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法治中国的里程碑

第一篇：党课—法治中国的里程碑

法治中国的里程碑

当代中国，身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正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四中全会《决定》”），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邓小平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开拓者

邓小平是新时期也是历史上党的领导人中最先提出“法治”的领导人。1986年9月3日，在会见日本友人谈及政治体制改革时说：“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提出“法治”意味深长：其一，任何人，包括具有最高行政权力的人，或者制定、执行法律的人，都必须接受“法”的“治理”，不能置身于法外，更不能凌驾于法之上；其二，任何人，都必须依法办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行“法治”，表明“法”具有至上性。邓小平要求做到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不仅要由人来制定，同时还由人来贯彻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法治”是离不开“人治”的。法治是需要许许多多的“法制”即法律、制度来付诸实践的。新时期，邓小平的法治思想，具体体现在他十分重视法制建设上。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中深刻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79年6月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说：“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在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强调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会后也绝不允许有任何动摇。”

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习近平依法治国继往开来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方面，都有自己的贡献。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习近平还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厉行法治，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不断推进各项治国理政活动的制度化、法律化。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政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2014年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讲话特别强调法制建设。他在讲到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时说：要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要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习近平强调说：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他还提出：要建立健全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司法的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纪检工作中的制度建设问题。他说，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都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要切实执行组织纪律，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四中全会是走向法治中国的里程碑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的提出始于党的十五大。其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向这一目标前进。在走向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一座里程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虽然“依法治国”提出已近二十年，但是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从实践层面来看，四中全会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明确了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以制度建设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四中全会就是一次法制建设的会议。其要者有：

第一，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方面。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全会提出：“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四中全会《决定》规定：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此举有利于彰显宪法权威，增强公职人员宪法观念，激励公职人员忠于和维护宪法，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权威。

第二，完善立法体制方面。提出建立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健全法律法规起草征求人大代表意见制度，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依法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立法专家顾问制度。

第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创新适应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

第四，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除了提出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四大基本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之外，还提出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完善选举制度，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制度。

第五，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寻租空间；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推行政府法治顾问制度，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第六，提高司法公信力方面。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理制度；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历史检验。

第七，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方面。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以其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贡献，奠定其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

第二篇：中国法治的里程碑

马怀德 刘莘

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公布，标志着中国行政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行政诉讼的实践和理论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反映在立法、执法、司法及理论研究、人们的思想观念等诸方面。随着行政诉讼法及配套法律、法规的实施，人们观念的改变，执法、司法水平的提高，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一个有着美好前景的法治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一、实践上的成就

（一）立法方面

1.促进配套规范的完备

行政诉讼法是人民法院审判行政案件的具体操作规程。但仅有行政诉讼法，行政审判制度的运作仍有一定困难，因此实施行政诉讼法还须某些配套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的出台。1990年10月29日最高检察院公布实施《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暂行规定》，使行政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活动实施审判监督的原则规定，成为便于操作、执行的具体规则。1991年1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复议条例》，也属于行政诉讼法的配套法规。因为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以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复议”或“诉讼”为原则。以法律规定必经复议程序为例外，除当事人选择径行起诉情况外，行政复议成为行政诉讼的先行程序。因此，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具体衔接，行政复议配合行政诉讼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都是行政复议条例应予解决的问题。而行政复议条例的公布施行，不仅解决了上述问题，而且在行政法制建设中建立起中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对推动中国整体行政执法水平的作用不可低估。1991年7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针对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出现的普遍性问题做出的司法解释。其内容涉及受案范围，管辖、诉讼参加人、证据、起诉和受理、审理和判决、执行、侵权赔偿责任、期间、诉讼费用、涉外行政诉讼等一系列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必须予以界定或解释的问题。这一司法解释的公布实施，使原来模糊不清的问题得以澄清，界限不明的问题得到界说。为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受理审判行政案件扫清了障碍。

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给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开辟了一条纠正行政机关违法行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道路。尽管行政诉讼法列专章规定了行政“侵权赔偿责任”，但“即使充分适用现有条款也无法解决执行行政职务中的所有赔偿问题”，①所以《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在某程度上可以说是行政诉讼法的合理延伸，使违法行政行为不仅在形式上予以撤销或改变，而且这种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得以实质上的弥补、赔偿。1995年1月25日国务院发布、施行的《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也是相应的配套法规之一。2.推动规范行政行为的立法

行政诉讼法第一次使行政机关行为的合法性成为人民法院的审查对象，成为公民可以质疑的对象。从而使衡量行政行为有了一个明确的标准。即以是否合法作为衡量行政行为的标准，由此提出合法行政行为的要件。用这些标准来衡量现有行政行为。暴露出许多问题，归纳起来是两类问题：缺乏约束、制约行政行为的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这种实际的社会需要促进立法机关加快立法步伐，在规范行政行为方面，颁布了《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草案亦在起草过程中，立法法规范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也规范行政机关制定规范的行为；还有行政程序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等的起草制定，也正成为立法计划的题中之议。可以说正是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使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意识到规范行政行为的重要意义，从而使把有关行政行为的立法提上议事日程。

（二）依法行政方面 1.行政机关主动清理法规、规章及其它规范性文件

行政诉讼法实施前，由于行政机关意识到当被告的可能性，各部门、各地方纷纷自行清理作为执法依据的法规、规章及规范规范性文件。1990年8月国务院法制局通知要求各地为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做好准备工作；要进一步抓紧进行规章和具体行政行为的清理工作。各地要尽快对自己制定的规章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在清理的基础上对各种有问题的规章做出相应的处理。②在国务院的部署下，各地纷纷清理自己制定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如广州海关，为贯彻行政诉讼法，清理1987年《海关法》实施以来“关”、“处”二级规范性文件500多件，作废了其中一些没有相应依据、执法中问题较多或内部掌握的业务规范性文件，对依据不足或没依据，但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规范性文件加以修订完善。③事实上，对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清理结果，务部门有了法律、法规或规章汇编，各地方也有了法律、法规或规章汇编。自此法规清理便成为一项经常性工作，行政机关在制定规范性文件之初，开始重视避免与上位阶规范的矛盾冲突，以及同等效力规范之间的矛盾冲突。1990年2月28日国务院发布施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备案规定》也是为了维护法制统一，减少规范之间矛盾突而制定的。2.政府大批培训政府法制干部

