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乡村振兴中的问题

第一篇：解读乡村振兴中的问题

解读乡村振兴中的问题

在思考“乡村振兴”的时候，实际上正确的基本的判断是我国并没有发生“乡村衰败”，或者也没有发生“乡村衰退”。在城乡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即使以农村部门来看，粮食产量和农业产值、农村居民家庭和人均的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的预期寿命等等指标都是进步的。因此，总体上看农村并没有衰败、也没有衰退，乡村在城镇化和城乡发展过程中是在发展进步的。

强调“乡村振兴”，也说明在城镇化和城乡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乡村发展出现了一些现象上的和内在中的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层层交织在一起，对乡村发展、以及对长远的城乡发展和城镇化过程带来不利影响。但是这些问题和困难，有的是“真问题”，有的是“假问题”，需要仔细地加以辨别。

乡村发展最直观的问题是“乡村空心化”，即乡村人口在减少、有的乡村甚至只存留着若干老人。不少村舍空置和坍塌，以及一些乡村出现景观形态的“荒芜”。这似乎显得乡村发展出现了问题。但其作为“假问题”在于，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减少、而且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减少是正常现象，也是必然现象。农村人口减少是工业化的结果，向小城镇地区和向更远的大中小城市的人口转移，实际上带动了农民的收入增长、福利进步和生活幸福，并减轻了乡村发展的压力。可以预见，随着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总人口不久以后也会开始下降，未来乡村部门人口数量的减少还会进一步持续。而农村中部分农地荒芜和农地转为畜牧业用地和林地，本身是农村空间的生态恢复和生态修复机制。在农业粮食生产得到基本保障的前提下，让部分农地恢复为生态地，实际上也有利于农村和国家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乡村人口的“拉力”，造成“人口流失”和“土地荒芜”实际上并不需要特别担心，甚至还是值得高兴的。那么作为“真问题”的，则在于“推力”方面的问题，即乡村部门的发展能力不足、生产力水平低下、资源和生态环境恶劣，不能维持和支持人口的生活，从而推动了人口的导出。乡村中具有生产能力的人口减少，乡村中主要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妇女，恶化了乡村人口结构，使得乡村部门的发展能力进一步减弱。同时，乡村生活中缺乏基本的人力资本和公共资产能力来运行公共生活、乡村发展缺乏组织社会生活和实现基层治理的有效机制。从而带来一种“能力空心化”和“治理空心化”的局面，这些构成乡村生活的“真问题”。也就是说，值得担忧的不是在城镇化“拉力机制”下的乡村人口减少和土地荒芜，而是“推力机制”造成的人口导出，在于乡村发展能力不足和治理能力不足。

在乡村发展中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显著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落后于城镇部门的发展，带来城乡差距的扩大。虽然最近几年统计部门的数据表明，城乡差距有所减小，但是总体上看，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在持续扩大的局面并没有缓解。

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有的也是“假问题”。一些城乡不平衡是“积极的不平衡”。作为发展型经济体，城市工业部门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农村农业部门具有相对落后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城乡不平衡，自然带动了城乡之间的财富生产能力不平衡，也带动了乡村部门向城市部门的人口转移，这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不平衡”，是有利于乡村发展和城乡结构良性进步的不平衡。

但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真问题”，在于一些不平衡是“消极的不平衡”，即不利于乡村发展的不平衡。这些“消极的不平衡”，在发展过程中实际存在着从弱势的农村部门向强势的城市部门的财富转移。城市享受农村部门提供的粮食产品服务、资源和生态服务，但是却没有给农村部门必要的补偿。还有一种财富转移是伴随着人口迁移的人力资本在乡城之间的转移。从乡村向城镇地区的流动人～2.28亿，按照迁移者的人均受教育程度推算，内在则意味着在乡城流动中，农村损失了12.87亿教育人年（城市部门获得了10.47亿教育人年，城镇部门获得了2.4亿教育人年），人力资本的剪刀差甚至比工农产品剪刀差更加显著。二是“以村为壑”，城镇部门将发展的成本、或者发展的副产品转移到农村，例如“垃圾下乡”。在乡城迁移过程中，大量农村外出劳动力进入中老年以后，无法在城市永久居留而返回农村，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转而加剧了农村的养老问题。这也是本来应该由城市部门承担的成本（或者说是基本责任），却转移给农村去承担。三是“以城为槛”，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却难以实现市民化和社会融合，难以有效转化成为城市居民。他们的家庭成员难以随同迁移进入城市，使得他们难以维持必要的家庭生活。大量流动人口在城市生产中创造财富，却没有在再分配机制中得到必要的福利，会进一步??化城乡不平衡。第四是“城市偏重”，在发展过程中的财富积累和公共资源配置，更主要地配置在城镇，在农村的配置却相对不足。当然这种配置的不平衡也有合理性，但是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不平等却有很多不合理的方面。这四种机制构成了“消极的不平衡”，是影响乡村发展和制约城乡结构调整的“真问题”。

