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完善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途径

第一篇：有效完善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途径

有效完善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途径

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令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建立明显滞后，基于其促进社会形成和谐劳动关系与稳定秩序的重要性，本文由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问题出发探讨了有效的改革完善措施，对巩固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丰富管理模式，提升整体社会和谐性有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1、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现状。

我国养老保险体制创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经过了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养老保险体制迈入了改革进程，并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文件，创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九十年代初期我国确立了基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框架，即以社会保障为主体、辅助实施个人保障，运行模式则是社会统筹及个人账户的有机结合。可以说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实现了质上的飞跃，然而由于始终处于创立阶段，其内含的城市与农村两类体系仍存在较多矛盾，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探讨并制定完善措施。

2、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问题。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存在多层次不足问题，基本养老保险为其基础层次，然而我国基本养老金仍具有较高的替代率，距离既定目标包含一定差距。同时用于基本养老金投资的工具较为有限，仅包括银行存款与政府债券，体现了我国对运营投资环节的重视不足。养老保险体系第二层为企业年金，其呈现出质弱量少及缓慢发展问题。主体原因在于相关配套政策的不全面、各类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社会企业缺乏自主积极性。我国养老保险第三层次为个人储蓄保险，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个人养老问题日益凸显，令我国储蓄性个人养老保险实现了迅猛发展，然而该发展进程始终较发达国家落后许多，主体原因在于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较低、针对保险资金的投资空间有限、渠道狭窄，保险公司销售制度滞后、管理经营水平不高等。另外我国养老保险存在基金管理模式缺陷，现行养老保险体制中主要实施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的结合模式，相关保险实务整体由政府部门经营统管，实行属地所有、属地负责体制，是基于保障支付养老金、基金安全与长期建设资金筹集的措施。然而实践进程中却出现了较多问题，具体体现在运用养老保险基金方式限制过严、银行存款利率较低、通货膨胀现象长生了对债券的不良影响、难以令基金保值、增值等。同时还存在不良挤占或挪用基金等现象。另外经济形势的更新与经济结构的转变对我国现行管理养老保险基金的模式提出全新要求，因此如何解决日益凸显的个人账户空帐现象、管理效率不高、人口老龄化系列问题成为当前完善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重中之重。

3、有效完善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

3.1 构建互动式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险体制。

为合理解决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多层次不足问题，我们应科学实施筹集基本养老基金的费改税体制，利用征税手段内含的强制法律约束力，合理改变当前存在的征缴不足问题。同时我们可将基本养老保险合理纳入财政预算之中，进而严格杜绝、抑制经办机构不良挤占、挪用现象。征税是站在扩大税基角度的依据统一标准面向社会全员的征收体制，因而将有效扩充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及实施空间。再者由税务部门实施对基金的征收并通过财政预算方式进行支付将有效简化中间环节步骤，进而控制管理成本，实现效率与效益的双重提升。在个人账户层面我们应做到实处，首先应在健全体制方面下功夫，实施规范化管理。个人账户应详细记载职工个人各项缴费情况，进而令其做到心中有数，实现鼓励正常缴费目标。完善个人账户建立后，应明确余额部分归职工个人所有，任何部门均不应随意对其进行调剂转化为他类统筹基金。另外我们应通过渠道拓宽合理筹措资金，例如有效提升政府财政投入力度，人性化承担基于旧体制过度到新体制进程中引发的职工养老金缺口，进而合理扩充养老保险整体覆盖面，囊括非公有制与灵活就业员工于养老保险体系范畴中。我国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主体投入手段为购买国债与银行存款，该类以安全为原则、收益第二位的单一化、保守投资模式很难充分满足基金固有的增值保值要求，因此我们需要在安全性基金与收益、流动性基金之间适应性寻求一种全新的平衡点，可将养老保险基金合理投入资本市场中，进而有效提升养老基金安全性、盈利性与流动性，适度降低、抑制投资风险。

