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时政：积极稳妥协调有序推进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

第一篇：军事时政：积极稳妥协调有序推进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

军事时政：积极稳妥协调有序推进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

关键词：军转 张为臻 体制改革 中国特色 四中全会

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记者陈菲、罗沙、徐硙)2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这个《实施方案》是自四中全会决定公布以来印发的首个专门领域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决定的文件。近日，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就《实施方案》的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绘就路线图和时间表

记者：为什么要出台《实施方案》?

中央司改办负责人：四中全会着眼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为了贯彻落实好四中全会决定的部署，中央出台了这个《实施方案》，在协调衔接三中全会相关改革任务和四中全会改革举措的基础上，绘就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实施方案》是2014年初中央出台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其贯彻实施分工方案的姊妹篇，共同奏响了稳妥有序深化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崇法尚德法治社会的乐章。中央两次全会作出总体部署后，司法和社会领域就快速跟进贯彻落实，这既体现了中央对推进司法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人民群众权益的高度重视，也反映出相关部门见事早、行动快、效率高。认真落实好这两个文件，有利于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改革举措要在三年内出台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

记者：《实施方案》对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作出了什么安排?

中央司改办负责人：《实施方案》对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划。一是明确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符合司法规律的改革之路的同时，《实施方案》强调要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着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解决深层次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将84项四中全会改革举措逐项具体化，明确工作进度和时间节点，提出可检验的成果要求，提升了改革举措的可操作性。按照《实施方案》的时间安排，这些改革举措都要在2015年至2017年的三年内出台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三是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进一步落实责任，完善统筹协调、分工协作、宣传引导和督导检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强化了推进改革的制度保障。张为臻博客

促进各项改革协调联动，有序推进

记者：《实施方案》的制定主要有哪些难点问题?

中央司改办负责人：制定《实施方案》必须解决好“三个怎么办”。一是四中全会提出的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举措是对三中全会改革任务的深化，既有承继，也有拓展，如何处理好两者的衔接?二是四中全会不少改革举措相互关联，怎么让它们彼此配套、相互促进?三是四中全会对有的改革举措提出的是原则性要求，如何明确改革的政策取向?

围绕“三个怎么办”，我们对各项改革举措的主要任务和进度成果要求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精心规划。一是对深化三中全会改革任务的举措，做好进度统筹、前后承继，做到梯度推进。二是对拓展三中全会改革任务的举措和内容、逻辑上相互关联的举措，做好整体谋划、相互衔接，做到协调推进。三是对只有原则要求的改革举措，明确了任务思路和政策要求，以便于统一认识、把握重点。通过以上措施，着力增强推进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促进各项改革协调联动，有序推进，实现预期目标。

从三个方面对84项举措作出安排

记者：《实施方案》涉及哪些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举措?

中央司改办负责人：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就是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切实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着力破解影响法治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因此，按照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框架，《实施方案》从三个方面对84项举措作出了安排：

一是着眼于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共有48项改革举措。重点包括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完善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等。

二是着眼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共有18项改革举措。重点包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

三是着眼于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推进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共有18项改革举措。重点包括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加快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治工作人员管理制度，建立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健全法治工作部门和法学教育研究机构人员的双向交流与互聘机制，深化律师管理制度改革等。

2015年底相关部门每个月都将推出新改革举措

记者：2015年如何推进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

中央司改办负责人：《实施方案》构建了分类分层有序推进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整体布局。对条件成熟、难度不大的改革举措，要求加快推进、早见成效;对重大改革、尚不具备全面推进条件的，要求先行试点，积累经验后再全面推开;对情况复杂、牵涉面广、条件暂不成熟的，要求抓紧研究论证，尽早拿出改革方案;对需要修改法律或得到立法机关授权的，按照法定程序办理。根据这个思路，2015年全面启动各项改革工作，着重抓好“三个一批”：

一是深入推进一批已启动的改革试点工作，年内取得更大进展。主要有完善司法责任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等。二是抓紧部署一批有影响的改革任务，年内取得阶段性成果。主要有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完善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等。三是组织论证一批难度大的改革项目，早日形成改革的基本思路。

目前，各有关部门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思路、安排，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自年初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在深圳、沈阳挂牌设立，开庭审理案件。《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已经出台，《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方案》等改革实施意见也已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预计到2015年底，相关部门每个月都将推出新的改革举措，形成相应的改革成果。(原题目：中办国办印发实施方案贯彻落实四中全会决定部署-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来源：解放军报)

第二篇：积极稳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积极稳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备受社会瞩目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目前己 正式出台，此次投资体制改革可谓是“十年磨一剑”，改革方案 在多方面讨论研究几经修改后，终于在今年7月份吹响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 “攻坚战”的号角。现就投融资体制改革走过的历程及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目标、意义、举措及亮点进行解读。

一、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

投融资体制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投融资体制改革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年至1987年，为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起步时 期。这一时期改革的中心是简政放权、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在 工程建设实施阶段开始引入竞争机制。主要内容有:实行财政“分灶吃饭”，开始形成两级事权划分;允许非国有和非公有经 济成份发展，鼓励外国投资者以各种方式来华投资;改进投资计 划管理，缩小指令性计划，将全社会投资规模作为指导性计划;推行项目建设投资包干责任制，建筑安装工程投标制，引入市场 竞争机制。

