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重审中人权问题的宪法分析

第一篇：聂树斌案重审中人权问题的宪法分析

聂树斌案重审中人权问题的宪法分析

杨健星

社科1514 3150101461 主要内容：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这一原则在一般法律中的贯彻落实却远远地落后于我国法治化进程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受传统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刑事诉讼理念的影响，司法机关在“严打”“从严从快”“破案率”的压力下，往往对一些存有疑点的案件草草结案，死刑立即执行制度过于仓促，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人权的漠视受到各界的强烈关注。因此从宪法学角度对司法过程中的人权保障进行思考和反省十分重要，宪法的尊严值得每一个人去维护。

关键词：刑事诉讼；司法过程；宪法；人权保障；宪法尊严

一直以来，人权问题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对中国进行舆论攻击的主要方面之一。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人权的保障机制上还不是非常完善，尤其是在司法过程当中，一部分执法人员对公民的基本人权并没有做到充分地尊重，采用了一些不当的执法手段让案件仓促结案并立即执行判决，以至于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些冤假错案的发生是我国公民权利缺失所带来的巨大问题之一，为了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推动国家法治化进程，维护社会稳定，我们必须对司法过程中的人权缺失进行反思并做出改变。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其中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应该有着指导作用，因此从宪法学的层面上对司法过程中的人权问题进行审视和思考无疑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事件梗概

1994年8月5日，河北石家庄孔寨村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

9月24日，河北省鹿泉市鹿泉镇下聂庄聂树斌家里来了3名便衣警察，告诉聂的母亲张焕枝，聂树斌可能是一起案件的作案嫌疑人。直到4名警察给张焕枝送来一张拘留证。张焕枝这才知道，聂树斌8月5日在孔寨村的一块玉米地里，将一姓康的妇女强奸并杀害。

1995年3月，聂树斌被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当年4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一审判决。4月27日，聂树斌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

2005年1月18日，王书金在河南落网，他供出曾在河北强奸多名妇女，并将其中4人杀害。其中有一人是“聂树斌案”中的受害人康某。王书金还供认自己是单独作案，并不认识聂树斌。

2005年3月15日，媒体披露“聂树斌冤杀案”，舆论哗然，河北相关机关开始复查聂案。2014年12月12日最高法决定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异地复查。12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聂树斌母亲送达立案复查决定书。

2005年1月18日，王书金在河南落网，他供出曾在河北强奸多名妇女，并将其中4人杀害。其中有一人是“聂树斌案”中的受害人康某。王书金还供认自己是单独作案，并不认识聂树斌。

2005年3月15日，媒体披露“聂树斌冤杀案”，舆论哗然，河北相关机关开始复查聂案。2015年3月17日聂被执行死刑后律师首次获准查阅该案完整卷宗。律师可以查阅的卷宗共计17本，包括聂树斌案卷3本、王书金案卷8本以及河北省方面复查卷6本。4月8日聂树斌案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陈光武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代理意见。4月24日山东省高院决定就聂树斌案于4月28日13时30分召开听证会，听取申诉人及其代理律师、原办案单位代表意见。6月11日经最高法批准，决定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至2015年9月15日。9月15日复查再次延期至12月15日。12月14日山东高院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由于因案件重大、复杂，复查工作涉及面广，决定再次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

2016年2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消息称，由于申诉代理律师又提交了新材料，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获悉决定再次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至2016年6月15日。3月26日山东高院再次约谈聂案代理律师。6月8日最高法决定依法再审聂树斌案，已向聂树斌母亲送达再审决定书。

二、人身权利视角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3月的修改对“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完善了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然而在此之前，一些司法部门和相关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对嫌疑人的权利完全视若不见。从2004年宪法加入人权条款到2012年人权条款落实到具体程序法中，这中间的八年时间里，宪法中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精神是否真正得到落实值得我们反思。2009年4月，国务院第一次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到2016年6月14日第二次行动计划实施评估报告发布，这其中在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一部分尤其提到了司法过程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第一是最普遍意义上的人身权的保障。聂树斌一案最初调查的时候，聂树斌的代理律师在会见聂树斌时曾问：“你第一次说没干，第二次怎么又说干了？”.聂说：“打了。”因为时间过于久远，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已经无从查证，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无法确定当时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但既然聂树斌在和代理律师会面时曾经反映出有刑讯逼供的可能，那么这份口供的有效性就值得我们怀疑了。本案的这一细节中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首先可以反映出我国现阶段司法程序上刑讯逼供、警察权力过大等问题。而其次，法院在客观证据不足、口供存疑的情况之下就认定聂有罪，这种行为不仅仅是对于司法规范程序的践踏，更是对宪法中的“人权”理念的漠视，更不用说领会和遵循宪法中的人权精神了。

在2016年6月14日最新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实施评估报告里提到近年来，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得到保障，这是我国人权精神在司法过程中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表现，而聂树斌案由高院提审更是对于这一进步的最好诠释。尽管已经是死刑执行后二十一年，但这次的提审对于进一步纠正问题，规范整个司法过程有着方向性的指导意义。具体的规范措施应该包括警方拘留逮捕后通知家属，允许会见律师申请法律援助以及对刑讯逼供进行严格监督检查、否定非法证据等。这是公民基本人身权利得到保障的重要规定，必须严格得到贯彻。

第二是具体的生命权的保障。长期以来在执法过程中由于受到普遍社会观念中对于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传统以及出于社会维稳考虑所要求的快速打击犯罪要求的影响，司法机关单纯为了追求严厉打击和破案率，对存有疑点的案件草草结案甚至死刑立即执行。这种制度过于仓促以至于最烦甚至是无辜者无法及时地寻求救济。比如聂树斌在宣判后两天内就被执行死刑，连家属都没有接到通知，更不用说提起上诉申请再审等等，这已经不仅仅是人性化与否的问题了，而是完完全全对公民的生命权的漠视。

