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批示

第一篇：领导批示

“领导批示”：微妙技巧与传阅逻辑

2010-07-04 03:31:02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跟贴 156 条 手机看新闻

签署一个“阅”字，基本就是表明自己知晓了；而批示指定某部门负责，则关切程度有所提高；如果指名要“某某同志”等分管领导办理，重视程度就已颇为严重。

在很多时候，“领导批示”往往是解决底层问题最直接的手段，因此批示也充满了神秘感。（CFP/图）

各级官员的批示及其批示在处理各种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已然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

最近出现领导批示的最为重大的事件，是贵州关岭岗乌镇大寨村因连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造成该村107人被掩埋的特大事故。

6月29日，贵州当地官员传达学习了总理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现在，有关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对各种问题的批示，已经成为媒体日常报道的一部分。这些被报道的批示所关注的大多是诸如救灾、春运、煤矿事故等重大问题，而在处理上述问题中，领导批示，也必然会被提及，并作为应对之策的指导原则。

文化部2010年3月的一份文件说，2009年，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持续大幅度增长。全年共收到中央领导批示655件，此前的2008年是399件，2007年是378件。事实上，更多的批示来自省部直至市县官员。这些批示在处理各种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已然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批示和文件一起，成为从中央到乡镇各级党政系统之间政治运行的重要手段。

这些批示，有的只是一个简单的“阅”字或者干脆是画一个圈，然后消失在各级党政机关的档案室里，有些是“请×××同志会签”而转往其他部门。一些批示需要承办部门派专人前来阅读，并不得带出“保密室”；另有一些，则被工整誊抄，在“一定范围内”传达；有的更进入各级宣传机构视野，成为“重要批示”，全系统乃至全党、全国都要学习。文件与批示，是中国政府这架行政机器最重要的日常吞吐。

根据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中国法定的公文有令、决定、公告、请示、批复、函等9种。并没有“批示件”的规定。

不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主办的杂志《秘书工作》上刊登的一篇四川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撰写的文章中写道：“领导批示是领导部署工作、安排任务、下达指示的重要载体，是领导意志的集中体现，它同领导的讲话一样具有较强的政治思想性和业务指导性。”

那么，批示究竟为什么重要？各级不同身份的官员批示时有何惯例？不同用词之间有什么微妙之处？批示又会被如何传阅下达？

批示为什么重要

大多数公务员和机关的日常工作，都难以量化衡量。领导批示的次数，详略，也是衡量其工作进展重要指标

“批示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日常的“请示”、“汇报”等需要领导作出正式回复的文件上的批示，另一类则是在“传阅”性质的“工作简报”，“内参”，“通报”等各种信息上做出的批示。前者是主管官员定夺问题的权力体现形式；后者则是表明上级官员对他认为的下级汇报的某个重要事情的态度。

“我的工作就是努力写稿，写大稿，如果上级领导能在上面批示，我这一年的考核就基本评优了。”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某地级市公务员小曹说，他现在整天琢磨的，就是如何给自己的稿子“起标题”。

小曹需要负责撰写本部门“工作简报”的部分内容。他说，上级部门能收到的工作简报，每月都数以百计。“领导看简报，就跟我们看报纸一样，也是大体浏览，看标题，看到感兴趣的标题多读一点；其他的，匆匆掠过”。

“各地的日常工作都差不多，关键还是看起标题，吸引„读者‟眼球。能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就可能被作为上一级部门的工作成绩，进入上级的„工作简报‟。然后层层递进，最终摆上省部领导的办公桌。”小曹说。除了公安城管民政这类社会管理部门，财政税务之类的政府运转命脉部门，多数公务员和机关的日常工作，都难以量化衡量。领导批示的次数、详略，也是衡量其工作进展的重要指标。

“审计部门就最看重领导批示。因为审来审去，很多问题，他们只能是发情况汇报给领导看。领导批示，就是他们的成绩。”小曹解释说，“2008年，我隔壁办公室的同事写了一份下属单位的安全工作经验，这个经验很快就被逐级上报。部里、国务院领导都分别批示调研推广。部里迅速组织工作组，来我们这集中调研。收到中央领导批示的那天，我们领导高兴得在办公室里直转悠，很快就树成了新的系统内典型，同事今年也提拔了。”

