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50年辉煌成就5篇

第一篇：“枫桥经验”50年辉煌成就

‚枫桥经验‛50年辉煌成就 卢芳霞 《观察与思考》2013年第10期

内容摘要：‚枫桥经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亲自批示并在全国推广学习的基层治理样板，这个样板经久不衰，延续了50年的辉煌。这50年的辉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作为改造‚四类分子‛样板的阶段、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典范的阶段、作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范例的阶段。透过50年辉煌成就来审视‚枫桥经验‛，可以发现，其一直是我国不同阶段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引头羊，引领着全国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

关键词：枫桥经验 50年 辉煌成就 社会管理体制 变迁

‚枫桥经验‛诞生于1963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极少数创造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但在今天依然保持着活力的典型。经考察，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了不少经验，其中最著名的经验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改造四类分子学枫桥经验‛、‚学雷锋‛等，现在这些经验大多数因为没有随时代变化而创新发展，最终都被淘汰了。唯有‚枫桥经验‛和‚学雷锋‛等极少数经验与时俱进，成为经验中的‚常青树‛。50年来，‚枫桥经验‛ 不但是全国政法系统的一面旗臶，而且是我国不同阶段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引头羊，其延续了一部基层治理的辉煌史。

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枫桥经验‛是改造‚四类分子‛的样板[1] ‚四类分子‛是‚地、富、反、坏‛（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四类人的统称。这是一个人数以千万计，实际受影响的人口超过一亿人的庞大社会群体，是一个从1949年到1984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活生生存在了35年的贱民阶层。[2]这个贱民阶层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再次被推上风尖浪口。1962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中共浙江省委根据《前十条》，会同中共宁波地委，抽调省、地、县三级大批干部和一批大学生，组成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队，进驻诸暨县枫桥区的7个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3]在上级的指导下，枫桥区干部依靠群众对‚四类分子‛进行‚全面评审、重点斗争‛，根据他们的实际表现区别对待：对于守法的给予适当的鼓励；对于基本守法的，指出好的地方，批评不好的地方；对于有一般违法行为的，给予严肃的批评；对个别有严重违法行为、在评审中又不低头服罪的，才列为重点对象，依靠群众进行说理斗争。而且在斗争中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并允许斗争对象申辩。[4] 1963年10月，公安部领导把这个经验汇报给毛泽东同志，引起了毛主席的极大关注，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要好好总结枫桥的经验。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枫桥区7个公社在社教运动中对敌斗争基本告一段落后，省委工作队即部署各工作组总结试点经验，省委领导指定吕剑光组织参加社教的省公安厅干部组成专门班子对经验进行总结，经过反复提炼，最终形成《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经验》一文并上报给中央。[5]1963年11月22日[6]，毛泽东亲自批示经验，要求‚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毛泽东这样性格刚毅的领袖，为何会偏爱柔性的‚枫桥经验‛？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多灾多难，历经朝鲜战争、与苏联断交、三年自然灾害等，已迫切需要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毛主席这位一辈子提倡斗争哲学的领袖，也担心社教运动过激，而‚枫桥经验‛采用温和改造路线，既可以保证政治运动正常开展，又可以保证政治运动不过激不过火，这正符合当时的治国方略。‚枫桥经验‛被推广初期，对全国确实产生了‚捕人少、治安好‛的效果。在六十年代的公安部文件中，多次提及了推广‚枫桥经验‛给治安和敌情工作带来的作用。公安部党组在向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指出，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推广‘枫桥经验’，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监督，就地改造敌人‛的指示，在实际斗争中已大见成效。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捕人、杀人最少的一年，治安情况比历年都好。而当时‚枫桥经验‛推广得最为广泛的浙江省，成效则更为明显。1964年和1965年，全省刑事案件发案率为万分之2.7和万分之2.3；捕人率为万分之0.53和0.25，都是建国以来最低的，确实出现了‚捕人少，治安好‛的安定局面。[7] ‚文革‛开始后，‚枫桥经验‛被作为砸烂的重点，受到冲击并中断。但到了1971年，‚枫桥经验‛又被全国公安战线最高会议（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全面肯定，再次回归到主流的政治生活行列。[8]1973年底，公安部派人到枫桥蹲点，恢复推广‚枫桥经验‛。1975年11月，公安部由副部长带队，再次到枫桥指导调查总结工作。在广泛听取汇报后，公安部领导指出：毛泽东肯定的‚枫桥经验‛，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要求推广落实‚枫桥经验‛，并把‚枫桥经验‛总结概括为：‚依靠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有效改造；依靠群众，教育改造有犯罪行为的人；依靠群众，查破一般性案件；依靠群众，搞好防范，维护社会治安。‛[9] ‚文革‛结束后，枫桥区的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在全国率先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摘帽，并勇敢地突破摘帽比例。到1978年底，枫桥区的绝大部分‚四类分子‛已摘帽，这为全国给‚四类分子‛开展摘帽工作提供了经验。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诸暨县枫桥区对‚四类分子‛摘帽的长篇通讯：《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记诸暨县枫桥区落实党对四类分子的政策》，文章指出‚1978年底，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使至少2000万人结束了长期受歧视的生活。‛

