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治中国”背景下高校法治教育的发展
“法治中国”背景下高校法治教育的发展
摘 要: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为构建“法治中国”指明了方向。高校法治教育为法治中国的实现提供了动力源泉、培育了法治文化氛围,具有重大意义,应当适时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自觉融入法治中国的建设当中。教育工作者应当明确认识新时期高校法治教育的新发展,肩负起培育当代大学生法治素养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法治中国; 法治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中图分类号: D641;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5)01-0086-03
一、高校法治教育对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意义
高校法治教育对“法治中国”的实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首先,高校法治教育为“法治中国”提供了“动力源泉”。由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曲折性,以及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中国只能并且必须进行自上而下的法治建设,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指引国家朝着法治化的方向努力,而没有条件和基础进行自发的社会变革。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的法治建设只有党的领导就足够了,法治中国的建设必须得到来自社会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否则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来自社会的动力源泉有赖于社会成员法治素养的不断普遍提升,才能为不断推进的法治建设提供动力支持。高校法治教育通过对一批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培育其法治素养,恰为法治中国的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其次,高校法治教育为“法治中国”培育了“文化氛围”。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两千余年,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三纲五常的儒家文化以及中央集权式的封建统治使得中国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人治思想和文化始终弥漫在中国人的意识和观念之中。这期间虽偶有“以法治国”思想的火花,但却与现代文明的法治思想精髓相去甚远。即使在当代中国,法治文化依然是极其匮乏的,甚至成为了中国法治化乃至现代化的重要阻力。诚如钱穆先生所云:“一切问题,由文化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今天法治中国的建设,必须在制度建设和理论建设的同时,注重法治文化的研究和培育,弥补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文化的缺失。而法治文化的培育和构建,必然需要通过教育的途径得以实现。“通过对全社会进行法治思想和公民意识的启蒙,使广大人民养成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习惯,树立正确的公民观,强化公民素质。”[1]通过社会成员法治素养的提高,营造社会法治文化氛围,进而实现执政党执政行为的法治化,[2]最终实现法治国家的愿景。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参与者,大学生法治素质直接影响着未来社会中公民法治素质的高低,高校法治教育作为当代大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的主要阵地和渠道,其意义之重大、责任之重大不言而喻。
二、高校法治教育在新时期的发展
1.从“法律制度”的教育发展为“法律体系”的教育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阐明了法治应包含的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3]可见,完备的法律制度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基础,相应的法治教育亦应当以法制教育为基础。我国原有的法制教育以“法律制度”教育为重心,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宪法、刑法、行政法、民事法律中选取了与学生学习、生活、工作联系密切的相关条文进行讲授。而在2013年新版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中,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将法制教育从“法律制度”的教育发展为“法律体系”的教育。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最新成就。2011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此有了比较完备的法制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我国法制建设取得的最新成就,理应成为高校法治教育的新内容。其次,法律体系是对法律制度的系统化、体系化,有利于学生对法律制度深入认识。法律制度教育是从平面的角度,对我国宪法及各法律部门的主要法条进行介绍。而法律体系则是从立体的视角、有层次地对我国的法律制度进行解释说明。法律体系的概念暗含两个新的知识点,即法律的位阶和法律的部门。在法律体系的教育中,我们看到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体现法律位阶的概念,也看到了民法商法等法律部门的概念。法律体系的教育不仅使学生掌握了原有法律制度的基本知识,并且使他们理解了法律体系中各法律规范之间的联系,对于法律制度有了立体的把握。例如,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其他的部门法律就不能与之相冲突。
2.从“法治观念”的教育发展为“法治理念”的教育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人们对什么是法治、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为什么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怎样实行和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认识结晶,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美好理想,是尊重法治、崇尚法治、积极参与法治实践的坚定信念。[4]新版教材将原有的“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教育发展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教育,有利于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培养,体现了法治教育在法治理念层面的新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法治内涵的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摆脱了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束缚,肯定了法治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近代法治思想产生于中世纪的英国,英国也因此成为最早确立法治原则的国家。[5]因此法治自产生时起便被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加之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现代西方法治国家的政治制度,严重威胁和动摇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执政基础,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西方法治思想始终保持着谨慎甚至排斥态度。然而随着对法治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意识到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并不能代替法治的全部内涵,即使在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中,也非全部采用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制度。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标志,虽然产生于资产阶级国家,但究其本质,其既不姓社,也不姓资。法治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而是人治与专制的对立物。[6]我国2008年发表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也首次明确指出:“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
