司剥离。可是，近几年，国有银行却因剥离的不良资产而败诉的官司不断，使已剥离的不良资产又以一种新的形态让银行背上。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本文从剥离不良资产行为的性质、此类纠纷案件中银行处于何种地位等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剥离不良资产政策与法律的相互协调问题提出了思路。

前一个时期的“审计风暴”披露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简称资产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引起了高层和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也不可忽视：一些投资人购买资产公司处置的不良债权后专门瞄准国有商业银行（简称国有银行或银行）承担责任而诉讼。投资人以相当于不良债权百分之几、甚至更为低廉的价格购买不良债权，然后千方百计将剥离贷款的银行拉入诉讼之中打赢官司，成为另一种“一案暴富者”。在“银行剥离贷款---资产公司收购贷款---投资人购买贷款---银行承担责任”这个过程中，赚大钱的是投资人，赔大钱是银行，使剥离到资产公司的不良资产包袱又以一种新的形态让国有银行重新背上。由此，使人陷入困惑：这种现象岂不是背离了设立资产公司的初衷？

提出这一问题之目的在于理性地分析其症结。基于此，笔者试从当前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纠纷案件类型及成因作一剖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旨在以此抛砖引玉,引起有关部门对此类案件的重视和研究。

关于剥离不良资产纠纷案件反映的 政策与法律冲突问题

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有关行政法规和政策①确定的不良贷款剥离范围是“按当前贷款分类办法剥离逾期、呆滞、呆帐贷款”。如果仅从民事角度考察，只要国有银行剥离的贷款和资产公司收购的贷款均在上述范围之内，那么，其剥离行为就应为有效并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这几年，国有银行因剥离不良资产与收购不良资产的资产公司和购买不良资产债权的投资人之间发生纠纷的诉讼案件接连不断，出现了诉讼结果与上述判断相反的剥离逾期、呆滞、呆帐贷款纠纷诉讼案件。以某市国有银行为例，近年来已发生的纠纷案件中纠纷金额已上千万元，在这些纠纷案件中，有的为资产公司与银行直接发生诉讼，更多的为购买不良资产的投资人起诉直接银行，在此类诉讼案件中银行败诉的又居多数，审判结果与剥离不良资产政策的不相协调问题日渐显现。

1、自办实体型。有的银行自办实体登记时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有的银行在设立自办实体投入出资金不到位、抽逃注册资金或提供虚假资金证明；有的银行自办实体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银行无偿接受了其资产；有的银行自办实体被吊销后银行没有及时办理注销手续。这些实体的贷款形成不良资产后，属于剥离不良资产范围的，被划转到资产公司。资产公司或者买受资产公司债权的投资人清收贷款时，抓住银行设立、变更、撤销自办实体时上述不规范的情况，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要求银行承担开办者的赔偿责任或连带责任。

2、以物抵贷型。以物抵贷一般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借贷双方协商以物抵贷，第二种情况是法院执行过程中裁定将债务人财产抵偿贷款，第三种情况为破产程序中经分配程序分配给银行实物抵偿贷款。由于银行收回的实物是无法直接冲减帐务上的贷款，必须将实物变为货币资金后清偿贷款。当实物变为现金（甚至根本无法变为现金）后的货币资金与抵偿的贷款有一定差额时，这一差额在银行事实上仍是以不良资产形态而存在，银行便按照剥离不良资产的政策将其剥离。对此，有人认为这部分贷款因“以物抵贷”其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已被消灭，借款合同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在客观上不存在，银行已失去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资格，所以，借款合同已失去债权转让的基础，剥离的“贷款”是不能主张权利的“债权”，违背了公平、诚信的原则，其转让无效，银行受让资产公司的收购资金应返还给资产公司或银行对购买贷款的投资人承担“不能受偿”的赔偿责任。

3、孳息争议型。企业破产后，银行没有受偿的破产债权在没有核销的情况下仍是银行的一种不良资产，根据中 2

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一十六条“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决定停息、减息、缓息和免息”的规定和银行利息计算规则②，银行应当对破产债权计算利息。顺理，这部分孳息也属于剥离的范围可以划转到资产公司。但有观点认为，“按破产法的规定，破产之后借款合同终止，债权人就应该停止计算利息，所以破产后的孳息不应剥离”。

4、变更合同型。在剥离不良资产之前，因过去采用借新还旧方式把一些事实上已形成呆滞、甚至成为呆帐的贷款变更为正常贷款或逾期贷款。剥离不良资产时，这些正常形态或逾期形态的贷款按照“四级分类”不在剥离不良资产的范围。有的银行为了剥离这部分事实上的呆滞、呆帐贷款，便与企业商定解除借新还旧的新合同而将借新还旧前的旧合同或临时变更的合同借据划转到资产公司。资产公司或购买债权的投资人在讨债时以“剥离的贷款已通过借新还旧方式被银行收回”为由让银行承担责任。一旦诉之法院，法院也认定“银行将实现的债权剥离属于欺诈行为”从而判决银行败诉。

上述四种类型，虽不能概括剥离不良贷款纠纷全部类型，但可以大体反映此类纠纷的现状。在这些纠纷中，其争议的焦点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即：首先是剥离不良贷款纠纷案件是否属于普通的民事案件，一种意见认为是普通民事案件，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属于民事案件。其次是在承认剥离不良贷款纠纷为民事案件的情况下，如何妥善解决政策与法律冲突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政策对于不良贷款剥离范围规定的非常明确。既然国有银行是根据国家政策剥离不良贷款，若由执行政策而出现纠纷可以中止诉讼，由制定政策的有关部门出面解决纠纷，或者驳回资产公司（包括购买不良资产的投资人）的诉讼请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以法律为准绳，行政规章和国家政策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

面对上述尖锐争议焦点和尴尬的局面，首要的问题还是应正确判定剥离不良资产的法律属性。关于剥离不良资产行为是否属于民事性质的问题

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平等”的基本含义是具有独立人格的民事主体在民法上地位平等。它表现的是民事活动领域内当事人之间保持其独立的意志和自由的一种相互关系，在商品交易中，双方必须自由协商，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当事人平等协商原则是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律的主要标志，它的本质要求决定了民事合同的最基本的法律特征——自愿自由原则。民事合同由法律 3

地位平等的双方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共同决定他们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当事人依法享有在缔结合同、选择交易伙伴、决定合同内容以及在变更和解除合同、选择合同补救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合同自愿自由原则是民事合同法律关系的本质体现，是民事合同的精髓、本质和标志。《民法通则》、《合同法》是调整民事行为的基本法律，然而，这两部法律所倡导的平等原则、自愿自由原则、公平原则等基本原则，在不良资产剥离收购行为中毫无踪影。

剥离不良资产行为，诞生于1999年亚洲出现的金融危机和中国即将加入WTO银行业如何应对新形势的大背景下，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在中国出现，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通过组建资产公司的方式降低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这种国家干预性清晰可见。

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虽然各自均具备法人资格，法律地位看似平等，但在剥离与收购不良资产活动中二者完全受制于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调整，法人的自由意志荡然无存。首先，不良资产剥离收购主体的不可选择性。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给谁、由谁来收购等，均是由国务院制定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委的文件直接规定。某一资产公司只能对应地收购特定银行的不良资产，如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只能收购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而不能收购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其次，作为不良资产剥离收购的核心内容——银行剥离给资产公司多少不良资产、剥离什么时间内形成的不良资产、剥离不良资产的范围是什么、剥离时需要具备有什么条件、资金如何清算等，也是由国家有关部门直接确定。作为不良资产剥离收购的主体双方——银行和资产公司没有任何意思自治的余地。其三，不良资产剥离收购价格并非是实行等价交换原则。按照一般的商品交易原则，不良资产剥离本质上是财产权的转移，既然是财产权的转移，就应当对剥离的不良资产进行评估，然后根据公允的价值进行交易。剥离划转的贷款既然属于不良资产，其实际收回率就不可能达到100%，然而，不良资产剥离的实际做法则完全是实行政府定价，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依此剥离收购，资产公司在收购时按债权面值的100%给付资金。这一做法，与民事商品交易活动中的财产转移实行等价交换、有偿取得也有着明显区别。其四，剥离行为是金融企业国有不良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资产公司的资金来源，一部分为财政投资，而其绝大部分为国有银行归还人民银行贷款后，人民银行通过“再贷款”的方式转借给资产公司。这实际上是通过划拔方式把商业银行的部分“资产与负债”转换到资产公司名下。