3.2 积极引入私营模式于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中。

纵观世界范围内各国成功实践的管理养老基金模式，我们应基于现有公营模式之上合理、积极、有效的引入私营管理模式，令竞争机制逐步建立。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各项事务全部由政府部门经营统筹管理，该类方式令养老基金无法真正实现增值、保值目标，进一步造成了我国企业的过重负担现象，抑制了其竞争力提升。因此我们应合理引入市场机制于社会养老保险领域，科学建立专项管理养老保险基金部门、企业，令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随着实践进程的不断深入待其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后我们可逐步提升管理基金公司数量，逐步引入私营化管理单位，进而实现最大化收益与私营化管理目标。同时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应合理实施以市场化管理为主导、国家行政管理辅助建设的科学模式。基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环境，养老保险主体投资者为企业、国家与个人的结合，其保值、增值环节是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许多国家在实行了养老保险基金市场化运作后便实现了增值保值目标，且促进了养老保障理念、行为的全社会普及。由此可见市场化管理对社会保障基金具有正面优势影响作用，我们应科学采用私营竞争养老基金管理模式，促进其走多元投资、组合优化道路，实现持续的发展与更新，才能确保整体资金系统的良性、高效、稳定运转。另外基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长期负债资产属性，因此我们应将安全管理作为首要目标，通过多样化投资建设巩固安全发展，进而合理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与增值目标。

4、结语。

总之，基于我国现行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存在的问题我们只有本着全面更新、安全有序、创新实践、多元化发展原则构建互动式多层次保险体制、引入私营模式实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才能扩充发展渠道、健全体系，实现保值增值目标，创建和谐社会。

09级工商管理(1)班

石开发 200941410133

第二篇：完善体制机制

完善体制机制

———三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

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环境，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需要把握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同时，也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产生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根源，就是经济体制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机制性障碍。

改革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同坚决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发展的大好局面。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既是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我国生产力发展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技术竞争的迫切需要。

应当看到，我国改革仍然处于攻坚阶段。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解决不少难度很大的深层次问题。深化改革，涉及面广，触及深层次利益调整，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明显加大。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攻坚、锐意进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加大改革力度，着重推进体制创新，争取在一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上取得突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证。

“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求我们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实行有利于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科技进步、能源资源节约的财税制度。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规范政府投资行为。要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健全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改革向纵深推进，改革的成效就愈益充分显现，发展的活力愈能得到增强。把深化改革同贯彻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起来，注重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不断取得重大体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我们就一定能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

第三篇：“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发展与改革”

对话委员、牵手院士之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发展与改革”

2013年10月24日上午1点30分在中央图书馆开展了由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主办，而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承办的“对话委员、牵手院士”——高校英才培训计划，走进华商学院的第三场讲座。这场讲座是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的孙洁教授主讲以“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发展与改革”为主题的演讲。

孙教授为我们讲述了社会保险的经历，重点突出阐述了社会养老保险的整个发展历程，还有各个国家的养老保险的比较。在比较中，突显中国的养老保险，他是结合了两大优点的产物——统账结合。其中，她还点出养老保险的三大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让我们对养老保险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最后，孙教授还为我们解释了社会“五保一金”，为将来踏入社会的我们注入新的知识点元素。社会“五保一金”包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大保险，还有住房公积金。这个是强制性实行普及的，不能换取更多的工资，而且是我们的保障，我们必须谨慎。这对我们有切身的利益关系，让我受益良多。

第四篇：社会管理创新完善行政问责制途径

社会管理创新完善行政问责制途径

【摘要】在现代民主社会中，问责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管理体制中的基本内容，其本质在于对公共权力予以有效监督并对权力行使中的过失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最终目标是保证政府系统正常运行、遏制公共权力滋生腐败以及保障公共利益免受损失。责任观念强烈、问责对象明确、问责程序严格，是谋求行政高效率和社会公信力的现代政府的外在品格与内在约束。因此，将行政问责制视为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厘清其所反映的内部逻辑，明确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探讨制度建构的有效路径，对于规范政府权力运行以及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内容】

一、序论

1.中心论题：社会管理创新完善行政问责制途径

2.写作意图：创新社会管理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与新变化的时代课题。我国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历经上百年所走过的发展之路，社会变革持续深入，不同阶层日益分化，资源流动不断加速，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矛盾，于短时间内在现阶段的我国得到了集中展现。经济社会领域的急剧转型迫切要求我国政府把握时代脉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而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本论

（一）、我国目前社会行政管理制度

社会管理创新完善行政问责制途径要实现，首先应当明白我国目前社会行政管理制度到底面临着哪些问题。

1.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从纵向结构上看，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都存在着问题。目前，中国的管理层次则普遍存在着偏多的情况。从中央到地方，有4到5级的管理层级，这就导致了很多管理职能上的重合以及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这种现象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还带来了大量的超编制人员，给我国的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纵向结构还体现在管理幅度上。管理幅度即一级行政机关或一名行政领导者直接领导与指导的下级部门或工作人员的数目。学者一般认为3-9或4-12个为好。不过，在中国省一级，改革前均管辖70-100个县(市)，为此，自1983年实施地市合并改革以来，增加地级市一个管理层级，试行市管县体制；然而另一方面，在同级政府内部，又往往存在管理幅度偏小，“官多兵少”现象。同时，纵向结构的不合理还不利于政令的畅通，此外层级过多也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地方保护。这些都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障碍。

