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县农民信“访”不信“法”的原因及解决途径（范文模版）

第一篇：我县农民信“访”不信“法”的原因及解决途径（范文模版）

我县农民信“访”不信“法”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最近，按照县委组织部《关于在县乡两级实行“三三制”、深化“页岭南北创大业、杜水两岸党旗红”—全县抓落实、工作到基层、百组进百村、共建新农村党建主题实践活动的安排意见》，在农村调研时，发现有部分农民信“访”不信“法”，他们在自身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本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却自觉不自觉的选择了上访。原因何在? 农民法律素质有限。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我国农民的整体法律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与法治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另外，一些地方普法工作中存在形式主义，只追求表面上的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不注重实效，把功夫放在应付上级检查评比上。由于普法工作不力，使广大农民无法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法制教育。因而，虽然进行了几个五年普法，但还有不少农民依然不懂法，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懂法也就很难信“法”。

受“人治”历史影响。在两干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法政不分，“法”就是“官”，告状到衙门，一切事情当官的说了算。今天封建法制已荡然无存，但是，权大于法的“人治”思想在农民心中根深蒂固。许多农民形成了依赖政府、迷信领导的观念，总觉得“娄子”捅得越大，上访级别越高，就越容易引起重视，问题就解决得越快，因而产生了信“访” 不信“法”的心理。

少数干部有“畏访”心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对群众越级上访，有畏惧心理。因而，处理信访时，原则性不强，随意性较大。有的甚至花钱“买”平安，用钱堵住上访者的嘴，来达到“息访”目的。某些司法不公现象动摇了农民对法律的信心。随着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的贯彻实施，公正司法、严格执法的风气正逐步形成。但是，一些案件处理不公平、不严格、不及时、不到位，司法腐败现象还时有发生，这一问题的存在，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威严，在农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一些农民认为，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权可以压法。因而，不少农民对诉诸法律缺乏信心，遇到问题，习惯于找党委、政府解决。

“用法成本”高。目前，打一场官司，少则几百，这样的费用，对相当一部分还不富裕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打官司，有一定的程序，有的还需要请律师，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农民们认为，走向法庭“支付”大，又费时、费力、怕麻烦，而上访一般花费较少，而且“操作”很方便，有时“访”到某位领导一“批示”，就解决了问题。这样，从经济和简便方面考虑，有些农民就选择了上访。

农民信“访”不信“法”，其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架空了司法程序，有损法律的权威；另一方面，大量信访扰乱了 政府机关的工作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消除农民信“访”不信“法”心理，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依法治访。要高度重视农民群众反映的每一个问题。对要求合理，符合政策，有条件解决的，一定要设法及时予以解决；因条件限制不能立即解决的，要耐心说明情况，做好上访者的思想工作；对属于司法机关处理的，要引导来信来访者向司法机关反映，让其按法律程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对无理缠访、违法上访，屡教不改的，要依法严肃处理。

注重农村普法工作。要切实加强农村的法制宣传。宣传中要讲究实效，多采用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对于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案件，司法机关要尽量到事发地点公开办案，以案讲法，要进一步做好农村法律服务工作，为农民咨询法律、运用法律提供便利。要加强对权利性、程序性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着力提高农民的用法能力。

提高司法效率。要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执法人员的思想素质和法律业务素质。要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杜绝“法律白条”。积极推进司法改革，进一步强化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追究制，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认真惩治司法腐败，确保司法公正。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法律权威，让农民相信法律。

加强农民思想道德建设。要运用各种载体，采取多种方式，深入乡村，走进农户，大力宣传社会道德、家庭美德。要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农民群众普遍认可和遵守的行为规则。要积极开展“文明镇(乡)”、“文明村”、“文明户”等评比活动，引导农民自觉遵守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

以防为主，堵住源头。防范信访人员的产生，要从源头抓起。信访的源头在基层，首先应当在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方面下功夫。一是努力改善服务态度，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切实解决基层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和方法方面的问题，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尽可能为群众排忧解难，解决实际问题。二是增强严格执法和按政策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立足化解社会矛盾，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对信访人员提出的问题，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当事人进行法制教育，做好思想转化工作。三是努力提高办事效率，提高一次性处理问题的成功率，遇有问题和矛盾，不推诿、不回避、不上交，对疑难问题，基层一把手要亲自出面接待处理，增强权威性和信任感。由此堵住信访源头，防范信访人员的产生。

抓苗头，抓初信初访，及早把信访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重视抓好信访调研工作，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信访问题，主动出击，超前做好耐心细致的疏导工作，消除引发信访的各种因素。对初信初访者，要认真接待，及时妥善处理，尽量把问题解决在初信初访阶段，绝不能因为掉以轻心，处理不及时而导致越级信访、重复信访、多头信访，更不能对初信初访态度蛮横而导致处理不当、扩大事态、激化矛盾。

情理结合，多作疏导。疏导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法，也是转化信访矛盾的主要途径。开展疏导工作，首先，要悉心劝导，耐心解释，消除信访人员的戒备心理；其次，要消除信访人员的急躁、偏见心理，要抓住问题的本质，帮助他们分析矛盾原因，启发他们正视现实，弄清合理与不合理，哪些是一时可以解决的，哪些是当前不能解决的，使其克制冲动情绪和盲目性。必要时，还可采取走访谈心方式，注重以朴实的工作作风，真正准确地了解信访人员的需求和意向，正确引导他们放弃错误思想，促使主动配合，站到解决问题的立场上来，进而信“法”不信“访”。

第二篇：解决公民信“访”不信“法”问题的对策

解决公民信“访”不信“法”问题的对策

作者：张友直

来源：《行政与法》2010年第10期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22 12:26:4