第二阶段是1988年至1991年。1988年国务院颁发《关于 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投资 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和措施，成立了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 所，并首次发布国家产业政策，为宏观调控提供依据。

第三阶段是从1992年春至2004年7月投资体制改革新措施

出台前。这一阶段出台的改革措施有:在财税体制改革中对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作了进一步的划分，实行经常性预 算和建设预算相分离的复式预算管理;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使 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并采取了一套相应的管理办法: 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试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等 等。

第四阶段即是从2004年7月25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投资 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开始。这一旨在确立企业 投资主体地位、划定政府投资边界的《决定》的公布，标志着我 国的体制改革己经开始触及较深层次的改革，我国的市场化进程 开始提速。

二、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目标

国务院决定改革投资体制，其主要目标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最终建立市场 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 服务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

具体来讲，一是要改革政府对企业投资的管理制度，按照 “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落实企业投 资自主权;二是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职能，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 化、民主化水平，建立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三是进一步拓宽 项目融资渠道，发展多种融资方式;四是培育规范的投资中介服 务组织，加强行业自律，促进公平竞争;五是健全投资宏观调控

体系，改进调控方式，完善调控手段;六是加快投资领域的立法 进程;七是加强投资监管，维护规范的投资和建设市场秩序。

三、推进投资体制改革的意义

首先，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减少 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市场配 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 会全面进步;

其次，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促进行政管理、国有企业、财政 税收、金融信贷等方面的改革，有利于建立企业和银行自我激 励、自我约束的机制，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 善;

第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改进对外商投资和境外投资的管 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为经济发展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

第四，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政府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 来;

第五，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有利于消除产生投资盲目扩张等 问题的体制性根源，增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

四、进行投资体制改革的主要举措

概括地讲，《决定》新的重要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 面:

一是改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制为核准制和备案制。今后对企 业不使用政府投资资金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政府 只对其中的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进行核准，对其它项目实行备 案制。

二是合理界定了政府投资的职能。政府采取直接投资、资本 金注入、投资补助、转贷和贷款贴息等方式，合理使用各类政府投资资金。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三是完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改进调控方式。综合运用经济 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全社会投资进行以间接调控方 式为主的有效调控。

四是完善对政府投资的监督管理，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 度，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估制度和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和改进 对社会投资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协同配合的企业投资监管体 系，依法加强对企业投资活动的监督，建立企业投资诚信制度;加强对投资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管，对咨询评估、招标代理等中介 机构实行资质管理。

五、投资体制改革的六大亮点

亮点之一: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 批。

《决定》指出，彻底改革现行不分投资主体、不分资金来 源、不分项目性质，一律按投资规模大小分别由各级政府及有关 部门审批的企业投资管理办法。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 制。

亮点之二:颁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决定》明确指出，要严格限定实行政府核准制的范围，并 适时调整。《目录》中所列出项目，是指企业不使用政府性资金 投资建设的重大和限制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亮点之三:放宽社会资本的投资领域。

《决定》明确提出，能够由社会投资建设的项目，尽可能利 用社会资金建设。《决定》还指出，逐步理顺公共产品价格，通 过注入资本金、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资 本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融资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 公益事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 企业进行境外投资。

亮点之四:加快推进“代建制”。

所谓 “代建制”，即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 理单位负责建设实施，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量和工期，竣工验 收后移交给使用单位。“代建制”突破了政府工程旧有方式，投 资行为受到了规范。不少人将“代建制”看成是抑制腐败、克服“三超”（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算、结算超预算）现象的有效 武器，这将有效地预防部分政府项目中的不廉政的腐败行为。亮点之五:改进投资宏观调控方式。

《决定》直接对政府投资行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

革更是对政府部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相比过去投资项目的层层 审批，政府部门今后将主要通过经济的、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 段，对全社会的投资进行间接调控，切实做到“微观上该放的一 定要放开，宏观上该管的一定要管住”，保持国家对全社会投资 的积极引导和有效调控。

亮点之六: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

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工程咨询、投资项目决策、设 计、施工、监理等部门和单位都应有相应的责任约束，对不遵守 法律法规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 和法律责任。近几年，不少地方领导推崇的“政绩工程”、“形 象工程”林林总总，最后官是升了，但其身后却落下了一大堆 “花架子、无效益”的工程。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相关责 任追究制度的建立，今后有效抑制盲目投资，乱花钱的行为。（孙兴爱）

第三篇：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新部署。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由“管理”到“治理”，只有一字之差，但含义更深刻、内容更丰富、要求更明确。这标志着由传统的社会体制向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体制转变，也就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逐步实现国家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这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飞跃，是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

一、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要求

总的看来，我国现行社会体制与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大体相适应的，这是一个基本判断，也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说，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绝不是对现行社会基本制度的改弦易辙，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基本制度优势得到更好的发挥。其基本要求是，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现代化水平，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整个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国家现代化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此，需要着重推进以下七个方面创新：