从横向结构上看，中国的部门结构即同级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平

行分工关系有着很多的不合理。这种现象带来的影响也是严重的。在每个部门各自的工作的范围内，各个部门为了争取好的业绩纷纷各自为战、缺少合作，这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竞争，也消耗了很多无谓的竞争成本；在每个部门职能有交叉的范围内，各个部门又会互相拆台，同时为了避免责任，往往会踢皮球而采用无作为的方式来对待这部分工作，这样，显然会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不利于政府服务社会、服务大众。

2.行政组织编制及其管理混乱。行政组织编制是指法定行政组织的人员定额及职务的配置，必须根据职能的需要来设置即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三定”。目前，我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很多岗位因人而设，编制因人而定，这会导致编制本身过大，而且在编的人员并不一定是该岗位最需要的人。这样必然会使得行政管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还会滋生腐败。同时，由于对编制确定的不严肃，还会带来很多编制外的人员进入行政管理部门。这使得官僚机构越来越膨胀，而根据帕金森定律可以知道，行政机构中的工作数量和人员的数量是成反比的，越来越多的人消耗了纳税人越来越多的钱，却做着越来越少的工作。

3.行政监督明显不足。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行政监督主要由系统内部监督和系统外部监督两大部分。系统内部监督主要包括上级行政机关的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由于每一级行政机关都有自己繁重的工作，所以要求上级行政机关能对下级行政机关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督显然是不现实的。行政监察机关虽然有法律赋予的监察权，但由于监察机关只能处以撤职以下的行政处分，而且由于历史传统、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原因，监察机关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审计机关这些年影响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但由于审计监督只是审计机关依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财政(务)收支、个人收入、财经法纪等方面情况实行的一种专门性审核活动，它的职能范围仅限于财务方面的审核，所以也很难全方位的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督。我国的系统外部监督包括执政党监督、立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司法监督、社会舆论、参政党、政协的监督以及公民的监督。在我国目前的社会情况下，执政党实际上承担了很多行政职能和其他公共权力行使的职能，因此，它不可能把自己完全置于中立的位置去监督行政行为；同样，目前的中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地位还是无法和行政机关同日而语的，它们也很难切实地起到监督的作用；至于社会舆论和普通公民的监督都必须还要借助法律的途径，并不是最直接的手段。可见，我国的行政行为是缺乏有力监督的。

4.行政法制不健全或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我国的行政领域上还有很多法律空白，比如行政审批的手续非常繁琐，而且各地都有不同，这方面就需要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加以规定。较之无法可依，其实有法不依的危害更为严重。我国的行政机关管理人员普遍缺乏依法行政的意识，这不仅极大的破坏了法律的权威，而且也不利于提高公民对行政机关的认同感。

（二）、行政问责制的提出对我国行政制度的重要性

中国行政出现那么多问题，于是行政问责制度便应时出现。行政

责任是近代国家责任政治发展的产物，是“主权在民”及“权力分野”原则的必然要求。在政府系统的运转过程中，“行政”与“责任”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获取权力，必然产生相应的责任;行使权力，必然形成必要的制约。行政问责制正是在“行政责任”上述内涵的基础上演化出的一个新概念。根据问责主体和问责客体涉及范围的不同，关于行政问责制的理解也会产生不同的释义。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种观点:狭义的行政问责制是指针对各级行政机关中的主要负责人，在其任职期间于法定职权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过失没有履行或错误履行法定职责，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利益，或给行政机关造成负面影响和不良后果，进而从行政机关内部予以监督和追究的制度。广义的行政问责制是指社会公众针对政府部门所实施的行政行为进行质询，质询的范围包括明确权力和责任的归属，并形成的常态化、系统化的制度规范。行政责任追究的内容不仅包括政府部门错误或违法做出的行政行为，而且溯及政府系统运行中所表现出的能力不足、推诿扯皮等方面。面对社会公众提出的“合理质疑”，政府公职人员有义务就与其自身职责相关的绩效水平及社会效果接受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因此，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政府部门及其公职人员等问责客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由于没有履行或错误履行法定的职责，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以及政府机关的口碑、信度或效度，甚至损害了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而追究其相应责任的一种制度安排。