行政诉讼法实施前，为了应诉的需要，各级各地行政机关都程度不同地对自己的法制干部进行了有关培训。其中影响最大、最有计划、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是国务院法制局与中国 政法大学合办的“政府法制干部培训班”。从行政诉讼法公布后，三年时间里培训了所有省级机关、计划单列市机关的政府法制干部。培训从依法行政的原理讲起，直到行政诉讼的具体制度、条款分析。由于这个培训班目标明确，针对性强，学员学习吸收非常快，所以每期培训班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这些具有行政法意识，了解行政诉讼意义的干部，就象一粒粒种子播撤在全国各级各地行政机关之中，催化了行政机关的守法执法意识。这类培训对于行政机关提高依法行政的意识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3.政府法制机构和复议机构普遍设立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政府法制机构建设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后，地方各级政府法制机构的建立发展较快，据计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普遍设立了法制机构，或至少有专人负责。政府法制机构是带有综合性、整体性的机构，负有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审查本级人民政府抽象行政行为并向其报告是否合法或适当，承办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工作及应诉工作等职责。④政府法制机构的普遍建立，以及它们推行上述工作结果，必然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行政诉讼大大推动了复议工作，《行政复议条例》1991年1月1日起施行。要求各地建立复议机构。据计省市政府的综合部门都已设有行政复议机构，大部分区县级政府也在政府法制机构中设立复议机构或复议人员。5.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开始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

行政机关这方面意识的变化，首先体现在是否抗拒当被告这一问题上。在起草行政诉讼法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最初许多行政机关表示不能当被告，只可当应诉人。实际上不愿当被告源于几十年来法院是无阶级专政的工具、刀把子的观念，人们习惯于把法仅仅视为刑法，被告就似乎成了有罪人的代名词。但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民商法体系的逐步建立健全，尤其是行政诉讼法实施前后的讨论推动工作，行政机关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已越来越认识到行政诉讼的意义，有的行政机关首长表示，行政机关当被告说明我国的法制有了长足进步，为此我愿当被告，和老百姓平起平坐打官司。

其次，行政机关开始接受败诉结果。败诉是行政机关对行政诉讼的第二大顾虑。似乎败诉后就没有足够权威继续从事相应的行政管理工作了。实际上还是高人一等的思想在作崇，但事实上，行政机关几乎没有对抗败诉结果的。即使是败诉，行政机关还是服从判决的。当然并不说就解决了一切这方面的问题，行政机关请“有权者”出面干预审判，同样是为了避免败诉的结果。所以学术界有人呼吁，不仅要正面宣传，使行政机关接受，而且要有制裁干预的措施，如对严重者判刑，从相反的方向促使行政机关真正接受人民法院的监督。

第三，行政机关开始具有依法行政的意识，这是实施行政诉讼法以来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从我国改革开放始，对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曾有过不小的争论。后来依法治国渐成为不言自明的公论，而随着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宣传及实施，作为依法治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依法行政已为行政机关所接受。计划经济也可称为命令经济，在转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法治建设、立法注重弥补过去民商法的不足，但是由于我国是自上而下的建立市场经济的，行政对企业或其它市场主体无所不在的指导、命令权、转为在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方面发挥作用，政府仍要干预经济，但是在有限、有度的范围内进行。所以市场经济的建立，民主法制的推进，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行政法治。行政法治建不起来，中国的法治是没有希望的。市场经济的建立也会延迟，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机关接受并开始提出依法行政的活动准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当然从接受、倡导到真正实现，还须行政机关乃至全党全社会的努力，但毕竟是朝这个方向前进。这方面的具体体现很多，例如法律、法规、规章实施情况的报告制度，重大具体行政行为的备案制度，行政执法检查制度，重大行政执法问题的监督办制度的建立都说明，依法行政是从专家的口号开始成为行政机关办事的最重要的准则。

（三）审判成就

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开始实施，至1995年6月，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行政案件141949件。案件涉及土地、公安、城建、工商、环保、物价、金融、海关、林业、矿产、税务、技术监督等40多个行政管理领域。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审行政案件136000件，原告胜诉率占37.73%，达到51362件。其中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24933件；占结案总数18.36%，判决变更显失公正具体行政行为的2149件，占结案总数1.58%；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改变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因此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撤诉的24220件，占结案数的17.79%。

第三篇：十八届四中全会法治中国建设的里程碑

敬爱的党支部：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会议议程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历数近年来的“四中全会”，党建向来是主角，党的中央全会也从未专门聚焦法治话题，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定题，意义和影响不言而喻。

尤其是，在同一天，前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接受调查的消息也公布于世。中央铁腕治腐、依法惩腐的决心，打碎了一些人谋求法外特权的侥幸，廓清了诸如“刑不上常委”、“选择性执法”、“象征性反腐”之类的传言，这无异于是法治进步的最好说明。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党纪国法权威不容侵犯，领导干部知法护法，奉法守法，法治原则才能得到保障。“打虎”不是终点，法治昌明的政治生态才是真正的目标。

依法治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由今上溯一百年，梁启超就曾发出过中国何时可以建成法治国家的历史之问。百年来，无论宪政进程，还是民主法制，抑或民权民生，无不历经坎坷挫折。然而，再深沉的暗夜，也终遮不住正义的光芒，人民对法治的孜孜追求从不曾放弃或泯灭。改革开放以来，拨云见日的中国终于行进到了法治建设的快车道上。

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关系，“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到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再到2011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三十多年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和进步，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不仅早已是全社会共识，更成为执政党一贯、既定的方针和目标。

要看到，虽然法律体系已经建构起来，无法可依的问题得到纾解，但“纸面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是经济发展领域，还是社会治理领域，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并没有得到很好实现;一些领导干部目无法纪、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问题，亟需依法依规予以惩处;政法干部的自身队伍建设，也有待加强。

法律的完善，并不代表法治的施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治的目标，在于良政和善治的实现。依法治国，无疑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正因为这样，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也确定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改革任务。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必将以此为依据为今后一段时期的法治建设描绘具体清晰的路线图。

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个历史时期的任务，适逢全面深化改革广泛展开、反腐败纵深推进之际，法治中国建设迎来全面推进的最佳历史契机。

汇报人：xiexiebang

二〇一四年八月一日

第四篇：法治党课讲稿上传范文

增强法治观念 做学法用法模范

授课题目：

授课对象：

授课目的：

主 讲 人：

新常态下基层党员干部要做学法守法用法模范 XX镇各支部书记、机关支部全体党员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法治观念，扎实推进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学法、用法，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XX镇党委书记

2015年7月 主题党课教案（讲稿）坚定信仰

严明规矩

严守法律

新常态下基层党员干部要做学法守法用法模范

导 语

按照县委的统一安排，在全县开展“增强法治观念，做学法用法模范”主题党课活动，活动的目的在于引导党员干部带头学法用法、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形成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尚。