‚枫桥经验‛在此阶段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一是政治上的贡献。建国以来，我国对‚四类分子‛采取政治上压制、身份上歧视的政策，这一贱民阶层不但本人不能享有社员待遇，而且累及直系亲属在入团、入党、就业甚至联姻上的权利。这种歧视性政策严重打击了‚四类分子‛的积极性，使他们不是消沉就是抵抗。枫桥区突破禁区率先为‚四类分子‛摘帽，继而全国各地效仿，促使了贱民阶层‚四类‛分子的提前消失，这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铲平了政治障碍。二是国际声誉上的贡献。国民党溃败时，许多人逃到了境外国外，仅枫桥籍的就有160多人逃到台湾、香港、澳门，有70人逃到国外。这些外逃人员知道自己的直系亲属在国内被当成贱民阶层，普遍对大陆充满着仇恨，一有机会就要贬低新中国和共产党，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陆的国际声誉度。后来全国效仿‚枫桥经验‛为‚四类分子‛摘帽，这改善了大陆与国外侨胞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国际政治影响。三是治安上的贡献。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对‚四类分子‛斗打、乱捕、乱杀等过激行为，而枫桥区却‚一个不杀，大部不捕‛，采取说理方式‚教服‛，最终得到了中央的认同。因为上层也考虑到，中共已经从一个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不能再随意动用国家机器捕人甚至斗人的手段，否则又会影响刚刚平复的国内治安形势。四是经济上的贡献。枫桥区为什么不选择打、斗、捕、杀‚四类分子‛？这体现出浙江人‚理性人‛的特征，经过成本收益分析，他们认为如果把‚四类分子‛关押起来，不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经济。据统计，枫桥全区历年戴帽的3279名四类分子，他们的直系亲属就有23000多人，其中在外地工矿企业、国家机关工作的就有5800多人，大多数‚四类分子‛的家庭已经有了第三代、乃至第四代。如果关押有违法犯罪的‚四类分子‛，一方面要给‚四类分子‛本人及其老人小孩吃‚白饭‛，另一方面还会影响参加工作的直系亲属的积极性。因此，枫桥区选择经济化的策略，把‚四类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社员，使他们加入到生产队伍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977年提炼的‚枫桥经验‛，在‚捕人少、治安好‛后面增加了‚产量高‛，这是肯定了‚枫桥经验‛的经济价值。

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本世纪头十年，‚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

1979年，枫桥区的‚四类分子‛基本改造结束，‚枫桥经验‛面临存废抉择[10]。幸亏时代又赋予了‚枫桥经验‛新机会，因为正准备迈上改革开放新道路的中国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个犯罪高峰期，刑事犯罪尤其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相当严重。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自1979年首次突破60万起大关后，1981年一举跃升到89万起。[11]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扭转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为经济建设这一新重点工作保驾护航，成为摆在中共中央和政法部门的重要之事。