可见，在剥离与收购不良资产行为中，行为的主体均处于被动地位，其法律地位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其企业的意志也是无法体现的，更谈不上相互协商。归结起来，剥离资产是“以一比一的比价剥离给四家资产公司，实际上是将四家银行的不良资产从银行划转到资产公司，基本上是一种行政行为”③，属于行政性银行资产调整和划转。行政性调整和划转有三个明显的法律特征：一是调整、划转资产是由政府部门所决定的，不是由企业所决定的；二是调整、划转资产是无偿的，资产转移无须支付对价；三是政府主管部门与调整、划转资产的各方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是从属关系。④。通过上述分析，剥离收购不良资产行为，完全符合行政性调整、划转这一法律特征。

关于资产公司及购买不良资产的投资人对原债权银行是否享有民事追偿权的问题

资产公司收购不良资产在追偿债务时，因债务人对贷款债务的异议，资产公司可否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原债权银行主张权利的问题，是审判实践中争议的一个焦点。

依前所述，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的不良资产剥离行为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性的财产划转关系。就目前我国的法律而言，不良资产作为一种行政性财产划转的行政行为，资产公司与国有银行之间的从民事诉讼意义上的不可诉性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二，作为规范不良资产剥离划转处置的行政法规《金融资产条例》对于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因剥离贷款行为本身而发生的争议如何处理并没有作出规定，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将此类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处理显得过于武断。其三，从国家出台剥离不良贷款政策看，成立资产公司是国家化解金融风险的特殊措施，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涉及到国家的经济运行秩序，乃至社会稳定，是一种国家行政行为。如果将此作为司法审查的范围，显然不如将这类纠纷交由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协调解决，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其四，人民法院将剥离资产纠纷作为普通民事案件受理，对银行和资产公司来说是不公平的。剥离不良资发生纠纷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剥离不良资产的政策过于原则性、笼统性，将国家剥离不良资产政策因素遗留下来的矛盾由法院解决，既出现了如前所述的审判结果与政策本意冲突的尴尬，也难以平衡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的其他矛盾。如：剥离不良资产之时，国务院对银行核定有一定的剥离不良资产数额，如 5

今，如果法院判令将不良资产返回银行，等于减少了剥离不良资产的总额，那么由此形成的问题如何解决？显然，法院是无能为力的。基于以上分析，资产公司在追偿贷款中是不应当将银行列为当事人的。

从民事实体意义角度看，在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有“虚假瑕疵”情形下（表现为不良贷款债权已经因为清偿或其他原因而归于消灭，但银行仍然以形式上存在的 “债权”剥离转让给资产公司，资产公司根据帐面价值支付款项给原债权银行），但银行以不存在的贷款债权或已实现的债权、已消灭债权债务关系的债权获得资产公司支付的相应的款项，构成民法上的欺诈行为，因欺诈导致合同被撤销，银行应返还资产公司的资产或赔偿损失，根据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则，资产公司依法享有民事责任的追偿权，银行应当将无正当理由获得的相应款项返还给资产公司。可是，四大国有银行和资产公司之间的不良资产剥离并不是民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性的财产划转关系。既然是行政性的财产划转关系，那么财产转移和受让的法律基础是相关的行政性指令与政策，而不是民事法律中的民事责任规则。到目前为止，对于虚假瑕疵债权剥离，银行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将所得资金返还给资产公司；返还给资产公司后、资产公司是否应当返还给人民银行等事项并未有行政法规或政策的明确规定。对于虚假瑕疵债权剥离情形，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除了明确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外，并没有以正式行政规章或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银行必须承担民事上的责任。因此，从银行剥离不良资产的行政政策角度看，目前仅有银行将不良资产剥离给资产公司，资产公司根据规定予以接受并支付相应款项给原债权银行的政策根据，但是并没有在剥离债权虚假瑕疵的情况下银行返还相应款项给资产公司的法律或政策根据，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为此发生争议应靠政策解决。

目前，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当资产公司将不良资产处置后，购买不良资产的投资人是否享有对原债权银行的追偿权。在大量的纠纷案件中，投资人因购买呆滞、呆帐贷款后以其不能实现债权为由而请求银行承担侵权的民事赔偿责任，一旦银行败诉后投资人利润率将是几十倍以上。如此效应，既失去了国有银行剥离贷款的宗旨，也没有达到资产公司以“减少损失”为目标的目的。

由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人是否享有对原债权银行在程序上和实体上的追偿权呢？笔者认为，资产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行为是典型意义的债权转让行为，在债权转让之后，购买不良资产的投资人虽然承继了资产公司的权利，但其享有的权利也仅限于资产公司所享有的权利。如前所述，资产公司对国有银行不享有追偿权，那么，投资人 6

同样不能享有这种权利。

关于银行剥离呆帐贷款是否构成民事侵权问题

在资产公司将呆帐处置后，投资人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若无法实现预期利益（即购买债权时所反映的全部帐面利益或部分帐面利益）时，可否以银行剥离呆帐贷款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为理由或者以呆帐贷款有虚假瑕疵为理由起诉银行侵权，请求银行赔偿其损失呢？笔者认为，剥离呆帐贷款构成侵权的观点等于全盘否定了国家剥离不良资产的政策，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其负面效应值得关注。

所谓“呆帐”，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会计上指收不回的帐”，⑤财政部规定“由于下列情况不能收回的贷款可列为呆帐：

（一）借款人和担保人经依法宣告破产，进行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

（二）借款人死亡，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以其财产或遗产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

（三）借款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且不能获得保险补偿，确实无力偿还的部分或全部贷款，或者保险赔偿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⑥

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下列贷款呆滞后，经确认已无法收回的贷款，列入呆账贷款：

（一）借款人被依法撤消、关闭、解散，并终止法人资格；

（二）借款人虽未依法终止法人资格，但生产经营活动已停止，借款人已名存实亡；

（三）借款人的经营活动虽未停止，但产品无市场，企业资不抵债，亏损严重并濒临倒闭。”⑦

尽管国家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对呆帐贷款的认定标准有所差异，各国有银行总行⑧根据财政部的授权⑨对呆帐认定的标准规定的也有所不同。但是，从“呆帐”的认定标准中至少可以看出呆帐贷款债权的法律本质特征是一种“收不回的帐”、“不能收回的贷款”、“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的贷款”，而且，借款人或借款担保人“有经济偿还能力”“不得列作呆帐”⑩。据此，银行剥离呆帐贷款（包括有虚假瑕疵因素的呆帐贷款）不构成民事侵权：

首先，银行主观上无过错。过错，是指合同当事人通过其实施的侵权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非难的故意和过失状态。本案中，银行是依据国家有关政策剥离呆帐的。国务院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规定的剥离不良资产范围是“按当前贷款分类方法剥离逾期、呆滞、呆帐贷款”。这些文件中并没有规定由哪些原因形成的呆帐不得剥离，只要银行剥离的贷款属于呆帐性质，符合当时的剥离政策，银行就无有过错。

值得一提的时，剥离不良资产时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在交接手续上也是因不良贷款的形态差异而有所区别的，如剥离逾期贷款和呆滞贷款一般要求办理《债权转移确认通知书》，而剥离呆帐贷款则无须如此（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办理《债权转移确认通知书》的）。再者剥离不良资产时，有关政策并无要求国有银行向资产公司告知形成呆帐贷款的具体原因，国有银行不负告知呆帐贷款形成原因的义务。投资人以原债权银行没有告知形成呆帐贷款的具体原因而诉银行过错的，法院不应支持。