在正式上课之前，我想与大家共同学习两则新闻报道：

一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7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最高检21日表示：从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将开展为期2年的集中惩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涉农和扶贫职能部门、乡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村级“两委”干部、村民小组长、会计等将成为重点关注目标。

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副厅长陈正云表示，此次集中惩治和预防工作，优先查办三种情形的职务犯罪案件：犯罪金额巨大、损失严重的职务犯罪案件；犯罪金额虽不大，但情节恶劣、涉及面广、危害利益众多，易诱发群体性事件、影响农村和谐稳定的职务犯罪案件；惠农扶贫资金审核管理发放或项目审批过程中发生的优亲厚友、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严重不作为、玩忽职守，导致资金被挪用、骗取、套取、挥霍等渎职犯罪案件。

第二则是新华网上的报道：近日，河南省纪委通报10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

2008年6月至2013年12月，郑州市上街区农机安全监理站原站长王朝伟，违规为他人办理农机购臵补贴手续，骗取购臵补贴专项资金73．49万元。2015年6月，王朝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09年至2013年，濮阳县梨园乡后寨村党支部书记金进锋，违规发放低保金，并将部分用于个人消费。2015年6月，金进锋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012年12月至2014年11月，漯河市郾城区商桥镇坡边村党支部书记王广亮、支部委员李堂龙等人，多次利用公款接待及购买赠送礼品，列支相关费用共计54837元。2015年6月，二人被处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2010年5月至2013年5月，兰考县谷营乡岳寨村原村会计魏顺启、村委委员侯纪得，在协助谷营乡政府管理危房改造补助款期间，伙同他人私分国家拨付的补助款19000元，魏顺启贪污数额为3900元，侯纪得贪污数额为3600元。2014年12月，兰考县法院判处魏顺启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侯纪得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2015年1月，兰考县纪委分别给予魏顺启、侯纪得开除党籍处分。

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永城市侯岭乡孟庄村原党支部书记陈超在管理该村征地补偿款期间，挪用公款545．25万元购买理财产品，非法获利20542元。2014年12月，永城市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2015年6月，永城市纪委给予陈超开除党籍处分。

此外，河南省纪委还通报了驻马店市泌阳县马谷田镇农业服务中心原主任宋民军贪污惠农补贴资金案件，信阳市光山县仙居乡财政所原所长付家志套取国家财政补贴案件，鹤壁市鹤山区房管中心原主任薛平安滥用职权、受贿案件，郏县龙山街道迎宾街社区居委会借搬迁之机收受企业物品问题，以及邓州市白牛镇村镇建设发展中心原主任苏红定贪污案件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贪腐案件。

从这些案件中，传递出一些信息：

一是莫伸手，伸手必被抓。通报的这些案件违法行为最早发生在2008年，时过境迁，当事人可能以为万事大吉，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还是东窗事发，对查处发现的问题，不仅给予当事人党纪处分，还要移送司法机关进行依法处理。

二是严肃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将成为下一步反腐败的主战场。最高检为啥要下大气力去拍群众身边的苍蝇？理由很简单，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事形势很严峻，不解决后果很严重。

首先，“小官涉贪”明显。据一些省份的统计，村“两委”负责人案件超过了整个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半数，有的市县更高达70%—80%。

其次，窝案串案严重。如安徽省芜湖市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办的涉农惠民职务犯罪案件中，窝案、串案占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立案总人数的84.52%。

再者，贪污侵吞突出。据报道，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海口市石山镇荣堂村民小组和玉库村民小组多位村干部骗村民签字，侵吞了征地补偿款高达1300万。

在贪腐手段上，有的采取对上虚报冒领，对下隐瞒实情等手段，直接或变相冒领、骗取、套取各项涉农扶贫补助款；有的利用代领、代发补助金的便利，直接克扣、截留、私分涉农资金；有的以虚列户头、重复报账以及收入不入账等方式侵吞补贴资金，等等。

最后，发案环节集中。渎职犯罪与贿赂犯罪互相交织，有的公开收受、索取贿赂，玩忽职守、放弃职责或滥用职权、优亲厚友、以权谋私。例如，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20亿村官”周伟思案曾广受关注，他涉嫌在当地旧城改造项目中和他人共同收受5600万贿赂。

网络上有一篇《中国最恐怖的贪官是谁？》的文章，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路上查车的人员，一旦变贪、变坏，一天之内就可以直接索取数百名司机的钱财，对老百姓造成的身心伤害和留下的心理阴影，远远大于一个厅级干部收受一位老板百万元，对老百姓造成的心理危害。因为，小贪官侵害的客体是不特定的老百姓，是明目张胆的，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不用政法、纪检部门查处，老百姓也清清楚楚。有时候，与其说是贪腐，还不如说是敲诈;而大贪官对老百姓的危害则相对较为隐秘，如果没有查处和曝光，老百姓也许永远不会知道。

三是再次特别提醒，涉及上级专项资金、惠农资金、征地补偿金是高压线，动不得！上述案例给我们什么样的警示与思考，我想作为课后作业题由同志们在日常工作中解答。下面我们开始正式上课。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法治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全会决定中指出，党员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因此，围绕“党员干部要增强法制观念，做学法用法模范”这个主题，结合我们在推进法治型政府建设，以及实际工作中碰到的具体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讲一下：一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什么；二是什么是法治思维；三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什么

在日常工作中，我也经常听到不少干部抱怨、发牢骚，归结起来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现在的法律光管干部，不管群众”；“现在群众工作不好做，群众都懂法，不配合，干部也没办法。”这是法治思维层面的问题，我们简称为“法”的问题；二是“政府现在是弱势群体，啥事都管不了，还啥事都得管。”这是政府职能转变或者说建设法治型政府的层面的问题，我们简称为“事”的问题；三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以及一些干部担心的“媒体一曝光，饭碗都丢了”的问题。这是干部作风层面的问题，我们简称为“人”的问题。

为什么国家出台了这么多的惠民政策，投入这么多的民生资金；为什么生活水平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仍然会有群众仇视政府、仇官、仇富！仍然会发生类似于贵州瓮安、四川什邡、江苏启东、广东乌坎等群众冲击政府的事件。这几起事件，我在2014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党课上，与大家分析过。今天，我想从法治的角度去分析这些问题，我认为，在以下4个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