4摘要：信访制度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诉求的重要渠道，也是实现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具体形式。本文分析了当前公民涉法涉诉类信访存在的信“访”不信“法”问题的主要弊端，剖析了其深层次原因，结合我国法律、政治等实际提出了综合解决方案，以期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所裨益。

关键词：信访制度;法治;公民政治参与

作为我国最基本的民意表达制度之一.信访制度历来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从建国至今，信访制度在充分发扬民主、了解社情民意、维护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在调整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公民信访方式和心态随之呈现出非理性趋势。一些涉法涉诉类案件的当事人宁愿通过信访寻求解决，也不愿走司法诉讼渠道，信“访”不信“法”的现象比较突出，特别是赴省进京越级上访事件不断发生，凸显了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信访制度体系和法治环境面临的困境。对此，有关部门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并从根本上予以有效解决。

一、公民信“访”不信“法”问题存在的弊端

(一)涉法涉诉类信访增多，将信访制度功能扭曲和异化

按照信访动机划分.公民信访诉求主要是请求政府解决个人或集体的纠纷与矛盾、利益诉求及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举报等。根据国家信访统计信息看，当前公民涉法涉诉类信访占全国信访总量的比例仍然较高，进京访、重复访仍然偏多，特别是涉及政府行政执法、农村征地、城市改造拆迁和企业改制等行政诉讼类信访占了很大比例。据中国社科院相关调查显示，在接受问卷调查的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中，有401位在上访之前就到法院起诉过，其中不予立案的占42.9%.认为法院不依法办案判决败诉的占54.9%。由于涉法涉诉类信访关系到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又涉及到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司法机关的执法效果，影响面大，稍有不慎，将“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涉法涉诉类信访问题已经成为基层群众关注的热点、社会矛盾纠纷的焦点和司法工作的难点。但是，当事群众绕开司法诉讼这一权利救济的法定渠道，二味寻求信访渠道解决问题，赋予了信访制度谋求矛盾纠纷解决和实体权利救济的超强功能.其本身具有的密切联系群众和反映社情民意的本体功能已被弱化，导致现实中的“信访”已非1995年国家制定的《信访条例》所界定的信访，也远远超出了国家各级信访机构本身的职能权限.最终将社会主义信访制度的功能扭曲和异化.成为超越了司法的矛盾纠纷的解决机制和公民权利救济机制。

(二)损害了法律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浪费了国家的司法资源

涉法涉诉类信访问题的大量出现和增多，一方面显示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极度期盼：另一方面，涉法涉诉类越级进京访、群体访的日益增多也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形成冲突，损害了司法的权威。诚然，一些地方少数涉法涉诉类信访事件是由于部分地方司法机关人员执法不公造成的(比如冤假错案)，但有的则是因为诉讼败诉或者对国家法律法规误解造成的。当事人为了挽回官司，寻求所谓理想中的“公平正义”而越级上访，绕开了司法诉讼程序的权利救济途径，将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信访渠道，损害了法律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浪费了国家各级司法机关大量的司法资源(侦查、审判等投入)，与依法治国方略背道而驰。1

(三)形成了公民非理性信访心理，使信访方式的选择陷入恶性循环

就一个社会整体而言.公民选择信访的心理应当是理性的，对信访方式的选择也应当趋于理性。1982年之前的信访.主要是当事人反映个人政治待遇和历史评定问题，属于“文革”之后的政治秩序回归，方式主要是邮寄信件，比较理性客观。自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以来，公民民主和诉求的意识不断增强，一旦牵涉到个体切身利益，诉求愿望便异常强烈。近年来，公民涉法涉诉类信访的方式和心态也呈现出非理性趋势.有学者将其具体表现概括为“五少”和“五多”：一是“信”访减少，“人”访增多。当事人亲自到政府有关部门“人”访的逐渐增多，邮寄写“信”的越来越少;二是“单”访减少，“群”访不断增多。当事人少则三五人，多则成群结队几百号人上访;三是“按级”信访减少，“越级”上访不断增多。当事人绕开基层政府，直接赴省进京越级上访寻求解决问题;四是“初”访减少，“重”访不断增多。当事人一次上访不行，多次前去政府要说法，甚至“缠访”和“闹访”;五是“文”访减少，“武访”不断增多。通过正当方式心平气和反映问题的减少，而通过激烈手段信访的越来越多。不少当事人甚至认为闹得越厉害越能引起领导重视，问题越容易得到解决，持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非理性心态，使当前的信访形势日趋严峻，也从客观上导致公民涉法涉诉类信访方式的选择陷入了恶性循环，即“初访——无果——越级上访——无果——重复上访”，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影响了基层干群关系，造成了新的社会稳定隐患。

二、公民信“访”不信“法”问题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诉讼案件还要依靠信访渠道解决?为什么终审判决案件，当事人还要上访?法律的权威性和司法的独立性在何处体现?

(一)传统的“人治”模式和公民的“青天”情结助长了信访情绪

纵观我国信访制度演变的历史.无论是古代的“拦轿喊冤”，近代的“上书请愿”，还是当代的“领导批示”，都是寄希望于当权者为百姓做主伸冤，体现的是传统的“人治”模式痕迹和老百姓骨子里的“青天”情结。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人治”统治模式使得广大民众缺少信仰法律的文化理念和心理习惯，更缺少“法治”的土壤.加之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一些司法不公和个别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独立等现象也令许多人怀疑法律的公正和权威。部分民众始终认为政府比法院“管用”，领导“批示”大过“法律”。如此情结和观念便极大地助长了信访者的信访情绪.遇到纠纷和矛盾不找法院找政府领导，大事小事都要上访，已经进入司法诉讼程序的案件也要跑到政府机关上访。有些地方的群众法治观念淡薄，遇到涉及自己利益的事情，无论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就纠集相关人员甚至无关人员上访闹访，甚至围堵政府大门，堵塞交通干道，向政府施压以求达到目的。对此，有学者认为，“公民针对诉讼案件的上访，属于法律的申诉，都是诉讼行为，应该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不应盲目”，“期盼以人治的力量实现公平和正义，无疑会对法治产生负面影响。”