公安部调查组对‚取消枫桥经验论‛做出了明智的表态，即农村的治安问题更加复杂，‚枫桥经验‛依然适用。得到上层的支持后，枫桥区逐步探索形成融打、防、教、管集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的新经验。首先，在打防结合方面，探索了制止犯罪方面的经验：一是总结帮教新经验，以维护社会秩序，预防和减少发案；二是总结制定治安公约的新经验，运用村民自治的形式，制定村民自律性的守则，使全区人人遵法守约，从而起到一定的预防犯罪的作用；三是切实做好基层单位的安全防范工作，把预防社队企业被盗、被诈骗作为重点来抓。四是做好社会面的控制，发现犯罪苗头，及时打击。其次，在教管结合方面，不断创造和完善‚教育人，改造人‛的内容和形式：一是强化教育，挽救帮教对象。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不推一把拉一把，帮一时更帮一世‛，坚持以政治教育为主，辅之以实际问题的解决，不仅做到了过去的‚管头、管脚、管肚子‛，而且还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勤劳致富。二是对外来流动人员坚持实行情感式管理，既严格管理，又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12] 枫桥区创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颇有成效，从1980年到1989年10年中，枫桥区刑事案件平均年发案率占总人口的万分之2.96，年平均捕人数占总人口的万分之1.46。全区754名帮教对象中，已经改好或基本改好的又有635名，占71%，有113名成为各类专业户。[13]1985年诸暨县出现了让方方面面激动不已的变化，就是当年刑事大案大幅度下降。

1990年5月，浙江省公安厅和绍兴市公安局对经验进行了总结，把‚枫桥经验‛ 称为‚具有浙江特色综合治理的典范‛。1990年9月，中央政法委员会转发了调查报告，并向全国推广。1991年2月和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解决中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199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1991年5月，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组成记者团，到诸暨枫桥区实地采访。随后，大量媒体均对‚枫桥经验‛作了宣传报道，再度掀起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热潮。[14] 1993年11月，诸暨市委隆重召开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30周年纪念大会，这次会议的规格大大提高，中央综治办副局级调研员和中国警察学会常务副会长等领导参加会议并讲话，提出‚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1998年，浙江省公安厅、绍兴市委和诸暨市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枫桥蹲点调查，总结出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时代特色经验。12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题为《立足稳定和发展——浙江诸暨‚枫桥经验‛纪实》的文章，并配发《‚枫桥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的评论员文章，向全国再次推广介绍。2003年，‚枫桥经验‛中‚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做法向全国推广。2008年，‚枫桥经验‛的内涵又有新发展，逐步形成村民自治、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经验[15]。但在1998年、2003年、2008年之间，‚枫桥经验‛虽然不断创新发展，其仍然主要是围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展开。这十多年间，‚枫桥经验‛对全国的辐射作用越来越大，中央的重视度也越来越高。40周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综治委主任罗干，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司法部部长张福森，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领导等领导都出席了会议。罗干同志亲自作了《学习创新‚枫桥经验‛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重要讲话。45周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等领导都出席了会议。***同志亲自作了《坚持并发展‚枫桥经验‛ 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的重要讲话。

‚枫桥经验‛在此阶段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一是首创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个新名词。虽然公安部提出‚统筹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思路在先，但综合治理这个新名词是浙江首创的，当时是省公安厅的徐贤辅等同志在总结‚枫桥经验‛提出这个新名词，后来被中央采纳，并推广至全国。二是创设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调解经验。这个经验能有效就地化解矛盾、降低司法成本，从而广被全国各地效仿。三是形成了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枫桥经验‛结合中央提出‚严打‛的要求，创设出融‚打、防、教、管‛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对缓解全国严峻的治安形势产生了重要作用。从上世纪90年末到本世纪头十年，‚枫桥经验‛针对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矛盾，创设了‚四前四早工作法‛、‚矛盾化解五分法‛、平安建设机制、大调解机制，有效地就地预防和化解了矛盾，广被全国各地效仿。可以讲，从1991年到2011年这二十年间，‚枫桥经验‛独领风骚，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由此，‚枫桥经验‛及其发源地也获得了一系列荣誉，仅全国级的荣誉就达20多项：如，枫桥镇先后四次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并于2009年捧得代表全国综治工作最高荣誉的‚长安杯‛；枫桥镇派出所在1999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人民满意的派出所‛，并先后有五位民警获得‚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枫桥镇司法所和诸暨市司法局先后荣获司法部颁布的‚集体一等功‛，诸暨市荣获了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县市称号。[16]

三、本世纪一十年代开始，‚枫桥经验‛逐步成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范例

进入本世纪，社会转型力度加大，社会矛盾处于高发期，社会管理这一重要命题进入中央高层视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从改善民生的角度，都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10年，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率先在政法系统进行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并确定了35个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单位，全面启动了试点工作，社会管理创新由此进入全国性实质推进阶段。

