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庭复核死刑释放积极信号

第一篇：开庭复核死刑释放积极信号

开庭复核死刑释放积极信号

结合近期部分冤假错案平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连串表态和作为，我愿意为开庭复核死刑案件赋予更多的积极意义。

作者：蓉城阿飞 法律工作者

2013年6月17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3位法官在河北省黄骅市法院开庭，就杨方振涉嫌抢劫罪死刑案件进行复核。辩护律师为北京著名死刑复核律师谢通祥。

这并不是一则无足轻重的消息。实际上，为了贯彻少杀、慎杀原则，早在2007年7月1日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开始实施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就重新收回了死刑案件复核权。但采用参照二审开庭的方式来进行复核，于今却尚属首次;在此之前，法官复核死刑案件，往往采用阅卷、询问被告人、实地查看现场以及其他核实方式。

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最高人民法院的这次尝试：一是事先的沟通准备工作似乎不足，检方单是与法官商量如何开庭并请示领导，就花了一个多小时;二是关键证人李某没有出庭，凸显出让实务界一直头疼无比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仍然在现实面前无比尴尬。而且，除了这两点之外，关于复核死刑案件是否要坚持全面审查还是只能进行法律审(报道所涉该案的复核显然是前者)，法学界尚有争议。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愿意为最高人民法院此举喝一声彩!

之所以喝彩的理由，首先仍然是死刑案件的特殊性。“人命关天”的观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财产受损、人身遭受一定程度的侵害，都还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得到救济，但人死而不能复生，无力救济、无法挽回。因此，作为一种必要之恶的政府公权力，作为公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权，在人的生命面前就必须敬畏再敬畏、慎重再慎重。

将以上理念再具体化一些，就是应当将死刑案件与其他刑事案件区别对待，在实体的定罪量刑标准上更加严格，在程序的庭审对抗、证据审查方面也要更加充分。应当承认，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传承延续了中国古人录囚、秋审等等制度的“恤刑”思想，更是符合当代法治主流观念的制度设置。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一段时期内的死刑乱象得到了有力遏制，该制度的作用有目共睹。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新修改后的相关司法解释也对这一条做了一定程度的细化。显然，讯问被告人、听取诉辩双方意见，这还仅仅是法律的最低要求;除此而外，最高人民法院可否对自身提出更高要求，在司法权的谨慎行使方面更进一步呢?

开庭复核，显然能够透露出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一方面的决心和力度。犹记得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先生专门撰文《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指出，“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这话出自沈先生之口，在我看来既是一种常识的再述说，更是一种理念的宣示或者说纠偏。通过开庭来展示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给诉辩双方更为充分的机会，不仅有利于推进案件本身公平正义的实现，死刑复核也还同时有了一种更加令人敬畏的仪式感——这也是一种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更加敬重的神圣感。

不仅如此，我为之喝彩，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最高人民法院近期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公正司法、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无论是邀请法学专家座谈，还是到各地调研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各种因素，甚至是沈德咏先生的一些“试探性”(至少在笔者看来)的文章，都在向人们释放出不同于以往一段时期的一些信号。这些信号也许并不显得那么大张旗鼓，但却让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满含期待。

只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摆在那里：话要说，事要做，否则难免遭人讥笑，也令人失望，让本已脆弱的司法公信力更为不堪。司法公信力不彰的因素很多，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的是体制大环境的问题，有的是人民法院内部工作理念和机制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司法官员能力不够和廉洁不保的问题。特别是在大的体制环境难以一步到位改变的情况下，如何选好一个或一批好的入手点，从小见大，渐次释放改革的诚意，逐步取得民众的信任，并为更深层次的司法改革赢得支持，这是摆在司法改革者面前的难题。

好在俗语有云：一口吃不了胖子。正是从这个层面上，结合近期人民法院系统为部分冤假错案平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连串表态作为，我愿意为开庭复核死刑案件赋予更多的积极意义。不过，我们所期待的，当然不会仅仅是从不开庭到开庭这样的一小步。