根据2001年颁布的《国家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各级政府机关不得越级报送公文。这为赢取“批示”制造了难题。不过党报系统的各种内参，成了另外一个重要途径，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国内动态清样》，正是此类“越级”上报的重要渠道。

中部某县的政府网站就评论说：“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系中央领导签阅的内参，是中央了解国情、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我县××经验的刊发，在我县××工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模糊的批示，微妙的理解

对于“拟同意”这种批示，办公室主任往往会和领导秘书密切沟通：是已经满意，仅表谦虚？还是确实另有所想但不便表态？

在办公自动化以前，中国传统的公文格式中，下级向上级递交的文件与上级向下级传达的文件，在发文机关标题部分就有显著不同。上报公文的机关标题部分上方要明显多出一块留白——这就是约定俗成的“批示域”。尽管《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中并没有明确此项区别的作用何在，但确实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目前能看到的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领导人批示件原件，内容较长的批示都写在这一块“批示域”中。但最晚到1990年代中期，随着对公文管理的进一步规范化，随着公文下发的，多有“传阅单”等流程控制页，上面会写明须传阅的领导名字，领导看后如无特殊意见，仅需在自己的名字上画圈——谓之圈阅。同时还附有“批示单”，为每位领导留下批示栏，便于领导指示。

于是，早期文件上各级领导在页眉页脚、字里行间分别批示，一份文件面目全非的情形便很少再现。而且对于每位拿到文件的官员来说，这也更便于他们清晰地知道其他同僚的意图。

比如，一份在市委常委范围内传阅的有关法制的文件，非分管的常委们一般仅圈阅，而政法委书记则多会在批示栏类留下一些文字。而一旦党委书记点名某机关须关注此事，则各相关分管常委一般都须在批示栏内表态。更进一步的是，南方周末采访的熟知批示内情的机关官员说，对于比如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样的班子内的“一把手”来说，当他认为得对某份文件表态时，其态度的严厉程度，直接与其在批示上所写的对象有关。比如仅仅签署一个“阅”字，基本就是表明自己知晓了；而批示中指定某部门负责，则关切程度有所提高；如果直接指名要“某某同志”等分管领导关注办理，那么重视程度就已经颇为严重。被指名的分管官员在阅后一定会“进一步批示”，并要求下属高度重视。

对于各级秘书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此类细微差别，领会批示件的真实意图。比如，在一份“请示”上，批示“同意”和“拟同意”之间的差别巨大——“拟同意”是近10来年才开始流行，并逐步取代“基本同意”的“流行”批语，最常见于各类政府开销报价请示，公务员晋升录用等敏感话题。

对于“拟同意”这种批示，负责文件传达和落实的办公室主任，往往会和领导秘书密切沟通：是对此文件请示内容已经满意，仅仅表示谦虚？还是确实另有所想但不便表态？或者对事情敏感性有所警惕，以“拟”字表达自己谨慎的态度？

另外诸如“请酌情办理”，“按规定办理”，“根据某会议决定，同意办理”等批语，亦是下属要谨慎考虑的问题。“酌情办理”，是可办理可不办理还是一定要办理？“按规定办理”，那么如果该事按规定无法办理呢，如果下属理解为领导是同意了，贸然给办理了，是否会被追究责任？而“根据某会议决定，同意办理”，有时也可能是表明了官员是按照集体决定办事，而个人未必完全同意，办公室主任或许要翻翻会议记录，看这一官员当时的具体表态是什么。

所有这些细微差异所带来的批示执行上的区别，都在批示文件本身所显示的内容之外。各司其职，逐级保密

对于批示，下一级单位的领导官员，可能看到其直管领导的笔迹。再往下传达，就需要“抄清”