其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了我国法治思想的核心,更有利于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抵制片面法治观。一方面,法治理念是理性化的法治观念。人们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会形成一定的法治观念,并在其支配下参与法治实践。例如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观念、自由平等观念、公平正义观念和权利义务观念等。法治理念是基于这些法治观念的理性认识形成的法治思想的核心。另一方面,法治理念是成熟的法治思想的系统的、集中的体现,是指导人们进行法治实践的思想基础、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发展而产生和形成的法治思想,是在对法治内涵科学理解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国情而提出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人们对什么是法治、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为什么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怎样实行和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认识结晶,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美好理想,是尊重法治、崇尚法治、积极参与法治实践的坚定信念。[7]将法治观念转变为法治理念,有利于学生领悟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精髓,将其与资本主义法治观念区别开来。
3.从“法律思维”的教育发展为“法治思维”的教育
法治中国的建设需要社会成员具有较高的法治素养,而法治素养的核心是具有法治的思维方式。高校法治教育应当突破“法律思维”的局限,对大学生进行更加具有思想内涵的“法治思维”的教育。所谓法律思维方式,是指按照法律的规定、原理和精神,思考、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习惯与取向。法律思维以讲法律、讲证据、讲程序、讲法理为主要特征。而法治思维是指人们按照法治的理念、原则和标准判断、分析和处理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是一种与人治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思维方式。[8]它包含了法律至上、权力制约、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等基本要素。法律思维方式与法治思维方式虽然只存在一字之差,但其内涵则相去甚远。
首先,法律思维方式是以法律制度为基础,而法治思维方式则是以法治思想为基础,关注法律制度中的价值追求、权力制约、人权保障等方面的内容。法律思维方式是以国家现行的法律制度为基础,不关注法律制度本身的价值追求、权力制约、人权保障等法治思想,因此是一种简单的法律工具主义的体现。而法治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虽然也以法律制度为基础,尊崇法律为最高权威,但并非是对于法律制度完全的、机械的服从,而是具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和价值判断,这就是法治思想。其次,法治思维方式是与人治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思维方式,其目的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公权力的侵害。因此,它不仅仅限于对国家已经颁布的成文法律规范的遵守,而是更深入地思考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背后所体现的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实体与程序的关系等等。相反,法律思维仅仅关注行为的合法性本身,关注对于法律制度的服从以及运用法律制度解决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法治思维的教育使学生不是机械地遵从法律,而是从更深入的思想层面领悟法治思维的精髓,并将其贯彻在日常的行为之中。
笔者认为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高校法治教育的新发展集中体现为以上三个转变,即从“法律制度”的教育转变为“法律体系”的教育,从“法治观念”的教育转变为“法治理念”的教育,从“法律思维”的教育转变为“法治思维”的教育。法治教育的转变和新发展不仅能够使学生正确理解法治的内涵,全面认识我国的法治建设的现状,而且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精髓,使其具有辨别片面法治思想的能力。当然,对于高校法治教育的新发展,教育者首先要予以高度的重视,明确认识新时期法治教育发展的精髓,才能更好地发挥高校法治教育的作用,为“法治中国”的构建提供动力源泉和现实土壤。
三、以教育之力助“法治中国”之树常青
如前文所述,高校法治教育对于法治中国的实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背景下,高校法治教育的新发展不仅对公民法治素质的培养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带来了新的契机,也对高校法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首先,从事基础课教学的教师应准确把握新教材中“三个转变”的实质内涵。对于法治教育在教育内容上的变化,应当进行深刻的领会和正确的把握。新教材虽然对法治教育的章节进行了压缩,但是其内容较旧教材实际上更难了。一些法学的核心概念,例如法治、法律体系、法治思维都需要我们重新进行系统学习。例如把法律制度教学转变为法律体系教学,把法治精神教学转变为法治理念教学,把法律意识教学转变为法治意识教学。这些法治的概念和思想首先需要教育者进行学习并内化为自己的法治素养,才能准确地把法治精神深埋在学生的思想中。
其次,深刻把握法治教育与德育教育的关系。新教材改版后,有些学者认为法治教育的部分被删减了,似乎是教材“重德轻法”的表现。实则不然,章节和文字的缩减,并不意味着对于法治教育的轻视。相反,新的教材在法治教育的内容上进行了实质性的扩充,比旧教材的内容更加深入、科学,其教学的困难程度也相应地增加了。表面上的章节的压缩实际上是对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教师,在教学中不应对法治教育的内容和课时进行删减和压缩,应该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对学生进行法治教育,才能保证学生真正领会法治的思想。
再次,围绕“三个转变”进行教学改革创新。要在有限的课时内让学生了解比原来更复杂、更深入,甚至更加抽象的法治思想,这对教育工作者而言是一项新的课题和挑战。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对原有法治教育教学进行改革和创新,使学生更加直观地认识法治的思想,更深刻地领会法治的内涵,更牢固地树立法治的意识。
高校法治教育工作者应当充分认识到在建设法治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自身的责任和历史使命,在深刻把握高校法治教育在观念和内容的转变基础之上,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进行教学活动的改革和创新,提高法治教育的实效性,实现高校法治教育的重大意义,方能以教育之力助“法治中国”之树常青。
参考文献
[1] 严励.法治建设的基石:构建法治文化与提高公民素质[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55.[2] 侯晋雄.论中国共产党执政行为的法治化[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5):19.[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姚仁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4] 张文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导言[J].法学家,2006(5):6.[5] 龚刃韧.法治的正本清源――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的比较[J].法学,2009(1):3.[6] 黄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展与实践[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4(3):18.[7] 张文显.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导言[J].法学家,2006(5):6-16.[8]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59.[责任编辑:刘慧婷]