第二篇：中国释放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积极信号

中国释放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积极信号

2011年11月22日 17:50:30来源：新华网查看评论手机看新闻字体：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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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出积极的信号——对于刚刚在广东佛山闭幕的2011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传递出的信息，此间专家普遍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在这个主题为“城乡统筹发展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会议上，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土地学会理事长王世元在讲话中强调，要不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他还表示：“总结各地的实践经验，抓紧完善现行法律和政策，为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创造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凡有条件的地方，鼓励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近年来，在现有经济制度框架下，中国采取土地利用规划调控、土地利用计划管控、土地整治重大项目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征地制度改革试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等多项措施，积极推进城乡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土地收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有效地推动了城乡统筹发展。

但现行土地制度仍然有不少方面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当前关于粮食安全、城镇化、征地方面的争议依然不少，很多试点地区的土地制度改革经验可以拿出来推广。

“土地作为农民和农村最重要的资产，深化改革才能一方面解决突出的问题，一方面提升使用的效率。”郑风田说。

国土资源部规划院高级经济师蒋仁开也认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现在到了改革的时点。一方面，一些农村的耕地利用效率不高，大量青壮年涌入沿海地区打工，土地抛荒现象严重，在非农用土地这块，一些老的村镇企业搞不下去，土地荒废；另一方面，中国大量的建设需要土地。因此，需要盘活农村的土地资源，对农村的集体土地制度进行改革。

王世元在讲话中多次强调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意义。他说，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中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转变土地利用方式的必由之路，也是落实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要求。

中国一些地方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有益的改革经验，例如广东省探索城乡土地利益分配机制，通过农村土地使用权股份化、建立“留用地”补偿制度等方式，探索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实现的有效形式；成都、重庆探索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建设，注重统筹城乡规划，推动城镇村一体化建设，引入市场机制，探索土地流转新途径；江苏省探索城乡土地集约高效配置，通过实施万顷良田建设工程，对“田、水、路、林、村”进行综合整理，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等。

对此，王世元表示，各地的实践探索，体现了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后，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必然趋势。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应该从三方面着力”，郑风田认为，一是改变目前泛粮食安全政策，尽快划分出基本农田制度，放开其他农村土地的管制；二是授予农民宅基地与承包地抵押权；三是对征地制度进行改革，压缩目前的征地范围，除了纯公益性用途外，其他的非公益用地应该由用地单位与农民协商解决。

对于鼓励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郑风田认为很有意义。他说，这项改革与农村建设用地密切相关，一些地方使用农村建设用地搞工业，给农民的补偿不够，如果实行股份制，农民以土地入股，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农民的就业和收益问题，对农民利益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可以有效地缓解征地带来的矛盾，未来可能成为农村征地改革的一个方向。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曲福田也认为，鼓励进行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可以让集体土地的产权更加明晰，此外也解决了分红的问题，使土地得以流转。股份制是现有土地制度框架下较好的机制，尤其是当前集体经济较为强大，解决了土地集体所有和使用权私有之间的矛盾，使得土地的收益分配更加平等，也是对现有征地制度的矫正。

在此次会议上，王世元还表示，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深化改革：一是统筹城乡规划，促进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优化；二是要严格保护耕地、节约用地，进一步夯实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三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指导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规范流转；四是要深化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合法权益。

郑风田说，由于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失，使得失地农民的生活以及生产面临诸多困难，只有建立相应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以及失地农民社会基本保障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记者郭鑫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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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释放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积极信号

中国释放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积极信号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出积极的信号——对于刚刚在广东佛山闭幕的2011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传递出的信息，此间专家普遍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在这个主题为“城乡统筹发展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会议上，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土地学会理事长王世元在讲话中强调，要不断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他还表示：“总结各地的实践经验，抓紧完善现行法律和政策，为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创造良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凡有条件的地方，鼓励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

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近年来，在现有经济制度框架下，中国采取土地利用规划调控、土地利用计划管控、土地整治重大项目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征地制度改革试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等多项措施，积极推进城乡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土地收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有效地推动了城乡统筹发展。

但现行土地制度仍然有不少方面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当前关于粮食安全、城镇化、征地方面的争议依然不少，很多试点地区的土地制度改革经验可以拿出来推广。

“土地作为农民和农村最重要的资产，深化改革才能一方面解决突出的问题，一方面提升使用的效率。”郑风田说。

国土资源部规划院高级经济师蒋仁开也认为，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现在到了改革的时点。一方面，一些农村的耕地利用效率不高，大量青壮年涌入沿海地区打工，土地抛荒现象严重，在非农用土地这块，一些老的村镇企业搞不下去，土地荒废；另一方面，中国大量的建设需要土地。因此，需要盘活农村的土地资源，对农村的集体土地制度进行改革。