其次，投资人没有损害事实。损害，是指侵权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不利后果。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应是这笔债权本身，且这笔债权本身就是依法“收不回的帐”、“不能收回的贷款”、“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的贷款”，是否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应看是否危害了该债权的是否存在，而不应将债权能否实现作为判断标准，更不能以该债权不能受偿为由认定银行侵害了其合法权益。现实生活中不排除购买呆帐后能够从债务人那里得到受偿的情况，这只能说明银行将并不符合呆帐标准的贷款作为呆帐剥离了，它并不能改变呆帐贷款 “不能收回”、“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 的本质属性。

其三，投资人所谓损害事实与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行为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在侵权与损害事实之间应先有权利存在，其后才谈得上侵权。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行为在先，投资人取得债权在后，也就是说在投资人尚未取得债权之时银行发生的行为怎能侵害其合法权益？投资人这一推理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再者，投资人购买的是呆帐，投资人在购买债权时，或是明知“收不回的帐”、“不能收回的贷款”、“经确认已经无法收回的贷款” 故意购买，或是疏忽大意连债务人的基本情况都没有搞清楚，其决策失误盲目投资，不能实现预期目的应自负其责。正如顾客到商店购物时，商家公示该商品为次品而买方偏偏要去购买，难道说顾客买得次品这种情况也要让商家承担出售次品的责任吗？

其四，银行在剥离过程中无违法之处。行为的违法性是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在银行的信贷管理工作中，不排除银行工作的过错而将正常贷款形态劣变为呆帐贷款形态，也排排除各种形态的贷款并不符合呆帐条件而被认定为呆帐，如“以物抵贷”后，因实物无法变现而在事实上未能清偿的贷款认定为呆帐，银行自办的实体贷款列为呆帐贷款，还有甚至虚构借款人的贷款认定为呆帐。这些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国家信贷管理制度，损害了本单位的利益，对此，如果查明属于银行的过错，依照金融规章作出相应处理，其承担的是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但引起 8

这两种责任并不证明剥离行为本身有违法之处，并不证明剥离行为本身损害国家和资产公司的利益，并不必然的引起对资产公司和投资人承担民事责任。从银行方面来说，剥离是基于呆帐这一事实客观存在而实施剥离的，该贷款如果留在银行不予剥离，则该贷款因无法清偿仍然是呆帐形式存在，最终要动用呆帐准备金核销，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将其剥离的必要性。从资产公司方面来说，资产公司接受该笔呆帐后其利益并非受到损害，第一，资产公司的资金是通过人民银行的“再贷款”而获得的，人民银行的再贷款又是收回商业银行的等额借款，这实际上是将原来银行在人民银行的借款变更为资产公司的借款；第二，呆帐贷款划转到资产公司后，如果无其他方式处置，财政部赋予其核销的政策，无非是变过去由银行核销为现在的资产公司核销；第三，按当时的剥离不良资产的有关政策，如果银行不剥离这笔呆帐，那么按照人民银行、财政部所核定剥离数额将选择另一笔不良资产进行剥离，对于资产公司来说虽然接受的不是这笔呆帐，但接受的可能是另一笔的不良资产，从资产公司的经营核算角度讲，如果资产公司接受的不是呆帐，而是接受的逾期或呆滞贷款，那么国家财政部的政策便不允许其核销这笔呆帐而是加大其收回逾期或呆滞贷款的比率，从其自身利益上来讲并没有实质变化。

总之，银行无论剥离何种原因形成的呆帐，都不会构成民事上的侵权。如此观点是否漠视购买不良资产投资人的利益，并非如此。

首先，投资人、包括一些律师事务所持其专业技能来购买不良资产，应当对购买的不良资产情况有一个基本了解，明知是“呆帐”贷款非要购买，其行为显然带有投机射幸性质，由此产生的风险当然由其自己承担。

其次，投资人在向债务人追偿债务时，即若出现银行应列为当事人的情况，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投资人只能向资产公司主张权利，由法院依《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尔后由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再解决有关问题。

其三，对于因购买不良资产债权合同无效或购买债权合同被撤销，购买债权投资人所付出的价款，可以通过合同诉讼方式予以实现。

国有银行因剥离不良资产而成为被告的案件呈上升趋势，由于审理此类案件涉及国家关于剥离不良资产的相关政策问题，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充分考虑剥离不良资产的行政性质，规范审判行为。对于资产公司转让债权后，第三人又起诉国有银行的，涉及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相互有争议的，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之 9

间不得对抗，发生的纠纷由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双方协调解决，或者申请有关机关仲裁。对于国有银行与资产公司纠纷已发生诉讼的予以中止。同时，金融监管部门要依法追究银行在不良资产认定和剥离过程中的违法违纪问题 参考文献

①参见：国务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十一条、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关于组建中国信达资产公司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9)33号）第四项、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关于组建中国华融资产公司、中国长城资产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公司意见的通知》（国办(1999)66号）第四项。②参见：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和财政部：《关于加强金融、保险企业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商字〔１９９５〕２３号）。

③参见：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唐双宁：“中国金融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暨2005年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演讲--《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几个问题》。

④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改制司法解释条文精神及案例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0--12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修订第3版，第239页。

⑥参见：财政部《关于国家专业银行建立贷款呆帐准备金的暂行》 [（88）财商字第277号] 第三条 ⑦参见：中国人民银行《不良贷款认定暂行办法》（银发（2000）303号）第八条。

⑧ 参见：《中国工商银行贷款呆帐准备金制度实施细则》、《中国农业银行呆账贷款管理及核销暂行办法》。⑨财政部：《关于国家专业银行建立贷款呆帐准备金的暂行规定》[（88）财商字第277号]第十五条

⑩参见：财政部《关于国家专业银行建立贷款呆帐准备金的暂行》第四条、《中国工商银行贷款呆帐准备金制度实施细则 》第四条、《中国农业银行呆账贷款管理及核销暂行办法》第九条

第三篇：信用卡纠纷案件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信用卡纠纷案件若干法律问题探讨

近年来，随着国家金融改革地不断深入，各银行在金融服务领域展开了激烈地竞争，信用卡业务迅速发展。随之，与信用卡业务有关的各类纠纷大量增加。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市某区法院05年1～10月就受理了1298件信用卡纠纷案件，诉讼标的金额达1604.7万元。信用卡纠纷案件的大量发生，也使信用卡纠纷案件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凸显出来，需要得到解决。

笔者受国内信用卡发行量最大的某银行委托，代理其在乌鲁木齐地区的所有信用卡纠纷案件。在代理这些案件时，笔者对所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进行了一点分析研究，现将结果提交出来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关于如何认定所办信用卡案件性质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的问题。笔者在办理信用卡纠纷案件时，多次与法官就民事案件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信用卡诈骗犯罪进行探讨。“不是有信用卡诈骗罪这一罪名吗？被告的透支行为怎样才算是触犯了刑律，属于信用卡诈骗”。相信这一问题是很多有关人士希望弄清楚的问题，也是办理信用卡纠纷案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信用卡犯罪案件中恶意透支诈骗犯罪与信用卡透支民事纠纷的法律界限确实比较模糊，因此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笔者对有关法律规定进行总结分析后认为：关于透支行为是否属于恶意透支，构成诈骗犯罪，在主观方面必须以持卡人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为条件；在客观方面要求分析透支金额是否达到了5000元这一“数额较大”的标准，以及是否存在“逃避追查，或者自收到发卡银行催收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仍不归还”的行为。这两项条件，缺一不可。

与信用卡犯罪有关的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经过查询，至2006年8月底，共有下列几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五）》（2005年2月28日），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2004年12月29日），3、《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2001年4月18日），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24日），5、《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利用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5年4月20日）

笔者就是通过对这些规定的研究得出的上述结论。

（二）对于信用卡透支案件当事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从多方面综合分析考察认定。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信用卡恶意透支诈骗的主观要件。但是，对怎样认定当事人的行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没有任何法律做出任何具体规定。根据定罪量刑要主客观相一致，不能客观归罪的刑法原则，显然不能仅以“被告人透支数额较大，超过还款期限并经催收仍不归还”这一客观方面的现象就认定当事人有罪。而必须考察当事人发生上述行为时的主观动机和目的。而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虽然是人的一种内部心理活动，但是是可以通过人的具体行为进行反映和证实的。