2010年8月，诸暨市成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单位之一，其能获选正是依靠了‚枫桥经验‛这一亮点。在试点中，诸暨市先是着力构建六大工作体系，形成具有诸暨特色、县域特色的社会管理新经验。六大工作体系即‚系统化的社会管理组织体系、构建人本化的社会管理服务体系、构建多元化的社会矛盾化解体系、构建立体化的社会安全防控体系、构建立体化的社会安全防控体系和构建网络化的社会管理信息体系‛。枫桥镇是诸暨市的试点单位，着力推进以‚五大重点推进项目、六大综合提升工程‛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形成了具有镇域特色、时代特征的社会管理新路子。五大重点项目指‚推进规范的农村群防群治队伍建设、构筑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推进现代化的基层综治信息平台建设、加强农村社区矫正和安臵帮教工作、加强对农村闲散青少年的教育帮助‛；六大综合工程指‚构建多元化农村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健全综合性农村社会治安防控机制、完善农村重点人群服务管理机制、加强农村‘新社会机体’服务管理、提高农村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深入推进和谐新农村社区建设‛。

2011年，根据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以及省里对社会管理的新部署，诸暨也调整工作思路，在完善社会管理创新六大工作体系的同时，重点围绕‚基层基础、公共服务、公平正义、社会环境、民生福祉等源头性、根本性、保障性难题，深入推进‚五大建设‛，不断把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推向深入。枫桥镇也调整工作思路，形成‚注重以人为本，推进民主管理规范化、注重组织建设，推进综治力量社会化、注重创新机制，推进矛盾调解多元化、注重现代管理，推进治安防控一体化‛四方面的新工作思路。这一年，绍兴全市各个县（市、区）基本按诸暨模式推广，形成具有绍兴特色、‚枫桥经验‛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2012年，诸暨根据《浙江省社会管理创新13项重点任务分解落实方案》，结合本地实际和区域特色，共系统梳理20个重点项目加以推进实施。同时，根据中央省市统一部署，对综治委进行更名，并把诸暨市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成员单位增加到52家。而同年，绍兴市为迎接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也进行了积极准备，2月份，绍兴市公安局组织人员对枫桥派出所的警务模式进行蹲点调研。5月，绍兴市公安局在枫桥派出所召开‚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全面加强基层派出所建设‛现场会，在全市范围内打造‚枫桥式‛派出所。6月份，绍兴市政法委开始筹建绍兴市‚枫桥经验‛研究会，以加强全市范围内对‚枫桥经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2月5日，绍兴市‚枫桥经验‛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绍兴市首个专门研究‚枫桥经验‛的社会团体。

‚枫桥经验‛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由此也获得了荣誉和上层领导关注。2011年2月，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新春调研首选到诸暨调研社会管理创新工作。2011年3月，在中央综治委召开的两个《决定》颁布20周年座谈会上，枫桥镇作为全国唯一的基层代表作了发言。2011年5月，‚枫桥经验‛荣获浙江省首届公共管理创新‚特别贡献奖‛。2011年3月和7月，中央综治委副主任陈冀平两次赴诸暨和枫桥镇考察社会管理创新工作。2011年7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等到诸暨和枫桥镇调研。2011年9月，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国家信访局局长王学军到枫桥镇调研信访‚三诊‛机制。2012年8月，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办、诸暨市人民法院承办的扩大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工作部署会在诸暨召开。2013年5月，枫桥镇第五次荣获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集体，并第二次捧得代表全国综治工作最高荣誉的 ‚长安杯‛。

2013年2月，绍兴市召开‚枫桥经验‛与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研讨会，会议共收到了市直及各县（市、区）递交的130篇论文，这代表着‚枫桥经验‛在全市范围内有了进一步推广。研讨会上还聘请了来自中央党校等十所党校和高校的21名知名专家为‚枫桥经验‛研究会特聘研究员。这些专家畅所欲言、各展宏论，为‚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问诊把脉。2013年4月和6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等人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等人到诸暨市和枫桥镇调研，为‚平安中国‛建设、‚枫桥经验‛50周年作准备。10月份，中央政法委和浙江省委将在杭州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主题是‚坚持群众路线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而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是发展‚枫桥经验‛的重要载体。