(二)现有司法救济无法有效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而进入信访体制渠道

“一个民主法制不断进步的时代.必定是一个权利高扬的时代”。在法治社会，司法救济是公民最主要、最有效的权利保障救济途径。但是，我国现有的司法救济却不能有效解决大量的社会纠纷和矛盾.加之地方政府“疏导”缺位，势必导致大量繁杂的社会纠纷和矛盾直接进入信访体制渠道。第一，来源于改革转型期的社会纠纷和矛盾无法纳入国家司法救济体制。中国社科院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09年群体性事件发生仍然保持着多发态势.这是因为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征地、企业改制、房屋拆迁等政府行为与民争利，积累了很多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据统计，1993年我国发生群体性

以往。这些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前大都有过多次信访甚至上访的过程，但由于政策、体制、法律法规缺陷、司法体制和历史遗留等因素，从法律程序上司法救济无法进行，因此未得到有效解决。比如：当前的征地和拆迁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征收、房屋被拆迁，而关于此问题，国家《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只有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操作条款，2001年出台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在安置补偿标准、拆迁主体等重大问题上也存在缺失。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也无法最大限度地保护拆迁户的合法权益，许多地方征地拆迁都是一举地方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有的甚至是红头文件)就进入拆迁状态(2009年全国发生数十起因为强拆而致的悲剧事件，比如成都市民唐福珍自焚身亡事件)。对此，《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备受批评，修改呼声颇高。第二，政府行政行为引发的社会纠纷和矛盾很难获得实质性司法救济。原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曾归纳目前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存在四个80%：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目前，房屋拆迁、土地征用、企业改制、重大环境污染、矿难事故等类事件的信访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但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大多难以真正纳入司法审查渠道。比如：大量存在的抽象行政行为难以进入司法审查途径。虽然国家制订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制度，但是，受制于行政诉讼立案范围和地方党委政府行政权力的压力，当地法院会以各种理由和借口不予受理立案，“甚至不说明理由而拒不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现象普遍存在，成为‘潜规则„。即使行政诉讼案件进入司法诉讼渠道，经过努力在程序上和道义上解决了行政争议，打赢了官司，但在实践中由于执行经费、人力、人情干扰等各种制约因素，实际执行起来就打了折扣，甚至无法执行落实，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三)诉讼渠道维权成本过高，致使公民“偏爱”信访渠道

在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法则下，公民维护和主张个人权利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包括时间、精力、物力和财力;通过信访维权，同样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在现有的司法体制之下，当事公民一旦涉及诉讼.将需要花费更高更多的成本。无论是申请行政复议、劳动仲裁还是行政诉讼，都要面临繁琐的受理、立案、取证、调查和审理过程，往往还要涉及一审、二审和执行等若干环节.整个过程经常会延续很久。媒体报道的河南南阳农民工讨要3.6万元工资，打官司2年，先后60余次前往法院，共花费交通费、生活费和材料打印、复印等费用1.7万多元，加上为官司耽搁的误工费，反而倒贴1万多元，这就让人无法也不敢再去相信司法诉讼渠道的权利救济效果。相反，通过当地信访局递交材料甚至赴省进京越级重复上访，如果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关注，事情会得到更快、更直接的解决甚至“一步到位”，整个花费成本相对较低。这也是当前很多群众选择信访解决涉法涉诉问题的重要原因。

三、解决公民信“访”不信“法”问题的对策

(一)提高公民法治意识，规范公民维权方式

在法治社会，公民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可以依照《宪法》、《行政(民事)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来主张，必要时也可以寻求新闻媒体的帮助。①备受社会关注的成都市拆迁户唐福珍和江苏连云港九旬翁携儿子阻止拆迁自焚事件留给了我们太多的反思。当事人之前都曾就拆迁问题向当地政府反映和交涉过，在多次求助交涉无果之后，没有进行司法诉讼便采取如此过激的方式维权，足以令人震惊和遗憾。类似的部分群众涉法涉诉案件越级重复上访、常年赴省进京“缠访”等行为都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健康和损害社会公共安全秩序为代价来维权。由此可以看出部分公民法治意识存在的误区和维权方式的极端色彩。因此，政府必须加大法治宣传教育的力度，提高公众的法治意识，做到信“法”用“法”，逐步规范维权方式，以理性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简化诉讼程序，降低维权成本

要从根本上解决群众信“访”不信“法”的问题，必须在现有司法体制框架下创造条件，进一步简化有关民事特别是行政诉讼程序，降低诉讼维权成本，使人民群众在权利救济过程中“打得起”官司。可以参照每年年底各级政府设立的农民工讨薪“绿色特别通道”，推行简易仲裁和诉讼方式，降低维权成本，方便人民群众维权。

(三)优化法治环境，杜绝非法定渠道，将争议引入法定解决主渠道

众所周知，在成熟的法治社会，任何争议和纠纷的解决都应当依靠法定的主渠道，杜绝各种非法定渠道。但在我国现有权力语境下，行政领域内存在着上级指示和领导批示往往胜过法律法规的效力的现象。就领导批示而言，其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弹性非常大，1995年《信访条例》第5条对信访过程领导批示作了规定，即“各级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批阅重要来信、接待重要来访、听取信访工作汇报，研究解决信访工作中的突出问题。”这也就成为各级信访当事人争相渴盼获得的“救命稻草”和“尚方宝剑”的根本驱动力.但同时也“意味着法律的虚弱，意味着权力的强势。”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人治”思维的结果，但却无力改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指出：“领导在重视信访工作的同时，应减少批示，增加指导，将各类争议逐步引导到解决的主渠道上来。”因此，笔者认为，必须进一步优化我国的法治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执行机制，全面捍卫法律的权威性、独立性和有效性，让“法律真正变得可及、管用，值得信赖托付。”应杜绝单纯依靠领导批示、制造轰动效应引起官方和社会重视(比如拆迁自焚事件和“开胸验肺”事件)等非法定解决渠道，千方百计将群众反映的问题引导到法定渠道上来，以求得解决。