第二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高校法治教育创新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高校法治教育创新
【摘 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作为高校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高校法治教育创新是法治教育发展的内在需求,是学生成长成才、学校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高校法治教育创新,要转变观念,加强队伍建设,并从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创新到教育环境净化,切实推进制度保障。
【关键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高校法治教育;创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定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描绘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新蓝图,开启了国家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新篇章。《决定》指出,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1] 作为高校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高校法治教育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背景下,不管是教育理念、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式和手段都应该有所创新。
一、高校法治教育创新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一)高校法治教育创新是法治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
高校法治教育不是指高校的法学专业教育,而是指非法学专业的大学生接受基础法律教育的过程,它重在培养青年学生良好的法律习惯、解决问题的法律思维方式和较高的法律意识。但是当前高校传统法治教育在发挥其应有作用的过程中受到诸多局限:
教育对象法律基础薄弱、法律意识不强。中学阶段虽然也有法律知识学习,但多数是碎片式、应试型的,而且即使经过大学阶段的法律课程学习,通过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相关调查可以发现,大学生对法律基础常识的掌握并不乐观,运用法律思维方式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并不强,比如对“当你遇到自身权利受到损害的情况时如何处理”进行调查,52%的学生表示如果情况不严重就自认倒霉不愿意继续追究损害者的责任,而在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学生中,有73%的学生并不十分清楚维权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教育载体缺乏独立性,教育内容缺乏完整性、系统性。众所周知,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以后,《法律基础》课程被取消,高校的法治教育主要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现。这门课程中,法律内容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尤其2013年新教材修订之后,实体法内容大大缩减,在总课时有限的情况下,法治教育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内容上都无法保证,学生的学习效果当然大打折扣。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些学生受现实社会大环境中功利主义的影响,对课程并不重视,法治教育的价值实现面临困难。
教育模式过于传统、方式比较单一。一方面,受师资不足的影响,高校法治教育教学基本上是合班上课,课堂大,人数多,课堂教学内容和方式受到很多限制,传统教育模式多是理论讲授,多是老师单方面的知识灌输,互动教学、实践教学等方式在传统课堂上难以有效开展;另一方面,“90后”大学生思维活跃,勇于实践,受时代影响深刻,传统课堂对他们的吸引力有所减弱。
在上述局限存在的情况下,高校法治教育若要实现真正发展,就必须结合时代条件不断探索、大胆创新。
(二)高校法治教育创新是学生成长成才、学校科学发展的重要保障
高校法治教育创新,从学生个体角度而言,能给学生更多参与实践、独立思考、团队合作的机会,有利于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和安全意识,提高青年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在调查的问题中,您觉得当前做好高校法治教育工作的意义有哪些?(请按重要程度选三项)有78%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如下三项:有利于培养学生做遵守制度的守法公民;有利于教导学生学会用法律思维解决问题、避免无端损害他人权益;有利于学生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学会自我救助。
高校法治教育创新,从社会层面上看,可以提高人们对高校法治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促进高校法治教育模式的调整和重塑,推动高校决策的规范化、制度化。当代大学生具有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高校决策机构只有在决策前充分了解学校的情况和青年大学生的需求,并在决策过程中反映出他们的合理要求,该项决策才具有合法性和执行力基础。高校法治教育的根本目的首先在于使学生相信学校会严格按制度规定依法治校,因此,高校法治教育的有效实施将有利于各种校内外问题的协调和解决,有利于高校决策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有利于稳定、和谐和法治校园建设。
(三)高校法治教育创新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党执政兴国和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了国家法治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从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五个方面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体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从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四个方面对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提出了新的期望。
高校法治教育的对象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连,青年学生是决定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方向和进程的知识与智慧群体,作为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实践主体,他们注定是未来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理性塑造者、实际控制者和建设者。他们的法治思想、法治意识和法治水平直接决定着未来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少年强,则国强。同样,少年懂法、守法、用法,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善于用法治思维方式维护权利、解决纠纷,国家的法治社会建设就有了牢固的基础和支撑。当年轻的大学生们采取更科学的方式、更积极的态度接受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并自觉将法治教育的理念外化为行动时,才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法律氛围,更好地推进我国法治国家建设进程。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高校法治教育创新的必然选择