笔者认为，当事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当主要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分析，并结合起来考虑。

1、当事人透支款项时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如果当事人明知自己所持信用卡的透支限额，但却在消费和借款时利用银行信息系统和监控形式的漏洞、缺陷，在银行发现并对其用卡行为采取控制和限制措施前，在短时间内集中进行大量消费和借款，明显超出透支限额的。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2、当事人透支的用途。（1）如果当事人透支款项是用于非法用途，即可认定其非法占有的目的存在；（2）当事人透支款项虽未用于非法用途，但是超过一般普通工薪阶层正常基本生活需要，进行奢侈消费活动，或者进行金额较大的贵重或耐用物品消费，那么也可认定其占有目的非法；（3）当事人随意挥霍浪费信用卡透支消费所得和借款的，一般也可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3、有证据证明当事人具备足够充分的条件和能力偿还透支款项，但拒不归还的，应当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4、当事人持有多家银行信用卡，透支数额总额达到数额巨大标准，或者多数信用卡透支数额较大并且经催收不予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三）在判断透支金额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额较大标准时，不宜以银行根据相关财务会计制度计算出的“本金”来计算。透支金额是否达到5000元这一“数额较大”的刑事立案标准，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容易判断，实际上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讨论。因为这5000元透支金额是指银行催收的全部透支金额，包括本金、利息和费用，还是指银行催收帐单中透支金额的本金部分，不包含利息和费用；到底是指持卡人直接消费和借款的金额，还是指银行按照财务制度计算出来的实际包含某些利息和费用在内的“本金”。对于上述问题的判断，事关当事人罪与非罪的性质认定。（这里需要说明，银行根据金融企业财务制度计算的、向透支持卡人主张的本金一般并不仅是持卡人直接消费和借款的金额，而是包含了一些特定的利息和费用在内的）

笔者认为，根据对诈骗犯罪概念的一般理解，诈骗数额应当是指犯罪嫌疑人直接从被害人处骗取的款项金额，应当扣除任何利息和费用。所以，关于信用卡恶意透支的金额是否达到5000元这一数额较大的标准，不宜以银行根据相关财务会计制度计算出的本金来计算，而是应当以透支人实际消费和借款的金额来计算。

综上所述，如果信用卡透支行为不构成恶意透支，并且数额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就是民事案件，应按照民事案件进行办理。

二、关于如何认定信用卡合同成立和生效时间的问题。笔者在代理信用卡纠纷案件时，当事人时常在信用卡合同成立和生效的时间问题上产生争议。信用卡合同成立和生效的时间对于确定案件的管辖，以及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发生时间都有重要的作用，故笔者将对于此问题的看法提出如下：

当信用卡申领人在银行信用卡申请表上签字之时，信用卡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合同即已成立。只有银行发给信用卡申领人信用卡时，信用卡合同才生效。

在笔者办理的一起信用卡纠纷案件中，笔者代表原告某银行在被告所在地法院提起了诉讼，被告对于受理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异议，认为案件应当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其理由是，其填写某银行信用卡申请表并在其上签字确认的行为，只是向原告申请领用信用卡，是一种要约行为，只有在原告核准发卡、即承诺后，合同才成立。而原告的核准发卡行为是在原告住所地进行的，即，合同的签订地应该是在原告所在城市。按照被告签字认可的某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第七条规定，“甲方与乙方在履行本合约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起诉讼的，由合约签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因此被告认为，受理该案的法院无权管辖该案件。

笔者认为，该案中，被告对于合同法要约和承诺有关规定的理解是片面的，并且，被告的理解违反了相关法律对于信用卡合同成立条件的具体明确规定。《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银行卡申请表、领用合约是发卡银行向银行卡持卡人提供的明确双方权责的契约性文件，持卡人签字，即表示接受其中各项约定。”因此，被告在某银行信用卡申请表和领用合约上签字的行为，是一种承诺的行为，双方的合同在被告签字时即已成立。因此，原告向被告签字时的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予以受理是正确的。

至于原告向被告发卡这一行为的性质，依法应当认定为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双方的合同只有经原告向被告发卡后，才生效，否则，合同不生效。

三、关于信用卡纠纷案件中计算机系统生成的交易明细纪录和清单的证据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以及信用卡纠纷案件举证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笔者在代理银行办理信用卡纠纷案件过程中，经常有持卡人在诉讼中辨称，银行提交的证明持卡人欠款的证据只是一张通过电脑打印出来的资料，仅有银行加盖的印章，没有经过持卡人认可的证据。并且持卡人辨称其根本没有进行过或者记不清有过银行证据中所列的这些消费和借款行为。因此，持卡人对于银行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均有异议，不予认可，要求银行提交能证明其消费和借款等用卡行为的直接证据。这一争议实际上是关于计算机系统生成的交易明细纪录和清单的证据效力问题和有关举证责任问题。笔者认为：

1、银行向法院提交的交易明细纪录和清单是证明持卡人拖欠银行相关款项的合法有效证据，足以认定持卡人欠款的事实。

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发卡银行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为持卡人办理的存取款、转账结算等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发卡银行可凭交易明细记录或清单作为记账凭证。”

根据上述规定，银行向法院提交的交易明细纪录和清单等作为证据是完全合法有效的。

2、银行向法院提交的交易明细纪录和清单，应当视为书面证据。

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电子签名法第四条规定，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书面形式。

3、持卡人对于银行提交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持卡人应当承担证明银行证据不真实的举证责任。

根据上述1、2所述，银行已经向法院提交了按照法律规定己方所能提交的符合法定形式，具有合法效力的证据。持卡人若有异议，应当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或者根据合理怀疑申请法院调查取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由于资料、时间和篇幅所限，本文所述三个问题，阐述的不尽全面，也未必正确。信用卡纠纷案件还涉及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笔者在此抛出一家之言，欢迎批评指正。

第四篇：倒签保单纠纷案件的若干法律问题

倒签保单纠纷案件的若干法律问题

在保险实务中，由于竞争的无序，倒签保单的现象时有发生。倒签保单涉及到的理论及实务问题相对较为复杂，审判实践中大家的认识不尽一致，处理上也不尽相同，往往引致诸多争议。笔者拟以相关的理论为背景，以现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为依托作初步探讨。

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一般为：1投保人向保险人提出保险申请，填写“投保单”；2保险人核定是否接受承保，以及保险费率和其他条件；3保险人向投保人提出保险费率和其他条件；4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协议；5投保人按约定交纳保险费；6保险人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和保险费收据。为叙述的方便，文中所称的保单包括：保险单、保险凭证、承保条、暂保单以及能够作为保险合同证明的保险单证。

保单是保险合同的正式凭证，是保险合同的证明。一般而言，保单均是保险公司印制的格式合同，除另有保险合同外，保单本身构成最终的保险合同。保单的签发日期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属于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或基本事项之一，对于确定投保人的保险利益的有无、保险危险的发生与消灭与否以及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等密切相关。我国《保险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保险合同应当包括下列事项：……十一订立合同的年、月、日。”依照法律规定及实务，保单的签发时间应为被保险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保险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的时间，也就是保险合同成立的时间。保险合同还必须约定对保险标的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也就是所谓的保险期间。一般而言，保险合同成立的时间，常先于保险责任开始的时间。

所谓倒签保单，是指将保单的签发日期虚定为过去某一日期的行为。倒签保单之所以成为问题或产生纠纷，在于保险公司印制的格式保单背面条款中往往有这样的规定：“保险责任的起讫期是自签发保险凭证时起至……”或类似规定。由于事实上保险合同成立的时间与保单记载的时间不一致，使得在有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引起争议。因篇幅所囿，以下讨论的范围将限于上述情况下倒签保单引起的纠纷案件的审理。

一、倒签保单行为的法律特征

倒签保单与正常签发的保单相比，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一一般而言，倒签保单属于投保人与保险人的合意行为。倒签保单的现实受益人是被保险人，因为表面上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被向前延伸了，使有可能已经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标的得到保险赔偿的可能，因此，被保险人往往是倒签保单的始发人或提议人。但保险合同的订立同一般合同的订立在程序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有要约和承诺的过程，故倒签的行为须为保险人同意，倒签保单的事实才能最终实现。