一是有法不依的情况仍然比较严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有法不依的“短板”效应愈发明显。有的同志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经济社会事务，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割裂开来，把法律制度视为障碍、绊脚石，甚至撇开法律另搞一套，形成法律规定与权力行使“两张皮”。特别是少数党员干部人治思维和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依法办事的意识弱，信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习惯于“拍脑门”决策、“拍胸脯”表态，甚至以“土政策”“土规定”代替法规制度，“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口头”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还有的严人不严己、严疏不严亲、严下不严上，对别人讲法纪、对自己讲私情。这些人“脖子以上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头脑还没有得到法治化武装，身体已进入法治化时代，唯上、唯己、唯众、唯旧，就是不唯法。

二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比较突出。有法不依更多的是乱作为，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更多是不作为。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现实生活中，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因素屡屡影响法律的有效实施，经常出现“明规则”干不过“潜规则”的情况。究其原因，还是我们的党员干部缺少对宪法和法律敬畏，不习惯在法治轨道上用权。

三是政府权责边界不清，越位缺位现象同时并存。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建设有限责任政府，划分了行政权力和民事权力的界限。然而，由于我们自上而下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和社会的习惯认识，政府工作无所不包、无限责任的情况还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下去。一个地方只要一旦出了点事，上级政府不管任何理由，都会追究下级政府的责任，社会大众不管该不该政府负责，都会埋怨当地政府。

在政府职能部门的权责划分上，一方面，一些临时机构执法，其职权和政府常设机构存在职能交叉、权限不清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一件事又有几个部门分别管辖，职权的划分又显得太清太细（如食品安全问题等）。争权夺利的事争着管、有权没利的事推着管、没权没利的事没人管的现象时有发生。四是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还不够强。当前，全社会“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氛围还没有完全形成，法律权威还没有从根本上树立起来。“法不责众”的心理比较普遍。比如，中国式过马路。

另外，党的惠农政策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越来越优惠，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一些群众等、靠、要的思想和欲望，甚至还产生了攀比心理。每到春节、元旦，一些信访老户就到政府要救济，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特别困难，或者说，还有比他们更困难的群众需要救济。

特别是一些群众受到较偏激的社会舆论影响，遇到问题后“信访不信法，找上级不找地方，找主要领导不找一般干部”的观念依然严重，片面认为解决问题“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一闹就解决”，甚至采取一些过激的行为来反映利益诉求。类似的案例在日常工作中发生过多次。2013年10月11日，东梁贡村村民胡某在中心社区务工期间突发脑出血，在市三院抢救无效后死亡，其家属仅仅是担心与工程方达不成赔偿协议，就纠结四五十人直接将尸体停放到市政府。最后，在我们的协调下，双方达成了赔偿协议。

二、什么是法治思维 2.1法治思维的定义

以合法性为前提和出发点，追求公平正义为目标，按照法律逻辑和法律价值观来思考问题的一种思维模式。

作为体行政主体而言，是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

2.2法治思维的层次

法治思维在不同问题和领域的运用包含了不同的层次。概括而言，法治思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一是认知判断层次，即运用法治的概念原理对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进行认识并得出初步判断的层次。人们可以根据法律对社会中的一些行为或现象得出是否合法的判断，例如饮酒驾车是违法行为，这种层次的法治思维，是普通社会成员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具备的。

二是逻辑推理层次，即运用法治原则、规范对问题进行分析判断、综合推理，并得出结论乃至解决办法的层次。这一层次的思维是以通过法律解决个案为主要特征。执行法律职业者的思维多为这一层次。比如，公安机关办案要求程序合法、适用法律要合法。在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中，我们也要求程序要合法、要依法征收。

三是综合决策层次，即在前述法律性的认知判断、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还需要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性衡量，并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决策。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法治思维更多地体现在这一层次上。

四是建构制度层次，即在前面三个层次的思维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抽象，从而能够通过建构或改革法律制度对更宏观的问题提出长远的解决方案。这是最高层次的法治思维，也是高层级的领导干部所应当具备的。

因此，考察法治思维能力的高低，应当按照对象和主体的不同设定不同的标准。群众有群众的标准，干部应有干部的标准。

2.3法治思维的特点

1、强调合法性

2、强调权利义务的统一性

3、强调准确全面性：程序、依据、证据等

4、强调计划性 2.4依法治国的提出

（1）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文件第3条：高度重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意识与能力的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牢固树立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要重视提拔使用依法行政意识强，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优秀干部。

（2）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党员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3）2012年12月4日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4）2013 年2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

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法治思维和法治政府建设是社会管理的需要，中国发展的需要，实现两个100年目标的需要。

三、我们应该怎么办

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型政府、法治型社会的大背景下，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应该怎么办，我想从三个层次来说，一是要坚定信仰，二是要严明规矩，三是要严守法律。

3.1坚定信仰

2012年，中央组织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了一部纪录片《信仰》。这部纪录片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我们作为教材进行过学习，分“只要主义真”、“壮志换新天”、“时代先锋行”３集，通过讲述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优秀共产党员的感人故事，深刻阐述了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70万人。在世界政党史上，很难找到，甚至根本找不到，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践行和坚守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还有什么比生死抉择更大的考验？为什么先烈们能够视死如归，义无反顾？我想就是一种信仰。

在和平时期，已经不用再经历血雨腥风的考验。但是，和平时期，面对物质利益的诱惑，仍然需要我们坚定信仰。特别是要清醒的认识西方普世价值的侵蚀，认识到和平演变的阴霾依然笼罩在我们周围。这一点，在群众路线教育的党课上，我们已经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今天不作为重点。3.2严明规矩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古代在治国理政方面，首先是礼治，后有德治，再有法治。礼治、德治主要是一些不成文、约定俗成的规矩，约束法律框架意外的人的行为。“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从个人品德、人际关系、吃饭穿衣、学习工作，到国家行政、祭祀，都有礼仪规矩进行规范，可以说，礼仪规矩涵盖了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举个例子，逸礼《王度记》（《王度记》相传为战国时期齐国人淳于髡著。它的内容主要是礼节制度方面的规范，已经亡佚。从汉代学者所引用的十则佚文来看，它的内容主要是礼节制度方面的规范。它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的享用、婚娶、祭祀等制度，规定了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度，以及大夫在致仕和放逐时的待遇等）中记载：“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普通人只能坐一匹马的车，士大夫坐两匹马或三匹马的车，中央级高官坐4匹马的车，只有皇帝才可以坐6匹马驾的车。不能说我是养马的，我家里有十匹、二十匹马，我就能套十匹马的马车在路上跑来跑去，按当时的礼仪是“僭越”，违背了礼仪。（2002年在洛阳出土的“天子驾六”）