乡村振兴中的很多“真问题”和“假问题”纠缠在一起，增加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也可能带来乡村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形成偏颇的理解。总体来说，要避免将乡村振兴和城镇发展对立起来的看法，将乡村发展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城镇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乡村人口减少、乃至土地荒芜，并不必然就是乡村发展问题，而乡村问题的实质是乡村自身的发展能力和治理能力不足，造成人口导出和土地闲置；城镇化过程会产生乡城不平衡的机制，也会产生出有利于农村发展，促进乡城平衡发展的机制。造成不利于乡村发展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不是城镇化的结果，而恰恰是城镇化发展不足，不能实现包容开放的城镇化会加深乡村发展的乡城不平衡，以及破坏城镇化过程中的乡城平衡发展机制。

这也同时说明，为了要实现乡村振兴，自然要进一步加强乡村发展，同时也要重视城镇发展。乡村振兴是城乡之间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整体机制构建。乡村振兴离不开城镇化，城镇化也会积极推动实现乡村振兴。城镇化发展中需要建设现代化的乡村社区，同时建设现代化的城镇部门，城乡实现共同的发展，从而现代的农村地区和现代的城镇地区来共同对接现代社会。这样的道路，可能才是理想的乡村振兴；而这样的未来，可能才是理想的未来的城市和乡村。

第二篇：解读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句话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应注重协同性、关联性、整体性，不能顾此失彼、只抓其一不顾其他。

第一，产业兴旺是重点。产业发展是激发乡村活力的基础所在。乡村振兴，不仅要农业兴，更要百业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三产深度融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志；第二，生态宜居是关键。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美丽中国，要靠美丽乡村打底色；第三，乡风文明是保障。伴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城市文明的扩张，传统乡村文化被忽视、被破坏、被取代的情况相当严重，一些地方乡村传统生活形态、社会关系日趋淡泊，乡村文化日渐荒芜。振兴乡村，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第四，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第五，生活富裕是根本。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总要求，如何理解这个总要求呢？

韩长赋：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的振兴，也是生态的振兴、社会的振兴，文化、教育、科技的振兴，以及农民素质的提升，我们要系统认识，准确把握。

乡村产业、生态、乡风、治理、生活，“五子”登科，内在要求是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推进中，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产业兴旺就是要紧紧围绕促进产业发展，引导和推动更多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旺盛活力。

生态宜居就是要加强农村资源环境保护，大力改善水电路气房讯等基础设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保护建设，保护好绿水青山和清新清净的田园风光。

乡风文明就是要促进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推进移风易俗、文明进步，弘扬农耕文明和优良传统，使农民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农村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

治理有效就是要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让社会正气得到弘扬、违法行为得到惩治，使农村更加和谐、安定有序。

生活富裕就是要让农民有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济宽裕，衣食无忧，生活便利，共同富裕。

推进乡村振兴，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撑上精准供给。必须把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首位，拓宽农民就业创业和增收渠道。必须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体现农业农村优先的原则。必须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保留乡村特色风貌。

第三篇：乡村振兴战略解读

聚焦十九大报告：新时代乡村如何振兴

人民日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业农村如何优先发展？

实现“三不、两零、一全”目标，优化农业主体功能与空间布局

农业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新时代越来越迫切。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表示，要清醒看到，当前农业依靠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方式没有根本改变，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的趋势尚未有效遏制，绿色优质农产品和生态产品供给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优先发展，农业绿色发展是基石，需要加大力度，实现“三不、两零、一全”的绿色发展总体目标。具体来说，就是耕地数量不减少、耕地质量不降低、地下水不超采，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秸秆、畜禽粪污、农膜等农业废弃物全利用。同时从资源利用、产地环境、生态系统、绿色供给等方面，按照中央的要求，将农业绿色发展总体目标细化为到2020年的具体目标和到2030年的远景目标。