所以在我国的人权行动中，为了使公民的生命权得到充分保障，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死刑复核检察厅，严格规范死刑复核监督机制，在2015年8月颁布的刑法修正案

（九）中，取消了9个罪名的死刑，死刑的适用更加严格，而且在办理死刑复核案件是更加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还会提供法律援助，这些都是生命权得到尊重和保障的重要体现。

第三是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公检法三大机关之间本来应该是分工配合并相互监督的关系，可是在聂树斌案中，在面对明显有漏洞的证据链的时候，法院和检察院并没有起到监督公安机关的作用，反而是极其配合地，非常高效地对整个案件做出了判决，这样的行为对于聂本人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在判决作出之后聂树斌的家人以及其代理律师第一时间向法院索要判决书也被法院拒绝，这样的审判绝对难说公正。而在王书金落网之后主动承认自己杀害康某的事实是所描述的细节比判决聂树斌时的证据明显更具有可信性的时候，法院和检察院却都认为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试图维护原判的权威，尤其是检察院作为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关，对于司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不是纠正而是维护的话，这对于嫌疑人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是一种极大的损害。

201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侦查监督部门调查核实侦查违法行为的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这分别分别对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证据的效用进行了约束，排除非法证据；另外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得到保障，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可以通过法律援助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而且律师的执业权利也得到了保障，可以享有必要的知情权以便更好地参与到诉讼中，这些都是对于被告人得到公正审判权利的保障。

三、结语

依法治国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之中，最重要的其根本性作用的还是宪法。宪法所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这一原则必须要贯彻落实每一部具体法律的实施当中才能让每一个公民的利益得到切实的保障。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法律的实施不仅仅只是简简单单的条文，更加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法律中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只有当我们真正地去了解认可人权精神，这些法条才能成为维护我们权利的工具。

第二篇：贺卫方 即使不能证明王书金是真凶 也应重审聂树斌案

贺卫方 即使不能证明王书金是真凶 也应重审聂树斌案

2013年06月28日 09:26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赵良美

聂树斌母亲得到许可，旁听王书金强奸杀人案庭审。（CFP/图）原题：部分法律学者认为 聂树斌案仍可启动再审

先审聂树斌案，王书金作为证人，其证言接受最严格的审查，聂案得出结论后，再恢复王书金案原有程序，如果王书金案和聂树斌案以这样的方式“相遇”，无疑将彻底解决两案指向的审理事实。庭审中的法律疑问

王书金坚持承认自己是“真凶”，辩护人予以支持，公诉方坚持否认王书金与聂树斌案有关。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将之称为“奇案”：嫌疑人、辩护人跟检察官的角色“乾坤大腾挪”。这种控辩双方的角色互换让多数公众接受不了。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认为，这其实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他说，在中国，检察院是公诉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除了追诉犯罪，还需要全面审查能证明嫌疑人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证据。

“辩护人强调王书金自首立功，因此去证实和揭露，也仍然是检察官履行追诉职能的一部分。”

此次庭审由于检方出示了聂树斌案现场勘察和尸检报告等新证据，为做好充分辩护准备，辩护律师请求休庭。

按照法律规定和惯例，证据一般在一审前已被固定，二审开庭前无须再进行证据交换。对于王案中如此关键性的证据影响庭审程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卫东教授认为完全可以避免。

“庭前会议就是为应对这种情况确立的。”陈卫东说，新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可能涉及重大事实分歧的新证据，应该召开庭前会议进行交换，不必质证，但应该就证据目录和内容进行沟通。

由于聂树斌案的卷宗一直未曾公布，也鲜见更多证据材料，这加剧了公众对证据细节和论证的质疑。

检方提出王书金供述与尸检、现场勘查、作案时间、身高等四处有所差异，对此，贺卫方教授认为，如果王书金的案情如此简单，这么容易就可以否定王的供述，“那为什么要拖八年？”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二审程序应该在两个月内审结。对于王书金这样的死刑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延长两个月。因特殊情况，经最高法院批准，还可以申请延长。

王书金二审第一次开庭是在2007年7月31日，再次开庭已过6年。“但再复杂，再重大，六年也不正常。”陈卫东说。审完王案才能再审聂案？

目前王书金案还没有定论，但聂树斌案可能的走向仍然可以预见。如果王书金是真凶，根据一凶不能二主的原则，也就为推翻聂树斌案提供了翻案最重要的依据。聂树斌将得到迟来的平反。

如果王书金的供述没有被认定，聂树斌案或者继续成为悬案，要么启动再审。启动再审也有两种结果：仍然被判定为真凶，或者被平反。即便二审维持原判，王书金案也还有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的程序。据相关人士透露，由于王书金案一直是河北省政法委在主导，最高法院并没有过多指导和介入的空间。最高法此前的意见也是应该先让王书金案终审得出结论，再来判断聂树斌案是否需要再审。

对“审完王才能再审聂”这一观点，贺卫方表示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即使不能证明王书金就是真凶，但也不能因此推断出聂树斌就一定是真凶。从目前可见的证据材料看，聂树斌案存在严重证据不足，理应再审，甚至“疑罪从无”。多年以来，关于聂树斌案的材料中，公之于众的只有两份死刑判决书，但加起来只有两千多字，对事实部分的描述加起来仅六百字，列举的证据也全部是言词证据。虽然也有人认为聂树斌可能就是真凶，但最应有说服力的判决书明显苍白无力。

“证据不足”一直是聂树斌案的争议焦点，公众也对相关部门不公开案卷诟病有加。

在司法实践中，这却并无不可。陈卫东说，如果没有启动再审，法院就没有途径公布案卷，司法材料不同于行政信息，必须通过审判程序公开。陈卫东认为，最重要的是推动聂树斌案的再审启动。

“合情合理是先启动聂树斌案的再审，其结果也可以回答王书金的主张。”陈卫东提出，这也符合诉讼程序的规律，要从案件事实入手，“目前两案事实指向的都是聂树斌是不是被告人”。