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全民法治知识的普及和法治观念的养成,首先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这意味着法治教育应该涵盖教育的各个层次、不同领域,渗透教育的整个过程,应该是一种全民教育、全过程教育和全方位教育,整个社会不再有法治教育的空白地带,法治教育的实质就是要把法治变为国民的一种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动方式,[2]这就需要国家对法治教育进行顶层设计,明确法治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明确不同阶段、不同范围的法治教育的原则、标准、内容和方式,并使各个阶段的法治教育有效衔接。高校法治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尤其是法治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需要明确定位,根据高校青年学生的成长规律、发育特点和认知能力,构建新的法治教育模式。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全民法治知识的普及和法治观念的养成,还要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高校法治教育创新必须和新的时代发展、新的技术创新相联系,只有创新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模式、教育手段,增强自身的吸引力,才能担当起历史赋予它的重任。要坚持把高校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持续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高校学生形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
(一)理念转变
思想决定行动,民众法治观念的增强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关键。《管子?任法》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整个社会要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必须从根本上增强全体民众的法治观念。但是观念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全民法治知识的普及和法治观念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基础性工程。如此说来,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增强全民法治观念,高校的法治教育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辞海》对“理念”一词的解释有两条,一是“看法、思想。思维活动的结果”,二是“观念(希腊文idea)”。理念具有客观性、根本性、全局性、深刻性等特征,因此,理念更新是一切改变的前提,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全民法治知识普及和法治观念的养成,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从“法制”到“法治”的改变,正是从偏重静态的制度建设到强调动态治理过程的转变。高校法治教育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信息时代”,必须进行理念更新,应以培养青年学生的法律意识、法治理念为目标,形成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
(二)队伍建设
任何工作的开展归根到底都要依赖于人的作用的发挥,队伍建设是高校法治教育创新的根本。法国教育家埃米尔?涂尔干认为,“教育的成功取决于教师,教育的不成功也取决于教师。”在教学中,所有的环节都离不开教师的参与和主导作用的发挥,教师的教育理念影响着学生的思想,教师的教学态度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及未来的工作态度,教师的知识储备和教学方式方法影响着学生的知识理解和吸收,教师队伍是解决所有教育问题的关键,高校法治教育实现创新关键也在于教师队伍的优化提升。政府部门和高校要提供更多机会拓展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增强教师的工作动力。
同时,还要做好学生干部的培养工作,学生干部作为青年学生的一份子,对自己的同伴有更多的了解,与同伴交流也更多了亲近感和认同感,高校法治教育发展离不开他们的努力,应坚持学生干部选拔制度化、规范化,让真正有才能、立场坚定的学生加入学生组织,并切实发挥学生组织在学校决策中的作用。
(三)制度保障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高校法治教育目标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第一,加强教育过程实施。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和手段不断创新,并形成长效机制,是推进制度建设,加强法治教育创新的前提。教育内容优化是基础,必须将授课内容进行整合,并及时更新,紧跟时代步伐,提升教育内容的时效性、针对性和吸引力;教育内容能够被教育对象接受,除了内容本身的吸引力,还在于教育方式的多样有效:在课堂教学中将各种教学手段和方式综合灵活运用,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可利用新技术媒体,通过建立新的信息平台进行空间和知识拓展,教师将教学内容及相关教学资料放在自己的微博、微信等交流平台,让学生随时随地访问学习,增加与学生的互动讨论和平等对话,对学生中的偏激思想及时引导,延伸课堂教学。
第二,推进教育环境净化。“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3]法治教育环境改善首先源自高校本身,要提高依法治校的水平,保证学校事务依法管理;但是说到底,高校法治教育创新必须切实推进整个教育环境、社会环境净化,只有全社会都遵守制度、维护法律的权威,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氛围,高校法治教育才能得到根本改善。
参考文献:
[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14.10.24,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0/28/c_1113015330.htm.[2]郭文婧,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光明网-时评频道,2014.10.25,http://guancha.gmw.cn/2014-10/25/content_13647253.htm.课题来源:
浙江省教育厅2013年科研项目――“微博时代”高校法制教育模式与路径设计研究(项目编号:Y201329008)
作者简介:
靖国华(1978-),女,河北邯郸人,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讲师,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政与法律教育、中国对外关系。
第三篇:浅谈中国法治教育
浅谈中国法治教育
说起法治,大家都对他不陌生,但是又很陌生。什么是法治?我的理解就是通过民主投票立法。用法律来规范社会的规则。不断建设健全的法律制度,在法律的框架下治理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法的精神是最高的。这是区别人治的最大区别。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法制建设,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制度慢慢得到完善。但是法治的精神、价值观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深入民心。一方面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还仍然停留在人们的思想里。另一方面我们的法治社会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重挫。除了这些原因之外,从我的经历当中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大大阻碍了法治的贯彻。那就是我们的法治教育太少了。在说明这个原因的基础上我先提出几个法律问题:
父亲的债务儿子一定要还吗? 在检查宿舍中,学校老师未经你的同意私自打开你的柜,或者有人盗窃了,学校老师强迫要求你打开你的书包。这样做可以吗?什么是缓刑?借车给别人出事故,车主是否要负连带责任?等。这些法律问题你能知道的有多少呢?大家了解的法律知识大多数从哪里来呢?
