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长沙市直事业单位面试热点：对公车“新能源化”的看法[推荐五篇]

第一篇：2014年长沙市直事业单位面试热点：对公车“新能源化”的看法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2014年长沙市直事业单位面试热点：对公车

“新能源化”的看法

【背景材料】

7月13日，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公布了《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实施方案》(简称《方案》)。

《方案》明确了政府机关和公共机构公务用车“新能源化”的时间表及路线图。指出至2016年，中央国家机关以及纳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的政府机关和公共机构，购买的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总量的比例不低于30%，以后逐年提高。【参考解析一】

公务用车“新能源化”方案，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也标明了实施的路线图，不仅给久推不广的新能源车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也强化了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在治理细微颗粒物上应有的立场和作用。这是政府部门破解环境治理难题应当展现的姿态。不过，公务用车的“新能源化”，不能单兵突进，而必须置于公车改革这一更核心的命题之下，才更具公信力，并带动良好的社会和市场反应。这是因为，在不少地方公务用车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公务性质，而染上了利益化色彩。多年来尽管通过公车总量控制、三公经费公开、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货币化补贴公车使用等手段，初步遏制了公车臃肿和私用等倾向，但客观看，公车改革仍在起步阶段。公车在三公经费中的占比居高不下，各地公车改革的探索频起争议等，都表明公车去利益化的难度很大。公车改革的曲折历程令人担心，对于公车利益的“坚守”惯性，会不会传导到新能源车上来?比如，配备新能源车的政策会不会异化为合法增加公车的名目，导致本应控制并大规模压缩的公车总量失去控制?又如，如果不能对新能源车的配置、使用进行精确的成本计算，新能源车的应用会不会导致三公经费的进一步上升?再如，如果不能对公车私用有力遏制，会不会出现以新能源车公用而以旧车私用的情况?若如此，就会既获得新能源车的补贴，又能维护公车购买和使用中的固有利益。

只有最大限度地去利益化，公车“新能源化”才是会有用和有说服力的。这就要求，除了方案确定的相关部门和公务机构新能源车的配置总量和比例之外，还需出台更细节性的配套措施。至少，各部门如何稳定公车规模，是否应当出一台进一台，出去的传统能源车辆如何处置，配置新能源车的财务如何监管，应有和配置新能源车比例一样清晰的政策。

更进一步看，推广新能源车的关键，不止在政府部门是否“率先垂范”，更在于能否通过政策引导培育出新能源车的市场环境。有了这样的市场环境，新能源车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然会用脚投票。当然，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形成这样的市场环境需要时间，就当下而言，借此机会在全国推进公车改革，是比配置新能源车更急迫的事。【参考解析二】 治霾治奢的一剂良方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交通能源战略转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支持新能源汽车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于实施创新驱动，促进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拉动国内市场需求、培育新的增长点，实现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公车“新能源化”政策的出台，将以一定的购买数量和配套基础设施为保证，形成一个有力的杠杆，从数量规模、技术标准、政策制度等方面，强力撬动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创新发展和优化升级。在我国公车改革深化的大背景下，这一举措既是治霾和撬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杠杆，同时也是治奢的一剂良药。

此次公车“新能源化”的实施方案，特别要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细微颗粒物治理任务较重区域的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2014年购买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总量的比例不低于15%;到2016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0%;而再往后，还将逐年提高，可见决心之大。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和以往配备的公车动辄2.0升排量起步相比，从减少排放、防治大气污染的角度看，公车“新能源化”的节能效果可以直接计算出来，将对全社会推广新能源汽车起到示范作用。

另一方面，此次公车“新能源化”的采购标准也十分严格。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对新能源轿车的采购价格，扣除财政补贴后不得超过18万元。应该说，这种设置透明上限的采购价格，对整治公车采购奢靡之风也大有裨益。

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在新能源汽车技术继续进步、成本与价格更接地气的情况下，部门更新公车采购新能源汽车将更实惠、更普遍，更多公车实现零排放，将会塑造绿色公车的新形象，节能减排的新风尚。

第二篇：2014事业单位面试热点：对公车“新能源化”的看法

辽宁事业单位微信：lnsydw

2014事业单位面试热点：对公车“新能源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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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公布了《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实施方案》(简称《方案》)。

《方案》明确了政府机关和公共机构公务用车“新能源化”的时间表及路线图。指出至2016年，中央国家机关以及纳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的政府机关和公共机构，购买的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总量的比例不低于30%，以后逐年提高。