（三）、行政问责制在我国遇到的现实困难

行政问责制的构建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公共管理创新的一大特色和重要内容，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形势下是一项不断探索创新发展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能够有效地督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努力工作，全面正确地履行各自的职责，保证政府管理的高效运转，提高工作效率，并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及社会公众对政府管理工作的满意度。目前，在行政问责制建立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难题和困境亟待解决。

1.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失衡，以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问责主体可以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内部对其党员领导干部的问责，或政府行政系统对其内部行政人员的问责。而执政党对政府及其领导的问责在本质上因包含在同体问责之内。所谓异体问责的主要内容是指涉宪主体之间的问责制，其中包括人大、民主党派、新闻传媒、法院等对政府的问责。就我国目前问责的实践情况看，我国问责主体是以同体问责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异体问责的重要性。因此就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和弊端，比方说可能导致官官相卫、暗箱操作等严重问题，使行政问责沦落为流于形式，没有实质意义，从而就难以做到真正的问责。鉴于此，我国当前缺乏的就是异体问责。因此必须要加强异体问责的力度，能够切实地起到维护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例如，建立对不信任官员的投票制，主要负责人的引咎辞职制，弹劾制等一系列的惩罚机制，要增加监督机制的创新手段，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通过一揽子的举措，让行政问责制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能够真正奏效。

2.行政问责制度的缺位

“运动性问责”、“政策性问责”、“人治式问责”等是我国目前实施行政问责制的主要方式，可以看出带有大量的人治色彩，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责任追究制度体系，因而也就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惯例和传统。当前，我国适用的行政问责制的法规条例甚多，见诸各级党组织、政府的相关政策文件里，但这些文件条款大多是零散的，没有形成体系，也就不具有统一性。同时，法律条例中涉及行政问责制的条条框框很多，但是具体到实际事例的问责却显得模糊不清、笼统抽象，所以执行难度大，缺乏可操作性和可应用性。这样就严重影响行政问责的顺利进行。

3.行政信息缺乏透明性和完整性

行政信息的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信息的非对称性。在我国，大部分的信息资源掌握在政府部门手里，政府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公开，社会公众缺失知情权，行政问责就无从谈起。政府信息不透明，信息公开度不高，问责主体缺乏知晓权，导致行政问责难以实现。二是行政信息公开的不完整性。要问责行政官员的行政过失或行政不作为，必须首先要获得相关信息的第一手资料，然而政府部门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公布信息的过程中只发布一些关于自身功绩的信息，或者一些无关紧要的资料，对政府过失的信息避而不谈或者较少发布，即使发布，透露的信息也反映不了实际情况，这种行为其实是愚弄社会公众和欺骗上级的不正当行为，由于此种行为使行政问责难以有效顺利开展。

4.问责的监督体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实践中存在的行政体制内自查自纠的“同体问责制”，出现问题后由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这种做法会让下级看到只要对上级负责就可以了，形成“怕上不怕下”的现象。政府部门即使处罚某些行政失职者，给其降职、免职或者责令辞职等一些程序也不为社会公众知晓，这就难免保证问责结果的公正性，这是由行政问责缺乏有效的监督所致。在很多的情况下，即使规定了监督部门，但在我国特殊的情况下，有的行政系统内部设置了监督机构，也只是形式。因为一个系统的监督机构和行政执行机构虽然是两个部门，但是是一套人马，不可能自己监督自己。这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和体制支撑。

（四）、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途径

有效地实施行政问责制，就要从整体上完善政府的问责体系，建立问责主体的责任约束机制，采取各种有效积极的措施，全方位地保证问责机制的顺利运行。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

1.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在继续充分发挥行政系统内部同体问责主体作用的同时，要积极探索发挥对外部系统的行政机关和领导进行问责的各种社会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作用的途径，尤其要发挥新闻媒体的特殊问责作用，也即是强调要加强异体问责的作用，切实实现人大对政府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

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人民法院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从而有效地实现行政问责，监督行政权力的有效行使，防止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或误用权力。同时，要加大对“问题官员”的惩罚力度，严惩那些事故官员，应该制定惩罚机制。

2.加强现有的行政问责制度网络化建设

面对各地党委和政府的一系列过时或没用的行政问责制度，要进行一次系统地全面地清理工作，废除过时的问责规章制度，保留相对有实用价值的法律条款，确保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制定的有关行政问责制度的效力、适用范围等明晰化，同时，适时制定全国范围内统一使用的“行政问责法”。加强行政问责的制度制定、执行、监督及信息反馈等制度网络化建设。针对各地的特殊情况，各地方政府部门在中央行政文责法精神的指引下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地的行政问责制度。另外要加大明晰问责条款的细化工作，如：问责的对象、范围、主体、客体、责任认定、期限等，严格准确地制定问责程序，制定可操作性、有实用价值的问责法规或规章，确保问责制度的权威性。