中国并没有对“领导批示件”的办理和管理进行过统一规定，除了2002年和2004年国办发文要求加强对国务院领导批示件的管理和办理之外，地方各级领导的批示件都是各自定规。而上述两个国务院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件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办理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件有关事项的通知》——并未公开。

不过纵览各地的批示件办理规定和流程，突出对领导权威的重视，对批示进行逐级保密，则一直是工作的重心。一般情况下，一份文件上的批示，只有在该文件传阅范围内的“班子成员”才能看到。而且，只能由文秘部门按照根据惯例制定的传阅顺序看。

本报记者获得的材料展示了这一传阅程序，2007年春节期间，东部某副省级城市发生一起火灾，造成3人死亡。省长在公安工作简报中看到火灾的情况汇报以后批示：“A同志：正值春节前夕，火情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外来人员较集中区更要加强教育、检查、宣传和及时救护。” A同志为该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程序上，这个批示属于上级领导对直属机关相关负责人的直接批示，理论上只限于负责人本人“参阅”。不过，因为这份情况汇报属于“传阅件”，该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B也在传阅范围之内。看到省长的批示，他也表态批示：“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省长的重要批示精神，切实做好预防重大火灾事故的工作。”

于是，在文件本身完成传阅之后，又下发到被省长点名的公安厅常务副厅长A处。这是批示的第一次“传达”，A看后批示，“请C、D同志阅。办公室将×省长批示传各市、县公安机关领导……”C同志为分管消防的副厅长，而D同志则是该省消防总队总队长。

最终，D同志作出批示“将×省长、B书记（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A副厅长批示转告某支队并抄清上（内部）网，全省消防部队要认真贯彻×省长指示”。正因为这一批示，这份抄清件得以下发流传。

但是，除了传阅的文件和直接指示到个人的文件以外，一般的“批示传达”在很多地方并不会有领导笔迹的复印件。比如南方某省会城市就规定：“市领导批给市直有关单位或单位负责同志的批示件，原则上只供该单位的负责同志，以及由其本人指定的承办人员阅看和办理，传阅范围要从严控制。”

也就是说，再往下传达，就必须“抄清”。除特别要求外，一般会隐去具体领导姓名，仅用“省领导批示”，“市主要领导批示”等方式传达。在扩大传达时，省级官员的批示由下级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提供“批示抄清”件；而市领导同志的批示由各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和市直部门办公室提供“批示抄清”件。而各级政府官员亲笔批示的原件，最终都会回到各级机关的文秘部门，分卷存档。“各下级机关、部门，不得擅自复印和留存批示件副本”。

第二篇：领导批示办理

全力办理领导批示

做好群众信访接待和领导批示办理工作，是区党委与群众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有效方式，也是办公室服务领导、服务群众的必不可少的长期事务性工作。为树立党委及主要领导的良好形象，我们高度重视信访接待及办理领导批示件工作，近年来共接待来访群众1000多人次，其中区主要领导亲自接访500人次；共办理领导批示群众信访件496件次，主持或协同处理信访案件300余起，获得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现将经验总结如下：

一、畅通渠道，开门接访，真心诚意接待群众信访 一是畅通群众信访渠道。针对大批群众不懂信访程序而屡走弯路的现状，为畅通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接待工作，对群众来信来访绝不推诿，热情接待，从感情上拉近了与上访群众的距离。我们认真细致听取群众诉求，记录来访人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对于那些首次上访者，积极联系区信访局或相关责任单位信访办负责接待；对于那些多次上访未果者或者涉及部门较多且事情较为复杂的上访问题，由督查室登记立项后主动展开初步调查，形成《信访动态》《督查要情》等文字材料上报区主要领导，再根据领导批示意见办理。