王世元在讲话中多次强调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意义。他说，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中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转变土地利用方式的必由之路，也是落实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要求。

中国一些地方已经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有益的改革经验，例如广东省探索城乡土地利益分配机制，通过农村土地使用权股份化、建立“留用地”补偿制度等方式，探索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实现的有效形式；成都、重庆探索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建设，注重统筹城乡规划，推动城镇村一体化建设，引入市场机制，探索土地流转新途径；江苏省探索城乡土地集约高效配置，通过实施万顷良田建设工程，对“田、水、路、林、村”进行综合整理，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等。

对此，王世元表示，各地的实践探索，体现了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后，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必然趋势。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应该从三方面着力”，郑风田认为，一是改变目前泛粮食安全

政策，尽快划分出基本农田制度，放开其他农村土地的管制；二是授予农民宅基地与承包地抵押权；三是对征地制度进行改革，压缩目前的征地范围，除了纯公益性用途外，其他的非公益用地应该由用地单位与农民协商解决。

对于鼓励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郑风田认为很有意义。他说，这项改革与农村建设用地密切相关，一些地方使用农村建设用地搞工业，给农民的补偿不够，如果实行股份制，农民以土地入股，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农民的就业和收益问题，对农民利益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可以有效地缓解征地带来的矛盾，未来可能成为农村征地改革的一个方向。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曲福田也认为，鼓励进行集体土地股份制改革可以让集体土地的产权更加明晰，此外也解决了分红的问题，使土地得以流转。股份制是现有土地制度框架下较好的机制，尤其是当前集体经济较为强大，解决了土地集体所有和使用权私有之间的矛盾，使得土地的收益分配更加平等，也是对现有征地制度的矫正。

在此次会议上，王世元还表示，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深化改革：一是统筹城乡规划，促进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优化；二是要严格保护耕地、节约用地，进一步夯实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三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指导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规范流转；四是要深化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切实维护农民的土地合法权益。

郑风田说，由于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缺失，使得失地农民的生活以及生产面临诸多困难，只有建立相应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以及失地农民社会基本保障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第四篇：刑事判决书（复核死刑改判用）

××××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复核死刑改判用）

（××××）×刑核字第××号

被告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和因本案所受强制措施情况等，现在何处）。

××××中级人民法院于××××年××月××日以（××××）×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犯××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报送本院核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复核。经合议庭评议后，审判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本案现已复核终结。

……（概要写明原判的基本内容和被告人供述、辩护人辩护的要点）。

经复核查明，……（肯定原判认定的事实、情节没有错误，证据确实、充分。如果某些事实、情节有出入的，应当写明复核查证的情况，予以明确否定。对于事实方面的其他异议，必要时也应予以分析澄清）。

本院认为，……（根据复核确认的事实、情节和有关法律规定，针对原判在定罪量刑上的错误，参考原审辩解、辩护的合理意见，阐明不应判处死刑而应改作其他判处的理由）。依照……（写明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款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写明判决结果。分两种情况：

第一、全部改判的，表述为：

“

一、撤销××××中级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

二、被告人×××……（写明改判的内容）。”

第二、部分改判的，表述为：

“

一、核准（或维持）××××中级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的第×项，即……（写明核准或维持的具体内容）；

二、撤销××××中级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的第×项，即……（写明撤销的具体内容）；

三、被告人×××……（写明部分改判的内容）。”〕

本判决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年××月××日

（院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第五篇：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公务宴退订”释放积极信号

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公务宴退订”释放积极信号

年底年初本是宁波星级酒店的繁忙时刻，今年却上演了“反转剧”。在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威慑”下，甬城高星级酒店“不约而同”地人气急剧缩水。来自政府部门团拜会、答谢会的“退单”接二连三，被采访的十家星级酒店几乎无一幸免。(1月13日《现代金报》)

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一下子打到了公款消费的“七寸”，也给地方政府及官员的公务活动戴上了一道“紧箍”，宁波等地高档酒店出现退订潮，便释放出了一个积极信号。有市民担心这“只是一阵风”，也并非是杞人忧天。要想保持这样的结果，地方政府的自觉意识、网络和媒体的监督显得非常重要，长效的监督机制也亟待进一步完善，比如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制度，并严格按照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对违纪官员问责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