【参考解析一】

公务用车“新能源化”方案，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也标明了实施的路线图，不仅给久推不广的新能源车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也强化了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在治理细微颗粒物上应有的立场和作用。这是政府部门破解环境治理难题应当展现的姿态。不过，公务用车的“新能源化”，不能单兵突进，而必须置于公车改革这一更核心的命题之下，才更具公信力，并带动良好的社会和市场反应。

这是因为，在不少地方公务用车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公务性质，而染上了利益化色彩。多年来尽管通过公车总量控制、三公经费公开、货币化补贴公车使用等手段，初步遏制了公车臃肿和私用等倾向，但客观看，公车改革仍在起步阶段。公车在三公经费中的占比居高不下，各地公车改革的探索频起争议等，都表明公车去利益化的难度很大。

公车改革的曲折历程令人担心，对于公车利益的“坚守”惯性，会不会传导到新能源车上来?比如，配备新能源车的政策会不会异化为合法增加公车的名目，导致本应控制并大规模压缩的公车总量失去控制?又如，如果不能对新能源车的配置、使用进行精确的成本计算，新能源车的应用会不会导致三公经费的进一步上升?再如，如果不能对公车私用有力遏制，会不会出现以新能源车公用而以旧车私用的情况?若如此，就会既获得新能源车的补贴，又能维护公车购买和使用中的固有利益。

只有最大限度地去利益化，公车“新能源化”才是会有用和有说服力的。这就要求，除了方案确定的相关部门和公务机构新能源车的配置总量和比例之外，还需出台更细节性的配套措施。至少，各部门如何稳定公车规模，是否应当出一台进一台，出去的传统能源车辆如何处置，配置新能源车的财务如何监管，应有和配置新能源车比例一样清晰的政策。

更进一步看，推广新能源车的关键，不止在政府部门是否“率先垂范”，更在于能否通过政策引导培育出新能源车的市场环境。有了这样的市场环境，新能源车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然会用脚投票。当然，形成这样的市场环境需要时间，就当下而言，借此机会在全国推进公车改革，是比配置新能源车更急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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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解析二】 治霾治奢的一剂良方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交通能源战略转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支持新能源汽车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于实施创新驱动，促进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拉动国内市场需求、培育新的增长点，实现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公车“新能源化”政策的出台，将以一定的购买数量和配套基础设施为保证，形成一个有力的杠杆，从数量规模、技术标准、政策制度等方面，强力撬动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创新发展和优化升级。在我国公车改革深化的大背景下，这一举措既是治霾和撬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杠杆，同时也是治奢的一剂良药。

此次公车“新能源化”的实施方案，特别要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细微颗粒物治理任务较重区域的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2014年购买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总量的比例不低于15%;到2016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0%;而再往后，还将逐年提高，可见决心之大。

和以往配备的公车动辄2.0升排量起步相比，从减少排放、防治大气污染的角度看，公车“新能源化”的节能效果可以直接计算出来，将对全社会推广新能源汽车起到示范作用。

另一方面，此次公车“新能源化”的采购标准也十分严格。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对新能源轿车的采购价格，扣除财政补贴后不得超过18万元。应该说，这种设置透明上限的采购价格，对整治公车采购奢靡之风也大有裨益。

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在新能源汽车技术继续进步、成本与价格更接地气的情况下，部门更新公车采购新能源汽车将更实惠、更普遍，更多公车实现零排放，将会塑造绿色公车的新形象，节能减排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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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4事业单位面试热点：对公车“新能源化”的看法

2014事业单位面试热点：对公车“新能源化”的看法 【背景材料】

7月13日，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公布了《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实施方案》(简称《方案》)。

《方案》明确了政府机关和公共机构公务用车“新能源化”的时间表及路线图。指出至2016年，中央国家机关以及纳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的政府机关和公共机构，购买的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总量的比例不低于30%，以后逐年提高。

【参考解析一】

公务用车“新能源化”方案，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也标明了实施的路线图，不仅给久推不广的新能源车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也强化了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在治理细微颗粒物上应有的立场和作用。这是政府部门破解环境治理难题应当展现的姿态。不过，公务用车的“新能源化”，不能单兵突进，而必须置于公车改革这一更核心的命题之下，才更具公信力，并带动良好的社会和市场反应。