（一）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正确的社会治理理念是实施有效治理的前提和基础。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社会治理一切为了人民的理念，做到为民、亲民、爱民、利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随着改革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安居乐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当前，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中大量问题是由利益问题引发的。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发展社会生产，优化经济结构，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另一方面，要切实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人民权利和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切实体现公众社会需求导向，更加尊重人的尊严，更好保障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创新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主体是实施治理行为的能动力量。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地位角色构成了治理的基本格局。在新的社会治理格局中，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主导是关键，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多元社会主体合作共治，是社会治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中，重政府包揽、轻多方参与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社会治理工作往往成了政府的“独角戏”。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要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主体格局，从单纯重视党委政府作用向党委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既发挥党委、政府的领导和主导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包括各类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各自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使多元主体良性互动，形成社会治理整体合力。

（三）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治理方式反映了治理行为运行的特点和规律。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仅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方面，而且是转变我国社会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社会治理要讲究辩证法，既要管理又不能管得太死，要做到刚柔相济、宽严适度，使社会活跃起来而又有序运行。关键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一要坚持系统治理，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二要坚持依法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治理方式从单纯行政管控向注重法治保障转变。三要坚持综合治理，实现社会治理手段从单一向行政、法律、经济、教育等多种手段综合并用转变，特别要注重诚信建设，规范社会行为。四要坚持民主治理，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五要坚持源头治理，预防为先，动态治理，实现治理环节前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四）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构筑全面、系统、有效的供给、服务和保障体系，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方面。一要扩大公共服务体系。既要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与体制创新，也包括推进就业、住房、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事业发展与改革。特别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二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防灾减灾救灾、社会治安防控、网络安全是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要抓紧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建立最严格的覆盖食品生产、流通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健全食品原产地可追溯制度和质量标识制度，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严密防范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要主动适应社会信息化的大趋势，健全网上网下管理体系，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网络信息安全。三要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关键在于进一步完善“一案三制”。四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既要加强传统安全体系建设，更要加快非传统安全体系建设，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以上这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在社会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治理改革创新要注重系统性、协同性和整体性。

（五）创新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最根本的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当前，相关制度的缺失、滞后和不规范是许多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制度接续之间出现一些断裂、真空地带。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制度改革创新：一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的基础制度供给和制度设计，加快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二要实现从传统的重视命令式、运动式、动员式的社会治理制度向法治型、互动式、规范化的社会治理制度的转变，显著提高社会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

（六）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机制的主要问题是：群众权益表达渠道不够畅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程度较低；矛盾纠纷的各种调解机制彼此互动衔接不够。为此，应注重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一要健全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凡是推出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都要把社会风险评估作为前置程序、刚性门槛，使重大决策的过程成为党委、政府倾听民意、改善民生、化解民忧的过程，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发生。二要建立通畅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和人民团体、行业协会以及大众传媒等社会利益表达功能，完善公共决策社会公示制度、公众听证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建立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开展个人心理调节疏导工作。三要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四要改革信访工作机制，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制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七）创新社会治理能力。要全面提高各个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包括党委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的能力、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社会自我调节的能力和社区、居民自治的能力。这样整个国家社会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为此，要围绕提高全社会的治理能力，加强和创新干部教育培训的形式和内容，加快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和志愿者队伍；注重运用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开展基础信息采集工作和分析处理，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信息技术的同时，加强社会治理信息技术自主研发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制定社会治理领域信息技术系统和平台的行业标准。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社会治理规则体系，加大社区居民自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力度，搭建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治理框架和环境氛围。

二、着力把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五个关键环节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需要从多方面着力，特别应当把握好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

（一）政府善治：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应当说，将之前的“政府负责”改为“政府主导”，是对建立现代化政府、实现政府善治的更加明确要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相关社会治理规制、政策和标准体系，制定与实施社会建设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提供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服务，依法行政和依法监管，维护社会良好秩序、保障公共安全等。目前，我国政府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全能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在地方还大量存在，政府社会治理缺位现象还较为普遍；公共权力运行不够规范，依法监管意识和能力薄弱。为此，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要向社会放权，都可以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还要建设效能型政府，增强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服务力，建设人民满意政府。

（二）合作共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是解放和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能量。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更加重视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作用，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不少弊端，解决这些问题，一要加快实施政社分开，规范发展现代社会组织体系，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二要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使之做到权责明确、依法自治。三要营造良性社会生态，发展合作关系，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广泛、平等的合作关系，构建开放型现代社会组织生态系统。四要加快社会组织立法进程，优化社会组织发展制度环境。特别要抓紧研究制定指导、规范各类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法律——《社会组织法》，保障合法权益，实行依法监管。同时，要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的社会治理责任，使它们发挥在社区建设、安全生产、处理劳资关系、发展公益事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基层自治：重视基层社会自治，发挥群众参与的基础作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本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治理首先需要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这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和社会安全秩序的自动调节机制。要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途径、新形式，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成果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一要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增强基层社会自治功能，扩大群众参与范围和途径，丰富自治内容和形式，努力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实现政府治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二要加强和改进城乡社区建设，注重发挥社区作用，规范和提升居民自治和村民自治水平，夯实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使之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于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势和要求。三要大力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提高社会组织自治与服务社会的能力。四要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保障，搭建多样化、多层次的参与机制，并从组织、人力、财力、设施等方面创造条件保障基层自治。