实际上，目前王书金案程序延宕，多少验证了陈卫东所言。

在一审中，由于未被列入指控范围，因此检方没有引入聂树斌案相关的证据，而这一证据的公布却又是造成此次再审休庭的主要原因。

贺卫方也呼吁，王书金案应该留待聂树斌案再审得出结论后恢复原有程序。照此设想，王书金将作为聂树斌案的“证人”，其证言的真实性也将经受控方和法院最严格的审查。同时，聂树斌案的相关证据材料也将再次接受检验。如果王书金案和聂树斌案以这样的方式“相遇”，无疑将彻底解决两案指向的审理事实。

鉴于目前王案先审的实际情况，更多学者强调应对王书金供述强奸杀害“康某”行为作出细致公正的审查。

易延友认为，对已决案启动再审，要十分谨慎，否则会损害司法权威，这就更意味着对王书金案需要作出负责任的、有理有据的、客观公正的审查结论，“要经得起历史考验”。“不能放过一个细节。”陈卫东强调，一定要慎重再慎重，不能采取简化程序，庭审要充分质证，必须严抠实物证据。“责任非常重大，要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

聂案可启动再审

最高法院刑庭相关负责人2013年6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曾表示错案发生的关键就是审判理念发生了偏差，“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应该坚决做出无罪判决”。

即便如此，一些学者仍然认为，王书金案或许是聂树斌案再审的最优路径。因为一旦王案供述被推翻，也意味着聂案可能失去了启动再审的最佳事由。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启动再审的事由包括新证据出现、证据不足、程序违法等。

从近年得以启动再审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李怀亮案、张氏叔侄案等错案来看，均是“死人”复活、发现真凶、有新物证等“新证据”推动平反。通过法院因“证据不足”或其他事由启动再审程序的例子非常罕见。那么，一个被怀疑的“错案”，如何才能被纠正或启动再审呢？

在刑事案件的审判监督程序中，再审启动主要包括申诉、法院自查、检察院抗诉三种来源。

对于聂树斌案来说，仍然存在最高法通过自查决定启动再审的可能性。或继续向法院申诉，或向最高检申请抗诉。

易延友认为，在救济途径上，没有障碍，而且一旦法院发现案件错误，随时都可以启动复查和再审。

但前提是让法院或检察院“发现错误”。这就使得聂树斌案的再审面临一个悖论：如果再审没有启动，案卷不公开，代理人和家属就无法取得“证据不足”或“事实认定错误”的依据。没有这些依据，再审程序就难以启动。这种程序悖论导致申诉难非常普遍。陈卫东说，有些地方甚至要求原审法院出具申诉意见，“这是有问题的，要搞清楚这是一种救济手段”。

由于案件关注度高和此前关于河北“捂案”的怀疑，贺卫方等学者提出聂案应该“异地”审理。要么最高法院提审或指定异地复查审理，要么交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

启动再审是如何审理、是否“疑罪”以及能否“从无”的前提。只有符合相关部门启动再审的认定条件，聂树斌案的真相才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南方周末记者赵凌对此文亦有贡献）

第三篇：聂树斌案看冤案的形成与预防

刑事冤案的成因与预防

——以聂树斌案为视角

一、聂树斌案过程：

1994年10月1日，聂树斌被刑事拘留；1995年，因被怀疑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5年，王书金承认自己为“聂树斌案”的真凶。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驳回王书金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开启了中国异地复审的先河。

2014年12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聂树斌母亲送达立案复查决定书。2015年3月17日，聂被执行死刑后律师首次获准查阅该案完整卷宗。2015年4月28日，山东高院将召开聂树斌案听证会。

2015年9月15日，因复查工作需要，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决定再次延长聂树斌案复查期限三个月。

目前，聂树斌案的复查工作任然没有结果。虽然侦查机关排除了王书金是聂案的真凶，但是从聂案的卷宗及现存证据来看，仍然疑点重重，无法确实证明聂树斌就是真凶的情况下如何判了一个人的死刑。现存的证据迷雾重重，让人对于聂案持怀疑的态度，一共有以下的疑点： 疑点一：多次出现的花上衣是否为同一件？

李树亭认为，在聂树斌案中，花上衣至少曾经出现6次。

1、根据被害人父亲陈述：当年破案期间，专案组曾三次到其家中，第一次拿走了被害人的照片，第二次拿走了一件花上衣和一件花裙子（后来多次索要却并未归还），第三次又拿了一件花上衣和一件花裙子让他们辨认，他们回答说不是家人的，不知道是谁的。

2、根据孔寨村村民段某某陈述，当年办案人员曾让她辨认过一件花衬衣，段回答说不知道是谁的。

3、根据聂树斌母亲张焕枝陈述：当年办案人员也曾让她辨认过一件花衬衣，张回答说不知道是谁的。

4、王书金案件在河北省邯郸市中级法院开庭时，张焕枝进入法庭旁听，休庭后称检方出示照片上的花上衣，与当年办案人员让其辨认的花上衣不一致，并质疑检方证据做假。

5、根据《青纱帐静悄悄》记载：1994年8月5日聂树斌在游荡中，从张营村梁某家门前三轮车上顺手偷走一件半袖上衣，缠在车把上。

李树亭分析，聂树斌案6次出现过的花上衣，至少应有3件完全不同：

1、从被害人家里提取的；

2、所谓从张营村梁某三轮车上偷的；

3、让张焕枝辨认过的。到底哪一件才是随卷移交的（即彩色照片上的）花衬衣或者短袖衬衣？查遍整个卷宗中也无法弄清楚。疑点二：花上衣从何而来？

聂树斌案判决书显示，1994年8月5日下午5时许，聂树斌骑自行车尾随下班的受害者，至孔寨村的石粉路中段，故意用自行车将骑车前行的康某别倒，拖至路东玉米地内，将其强奸后用随身携带的花上衣勒其颈部，致其窒息死亡。