在现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没有这些繁琐的礼仪规定，但还是讲规矩的，比如，正式开会时，谁先出场，座位怎么安排，谁坐到那个位臵。包括在农村谁家办红白喜事，比如结婚，男方家长坐那个位臵，女方家长坐那个位臵，你坐错了，就闹了笑话，可能婚都结不成了。这些都是规矩，没有明文规定，但做错了，就要受到惩罚。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一个人，没有规矩，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没有纪律和规矩，就注定成为一盘散沙。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需要保持执政党的团结统一。要达到这个目的，不仅需要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需要全党成员的高度自觉，也需要制度约束—这就是纪律和规矩的作用。

2015年4月6日，网络上开始流传一段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毕福剑在饭桌上唱评《智取威虎山》中《我们是工农子弟兵》选段，并且边唱边戏谑。该视频引发极大争议。事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临时机关党委、机关纪委高度重视，认为这不是一般的违纪问题，而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责成中央电视台机关纪委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在全局开展警示教育。也有人以“言论自由”想说就说为毕福剑辩护，以私下场合的非正式语言“不适合做政治定性的依据”为其开脱。言外之意，调侃攻击党的领袖和党领导的军队没什么大不了，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也很正常。

在最近落马的诸多官员中，也有很多不守规矩的。2015年通报22起中管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中，有15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占总通报人数的68.2%。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中组部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反面教材，聚焦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充分证明了中央今年以来强调“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必要性。告诫广大党员干部恪守党纪党规，尤其是一些没有写进党纪党规中的“不成文规矩”，例如个人婚姻变动、配偶子女经商等应该如实向党组织汇报的情况，不能因为没有明文规定就刻意隐瞒，钻纪律和规定的空子。

党章对于党员义务有明确规定：“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对于类似毕福剑的这种行为，群众用更为直接语言形容为“吃里扒外”。

我们党历来强调重视规矩。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的六条规定，是中共中央“进京赶考”前定下的“规矩”：“

一、不做寿；

二、不送礼；

三、少敬酒；

四、少拍掌；

五、不以人名作地名；

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总书记8次强调政治规矩的重要性。

那么什么是党的政治规矩，具体说来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第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第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第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这四个方面中，前三个方面好理解，中国共产党党员也都是中国公民，因此必须遵循国家法律，这毫无疑问；从党员的身份来说，党章等党内规章制度作为硬性的约束，也需要每个党员遵守。而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宣传纪律等在内的“党的纪律”，既然已经明确成文，自然也就成为约束和指南。

那么，如何理解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条政治规矩呢？

这就需要理清“党的纪律”和“党的规矩”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对此有详细的论述：“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

也就是说，从概念的层面，“党的规矩”的外延要比“党的纪律”更大。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不成文的、相对柔性的规矩，同样需要遵守。

政治规矩包括哪些？“政治规矩”确是一个新词，也是理解当下中国政治思路的一个关键词。

新概念的提出，通常有其问题背景。而作为总书记，习近平为什么要提出遵守政治规矩呢？无疑，是因为党内存在不遵守政治规矩的表现。

习近平在《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对于“不守政治规矩”的现象有所总结。比如，在原则立场上，不守规矩主要体现为不能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包括“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甚至是“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口无遮拦，毫无顾忌”。

又比如，在党内团结方面，不守规矩的主要体现，是“团团伙伙”、小山头、小圈子、宗派主义。2013年和2014年，习近平两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党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不能借着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等场合，搞小圈子、拉帮结派、称兄道弟，“宗派主义必须处理，山头主义必须铲除”。

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出现，本质上就是“党内有党”，不仅可能在上情下达、方针执行上打折扣、搞对抗，甚至可能形成“门客、门宦、门附”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上形成一种抱团化、互相支持、互相提携的利益交换关系，使政治“潜规则”大行其道，破坏党的风气和统一。

习近平反复论及的另外一个规矩，就是“组织”的重要性。要有组织、体现组织，就要体现程序意识。

作为党员，组织性体现在哪里？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遵循组织程序、听从组织安排、重大事项向组织请示报告。习近平批评，现在许多干部没有程序意识，“迈过锅台上炕”，或者是做先斩后奏的“事后诸葛亮”。

这种情况，主要体现为“组织意识淡漠、不向组织请示报告”，比如随意外出不报告、个人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不报告等。而这些，往往也是干部出问题的苗头，在近年来落马的官员中屡见不鲜。

政治意识不强、组织意识不强，一个干部就不免目中无人、心中无畏，甚至可能衍生出管不好身边人、擅权干政、干预选人用人、打招呼说情等问题。这都是不守规矩的表现。

可以说，在今天重新提倡政治规矩，其本质就是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内团结统一、重塑党组织的纪律性和约束力，净化党的政治生态。

如何做到自觉遵守规矩？中央已经给出答案，要做到“五个必须”。

一是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听从党中央指挥，不得阳奉阴违、自行其是，不得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说三道四，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具体到镇村两级，就是必须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委保持一致，认真落实党委的部署，不打折扣，不软磨硬抗。

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

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决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不能先斩后奏。

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跟组织讨价还价，不得违背组织决定，遇到问题要找组织、依靠组织，不得欺骗组织、对抗组织。

五是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不得纵容他们影响政策制定和人事安排、干预日常工作运行，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

3.3严守法律

从最近被查处的一些官员的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法治观念淡薄是一些官员丢掉乌纱帽的重要因素。作为党员干部，必须时刻视法律法规为悬在头上的“三尺利剑”，心存敬畏，做到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党员干部提高自身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重点做好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树立法治观念，争做尊法模范。党纪国法是党员干部必须恪守的“警戒线”，不能逾越的“高压线”，也是挡在悬崖边上的一道“护栏”。要在尊法上更加坚定自觉，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强化守纪律讲规矩的意识，严守“红线”，党纪国法明文禁止的，我们决不可为，但纪律规矩没有明文规定或明文禁止的，也要掂量是否符合党的纪律原则，做到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二是强化法治思维，争做学法模范。在法治已确定为党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今天，如果党员干部不学法、不懂法，有的连基本法律常识都不知道，怎么能保证不出事？带头学法，不仅要学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法律知识，而且要学法的原则、原理，学法的价值、精神。通过学习，知道法律授予了什么权力，这些权力的边界在哪里，权力行使的原则、程序是什么，不依法行使权力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等，提高依照法定权限、程序行使权力的素养。我们举个例子，社会抚养费征收，随着群众的法治意识增强，社会抚养费确实存在征收难题，过去可以抓人，可以拆房子、搬家具、办学习班。现在，必须依靠法律进行征收。