优先发展，统筹规划是保障，需要实现农业主体功能与空间布局科学合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 长郑风田表示，要围绕解决资源错配和供给错位的结构性矛盾，落实农业功能区制度，建立农业生产力布局、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利用管控、农业绿色循环低碳生产等制度和贫困地区农业绿色开发机制。

优先发展，需要多措并举协同推进。宋洪远说，在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上，建立耕地轮作休耕、节约高效农业用水等制度，健全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在产地环境保护治理上，紧扣农业投入品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问题，建立工业城镇污染向农业转移防控机制，健全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减量使用制度，完善秸秆、畜禽粪污等资源化利用制度，建立废旧地膜和包装废弃物等回收处理制度。在修复农业生态系统上，推进草原生态保护与恢复，加强水生生态保护修复、林业和湿地养护。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如何完善？ 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专家曾业松指出，这不仅给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了更加切实有力的制度保障，而且通过完善土地承包权，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性质更 2 加充分、更加完善，为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党中央确立的农村承包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制度基础。把农户承包经营权落实到地块，使农户承包地权属更加明晰，农民流转承包地就能更踏实，利益预期就能更明确，农户才能放心流转、稳定流转。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基石。农业部经管司司长张红宇表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就可以不断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不断壮大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农业经营方式实现“两个转变”，即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方向转变。

曾业松认为，当前，要壮大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把小农户经营引入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轨道上来。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如何深化？

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目前，农村集体资产总量规模庞大，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面资产总额（不含西藏）2.86万亿元，村均493.6万元。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涉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情况十分复杂，改革要把握原则，稳中求进。目前，全国100个县先行先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逐步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实现这个改革目标，需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目前，全国40%左右的村成立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60%左右的村是由村民委员会代行职能。宋洪远分析，从实践看，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方向。这个新型集体经济，新在不是传统的“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而是集体成员边界清晰、集体产权关系明确的股份合作经济。

需要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宋洪远说，这个经济运行新机制，新在要坚持市场导向，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盘活集体资产，创新集体资产运营管护机制。需要全面激发农业生产要素的活力。唤醒农村沉睡的资产，才能有效推进现代农业和新型农村建设，才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目前，在农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49.5%，家庭经营收入占比35.9%，转移性收入占比11.0%，财产性收入占比3.6%。需要形成有效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治理体系。郑风田表示，要落实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和对集体经济活动的民主管理权利，形成有效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的治理体系。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已经明确，要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按农民的意愿办，整个改革都要体现农民参与和农民受益。

财新记者：中国经过三十多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乡村“空心化”、衰败不堪，近年来成为广为关注的社会现象。这次，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该如何理解？

刘守英：乡村振兴，这是一个战略性的提法。为什么提这个概念？我们过去对农村的公共政策，基本上是围绕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村的需求来制定的——城市需要农村提供粮食和原料，这样基本就变成了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导向的农业战略，整个农村的发展就变成了农业的发展。农民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农产品。由此导致整个乡村、村庄被忽视了。我们讲的“三农”，基本上就变成“农业”的“农”，“农民”的“农”主要是被带着的，讲怎么增收。并且，农业又窄化成粮食农业，农业就没得搞，人都往外跑。城市导向农村公共政策的结果就是村庄凋敝。城市化带来一部分村庄衰退、消亡是正常的，但在当下中国，整个村庄普遍破败，有的地方死寂一样地没有希望，这是不正常的。实际上，中国乡村问题是农业、农民、农村三者缺一不可的。后来开始搞“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才开始有村庄的概念，但整个村庄向何处去的问题仍没有解决。

其中，必须要面对的是乡村现代化问题。过去，乡村的现代化是被无视的，政策花了那么大的功夫，主要一头围绕农业和农民增收，另一头围绕要素怎么快速地配置到城市，乡村本身如何现代化，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乡村的现代化不解决，乡村何处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

十九大在原来提“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这里就有了乡村现代化的概念。施行乡村振兴战略，是对原来对村庄重视不够的弥补，体现了中央对农业农村定位的再思考。

这个定位不再是，农村仅仅是为了服务于城市，农业仅仅是为了服务于工业。乡村要振兴，还需要乡村治理等一整套制度的跟进。村庄的治理制度该如何完善和支撑乡村文明、乡村稳定和乡村发展？十九大报告对农村政策的总体表述，落到乡村振兴，既顾及到我们现在乡村的现实，也预示着我们下一步要调整相关制度。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核心是，人、地、资本，如何实现融合？