李树亭称，就此杀人工具即短袖上衣或褂子，亦即所谓的“花衬衣”的来源，聂树斌先后的供述混乱。这件衣服从最初的衬衣，变成白底小黑花短袖上衣，短袖的白底黑小花上衣，再变成了颜色是白底兰黑小碎花图案，再变成了从破烂堆上拿的；从拿这件衣服准备自己穿，但没有试，怕被人发现，变成了衣服式样不知是女士的还是男士的；从12点半多再到约摸下午3点半再到下午5点多，偷拿到衣服的时间也在不断变化。聂树斌曾供述称花衬衣是从原石家庄市郊区留营乡张营村收破烂的梁某处偷来的，在警方调查取证时，梁某并没有证明自己曾经丢失过花上衣，或曾在三轮车把上搭过并丢失过任何衣物，更没有辨认过聂树斌供述的作案用的短袖上衣，是自己曾经丢失的衣物。侦查机关也从未将作为重要物证的彩色照片上的短袖上衣，交由梁某辨认过。疑点三：作案时间是下午1时30分还是5时？

聂树斌案判决书显示，作案时间为1994年8月5日下午5时许。王书金则始终供述其作案的时间是中午1点半左右，作案后回到工地，工友们还在午休。

李树亭认为，关于作案时间，聂树斌一直未供述出具体日期，即1994年8月5日。对于作案前偷拿衣服和遇见受害人，以及实施强奸、杀人犯罪的具体时间，其也是先后供述了多个版本，不能确定具体时间。王书金供述的作案时间，与受害人亲属所说失踪具体时间相吻合。

疑点四：“一串钥匙”的细节

王书金供述，他作案后原来拿起了这串钥匙，在到井台边藏匿了死者的衣物后，突然想到，从现场带走的这串钥匙很可能成为作案的证据，于是返回到尸体旁边，将钥匙扔到离死者右手约一米的地方。

死者康某的工友余某某说，康当时穿的连衣裙没有口袋，钥匙没地方放，就经常用铁环挂在中指上。

聂树斌并没有供述本案最关键的隐蔽性细节：受害人遗落在案发现场的一串钥匙。李树亭认为，王书金对一串钥匙细节的供述，与其他的间接证据之间，已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且因其对关键的隐蔽性细节供述的唯一性与排他性，基本排除了聂树斌作案的可能性。

陈光武亦认为，就案卷可知，警方当时在勘察现场时，对中心现场进行了警戒保护，未让除勘察人员以外的人员靠近，所以王书金是不可能靠近中心现场的。退一步讲，就算王书金到过案发现场，作为关键性证据的一串钥匙他也不可能看到：因为这串钥匙出现在草丛中，不仔细查看发现不了。

疑点五：除口供外，还有无其他证据？

李树亭认为，聂树斌案的两审判决，主要依据聂树斌的口供作出。但聂树斌本人的口供内容，无论是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过程、杀人工具、抛藏被害人衣物地点，还是逃跑路线等，都先后互相矛盾，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同时，聂树斌案不仅没有任何直接的人证，同样没有任何直接的物证，证明聂树斌实施了强奸、杀人犯罪行为和客观事实。

另外，没有任何人指认、控告聂树斌实施强奸、杀人的犯罪行为，或者在其实施犯罪行为时扭送公安机关。案件的发现，完全是基于受害人亲属的报案，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公安人员仅仅是因为聂树斌骑一辆蓝色山地车到处看，而将其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并蹲守抓获他的。

疑点六：聂树斌口供是否为其真实表述？

李树亭认为，聂树斌本人严重口吃，但所有《讯问笔录》显示聂树斌回答讯问时话语流利，且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内容量很大的供述。甚至在两个多小时内，“口吃的厉害，一天说一点”的聂树斌，完成了长达8页、数千字的供述内容。李树亭称，这与常识不符。

李树亭还认为，侦查人员在讯问聂树斌的时候，涉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所获得的聂树斌的全部口供，依法不具法律效力，更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根据聂母张焕枝亲述，聂树斌的一审辩护人张景和曾经对张焕枝说，他与聂树斌第一次见面时，聂树斌一直哭。张景和问聂树斌：“第一次你为什么不承认（强奸杀人）？”聂树斌没吭声。张景和接着又问：“为什么你第二次承认了？”聂树斌说：“打哩！”

对于这样证据存在瑕疵的案件，中国在法治进程的历史中屡见不鲜，但是如何才能防范冤案的发生，真正保障人民的权益，实现真正的法治化，需要从根本分析原因以及积极防范。

二、冤案的成因分析

“证据问题上出错是导致冤假错案的一个主要原因。”证据是在程序中收集、固定、运用的，证据上出错，反映出程序的失范，以及刑事司法机关及其人员违反程序规定的错误或者疏漏。冤案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刑讯逼供与虚假供述。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仍然保留了如实陈述义务。“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冤假错案时有发生。”“每一起刑事错案背后，基本上都有刑讯逼供的黑影。可以说，尽管刑讯逼供并非百分之百地导致错判，但

1几乎百分之百的错案，都是刑讯逼供所致。” 刑事程序法学者和实体法学者对刑讯逼供与冤案关系的认识是一致的。刑讯逼供获得的虚假供述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念斌、赵作海等冤案中的虚假供述，都源自突破法律底线的讯问手段。身体折磨使被讯问人感受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强烈的恐惧与求生欲望使人屈从于讯问人的需要。

二是虚假证人证言。证人提供虚假证言的原因有以下几个：（1）因案件利害关系人威胁、利诱、欺骗作伪证 ；（2）因询问人员威胁、利诱、欺骗作伪证 ；（3）证人蓄意作伪证构陷犯罪嫌疑人；（4）证人受感知、记忆、表述能力的限制；（5）证人受案发现场目击条件所限导致证言虚假。证人的虚假证言从类型上可划分为：（1）主动作伪证，主动作伪证者通常是为了使犯罪嫌疑人被定罪处罚；（2）被动作伪证，被动作伪证者是为了避免因作证而给自己带来的麻烦或者为了获利；（3）无过错的证言错误则是无动机的虚假证言，这种证言受证人感知、记忆、表述能力所限，或者受现场目击条件所限，或者因受到难以察觉的诱导而作出，证言的虚假性难以发现。