三是严格约束言行，争做守法模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党员干部是党和国家政策法律的具体执行者，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形象，其一言一行对一般干部和群众有着巨大的示范效应。因此，我们必须从自身做起，严格约束自身言行，在守法上更加严格自律，带头遵纪守法，捍卫法治，时时处处以宪法法律为准绳，谨言笃行，努力做到不该说的坚决不说，不该做的坚决不做，做廉洁自律、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不牟私利、清白做人的表率。

四是坚持依法办事，争做用法模范。法治思维的养成特别是法治能力的提高，关键靠实践。学法守法，关键是要学会用法，我们必须学会用法治理念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养成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行为习惯，注重用法治思维去分析解决问题，善于引导群众回归到法律层面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时刻以法律为准绳，做到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凡是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第一原则就是按法律办事，有法律规定的，遵循法律规定；没有法律规定的，遵循法治原则、法治原理。同时，要注意剖释个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不断提高自身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五篇：国际象棋在中国发展的六个里程碑

国际象棋在中国发展的六个里程碑

刘文哲

体育竞赛项目、参加奥赛、国家集训队、谢军夺冠、女团冠军、《通知》„

中国的男棋手应该能够刻写未来新的里程碑。

1956年，国际象棋被中国体育行政部门列为正式体育竞赛项目。这是国际象棋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党和国家的重视一直是中国国际象棋发展的强大动力。

国际象棋是思维艺术，是人对科学、艺术、竞技三者认识的结晶。国际象棋的多功能性影响人们对它的深刻认识。尽管国际象棋有以千年计的发展历史，但是对国际象棋的科研价值和教育功能的世界性兴趣不过是近六、七十年的事情。在世界上，各国都有给国际象棋恰当的社会定位的难题。可以想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刚诞生时间不长的新中国，百业待兴，如何促进国际象棋、围棋、象棋的发展，也列入政府的日程。三棋由文化部划归体委领导，或许是受到当时苏联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客观上这个决定相当有利于国际象棋运动的发展。第一，作为体育竞赛项目，国际象棋有了更多的举办比赛的机会，而比赛对国际象棋运动的发展当然非常重要。第二，就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棋手在体育部门，生活条件要好一些。第三，有比较多的国际交往的机会。第四，较少受到意识形态争端的干扰。仅这四个方面的有利因素，足以说明国际象棋列入正式体育竞赛项目，对国际象棋在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

1956年以前在中国只在民间断断续续有一些个人性质的国际象棋活动。1957年开始有了全国国际象棋比赛，1958年有了起步的国际双边交往。1965年12月在中国举行的中苏国际象棋对抗赛上，张东禄和刘文哲分别战胜国际特级大师克罗吉乌斯一局，在八局棋中得五分，得分率62.5%，成绩出色。它表明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国际象棋竞技水平已经有了一定的提高。1975年，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正式加入国际棋联。1977年中国队参加亚洲团体锦标赛。

1978年，首次参加国际象棋奥林匹克世界团体锦标赛。这是国际象棋在中国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它开始了中国国际象棋走向世界的奋斗历程。世界也是从这里开始认识中国的国际象棋。

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国际象棋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大环境。从此国际象棋有了快速的发展，并在世界棋坛占有一席之地。

1980年梁金荣和刘文哲获得国际棋联授予的国际大师称号。这是中国棋手第一次得到国际称号。

1981年11月在中国承办的第四届亚洲团体锦标赛在杭州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国际象棋的国际比赛。

1982年刘适兰打进世界女子八强，获得女子国际特级大师称号。1983年中国男队首次获得亚洲团体冠军。

1986年组建国际象棋国家集训队，这是国际象棋在中国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由中国国际象棋协会主席陈祖德亲自组建的国际象棋国家集训队具有中国特色，为中国国际象棋一个腾飞时代的到来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国家集训队是中国培养国际象棋世界级顶尖人才的摇篮，从这里培养出一大批世界级的高水平棋手，带动整体水平不断攀上新高度。特别是在女子国际象棋领域，出现了世界超一流水平的人才群。外国国际象棋专家不止一次地感叹，中国的国际象棋训练环境十分理想、优越。

1987年陈祖德为中国国际象棋运动攀登世界高峰，提出了“四步走”的发展战略。

1987年、1989年、1991年中国男队连续三次获得亚洲团体冠军。确立了中国国际象棋称雄亚洲的地位。

1988年诸宸荣获女子12岁组世界冠军。当时的国际棋联主席致电中国棋协表示祝贺。虽然这只是一个儿童冠军，但是它预示了中国棋手夺取世界冠军的美好前景。

1990年叶荣光获得男子国际特级大师称号。

1991年，谢军荣获女子世界冠军。这是国际象棋在中国发展的第四个里程碑。它打破了苏联41年、欧洲64年对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的垄断，谢军成为棋史上第7位女子世界冠军。从此中国国际象棋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地展示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

世界冠军的取得大大地提高了国际象棋运动在中国的地位，也成为推动国际象棋空前大普及的激励因素。

1993年谢军卫冕成功。1999年她又重新夺冠。“夺冠、卫冕、冠冕失而复得”，这一国际象棋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三步曲”的实现，使黑头发在国际象棋奥林匹斯山峰巅上飘荡了起来。2000年，最后一届传统赛制的世界冠军谢军又在首届新赛制世界冠军赛上夺魁。

2001年底，中国另一位女棋手诸宸成为棋史上第9位女子世界冠军。她还是自1886年以来，所有男女世界冠军中惟一的一位“大滿贯”冠军得主（集儿童、青年、成年个人和团体冠军于一身）。国际棋联高层权威人士称：“中国在上世纪的最后10年控制了女子棋坛，谢军4夺桂冠，新赛制的2届冠军由谢军和诸宸所获，世界杯冠军许昱华也是中国棋手，中国已经成了女子世界冠军的摇篮，这个格局看来还要延续下去，因为新世纪的开端，中国又诞生新冠军诸宸。” 1994年和1996年诸宸两次获得世界女子青年冠军。2000年和2002年，徐媛媛、赵雪又先后获得世界女子青年冠军。

1998年中国女队获得国际象棋奥林匹克世界团体锦标赛冠军。这是国际象棋在中国发展的第五个里程碑。它标志中国女子国际象棋的整体实力世界领先。2000年和2002年，中国女队连续获得世界团体冠军，光荣的实现了“三连冠”。这个冠军队的成员不是博士生、硕士生，就是在大学就读。这样学历的世界冠军队在世界体坛也是罕见的。近年国际棋联公布的等级分排名榜世界女子前十几位中，中国棋手占了6席，6人都是高学历的：谢军正在北师大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诸宸和秦侃滢、王蕾、王频分别在清华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许昱华在北京大学高年级就读。“棋艺高，学历高”，这在中国体育界独具风光。