一方面，对于回流的农民，要考虑回流地（城镇）的产业集聚发展，以及住房市场的供给等问题，让他们能够安家。另一方面，由于代际差异，很多“农二代”已经离土不回村了，生活方式完全是“城市化”的，政策要顺应这个趋势。

要让农民在流入地待得相对体面。除了稳定就业，还需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包括给他们提供住房保障、解决“农三代”孩子的教育公平问题。“农一代”的问题是在城市有没有工作，“农二代”问题是融入城市，获得相对体面的生活。“第三代”的问题是公平的问题。如果孩子教育不解决，我们就会留下来大量非常棘手的“农三代”问题，这件事非常急迫。

而城市化的人口能不能在城市留下来，则牵涉到土地问题，土地的配置、供应方式等，都需要相应调整。过去，城市对农民进城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一亿多的人口在城市中难以一种体面的方式待下来，这对城市来讲也一个很大的治理问题。

接下来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合法合规地让这一批农民移民在城市体面地待下去。这群人中很少会有人去购买商品房，住房保障也很难公平地将一亿多人全部涵盖。目前，已有13个城市开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租赁房的试点，实际上是为了解决相当大批难以通过商品房来获得住房的人的需求，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

与此同时，资本也在流动。城市里老的经济活动回报在下降，未来的城市发展取决于创新的经济活动，老的经济活动会往城乡交界处迁移，带来产业的空间重构。乡村的经济 活动也在转型升级，农业的功能、形态、商业模式等正在发生变化，市场在扩大，吸引着资本下乡。

中国未来很有可能的是，通过城、镇、乡村三者功能的分工，来调整城市的形态：城市就是知识密集、产业升级的地方，而乡村则是文化的、乡土的、健康的、休闲的、历史的；在城乡之间还会有连接城市和乡村的“驿站”，这个地带会产生产业重构的空间，有些会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小镇。

在产业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土地资源配置对资本在城乡之间寻求投资的方向、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亟需土地制度改革，资源配置不仅要考虑到城市，更要考虑到如何满足乡村出现的新业态，要调整城乡土地权利体系来支持城乡互动。

第四篇：最新乡村振兴战略解读

最新“乡村振兴战略”的解读

2017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并清晰划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列入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八项”重点之一，再到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面部署，进一步彰显乡村振兴战略在新时代“三农”工作中统领作用。

下一阶段，各地、各级政府将在《新农村建设规划》、《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再做《###乡村振兴规划2018-2050》。

为规范表述，简化前期政策学习过程，特编本文。一、十八大以来，“三农”领域取得的4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贯彻新发展理念，勇于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

1、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进展。粮食生产能力跨上新台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取得新突破，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取得重大进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玉米、大豆、棉花等重要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效。

2、城乡发展一体化迈出新步伐。农民收入增速连年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和养老制度开始并轨，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达到新水平，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农村水、电、路、气、房和信息化建设全面提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展开。

3、脱贫攻坚开创新局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落地生效，66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

4、农村社会焕发新气象。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更加融洽，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三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我们党“三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过去5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科学理论，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并深入贯彻到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中。

一是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为“三农”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二是坚持重中之重战略地位，切实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

三是坚持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四是坚持立足国内保障自给的方针，牢牢把握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 五是坚持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新活力； 六是坚持绿色生态导向，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七是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广大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八是坚持遵循乡村发展规律，扎实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意义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三农”工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必须立足国情农情，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 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

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基本原则：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七条“必由之路”

一是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要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健康乡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逐步建立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定居，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二是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壮大集体经济，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

三是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实施质量兴农战略，加快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不断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

四是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以绿色发展引领生态振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

五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齐抓，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行动，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六是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严肃查处侵犯农民利益的“微腐败”，建设平安乡村，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七是必须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瞄准贫困人口精准帮扶，聚焦深度贫困地区集中发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强化脱贫攻坚责任和监督，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精细的工作，坚决打好精准脱贫这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攻坚战。

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支持

（一）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

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农产品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放管服”改革，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要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发挥科研人才支撑作用，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人士投身乡村建设。要开拓投融资渠道，强化乡村振兴投入保障。

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

（二）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工业农业一起抓、坚持城市农村一起抓，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公共财政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

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要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要加强“三农”工作干部队伍的培养、配备、管理、使用，把到农村一线锻炼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形成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的用人导向，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工作队伍。

要强化乡村振兴规划引领，制定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部署若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从容建设，不追求速度，更不能刮风搞运动。

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在研究制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估计不久就会颁布。