(四)推行和完善涉法涉诉信访终结机制，维护司法的终局性和权威性

针对当前涉法涉诉类信访反复申诉和重复上访的问题，2009年8月，中办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对合理诉求确实解决到位、实际困难确已妥善解决的问题，经过公开听证、质证和答复，由省级以上政法机关审核后，做出终结决定，各级政法机关不再受理.以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和终局性。笔者认为，《意见》提出的涉法涉诉信访终结机制具有创新意义，体现了中央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同时又充分考虑了我国初级阶段的实际国情.必须全力推行。但是，由于担心信访考评、成本等因素，一些地方政府和政法机关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很有可能打折扣.比如以《意见》为依据，随意启用该终结机制而忽视实际问题的解决等。所以，在推行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完善该机制，把坚持司法公正放在首位，完善调节衔接环节，为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妇女儿童、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申诉维权提供表达诉求的渠道，提供最大方便，特别是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按照程序已经终结，当事人确实还需要帮助的.政府要将其纳入社会救助体系，使其生活得到保障，这样，既能体现司法权威，又能化解社会矛盾。

(五)依法执政，从源头上杜绝涉法涉诉类“信访源”

从现实看，在许多涉法涉诉类信访事件的背后，一些地方政府的确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依法执政的缺位和越位现象，甚至与民争利。2010年1月7日，中纪委通报了2009年严肃查办群体性事件背后的官员腐败案件情况，针对云南孟连“7.19”等群体性事件，查处了孟连县原县委书记胡文彬等腐败案件。这些群体性事件及背后的腐败案件给基层政府敲响了警钟.即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带头遵守国家《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坚持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杜绝侵害涉及群众利益的行政行为，不与民争利，减少干群矛盾和社会纠纷的发生。实践证明，社会纠纷和矛盾在第一时间、第一环节的解决成本最小，效果最直接，因此，必须始终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为先的原则，及时畅通民众的诉求表达主渠道。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重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好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企业改制与职工利益等关系，将一切矛盾纠纷处理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杜绝涉法涉诉类信访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泰佩华，为党分忧、为民解难——新中国成立60周年信访工作综述[N].人民日报，2009-11-11.[2]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类信访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9-08-16(1).[3]赵凌，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商层重视[N].南方周末，2004-11-04.[4][5]赵德群，破解涉诉信访难题应引入甄别机制[EB/OL].http://.2009-11-24.[6]庞大的“接访”大军[EB/OL].中国新闻网，2009-11-24.[7]孙爱东.直面非理性维权之痛[N].半月谈，2009，(24).[8]群体性事件多发因政府与民争利[EB/OL].人民网，2009-12-22.[9]国务院法制办征求法学专家修改意见[J].半月谈，2009，(24).[10]国家信访局长：调查显示80%以上的上访有道理[N].深圳商报，2003-11-21(2).[11][12]曹建强.回归：法治语境下信访制度的再检视，网址：http://,2009-06-20.[13]张贵峰，信“访”不信“法”[N].西安晚报，2010-03-29(3).[14]李学人，群众缘何“信访不信法”?[N].华商报，2010-03-29(4).作者简介：张友直(1978-)，男，陕西周至人，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社科系讲师，军事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学

第三篇：“诉访分离”终结信访不信法

“诉访分离”终结信访不信法

2014-03-20 02:30:50 新京报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以案件形式进入司法领域，出现了诉讼与信访交织、法内处理与法外解决并存的现状，导致少数群众“信访不信法”。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提出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强调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的错误做法。

新京报讯 今后，涉诉涉法信访事项的上访群众不需要到信访部门上访了，直接到相关的政法部门反映问题即可。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提出：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对于涉法涉诉信访中的错案、瑕疵案应依法纠正。

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入法治轨道

去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意见》正是根据《决定》的精神细化了规定。

此次改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总体思路是：改变经常性集中交办、过分依靠行政推动、通过信访启动法律程序的工作方式，把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由政法机关依法按程序处理，依法纠正执法差错，保护合法信访、制止违法闹访，努力实现案结事了、息诉息访。

在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方面，《意见》提及，把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

值得关注的是，在处理涉诉涉法信访案件的程序上，《意见》强调：对于已经进入法律程序处理的案件，各级政法机关应当依法按程序在法定时限内公正办结。对于经复议、审理、复核，确属错案、瑕疵案的，各级政法机关应依法纠正错误、补正瑕疵。

杜绝违法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行为

本轮改革的一大核心是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意见》称，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依法做出的判决、裁定为终结决定。对在申诉时限内反复缠访缠诉，经过案件审查、评查等方式，并经中央或省级政法机关审核，认定其反映问题已经得到公正处理的，除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依法不再启动复查程序。

此外，对于“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的做法，《意见》再次强调，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的错误做法，坚决杜绝违法限制或变相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的行为。

亮点1

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

意见：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各级信访部门对到本部门上访的涉诉信访群众，应当引导其到政法机关反映问题；对按规定受理的涉及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收到的群众涉法涉诉信件，应当转同级政法机关依法处理。

【解读】

诉访分离倒逼司法公正

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诉讼与信访分离的好处是信访群众直接到政法机关反映诉求，可以少走弯路，便于政法机关及时处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往以信访这个行政方式来处理涉法涉诉这类司法问题，容易形成民众“信访不信法”的思维，对民众的法律意识、整个国家的司法权威会带来负面影响。