1998年底起的近5年来，国际棋联一共举办了8项女子世界大赛（3届世界团体赛、3届世界个人赛和2届世界杯赛），而这8座奖杯无一例外地全部被中国棋手捧走。世界棋坛公认，“中国现象”已经完全取代了前苏联的“格鲁吉亚现象”，中国成为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头号强国。这为国际象棋中国学派的思想理论推向世界提供实践成就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男子国际象棋水平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1998年、2000年和2002年最近3届每次有超过一百个国家参加的国际象棋奥林匹克世界团体赛上，中国男队分别获得第5名、第9名和第5名。这是让许多西欧和北欧国家羡慕的好成绩。因为按照他们的传统，能打进男子团体前16名就算是一流队伍。个人成绩中比较突出的是谢军的教练，现中国队总教练叶江川。近3年来，他的等级分一直稳定在世界前20位左右。他与多位世界棋王交锋，结果基本持平，与多位世界亚军和顶级棋手相遇，战绩胜多于负。叶江川还是2000年、2002年两届世界杯八强和2001年最近一届世界冠军赛的并列第9名。

另外，诸宸的教练徐俊（两届亚洲个人冠军得主）和章钟（两届世界青年亚军得主）近3年来，也各有佳绩，等级分世界排名也都在前50名左右。中国青年棋手卜祥志和倪华的国际等级分2004年都超过了2600。在淘汰制的世锦赛上，21岁的青年棋手张鹏翔淘汰前世界冠军卡尔波夫，爆出世锦赛历史上最大的冷门。

随着男女成绩“比翼双飞”，世界上许多强队都希望与中国队交流。中国与美国、俄罗斯先后签订四年的交流比赛合同。2001年3月，中方在首届中美对抗赛上获胜。2001年9月，梁充在中俄对抗赛上击败世界冠军哈里夫曼，这是 3 中国男棋手第一次战胜男子世界冠军。2002年，中方以20.5:19.5再胜美国，取得中美对抗赛两连冠。

在亚洲，中国国际象棋处于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徐俊于2000、2001年两度荣膺亚洲男子冠军。许昱华于1998年、李若凡于2001年夺得亚洲女子冠军。李若凡和王瑜还在1997和1999年分别摘走亚洲女子青年冠军。中国女队在1999年的亚洲女子团体赛上折桂。

除了洲际的赛事，中国棋手还参加了许多国际公开赛、邀请赛，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张鹏翔在2002年获得利纳雷斯公开赛的第一名，这是中国棋手第一次在世界最著名的公开赛上夺冠。章钟在2003年荷兰怀康齐特级大师邀请赛B组获得冠军，取得参加2004年世界最高级赛事之一的A组邀请赛的资格。中国目前已经有15位女子国际特级大师，分别是刘适兰、吴敏茜、谢军、秦侃滢、王频、诸宸、王蕾、许昱华、徐媛媛、赵雪、宁春红、李若凡、田甜、王瑜和谷笑冰，拥有男子特级大师称号的15人、叶荣光、叶江川、徐俊、谢军（女）、汪自力、彭小民、章钟、梁金荣、诸宸（女）、吴文瑾、卜祥志、吴少彬、张鹏翔、李师龙和倪华。

从1999年起，中国棋手的等级分有了质的飞跃。叶江川、徐俊、彭小民、章钟、汪自力、吴文瑾、卜祥志、倪华先后突破2600大关，进入世界前100名，其中叶江川连续9次在排名榜上稳居20位左右。女子排名榜上，谢军、诸宸、许昱华、王蕾、秦侃滢、王频、等保持在前15名，一国有6个人进入前15名，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1980年中国有国际等级分的棋手只有9人。1996年有60多人。现在，中国有国际等级分的棋手已经增长到238人。2001年10月的一项统计表明，中国棋手的人均等级分名列世界第一位，说明中国整体的竞技水平正日益提高。

中国的后备力量“长势喜人”。1995年徐媛媛在世界少年赛上获得女子14岁组冠军。1996年12月，14岁的倪华在世界少年快棋赛上夺冠，成为中国棋史上第一位男子少年世界冠军。其后，中国少年棋手在世界少年赛上频频夺冠。1997年，赵雪、徐媛媛分别获得女子12岁组、女子16岁组冠军。1998年，王瑜、卜祥志分获女子16岁组、男子14岁组冠军。卜祥志14岁就获得国际特级大师称号，曾经是世界上年龄最轻的国际特级大师。1999年，王玥、赵雪分获男子12岁组、女子14岁组冠军。2000年，谭中怡获得女子10岁组冠军。2001年，谭中怡蝉联女子10岁组冠军，沈阳获得女子12岁组冠军。2002年，谭中怡又获得女子12岁组冠军。谭中怡自2000年至2002年已经3次获得世界分龄组冠军，这也是一个世界纪录。2002年，由王玥、赵骏、周唯奇、王皓、李超组成的中国队获得了世界少年奥林匹克团体赛的冠军，这是亚洲国家第一次获此殊荣。2003年魏晨鹏获得男子12岁组冠军。侯逸凡获得10岁组女子冠军。丁亦昕获得12岁组女子冠军。

自1997年至2003年，在世界分龄组青少年冠军赛的10组别较量中，从团体总分上看，中国连续7次不是第2就是第3，直逼国际象棋王国俄罗斯队。最近的2003年的奖牌榜上，俄罗斯以3金1银6铜列第一，中国队3金1铜列第二。

国家少年集训队自1995年成立，选拔出一批有前途的苗子，其中徐媛媛、王瑜、赵雪、卜祥志、倪华等已经开始在世界比赛上崭露头角。

从1999年开始，陆续在温州国际象棋协会、青岛棋院、上海威海路第三小学、广东澄海市城南小学、江苏无锡东北塘小学、济南齐鲁晚报棋院、邯郸国际象棋协会和苏州第三体校成立了高水平后备人才培训基地（含实验基地），为各地的开展普及打下了基础。2002年，中国棋院与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共建国家少年集训队，对学员进行全面系统地培养。