此阶段的‚枫桥经验‛，历经时间较短，对社会管理的贡献度还显示不多，但也初步彰显出来：一是形成了县域创新社会管理的一种模式。2010年中央确定了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单位，其中9个为副省级单位、7个为地市级单位、19个为县域级单位，诸暨市是作为县域级单位进行试点。经过三年多的探索，目前诸暨已经形成具有县域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具体做法已通过中央政法委通报和媒体宣传，可以为全国2800多个县域提供借鉴。二是提供了社会管理创新的考察基地。目前全国各地有大量人员来枫桥镇考察学习。据统计，2010年至2012年，枫桥镇共接待了参观人员549批次计16489人。这些人员返回本地后，许多把‚枫桥经验‛应用到本地工作中，如天津宝坻区、安徽肥东县芜湖县、山东日照、广西百色、河北秦皇岛等多地学员，考察‚枫桥经验‛后进行实质性借鉴。三是率先在全国成立县级调解总会。诸暨市调解总会是由人民调解员以及从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管理指导工作的专门人员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联合社会团体，是跨部门、跨行业处事协调的牵头部门，有效协调全市六大专业调解委员会，这为全国县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大调解‛模式。附表一：历届举行的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周年大会 时间 主办单位 地点 出席的领导

1973年10月8-12日，10周年 诸暨县委 枫桥区

公安部；省人保组、地区公安处负责人，等等。1973年10月21-25日，10周年 绍兴地委 枫桥区

绍兴地委相关领导。1975年11月22日，12周年 诸暨县委 广播大会 / 1976年11月22日，13周年 诸暨县委 广播大会 /

1977年11月22-25日，14周年 省公安厅和诸暨县委 枫桥区

全省所有地市及一部分县级公安局负责人；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农办；公安部驻枫桥工作组和省公安局；绍兴地委、诸暨县委的主要领导以及枫桥区干群代表1200人。1978年11月22日，15周年 诸暨县委 枫桥区

绍兴地委；浙江省公安局领导；全省各地市公安局及绍兴地区各县公安领导；检察、法院的领导；杭州铁路公安分局和部分省属单位保卫部门的代表及枫桥区广大干部群众代表共1100余人。

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没有召开周年纪念活动

这十年是‚枫桥经验‛相对沉寂的时间段，因为这个时期全国‚四类分子‛已经改造结束，‚枫桥经验‛逐步淡出上层和媒体视野。枫桥镇虽然已经在探索融打、防、教、管集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新经验，但还没有引起关注。1990年11月20日，27周年 诸暨市委 枫桥区

省委常委、公安厅长夏仲烈；绍兴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傅缨；诸暨市市长、市委副书记等80余人参加座谈会。1991年11月21-23日，28周年 绍兴市 绍兴市

召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交流会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28周年会议。1993年11月22日，30周年 诸暨市委 诸暨市

中央综治办副局级调研员佟福星；中国警察学会常务副会长王文仝；公安部三局副局长骆志强；省委副书记刘枫，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斯大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夏仲烈，等等。1998年11月22日，35周年 浙江省公安厅、绍兴市委和诸暨市委 诸暨市

省委常委、省人大副主任、省政法委书记斯大孝；副省长李长江；省公安厅厅长俞国行；司法厅厅长沈雷；中央综治委综合组处长季勤；绍兴市、诸暨市、枫桥镇主要领导，等等。2003年11月25日，40周年 中央综治委和浙江省委 诸暨市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综治委主任罗干[2]；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司法部部长；中央综治办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和枫桥镇主要领导，等等。2008年11月24日，45周年 中央综治委和浙江省委 绍兴市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综治委主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司法部副部长；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和枫桥镇主要领导，等等。2013年9月 50周年

中央综治委和浙江省委 杭州 待定

附表二：‚枫桥经验‛发源地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获得的一系列荣誉 时间 荣誉名称

获荣誉的单位个人 颁荣誉的单位 1992，2000 2004，2008 连续四次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枫桥镇政府 中央综治委 1998年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枫桥派出所杨光照 公安部 1998年 人民满意派出所 枫桥派出所 公安部 1999年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枫桥派出所阮晓 公安部 1999年

人民满意的派出所 枫桥镇派出所 国务院 2000年 集体一等功 枫桥镇司法所 司法部 2001年

‚三五普法‛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 诸暨市司法局 中宣部、司法部 2002年

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人民调解工作先进单位 诸暨市司法局 司法部 2002年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枫桥派出所朱建阳 公安部 2003年