3.建立健全政府行政信息的公开机制

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国家颁布的《条例》为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提供了信息条件，也为问责主体获得政府行政信息提供了法律依据。各级政府要转变观念，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是不包括政府信息是否公开、公开的方式以及公开的范围，政府公开信息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各级政府必须依据《条例》要求依法公开行政信息，主动提供各种信息的获取渠道，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主要包括举行公开听证、实行民意调查、完善舆论监督、推行电子政务建设等，确保社会公众全面准确了解政府行政活动的动态，把握相关信息，彻底解决社会公众获得信息的非对称性和非完善性等难题。同时还应该建立信访制度、社会投诉制度、社会考核制度等，保证行政追究信息渠道的畅通。

4.健全完善行政问责监督机制

监督机制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对政府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责任政府只能成为理想中的“空中楼阁”。因此建立系统、全面而有效的责任监督机制是实现责任政府的基础要件。行政监督机制包括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和行政系统外部监督。仅仅依赖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是远远不够的，且弹性较大，必须依靠系统的外部监督作为支撑和辅助，二者的相互结合才能保证问责机制的健康运行。而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包含人大代表、民主党派、新闻传媒、社会公众等组织群体或个人。

(1)人大代表的监督。保证党对人大的政治领导的同时，也要确保人大在国家监督中的最高特殊地位。2007年颁布的《监督法》中明确强调了监督的实效性问题。行政监督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其特殊地位，从而确保行政问责监督的有效实施。

(2)社会团体、组织及公民的监督。社会公众对行政官员的行为最清楚，因为行政官员与公众直接打交道，因此行政官员的一言一行都在公众的掌握之中，因而公众对监督最具有发言权。同时，也不可忽视社会团体和组织的特殊监督作用。

(3)新闻舆论监督。随着新闻媒体的快速发展，其对行政监督的作用愈来愈突出，具有特殊的威力，能有效地监督政府官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避免权力的滥用。

三、结论

行政问责制的旨义就在于“责”。一个负责人的政府是由所有参与政府管理具有高度负责精神的公务员组成。公务员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伴随着特殊的责任。建立行政问责制要在源头上对政府及其公务员的权力、职责进行充分全方位的约束和规定。由于政府及其公务员必须对其所负责领域内的决策及施行负责任，因此他们应该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来行使权力，以减少工作中的差错和责任事故的出现。与此同时，行政问责制弥补了法律上的空白，因为即使公务员在工作中没有违法，但在政绩上无所作为，我们也可以通过问责制的实施，让一些公务员在法律上没有规定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也让他们承担政治责任和伦理责任，最终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型服务性政府。

参考文献：

[1] 《行政问责制比较研究》 周亚越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06出版

[2]韩剑琴:行政问责制—建立责任政府的新探索［J］．探索与争鸣．2004（8）.[3]顾杰: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与完善［J］．理论月刊．2004

（12）)

第五篇：社会养老保险

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背景及现状

（一）从国际层面看养老保险的发展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最早的养老保险起源于法国。1669年,法国制订了《年金法典》,规定对不能继续从事海上工作的老年海员发给养老金。具有现代意义的养老保险法最先出现于德国。1889年5月24日,德国国会通过了《老年保障社会保险法》,该法于1891年1月1开始生效。继德国之后,西方各国相继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缅甸、泰国等,也先后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了若干涉及养老保障的公约和建议书。

（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简史 中国自建国初期创建养老保险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1年2月23日政务院第73次政务会议通过)奠定了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基础。此后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十年**结束后,国务院制定了若干涉及养老保险的补充、修改规定,如《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等。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进入改革阶段,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颁发或转发了涉及养老保险改革的文件,如劳动部《关于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征缴和管理工作的通知》(1990年10月18日)，《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1997年7月16日)，《社会保险费征收暂行条例》（1999年1月）等。

（三）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现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人民养老观念的变化,农村养老问题日益突出。为此,民政部根据“七五计划”的要求于1986年正式开始研究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问题,并根据关于“抓紧研究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试点，逐步实行”的发展目标，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中等地区和富裕地区分别实施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基层社会养老保险办法。1990年7月,国务院总理办公会已明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负责。1991年6月,民政部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农村养老保险工作步入正轨。到1992年,全国有700多个县由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开展农村社会部门保险的实施管理办法。1995年,黑龙江、湖北和浙江等省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了养老保险办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试点转入制度化的建设时期。但是直到现在,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全国统一的法律。