这是因为，在不少地方公务用车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公务性质，而染上了利益化色彩。多年来尽管通过公车总量控制、三公经费公开、货币化补贴公车使用等手段，初步遏制了公车臃肿和私用等倾向，但客观看，公车改革仍在起步阶段。公车在三公经费中的占比居高不下，各地公车改革的探索频起争议等，都表明公车去利益化的难度很大。

公车改革的曲折历程令人担心，对于公车利益的“坚守”惯性，会不会传导到新能源车上来?比如，配备新能源车的政策会不会异化为合法增加公车的名目，导致本应控制并大规模压缩的公车总量失去控制?又如，如果不能对新能源车的配置、使用进行精确的成本计算，新能源车的应用会不会导致三公经费的进一步上升?再如，如果不能对公车私用有力遏制，会不会出现以新能源车公用而以旧车私用的情况?若如此，就会既获得新能源车的补贴，又能维护公车购买和使用中的固有利益。

只有最大限度地去利益化，公车“新能源化”才是会有用和有说服力的。这就要求，除了方案确定的相关部门和公务机构新能源车的配置总量和比例之外，还需出台更细节性的配套措施。至少，各部门如何稳定公车规模，是否应当出一台进一台，出去的传统能源车辆如何处置，配置新能源车的财务如何监管，应有和配置新能源车比例一样清晰的 政策。

更进一步看，推广新能源车的关键，不止在政府部门是否“率先垂范”，更在于能否通过政策引导培育出新能源车的市场环境。有了这样的市场环境，新能源车生产者和消费者自

然会用脚投票。当然，形成这样的市场环境需要时间，就当下而言，借此机会在全国推进公车改革，是比配置新能源车更急迫的事。

【参考解析二】

治霾治奢的一剂良方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交通能源战略转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支持新能源汽车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于实施创新驱动，促进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拉动国内市场需求、培育新的增长点，实现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公车“新能源化”政策的出台，将以一定的购买数量和配套基础设施为保证，形成一个有力的杠杆，从数量规模、技术标准、政策制度等方面，强力撬动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创新发展和优化升级。在我国公车改革深化的大背景下，这一举措既是治霾和撬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杠杆，同时也是治奢的一剂良药。

此次公车“新能源化”的实施方案，特别要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细微颗粒物治理任务较重区域的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2014年购买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总量的比例不低于15%;到2016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0%；而再往后，还将逐年提高，可见决心之大。

和以往配备的公车动辄2.0升排量起步相比，从减少排放、防治大气污染的角度看，公车“新能源化”的节能效果可以直接计算出来，将对全社会推广新能源汽车起到示范作用。

另一方面，此次公车“新能源化”的采购标准也十分严格。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对新能源轿车的采购价格，扣除财政补贴后不得超过18万元。应该说，这种设置透明上限的采购价格，对整治公车采购奢靡之风也大有裨益。

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在新能源汽车技术继续进步、成本与价格更接地气的情况下，部门更新公车采购新能源汽车将更实惠、更普遍，更多公车实现零排放，将会塑造绿色公车的新形象，节能减排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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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江西公务员面试热点：公车标识化

公车标识化

2017年以来，多个省份发文要求推行公车标识化。通过相关新闻报道，我们不难发现，截至目前，至少已有17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公车标识化。同时，多地为公车加装GPS、建立公车管理服务平台，公车改革正向深处推进。那么，针对“公车标识化”，多地为公车加装GPS等行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接下来我们就对这一热点现象进行全面分析。

公务用车是指由政府财政为各级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执行公务需要所配备的车辆，主要分为各级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固定用车和公务人员公务活动用车两大类。公车超标、公车私用、公车浪费等成为多地纪检监督部门和媒体曝光的热点。在这种情况下，近几年，全国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GPS定位等制度，加大了惩治力度，公车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全国推行公务用车统一标识等举措首先可以强化公众对公务用车的监督，使得公车真正行驶在阳光下，真正为了公务而用，使得“公务用车”名副其实。其次，多地为公车加装GPS、建立公车管理服务平台等行为可以使政府相关公车管理部门加强对公务用车的管理，明确公车的去向和行程，提高公车的使用率，促进公车资源的合理利用，使得公务用车物尽其用，在为人民服务的路上发挥更大的价值。第三，“公车标识化”对公职人员以及其他有机会使用公车人员的心理也能形成震慑，有助于破除他们私用、乱用公车的侥幸心理，增强风险意识和自律意识，从而从源头减少公车私用、乱用行为，为公车改革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