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县区司法局 诸暨市司法局 司法部 2003年 全国十佳法官 枫桥镇法庭张学军 最高人民法院 2004年

中国十佳人民法庭 枫桥镇人民法庭 最高人民法院 2004年

中国优秀青年卫士 枫桥派出所朱建阳 公安部 2006年

全国公安机关基层基础建设先进单位 枫桥派出所 公安部 2006年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枫桥镇党委 中组部 2006年 集体一等功 诸暨市司法局 司法部 2009年 长安杯 枫桥镇政府 中央综治委 2009年 嘉奖

枫桥镇张晓冬、蒋志军、周关穆 中央综治委、中组部 2011年

‚五五普法‛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县市称号 诸暨市

中宣部、司法部 2011年

作为全国唯一的基层代表发言 枫桥镇党委书记张晓冬

中央综治委两个《决定》颁布20周年座谈会 2011年

全国政法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 枫桥派出所 中央政法委 2012年

全国人民调解能手 诸暨市医调委主任 斯友全 司法部

附表三：‚枫桥经验‛在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方面获得的荣誉和关注（2011-2013）时间

获得的荣誉和关注 2011年2月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新春调研首选到诸暨调研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2011年3月和7月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陈冀平两次赴诸暨和枫桥镇考察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2011年4月

省委副书记夏宝龙赴枫桥镇调研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2011年5月

‚枫桥经验‛荣获浙江省首届公共管理创新‚特别贡献奖‛ 2011年7月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到诸暨和枫桥镇调研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2011年9月

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国家信访局局长王学军赴枫桥镇调研信访‚三诊‛机制 2012年8月

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办、诸暨市人民法院承办的扩大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工作部署会在诸暨召开

2012年12月

绍兴市‚枫桥经验‛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绍兴市首个专门研究‚枫桥经验‛的社会团体 2013年2月

绍兴市召开‚枫桥经验‛与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研讨会，会议收到120篇论文。会上聘请了来自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等十所党校和高校的21名知名专家为‚枫桥经验‛研究会特聘研究员。2013年4月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训秋到诸暨市和枫桥镇调研

2013年6月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到诸暨市和枫桥镇调研 [1]1999年之前的数据来源于诸暨市公安局和诸暨政协编写的《‚枫桥经验‛实录》，2003年和2008年的数据来源于网络。

[2] 2003年，十六大选举新增了2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共9名常委。其中，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罗干同志是新增常委，由此可见中央对全国综治和维稳工作的重视。当年，新任常委罗干同志亲自参加‚枫桥经验‛40周年纪念大会，体现出党中央、中央综治委对综治典范‚枫桥经验‛的重视。参考文献

[1]绍兴市公安局：《绍兴市公安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0月。

[2]政协诸暨市文史资料委员会、诸暨市公安局编：《枫桥经验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3]许根贤：《枫江红叶》，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4]汪世荣：《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法律出版社，2008年出版。

[5]赵义：《枫桥经验：中国农村治理样板》，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俞红霞：《‚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

[7]吴锦良：《‚枫桥经验‛演进与基层治理创新》，《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8]陈一新：《‚枫桥经验‛的新发展和新启示--关于浙江诸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调查与思考》，《政策瞭望》，2011年第5期。

[9]卢芳霞：《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之路径与模式初探--以‚枫桥经验‛为例》，《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5期。

[10]中共绍兴市委党校、绍兴市枫桥经验研究会主编：《枫桥经验与新城镇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9月。

[1] 这个阶段，‚枫桥经验‛还有一个全国关注的经验，即对流窜犯和违法失足青少年进行帮教的经验，但本文的研究重点放在改造‚四类分子‛这项工作。

[2] 李若建：《毛时代中国贱民阶层‚四类分子‛》，来自中国改革论坛网，http://www.xiexiebang.com。[3] 许根贤：《枫江红叶》，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4] 政协诸暨市文史资料委员会、诸暨市公安局编：《‚枫桥经验‛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5] 吕剑光：《‚枫桥经验‛的产生过程》，来自公安部网站，2006-12-07。[6] 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的日期，到底是11月20日还是11月22日？这有一番争议，具体详见金伯中：《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日期考》，《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3期，第8页。[7] 吕剑光：《‚枫桥经验‛的产生过程》，来自公安部网站，2006-12-07。