（四）社会法治：推行法治社会建设，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准则和手段，全面推行法治，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最重要标志。要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立法、执法、司法、遵法、守法普遍提升。一要加快社会领域立法进程，尤其要加大规范社会组织、城乡社区、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立法力度，建议抓紧制定《社会稳定法》。二要深化执法、司法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包括深化执法、司法公开，提高执法司法透明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切实维护人民权益。三要大力增强全社会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社会宣传教育，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做到“学法、知法、遵法、用法、守法”，在全社会树立法律至上的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显著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水平。

（五）全民德治：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挥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靠法治，又要靠德治，做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二者并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是全社会一致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它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灵魂作用，为此，要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广泛的社会共鸣；要加强社会思潮动态分析，强化正面引导，凝聚社会共识；要树立“全民德治”观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民道德建设，加强公民道德教育，使之成为公民行动的准则。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凝聚改革共识，深入开展社会治理创新理论研究，积极投身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

第四篇：解放思想 先行先试 积极稳妥地 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解放思想 先行先试 积极稳妥地 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

改革

2010-04-01 15:51:00 作者：朱穗生 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法工作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司法领域得到充分体现。广东省政法系统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充分发挥“试验田”、“先行者”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为广东的改革发展乃至全国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广东在司法改革领域的积极探索

（一）在建立新机制、探索新办法方面，创造了一系列“全国第一”，起到了“探路”作用

1、率先探索警务模式改革。1986年1月10日，广州市公安局开通全国首家110电话报警服务台，将“110”设为统一报警电话，24小时接受群众的报警救助。同年6月，公安部向全国公安机关推广了这一做法。20多年来，广东110报警服务台不断发展创新，并实现了“110”、“119”、“122”三台合一，在打击违法犯罪、处臵突发事件、维护治安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率先组建巡警队伍、打“两抢”等专业侦查队伍，探索跨境打击犯罪和追逃机制，推动精确打击犯罪和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战略建设；积极探索治安管理改革，推行社区和农村警务战略，在深圳蛇口工业区创办全国第一家保安服务公司；大力推进科技强警和信息化建设，构建全省统一的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和警务信息综合系统，率先初步建立起科学高效、运转协调的警务机制。

2、率先探索检察工作机制改革。1988年3月，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接受群众举报的专门机构——经济罪案举报中心，开启了中国检察举报制度的先河。从举报中心成立到现在，广东检察机关受理的经济罪案举报线索达32万多件。率先成立反贪污贿赂工作局。1989年8月18日，经广东省委批准，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宣告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反贪专门机构。反贪局的成立,使反贪污贿赂工作在人力、物力、财力和工作制度方面得到加强和完善，标志着反贪工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3、率先探索审判工作机制改革。积极推行立审分离、庭前交换证据、再审申诉、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模式等审判工作改革。加强审判质量管理，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职责，建立健全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打官司难”、“申诉难”、“执行难”问题，从2003年开始，先后推出远程立案、“一站式”立案、巡回审判、诉讼指导、风险提示等42项司法为民措施。推行执行实体审查模式改革，将执行程序中涉及到实体权利的审查事项从执行部门剥离，统一交由审判部门负责。这一举措是全国法院系统执行改革的首次试水。

4、率先建立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援助制度。1983年7月15日，深圳蛇口工业区律师事务所挂牌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首家挂牌“律师事务所”，标志着中国律师业开始与国际接轨。此后，广东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呈现合伙所、合作所、国资所三足鼎立之势，律师事业蓬勃发展。1995年11月9日，广州市成立全国第一个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之后广东很快形成了省、市、县三级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网络。1999年8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法律援助地方性法规，为完善司法救济体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2002年6月，率先在全国设立公职律师事务所，实行公职律师制度。整合律师法律服务资源，率先成立面向中小企业、侨商、台商和“三农”的律师服务团。

5、首创中小学校聘请法制副校长制度。1998年7月，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率先从政法部门聘请优秀干警到全区中小学校担任兼职法制副校长，这一做法在全国首创。2003年11月，中央综治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教育部、司法部等联合发文，把为中小学配设法制副校长作为对青少年普法和维护校园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

6、率先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一直是流动人口最多的省份，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率先出台有关管理规定，率先建立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机构，率先组建出租屋管理队伍，率先探索出租屋管理长效机制。2009年7月30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以“一证通”制度为框架内容的《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2010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一证通”管理制度。

7、率先对基层综治信访维稳资源进行统一整合。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转发的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9‟14号文）精神，2009年，广东省委1号文将镇街综治基础建设列为抓落实重点事项，开展以加强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为突破口的“强综治、创平安、促发展”主题活动。在调研和试点探索的基础上，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的意见》（粤办发„2009‟17号文），提出了“五个重在”、“四个一”的建设思路。这一做法得到了***、汪洋、孟建柱、黄华华、欧广源等中央和省领导同志的高度肯定，中央政法委组织十七家中央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反响。