二倒签保单的行为人主观上存在实施虚拟签发保单时间的故意。即行为人为了达到掩盖保险合同成立的真正日期而有意虚定保单日期，是直接故意。实践中的疏忽，如错印、错写等使保单日期与真实情况不一致，不属于倒签。

三倒签保单属于共谋的欺诈行为。有人认为倒签保单与倒签提单不同，不存在对第三人的欺诈，倒签保单只是对保险人的利益有影响，并不侵犯第三人的利益。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非常片面的，忽视了保险制度设立的初衷。保险是保险人用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建立的保险基金，补偿投保人或受益人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致财产或人身损害的制度。①保险事故所导致的损失最终由参加保险的人共同承担，保险人实质是保险基金的管理人。因此，倒签保单而引致的赔偿肯定要动用保险基金，这对所有其他参加保险的人的利益必然造成损害。只是这种损害没有表面化而已。即倒签保单构成对其他所有参加保险的第三人的欺诈。在这种欺诈中，被保险人与保险人构成共谋，也就是有共同的故意。另外，合同订立时间是一个法律事实问题，而法律事实是既成的客观存在，不可能通过约定就引起变更

四倒签保单不可能存在善意。善意本是动产所有权取得中的概念，通说认为，是指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让与人无让与的权利。②此处所谓善意，应指倒签行为人“不知”倒签行为可能的后果。显而易见，倒签保单的行为人，无论是保险人还是被保险人，均不可能“不知”该行为的后果。

五倒签保单绝对不同于补签。所谓补签，就是保险双方对保险合同的条款早已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的行为。主要存在于定期保险中。如在原保险期间届满后，被保险人按原费率支付下一的保险费，保险人接受了保险费，或者保险人要求被保险人按某一费率支付新的保险费，被保险人按此要求向保险人支付了保险费，然后才签订保险合同或签发保单，而日期通常会“倒签”到上一个保险期间届满时。这种“倒签”就是补签。

二、倒签保单行为的法律性质效力对倒签保单行为的效力即有效还是无效进行界定，无论对于理论还是实务均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倒签保单行为是一种无效的合同行为，这种无效并不仅仅因为行为人欺诈，还因为倒签保单行为具有违法性。

首先，倒签保单违背诚信原则。保险合同是基于最大诚信的合同。虽然在我国的立法中，没有所谓“最大诚信原则”的明确规定，③但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与最大诚信原则在实质性的内容上并无二致。该原则在大陆法系中被称为债法的最高指导原则，被称为“帝王原则”，是一切民事活动均应遵循的基本法律原则，甚至被认为是“大陆法系民法中唯一的基本原则”。④该原则在保险合同法中规定得更加严格、具体。如《保险法》第四条：“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第十六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第十七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可以说，诚实信用是保险合同的基石。而倒签行为本身就是不讲诚信的表现。

其次，倒签保单与保险合同本身的性质相冲突。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射幸合同是以机会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作为标的的合同。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交付保险费的义务是确定的，保险人仅在特定的不可预料的保险事故发生时负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即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发生保险标的的损失，被保险人可获得成百上千倍保险费的保险金，如无保险标的损失，被保险人丧失所交的保险费；相反，当发生保险标的损失时，保险人则要付出其所收保险费成百上千倍的保险金，如无保险标的损失，保险人则有收取保险费的权利，而无支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同意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同意承保特定的危险而成立的保险合同，其最大特点是承保的危险具有不确定性，决定当事人分担保险标的损失只是一个机会。⑤如果保险人承保的危险事实上已经发生，则该危险就不是将来可能的危险，而是确定的损害事实，对此损失予以赔偿与保险合同的本质特性是相背离的。

至于能否将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故理解为“未知”事故是否已发生的问题，笔者认为，“将来可能发生”意味着订立保险合同时肯定没有发生，而未知事故是否已发生则包含着事故可能已发生，二者完全不同。

第三，倒签保单违背合同成立的一般规则。《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而倒签保单将合同成立的时间人为地提前，从而使合同成立的时间处于虚假的状态，已经构成对法律规定的合同成立时间的规避。

第四，倒签保单的事实已经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形成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所谓恶意串通，（1）须行为人的意思表示欠缺效果意思，即表示行为与内心真实意思表示不一致；（2）须非真意表示系与相对人通谋实施。即相对人了解表意人的真实意思，并配合实施虚假表示。互相串通要求行为人之间有共同的意思联络，有共同的目的指向，都希望实施某种行为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共同的意思联络既可以表现为行为人事先达成一致的协议，也可以是一方为意思表示，而相对方明知该行为违法而仍与之订立合同；（3）须有主观上的恶意。另外，恶意串通行为不以行为人已经或必然获得非法利益为必要，只要有通谋实施危及他人利益的故意就足以认定。⑥刚才已经分析，倒签保单事实的发生，有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合意，存在对其他所有参加保险的第三人的欺诈，倒签行为不可能存在善意，那么，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在倒签保单中的恶意串通是明显的。倒签保单事实成立，如果确有事故在倒签期间发生，保险人依据保单作出赔偿，则第三人的利益必然遭受损害。但这种损害在表面上是保险人自身利益的损害，因为保险的赔偿是保险人直接支付的。保险人自己损害自己的利益，似乎不可理解，但保险人是法律虚拟的主体，而签订保险合同的是具体的自然人，因此，倒签保单的恶意串通首先表现为倒签行为具体实施的自然人之间的串通。

总之，倒签保单具有行为违法性。其以表面的意思表示一致恶意串通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企图是明显的。审理中应当依法认定倒签保单的行为无效，用判决的形式宣示法律应有的真义。

三、倒签保单行为的法律后果

倒签保单行为被认定为无效，表现在诉讼中，一般而言，是被保险人依据保单所证明的保险合同向法院起诉要求保险人赔偿或支付保险金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原则上应适用《合同法》关于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根据该条规定，保险人应当将收取的保险费返还给被保险人并支付自收取保费之日起的相应的利息。

但对于保险事故不发生于倒签期间，保险人能否以保单系倒签为由主张保险合同无效而拒绝赔偿呢？笔者认为，对倒签保单行为是否必然导致整个保险合同无效要区别对待，如果事故不是发生于倒签期间的，应根据实际签发保单的时间确定保险责任期间；属于保险责任期间内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得以保单系倒签为由主张整个保险合同无效，只应认定倒签行为本身无效。

在没有事故发生，被保险人起诉要求保险人返还保费的，应认定因保单倒签，保单所证明的保险合同无效，适用无效合同的返还原则处理。因为在倒签保单的情况下，对保险合同的无效，保险人是有过错的，当然被保险人也有过错，但相对于保险人而言，被保险人的过错要小得多，因为对倒签行为的发生，没有保险人的同意并作为，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从理论上讲，在倒签保单的问题上，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胁迫是不可能的。而保险人最重要的权利就是收取保费，认定倒签保单属无效行为让保险人返还保费，有利于规范保险市场，促进良性竞争。另一方面，仅让保险人承担返还保费的责任，对被保险人而言，也可打消侥幸心理，及时投保。因为即使通过人情、关系使保单倒签了，也不会得到赔偿，相反还有可能因保险欺诈被刑事追诉，这样可以从源头上对保险市场进行规范。

但这样做是否就宽纵了保险人呢﹖上面已提到，保险人最大的权利就是收取保费，如果因倒签保单导致保险合同无效，其收取保费的权利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至于对具体行为人的追究，法律也有相应的规定，如纪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等，不是民事审判的职能。

四、倒签保单纠纷案件主体的确认

倒签保单纠纷案件，从性质而言，仍属于合同纠纷的范畴。因此，在主体的确定上，可按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来把握。但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除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外，往往还涉及到其他关系人，如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等。