[8] 赵义：《枫桥经验：中国农村治理样板》，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9] 俞红霞：《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

[10] 谌洪果：《‚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生成模式》，《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11] 赵义：《枫桥经验：中国农村治理样板》，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12] 俞红霞：《‚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

[13] 政协诸暨市文史资料委员会、诸暨市公安局编：《‚枫桥经验‛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14] 俞红霞：《‚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载《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2期。

[15]2008年诸暨市人民政府与西北政法大学合作完成《‚枫桥经验‛与法制建设》项目成果《‚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同年，赵义也出版了《‚枫桥经验‛：中国农村治理样板》一书。这两本书都将‚枫桥经验‛的内涵向基层治理方面作了全新提炼。

[16] 这20多项荣誉，具体详见中共绍兴市委党校、绍兴市‚枫桥经验‛研究会主编的《‚枫桥经验‛与新城镇社会管理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48-49页。

第二篇：枫桥经验

习近平就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1963年毛泽东同志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

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 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新华网杭州10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习近平指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11日在浙江杭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研究新情况、把握新规律，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完善工作制度机制，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切实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秘书长杨晶主持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中国法学会会长韩杼滨等出席会议。

经验渊源“枫桥经验”之一

平安建设的历史源流:枫桥经验

平安建设的历史源流:枫桥经验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

为此，枫桥在各居委会、村，甚至在一些重点企业都建立了相应的调解组织。近年，枫桥镇共成功调处民间纠纷1000多起，调处成功率达97.2%，其中80%的纠纷在村一级就得到了解决。此外，枫桥镇在健全普法工作网络的基础上，每年投入20多万元用于法制宣传教育，并对曾经有过违法行为的人员，坚持“不推一把拉一把，不帮一时帮一世”的原则。

“枫桥经验”之二 帮扶刑满释放人员。

五年来，枫桥200多名刑满释放人员中，绝大部分人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好率达99.15%，有的人成了致富能手，有的人还入了党，当上了村干部。

“枫桥经验”之三

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新模式。随着经济发展，枫桥镇还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推出新的管理模式，统一为外来员工解决住房和子女入学等问题，每年还评比“十佳外来优秀青年”，授予中高级人才以“荣誉镇民”称号。

2平安建设

由来

2008年11月24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浙江省委在浙江绍兴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大会，使得生活在今

天的读者感到一头雾水。因为人们对毛泽东批示的内容并不了解。按理新闻报道中应当有所交待，然而《人民日报》的报道却是语焉不详。本人经过查找，终于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16页找到了出处，这就是《对谢富治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内容抄录于下：

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 注释

后面有四条注释：

1.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枫桥经验传播各地25 枫桥经验传播各地2.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此件，指谢富治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稿。

4.诸暨的好例子，指浙江省诸暨县的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敌人，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内部肃反的方针用来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

抄到此处，还是没有搞清楚什么叫“枫桥经验”。于是再查地图，发现诸暨辖区内有个枫桥镇，猜想“诸暨的好例子”大概讲的就是枫桥的做法。经过这一番考证索引，算是对“枫桥经验”的由来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

众所周知，自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开始大力度推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枫桥经验”，难免带有极左思想，专政思维。读者只要对以上3、4两条注释稍加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枫桥经验”的精髓，说到底，就是发动群众，加强专政。令人不解的是，本来是用于对敌斗争的“枫桥经验”，今天又为何挂上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招牌，这中间又经过了怎样的语义转换？

补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谢富治于1966年8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71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1972年3月26日于北京病死。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中国有“不因人废言”的古训。所谓的“枫桥经验”，虽然是谢富治总结的，但他当时还不是罪犯，而且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我们没有必要视其为“大毒草”。

“枫桥经验”创造于1963年，其要旨是怎样妥善处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问题，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而毛主席当年在了解到“枫桥经验”之后，非常重视，亲笔作出了如下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45年来，“枫桥经验”不仅为枫桥镇、浙江省、乃至全国相关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

第三篇：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由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开始提出并实践。主旨是提出并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近年来，淮安市清河区开展以服务群众为重点的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其本质与“枫桥经验”一脉相承，此举将过去的经验与现代信息化手段有机结合，把排查出来的矛盾问题就地化解。