意见提出将诉讼与信访分离，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在以往涉诉涉法信访事项中，包括刑事、民商事、行政案件等多种类型，此次信访制度改革意在让民众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让涉法信访回归司法程序，这一方面有助于更为专业的处理信访案件，同时对司法部门提升办案质量也起到推动作用。

亮点2

错案瑕疵案应依法纠正

意见：严格落实依法按程序办理制度。各级政法机关对于已经进入法律程序处理的案件，应当依法按程序在法定时限内公正办结。对经复议、审理、复核，确属错案、瑕疵案的，依法纠正错误、补正瑕疵。

【解读】

“纠错”能堵住程序漏洞

最高法立案一庭副庭长高莎薇：目前涉法涉诉信访事项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是确实出现法官枉法裁判需要再审改判的案件，第二种是有审判瑕疵的案件，第三种是当事人无理缠访的案件。

第一种和第三种是少数，第二种情形较多。对于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形，意见明确了在法律程序内的案件法官要在法定时限内公正办结时，这对法官在审判此类案件时如何运用自由裁量权起到了监督作用。对于需要司法救济再审的案件，经过多部门审核后，确实发现错案和瑕疵案的，意见明确要纠正错误、补正瑕疵。这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在程序上如何保证司法公正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堵住了可能出现的程序漏洞。

亮点3

穷尽程序的判决为终结决定

意见：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依法做出的判决、裁定为终结决定。对在申诉时限内反复缠访缠诉，经过案件审查、评查等方式，并经中央或省级政法机关审核，认定其反映问题已经得到公正处理的，除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依法不再启动复查程序。

【解读】

节约访民成本减少资源浪费

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人：以往一些涉诉涉法信访事项终而不结、无限申诉，反复启动法律处理程序。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一方面减少了上访群众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减少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吉林市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修保：以往很多涉诉涉法上访群众直接到信访部门上访，有的直接到北京的国家信访局上访，上访后信访部门一般会将信访事项转交给政法机关处理，这期间无论是时间成本、上访生活成本都是比较大的。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后，省去了一个环节，对于访民来说可以有效节约成本。

亮点4

办案质量将终身负责

意见：要完善执法司法责任制，严格落实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健全执法过错发现、调查、问责机制，严格倒查执法办案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和责任，严肃查处错案背后的执法不公、不廉等问题；要把加强执法公开、扩大群众参与、接受群众监督作为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重要内容，以公开确保公正、促进息诉。

【解读】

信访问题突出倒查领导责任

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人：此次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一个重要内容是对于涉诉涉法信访事项，负责处理的政法机关要公正办案。如何在制度上予以强化？就是要严格落实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

中央政法委要求各级政法机关在对信访事项办案时严查案件中存在的司法不公问题，对于群众诉求不及时受理、不按期办结、有错不纠的，要依纪依法追究办案人员和相关领导责任。对于信访问题突出的地方，还要倒查政法单位领导班子责任。同时，中央和省级政法机关将设立审核程序，对反映问题已经得到公正处理的，不再启动复查程序，对未得到公正处理的，要倒查追责。

■ 专家说法

“信访制度改革提升民众法律意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认为，此次涉诉涉法信访制度改革，实质上是涉诉涉法信访程序和强化纠错方式上的重大变革。

以往，涉诉涉法信访上访群众有冤错案件、瑕疵案件不知道去哪里上访，出现了信访部门、政法部门多头上访的现象。上访群众和办理信访事项的政法机关都浪费了很大的成本。上访群众会浪费时间、精力、金钱等成本，政法机关会在处理时增加时间、政务成本，信访事项的办理也会因此出现效率不高的问题。诉讼与信访分离后，无论对上访群众还是政法机关，都会减少程序，节约成本，办理的效率也会提升。

群众之所以上访，是因为所经历的案件大多数存在司法不公的问题，因此如何在改革过程中强化纠错方式尤为重要。此轮改革通过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上级政法部门审查监督、倒查追责机制强化了纠错方式，这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将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涉诉涉法信访制度改革实际上是行政信访方式逐步退出司法领域，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提升民众的法律意识。

涉法涉诉信访终结

涉法涉诉信访反映

向政法机关而不是向党政信访部门反映问题。

向有管辖权的政法单位反映问题，而不是多头访、越级访。

提醒：属于哪一级管的，到哪一级申诉；属于哪一个部门办的，到哪一个部门申诉。

审查、甄别

符合法律规定的信访事项进入复议、复核、再审程序处理。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信访事项，或是正在法律程序办理中，当事人直接上访的，政法机关依法不予受理。

提醒：反复缠访甚至违法闹访的，将受到依法处理。

依法按程序办理

对已经进入法律程序处理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政法机关依法按程序在法定时限内公正办结。

依法终结

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依法做出的判决、裁定为终结决定。对于反复缠访缠诉的，经过案件审查、评查，由中央或省级政法机关审核，认定其反映问题已得公正处理的，除有法律规定情形外，依法不再启动复查程序。有关部门重点做好对信访人解释、疏导工作。

涉法涉诉信访三情形

第一种是确实出现法官枉法裁判需要再审改判的案件，占比少

第二种是有审判瑕疵的案件，占比较多

第三种是当事人无理缠访的案件，占比少

涉法涉诉信访占比下降

去年，中央政法委在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方面分批部署各省市试点，并于去年10月全面推开。经过1年时间的改革试点，涉法涉诉信访占到整个信访的比例下降明显。

要求一

畅通信访渠道。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的错误做法；坚决杜绝违法限制或变相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的行为。

要求二

提高基层化解能力。坚持分级分类处理，加大分流疏导力度，劝导当事人依法按程序反映问题，减少越级上访。

要求三

防止案件积压。政法机关要规范案件流程，加快案件流转，确保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有序高效进行。

