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贫困县炫富”倒逼管理创新

第一篇：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贫困县炫富”倒逼管理创新

江西分校(jx.offcn.com)

背景链接 国新办在2014年10月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扶贫日和社会扶贫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回应媒体提及“个别的国家级贫困县在脱贫之后不愿意摘帽，不愿意放弃这种既得利益”的问题时，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表示，贫困县脱贫以后不愿意摘帽，或者戴着贫困县的帽子炫富，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

深度解析 [当前现象] 事实上，“贫困县炫富”现象，不是“确实存在”，而是比较普遍。比如，黑龙江海伦市，一边四处“哭穷”，申请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一边变相投资近亿元兴建政府大楼;继2012年成功戴上“贫困帽子”后，2013年又搬进竣工不久的“豪华衙门”。这种“穷”“奢”通吃、自相矛盾的做法，不仅造成不良社会观感，也引起当地干部群众质疑。

特别是，一些地方头戴贫困县的帽子，却热衷于讲排场，比阔气，大兴奢靡之风。比如，有的地方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破烂不堪，却投入巨资修建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有的地方部分群众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政府部门却在“三公”消费上大手大脚，坐豪华公车，赴豪华公款旅游，吃豪华公款酒宴。究其原因，要么是打肿脸充胖子，恣意挥霍扶贫项目资金，要么是“伪贫困”，骗取国家的扶贫项目资金，去填补奢侈“三公”消费的窟窿。

[原因分析] 不可否认，过去在对贫困县的管理上，一直仅是救济机制在唱“独角戏”。贫困县最初仅仅是国家作为扶贫工作对象确定的，但后来附加在它上面的很多优惠政策使得它可以享受很多开发扶贫以外政策优惠上的好处。一方面，贫困县可以得到可观的扶贫资金，另一方面，不少优惠政策也与贫困县绑定，只有贫困县才能享受到。正因为入选贫困县拥有享用不尽的政策优惠，才使得一些贫困县早已脱贫了，也舍不得扔掉这顶象征落后的帽子，仍然躺在救济机制的温床上坐享其成。

[治理的必要性] “贫困县炫富”现象频现，倒逼管理创新。随着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生活水平节节攀升，扶贫标准也应“水涨船高”，提高贫困县进入门槛，显得十分必要。特别是，进一步完善贫困县进入、退出机制，对贫困县进行动态管理，是提高扶贫效率，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而在对贫困县进行动态管理上，应推行救济与制约并行的“双轨制”。

[措施] 首先，应对贫困县的“三公”消费标准设置上限，规范公务消费行为;同时，对国家和地方投入的扶贫项目资金，要加强使用情况的审计和跟踪管理。如果发现有地方存在奢侈“三公”消费、新建政府办公大楼、挤占扶贫项目资金等违规行为，不仅取消其贫困县资格，回收优惠政策

江西中公教育总部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省出版大厦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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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扶贫资金，还要对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实行责任追究，以此倒逼地方敬畏国家扶贫政策，将宝贵的扶贫资金真正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刀刃上。

其次，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要让之前戴着贫困县帽子的地区看得到“摘帽”的好处。一个地方脱贫工作做得好，经济发展能力上去了，不妨对政府工作人员予以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奖励，如适当提高摘帽后公务员工资，对主要领导干部优先考虑提拔等。对脱贫工作一无所成的官员要有相应惩罚措施，不能让贫困县的主政官员感觉到自己到贫困县任职是一个过渡乃至一种政治资本。如果在脱贫条件明明允许的情况下，贫困县的主政官员还是不惜代价保卫贫困的帽子，那么其执政能力就值得考量了。

最后，建立一套合理衡量脱贫的标准。衡量一县是否脱贫应当更多地从民生指标考虑，让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才是脱贫的真正意义。如果贫困县退出机制启动，仍然以GDP等宏观数据为先决条件，难免出现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仓促脱贫的现象。一个县有没有脱贫，应该看这个县最贫困的一部分人生活水平有没有明显的提高，把低收入者、农业人口的平均收入列入脱贫标准，才是衡量该地区实际不贫困的方法。

文章来源中公教育江西分校：http://jx.offcn.com/?wt.mc_id=bk1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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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贫困县炫富”倒逼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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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贫困县炫富”倒逼管理创新