当前，公车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车改的监管对于车改的成功至关重要，公车改革是一项好政策，如何将公车改革落实好、监管好，正是当前公车改革的关键点。那么为了使得公车改革取得更好的效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些制度进行完善。第一，除了标识“公务用车”，还应标明监督电话，方便群众监督。比如，浙江省规定，执法执勤用车按相关管理办法和规定喷涂统一标识图案，尚未规定统一标识图案的部门，先喷涂“执法”字样及监督电话“12345”作为过渡。第二，为了保证制度的实施效果，在加强监督的同时还要加大惩处力度，不按规定喷涂标识、故意遮挡擅自损毁标识的，将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按有关规定追责。第三，鉴于公车统一标识各地的做法有些不同，有的是喷涂、有的是张贴，所以要加强执行，提高执行力，防止被“有心”的官员钻空子。第四，在实行“公车标识化”的同时，还应该积极探索更为市场化的方式。比如，杭州市政府与滴滴签订协议，将滴滴作为公务员出行的网约车首选服务平台，为杭州市13个区县(市)公务员提供普通公务出行及上下班通勤服务，并给予一定优惠幅度。

“公车标识化”是公车的紧箍咒，是监督公车的法宝，通过以上措施，不断积极推进“公车标识化”工作，完善“公车标识化”的方案和措施，拓展“公车标识化”的宽度和深度，让“公车标识化”真正成为监督的标配。

第五篇：2017年九江事业单位热点之“公车标识化”

2017年九江事业单位热点之“公车标识化”

【事件回顾】

2017年3月1日，江苏省省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标识化喷涂工作正式启动，各市县标识化工作也在陆续展开。预计在本月底前，全省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标识化工作就将全部完成。届时，喷涂了醒目标识的公务用车，会被写上“公务用车”字样，同时标注“监督电话12345”字样，以方便群众辨认及举报。举报的方式也很多样，群众可以通过“江苏12345在线”以电话、微信、手机APP等多种方式随时进行监督举报。

【问题分析】

公车乱象中的公车私用，超标使用，超量使用，开支庞大等，一直被公众诟病。从全国范围看，公车改革一直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有些地方搞了实验，却基本上是虎头蛇尾，效果并不令各方满意。

而如果能贴上“公务用车”标识，就会使公车的使用更透明一些，也会使公车私用或打公车主意想自肥的人有所收敛，这就是因为那些贴着“公务用车”标识的公车一旦上路行驶，就处于公众的监督下。

而如今要给公车统一标识，把监督置于阳光之下，就等于把监督权给了外界所有群体，包括普通百姓，这必将对整治公车乱象带来积极影响。也是政治清明、开放包容的体现，这对政府治理朝着科学、规范、透明的方向发展意义重大。

当然，也要防止贴上“公务用车”标签的公车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即“公务用车”是贴上了，但还是以“公务”的名义在干着“私活”。贴上“公务车”标签，仅是整治公车乱象的一个重要步骤，还需要在完善制度上进一步努力。

【对策措施】

要使公车改革到位，尚需管理、监督、问责“三位一体”。

首先，收紧公车采购的“钱袋子”，严格公车管理，严格公车使用报批程序，下班统一停放，将公务费放在阳光下公开晾晒，才能避免公车悄悄“梦游”。

其次，在喷涂公车标识的同时喷涂举报电话，对举报线索严查细究，并将结果及时反馈给举报者，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参与性和积极性。

最后，高扬处罚的利剑，以零容忍的态度，严格追责问责，打造约束公权的“铁笼子”，管住权力之手让“公权归位”，才是根治“车轮腐败”的“济世良方”。

申论模拟题：提出对策模拟题

1.美国慈善之父卡内基认为，一个人如果把一生都浪费在积累财富而不将之贡献于社会就是近乎犯罪。一个人把财富带进棺材，应当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而只把财富留给子孙实际上也是有违社会公正的。

成立超过30年的李嘉诚基金会，被李嘉诚称为“第三个儿子”，并将三分之一的资产投入其中。他称，基金会八成捐款会用在大中华地区。对基金会的事务，他可以亲力亲为，甚至站台求人。