（二）在办理案件方面，广东各级司法机关率先探索处理了大量新类型案件和复杂案件，为全国性立法和各地司法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作为改革开放先行省份，广东在经济社会发展先走一步的同时，也较早遇到各类新情况、新矛盾。一方面，许多新类型案件首先发生在广东，处理起来往往是“无法”可依或无先例可循；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一些法规制度、措施办法与形势任务不适应的问题日渐突出，客观上要求广东司法机关必须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积极处理各种新类型案件和复杂案件，率先摸索新的办案规律、办法。广东各级司法机关积极应对挑战，接连审理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类型案件和复杂案件，为全国性立法和各地司法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

1、世纪大案——广东国投破产案。1999年，广东国投等四家企业先后向广东省高院，广州、深圳两市中院递交破产申请，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被称为“广信事件”，亦被称为“世纪大案”。该案是我国首例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创下了中国司法史上多个纪录：标的额最大、债权人分布地域最广、单笔破产财产拍卖价最高、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最多等。该案审理历时四年，广东法院坚持依法、依规、参照国际惯例审理案件，创造性开展工作，首创了债权人主席委员会以及界定破产企业投资权益追收范围等，最终顺利审结案件，使境内外债权人利益得到最大保护，维护了国家金融秩序，对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的完善进行了实践探索，产生了积极影响。

2、广州第一黑帮案——周广龙案。2001年11月，广州市中院公开审理周广龙等24人团伙犯罪案。但审理中遇到如何定罪的难题：依照当时的司法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同时具备有“保护伞”等四个特征，没有“保护伞”的周广龙团伙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此案上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第294条第1款进行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要件做了新的明确界定。本案直接推动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解释。

3、“天字第一号案件”——世纪贼王“张子强案”。此案案值当时排世界第六、亚洲第一，因而被当时媒体称为“天字第一号案件”。1998年10月30日，广州市中院对被告人张子强以非法买卖爆炸物罪、绑架罪和走私武器、弹药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6.621亿元。1998年12月4日，广东省高院维持了对张子强的判决。此案的判决，不仅有力地震慑了港澳台黑社会势力，维护了香港和内地的稳定，同时也促进了粤港澳司法警务合作，为粤港澳三地进一步建立完善司法警务合作机制，联手打击跨境犯罪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4、恶性证券欺诈案——亿安科技案。1998年至2001年，广东亿安集团属下员工注册成立的7家炒股公司在自买自卖“亿安科技”股票交易过程中非法盈利人民币近5亿元。当这件恶性证券欺诈案件被揭露后，人们强烈呼吁司法机关重视此类案件，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保障投资者利益。广州市中院受理诉讼后，在证券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即谁有胜诉权）等方面作了积极探索，推动了类似案件审理依据的出台。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9日出台《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证券市场法律体系。

5、销售、使用假药连带责任案——“齐二药”案。2008年12月1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亮菌甲素注射液假药”事件受害者赔偿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定齐二药是生产假药的责任人，应承担最终赔偿责任，用药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和两家药品销售商则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共需赔偿350多万元。此案是首个医疗机构及销售商销售、使用假药须承担连带责任的案例，获评2008全国十大典型诉讼案件。以此案为肇始，确立了医院使用假药、销售商销售假药须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则。

6、资本玩家第一案——顾雏军案。2005年4月，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2008年1月30日，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顾雏军被佛山市中院以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三罪并罚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80万元。2009年4月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顾雏军案终审裁定维持原判。该案准确的法律定性及随后的健力宝张海案的成功办理，对规范我国证券市场管理、推进股市发育、深化国企改革具有积极意义。

7、非法出售个人信息罪第一案——出售私人电话资料获刑案。2009年12月，珠海市香洲区法院以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这是国内法院以侵犯个人信息安全新罪名追究刑事责任的第一案。法院审理查明，自2008年11月始，周某在广州市成立华探调查有限公司，非法获取他人电话清单、手机清单等资料，并以每份1200元或150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牟利。此案的判决，对推动两高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建立个人信息安全法规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二、广东推进司法改革的主要举措及实践

近年来，广东政法机关在省委领导下，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目标，以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要求为切入点，扎实推开了一系列司法改革。

党委政法委系统着力加强和改进对政法各部门的组织领导，重点抓了建立完善综治、维稳、610、禁毒工作机制，健全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办理机制，建立执法巡视制度，加强党委政法委机关自身建设等改革。突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在全省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重大矛盾纠纷督办机制和涉群体性矛盾纠纷协调机制，推动全省乡镇街道建立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目标实现。深入推进平安创建工作，全力打造以自治好、管理好、服务好、治安好、环境好、风尚好为标准的“六好”平安和谐社区，强化群防群治，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深化重点地区和重点问题的集中整治，平安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突出信息化建设，着力推进广东政法信息网和广东政法互联网门户网站建设，政法机关办公自动化、信息化水平稳步提高。

法院系统围绕“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坚持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作为改革重要原则，先后出台服务经济发展、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等多项制度。对劳动争议案件、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和“三费一金”（即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案件，建立快立、快审、快执制度。加强行政审判，积极运用协调方式解决行政争议，依法监督和促进依法行政。在执行阶段，采取指定执行、异地执行、提级执行等制度，并率先采用摇珠、抽签方式确定评估拍卖机构。2008年以来，法院系统重点推动和完善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建立联动执行、主动执行的执行工作新机制；推行“诉调对接”,促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完善；建立简易民事案件快速处理新机制；建立“五项廉政制度”,树立审判机关廉洁形象等改革措施。