【背景链接】

国新办在2014年10月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扶贫日和社会扶贫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回应媒体提及“个别的国家级贫困县在脱贫之后不愿意摘帽，不愿意放弃这种既得利益”的问题时，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表示，贫困县脱贫以后不愿意摘帽，或者戴着贫困县的帽子炫富，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

【标准表述】 [当前现象]

事实上，“贫困县炫富”现象，不是“确实存在”，而是比较普遍。比如，黑龙江海伦市，一边四处“哭穷”，申请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一边变相投资近亿元兴建政府大楼;继2012年成功戴上“贫困帽子”后，2013年又搬进竣工不久的“豪华衙门”。这种“穷”“奢”通吃、自相矛盾的做法，不仅造成不良社会观感，也引起当地干部群众质疑。

特别是，一些地方头戴贫困县的帽子，却热衷于讲排场，比阔气，大兴奢靡之风。比如，有的地方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破烂不堪，却投入巨资修建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有的地方部分群众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政府部门却在“三公”消费上大手大脚，坐豪华公车，赴豪华公款旅游，吃豪华公款酒宴。究其原因，要么是打肿脸充胖子，恣意挥霍扶贫项目资金，要么是“伪贫困”，骗取国家的扶贫项目资金，去填补奢侈“三公”消费的窟窿。

[原因分析]

不可否认，过去在对贫困县的管理上，一直仅是救济机制在唱“独角戏”。贫困县最初仅仅是国家作为扶贫工作对象确定的，但后来附加在它上面的很多优惠政策使得它可以享受很多开发扶贫以外政策优惠上的好处。一方面，贫困县可以得到可观的扶贫资金，另一方面，不少优惠政策也与贫困县绑定，只有贫困县才能享受到。正因为入选贫困县拥有享用不尽的政策优惠，才使得一些贫困县早已脱贫了，也舍不得扔掉这顶象征落后的帽子，仍然躺在救济机制的温床上坐享其成。

[治理的必要性]

“贫困县炫富”现象频现，倒逼管理创新。随着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生活水平节节攀升，扶贫标准也应“水涨船高”，提高贫困县进入门槛，显得十分必要。特别是，进一步完善贫困县进入、退出机制，对贫困县进行动态管理，是提高扶贫效率，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而在对贫困县进行动态管理上，应推行救济与制约并行的“双轨制”。

[措施]

首先，应对贫困县的“三公”消费标准设置上限，规范公务消费行为;同时，对国家和地方投入的扶贫项目资金，要加强使用情况的审计和跟踪管理。如果发现有地方存在奢侈“三公”消费、新建政府办公大楼、挤占扶贫项目资金等违规行为，不仅取消其贫困县资格，回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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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扶贫资金，还要对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实行责任追究，以此倒逼地方敬畏国家扶贫政策，将宝贵的扶贫资金真正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刀刃上。

其次，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要让之前戴着贫困县帽子的地区看得到“摘帽”的好处。一个地方脱贫工作做得好，经济发展能力上去了，不妨对政府工作人员予以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奖励，如适当提高摘帽后公务员工资，对主要领导干部优先考虑提拔等。对脱贫工作一无所成的官员要有相应惩罚措施，不能让贫困县的主政官员感觉到自己到贫困县任职是一个过渡乃至一种政治资本。如果在脱贫条件明明允许的情况下，贫困县的主政官员还是不惜代价保卫贫困的帽子，那么其执政能力就值得考量了。

最后，建立一套合理衡量脱贫的标准。衡量一县是否脱贫应当更多地从民生指标考虑，让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才是脱贫的真正意义。如果贫困县退出机制启动，仍然以GDP等宏观数据为先决条件，难免出现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仓促脱贫的现象。一个县有没有脱贫，应该看这个县最贫困的一部分人生活水平有没有明显的提高，把低收入者、农业人口的平均收入列入脱贫标准，才是衡量该地区实际不贫困的方法。

浙江中公教育

第三篇：2015大学生村官申论热点：“贫困县炫富”倒逼管理创新

辽宁中公教育：http://ln.offcn.com

今天中公大学生村官考试网带领大家了解的是“贫困县炫富”倒逼管理创新的相关内容，希望考生们能够好好掌握，多多积累，这样才能做好大学生村官备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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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办在2014年10月1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扶贫日和社会扶贫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回应媒体提及“个别的国家级贫困县在脱贫之后不愿意摘帽，不愿意放弃这种既得利益”的问题时，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表示，贫困县脱贫以后不愿意摘帽，或者戴着贫困县的帽子炫富，这样的现象确实存在。