美国富豪每年捐助给各类基金会的善款达6700多亿美元，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美国GDP的9%。两位世界顶级富豪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在世界公益慈善方面也做出了榜样。他们对财富的认识是，很大一部分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而自己只不过是财富的看管人，财富终究要以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形式回报社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富人而言，财富意味着对社会的责任，财富越多，社会责任就越大。富人通过捐赠财富，承担社会责任，回报社会。

现代公益慈善意识是超越传统公益慈善的施舍恩赐等观念，倡导“互助、博爱、共享、进步”，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观和理性的社会财富观。它在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培育公民的现代公益慈善意识，如社会责任感、互助意识、捐赠的自愿意识以及感恩意识等，有利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因此，应加强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宣传工作，在全社会致力于公益慈善意识以及现代公益理念的普及宣传。

2.郭美美带给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终于开始显现，即便现在看来，郭美美的财富似乎真的与红十字会无关。“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网友曾对红十字会“呸”声接力，并高呼再不给红十字会捐钱。

深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赵丽珍表示，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除原先早有合作的一些定向捐款外，一个多月来唯一一笔社会捐款就是这100元。而就是这100元捐款，还出现了“乌龙”。据悉，这笔钱是7月15日，由一名女士指定捐助给今年4月突发脑干出血的巫昌概的，但巫昌概之子巫剑红多次致电红十字会始终被告知没有这笔捐款，以致捐款人亲自将捐款凭证送至医院，引发巫剑红与网友对红十字会的质疑。后红十字会做出解释，称是兴业银行将捐款凭证送迟了，红十字会直到7月28日才得知这笔钱的捐助对象为巫昌概，次日便将100元捐款与3000元慰问金送达医院。

无独有偶，佛山市红十字会于8月2日公布了2012年6月至2013年6月红十字会医院学校的资金收支情况。一年来，该校共收到捐款88.6万元，但7月以来，学校未再收到一笔捐款。一位负责捐款统计的工作人员表示，“郭美美事件”肯定有影响。据悉，佛山市红十字会2013年6月共收到捐款71万余元，其中“广东省扶贫济困日”捐款就达69万余元。

事实证明政府、行业、媒体以及大众的共同监督有助于增强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民政部门应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负责对公益慈善组织进行监管。公益慈善组织每年要向监督机构提交财务管理报告，包括收支明细、机构行政费用等，监督机构要把全国公益慈善组织的信息进行联网统计，通过设计一系列指标对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和评估，规范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其要建立一个全国公益慈善组织的网络平台，这个网络平台可以分别与公益慈善组织各自的网站相链接，各公益慈善组织在自己的网站首页设置善款在线查询平台，及时公布募捐的善款账目，公开每笔捐赠钱物的使用情况，并为捐赠者和社会公民开放善款查询通道。大众媒体和公众也要充分发挥监督功能，对公益慈善组织予以监督。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监管，不能仅仅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大众媒体也要对公益慈善活动中不当的做法进行揭露，通过舆论压力来对公益慈善组织和公益慈善活动中的不法行为进行监督，达到监督公益慈善组织提高透明度、支持和鼓励公益慈善组织运行正规化、保障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目的。

3.洛可菲勒兄弟基金会总裁斯蒂芬•B•汉兹所说：“中国政府应该将慈善领域开放，让更多的财力、人力、物力进入到这个领域，政府应该更多扮演管理者的角色，而非真正的参与主体，这样整个慈善的环境才会更为活跃，慈善腐败才会真正减少其发生几率。”

政府对公益慈善事业的大力支持无疑能促进和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正向发展。但是，政府必须转换角色，从主导地位转变出来，给民间公益慈善组织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对于政府与慈善机构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政府的角色就应该是一个支持者、扶持者、监督者而不是领导者，是伙伴关系，是互利互助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公民公共事务参与意识的不断提高，由政府垄断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模式已经落后于社会发展需要，而民间公益慈善组织可以通过自筹资金和自主管理来解决一些社会公共问题，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因此，政府与民间公益慈善组织之间必须密切合作，共同发展。

【参考答案】

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培育公民的现代公益慈善理念。引导公民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观和理性的社会财富观，提高富人捐赠财富，承担社会责任，回报社会的意识;第二，加强对公益慈善组织的监督。政府、行业、媒体以及大众的共同监督有助于增强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第三，政府转变角色促进民间组织发展。政府必须转换角色，从主导地位转变出来，给民间公益慈善组织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第四，完善我国的公益慈善相关制度体系。可以通过税收减免制度加以激励与保障，激励社会公益捐赠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