（一）保险代理人。保险代理人是保险人的代理人，向保险人收取代理手续费，并在保险人的授权范围内以保险人的名义代为签发保单、收取保费以及代为安排检验和代为确定赔款等。根据代理的一般原理，保险代理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其效果归于保险人。

在被保险人以保险合同纠纷起诉时，为确保诉讼请求不落空，往往会将保险代理人一并作为被告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但在保险代理人具体作为保单签发人的情况下，较由保险人自己签发保单复杂。保险代理人倒签保单要区分两种情况，一是保险代理人将倒签的情况告知了保险人并经保险人同意；一是保险代理人未将倒签的情况告知保险人。

第一种情况，保险代理人的行为应视为保险人的行为，在保险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保险人应当承担向被保险人返还保费的义务。但有人认为，既然倒签保单具有行为的违法性，属违法行为，保险代理人作为保险人的代理，应当知道倒签保单的行为违法。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的，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保险代理人应与保险人一起负连带责任。但由于保险人一般财力较为雄厚，保险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意义不大。

第二种情况，保险代理人未将保单倒签的情况告知保险人，则被保险人与保险代理人构成恶意串通，倒签的保单无效，保险人可以拒赔，但仍然应退还保费。

（二）保险经纪人。保险经纪人是基于投保人的利益，为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中介服务，而从保险人处获取佣金的中间人。保险经纪人不是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中任何一方的代理人。保险经纪人的工作主要是代投保人向保险人接洽办理保险合同事宜，并不代签合同。因此，保险经纪人不是倒签保单事件的当事人，在倒签保单纠纷案件中不是应当承担责任的主体

五、倒签期间发生事故保险人予以赔偿的后果

倒签保单虽然属于无效的行为，但毕竟不可能所有的倒签保单全部都发生纠纷并进行诉讼。如果在保单倒签的情况下，保险事故又恰恰发生在倒签期间内，在被保险人要求保险人按保单赔偿时，保险人作出了赔偿。那么就引起以下的问题：

（一）保险人在行使代位权时的限制

保险代位权是指由于第三人的过错致使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给付了保险金后，有权把自己置于被保险人的地位，向有责任的第三人请求赔偿。保险代位权是一种法定的权利，本质上属于“权益转让”，但与一般的权益转让不同，基于保险赔偿的权益转让无须通知债务人，而一般的权益转让，根据《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非经通知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但债务人对被保险人的抗辩可以向保险人主张这一点是共同的。在倒签保单的情况下，保险人提起追偿之诉时，有责任的第三人如以保单系倒签、而事故又发生于倒签期间抗辩，主张保险人没有诉权，则保险人将面临困境。

（二）保险人之间行使分摊原则的限制

在存在重复保险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以向任何保险人提出赔偿请求。此时，根据保险的赔偿实际损失原则，一方面，被保险人获得的赔偿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保险标的受损价值，另一方面，在保险人之间，各保险人按照其承保的保险金额同保险金额的总和的比例承担责任，所支付的保险金额超过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的保险人，有权向其他保险人追偿。也就是说，重复保险的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承担连带责任，而在其内部，则按比例“分摊”责任。而共同保险人不是保险合同关系外的第三人，向其他保险人追偿时，不是行使保险代位权，而是适用分摊原则。⑦此时，如果全部保单均系倒签，则其中一个保险人按全额赔偿后，也不得适用分摊原则向其他保险人追偿。其中有一个或数个保单是倒签的，倒签保单的保险人在作出赔偿后，也不得向其他保险人追偿。

在上述情况下，做出赔付的保险人要想追回已经支付的保险金，也只能通过提起保险合同之诉主张保险合同无效的途径。

六、结语

在海上保险领域，因保险标的流动及流转的更为多样及复杂，倒签保单问题比一般的保险也更为复杂，但在性质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但由于立法的原则性和普遍规范性，不可能对倒签保单这一具体行为引发的法律和审判的问题作出专门的、具体的规定，这就给我们在审判此类案件时适用法律带来一些困难。但法官审理案件不是机械地适用法条的过程，而是一个能动的、创造性司法活动的过程。对法无明文规定，或者虽有规定但不够明确的地域，“从法律的目的和法律规定的逻辑关系出发，阐明法律中应该包括的意图。”⑧是法官的职责所在。因此，对于倒签保单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以上所述仅为探索。而且，随着加入WT0，新的问题将会出现，需要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不断进行探讨和研究，以提高、统一认识，促进对倒签保单纠纷案件的审理，并通过判决规范我国的保险市场秩序。

第五篇：依法清收不良贷款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三、关于依法清收不良贷款过程中的法律问题

当借款人不能偿还到期借款，农村信用社采取协商等办法仍不能得到清偿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通常选择以下几种方法实施依法清收：

（一）直接扣收

如果农村信用社与借款人和担保人在贷款合同、担保合同中有约定，借款人不能履行还款义务，农村信用社可以直接从借款人和（或）担保人存款账户上扣收贷款本息的，当该情形出现时，农村信用社可以直接扣收款项。采取直接扣收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贷款本息的损失，也可以作为农村信用社中断诉讼时效的证据，为保全债权创造条件。

（二）申请支付令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七章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意见》）第十四节等有关规定，借款人不能偿还到期借款的，农村信用社可以依法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向借款人、担保人发出支付令，以追讨贷款。申请支付令是农村信用社可以利用的最简便的法律追讨手段之一。法院开出的支付令，与判决书、调解书等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申请支付令必须具备以下前提：一是农村信用社与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证据确凿；二是申请支付令应当用申请书方式提出，请求给付的是金钱或汇票、本票、支票以及股票、债券、国库券等有价证券；三是请求给付的金钱等债务已经到期且数额确定；四是农村信用社没有对等给付义务，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五是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六是支付令申请应向债务人（包括担保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出，如果债务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提出书面异议，人民法院将裁定终结该程序，支付令自动失效，此时农村信用社仍可通过起诉来追偿债务。如果债务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未提书面异议又未履行支付令，农村信用社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三）行使代位权

根据《合同法》第7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四节等有关规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同时债务人享有别的债权却怠于行使，致使农村信用社的到期债权不能实现的，农村信用社可以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行使代位权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农村信用社与债务人之间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二是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农村信用社造成损害；三是债务人的债权不是抚养费、抚恤金、人身损害赔偿金等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四是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指的是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五是农村信用社行使代位权的方式是向法院起诉。

（四）行使撤销权

根据《合同法》第74条和《合同法解释》第五节等有关规定，当债务人处分财产或权利的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农村信用社可以对该行为行使撤销权.行使撤销权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农村信用社对债务人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二是农村信用社可以撤销的债务人的行为包括：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农村信用社造成损害，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农村信用社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三是撤销权行使的方式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四是撤销权自农村信用社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五）行使抵销权

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等有关规定，农村信用社可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行使抵销权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农村信用社与债务人互负债务，互享到期债权；二是双方债务都已届清偿期；三是双方的债务不存在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情形。农村信用社在主张抵销时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农村信用社发出的抵销通知要载明所抵销的债权的合同编号、本金数额、利息数额等，还要注意保存好有关证据。

（六）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经公证的债权文书

如果签订《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时经过了公证并且公证机关对合同债权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借款人、担保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还款责任时，农村信用社可依据《民事诉讼法》、《公证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等有关规定，向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并凭公证债权文书和公证机关出具的执行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七）依法行使担保权利

债务人未能履行债务时，农村信用社可按照《担保法》、《担保法解释》等有关规定，依据担保合同或担保条款的约定，积极行使抵押权、质押权，或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

对于物的担保，可与担保人协商拍卖、变卖担保物或以担保物折价偿还借款本息，协商不成的，可以依照《物权法》的规定直接申请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担保物。

（八）申请参与分配

依据《民诉法意见》第十七节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一节等有关规定，被执行人全部或主要财产已被一个人民法院因执行确定金钱给付的生效法律文书而查封、扣押或冻结，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或其他财产不足清偿农村信用社债务时，农村信用社已取得执行依据的，农村信用社可申请参与分配。参与分配申请应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清偿前提出；农村信用社申请参与分配，应向原申请执行法院提交参与分配申请书。