在中国,人们除了那些学法律专业的学生之外,学习法律的途径主要通过电视、学校的间接性举行的讲座,和一些社区举办的法制教育之外。就很少有接触到法律的机会。在很早些年国家就已经提出要建设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每年通过两会人大都立了不少的法律,不断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但是以我的经历告诉我,而我们学习法律的途径学很少,而且宣传法律通常还停留在形式上。懂法的人真的不多。在电视上节目很多,但有关法律的电视节目可以屈指可数。在学校中人们经常只是沉浸于学习语数英、地政理、生化物。对法律的学习只有法制宣传日和某些活动中学习。现实中,针对这些问题都很明显显示出我们对法律的进行实际上的教育是很少的。针对这些问题我提出以下意见:
首先,把法律列入学校的必修课。并把法律作为考试的范围就像我们学习语文、数学、外语那样人们的学习时间大都数是在学校进行的。如果在这短时间我们接触法律知识很少的话。那就很难保证我们在其他时间能学习法律了。更不要说把法治的精神贯穿我们的价值观了。所以在小学就开始设立这门课。在小学阶段,我们可以把法的思想像其他思想道德课一样传授给我们的学生。在中学阶段,我们应该要求每个人都必须熟悉、掌握我们的法律根本大法——宪法。同时了解或应当知道其他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法律,例如消费者权益法、劳动法等。
接着我们需要在把法律知识作为我们日常常识、让每个人都对法律有所了解和认可。让学习法律知识成为我们的习惯和必要知识。
在电视、广播、等传媒的节目上,增加法治节目。让我们随时可以了解最新的法律和增加我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
各级政府国家机关需要做到依法行政。执法必严。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的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法律之上。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
经过很多国家和历史的证明,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越完善,法律贯彻越彻底。做到法治。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就会越繁荣。而这法治教育就是关键。只有法治的价值观深入我们的思想里。才能做到依法治国。才能真正做到民主、繁荣、和谐的社会。
第四篇:依法行政建设法治中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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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答案:
第一部分;判断题
1.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从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中来。
A.正确
B.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2.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A.正确
B.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3.劳动教养制度面临法律障碍,需要改革。
A.正确
B.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正确 √
正确 √
正确 √
4.行政权力与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
A.正确
B.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5.现行行政执法体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责任上移,以确保权责一致。
A.正确
B.错误
您的答案:B
正确答案:B
答案分析:
无 6.不实施的宪法是没有权威的。
A.正确
B.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7.我国《刑法》尚未确定无罪推定原则。
A.正确
B.错误
您的答案:B
正确答案:B
答案分析:
无
8.《立法法》规定,所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和强制性措施都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来规定。
A.正确
B.错误
正确 √
正确 √
正确 √
正确 √
正确 √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9.法治中国建设主要是法治部门的建设。
A.正确
B.错误
您的答案:B
正确答案:B
答案分析:
无
10.在现有制度下,乡村和街道办事处拥有部分执法权。
A.正确
B.错误
您的答案:B
正确答案:B
答案分析:
无
正确 √
正确 √
第二部分;单选题
1.改革司法管理体制,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实现()。
A.地方管理
B.内部管理
C.统一管理
D.政府管理
您的答案:C
正确答案:C
答案分析:
无
2.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负主体责任。
A.政府
B.纪委
正确 √
正确 √
C.党委
D.宣传部
您的答案:C
正确答案:C
答案分析:
无
3.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必须构建()、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
A.依法行政
B.有法必依
C.执法必严
D.决策科学
您的答案:D
正确答案:D
答案分析:
无
4.健全社会普法教育机制,增强全民()。
A.学习观念
B.法治观念
C.教育观念
D.纪律观念
您的答案:B
正确答案:B
答案分析:
无
5.20世纪90年代,我国执法机关经费实行()。
A.国家拨款
B.单位自筹
正确 √
正确 √
正确 √
C.部分国家拨款,部分单位自筹
D.地方拨款
您的答案:C
正确答案:C
答案分析:
无 6.行政执法与()存在衔接问题。
A.司法
B.法律监督
C.刑事执法
D.审查机制
您的答案:C
正确答案:C
答案分析:
无
7.()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A.“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B.依法治国
C.以德治国
D.科学发展观
您的答案:B
正确答案:B
答案分析:
无 8.法律的权威来自于()。
A.权力
B.公平
C.正义
正确 √
正确 √
正确 √
D.法律的实施
您的答案:D
正确答案:D
答案分析:
无
9.综合执法中的大综合是()的执法权合并,进行综合执法。
A.不同执法部门
B.一个部门内部
C.大部门
D.一个部门不同环节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10.行政执法体系纵向关系体系存在的问题是()。
A.综合执法体制不合理
B.大部门执法体制不合理
C.相对集中处罚权的执法体制不合理
D.权力在上级,责任在下级
您的答案:D
正确答案:D
答案分析:
无 11.文化综合执法是()。
A.大综合执法体制
B.大部门执法
C.小综合执法
正确 √
正确 √
正确 √
D.相对集中处罚权的执法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12.()年颁布了《立法法》,规定了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应有法律规定。
A.2010
B.2009
C.2008
D.2000
您的答案:D
正确答案:D
答案分析:
无 13.劳动教养制度是()规定的。
A.法律
B.国务院
C.全国人大常委会
D.全国人大
您的答案:B
正确答案:B
答案分析:
无
14.相对集中处罚权的执法体制是()的结合。
A.部门
B.机制
C.体制
D.权力
正确 √
正确 √
正确 √
您的答案:D
正确答案:D
答案分析:
无
15.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要()。