检察系统推进“三位一体”机制建设，这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建立健全了一批规范办案程序、保证办案质量和办案安全的制度，强化了对侦查、逮捕、起诉等环节的监督管理。利用信息化技术，开展案件远程汇报讨论、侦查指挥、审讯和出庭监督指挥等，较好的发挥了以信息化促规范化、以规范化促监督、促公正的作用。目前，广东省检察系统正全力推动和完善健全“阳光检务”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办案流程管理工作机制，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配套工作机制，探索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和量刑辩论机制，建立健全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的内部优势互补、外部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健全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执纪、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有效衔接机制，探索建立珠三角地区检察机关合作机制和粤港澳三地司法协作机制等工作和监督措施。

公安机关积极推动静态型警务向动态型警务、管理型警务向管理服务并重型警务、传统指令主导型警务向信息主导型警务的转变。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以110为龙头、以情报信息为主导、以巡警为依托、各警种密切配合的快速反应机制。加大情报信息导侦力度，积极开展网上作战，加强流动人口、外国人、出租屋管理探索。为深化扩大“三基”工程建设成果，提升公安队伍素质和警务运作效能，从2007年开始，提出并实施公安信息化建设5年规划，强力推进“一平台三系统”和“五个一网”建设。“一平台三系统”，即：公安指挥中心平台和警务综合信息系统、政府各部门联网的信息系统、互联网虚拟社会管理系统；“五个一网”，即：视频监管一网控、办案办公一网通、工作执法一网考、服务措施一网办、信息情报一网综。目前全省已建成治安视频摄像头104万多个，80%以上的派出所建立了视频监控室；全省指挥中心、派出所、刑侦、经侦等11个警种已全面使用“一网考”系统，省公安厅情报信息平台完成了全省旅业、网吧信息等36类省级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实时更新工作。

司法行政机关大力推进人民调解，组织试点并全面推开社区矫正工作，深化普法宣传教育，加强律师管理和法援服务，在多个领域取得突破。着力在监狱劳教工作改革上下功夫，加强羁押监管场所的规范管理，率先推行狱（所）务公开，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社会关注、当事人关心的事项实行“四榜”公示（资格榜、推荐榜、呈报榜、裁定榜）。成立省监狱企业集团公司和分公司，基本实现监企分开、收支分开。加大监狱布局调整力度，部分监狱迁建工程完成并实现整体搬迁。深化劳教工作改革，劳教所建立康复戒毒机构、收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管理体制基本理顺。加强司法行政基层组织正规化建设，率先为司法所“立户定编”。探索建立对流动刑释解教人员“异地托管”、“两头管、双落实”工作机制等。

三、广东深化司法改革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从改革开放全过程看，我省司法改革工作成效显著。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相比，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比，与一些改革步子比较快的兄弟省份对照，我们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是与当好“排头兵”的要求有差距。这其中，有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困难越来越大等客观原因，但主观原因是影响改革深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主观上讲，我感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不足：

（一）解放思想、敢闯敢试的劲头和锐气有所削减。省委汪洋书记曾深刻指出：我们当年敢于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有所消退！随着改革的发展，在我省一些部门和领导中，“老大”意识有所抬头。有的沾沾自喜取得的成绩，看不到差距；有的等待观望、墨守成规，缺乏敢闯敢试、敢担风险的精神和劲头。例如，2003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并决定于2004年5月正式实施。为贯彻落实好这个法律，省公安厅牵头组织起草了《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稿），但在2005年提交审议时，《条例》稿中有关机动车有偿选号所得资金纳入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加强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等一些有广东特色的实质性改革措施被否决，使该条例的出台没收到应有效果。而与此同时，不少兄弟省市出台的贯彻《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意见思想较广东解放，改革力度比我们大，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二）政策法规滞后削弱改革创新优势。应当承认，我省有些法规政策的建立和调整是及时的，效果是好的。比如2006年初省委出台的维护社会稳定的7个配套文件，特别是打击“两抢”犯罪的法律适用意见，将飞车抢夺向抢劫靠，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但总体上因应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显得不够。比如，在盗窃罪的立案标准上,还存在同一经济水平的地区盗窃罪起刑点差距较大、无法统一；再比如，盗窃销赃沙井盖、消防龙头等是否能以危害公共安全罪量刑，予以从重处罚，争论不休；又比如，1998年施行的《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和2003年出台的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不一，由于修订《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不及时，致使各地屡屡发生物业管理争执和案件。因此，如何统筹发挥广东司法改革先行先试的优势是一个需重新提高认识的现实课题。

（三）提高执法公信力与树立法律权威的自觉性还不够高。当前，各地执法司法标准不统一、自由裁量缺乏规范等类似问题，直接影响到法律权威的树立。如广东办理的许霆盗窃案就是有关司法裁量标准不规范不统一的经典案例。许霆从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到再审改判处有期徒刑5年，曲折的司法过程虽然最终有了相对合法合理的结果，但其过程本身就存在着裁判标准和裁判结果不当的问题，对树立法律权威产生了不利影响。近年来，类似问题在广东有先发的特点，但都是就事论事，没有充分发挥广东司法工作优势进行系统研究，探索提出相应对策，法律的防范功能没得到有效发挥。