三是立功人员的伪证。我国《刑法》第68 条规定。“犯罪分子有…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为了立功减刑，曾经发生过在押人员在监管场所内采用殴打虐待、威逼利诱等方式迫使同监室在押人员作出虚假的有

2罪供述，制造冤案。“任何一个清白的人，都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人物存在而被判刑。”如在张氏叔侄强奸杀人冤案中，因贩卖淫秽出版物而获刑的袁连芳，在入狱后成为了警方的线人，被指两次参与伪造证据。袁因制造伪证立功减刑，却致无辜者入狱，造成两起刑事冤案。四是鉴定错误。鉴定科学所使用科学理论与方法是否有严格而科学的证实，是决定鉴定意见可采性的重要前提条件。造成鉴定错误的原因主要有四种：（1）鉴定人的疏忽过错。（2）鉴定设备落后、实验室条件不足。（3）不可靠的鉴定方法，如测谎鉴定、警犬鉴定、足迹鉴定等均未经严格科学证明，在美国均已慎用。有的落后的科学方法，如毛发鉴定等，其排除嫌疑与认定嫌疑的能力均十分有限。（4）过去使用的有些鉴定方法的科学基础已经被现代科学否定。不可靠、落后、错误的鉴定方法造成的鉴定错误是发生冤案的系统性风险。五是公安、司法人员的违法行为。公安、司法人员的违法体现在：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以及不应作为而作为。具体表现有：（1）制造有罪证据；（2）毁灭、隐瞒无罪证据；（3）妨碍律师行使辩护权，律师会见、阅卷难；（4）拒绝采纳律师无罪辩护意见；（5）刑讯逼供；（6）超期羁押。少数公安人员的违法行为，主要目的是获取有罪证据，尤其是获得供述，并通过供述获取其他证据线索。少数检察官的违法行为，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有罪判决，避免无罪判决致使败诉。少数公安、司法人员的违法有时恰是迫于履职的严格要求：警方不破案会有限期破案、命案必破的政策压力和内部考核处罚；检察官的案件如获无罪判决也会 12陈兴良：《错案何以形成》，《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参见：《平反张高平案检察官：我偏要做个捣蛋的人》，《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4月28日。受考核纪律处罚。尽管发生冤案也会受罚，但在所发生的冤案中，检警都为了避免眼前的、一时的风险与处罚，选择让无辜者入罪。

六是辩护意见不获采纳。律师辩护意见不获采纳，除了律师本身的原因，现阶段更重要的是刑事司法制度原因：（1）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权只有会见权，没有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律师辩护的对象是案卷记载的指控事实与指控罪名，看不到案卷就无法针对指控提出有针对性的、有效的辩护意见。侦查阶段的律师有效辩护不具有期待可能性。（2）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的律师辩护意见不受重视、不获采纳。现有对已曝光死刑冤案的统计，如秦艳红案、杨文礼、张文静案、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浙江张氏叔侄案、孙邵华案、于英生案等，辩护律师均提出有力的无罪辩护意见，但无一获得法院采纳或者重视。

三、完善冤案预防机制

在冤案的预防制度上，一是应当充分遵循证据裁判，严格坚守证据裁判主义；二是应当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权利。以下相关的制度有继续改革的空间。

（一）关于讯问与供述

为了防止虚假供述，笔者试对讯问制度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完善建议。

一是如实陈述义务的废除。《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条规定有两个层次的含义：（1）嫌疑人必须回答，没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如果不回答就违反了《刑事诉讼法》；（2）回答的内容应当是真实的。一方面，无辜者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如到过现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道听途说等，在不懂法的前提下容易受到诱导或者暗示，在回答讯问人员的提问时，很容易做出对自己不利的陈述，尤其是当讯问人员向其透露犯罪事实的细节时，无辜者很容易将这些细节融入自己的回答，其陈述更像是有罪者的供述，审判阶段难以分辨真伪；另一方面，对于事实上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而言，这项义务意味着他/ 她必须证实自己有罪，是一项立法强迫，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因此应予废除。

二是建立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讯问规则。讯问人员在告知嫌疑人诉讼权利后，在提问关于案件事实和证据的问题之前，增加一个关于落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的环节，向嫌疑人提问：“你是否愿意如实陈述？如果不愿意如实陈述，没有人能够强迫你证实自己有罪；如果你愿意如实陈述，接下来的问题必须如实回答”。如果嫌疑人回答愿意如实陈述，接着向其提出问题；如果嫌疑人回答不愿意或者拒绝回答，应停止讯问。

三是讯问录像应当全面、完整，从进入讯问室到讯问结束，中间不得有裁剪；镜头应当包括讯问双方；每次讯问均应录像。录像设备出现故障时，除非情况紧急、有新的犯罪事实即将发生，否则不得讯问。

四是建立值班律师在场制度。当前我国许多地方试行看守所值班律师制度，律师值班站就设在看守所门口，如能移入讯问室，就能够建立讯问时值班律师在场制度，则无疑可以有效防止办案机关刑讯逼供、诱供、指供，保护无辜者不受定罪处罚。

（二）关于辨认与证言的审查

在辨认程序中应确立双盲辨认原则和顺序辨认原则，以保障辨认程序的中立。双盲辨认原则是指辨认主持人和辨认人均不知嫌疑人是谁，可有效避免主持人影响辨认人的独立辨认；顺序辨认原则是指辨认对象一个一个地出现在辨认人面前，而不是将辨认人领到一堆辨认对象面前，后者容易使无辜者被辨认。此外，现行规定禁止警方在辨认的时候给予暗示，但何为暗示没有明确规定。如果发现有警方暗示的，是否一律不予采纳，还是采取别的审查标准，也缺乏明确规定。如果确定有警方暗示的，应当视证人能否不受警方暗示影响，如能则可以作证，如不能则不得允许其作证。