（九）申请破产或积极申报破产债权

借款人、保证人为企业法人，不能履行到期债务时，农村信用社还可以依据《企业破产法》第7条及该法相关规定，申请借款人、担保人破产，通过破产程序维护债权。对于已被申请破产的借款人或担保人，农村信用社要积极申报破产债权，参与破产财产分配。《破产法》第56条规定：“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所以，债权申报应在法院通知的债权申报期限内进行，最晚不得晚于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十）诉讼途径

在非诉讼手段无法收回不良贷款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在综合考虑借款人的经营状况、偿债能力、还款意愿、与农村信用社的利益关系、诉讼成本、担保情况等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可以考虑起诉借款人和（或）担保人。

（十一）仲裁途径

对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争议的管辖，农村信用社和债务人之间达成仲裁协议的，农村信用社也可根据《仲裁法》的规定申请仲裁，提起仲裁应与提起诉讼一样综合考虑，慎重决策、充分准备。

四、关于依法挽救过时效债权中的法律问题

（一）中断诉讼时效的措施

诉讼时效对农村信用社保全债权关系重大。农村信用社要在诉讼时效期间内积极采取措施以中断诉讼时效，根据法律规定，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3条的规定，诉讼时效中断后，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诉讼时效可以再次中断。实际操作中，农村信用社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借款人、保证人考虑采取以下方法中断诉讼时效：

１、及时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催收通知书是债权人主张权利的凭证，可以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为防止逾期贷款超过诉讼时效导致丧失法律保护，农村信用社应当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保证人及时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催收通知书应当由债务人签字盖章，签署回执。

被催收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被催收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

２、公证送达催收通知。当被催收人拒绝在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盖章时，农村信用社可以根据《公证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请公证机关进行公证，证明被催收人已知晓催收内容达到催收的目的以中断诉讼时效。

３、通过特快专递方式进行催收。在上述催收方式无法采用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也可以考虑到邮局采用特快专递方式进行催收，但要特别注意在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上的“内件品名”栏中详细写明逾期贷款合同的编号、逾期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大写)及“催收通知书”等内容，并保存好证据，特别是邮件存根。

４、通过扣收借款人、保证人帐户款项偿还本息方式中断时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

５、通过媒体进行公告催收。对于借款人或保证人下落不明的，农村信用社可以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借款人或保证人住所地的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采用此种方式，应有被催收人下落不明的证据。

６、促使义务人作出具有中断时效作用的承诺或行为。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视为“同意履行义务”，具有中断时效作用。上述承诺或行为应有证据证明，最好形成书面证据。

７、起诉途径。起诉本身也是农村信用社主张权利以中断诉讼时效的重要途径之一，需要注意的是，起诉后又撤诉的不能中断诉讼时效。

除起诉外，下列行为，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农村信用社可视情况灵活运用：⑴申请仲裁；⑵申请支付令；⑶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⑷为主张权利而申请宣告义务人失踪或死亡；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⑹申请强制执行；⑺申请追加当事人或者被通知参加诉讼；⑻在诉讼中主张抵销；⑼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

（二）过时效债权的补救措施

对不慎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农村信用社仍不能轻易放弃，一是法院在立案时对是否超诉讼时效问题不做主动审查；二是要依法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中断诉讼时效：

1、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农村信用社可以继续向债务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收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

2、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农村信用社通过种种努力与债务人达成还款协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问题的批复》，还款协议同样受法律保。

另外，促使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划等书面承诺，与达成还款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3、对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农村信用社还可以协调有关部门综合运用行政、纪律、组织等手段，借助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清收，特别是对公职人员更要考虑协调纪检监察部门介入以加大清收力度。只要这些债务人书面承诺还款或部分还款，即可中断诉讼时效。

五、关于依法落实担保责任，避免担保权利丧失的法律问题

担保状况对农村信用社维护债权意义重大，在依法维护金融债权中，应当依照《担保法》、《担保法解释》、《物权法》以及担保合同的有关约定避免担保权利的丧失。

（一）及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避免保证人脱保

１、避免一般保证的保证人脱保。为避免一般保证的保证人脱保，要在保证期间内及时提起诉讼或仲裁；单独向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仲裁时，还要及时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担保法》第25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担保法解释》第34条规定，在一般保证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所以，农村信用社对一般保证的主债务人单独提起诉讼或仲裁，也可以对主债务人和保证人一起提起诉讼或仲裁。为避免保证人脱保，诉讼或仲裁程序必须在上述保证期间内提起。为避免对保证人的权利丧失诉讼时效，单独对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仲裁的，从判决或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应按诉讼时效的规定，每二年向保证人至少主张一次权利。建议在保证期间内同时向主债务人和保证人提起诉讼或仲裁。

２、避免连带保证的保证人脱保。对于连带保证的保证人，应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如签发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提起诉讼等）；如非以诉讼或仲裁方式主张权利，自主张权利之日起每两年向保证人至少主张一次权利。《担保法》第26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担保法解释》第34条同时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所以，在连带责任保证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必须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从农村信用社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应按债权的时效管理的方式管理保证权利的诉讼时效。

３、对脱保的保证人令其承担保证责任应重新签订保证合同。保证期间届满后，保证人在农村信用社的催收通知书上的签章行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已经延续了保证期间，能否延续关键看原借款保证人是否有重新为借款人提供保证的明确意思表示。重新确立的保证，如果对保证期间做出了约定，则从其约定；如果没有约定，则保证期间为催收之日起6个月。

（二）依法维护抵押权效力，及时行使抵押权

１、及时对主债权进行催收并及时行使抵押权，避免抵押权丧失。抵押权必须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行使，为避免抵押权丧失，需要农村信用社及时对主债务人进行催收，保障主债权不过时效。《物权法》第202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担保法解释》第12条规定，农村信用社与抵押人约定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没有法律约束力。所以，当事人约定的或主管部门规定的抵押期间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只要主债权不过时效，则抵押权有效。但农村信用社必须及时主张主债权，以避免抵押权与主债权同时失权。

２、关注抵押物状态并及时行使相关权利，保障抵押权不落空或受损

（１）抵押物被转让情况下及时行使权利。根据《担保法》第49条、《担保法解释》第67条、《物权法》相关规定，抵押人履行通知或告知义务后，有权转让抵押物，转让所得价款，应当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抵押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超过债权数额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对于已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物的转让，如未履行通知义务，抵押权人仍可以就转让后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对于未经登记的抵押物的转让，如未履行通知义务，抵押权人的抵押权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以农村信用社应关注抵押物的转让，要求以转让价款提前清偿农村信用社债权；对作过抵押登记但未得到转让通知的，对转让后的抵押物行使抵押权；对未作抵押登记而抵押物已转让给善意第三人但农村信用社未得到转让通知的，只能要求抵押人赔偿损失。

对于明显以低价转让抵押物的，农村信用社还可以要求抵押人提供相应担保；对于抵押物已转让给受让人的，受让人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农村信用社可行使撤销权，要求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抵押物的转让行为。

（２）抵押物被征收、毁损情况下及时行使权利。对于抵押物被征收、被毁损的，抵押权及于补偿金、赔偿金、保险金，农村信用社可要求就上述款项行使优先权。在因抵押人过错导致抵押物毁损致使抵押物价值明显减少的情况下，农村信用社还可以依据法律和担保合同规定要求抵押人提供新的担保，或要求抵押人承担其他违约责任。

（三）妥善保管质物或权利凭证，及时行使质权，避免损害赔偿责任

动产质权或权利质权，因质权人占有出质财产或权利凭证，除质权人应妥善占有质物并及时行使质权外，出质人也可以要求质权人善尽保管义务、及时行使质权。行使质权的措施是与出质人协商处置质物或出质权利，或申请法院拍卖、变卖出质财产或权利。根据《担保法》、《担保法解释》、《物权法》规定，因质权人过错导致质押财产毁损或质权人怠于行使质权导致出质人损失的，质权人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所以，为避免损失，农村信用社除妥善占有质物外，应及时行使质权。