A.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
B.健全法官、检察官招录制度
C.整合执法主体
D.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16.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把法治政府与()并列提出。
A.高效政府
B.廉洁政府
C.服务型政府
D.阳光政府
您的答案:B
正确答案:C
答案分析:
无
17.我国现在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A.有法必依
B.执法必严
C.有法可依
D.违法必究
正确 √
错误 ×
正确 √
您的答案:C
正确答案:C
答案分析:
无
18.在党风建设中,要更好地发挥()的作用。
A.党内监督
B.制度监督
C.群众监督
D.行政监督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19.农业部所实行的部门执法是()。
A.大综合执法体制
B.大部门执法
C.小综合执法
D.相对集中处罚权的执法
您的答案:B
正确答案:B
答案分析:
无
20.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为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要建立()。
A.法律顾问制度
B.法律监督机制
C.问责机制
D.违法必究机制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正确 √
正确 √
正确 √
答案分析:
无
第三部分;多选题
1.法治政府建设要落实()制度。
A.重大决策听证
B.重要事项公示
C.重点工作通报
D.政府信息查询
您的答案:AB
正确答案:ABCD
答案分析:
2.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的行政执法体制。
A.权责统一
B.权威高效
C.公正
D.公平
您的答案:AB
正确答案:AB
答案分析:
3.行政执法体制之间存在冲突,如()之间的权限交叉现象十分多见。
A.城市规划局与城管局
B.工商局与城管局
C.卫生局与教育局
D.地税局与工商局
错误 ×
正确 √
错误 ×
您的答案:ABCD
正确答案:AB
答案分析:
4.我国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的执法体系。
A.规范
B.严格
C.文明
D.公正
您的答案:ABCD
正确答案:ABCD
答案分析:
5.()、()和()是有机统一的。
A.党的领导
B.人民当家做主
C.法治中国建设
D.依法治国
您的答案:ABCD
正确答案:ABD
答案分析:
6.维护宪法权威,建立健全全社会()宪法法律的制度。
A.忠于
B.遵守
C.维护
D.运用
您的答案:ABCD
正确答案:ABCD
正确 √
错误 ×
正确 √
答案分析:
7.国家赔偿分为()。
A.行政赔偿
B.民事赔偿
C.刑事赔偿
D.司法赔偿
您的答案:AC
正确答案:AC
答案分析:
8.冤假错案的产生是在司法过程中对()原则落实不到位的产物。
A.罪刑法定
B.疑罪从无
C.无罪推定
D.疑罪从轻
您的答案:BC
正确答案:BC
答案分析:
9.法治政府集()于一身。
A.阳光政府
B.责任政府
C.有限政府
D.诚信政府
您的答案:ABCD
正确答案:ABCD
答案分析:
正确 √
正确 √
正确 √
10.深化改革,为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要()。
A.把国家的各项事业和工作都纳入法治化轨道
B.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C.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D.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重在实施
您的答案:ABCD
正确答案:ABCD
答案分析:
正确 √
第五篇:中国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一、命题的由来 经过20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社会一改数千年来的传统,开始迈开了从人治社会向理想的法治社会转变的步伐。尽管人们对法治社会的描述娓娓动听娓娓动听,论理也十分严密,然而,中国为什么要建立法治社会?中国建立法治的社会基础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经常令笔者为之苦思。记得一学者说过:“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可能不是现实的制度,因为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现实且稳定的社会支持率即合法性基础,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制度的。” 不得不说,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人们可能并不难在理论上加以区分,然而,如果要在实践中缩小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恐怕就不会那么轻松。而且,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由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造成理想落空的悲剧不胜枚举。尤其是,当一种文化,特别是一种代表着人类文明潮流的文化进入某一社会领域中的时候,与本土文化进行接触时,由此产生的社会冲击确实也相当可怕。当然,在问题的正面,某种理想的理论在现实中实现其价值时,社会对此所下的定论自然是某某理论与某某实践成功结合的典范。但是,应该承认,中国眼下进行的法治社会建构活动,无疑是一种理想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结合的尝试。这种尝试显然是在局部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的。换言之,这种尝试已经使法治在中国社会中找到了一定生存的土壤。然而,从法治的内容建构看,尽管中国已经在法律制度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是,要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引入法治社会,仍然必须寻找法治生存的社会基础。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忧虑,笔者才尝试着进行力所能及的思想,试图在中国的法治理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之间寻找契合点。
二、法治理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 ——来自地方性势力的挑战 法治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形象,并不如现今这么风光。在新中国50年历史的较长时间里,她总是被人为地披上异质的套装,被掩盖了她丰润的文化内涵。在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年代,她被视为剥削阶级的思想,而且与社会主义格格不相容。即使在改革开放,中国法学开始进入其复兴时期,关于法治含义的议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关于法治的真实含义仍然为社会所模糊。虽然在中共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建立法治国家的方针,而且,这一方针基本上反映了近20年来中国关于法治理论研究与探讨的成果,然而,不得不承认,这一方针距离法治本身的含义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作为法治方针政策的社会表现,“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的口号尽管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些口号集中地反映了法治在中国政治决策层和社会大众中的一般形象。应该说,“依法治X”本身,与我们在实践中建构的法制本身并无大的区别。政治学者刘军宁对有关法治问题作了令人饶有兴趣的分析。他通过对法治来源的考察,将法治与法治国加以区别。