（四）司法改革宣传及舆论引导工作有差距。涉警事件、涉法案件既是社会关注、网民议论的焦点，也是媒体炒作的热点。但由于我们在这方面总体上认识不够，对一些事件的反应慢、见事迟、应对不得当，往往是造成负面影响后才花很大力气以正视听。如2005年，东莞市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尝试“刑事和解”，一时间被社会炒之为“用钱买刑”、“花钱赎罪”。后来，最高人民法院经专题调研，肯定了东莞“刑事和解”试验，才平息这一议论。又如2008年底发生在深圳的“梁丽捡金案”，从事实上看，梁丽有盗窃嫌疑，其行为构成侵占罪，但由于一些媒体的炒作，司法机关在将梁丽羁押10个月之后，最后作了撤案处理。再如，2008年广州市黄埔区法院判决的一起普通的工伤赔偿行政诉讼案，被媒体渲染成所谓“中国宪法自由权第一案”，成为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噪 “宪法司法化”的典型案例。媒体报道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惊动中央有关部门专门组织调查。

四、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争当新一轮司法改革排头兵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臵，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战略目标和部署。2008年底，党中央下发《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优化司法职权配臵、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等改革任务，掀开了新一轮司法改革大潮。

当前，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正步入全面进入科学发展轨道的关键时期。中央在《珠三角改革纲要》中明确要求广东要当好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主力省、探索科学发展模式的试验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地。对此，省委汪洋书记强调指出：广东在30年前通过率先改革开放为中国杀出一条血路，今天必须把珠三角的发展放在全国和全世界发展的宏观大局中来考量，才能明确广东新的历史使命，从而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继续承担全国改革的“试验田”，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突破，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新鲜经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充分把握和运用好“科学发展、先行先试”的尚方宝剑，按照汪书记的要求，解放思想而不墨守成规，开拓创新而不固步自封，坚持向改革找出路、要效率。政法战线肩负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稳定社会环境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部署，坚持改革，锐意创新，努力争当新一轮司法改革工作的排头兵。

1、提高认识，坚决落实中央提出的改革要求和部署。根据中央的部署，2010年是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攻坚年，将在2009年出台一系列改革意见的基础上，再出台30项左右的改革实施意见；2012年对司法体制改革进行评估和总结，确保党的十八大之前，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各项措施基本落实到位。我们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加强对司法改革工作的领导，正确处理改革创新与依法推进改革的关系，严格执行中央有关改革规定和工作纪律，加强组织协调，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凡是中央要求统一推行的改革项目，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凡是中央授权地方结合实际组织实施的，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

2、积极探索，努力在司法工作机制改革上实现新突破。广东当前仍处在新问题新矛盾先发多发的时期，应继续充分发挥“试验田”、“先行者”作用，对中央尚未明确、而我省又亟需探索新办法解决新问题的领域，按照中央有关政策，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结合实际积极探索。重点应在创新司法为民举措，努力满足群众新要求新期待上加强探索；在创新社会管理举措，实现从保稳定向创稳定的转变上加强探索；在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举措，努力提高政法工作公信力上加强探索；在创新改革保障举措，鼓励改革支持创新上加强探索；在创新政法协作举措，促进全省政法工作实现整体跨越上加强探索。

3、加强领导，全力推动党委政法委和政法各部门的改革工作，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进一步加强各级党委对司法改革工作的领导，加强部署，落实检查，及时推广经验做法，确保司法改革工作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积极稳妥、健康顺利推进。着力推动各地和政法各部门间在法律政策适用、跨区域犯罪惩治、职务犯罪案件协查、业务信息互换等方面加强合作；健全珠三角政法机关与粤东、西、北地区政法机关的对口帮扶制度,带动粤东、西、北地区政法机关实现跨越式发展；认真探索与港澳司法机关、泛珠三角司法机关以及国外司法机关合作的模式和内容,为珠三角构建开放合作新格局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第五篇：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范文模版）

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 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访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新华网北京6月15日电（记者 杨维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制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对若干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最近中央司改办负责人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就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为什么要开展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改革试点有什么总体考虑？

答：司法体制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根据中央关于重大改革事项先行试点的要求，考虑到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商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决定就这4项改革，在东、中、西部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改革试点的目标和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遵循司法规律和从中国国情出发相结合，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推动制度创新，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改革试点的总体考虑是，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既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加强总体谋划；也要从实际出发，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各地在机制改革上进行积极探索，为全国逐步推开试点积累经验、创造条件。《改革框架意见》和《上海改革方案》体现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要求。《改革框架意见》对改革试点的若干重点难点问题提出了政策意见或政策取向，为地方制定试点方案提供了依据。上海市根据中央改革精神，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司法工作实际，形成了《上海改革方案》，对如何推进试点工作提出比较具体的要求。这两个文件对于积极稳妥推进改革试点，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问：《改革框架意见》对哪些重点难点问题提出政策导向？