二、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通过以上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简单表述，可以看出它的不完善性，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全国人民共同过上“老有所养”的有保障的生活，在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能满足的同时，农村养老保险问题亟待解决，下面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阐述这个问题。

（一）国家根本大法的要求

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资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这是一根本大法的形式赋予广大劳动者以获得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权利。事实上,社会保险作为一种社会安全制度,只有尽可能地扩大保险范围,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从我国目前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来看,其范围是很有限的。如养老保险主要在城镇职工中实行,农村实行的比例还很小;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范围则更窄。因此,遵循社会保险立法的普遍性原则,把所有劳动者都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中,是发展我国社会保险事业的一个基本方向。属于社会保险一个重要分支的养老保险理所当然应遵循普遍性原则，让同享公民资格的广大农民也实际享受到养老保险的权利。国际上有着发达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基本的或被称为法定的养老保险制度,是面向每一个公民。在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初期,例如在上个世纪的德国,这个制度只是面向劳工或者工资收入不高的劳工。现在它已经逐步扩大到其他的利益集团,例如自由职业者。这就使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使国家的福利制度名实相符,面向国家的每一个公民。在一些将社会保险作为基本制度的国家,对不同的社会集团例如劳工、职员或高级职员(在法国被称为Cadre)、国家官员、自由职业者和农民,常常有着不同的制度。这些不同的制度有时有其历史的原因,有时仅仅是因为不同的集团各自有着不同的特点。波兰、德国、法国等许多国家对农民实行特殊的制度,这不仅有助于农民的老年保障,而且也有助于实施特殊的农业政策。

下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我国根本大法——宪法还有规定，全国所有公民，不论民族、性别、职业、年龄、宗教信仰等，平等的享有国家赋予的权利。那么，我们从公平的立脚点来说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公平体现在机会上、结果上。养老保险制度原则上规定其适用范围为机关事业单位的正式工、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劳动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针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等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制度上的缺失造成这两类人员在参保机会上的不均等。截至至2001年低，包括个体户在内的1.7亿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仅有535万人，覆盖率仅为3%。其中农民是领会就业人员的大多数。造成了大量农民的养老保险的不公平待遇。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存在的机会上的不均等，已经或者将造成结果上的不均等，大量的农村老人没有养老金。养老保险制度没有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贫富差距没有在这个制度上得到改善。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全国人民以及各项规章法律制度都应该遵守，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有待于得到改善，才能很好的和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相适应，和宪法的基本精神相适应。

（二）农民老龄化趋势的要求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12.37亿，其中农业人口9.14亿。占总人口的73.92%，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7.35%。我国人口年龄构成有老龄化的趋势，这一特征在农村人口中表现的尤其明显。预计到2020年后，农村老年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将比城是14.0%-17.7%。在农村，老年人与其子女一起居住的比例虽然高达88.7%，但收入来源和生活料理依靠老年人自己的比例高达50.7%和82.2%。通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农村的养老问题会是一个涉及多半个中国的大事件，那么，现实中，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再来看下面数据。1992年1月3日民政部颁布并开始实施《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1992年民政部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经验交流会，推广武汉市和山东省的经验。1993年12月，民政部江苏省张家港市召开全国农村养老保险工作会议，宣布将这项工作推向全国有条件的地区。据统计，1998年，全国已有2123个县（市）和65%的乡镇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人口有8025人，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31.4亿元，支出5.4亿元，当其结余26亿元。然而，从1999年开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加人数一直在减少，1999年8000万人，2000年末6172万人，到2002年年底只有5462万人。这说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推行10余年，收效并不理想，虽然各级政府特别是民政部花了很大力气，但就全国而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然是参保率低、覆盖面宰，管理也出现一些问题。

社会养老保险的重任是保证全国老年人生活有保障，而农村老年人的比重还有现实告诉我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很大空缺，要解决突发起来的“银色浪潮”，迫切要求完善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只有这样才可以减轻、化解养老压力，从更深的意义来说，只有得到完善，才可能有全国的安定与幸福。

（三）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我国实施了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积极财政政策。由于农民占我国人口总数的62%以上,农民消费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农村现实情况表明,由于被生病和养老问题所困扰,农民不愿也不敢将积蓄用于消费。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应该为广大农民提供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农村生产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传统的以家庭和土地为中心的养老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主要原因是:其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独生子女增多,家庭规模缩小,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其二,农村人口跨地区或跨城乡迁移的速度和规模在不断提高,而迁移者大多为青壮年,这也使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保障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使得农村老人老有所养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势必减缓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势在必行。