指出:(1)法治起源于自然法思想,根据自然法的契约观,体现保护民权、限制政府的权力的要求。而法治国则起源于实证主义法学,强调作为立法者的统治者的意志及权力至高无上。(2)作为法律实践的法治,体现了对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偏爱;而法治国则偏爱国家。(3)法治强调法律是被人们能动地发现的自然法则,而决不是统治者的权力意志,法治国则强调法律是统治者的意志。(4)根据法治的思想,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普遍的、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而根据法治国的思想,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统治者本人的具体的个人意志。另一位学者则对“以法治国”与法制相联系并加以评析道:在“以法治国”的概念之下,法律主要是一种治国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对中国而言,从根本上说,法治无疑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为此而展开的追求行动中,出现与理想的差异或许在所难免。[!--empirenews.page--] 很显然,在理想的法治与现实的法治追求行动中出现了不可不重视的距离。因为,如果忽视这种距离,可能会造成目标的设定与目标追求行动出现南辕北辙的局面。如果说,这是一种物理上的距离,社会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来缩短。可是,作为一种理念上的距离,恐怕不能够等待某种技术的出现才求得其解决方案。因此,及时地审视这种距离,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进行及时、适当的调整,不容置疑,是必须且必要的。然而,在中国出现的上述的距离,究竟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确实是令人十分关心的。有学者指出:近十年来中国法制发展的方向,其实是以建立法治社会作为目标的。尤其是,通过法制建设,法律至上权威的观念已经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层次的确认。但是,在涉及法治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时又指出: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秩序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各种社会经济秩序,一直是十年改革和发展、包括法制改革和发展的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可以直观地说,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控制”,实现“安定团结”似乎已经成为法制=法治的必然任务。这又是值得我们忧虑之点。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经过20年左右的法制建设,中国的确开始逐步摆脱了人治的阴影,人民享受的权利和自由比中国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广泛和坚实。然而,在对作为改革结晶的从法制向法治转化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考察时,不应忘记的是,中国的法治依然面临着来自社会基础的巨大制约。法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影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与此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向来是表现为头大尾小。一方面,某一个集团依靠军事力量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另一方面,政治权力稳定却是以脆弱的家庭和宗族为基础的。以家庭和宗族为基础建立的中央集权的脆弱性表现为:中央不得不依靠地方的势力封建割据来维护中央的集权。由此而来,中央不得不将权力下放给地方,包括全国税收、军事、司法等等国家级的权力。权力下放的结果,势必造成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紧张。然而,历代政权为了摆脱这种紧张关系,采取的是要么让步,要么消灭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这种比较单纯的手段。而不是选择通过某种具有制度性的约定确定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各安其守的目的。因此,中国历史上貌似强大的中央集权,却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可以普遍适用的制度及规则。地方性司法、地方性规则的惯力十分强大,它们直接地阻碍了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同时也为全国性规则的形成制造了障碍。以18世纪清王朝的政权建设为例,中央政权的权力机关在被地方性权力侵袭到极点时,中央政权实际上名存实亡。随之而来的地方性的以家庭和宗族为根基的权力网络蔓延,并支配地方的民生。中国在19世纪下半叶以后遭受列强入侵,而缺乏有效抵抗、终于丧权辱国的主要原因,向来被归纳为政府的腐败无能。然而,其中地方性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抵抗,地方性势力之间缺乏有效的配合、协调,形成“一盘散沙”的格局,不能不说也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中央政府的强大和建立适合全国的“法治”并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如果没有通用于全国性的规则,则缺乏全国性的统一的政治运作和经济沟通。其结果必然导致政令、法令的分散。[!--empirenews.page--] 这样的情况,在强调法治的当今中国,理论上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在以法治为目标而实施的法制建设运动的推动下确立的法治理想和法律至上观念,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是否能够扎根结果,并不仅仅是令人怀疑的问题,而是出现了社会对法治形成阻碍的现实。在我们声称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同时,法制的实施也出现了地方化的弊端。在法制实施的过程中,这种地方化突出地表现于司法过程中。在司法改革中,人们痛心于司法权力的地方性分散,而疾呼反对地方[1][2]下一页 保护主义。当然,如果仅仅是局部性的地方保护主义,肯定尚不足以令人们担忧 这里令人思考的问题是,在封建时代,建立于家庭和宗族关系基础上的政权,由于政治权力的地方化,导致了行政、司法的地方化。而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在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时代,何以会出现与历史相近似的地方呢? 1996年,留美归来的朱苏力博士出版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在全国法学及其它理论界掀起了关于法治发展的热烈议论。关于建设法治与利用本土资源的议论在一般民众和政府部门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间接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民众对法治的一般心理。当然,或许就朱苏力博士的本意而言,他倡导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法治革命,强调的是利用本土的甚至地方性的资源及知识去建构法治。然而,在中国社会文化中,这种善良的建议被理解为“依靠”的是本土资源。而且在一般性的议论中,这种本土资源被曲解为只要是符合国情的都应该得到利用。而不管它们是否合乎法治的要求,尤其是否合乎全国性法治,乃至是否符合“国际接轨”的要求并不十分重要。然而,任由地方性知识及地方性“本土资源”的膨胀,必然会引发与法治要求不同的价值冲突。司法领域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无疑是这种冲突的要冲地带。以地方性的家族、宗族网络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知识,在中国社会中是否存在,自然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法治发展方向和进程。在近几年的中国法制新闻中,关于法治建设的一些负面消息总是令人担忧。山西省出现的“三盲”院长,云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利用权力某“单位福利”及个人私利的行为等等,无不体现了司法运作的地方性色彩。如果说,地方性的法治问题仅仅停留在司法层面上,对我们来说或许不是最坏的局面。然而,当我们深究地方性保护主义时,总会在地方性在行政运作上遇到阻力。可以说,这种阻力势必关系到政治层面。笔者虽然已经意识到这一层面的社会问题,然而,囿于资料,只能够点到为止。