（三）关于对立功人员证言的审查 立功人员检举揭发的目的，往往都是为了获取自身的减刑或者其他利益，其作证动机可能不纯，存在作伪证的风险。因此凡是有在押犯检举揭发的案件，应严格审查其证言的真实性，与案件其他证据相印证，并记入笔录，方便辩护律师查阅，以便辩护律师分析其证言的可靠性，便于法庭兼听则明。

（四）确保鉴定的可信度

首先，实践中，我国刑事司法机关并未确立对鉴定意见可信度的审查标准。应确立对鉴定意见可信度的审查标准。比如，应审查鉴定所使用的理论或者技术是否可靠，业内同行是否对其可靠性仍有异议；对于新的理论或者技术，是否存在已知或者潜在的错误比例等。如未达到以上审查标准，应认为鉴定证据不具有充分可信度，可予以排除。

其次，应由公安、检察机关加强对内部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专业水平的管理，提高鉴定的科学标准，保持技术设备的更新，保证鉴定人的专业素质。应对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做出强制性的规定，使其成为鉴定机构开展鉴定业务的前提条件，使鉴定机构具备符合刑事案件要求的专业性。

（五）完善公安司法人员的冤案追究制

审者不判，判者无责，是当前冤案追究制的重要疏漏。“追究政法委工作人员错案责任在立法上没有依据。正因为如此，我国实践中政法委协调案件出现错误几乎没有被追究责任的。”3对所有有权力决定案件的人，都应当建立责任追究制，不追责就难以保障履职的责任感。此外，应完善对造成冤案的责任人的追偿制度。《国家赔偿法》第31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受害人后，对于有关责任人员直接侵犯受害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为，以及因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故意对案件做出错误处理的行为，应当向相关责任人员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这不但维护全体纳税人的利益，而且是表明政府的态度，表明违法司法行为侵犯了政府的利益，表明公正执法才符合政府利益；对于公安司法人员依法公正执法是一个极为有力的督促。

（六）加强有效辩护权

我国虽未能对所有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但已普及了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案件被告人的法律援助。从当前已发现的死刑冤案成因来看，需要加强律师有效辩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1）侦查阶段关系到口供等证据收集，应建立辩护律师对侦查阶段程序变动的知情权；（2）侦查终结、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起诉前，应书面通知辩护律师指控罪名及主要犯罪事实；（3）对没有委托律师的死刑复核案件应指定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应有3 年以上从业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应对死刑复核案件召开简易听审程序，听取律师辩护意见；（4）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无社会危险性、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书面意见的，办案人员必须进行审查，并予以书面回复 ；（5）辩护人申请调取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应当准许，调取结果应通知辩护人；（6）各级党委政法委不得协调刑事案件，以保护律师辩护权利。

尽管聂树斌案还没有最后的结论，但是从案件的瑕疵来看也足够让人诟病，从其他的冤案也可以得知冤案的发生不仅造成了家庭的悲剧，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而且使得国家的司法公正受到质疑，防范冤案假错案的发生，促进司法公正的进步。

3陈永生：《冤案的成因与制度防范——以赵作海案件为样本的分析》，《政法论坛》，2011年第6期。

第四篇：试论宪法修订案中首次强调尊重和保护人权

对特殊群体人权保障的问题

傅欣

内容提要：随着2004年新《宪法》修正案的公布，中国的人权法制建设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本文着重从特殊群体的人权的宪法保护的问题方面进行探讨，试图论述本次修宪的不足及对修宪的完善提出的一些浅薄的看法。

关键词：宪法修正案特殊群体人权

2004年3月，随着新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新的宪法修正案经全体人大代表表决以高票通过了。在这次的修正案中，最令人鼓舞的一条便是将《宪法》第33条第三款改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将原来的第三款作为第四款置于其后。正如大多数媒体所言，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这也是在我国政府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我国人权的又一成功。然而，《由于宪法》作为我国根本大法，其性质直接决定了这部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不可能非常具体、详细，所以，当我看到整个修正案中只有这一条是直接关于人权保障时，又不无感慨。因为这次修宪虽然规定了保障人权的条款，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另外，由于保障人权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保障特殊群体的人权，而这次修宪中并未曾涉及。

也许有人会疑问，原来《宪法》的第45条、第48条不是已经对特殊群体的权利作出保障性规定了么？即便这次修宪中未再次涉及，也无妨呀。

但是本人却认为：

首先，并非一切特殊群体都已经被《宪法》所保护，《宪法》只保护了其中的一部分，如老年人、残疾人、妇女。特殊群体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特指某些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及其生存状况。那些由于自身或社会原因常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被称为特殊。特殊主要表现为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的低下，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低下使得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体现为一种特殊。其特征表现为：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因此，不论在哪个国家，特殊群体的外延都是很广泛的。例如某些患有心理疾病（具体如同性恋者）或生理疾病的人（具体如肝炎携带者），其平等工作权就容易受侵犯；再比如一些因为先天的身份性因素而直接在寻找工作过程中遭受歧视的人群（具体如农民工、在北京、上海的外地大学生）。这些特殊群体在人口数量上是不容忽视的，但在实际的生活待遇上却是被人忘记的。谈论至此，本人想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有一段涉及实质正义的论述，转述于此：“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不平等，„„作为社会制度或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必须从最少受惠者的角度来考虑补偿问题。”“补偿原则是指为真正对待所有人，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要求按平等的方向补偿有偶法因素造成的倾斜，通过法律手段使之重新平等。”事实上，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最少受惠者”的数量及类别却在不断增加；更令人悲哀的是原先仅因“偶法”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却有可能因为法律的规定变成合法的不平等。例如《公务员条例》就规定肝炎携带者不能当公务员；《律师法》也规定受过刑事处罚（过失除外）的人不能拥有律师执业证书。以上这些违反《宪法》中关于一切公民享有工作权的法律法规直接侵犯特殊群体的权利。