但因不能归责于农村信用社的事由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或者价值明显减少，足以危害农村信用社权利的，农村信用社有权要求出质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出质人不提供的，农村信用社可以拍卖、变卖质押财产，并与出质人通过协议将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四）进行贷款展期等合同变更时，注意避免担保权利丧失

《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协议变动主合同内容，但并未实际履行的，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所以，农村信用社经与债务人协商，以贷款展期或其他方式对原合同变更的，为全面维护债权利益，应当就变更后的合同与保证人签订新的保证、抵押、质押合同，以全面落实保证责任。

（五）以贷还贷方式盘活不良贷款注意避免担保权利丧失

以贷还贷，也称倒约换据、换据或借新还旧，是指贷款到期后，借款人并不偿还贷款本息，或只偿还部分贷款本息，以所欠贷款本息余额作为合同贷款金额签订新的借款合同，利用新合同借款偿还以前贷款本息余额的行为。商业银行尤其农村信用社系统常利用换据方式盘活不良贷款，或者解决逾期贷款不能偿还，逾期贷款比例过高的问题。这种方式有利有弊，司法审判也认可借款合同有效。但单为掩盖不良贷款比例的换据有害无益，应予避免。

以换据盘活不良资产，应直接记载以贷还贷的贷款用途，否则会导致担保权利的丧失。《担保法》第3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

（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担保法解释》第39条第一款也规定：“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除保证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新贷与旧贷系同一保证人的，不适用前款的规定。”所以，当新借款合同不写明“借新还旧”或“偿还旧贷款”的用途时，新借款的担保人常以债权人单独或与借款人合谋隐瞒借款偿还旧贷款的用途欺诈担保人为由进行抗辩，司法机关一般也会以上述理由认定担保无效。所以除新贷和旧贷的保证人为同一人情形外，无论采用保证或其他任何担保方式，换据应在借款合同中明确记载贷款用途为“借新还旧”或“偿还旧贷款”。

（六）积极挽救无效担保，不能挽救时需追究担保人的赔偿责任

1、积极采取挽救措施。如果不慎形成无效担保，农村信用社应根据《担保法》等有关规定，采取补救措施。比如，保证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主体资格，农村信用社应与借款人、保证人充分协商、深入沟通，重新确定符合条件的保证人。抵押物、质押物是法律规定的禁止抵押、质押的物，如以《物权法》第184条或第209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转让财产设定抵押或质押时，农村信用社应与借款人、抵押人或出质人协商，多方做工作，变更抵押物或质物，以可以抵押、质押的财产设定担保。法律规定抵押、质押必须办理登记而未办理登记的，农村信用社应补办登记手续，根据抵押物、质押物或出质权利登记管理部门的不同到相应的登记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2、担保无效且不能补救，应向担保人主张赔偿权利。《担保法解释》第7条、第8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对于担保无效导致的损失，应按述规定向担保人主张，不应放弃对担保人的求偿权。

六、关于在企业改制或破产过程中依法维护债权的法律问题

当前有不少企业以改制、破产为名逃废农村信用社债务，严重损害了农村信用社的合法权益，影响了信贷业务的正常开展。因此，农村信用社应当熟悉企业改制、破产的相关法律、了解相关程序，认真研究，积极应对，采取必要措施，依法维护金融债权。

（一）积极参与改制程序，落实债务偿还及担保责任

债务人拟实行承包、租赁、股份制改造、联营、合并、分立、合资或合作等改制方案的，农村信用社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政府的各项改制政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企业改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司法解释，积极参与改制工作，严格监督改制方案的制定、清产核资、产权界定和债务清偿等工作。具体应当要求债务人报送改制方案和对农村信用社债权的处理意见。农村信用社应当对债务人生产经营与资产负债情况以及改制方案进行调查核实，并确定债务人改制后金融债权是否安全。债权安全存在危险的，应当及时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或落实担保责任。比如，企业法人分立时，根据《合同法》和《企业改制若干问题的规定》，农村信用社向分立后的企业主张债权，企业分立时对原企业的债务承担有约定，并经农村信用社认可的，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或者虽有约定但债权人不予认可的，分立的企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又比如，企业法人合并时，应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立的公司承继被合并方的权利义务。因此，农村信用社应当按照上述规定依法行使债权。农村信用社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与债务人协商一致，就原合同签订变更合同，同时就变更后的合同与担保人签订新的保证、抵押、质押合同，需要变更抵押、质押登记的应当变更抵押、质押登记，以落实担保责任。

（二）对于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农村信用社应对其高度关注，依法申报债权，行使债权人权利

《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紧急通知》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有关维护债权人利益的规定比较详细，农村信用社对这些规定要十分熟悉，要按照相关规定准备材料，及时申报债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按程序清收债权。特别要注意有关媒体上通知申报债权的公告，农村信用社未在法定期间内（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申报债权的，视为放弃债权；及时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取得参加破产程序并行使权利的资格，债权的诉讼时效也因此而中断。在申报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时，还应提交有关财产担保的证据，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债权将作为一般债权处理。如农村信用社有多个连带债权人时，且连带债务人破产时，农村信用社可以将自己的全部债权数额进行申报，也可以不申报破产债权，而向连带债务人中的其他债务人要求清偿。当被保证人破产时，债权人可以申报债权以获得公平清偿，被保证人破产程序终结后，债权人仍然可以就未受清偿的债权额向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但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6个月内提出。如果农村信用社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保证人破产，既未申报债权也未通知保证人，致使保证人不能预先行使追偿权的，保证人在该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可能受偿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当保证人破产时，农村信用社要想按担保合同确定的担保责任申报债权，根据有关司法解释需要先通过诉讼方式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获得生效法律文书后才能申报债权。

（三）防止债务人借改制或破产逃废债务

对于通过企业改制、破产等方式逃废债务，造成信贷资产流失的单位和个人，农村信用社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和改制案件中切实防止债务人逃废债务的紧急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及时提起诉讼，重新落实债权债务关系和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比如，在改制程序中，对于借改制处理或转移资产，逃废债务的，可向主管部门反映，也可以及时行使撤销权，请求法院撤销相关行为。又比如在破产程序中，对于借转移资产、低价处置资产等行为虚假破产的债务人，可以以行使撤销权，防止其以资不抵债为由进行假破产；对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有异议的，可以在法院宣告破产后十日内向上级法院申诉，申请上级法院作出裁定。

七、关于以转让方式化解不良债权风险过程中的法律问题

为化解不良债权，优化资产结构，有的农村信用社尝试转让不良资产。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企业法人有权处分自己的资产，《商业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对农村信用社自行处置金融债权也没有限制性或禁止性规定。中国银监会2005年出台的《不良金融资产处置尽职指引》，对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采用转让方式处置不良资产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肯定性要求。但在处置程序上，应符合《不良金融资产处置尽职指引》的有关规定，并且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不良资产转让须制订方案。方案应包括如下内容：

1、资产处置的原则和指导思想；

2、资产处置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分工；

3、资产处置的程序安排；

4、资产处置的定价和公告方式；

5、资产处置的竞价和确定受让人方案；

6、资产转让协议的签订、资产交接与通知；

7、处置费用（主要是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预算；

8、资产损失的处理等。

9、资产处置的其他相关问题，如转让方案失败后处置方案的调整等。

（二）在制定资产转让方案和进行处置时应遵守合法性和价值最大化原则、关联人回避原则。一是在处置不良金融资产时，应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等规定，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竞争、择优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处置现值最大化。二是相关工作人员与债务人、担保人、持股企业、资产受让（受托）方、受托中介机构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或经认定对不良金融资产形成有直接责任的，在不良金融资产处置中应当回避。

（三）方案的制订和实施应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是资产处置方案及其调整应按章程或上级联社相关规定履行一定决议通过或审批、备案程序；二是不具备评估条件或评估费用相对于资产处置费用过高等原因，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方式解决定价问题。三是受让人的选择和确定坚持公开性和竞争性原则，可以采用拍卖、招标或其他竞价方式。四是资产处置有关协议的签订和履行程序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五是对无法实施的项目应分析原因，及时调整处置策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也是《不良金融资产处置尽职指引》的明确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