二是整合区内信访力量。针对我区地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社会矛盾易激发等特殊区情，督查室加强与信访局、维稳办等职能部门协调配合，建立了联席会议工作机制、信访问题排查调处机制和处理重大集体访协调机制，对区内重点上访对象、特殊群体、弱势群体进行系统摸底，并建立相关档案。同时，我们了解掌握上访群众的需求和思想动态，及时排查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随时为区级领导提供信访预警信息。每年由信访局更新《全区信访积案办理情况表》，并通知工委办、维稳办、法制办等单位备案备查，构建区内大信访工作格局。如2010年八一建军节前夕，针对区内部分退伍老兵多次反映的抚恤金过少的问题，我们收集相关情况并与维稳办联系沟通，及时将信息上报区主要领导及市委领导，得到上级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市政法委书记陈XX同志为此召开专题电视电话会议，通报指示解决洪江区退伍老兵上访问题。

三是完善信访审核制度。确立了严格的审核标准，考虑部分老上访户对领导存在“侥幸与依赖”心态，对其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始终和蔼地进行解释工作，反复讲明政策法规，强调即使是领导也得遵守政策，不能违规批示，必须由相关职能单位按正规程序处理这些诉求。我们还建立了一套群众上访件审查制度，由专人负责整理归档，将那些完全不符合政策法规的多次缠访的信件剔除。甄别排除非正常上访诉求和积极处理群众正常诉求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区内“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不正常上访现象，有效地维护区内良好的信访工作秩序。

四是加强业务能力学习。我们通过学习相关政策、研究上访者心理、锻炼沟通技巧和语言交际等方面的能力，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在信访接待工作中占据主动，及时化解矛盾。在工作方法上，既坚持原则，又具备灵活性，采用了说服教育、适当训诫等工作方法，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沟通，使上访群众对信访接待工作满意。近几年来，我们先后获得市级、区级信访维稳工作通报奖励，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

二、强化责任，落实监督，全心全意办理领导批示 一是得到领导高度重视。领导重视支持是搞好群众信访批示件督查的关键，近年来，区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群众信访批示件落实情况，亲自带队参与批示件的督查督办活动；区级领导跟据分工，积极落实主要领导的群众批示件办理工作，如纪工委书记周XX同志对刘XX回龙寺私房修建的问题、政法委书记蒋XX同志对公安局宿舍卫生环境的问题均能亲自协调处理，通过召开部门协调会、现场办公会，帮助解决信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有效化解各类矛盾隐患。目前区内已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领导批示件办理工作落到实处。

二是加大督查督办力度。我们规范了下发上报程序，明确相关部门责任，建立健全了群众信访批示件办理制度。根据区主要领导批示意见，及时将批示件转发至相关单位和领导，对普通信访批示件，要求在3日内交办到位，对紧急或重要的信访批示，要求当日尽快交办。信访批示件交办后，我们每月催办督办一次，对紧急或重要的信访批示，随时检查办理进度。为确保信访

件办理有始有终、领导批示得到切实落实，我们对每一份批示件都复印登记，采取电话催办、下达催办单、实地督办等形式，每季度对办理结果进行收集、汇总，整理上报给主要领导审阅。对于处理结果，我们按照信访相关程序，告知于上访群众，做好答复解释工作。年终时由专人对信访批示件、办理结果情况进行汇总整理和归档。

第三篇：领导批示办理情况总结汇报

领导批示办理情况总结汇报

近年来，X高度重视领导批示办理工作，各级各部门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力抓好贯彻落实，确保了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

一是创新方式方法。

主动适应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工作中不断探索积累有效的方式方法，在办理领导批示过程中，勤于梳理，区别对待，注重准确把握和领会领导批示意图，分清轻重缓急。对批办性、指导性重要批示件，制定贯彻落实措施，明确责任领导、责任人员和目标要求，进行专项查办和跟踪督办；对参阅性一般批示件，工作中认真参考借鉴，及时报告重要情况。

本着抓住抓重、快办快督、雷厉风行的原则，牢固树立“零”停留意识，对领导批示坚持随接随办，急事不过夜，特事不隔天。对一些政策性、专业性较强的批示事项，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安排专业力量督查推进，增强了批示办理的实效。我们跳出就办件而办件的思维定势和工作模式，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对批示件办理的分析研判，既注意具体一件事项的督促办理，又注重了解掌握整体情况，举一反三，促进同类问题解决，达到督办一件、带动一片的效果。