第五篇：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解读及建言

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解读及建言

十九大对城乡关系问题和“三农”问题形成了新的认识，作出了新的表述。如：不再提“新农村建设”，而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虽然继续要求“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但也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再提“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而强调“城乡融合发展”。一系列新的概念体现了新判断、新决策。

十九大报告是在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任务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这个决胜期是指“从现在到2020年”。但是，决胜期内要坚持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都将延续到从十九大到二十大这个“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延续到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整个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体现了推进中国特色乡村现代化的雄心壮志。

乡村振兴战略何以为“战略” 在十九大报告中，除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实施的上述七大战略，还提出了其他不少“战略”，如就业优先战略、健康中国战略、食品安全战略、人口发展战略等，但包括乡村振兴战略在内的七大战略显然具有突出地位。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在于：

首先，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十九大对当下我国所处时代状况的判断，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当下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十九大报告在列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时就明确讲到“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所列举的其他问题在乡村中往往也更为突出，如：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等等。按照十九大“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包括精准脱贫在内的攻坚战等要求，这些都是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来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

其次，有助于推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向乡村区域深度延伸。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个总要求，与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相互衔接的：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对应的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宜居对应的是生态文明建设；乡风文明对应的是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治理有效对应的是政治建设。

这五方面建设虽然也一直在乡村区域展开进行，但总体上还是薄弱环节。如生态文明建设，现阶段主要针对的是工业化进程中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和改善工业生产方式，使之能够与生态环境和谐友好。但从长远和全局看，我国生态资源更多分布在城市以外的乡村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许多重大举措、重大项目等等，主要将在乡村区域实施。在作为未来中国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前边有五个定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乡村振兴战略必将承担越来越重大的责任。因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迫切需要以乡村振兴等战略举措来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

第三，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空间布局从城市向乡村延伸。在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七战略中，唯独“乡村振兴战略”是就现代化建设的空间布局而言的。这是因为，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核心的任务是工业化，主要是在城市中开展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标志着我国将制定实施乡村振兴专项战略规划，在乡村开辟现代化建设的新战场，乡村将成为现代化建设新的重点区域。“战略”一词，界定和凸显了“乡村振兴”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中共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工业化基本实现”。在当下工业化历史任务即将完成的时候，转而加快乡村现代化建设，是历史的必然。

城乡融合发展将开启城乡关系新时代

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乡村将与城市平起平坐。

选择使用“振兴”一词意义非凡。“振兴”乡村和“振兴中华”的意思是一致的，突出了乡村振兴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只有乡村“振兴”起来，自强、自立起来，才能形成与城市平起平坐的地位，就像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样。

“乡村”一词也很有意义，它体现了调整现有城乡关系的指向。乡村不是城市的附属物，与城市相对应的是乡村而不是农村，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不仅仅是城市与农业的关系。乡村不仅是农业发展的区域，它是人类重要的生存空间，与城市同样重要。未来的城乡关系是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必将具有并且保持和城市不同的独特价值。提出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表明乡村的振兴取决于乡村自身，乡村人必须真正成为乡村发展的主体，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力量。

其次，完成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任务。

城乡二元体制是我国现代化起步阶段规范城乡关系的制度安排，其主要特点，一是将现代化建设的资源集中在城市。由于中国现代化起步晚、底子薄、资源少，中国只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城市，用于发展工业化。二是以农业积累投入工业和城市建设，以农村农民服务工业和城市建设，由此形成了主要是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格局。比如国家以考试制度和户籍制度，将农村人口中素质较高的新增劳动力选拔出来，安排在城市工业领域；以人事制度和户籍制度，将领导人才、管理人才和各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才集中在城市；以劳动力市场制度，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吸引到城市，成为“农民工”，等等。

尽管城市对农业、农村、农民也起到了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总体上“三农”也都受益于城市化和工业化，但乡村发展普遍滞后。早有相关文件提出要解决城乡二元体制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任务并不容易完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最终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让城乡不再分隔，而使城乡融合发展、良性互动。

第三，加强“三农”工作的立足点将回到乡村和“三农”自身。

由于长期以来城乡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基本上是服务于工业化、城市化，以致国家的农村政策叫做“惠农政策”，用于乡村的资金叫做“支农资金”，明显体现了国家政策立足点的偏颇。事实上，城乡二元体制也是统筹城乡发展，但它只是为城市而统筹。很长时间里也一直在“建设新农村”，但基本出发点是服务城市和工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后，将不再是要以加强“三农”工作来解决城市问题、工业问题，而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自身。