要求四

严肃处理违法上访行为。坚持教育与处罚并重。对采取极端方式闹访、借上访之名煽动闹事的，依法严肃处理。

各地公安机关不得限制正常信访活动。同时对少数人在信访活动中以信访活动为名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区分情形，依法予以处置。处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最终目的，从根本上还是为了保护信访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和社会秩序。——公安部信访办副主任周新 据新华社

第四篇：高校腐败原因及其解决途径分析

高校腐败原因及其解决途径分析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价值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腐败问题也如影随形，漫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高校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得“世外桃源”。清除腐败，既要治标，更要治本。高校行政化、学术腐败、大学生诚信等都是当今的热门话题。本文对高校师生廉洁状况进行分析，并寻求一条在高校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关键词：腐败；大学行政化；高校

党中央2005年1月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指出：“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社会，要把思想教育、纪律教育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

2010年6月14日,《中国教育报》在第一版的报眼上刊登了教育部关于“高校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的报道。接着,出现了大量相关报道和相应的评论员文章。这也意味着大学腐败不是一家两家了。

2010年7月8日,《中国教育报》第三版又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五所著名大学的呼应和表态性文章,通栏的巨幅标题写着“构筑拒腐防变的制度防线”,同时再次刊登了“十不准”的文本。

历史上，自我国大学出现的1895年至今100多年，从未出听说过大学反腐一事。而国外知名大学哈佛、耶鲁、牛津、剑桥、洪堡大学、东京大学等，更是闻所未闻……

有句话这么说的，我们呼吁的，正是我们缺失的。国人深知——我们的大学已经变了，腐败已经蔓延在我过高校的每一个角落。

一、高校腐败的表现形式

在高校人员（高校人员主要由党政管理人员、后勤服务人员及教学、科研人员等组成）方面，其腐败形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政公职人员通过为他人提供录取、考试之便索取贿赂，后勤管理人员利用设备采购、参与基础建设之便，收受金钱。二是高校的学术腐败，如抄袭剽窃；学术评审中拉关系，搞“权钱交易”、“学钱交易”等等。其中也包括老师在评分、考试等环节发生的行贿受贿行为。

高校学生方面：主要表现在诚信缺失，一是日常诚信缺失，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学生以种种假理由欺骗父母、教师和同学。如编造理由为迟到、早退、旷课开脱；在与同学发生矛盾，违反校纪、校规时说谎话，隐瞒实情；与同学交往时不诚实，编造谎言骗取友情；编造理由骗取父母的钱财挥霍；到图书馆借书，拖延不还等。二是考试作弊。三是经济信用缺失，恶意拖欠学费，不按时还贷或逃避还贷。四是就业诚信缺失（信息造假等）。其次，学生党员、学生干部“模拟腐败”。再次，生活奢侈浪费。

二、高校腐败的原因分析 首要原因该推大学行政化，行政化必然使大学异质化，导致大学核心价值的转移，使大学权力发生错位,最终必然导致学术腐败。我国公立高校的校领导是有行政级别的，他们的选拔、任命、考核、评价的权力都在政府手中，因此他们都要看政府的脸色行事，扼杀了大学的自主权和创新能力，很难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造成大学“千校一面”。高校领导的官本位意识严重，有些领导只是把岗位当作升迁的台阶、晋级的跳板，把大学当作营造“政绩”的平台。简单的说，大学行政化，造就了高校的“官本位”思想，也促使高校成了腐败的重灾区。

学术腐败，除了大学行政化的深层原因外，首先是对人才考核缺乏科学的标准和制度。近些年来的扩招使不少有能力的硕士生导师所带弟子从一个到十几个不等，有的还是博导，因此又带博士生，于是其弟子就更多，甚至有的多达几十人之多，几乎就是一个班级。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有限，不论是硕导还是博导，不但有本科教学任务，更有自身的科研，即使二者都没有，一个导师也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每年指导十几个研究生。因而研究生的培养其实是处于一种粗放式的运作之中。由于人才考核机制欠缺科学性，所以在职称评定中也就有不少不合理的因素和诸多的灰色面。譬如，不管你是否有真实的学问和是否真的做出科研成就，但有了一定的年限、有了发表在某些期刊上一定数量的论文或著作、有主持的项目等所谓的硬性条件你就可以评某某职称。至于文章的质量、著作的质量、项目研究的水平等是否真实地达到该职称应有的水平，这都缺乏有效公正客观的鉴定机制。因此在这种人才考核标准之下，一些人为了备齐职称评定条件，各种手段也就无所不用。

其次，高校评估、高校排名等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高校评估中，科研成果及其高低等一直是作为高校重点评估对象，而高校排名也多以这种科研成就为依据，因而这便在较大程度上促使高校去务实化、个性化，追求浮夸风。一些高校为在评估中获优、提高名气，便不切实际地不尊重学科特点而盲目地在人才考核和职称评定中肆意加大科研量，并将科研与职称、待遇或毕业挂钩。这无疑是赶鸭子上架、竭泽而渔。至于不少高校为迎接评估在论文数量上、科研项目上、教学人员上、教师职称的比例上、学生的作业上等等的造假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可以说，以高校评估为唯一衡量高校办学之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变相促使学术弄虚作假而致腐败的又一重要因素。

而在学生方面，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观念。其次诚信教育的缺乏，我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强调智育远多于德育。在信贷方面，社会个人信用制度不健全，是促成大学生还贷诚信的一个主要原因。再次，高校人员的腐败现象在高校层出不穷，对学生形成的不良影响。

最后，缺少必要的惩治措施。对高校人员也好，对高校学生也好，学术腐败，考试作弊等等，都没有积极的进行惩治，对学术腐败，更鲜有自曝家丑的，而学生考试作弊已经泛滥成灾，学生守则形同虚设。