其次，《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在立法技术上是封闭性的，而非开放性的。这直接导致公民（是否是特殊倒在其次）权利的不完全规定。而如果《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不能将全部公民权利加以保护，那么不知道哪部法律敢越俎代庖。如此以来，即便目前《宪法》有第33条第3款，而由于规定的不明确也将形同虚设。另外，作为特殊群体而言，只在《宪法》中规定几种权利，是远远不足以保障的。因为针对特殊群体人权的保护，要求遵循以下五个原则：（1）以人为本的原则。在解决特殊群体问题的过程中，国家不仅需要物质的扶贫，更重要的是人本的关怀和感情的投资。任何政府都必须以人民的社会权利和基本福祉为最高原则，最大限度地提供可利用的资源，使公民的权利得以加速实现。确立以人为本的原则，民众不仅不必惧怕政府，而且应该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的“公仆”履行其本身的义务。“权利使得最边缘化、最没有势力的人或群体也能借助国家的或国际的法律框架向政府提出权利要求”。缺乏关怀和关爱的扶贫投入，其社会效益和人文效益只能是事倍功半，因为心怀牢骚的贫民哪怕得到再多的救济和福利，仍然会对政府和社会感到不满，这并无助于社会矛盾的缓和。相反，如果政府的物质投入有限，但扶贫的过程处处充满人性和人道的关怀，其效果却反而是事半功倍。因此，突出特殊群体中的“人本原则”，给予特殊群体社会的认同与人格的尊重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2）平等原则。平等是指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处的同等地位和所享有的同样权利。平等观念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与法同时产生的，是法的固有属性之一。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最早以法的形式作了确认：“法律对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我国宪法也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后来，随着人权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又提出了权利平等原则，这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向前发展了一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着重于强调反特权、反歧视，要求人人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而权利平等要求全体公民都应享有某些基本的、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即权利平等不仅仅包括政治权利的平等，还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平等，因此对特殊群体的权利进行保护首先要确立平等的原则。（3）特殊保护原则。人权保护理论兼有积极性和消极性双重属性，由于人权主体所处的社会关系和自身条件的不同，对一些特殊地位的主体有必要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给予特殊保护。特殊群体作为权利易受侵犯，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是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对其保护应采取特殊保护的原则。包括：①禁止歧视原则。此原则主要是在消极意义上对特殊群体权利所采取的保护，其内涵为禁止对特殊群体干涉并采取宽容政策，如女性与男性有平等的工作权，残疾人与健康人有平等的名誉权，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等。②特殊保护原则。该原则要求国家于情况需要时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确保特殊群体能够获得充分发展与保护，加速实现社会的整体平等。早在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美国民权运动的肯定性行动就反映了该原则。西方学者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更是反映了对特殊群体的特别关注。第一个是平等的自由原则，即每个人都应在社会中享有的自由权利；第二个原则是差别原则和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差别原则要求在进行社会化财富分配时，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这种不平等应该有利于最少受惠者，就是说，利益分配应该向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倾斜；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要求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职位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的理论反映了一种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一种尽力想通过某种补偿或再分配使一个社会所有成员都处于一种平等地位的愿望。其目的在于想尽量将自然及社会环境对人所造成的不平等减少到最低程度，使大家在竞争的出发点上真正平等。另一位西方学者德沃金区分了两类平等概念，第一类是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要求平等地分配某些机会或义务。第二类是作为平等的个体而受到对待的权利，这一权利要求每个人都能受到同样的尊重和关心，强调人本身的平等，而不仅仅是某些机会或义务的平等分配。按照德沃金的观点，自由和平等这一对在自由主义理论看来是对立冲突的范畴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于残疾人、智力迟钝者、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而言，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补偿他们可能遭受自由损失，也就是说，分配给他们足够的资源，使他们享受和平常人一样可能的自由。德沃金这一抽象的资源平等理论为特殊群体的权利提供了充分的保护。社会特殊群体或由于自然的原因无法拥有平等的资源，或由于社会的原因受到歧视而被剥夺了本应拥有的资源，根据“把人们当作‘平等个体’来对待”的原则，特殊群体的潜在损失必须受到关心，政府应当补偿给他们没有拥有而本应拥有的那部分资源。上述罗尔斯、德沃金的机会均等论、资源平等论等无疑是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平等理论，构成了特殊保护原则的主要内容，其对特殊群体的保护无疑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4）区别对待原则。此原则要求对特殊群体进行特殊保护应针对各个特殊群体的特殊属性而有所区别对待，也就是说每个特殊群体都有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特殊属性，也正是因为该属性，该群体才会受到歧视，处于特殊，因此特殊保护的措施只能针对该特殊群体作出。比如，对下岗失业人员我们强调对其就业援助，对儿童我们强调其健康成长的权利，对残疾人强调其受教育权，就业权等等。（5）合理性原则。虽然体现特殊保护原则的“肯定性行动”给特殊群体带来了福音，但是“肯定性行动”很快受到来自另一个方面——“反向歧视”的挑战，肯定性行动政策与“反向歧视”观点的争论焦点在于国家对特殊群体所采取的补偿性措施是否合理，这种区别待遇是否合理。我们认为，尽管反映了特殊保护原则的肯定性行动政策有其合理的内核，但是无所限制地采用积极措施确实会形成对强势群体的“反向歧视”，同时形成一些其他的诸如道德公害和欺诈等的社会负面效应。因此，为了避免这一系列不良后果的发生，对特殊群体特殊保护应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与其自身境况相当，也就是说，差别待遇应该有理、有利、有节。因此，特殊保护应坚持合理性原则，要遵循一定规则，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这样，其运用不仅不会形成对强势群体的反向歧视，反而由于缓解了社会冲突与矛盾，会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更公正的意义上实现社会的整体平等。