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国际象棋人口（会下国际象棋的人）呈几何倍数增长。并且“长势”方兴未艾。据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统计，在1991年谢军夺得世界冠军之前，中国国际象棋爱好者约为2、3万人，而如今据商业数据，全国主要棋具厂商在2002年一年内共生产、销售了125万副国际象棋棋子，由此推算，中国的国际象棋人口已超过500万。增长速度之惊人已经引起世界的关注，国际棋联对中国的普及工作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中国国际象棋人口迅猛发展的原因有五个方面，第一，中国棋手在世界棋坛崛起，竞技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提高带动了普及。第二，在中国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中，国际象棋教育功能对学生的智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开发作用显著。国际象棋人口不断翻番的“主力部队”无疑是广大青少年儿童学生乃至幼儿园小朋友。幼儿园掀起国际象棋热是因为国际象棋教育能够对非智力因素和智力潜能起到开发作用。第三，近年来轰动世界的“人机大战”和“网络大战”，展现了国际象棋的科研功能，创纪录地吸引了广大棋迷（特别是有文化层次的和与高科技及新经济接轨的人士）。第四，得益于国际象棋文化交流功能的扎实发展。1956年国际象棋被列为正式体育项目后，每年只有一次全国比赛（有时甚至是两年一次，“文化革命”年代，还中止了8年），双边国际交往则是数年一次。跨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举行的全国性比赛和国际性比赛以及出访比赛，提高到一年10次左右，1995年超过了20次，此后每年平均增加5次，2000年以后则每年平均为50次左右。第五，包括教育部门、企业界、新闻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对中国国际象棋发展的关心。海外华人也表现出巨大热情。例如，新加坡实业家李成智自1992开始捐巨资设立“李成智国际象棋基金”，并建造李成智图书馆作为国家队的训练场所。“李成智国际象棋基金”的款项先后举办了国际特级大师赛、4届北京国际公开赛、11届全国少儿冠军赛、多次教练、裁判学习班，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象棋的开展和普及，成就卓越。多年来，马来西亚的陈振南先生一直是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的顾问和热心朋友，他出资举办的 “陈振南杯”国际特级大师赛已经是世界知名、亚洲最高的顶级大赛，创出了中国本土赛事的名牌，也赢得了国际棋联颁发的总统奖。

2001年2月23日，教育部体、卫、艺司和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联合下发《关于在学校开展“围棋、国际象棋、象棋”三项棋类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这是国际象棋在中国发展的第六个里程碑。《通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明确提出“三棋”进学校的三个“有利于”：在学校积极倡导棋 类活动，有利于青少年学生个性的塑造和美德的培养，有利于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操作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为进一步落实《通知》精神，推动国际象棋在中国的普及，充分发挥国际象棋教育的功能，鼓励和表彰在国际象棋教育事业方面做出贡献的大、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促进国际象棋进学校的推广，2003年4月，在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的大力支持下，在苏州举办了“百校国际象棋进课堂国际研讨会”。《通知》和“百校国际象棋进课堂国际研讨会”的意义非同寻常，无疑将对国际象棋在中国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国际象棋的运动成绩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1991年以来，对谢军获得世界冠军的宣传，一浪高过一浪。而从1998年起，中国国际象棋的成就多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体育报等评选的当年全国10大体育新闻榜。其中，2000年由于世界比赛女子金牌大滿贯（谭中怡获世界10岁儿童冠军；徐媛媛获世界青年冠军；许昱华获世界杯冠军；谢军和秦侃滢获世界女子个人冠亚军；以及谢军、诸宸、许昱华、王蕾组成的中国女队获世界团体冠军）而被列入10大体育新闻第2条（第1条为悉尼奥运会中国健儿金牌数列世界第3）。

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成立国家国际象棋队。

目前在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备案的国内、国际比赛总数，每年约为60项。迄今为止，中国全国性的传统比赛有“李成智杯”、“棋童杯”、“广播杯”、“希望杯”等，参赛的规模也日渐扩大，千人以上出席的赛会不属罕见。这些比赛面向广大青少年爱好者等业余棋手。

专业赛以全国团体赛和个人赛为主。全国体育大会也把国际象棋列入正式项目，比赛形式为25分钟快棋，以利于新闻报道。

自1996年来，中国举办的国际比赛无论从形式和规模上，都比以前更胜一筹。重量级的赛事诸如1999年女子世界冠军赛决赛、1999年亚洲团体锦标赛、2000年个人世界杯、2001年中国国家女队与世界女子明星联队对抗赛、2001年中俄对抗赛、2002年中美对抗赛等，使中国成为了亚洲国际象棋的中心。一代棋王卡尔波夫于1997、1998、2000年三次访问中国，其轰动效应一时无二，不仅吸引了新闻记者的眼光，客观上也给了中国棋手一个近距离观察和学习世界棋王才华学识的好机会。

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棋院非常重视对国际象棋教练和裁判的培训，以适应训练和比赛的需要。其中初级、中级教练员培训班多次，高级教练员培训班两次。刘文哲、陈德、林峰三人先后被国家体育总局批准为国家级教练。现有高级教练十五人。全国裁判培训班和国家级裁判考试近十次。1981年至1988年徐家亮、王品璋、林峰、萧冠军四人先后被国际棋联批准为国际级裁判。1998年到2002年，黄希文、李继祖、李昂、文根洪、殷昊等又被国际棋联批准为国际级裁判。现有国家级裁判近百名。

国际象棋在中国的发展不仅在实践上成就显著，在理论上也有所突破。“中国学派”这个概念最早于1997年由英国权威杂志《国际象棋》提出，西方理论家普遍认为中国棋手思维方式别具一格。刘文哲的专著《中国国际象棋学派》于2001年出版，它详细阐述了“中国学派”的棋艺理论，许多观点发前人之未见，不仅是中国国际象棋成绩的一次总结，更有助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象棋理论体系，树立中国学派的形象。2003年在英国出版了《中国国际象棋学派》的英文版。

国际象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国际象棋书刊在普及和提高两方面都担当重要角色。在中国出版的将近两百种图书中，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林峰的作品特别引人注目。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撰文近3000篇，计约300万字；出版棋艺著作和译作（含合作、合译和主编）60本，计近1600万字。在刊物方面，1991年发刊的、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和蜀蓉棋艺出版社合办的、由高级教练、国际级裁判、高级教练萧冠军长期编辑的《中国国际象棋》，因为发表叶江川、谢军等中国男女国际特级大师们的棋评文章而享誉海内外和具有广泛影响。

国际象棋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与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关心密不可分。从国际象棋开展之初，周恩来总理、陈毅和贺龙副总理就曾经亲自过问国际象棋发展的情况。近年来，李铁映同志始终关心中国国际象棋的成长，并亲自担任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每次中国获得个人和团体世界冠军之后，李铁映同志都接见棋手。国家体育总局一直对中国国际象棋的发展予以高度重视，伍绍祖同志、袁伟民同志都曾亲切接见棋手代表，为国际象棋的发展指明方向。

国运盛，棋运昌！“中国现象”必将风靡二十一世纪。中国国际象棋的明天将更加灿烂辉煌。

(刘文哲注：本文的一些数据引自林峰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