二是健全制度机制。

着力健全制度机制，规范办理程序，靠实工作责任，构筑起了逐级负责、上下联动、协调推进的领导批示办理工作格局。制定印发了《领导批示办理工作制度》，进一步细化完善了交办、承办、督办、审核、报告等工作流程，对领导批示办什么、怎么办、办到什么程度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建立领导批示办理台账，挂号督办，限时办结，销号落实，确保领导批示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注重把平时贯彻落实领导批示精神和反馈报告情况与年终工作考核挂钩，主要看批示事项是否调查了解清楚、相关政策规定是否落实到位、反馈的情况是否真实可靠、提出的措施办法是否有力有效、问题是否妥善解决，促使各级各部门切实增强了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三是注重提升实效。

对领导批示一个一个跟踪问效、一件一件推动落实，对需要按期反馈办理结果的领导批示以《督办件》督办落实，对学习参考、不需限期反馈办理结果的以《转办通知》转有关单位研究办理，切实做到“批必办、办必清、清必果、果必报”。坚持明查与暗访有机结合，明查掌握面上总体情况，暗访查找点上具体问题，汇总得出全面、准确、客观的结论。充分发扬“钉钉子精神”，对已办结但易出现问题的批示事项，我们及时开展“回头看”。

第四篇：懂得领导批示的学问[模版]

领导批示的学问

各级官员的批示及其批示在处理各种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已然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

签署一个“阅”字，基本就是表明自己知晓了；而批示指定某部门负责，则关切程度有所提高；如果指名要“某某同志”等分管领导办理，重视程度就已颇为严重

在很多时候，“领导批示”往往是解决底层问题最直接的手段，因此批示也充满了神秘感。（CFP/图）

最近出现领导批示的最为重大的事件，是贵州关岭岗乌镇大寨村因连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造成该村107人被掩埋的特大事故。

6月29日，贵州当地官员传达学习了总理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

现在，有关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对各种问题的批示，已经成为媒体日常报道的一部分。这些被报道的批示所关注的大多是诸如救灾、春运、煤矿事故等重大问题，而在处理上述问题中，领导批示，也必然会被提及，并作为应对之策的指导原则。

文化部2010年3月的一份文件说，2009年，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持续大幅度增长。全年共收到中央领导批示655件，此前的2008年是399件，2007年是378件。

事实上，更多的批示来自省部直至市县官员。这些批示在处理各种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已然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批示和文件一起，成为从中央到乡镇各级党政系统之间政治运行的重要手段。这些批示，有的只是一个简单的“阅”字或者干脆是画一个圈，然后消失在各级党政机关的档案室里，有些是“请×××同志会签”而转往其他部门。一些批示需要承办部门派专人前来阅读，并不得带出“保密室”；另有一些，则被工整誊抄，在“一定范围内”传达；有的更进入各级宣传机构视野，成为“重要批示”，全系统乃至全党、全国都要学习。文件与批示，是中国政府这架行政机器最重要的日常吞吐。

根据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中国法定的公文有令、决定、公告、请示、批复、函等9种。并没有“批示件”的规定。

不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主办的杂志《秘书工作》上刊登的一篇四川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撰写的文章中写道：“领导批示是领导部署工作、安排任务、下达指示的重要载体，是领导意志的集中体现，它同领导的讲话一样具有较强的政治思想性和业务指导性。”

那么，批示究竟为什么重要？各级不同身份的官员批示时有何惯例？不同用词之间有什么微妙之处？批示又会被如何传阅下达？

批示为什么重要

大多数公务员和机关的日常工作，都难以量化衡量。领导批示的次数，详略，也是衡量其工作进展重要指标

“批示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日常的“请示”、“汇报”等需要领导作出正式回复的文件上的批示，另一类则是在“传阅”性质的“工作简报”，“内参”，“通报”等各种信息上做出的批示。前者是主管官员定夺问题的权力体现形式；后者则是表明上级官员对他认为的下级汇报的某个重要事情的态度。