再次，不论法律规定的人权的内容的多寡，如果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完善的权利救济机制对侵害特殊人群的行为进行规制，即便《宪法》中规定的人权再详细或在有开放性也是徒劳的。因为罗马法的谚语“无权利，无救济”早就从现实的方面证实：没有救济机制的权利就是不能实现的权利，因而就不是权利。所以本人认为，《宪法》不应只规定公民享有哪些权利、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侵犯哪些权利，还应规定公民的权利受侵害后如何救济的问题。特别是针对特殊人群，因为他们的承受能力有限、侵害别人的能力更加有限，故更易受到别人的侵害，更应加大对其的救济力度。

而针对上述问题，本人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改进：

首先，要建立起一整套稳定、明确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平等的公民权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特殊群体对自身权益的保障不应仅仅局限于普通法律，更应通过宪法，使宪法所确认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全面的、充分的实现与保障，使宪法真正成为“权利的宪法”。因此，充分发挥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功能和义务，应当是基本权利的固有内涵，是宪法规范的基本功能与宪法规范作用发挥的基本目标。当然，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只是一种框架性的内容，具体内容需要相关的部门法来规定，并不是说宪法可以代替部门法的功能；但同样也不能有了部门法就不需要宪法自身的保障了。虽然我国宪法确认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原则和内容，但由于我国部门法规范尚不健全，特别是不少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得不到部门法的确认与保障，不少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并没有相应的部门法的保护。这就产生了基本权利虚置的问题。据学者统计，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有十八项之多，但时至今日，只有其中九项基本权利制定了具体的法律加以保障，另外九项则长期停留在宪法字面上，缺少成为实践中的权利的必要渠道。

其次，要建立和健全一个保护和保障既有权利的社会环境和法律机制。在宪法与法律保障人们享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权利，以及得到获取权利的机会之后，并不能保证人们已经摆脱了权利的失衡状态，因为社会还需要建立和健全一个保护和保障既有权利的社会环境和法律机制。不然的话，现有的权利和机会仍然有可能随时得而复失，得到权利的过程和机会需要公平，失去权利的过程和机会也需要公平和公正。尤其是维护权利的法律，更需要保障人人平等。

第三，增强特殊群体在法规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中的参与。其实强调权利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一大要义是需要特殊群体“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并促使现有的规则趋于更合理，更公平。由于长期无法参与有关游戏规则的制定，越来越多的特殊群体出现了对主流社会的认同危机，长此以往，这批权利贫困集团被日益边缘化，对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出现逆反心理。并且，他们表达自身利益要求的方式常常是非制度化的、突发性的，这种方式很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如果有关特殊群体保护的决策实际上是由强势群体进行的，这种决策在有效满足特殊群体需求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只能依赖决策者的善良愿望。因此，特殊群体问题是政府、特殊群体以及非特殊群体之间的复杂的互动行为，特殊群体本身也应该是行动的主体之一。

最后，完善特殊群体的权利救济机制。目前，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违宪审查制度，因而，公民很难通过合法、有效的途径获得权利救济。宪法规定的内容涉及的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直接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那么一旦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没有相关的部门法来保障时，就必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在司法领域得到贯彻实施，就不可能树立宪法的权威，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现行的司法制度，探寻建立普通法院司法审查机制的合法性与可能性，赋予普通法院以司法审查权，使得公民的宪法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特别是司法权力的保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障。

以上，便是本人对今年修宪的一些看法，也许过于苛求法律完善的一步到位的程度，而忽视了法律发展所需要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此请老师谅解。

参考书目：

①《正义论》，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新浪新闻中心2004年全国“两会”新闻专题报道

第五篇：聂树斌案改判在中国法治进程中有标志意义

聂树斌案改判在中国法治进程中有标志意义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2日讯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记者从最高检获悉，检察机关一直高度关注该案的办理，并依据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职责。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复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时间责令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对复查工作进行同步监督。2016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提审后，为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该案及时得到依法公正处理，最高人民检察院迅速成立办案组，专门负责审查该案。办案组赴沈阳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认真审查了在案全部卷宗，全面梳理了原案存在的疑点和问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复核工作，向与案件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了解，复核了相关证据，实地查看了案发现场。针对案件中疑点和复杂问题，办案组多次研究商讨案情，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多次听取汇报，并作出明确具体的指示。

经审查，原审判决采信的证据中，直接证据只有原审被告人聂树斌的有罪供述，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物证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仅能证实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不能证实被害人死亡与聂树斌有关。本院认为，原案中被害人死亡原因不具有确定性，作案工具来源不清，聂树斌未能供述出原案中某些关键情节，其所作的指认笔录和辨认笔录存在瑕疵，无法起到对有罪供述的印证作用，其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证明力较弱，可信度不高，且与物证、鉴定意见和辨认笔录之间不能形成相互印证关系，原案的定罪证据之间没有形成完整封闭的证据锁链，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聂树斌实施了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的行为。基于上述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应依法改判聂树斌无罪的检察意见。通过再审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完全采纳了最高检的意见。

最高检认为，聂树斌案件得以纠正无疑是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标志意义的又一重大事件。通过此案办理，司法机关切实有效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贯彻落实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事实求是、有错必纠的决心，彰现了司法机关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司法理念，对今后办案工作将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检察机关同步对该案进行了审查、监督，及时提出了依法改判无罪的检察意见，有效发挥了法律监督职能，确保该案得到了及时公正处理。近年来，检察机关监督纠正了安徽于英生故意杀人申诉案、海南陈满故意杀人申诉案等一批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冤错案件，取得了良好的办案效果。今后，我们将继续加强对权利的司法救济，畅通救济渠道，依法保障当事人提出的申诉都能得到及时审查办理。对确有错误的案件，发现一起，监督一起。进一步健全和落实纠防冤错案件的长效机制，加强冤错案件源头治理工作，在加强对外监督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监督建设，切实提高检察机关办案质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