无疑，乡村振兴也并不仅仅是为了乡村自身的振兴，而是为了城乡发展的相对平衡。十九大明确要求“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显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不是要在城市单兵独进之后再让乡村单兵独进，而是要二者协同推进、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因此，城市也必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进程中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意味着各方面资源将回流农村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首先意味着，资源将不再主要从农村流向城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将推动城市和工业反哺、回馈“三农”，根本改变城乡二元体制下资源几乎是单向流向城市的状况，形成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如果说现阶段资源从城市流向农村还是涓涓细流，那么不远的将来，则有望形成滚滚洪流。

当然，国家制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体专项规划的时候，应当根据和适应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根据农村居民的实际需要，引导各方面资源有序流向农村，形成城乡发展的优势互补、互利双赢、有机融合。并且，乡村振兴战略是七大战略之一，并不是孤立的，这些战略应当也必将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形成整体合力，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更多支持。

其次，“农民工”现象将最终消除。

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成为雇佣劳动者，却因为户籍在农村而不能改变农民身份，虽然他们为城市工商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却不能落户在城市；虽然由于其工资性收入高于农村务农收入而改善了家庭生活，却因为离开家乡、与家人分离，造成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三留守”问题。这些在我国已经存在三十多年的社会问题，终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而得以终结。

这是因为，原来农民工进入城市是因为城市工商业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这种就业机会是农村中所没有的，而现在资源回流农村，将给农村中农业转移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令他们可以不再到城市工作也能够取得较高收入；原来农民工进入城市、想要落户城市，是因为优质教育、医疗等等资源集中的城市，他们只有到了城市才能分享到这些现代化建设成果，现在资源回流农村，在农村中也有与城市相对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他们也不必非要到城市落户。

所以对农民工来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意义可能在于，让他们可以在进城还是留村之间主动做出抉择，而不必继续作为农民工在城乡之间长期来回奔波，“三留守”问题也可以随之消失。农村人口的基本稳定而不再大规模流动，必将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创造前提和有利条件。

第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成为资源流向乡村区域的重要载体。

十九大报告没有提“新型城镇化”，但“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部署，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至关重要。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必将让夹杂在城镇之间的乡村受益，这些城镇与城镇之间的乡村也必将“协调发展”，从而在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资源向乡村的流动，特别是城市人才资源向乡村的流动。因此，一方面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另一方面也应当制定实施城市居民进入乡村、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城市人口有序落户农村的政策措施，乃至上升为法律，从而也“加快城市转移人口农民化”。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条件下，形成城乡之间人才、人力资源双向流动，是历史的必然。

第四，国有企业应当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特别是老国有企业，是利用农业积累和工农产品剪刀差投入建设，靠农村市场支撑发展起来的，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候，它们理所当然应当拿出资金和人才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按照对口帮扶的经验，可以安排大多数国有企业与主要是欠发达乡村特别是中西部的乡村建立帮扶关系，以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意味着农村中农业和非农产业都将加快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义首先在于，乡村区域的贫困现象将最终消除。完成脱贫攻坚的历史任务，应当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起点和前提。十九大进一步要求“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展示了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坚定的决心。即使还有深度贫困的人口仍然处于贫困的边缘，他们也必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进程中最终走进共同富裕的行列。

其次，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将大大增加。“农村”的本意是从事农业的农民集中居住的地方。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随着农业不再是乡村区域唯一产业，这一定义将迅速改变，这或许是十九大将农村区域发展战略命名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产业兴旺”的要求，按照“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农业现代化，还要农村现代化。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国家将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基础上加快农业现代化。

但要实现农村现代化，不可能只发展农业，还将发展其他产业并且达到现代化的水平。十九大报告也已经明确提出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这就必然要求大量农业专业人才和非农专业人才进入农村。仅凭现有农村中被城乡二元体制抽选剩下的人口，不仅难以承担农业现代化建设任务，更不可能承担农村现代化建设任务。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国家将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引导农村以外各方面人才参与农村现代化建设。

第三，污染项目将被清理出农村。“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意味着一些已经造成农村污染的项目将被清理出农村，同时必须坚决禁止任何可能带来污染的各种项目特别是工业项目进入农业和农村。这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的必然要求。“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也是国家战略任务。在制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政策措施时，必须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划出明确红线。农业发展中的污染问题，包括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将加快获得解决。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是与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完全不相容的。（面源污染是相较于企业排污造成的点源污染而言。农业面源污染，指农田中的泥沙、营养盐、农药及其他污染物，在降水或灌溉过程中，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壤中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进入水体而形成的污染。——编注）