深度解析 [当前现象]

事实上，“贫困县炫富”现象，不是“确实存在”，而是比较普遍。比如，黑龙江海伦市，一边四处“哭穷”，申请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一边变相投资近亿元兴建政府大楼;继2012年成功戴上“贫困帽子”后，2013年又搬进竣工不久的“豪华衙门”。这种“穷”“奢”通吃、自相矛盾的做法，不仅造成不良社会观感，也引起当地干部群众质疑。

特别是，一些地方头戴贫困县的帽子，却热衷于讲排场，比阔气，大兴奢靡之风。比如，有的地方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破烂不堪，却投入巨资修建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有的地方部分群众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政府部门却在“三公”消费上大手大脚，坐豪华公车，赴豪华公款旅游，吃豪华公款酒宴。究其原因，要么是打肿脸充胖子，恣意挥霍扶贫项目资金，要么是“伪贫困”，骗取国家的扶贫项目资金，去填补奢侈“三公”消费的窟窿。

[原因分析]

不可否认，过去在对贫困县的管理上，一直仅是救济机制在唱“独角戏”。贫困县最初仅仅是国家作为扶贫工作对象确定的，但后来附加在它上面的很多优惠政策使得它可以享受很多开发扶贫以外政策优惠上的好处。一方面，贫困县可以得到可观的扶贫资金，另一方面，不少优惠政策也与贫困县绑定，只有贫困县才能享受到。正因为入选贫困县拥有享用不尽的政策优惠，才使得一些贫困县早已脱贫了，也舍不得扔掉这顶象征落后的帽子，仍然躺在救济机制的温床上坐享其成。

[治理的必要性]

更多公务员资料详情：http://ln.offcn.com/?wt.mc_id=bk6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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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县炫富”现象频现，倒逼管理创新。随着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生活水平节节攀升，扶贫标准也应“水涨船高”，提高贫困县进入门槛，显得十分必要。特别是，进一步完善贫困县进入、退出机制，对贫困县进行动态管理，是提高扶贫效率，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而在对贫困县进行动态管理上，应推行救济与制约并行的“双轨制”。

[措施]

首先，应对贫困县的“三公”消费标准设置上限，规范公务消费行为;同时，对国家和地方投入的扶贫项目资金，要加强使用情况的审计和跟踪管理。如果发现有地方存在奢侈“三公”消费、新建政府办公大楼、挤占扶贫项目资金等违规行为，不仅取消其贫困县资格，回收优惠政策和扶贫资金，还要对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实行责任追究，以此倒逼地方敬畏国家扶贫政策，将宝贵的扶贫资金真正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刀刃上。

其次，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要让之前戴着贫困县帽子的地区看得到“摘帽”的好处。一个地方脱贫工作做得好，经济发展能力上去了，不妨对政府工作人员予以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奖励，如适当提高摘帽后公务员工资，对主要领导干部优先考虑提拔等。对脱贫工作一无所成的官员要有相应惩罚措施，不能让贫困县的主政官员感觉到自己到贫困县任职是一个过渡乃至一种政治资本。如果在脱贫条件明明允许的情况下，贫困县的主政官员还是不惜代价保卫贫困的帽子，那么其执政能力就值得考量了。

最后，建立一套合理衡量脱贫的标准。衡量一县是否脱贫应当更多地从民生指标考虑，让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才是脱贫的真正意义。如果贫困县退出机制启动，仍然以GDP等宏观数据为先决条件，难免出现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仓促脱贫的现象。一个县有没有脱贫，应该看这个县最贫困的一部分人生活水平有没有明显的提高，把低收入者、农业人口的平均收入列入脱贫标准，才是衡量该地区实际不贫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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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用工荒倒逼产业升级

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用工荒倒逼产业升级

【背景信息】

“原来我们计划今年扩充产能，招工4000人左右，但现在连2000人都没招到，还不如以前的工人多，只能无奈减少今年的生产量。”山东青岛哈达石墨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总说，公司普工的工资已涨到2300元以上，即便如此，今年工厂仍招不满工，这大大限制了企业的生产能力。