“我的工作就是努力写稿，写大稿，如果上级领导能在上面批示，我这一年的考核就基本评优了。”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某地级市公务员小曹说，他现在整天琢磨的，就是如何给自己的稿子“起标题”。

小曹需要负责撰写本部门“工作简报”的部分内容。他说，上级部门能收到的工作简报，每月都数以百计。“领导看简报，就跟我们看报纸一样，也是大体浏览，看标题，看到感兴趣的标题多读一点；其他的，匆匆掠过”。

“各地的日常工作都差不多，关键还是看起标题，吸引‘读者’眼球。能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就可能被作为上一级部门的工作成绩，进入上级的‘工作简报’。然后层层递进，最终摆上省部领导的办公桌。”小曹说。

除了公安城管民政这类社会管理部门，财政税务之类的政府运转命脉部门，多数公务员和机关的日常工作，都难以量化衡量。领导批示的次数、详略，也是衡量其工作进展的重要指标。

“审计部门就最看重领导批示。因为审来审去，很多问题，他们只能是发情况汇报给领导看。领导批示，就是他们的成绩。”小曹解释说，“2008年，我隔壁办公室的同事写了一份下属单位的安全工作经验，这个经验很快就被逐级上报。部里、国务院领导都分别批示调研推广。部里迅速组织工作组，来我们这集中调研。收到中央领导批示的那天，我们领导高兴得在办公室里直转悠，很快就树成了新的系统内典型，同事今年也提拔了。”

根据2001年颁布的《国家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各级政府机关不得越级报送公文。这为赢取“批示”制造了难题。不过党报系统的各种内参，成了另外一个重要途径，尤其是大名鼎鼎的《国内动态清样》，正是此类“越级”上报的重要渠道。

中部某县的政府网站就评论说：“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系中央领导签阅的内参，是中央了解国情、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我县××经验的刊发，在我县××工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模糊的批示，微妙的理解

对于“拟同意”这种批示，办公室主任往往会和领导秘书密切沟通：是已经满意，仅表谦虚？还是确实另有所想但不便表态？

在办公自动化以前，中国传统的公文格式中，下级向上级递交的文件与上级向下级传达的文件，在发文机关标题部分就有显著不同。上报公文的机关标题部分上方要明显多出一块留白——这就是约定俗成的“批示域”。尽管《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中并没有明确此项区别的作用何在，但确实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目前能看到的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领导人批示件原件，内容较长的批示都写在这一块“批示域”中。但最晚到1990年代中期，随着对公文管理的进一步规范化，随着公文下发的，多有“传阅单”等流程控制页，上面会写明须传阅的领导名字，领导看后如无特殊意见，仅需在自己的名字上画圈——谓之圈阅。同时还附有“批示单”，为每位领导留下批示栏，便于领导指示。

于是，早期文件上各级领导在页眉页脚、字里行间分别批示，一份文件面目全非的情形便很少再现。而且对于每位拿到文件的官员来说，这也更便于他们清晰地知道其他同僚的意图。

比如，一份在市委常委范围内传阅的有关法制的文件，非分管的常委们一般仅圈阅，而政法委书记则多会在批示栏类留下一些文字。而一旦党委书记点名某机关须关注此事，则各相关分管常委一般都须在批示栏内表态。

更进一步的是，南方周末采访的熟知批示内情的机关官员说，对于比如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样的班子内的“一把手”来说，当他认为得对某份文件表态时，其态度的严厉程度，直接与其在批示上所写的对象有关。比如仅仅签署一个“阅”字，基本就是表明自己知晓了；而批示中指定某部门负责，则关切程度有所提高；如果直接指名要“某某同志”等分管领导关注办理，那么重视程度就已经颇为严重。被指名的分管官员在阅后一定会“进一步批示”，并要求下属高度重视。

对于各级秘书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此类细微差别，领会批示件的真实意图。比如，在一份“请示”上，批示“同意”和“拟同意”之间的差别巨大——“拟同意”是近10来年才开始流行，并逐步取代“基本同意”的“流行”批语，最常见于各类政府开销报价请示，公务员晋升录用等敏感话题。对于“拟同意”这种批示，负责文件传达和落实的办公室主任，往往会和领导秘书密切沟通：是对此文件请示内容已经满意，仅仅表示谦虚？还是确实另有所想但不便表态？或者对事情敏感性有所警惕，以“拟”字表达自己谨慎的态度？