三、改变高校腐败的现状几点建议

近年来，高校腐败泛滥成灾，起各种原因实质上环环相扣，大学行政化，导致“官本位”思想在大学风行；各种评价体系的不健全，不科学，导致学术腐败的风行；而师德失至生德丧。

要改变现状，首先就要从其源头下手，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高校是一个组织系统，不能没有行政管理，但也不能以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威，高校去行政化的目的，也就是要实现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威和谐共存的局面，营造高校科学发展的良好氛围。基于这一思路，建议高校去行政化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二，精简高校领导人数和管理机构，裁撤冗员，依据学校办学的需要，科学设置岗位，促使行政机关转变职能，从行政控制转变成为教师和学生服务。三，要恢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真正落实，需要政府转变职能，从过去的直接管控转变为间接服务，要彻底打破高校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推行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建立大学独立、教授治学、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对于学术腐败，需要改革评价体制，这个可以照搬国外比较健全的制度。一，推进体制改革，构建科学合理的学术制度环境。首先，要改革学术管理制度，建立政校分开，学术自治的管理模式；其次，要改革学术评价制度，建立科学、完整、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第三应完善学术监督制度，建立公正、有效、可行的学术监督机制。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国外先进模式，尝试考虑建立全国性独立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和科研真实性稽查机构。二，重塑学术精神，共建高校良好学术道德环境。三，完善相关立法，创建严厉法律惩戒体系。

其次，提高高校教师道德素质。提高个人修养，是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之本。卢梭有言“： 在敢于担当培养一个人的任务以前，自己就必须要造就成一个人，自己就必须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模范。”提高个人修养是师德建设之本，高校教师应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学习锻炼，提高修养。在理论学习方面，高校教师应加强学习政治理论知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知识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知识。在实践锻炼方面，高校教师应提高参加实践锻炼的自觉性，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管理实践及教学实践。另外，优化内外部环境，是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保障。在高校内部环境方面，首先，应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其次，应强化教育，注重实效。第三，应建章立制，规范行为。第四，应严格考评，强化管理。进行教师职业道德考评时，应实事求是，从严考评，奖优罚劣。在社会大环境方面，首先，应加强宣传，正确引导。其次，应依法治教，认真落实。认真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针对学术腐败等问题，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第三，应尊师重教，切实保障。贯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应当从教育投入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上体现，从教师与公务员经济待遇的比较上体现，从教师的话语权和政治地位上体现，从全社会对教育的功利性与崇高性的权衡上体现。

学生方面，针对学生诚信的缺失，除了大力推行诚信教育之外，各项制度的建立以及严格执行势在必行。学生党员，学生干部的选拔，应该建立各类科学的考评体系，并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在高校大力推进廉洁教育是高校的重要任务，大学阶段也是实施廉洁教育的恰当时机，在高校推进廉洁教育应坚持正面引导、易于接受、循序渐进、注重实效的原则。其次，廉洁教育要与校园文化生活严密结合，比如，通过“两课”教育进行宣讲，通过校园文化活动感染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意识。要组织开展大学生“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使青年学生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在专业实践、志愿服务、勤工助学等活动中开阔视野，培育品格。再次，廉洁教育要纳入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体系。

总的说来，高校腐败问题对整个社会影响甚大，要解决腐败问题，需要下大决心。要从源头着手。大学行政化，在当今社会争议颇多，但是其带来得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大学腐败还有更多其它方面的原因，如何还校园一片净土，如何去除大学的“官本位”思想，解决学术腐败，提高大学生诚信，是整个社会值得深思的事情。

第五篇：浅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原因及其解决途径

【摘 要】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企业自身的原因，又有银行和国家政策的原因，本文就从分析其原因并提出解决途径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 中小企业；融资；解决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最近几年，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尤其影响我国中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数量少、融资结构不合理、融资成本高。如对工业增加值贡献率不到30%的国有企业占用了70%以上的银行贷款，但创造了70%的国民生产总值的非国有企业只获得30%的银行贷款。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充分改善，中小企业将难以持续快速发展，会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融资的现状分析可以看出“融资难”已经严重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究其根源，既有中小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银行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更有国家政策方面的原因。1.1 企业自身原因

（1）中小企业资本规模小，信息观念淡漠。中小企业经营规模小，生产技术水平落后，产品结构单一且科技含量低，抵御风险能力差，经不起原材料或产品价格的波动，经营风险较大。加上中小企业信誉不高，信用观念淡漠，导致银行放贷慎之又慎。不少中小企业信息披露意识不强，财务管理水平低下，信息缺乏客观和透明。此外，个别中小企业还恶意抽逃资金，拖欠帐款、空壳经营、悬空银行债权，造成信贷资金流失，严重损害了中小企业的整体信用水平。

（2）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会计信息失真，造成银行与企业信息不对称，为中小企业融资增加了难度。椐调查，我国中小企业50%以上财务制度不健全，许多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自身素质较低，缺乏应有的财务管理知识，对重大的财务决策全凭自己拍脑袋来决定，管理非常混乱。同时，企业为了应付监督部门的检查，还要准备两套帐，甚至多套帐，这样，企业很难提供准确的会计信息资料，银行也无法摸清企业的真实面目，增加银行对企业贷款的风险。1.2 银行方面的原因

（1）体制政策上的失衡直接影响银行贷款与直接融资的渠道。我国金融机构仍以四大商业银行为主，银行业的高度垄断与产业的高度垄断相一致，导致四大银行只愿给国有企业贷款。这主要是企业与国有银行在所有制上的差异，造成银行与企业之间制度障碍。此外，国家还规定对银行的逾期、呆帐等不良贷款实行追究制，因此银行方面对中小企业的放贷自然多一份谨慎和小心。现行的《证券法》对上市公司的严格要求，“主板市场”的上市公司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针对家庭式企业，尤其是非国有科技企业的“二板市场”的缺失，基金组织及其其他形式的融资尚处于初建阶段，使得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很难实现。