建立健全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更多需要改革的制度是在顶层设计方面。

比如，把优质教育资源、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布局在城市的制度安排，等等，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顶层设计，在许多人看来早已经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必须转变观念，一切不利于乡村振兴的，对农民来说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安排、政策措施都应该逐步清除。同时，十九大要求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等，都将在新的农村改革中形成制度保障。十九大提出“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这样的改革要求，将在深层次上推进地方和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激发地方和基层创新发展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从而加快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

尽快修订原有涉农法律，制定新的涉农法律。十九大宣布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累计将达到75年，这需要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关系及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等加以法制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关系确定以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原则已经将农村承包地所有者集体组织成员固定下来，从而为实行农村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奠定了基础。循着承包地三权分置的思路，国家也应当对农村宅基地实行“三权分置”，可分为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上房屋居住权。国家应修订《土地管理法》，将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法制化，并且明确规定自新的法律生效时起不再给农村新增人口提供宅基地，从而将农村宅基地使用者集体组织成员固定和封闭起来。同时，明确房屋居住权可以流转、转让，乡村新增人口和外来人口可以以购买或租用的方式取得房屋居住权。这样才能为城市人才进入农村打开通道。

在此基础上，国家应尽快制定《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法》，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法制化。应当明确农村土地产权为特定农村居民集体共有：农村承包地为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的承包人集体组织成员共有；土地承包期间所取得的承包地经营收益归承包人所有，但承包人应当向发包方缴纳租金。应当明确：农村宅基地为已经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现有行政村村民小组的农户共有，宅基地使用人应向本行政村村民委员会缴纳使用金（应当与城市居民住宅使用国有土地一样，期限为70年）；宅基地上房屋居住权可以出租或转让，收益归宅基地使用人所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为现有行政村村民小组成员共有，取得的收益归现有行政村村民小组成员共有，等等。

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教育事业优先发展融合起来

两个“优先”融合起来就是振兴乡村教育。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三个“优先”：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实行就业优先战略。三个“优先”都与乡村振兴战略有关，最紧迫的应当是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结合起来。相较于工业，农业和农村其他产业之所以落后，最突出的原因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整体较低；相较于城市，农村落后的要害是教育发展滞后。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最重要的就是要改革导致人才资源单向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制度，改革将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的制度。

国家应制定政策措施引导城市高等教育资源、优质中小学教育资源向乡村区域流动。现阶段我国优质教育资源主要布局在城市，而农村区域不仅没有高等教育资源，优质中小学教育资源也严重匮乏。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它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分布则比较均衡，相当数量的名牌大学都建在小城市、小城镇，乡村人口可以方便分享到这些资源，这是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宝贵经验。现阶段可以以在一部分地级市、县城、建制镇规划建设一批我国现有名牌大学分校区、名牌中小学分校区的方式，逐步从城市向乡村区域输送和转移集中在少数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和高等教育资源，从而实现乡村教育事业跨越发展。

同时，可以按照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相关规定，引进国外名校合作办学。这一规划应当充分考虑最广大农民群众的需求和农业农村未来发展的战略布局，将一些城市“名牌中学”的分校区直接安排到乡镇，将一些城市“名牌小学”的分校区直接安排到中心村去。在许多边远地区特别是山区，可以把已经撤并的部分小学校恢复起来。应当把教育资源送到农民中去，而不是让农民子女集中到城镇。应当让人口比较集中的中心村及一部分行政村乃至自然村，通过优质小学教育资源的重新布局恢复生机活力。国家教育部门应制定实施为农村中小学引进国外师资的专项计划，比如可以推动条件适合的农村中小学从欧美国家引进外语教师。

为了支持帮助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可在东部一部分发达省份汉族学生占多数的中小学开设维吾尔语、藏语、蒙语等少数民族语言选修课程，为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可以从上述相关地区引进语言教师，这也是为这些少数民族教师提供到发达地区学习的机会。这应当成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一项战略性措施。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意味着加快村民自治制度建设

十九大有关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要求为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带来了机遇。