另外诸如“请酌情办理”，“按规定办理”，“根据某会议决定，同意办理”等批语，亦是下属要谨慎考虑的问题。“酌情办理”，是可办理可不办理还是一定要办理？“按规定办理”，那么如果该事按规定无法办理呢，如果下属理解为领导是同意了，贸然给办理了，是否会被追究责任？而“根据某会议决定，同意办理”，有时也可能是表明了官员是按照集体决定办事，而个人未必完全同意，办公室主任或许要翻翻会议记录，看这一官员当时的具体表态是什么。

所有这些细微差异所带来的批示执行上的区别，都在批示文件本身所显示的内容之外。

各司其职，逐级保密

对于批示，下一级单位的领导官员，可能看到其直管领导的笔迹。再往下传达，就需要“抄清”

中国并没有对“领导批示件”的办理和管理进行过统一规定，除了2002年和2004年国办发文要求加强对国务院领导批示件的管理和办理之外，地方各级领导的批示件都是各自定规。而上述两个国务院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件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办理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件有关事项的通知》——并未公开。不过纵览各地的批示件办理规定和流程，突出对领导权威的重视，对批示进行逐级保密，则一直是工作的重心。一般情况下，一份文件上的批示，只有在该文件传阅范围内的“班子成员”才能看到。而且，只能由文秘部门按照根据惯例制定的传阅顺序看。

本报记者获得的材料展示了这一传阅程序，2007年春节期间，东部某副省级城市发生一起火灾，造成3人死亡。省长在公安工作简报中看到火灾的情况汇报以后批示：“A同志：正值春节前夕，火情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外来人员较集中区更要加强教育、检查、宣传和及时救护。”

A同志为该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程序上，这个批示属于上级领导对直属机关相关负责人的直接批示，理论上只限于负责人本人“参阅”。不过，因为这份情况汇报属于“传阅件”，该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B也在传阅范围之内。看到省长的批示，他也表态批示：“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省长的重要批示精神，切实做好预防重大火灾事故的工作。”

于是，在文件本身完成传阅之后，又下发到被省长点名的公安厅常务副厅长A处。这是批示的第一次“传达”，A看后批示，“请C、D同志阅。办公室将×省长批示传各市、县公安机关领导„„”C同志为分管消防的副厅长，而D同志则是该省消防总队总队长。

最终，D同志作出批示“将×省长、B书记（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A副厅长批示转告某支队并抄清上（内部）网，全省消防部队要认真贯彻×省长指示”。正因为这一批示，这份抄清件得以下发流传。但是，除了传阅的文件和直接指示到个人的文件以外，一般的“批示传达”在很多地方并不会有领导笔迹的复印件。比如南方某省会城市就规定：“市领导批给市直有关单位或单位负责同志的批示件，原则上只供该单位的负责同志，以及由其本人指定的承办人员阅看和办理，传阅范围要从严控制。”

也就是说，再往下传达，就必须“抄清”。除特别要求外，一般会隐去具体领导姓名，仅用“省领导批示”，“市主要领导批示”等方式传达。在扩大传达时，省级官员的批示由下级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提供“批示抄清”件；而市领导同志的批示由各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和市直部门办公室提供“批示抄清”件。而各级政府官员亲笔批示的原件，最终都会回到各级机关的文秘部门，分卷存档。“各下级机关、部门，不得擅自复印和留存批示件副本”。

批阅文件常用词有“阅示”、“阅处”、“阅办”、“拟”、“同意”等，主要遵循如下原则：

一、要请领导批示的，用“阅示”。如“请张总裁阅示”。

二、要请你的下级领导办理的，此时多是高层领导批给中层领导，用“阅处”。如“请办公室张三主任阅处。”批示给下级领导“阅处”，这位下级领导可自己亲自办理，也可安排部门下属办理；如果是后者，这位负责“阅处”的下级领导必须把关和担责。