（2）信息不对称影响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银行作为资金的提供者并不能亲自参加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它与资金的使用者（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带来了矛盾和问题。通常，中小企业资金在经营管理状况方面比银行拥有更多信息，因此，中小企业就有优势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或事后的资金使用过程中损害银行的利益，使银行承担过多的风险。由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在经营透明度和保证、抵押能力上的差别，以及贷款规模导致管理成本上的差异，使银行缺乏为家庭式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服务的动力。

（3）缺乏与中小企业相匹配的中小金融机构。在我国目前的银行组织体系中，还缺乏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政策性银行，虽然我国已有遍及城乡的中小商业银行如农村信用社、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但由于他们没有得到政策性融资权，自身问题还没有解决，无法满足中小企业贷款需要。一些中小金融机构从成立开始，并未从国有企业的体制中解脱出来，经营管理水平不高，发展能力不足，从而减弱了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金融体制的改革是相对滞后的，从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金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没有彻底有效地解决，抑制了中小银行、民营银行发展。

（4）中小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渠道也不畅通。我国《公司法》规定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500万元，上市公司股东总额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元，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25%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10%以上等等，这些硬性条件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阻碍着中小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我国《公司法》还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发行债券其净资产不得少于60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不得少于3000万元，并且有实力雄厚的企业担保，不允许企业私募发行，这一系列条件也限制中小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融资的空间。1.3 政府部门的原因

政府部门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不够。政府部门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的观念，长期以来，国家扶持政策一直实行向大企业倾斜，尽管这些年来国家政策有所改变，但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特别是国家现阶段对国有企业实行大规模的优惠政策，而对中小企业仍然不能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在我国，中小企业虽然采取了差别利率、两免三减或第一年免征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但由于中小企业是小规模纳税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本应享受的优惠政策往往实际最终无法实现。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途径 由于融资难，涉及企业、银行、政府三方，因此，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需要三方的共同努力。

2.1 规范中小企业内部管理，全面提高企业的综合素质

（1）要明晰企业的产权，建立股份合作制。积极稳妥地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只有企业的产权明晰，经营者才对自己的行为和企业未来的发展负责，企业的信用才有可能建立起来。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和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大力推进股份合作制，促进中小企业的改革。通过产权转让、股份制改造、租赁、拍卖等多种方式，加快放开搞活中小企业的改革步伐。在改革中鼓励员工自愿入股，增强员工对企业资产的关切度，为企业的发展开辟新的融资渠道。

（2）规范企业财务制度，提高财务管理水平。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不做假帐，建立完善的财务报表体系，提高企业财务状况的透明度和财务报表的可信度。积极清偿银行的债务和应付款项，建立企业的信用制度，提高企业的信任水平。

（3）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企业的信用等级。通常情况下，A级以上信用级别的企业，金融机构才能考虑其融资申请，因此企业要树立良好的企业法人形象，杜绝不良信用记录，提高企业还款的信誉程度，大力开拓产品市场。同时还要建立一整套信用等级评估制度和指标，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尽快构筑信用体系。2.2 金融机构的自我完善

（1）金融部门应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合理配置金融资本，不应以所有制性质去导向市场。在金融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利率的杠杆作用，对市场的金融贷款进行市场调节。如根据中小企业要求信贷时间短，数额小，频率高的特点，就可以适当提高利率，从而摊低自己的信贷成本，使中小企业也免去了不必要的奔波和民间高利贷的拆借。另外，商业银行应开发更多更新的金融服务项目，提高为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效率，为中小企业提供相关的信息咨询服务，帮助中小企业健康财务管理制度。

（2）多种融资方式共同发展。继续扩大我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尽快设立创业板市场，规范直接的企业产权市场，在促进国有大企业上市的同时，允许符合上市条件的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同时还要解决上市公司股份中尚不能上市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的流通问题，实现股权的全流通，尽快推进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建设。创业板主要要看企业发展的潜力，这样为中小企业尽早进入国有企业创造条件。

（3）积极培育和发展债券融资市场，大力发展我国投资基金市场，促进中小企业科研开发的创新能力。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应理顺债券发行审核体制，逐步放松规模的限制，扩大发行额度完善债券担保的信用评级制度，支持经营效益好、偿还能力强的中小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融资。此外还应大力发行包括可转换债券在内的各类企业债券，积极探索资产证券化、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等方式。大力推进以开放式基金为主的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丰富基金品种，引导储蓄流向投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基金。

（4）建立健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体系，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大力发展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中小金融机构一般了解地方基层，能够利用当地的信息了解本地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这样中小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时，具有信息和交易成本低的优势。中小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的共同发展两者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2.3 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

（1）政府部门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国人民银行1998年5月6日下发了《关于改进金融服务、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商业银行设立中小企业信贷部，积极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1998年6月20日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提出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8条措施；1998年10月19日下发了《关于扩大对小企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通知》，决定扩大对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9年11月17日，颁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小企业金融服务的10条措施；国家也成立了中小企业司，2003年《中小企业促进法》通过并实施，它标志着我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正式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以上举措对帮助我国中小企业获得资金来源，扶持中小企业起着积极的效果。

（2）完善我国对中小企业资金的扶持政策。政府部门主要以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贷款援助等方式给予资金上的支持。税收优惠是国家通过降低税率、税收减免、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等优惠条件，以减轻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而财政补贴是政府通过鼓励中小企业吸纳就业、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鼓励中小企业出口等方式给予的财政援助；政府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方式有贷款担保、贷款贴息、政府直接的优惠贷款等等。

总之，要真正有效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需要经过政府、企业、银行三方的共同努力，创建一个融资渠道多样化、社会信用完善的社会经济环境，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融资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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