在乡村治理上，十九大强调“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样，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排在了乡村治理体系的首位。这和十九大报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人民群众要求什么的分析是一致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这里“民主”也排在首位。并且十九大报告也明确要求“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里在治理方面强调的是“治理有效”，体现了十九大报告的务实精神。无论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必将极大地促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乡村振兴将促使作为村民自治主体的农民和作为村民自治场所的农村得以稳定。现阶段我国村民自治中存在着三方面突出问题。一是大量村民进城务工，乡村中常住人口大幅度减少，使村民自治的主体严重缺位。在国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将取得应有的城市公共生活参与权，以替代他们在农村村民自治中的各种权利；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条件下，留在农村的村民将逐步稳定下来，稳定地、常态化地开展村民自治。二是由于农业转移人口大量进城落户，使许多地方的村庄变成“空心村”，需要尽快调整合并、重建乡村。乡村振兴战略将促进现有行政村、自然村的布局调整，让现有行政村、自然村中留在农村的人口集中起来居住，规划建设许多中心村，让这些中心村在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区域的同时，也成为扎实推进村民自治的基地。三是由于农村居民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比例很低，村民的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村民自治水平质量难以提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引导较多城市人才进入乡村的条件下，让农村外来人口参与村民自治，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也是保障农村外来人口民主权利的必然要求。这些都将是加快村民自治制度建设，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难得机遇。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过程中，应当为每一个行政村配备一名律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曾要求“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普遍设立公职律师，企业可设立公司律师”。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时，为每一个行政村配备一名律师，也作为法律顾问，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建设美丽中国意味着乡村将更加美丽

建设美丽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将逐步改变乡村面貌。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在农村更加严重，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比城市更加任重道远。但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等等，不仅乡村区域责任更大，而且受益也会更多。

勤劳智慧的中国农民早已经创造了许多美不胜收的特色民居和传统村落。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特别是随着“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部署，农村居民必将迎来更美好的人居环境，未来的中国乡村一定会成为吸引人去居住生活的地方。引人关注的是，2017年11月20日召开的十九大后第一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并且明确要求：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动员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强化各项举措，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同时保护、保留乡村风貌。美丽乡村的美好前景令人憧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落实到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必将带来中国传统乡村文明的复兴。现阶段城乡二元体制还在阻碍各类“文化人”进入和落户乡村，在不断推动城乡制度深化改革的基础上，当现代文明和传统乡村文明有机融合，当十九大提出的“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这里显然特别是指广大乡村区域）、“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的目标实现的时候，中华文化一定能够在乡村生活中展现出魅力和风采。

“三农”工作队伍值得期待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这是希望人们不仅要带着专业知识，尤其要带着感情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或许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与习近平年轻时在陕北贫困农民的炕上睡了7年、与农民结下深厚感情有关，从事“三农”工作的人不一定都要到农民的炕上去睡几年，但不爱农村、不爱农民，要做好“三农”工作、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也不可能。

那么，如何壮大“三农”工作队伍？十九大报告要求“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这主要是针对在职的“三农”工作者而言的。其实还有一块人才资源也可以开发利用，就是城市退休人才资源。事实上，由于多方面原因，现阶段城市退休人员回流乡村的需求日益强劲。国家可以根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引导一部分城市退休人才如城市大中小学校退休教师和退休医护人员到农村去。可设立专项基金，规定凡城市大中小学校退休优秀教师自愿服从分配到农村中小学校任教、退休优秀医务工作者自愿到农村乡村医院、卫生室工作的，给予一定数额的津贴；凡参与此项计划三年以上者，可以在当地落户养老，由当地政府提供免费公寓住房。

同时，可根据一些学者的建议，优先引导原籍在农村的城市退休人才回原籍农村参与乡村振兴各方面工作。现阶段城市知识分子大多来自农村，通常都有强烈的家乡情结，如果他们所在城市政府和原籍地方政府联合制定政策措施加以引导和规范，应该可以动员数量很多的城市退休人才回家乡发挥余热。但仍然应当有选择地安排为乡村振兴战略所需要的人才，如积累了较多人脉资源的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积累了较多财产的企业家、成就较高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等等。这些人才回原籍，会带有更加强烈的感情，他们不仅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更有助于提高村民自治水平和质量。

一批多年来主动回原籍农村或前往农村地区，为发展基层经济和教育做出成绩而受到表彰的人士，如开国将军甘祖昌（1905—1986）和龚全珍（1923—）夫妇、原云南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1927—2010）、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现商务部）驻尼泊尔商务参赞朱敏才和小学教师孙丽娜夫妇等，像这样的人才，应当把他们的自发积极性组织起来，以制度安排鼓励他们回流农村，而不应当让他们的努力长期处于自发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