三、要请下属办理的，用“阅办”。如“请张三同志阅办。”如果你的上级领导批示给你“阅办”时，即使你是领导，你也得必须自己亲自办理，不得再另外安排下属参与。

四、领导批给职能部门“阅处”、“阅办”的，两者没有太大区别，职能部门负责人按照领导要求组织部门人员将事件处理完毕即可。个人理解要“阅处”的事件一般比“阅办"的相对复杂一些。如要制定薪酬体系，则“请人力资源部阅处。”如要对外报送薪酬领导小组人员名单，则“请人力资源部阅办。”

五、当下属报告送至，如你能拍板，则批“同意”。如“同意，请张三同志阅办。”如不能拍板，则批“拟同意”表明你的意见，再请你的上级领导或职能部门批示。如“拟同意，请张总裁阅示。”又如“拟同意，请人力资源部阅示。”万不可你不能拍板决定的事件，直接批“同意”，再请上级领导或职能部门“阅示”、“阅处”。试想，你都“同意”了，让他们如何再表态？

第五篇：夫妻做爱申请报告及领导批示

夫妻做爱申请报告及领导批示

社会人生 2009-02-01 08:48:05 阅读6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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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黄书记：

我们夫妇是您手下的战友，前两天您刚刚传达了夫妻在家里看黄色VCD被抓的案

件，最近又看到了一对恋人因发生性行为被学校开除的报道。这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法

制教育，提高了觉悟。深刻认识到**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民营企业家情操高尚，如非必须绝不做这种事情。

在我们入党时，我们已经宣誓把自己的全部包括灵魂都献给了党、献给了们的小康

事业。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所以，在使

用任何部分之前，理应向组织汇报，并取得批准。

有鉴于此，我夫妇特向党组织提出下一进行夫妻性生活的申请，望党织审查，留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及时批复，颁发证明，使我夫妇能够持证上床过生活，同时也

便于有关部门的检查。作为申请人，我们郑重向组织保证，一定严格按照批复的程序进

行，绝不违反组织纪律。

我们保证在性生活中讲政治，响应计划生育的政策，不出意外；在性生活中讲学习，使用先进可靠国际一流的避孕技术；在性生活中讲正气，不开灯，不看体，不出不

文明的声。我们需要性生活的目的不是为了生育，更不是为了享乐，我们为了在合法的基础上增加对色情的抵抗力。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 死，现在正向我发射种种美女型

糖衣炮弹，什么包二奶弹，小蜜弹，非法同居弹，婚外情弹，婚前性行为弹，嫖妓弹，按摩弹，三陪弹，比比皆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提高对性行为的免疫力是我们每一

对在婚党员的光荣责任。我们有信心在我党最新理论武装下，站好这一岗，把住这一

关。我们的性生活是我们党不变色的根本保障，是我们为防止帝国主义美女型糖衣炮

弹作出的牺牲：唯有牺牲多壮色，敢叫云雨换新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根据我夫妇本的夫妻生活的实际情况和外界精神

污染的严重局势，我们要求适当提高性生活频率以增强色情抵抗力，希望组织予以考

虑。我们计划安排：下一每周4次，如果抵抗力提高不够，拟增加到每日1次。通常 在夜间进行，平均耗时10到 20分钟，以不影响次日革命工作为准。具体过程包括：前

奏，约5分钟，以听革命样板音乐为主。正式行动，约3分钟，男女平等，不搞特殊化。

结束，约3分钟，主要是测试抵抗力并进行记录以便组织随时审计。性生活地点：卧室

床上。性生活方式：传统民族方式，绝不西化。技术参考资料：只阅读有统一书号，公

开出版而且未打招呼的印刷品。辅助药物：以国产至宝三鞭丸为主，适当引进美国威而

钢（俗称伟哥，其化学成分目前部分国产外销）可否，请批示。此致

革命敬礼！

太平盛世13年1月日

申请人：东门庆，攀金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