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后，各地迎来今年最大的节后返工潮。但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山东、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了解到，返工潮并未解决当地大量企业结构性缺工的矛盾。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在企业生产复苏和通胀预期背景下，劳动力短缺现象短期难以解决。用工荒倒逼企业尝试以“机器代替人”的模式破解困局。

【原因分析】

第一、从表面看，这与外贸需求复苏、一部分外向型企业订单增加有关。目前全球电子产品正进入一个更新换代期，对通讯电子产品需求量很大。新增订单主要集中在欧洲和美国市场，日本的市场份额也会有一定增加。

第二、用工荒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抢劳力”。从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到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再到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直至江西、河南、湖南这样的劳动力流出区域，“用工荒”和“技工荒”开始蔓延。

第三、受困于目前严格的户籍制度、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以及农民工在社保、医疗、子女就学等方面待遇问题的考虑，相关企业仅仅靠加工资很难挽留农民工。近两年物价的不断上涨，让在外务工人员也承受很大的压力。另外，内地不少省市经济快速发展、就业机会增加、薪资待遇提高，使农民工纷纷回流返乡。

第四、农产品价格快速上升让一些农民切实获得实惠，二产三产之间的收入水平渐渐缩小，也令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数量减少。

【对策分析】”

核心对策：产业升级

遭遇了严重的用工荒和成本上升，不少企业开始想方设法进行产业升级，通过提高自动化程度和技术改造，尝试以“机器代替人”的模式破解企业的“用工荒”困局。

靠临时性涨工资是不够的，改善“用工荒”的核心在企业。中小企业解决“用工荒”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增强创新能力，完成产业升级。

从国际经验来看，“民工荒”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如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就出现过此现象，当时日本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约50%，产业工人的短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为此，日本采取推动设备投资扩大、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办法予以破解。

第五篇：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逆城市化”倒逼更深层次制度改革

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逆城市化”倒逼更深层次制度改革

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正成为拉动内需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引擎。然而，一些地方却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据媒体报道，在一些沿海地方户籍制度改革试点中，部分城市居民把城市户口反迁回农村，浙江义乌出现公务员竞相“当农民”。某些城市更是在“农民进城”中利用居住证制度设置学历、技能等新门槛，或者存在只改变户籍、未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和福利水平的“空转”现象。

当下，当许多人还在为“农转非”挤破头而一筹莫展时，某些地区却出现“逆城市化”浪潮，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

从本质而言，是选择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生活，这是个体的自由和权利，“逆城市化”本身也不足为怪。以美国为例，当其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迫于人口拥挤、环境污染、交通堵塞、住房紧张等“城市病”困扰，一些富人和中产阶级开始向往更加清新的空气、优美宜居的环境而相继搬离城市入住乡村。随着周边配套设施的不断健全，富人和中产阶级所带动的新型小城镇和卫星城也不断兴起。可以说，城市人口向乡村和小城镇回流，这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反观我们现在出现的“逆城市化”趋势，本质意义上是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可以说这是一种“伪逆城市化现象”，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并非是生态环境和舒适空间，而是暗流涌动的利益和福利。一边是“望城却步”的农民：户籍制度多年来构筑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民难以在社保、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方面与真正的城市居民平等，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和制度保障，长期流动式的生活，使得他们在城市找不到真正的位置和安全感，一只脚刚踏进城市门槛却又想缩回来。另一边是“侵蚀利益”的伪农民：他们将城市户口迁回农村，借以户口之名的掩护，妄图从城镇化进程中的拆迁和土地补偿中获取暴利。这些赤裸裸的逐利者，势必会侵占农村集体资源和挤占农村居民的既得福利。

由此看来，“逆城市化”是固有的户籍、土地、财税等制度催生的利益之争和福利之困。多年来依附于户口层面的利益分配格局不打破，尤其是有关社保、财税、土地、教育等方面的配套制度不及时跟上改革步伐，农民就难以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进城也会出城，甚至弃城。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制度规则的制定，不有效堵住“非转农”的政策漏洞，就难以让逐利的“伪农民”出局。显然，“逆城市化”倒逼的新一轮户籍、土地、财税等深层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改革红利，是否能够真正厚惠于农民，亟须我们在制度层面进行更深层次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