三、中国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中国法治发展,离不开中国社会作为及基础。然而,中国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是否完善?则又是我们必须费心加以斟酌的。应该说,中国当今进行的法治建设,自然是前20年法制建设的延续,也可能会是后来真正的法治理想现实化的重要过程。然而,对根植于中国社会基础上的法制建设,如何转变为理想中的法治,必定要与社会构建工作同步进行。换言之,中国的法治发展不能单纯是法治自身的发展,而应该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展开。[!--empirenews.page--] 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多元经济体制得到确认和发展;在文化领域,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实际上已经影响着社会生活;在法律领域,权利性的观念已经逐渐广泛渗透于社会的不同阶层。毫无疑义,这些变化为法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条件。然而,来自不同领域和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关于法治观念的差异,利益要求的差异,又在实际上阻碍着法治的进一步发展。上面介绍的政治学者刘军宁关于法治与法治国的议论,确实发人深省。在法治国的领域,义务性要求总是占据主要的地位,因此,抵抗和回避总是成为人们对“法治”的基本态度和行为。而在法治领域,权利性赋予总是先导于义务,并以实在的实惠诱导人们遵循法律获得相应的权利和利益。在私法领域,义务的实现总是伴随权利的到来,因此,人们热衷于契约性的交易。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法的扩张往往意味着权利的扩张,而这种扩张并不是依靠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也不能依靠约束性的地方资源来完成。相反,如果在国家和地方的有效权力的统一和保护之下,这种权利扩张会加快其步伐,并进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意味着人、物资、资本和服务合法和自由的流通。而要保证这种流通,普适性的法律将发挥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前述的关于法治的地方性阻力,不仅对法治本身,即使最作为法治基础的市场经济都会产生严重的危害。因此,要保证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发展,建立全国性通用的规则,应该尽可能在以下方面采取必要饿措施。首先,法治观念的确立。这意味着,第一,应该从现有的“依法治X”形态向权利自主形态转变。法治不应再简单地作为工具存在于社会之中,而应作为体现社会最高价值的准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指导地位。向来的工具主义,以及极具工具主义色彩的“依法治国”的口号,其积极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显现出不足,反而化为消极;第二,法治应该是普适性的,不应受制于局部的、地方的利益和要求。更不能受制于仍然存在于中国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裙带关系、宗族关系。其次,在多元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中央和地方之间健康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这里实际上指的是政权运作的法治化从中央向地方延伸,避免政策施行中出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复现于社会。因此,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以法的方式确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化解实质上紧张的地方和中央的关系,避免法律实施的地方化,是发展法治的明智选择。再次、继续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改革,通过改革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农村的和都市的社会结构,建立稳定的法和制度,确立人的基本价值,实现人、物资、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通。在稳定和制度框架下的主体流动,意味着各种稳定的规则逐步能够“随人而行”,以检验其普适性。还有,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法治的国际接轨,这已经是有识者的一般共识。中国已经决意加入WTO,有关适应性规则也陆续诞生。表明了中国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经济上逐步融入世界范围。为此,中国的法治也将经受最大的挑战和检验。[!--empirenews.page--]
四、结句 中国对法治的理解受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观念以及司法传统司法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往往会引导国人排除法治,而不是追随法治。中国的社会基础中,上述因素的弊端正逐渐被一般人所认识,通过法治建设,革除这些弊端,对于法治的建设和发展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要从根本上改变排斥法治,建立能够容纳法治的社会,绝非简单。中国法治建设任重道远,愿国人为此共同努力![1] 晓龙:《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载于《公共论丛》1996年第2期,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2页[2] 《法学词典》(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5页[3]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伤害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5-151页[4] 周天玮:《法治理想国》,商务印书馆长999年版第77-78页。[5] 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二把手49-362页。[6](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276页。[7] 昂格尔对中国没有没有走向法治之路的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由于缺乏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依笔者的意见,对多元主义以及宗教思想加以排的势力,首先来自地方。[8] 这里使用或许的字眼,主要是怕由于自己对苏力观点的理解有误而用。[9] 周天玮,前注书,第204-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