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在我国全面建设小社会的战略目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因此,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就是逐步建立农村小康社会的过程。

（四）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备 社会养老保险是指个人和家庭以外的国家、集体以及社会各方面对公民养老或其他方面的保障。现代社会养老保险虽然强调要增强个人参与的自我保障意识,但仍以国家、集体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参与为主体。而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则不然。《方案》明文规定,在保险资金的筹集上,坚持“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不少地方在实施中还进一步把“个人交纳为主”改为“由个人全部交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筹集的这一模式表明,其主体是个人,而不是个人和家庭以外的国家、集体及社会各方面。养老保险或其他保险的性质决定于资金来源的主体。既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资“以个人交纳为主”,自然就不具有“社会”的性质。故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具有社会养老保险所共有的根本点,是名不符实的。

《方案》规定:“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保值增殖主要是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不直接用于投资。”这种单一的投资渠道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难以实现保值增值,从而阻碍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发展。养老保险的管理机构不健全。多头管理、上下级不对口以及临时机构进行代办等现状都极大影响了农保工作的开展。

现实中需要完备而有效力的法律，而实际中的制度却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土地不能承载农民养老问题的出现和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大趋势的需要

在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在探索土地(农地)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作用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土地可以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蔡永飞则认为,“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是土地制度,同时也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一再延长承包制就是因为这个承包制具有暂时无法替代的社会保障功能。”

这种观点客观上默认了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合法性,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种错误的理论预设:社会保障是城市(市民)的社会保障,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要靠农村(农民)自己来解决中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在现实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几乎处于瘫痪状态,除了间断性的扶贫帮困外,医疗、养老等农村社会保障在整个国民社会保障制度中几乎是缺位的。在农村,以土地保障替代社会保障,或者将土地保障视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方式,不仅有违公平,也有违公正。

此种观点试图用土地的经济(生产)功能代替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而经济行为常常是一种有风险的行为。另外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农民群体的分化对社会保障所提出的新需求。近些年来，农村城镇化、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大批农村富裕劳动力开始流入城市务工,形成“民工潮”现象,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不但脱离了土地,而且背井离乡,成为城市的“候鸟族”。对于“离土离乡”的农村居民,通常我们称之为“农民工”。

这些农村的“弱势群体”,国家有责任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是把他们推给土地保障。现实中土地已不能满足农民养老需要，从养老保险的统一趋势方面来说，尽管由于现在我国城乡差距很大，城乡一体化还需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在短时间内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统一还不太可能，但是自我国加入WTO后，还有市场经济的需要，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只是时间长短罢了。

经济体制改革是要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打破各种形式的“诸侯经济”，实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力要素的合理分配。而目前全国各地所推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既不统一，事实上是一种新出现的“诸侯经济”，它不仅造成各地企业社会保险负担畸轻畸重，有违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而且特别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拖了全国形成统一市场经济的后腿。从另外一个方面说，由于制度不统一和管理体制的混乱，造成管理制度不健全，基金安全存在隐患。

养老保险改革在全国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改革早，社会保险事业发展的好，而有的地区搞个比较滞后，单靠他们的力量不能适应社会保险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这些不平衡中间，换句话话要使这些不平衡消失或者减少，改革农村养老保险人重而道远，只要让农村养老保险完善，那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将指日可待。

三、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措施

有了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村养老保险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改革了，才能有中国农村的发展，才会有中国的强大，下面简单介绍几种完善方案。

（一）认真做好立法工作

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法律理所当然是最主要的武器。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单独的农村养老保险法。有关农村养老的问题散见于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继承法、保险法、民法通则等等之中。这种分散的规定方法会影响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考虑到农村的特殊性和养老保险的复杂性，笔者认为

本着“公平与效率兼顾、权利与义务和谐”的农村养老保险立法价值选择，应建立这样的保险法体系。

首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法是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坚持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进行统一而全面规定的法律文件。在现阶段，笔者以为,根据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紧迫性和特殊性,我们应制定专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而不应把它和企业职工、国家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统归在《社会养老保险法》中。

其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这一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规、规章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体系的主体,在整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体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管理条例》、《农村养老基金运营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税收减免办法》、《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监督条例》、《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彩票管理办法》等。