答：《改革框架意见》主要针对下列问题提出了政策导向：一是对法官、检察官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制度。二是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把高素质人才充实到办案一线。三是完善法官、检察官选任条件和程序，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尊重司法规律，确保队伍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四是完善办案责任制，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五是健全与法官、检察官司法责任相适应的职业保障制度。六是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七是完善人民警察警官、警员、警务技术人员分类管理制度。

问：《改革框架意见》和《上海改革方案》提出要完善司法责任制。为什么把司法责任制作 为改革试点的重点？对完善司法责任制有何考虑？

答：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司法公正，关键是要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责任制，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近年来，司法机关为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进行了许多积极探索，也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等问题。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探索建立突出法官、检察官主体地位的办案责任制。

《改革框架意见》和《上海改革方案》将司法责任制作为改革试点的重点内容之一，以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抓手，突出法官、检察官办案的主体地位，明确法官、检察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为防止法官、检察官滥用权力，需要同步研究健全对司法权力的监督机制，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全面推进办案工作全程录音录像、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充分发挥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确保司法权依法公正运行，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问：《改革框架意见》和《上海改革方案》对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有哪些具体举措？其意义是什么？

答：没有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再科学，也难以实现司法公正。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是建设高素质司法队伍的制度保障，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必须牵住的“牛鼻子”。

长期以来，我们对司法人员实行与普通公务员基本相同的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不利于建设政治素养好、专业素质高的职业化司法队伍，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司法一线。为此，《改革框架意见》和《上海改革方案》根据中央要求，提出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工作要求。

应该指出，在法院、检察院工作的人员并不都是法律意义上的司法人员。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就是把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对法官、检察官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制度。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基础，是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提高法官、检察官任职条件，综合考虑政治素养、廉洁自律、职业操守和专业素质、办案能力、从业经历等多种因素，公平、公正地选任法官、检察官，解决目前法官、检察官队伍大、门槛低的问题，提高队伍素质，提升公正司法能力。

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在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入职门槛、严格办案责任的同时，也要健全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保障制度。司法权是对争议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判断权、裁决权，不仅要求司法人员具有良好的法律专业素养和司法职业操守，还要具有丰富的实践经历和社会阅历。因此，试点地方可探索延迟优秀法官、检察官的退休年龄，下一步还将考虑适当提高初任法官、检察官的任职年龄。

问：今后将如何选任法官、检察官？

答：法官、检察官的选任，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尊重司法规律。法官、检察官首先要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为了保证专业能力，在省一级设立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法官、检察官人选。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廉洁自律等方面考察把 关，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遴选委员会的组成，应当具有广泛代表性，既有经验丰富的法官和检察官代表，又有律师和法学学者等社会人士代表。建立逐级遴选制度，上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检察院择优遴选，既为优秀的基层法官、检察官提供晋升通道，又保证上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具有较丰富的司法经验和较强的司法能力。扩大法官、检察官的选任渠道，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招录办法，招录优秀律师和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法学学者等法律职业人才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为建立法律共同体搭建制度平台。

问：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有什么考虑和举措？

答：长期以来，我国司法人员和地方法院、检察院经费按行政区域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体制，不利于排除地方不当干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项改革举措，对于确保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具有深远意义。

《改革框架意见》明确了试点地区省级统管的改革路径。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检察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经费上收省级统一管理时，要考虑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使各地办公经费、办案经费和人员收入不低于现有水平，为办公、办案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省级统管是对司法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情况复杂，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试点，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开。《上海改革方案》对如何建立统一管理机制做了具体安排，在市级组建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并建立统一管理全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经费、资产的保障机制。

问：对人民警察管理制度改革有哪些具体举措？

答：《改革框架意见》提出，完善人民警察警官、警员、警务技术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执法勤务机构人民警察警员职务序列制度，重点解决量大面广的基层一线人民警察任务重、职级低、待遇差的问题。按照公务员法确定的职位分类框架，建立公安、安全、审判、检察机关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制度，确保人员待遇与专业技术职务配套衔接。对公安、安全机关具有刑事司法属性的侦查人员探索试行主办侦查员制度，并完善相应的职业保障制度。

问：请问下一步推进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有什么考虑？

答：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经审议通过了《改革框架意见》和《上海改革方案》，下步关键是要抓好落实，指导各试点地方根据中央部署，结合本地实际，制定试点方案，启动试点工作。一是加强调查研究。司法体制改革涉及面广，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同层级司法机关工作要求、队伍状况也有较大差异。必须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找准问题，既要对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突出问题找准症结，又要对推进司法改革过程出现的阻力充分估计，做到谋定而后动。二是坚持循序渐进。既不迁就现状止步不前，又不脱离现阶段实际盲动冒进，确保改革的力度、进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相适应。三是坚持分类推进。试点地方的改革方向和总体思路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但在具体措施、改革步骤上，可以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地方的主观能动性，研究提出试点方案和进度要求。四是加强工作指导。中央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帮助地方解决试点中遇到 的难题，确保改革部署落到实处。对于试点中需要修改法律或得到法律授权的问题，要按程序进行，坚持依法有序推进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