再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地方性法规。随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的状况将逐步得到改变。但是,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将长期存在,以及多层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基本定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地方立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而成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加强立法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的是立法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养老保险是国家有组织地运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成员的养老需求。一方面其目标首先是为解决社会成员的养老问题服务的,与特定的社会时期、特定的社会结构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所采用的主要是经济手段,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在生产力不发达、经济落后的时代或社会里,即使社会成员有着养老保险的需求,国家和社会可能无法真正满足,因为没有经济基础便不可能实施养老保险。而在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下,如果过分追求社会保障的规模和水平,也会带来政府财政不堪重负的后果。只有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养老保险的规模和水平才有望拓展与提高。

（二）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

现代社会养老保险是政府管理的一项社会事务,政府本身也是养老保险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政府在建立养老保险法律制度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养老保险法律所调整的是利益冲突关系,经营者为追求利润,降低人工成本,不会主动为养老保险基金增加投入,社会各弱势群体为了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又要求实现社会公平。国家应当而且也能够主动地利用对社会的干预手段,通过立法,调整利益冲突,推动建立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保险从“家庭自我保障”和“慈善救济”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正是各国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强制推行的结果。

不管在基金风险防范还有筹集方面国家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在风险防范方面，国家首先要制定规则，另外还有专门的机构进行操作，还有运行监督。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专款专用，全部用于农民养老保险，严禁任何形式的挤占挪用和挥霍浪费；基金结余额除预留两个月的支付费用外，全部用于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专户，严禁投入其他金融活动和经营性事业。这些活动没有国家的参与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筹集方面有“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的原则，但是就如上文所述，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保险，没有国家的财政支持是不合理的。农村基本养老基金应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农民的个人缴费，二是国家拨款，三是集体资助。在国家拨款的具体操作方面，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或者通过发行彩票等措施。、总之，在农村养老保险问题上，国家应当充当很重要的角色。

（三）对农村居民的思想意识要改变 由于长期以来农村依靠家庭养老，在短时间内可能不能接受大面积的推广养老保险制度。即使在已经倡导使用农村养老制度的地方，由于基金监督不够或者挪用现象的存在，对养老保险还不够信任。要组织力量深入农民中讲道理，扩大宣传渠道，禁止硬性摊派、行政命令等抑制农民积极性的工作作风，使各项制度深入民心。特别注意的是对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制度对农民的宣传并使他们建立对农民保险的认识与信心。

四、结语

总之，农村养老制度亟待完善，而且随着农村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的制定，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养老走上正轨已迫不及待。它的完善直接关系到我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认真研究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并通过立法加以规范，政府给予财力和人力的支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注释： 杨连专、罗军：《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的价值取向》，载《农村经济》，2003年第3期，第43页 如1933年第17届大会通过的《工商业或自由职业、受雇佣人及厂外工人与家庭用工的强制性老年保险公约》(第35号),1952年第35届大会通过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102号)第五部分“养老金”,1980年第66届大会通过的《老年工人建议书》(第162号)。3 还有《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干部退休的暂行规定》(1981年10月1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1982年1月4日)等。4 还有国家体改委、民政部、劳动部《关于城镇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分工的通知》(1991年4月11日),《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1年6月26日),农业部《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办法》(1992年12月14日),劳动部《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规定》(1993年7月2日),《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1995年3月1日)等。5乐章：《现行制度安排下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意向》，载《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5期，第40页。6 同1，第42页。7 余卫明：《社会保险法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载《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月第7卷 第1期，第86页。8[德]贝尔恩德•冯•迈德尔 王晓晔译：《改革中的养老保险制度》，载《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1期，第52-53页。9 汪泽英、曾湘泉：《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问题探析》，载《中州学刊》，2004年第6期，第177页。

参考文献： 张星珍、王雪艳：《亟待完善的农村老年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载《三农问题研究理论月刊》，2004年第3期，第166页。

11刘书鹤1997年、马斌2001年调查统计。12 牟放：《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58-59页。13 同12。

14杨连专、罗军：《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的价值取向》，载《农村经济》，2003年第3期，第42页。

15蔡永飞:《能否把土地承包经营权变为养老金卡———为建立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献策》,载《调研世界》2002年第4期。16韩克庆：《土地能承载农民的社会保障吗?》，载《学海》，2004.5,第58页。17同16。18李连刚：《统一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圳养老保险立法》，载《改革开放论坛》，1999年5月。19同1，第44页。20高尚、袁方：《国外养老保险立法的启示》，载《华东经济管理》，2004年8月，第193页。

21孔泾源：《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风险防范与前景展望》，载《中国社会保险》，1998年2月，第4页。22 樊舸：《我国养老保险立法模式初探》，载《河北法学》，2001年第1期，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