全力提升安全感

按照“排查全覆盖、管理无缝隙、服务全方位”和“有问题及时发现、有矛盾及时化解、有需求及时服务”的总要求，以“格化、信息化、精细化、扁平化”为主要特色，全面推行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今年以来，全区共排查各类矛盾和隐患30213件，办结30173件，办结率达99.87%,取得“两降一升”的效果，即群众信访量同比下降13.2%,可防性治安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16.5%,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显着提升。

突出抓好“四个一”

编织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一方面成立区、街道、社区三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形成区、街道、社区、格、楼栋等五个层级的组织络体系；另一方面，将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力量整合起来，对格排查出来的相关问题，及时承办、会办并处臵，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盲区。

组建一支队伍-管理有序、服务有力。将全区38个社区划分成265个格，每个格配备“1+N”的人员，建设了一支5000多人的社会管理服务团队：“1”是指由政府为每个格配备一名专职格管理员；“N”是指两名以上的退休老干部、老党员或社区志愿者，加上小区物管人员、热心居民、环卫工人等各类社会群体。

搭建一个平台-信息收集、研判调处。建成区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将承担社会管理服务职能的38个相关部门或职能科室集中到一起，集中办公、集中受理、集中服务，凸显矛盾调处、研判分析、应急指挥、信息流转四大功能，使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应急预警、维护公共安全、管理特殊人群、络监管六项任务在一个工作平台上就能落到实处。开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软件系统，研发与系统联动的社管E通手机平台，实现社会管理服务信息及时采集、及时梳理、及时交办，全面提升社会管理服务的效率。

健立一套机制-反应迅速、高效运行。

健全问题排查机制。格员每天深入格走访民情、排查矛盾、了解需求，并及时将信息整理上。

健立分级办理机制。一般性问题交由格、社区帮办代办，较大问题交由街道及区相关部门承办，重大问题由区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牵头会办解决，并由社管办跟踪督办，办理结果每天通一次。对重大突发事件，第一时间通过短信发送到区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手机上，确保“身边事不出格，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区”

健立分析研判机制。定期分析研判全区社会稳定形势，对重大项目、政策、决策进行风险评估；

健立点评通机制。对街道和部门按月、按季度考核，通过领导点评和工作成绩排名进行奖惩。同时，加强对格员的考核，通过“星级”格组长、“十佳格协管员”和“十佳志愿者”的评选，激励格员和志愿者工作提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格化社会管理服务工作深入扎实开展。

做好“三个坚持”

坚持寓管理于服务，争取群众支持。工作开展之初，部分群众对格员上门走访存在偏见，认为是来管他们的，甚至是监督他们的。格员以服务为着力点，通过设臵格服务导向牌、发放格便民服务卡、提供代办服务以及开展各类社区活动，拉近彼此距离、增进彼此感情。如今，居民不仅积极配合格员工作，还能主动反映情况、提供信息。

坚持工作重心下移，调动基层积极性。化解社会矛盾，关键是发现要早、处理在萌芽状态。社区处于社会管理服务的最基层、第一线，是发现和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阵地。社区工作人员敬业精神和能力水平决定着社会管理的工作实效。因此，要搞好社会管理服务工作，必须打牢社区这一基层基础，不断提高社区发现问题、化解矛盾的能力。

坚持充分整合资源，形成管理合力。社会管理服务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工作量大，靠少数部门“单打独斗”不行，靠党委政府“大包大揽”也不行。因此，清河区在深入实施格化社会管理服务中，充分整合行政资源，积极利用社会资源，将两股力量合而为一，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一方面，积极清河开展共驻共建活动，借驻区单位，以及辖区企业、社团组织等方面的力量，共同做好社会管理服务工作；另一方面，深入开展各类群管群治活动，积极动员和组织居民参与治安巡逻、城市管理等工作，形成社会管理人人参与、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

枫桥经验”之一

平安建设的历史源流:枫桥经验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为此，枫桥在各居委会、村，甚至在一些重点企业都建立了相应的调解组织。近年，枫桥镇共成功调处民间纠纷1000多起，调处成功率达97.2%，其中80%的纠纷在村一级就得到了解决。此外，枫桥镇在健全普法工作网络的基础上，每年投入20多万元用于法制宣传教育，并对曾经有过违法行为的人员，坚持“不推一把拉一把，不帮一时帮一世”的原则。

“枫桥经验”之二

帮扶刑满释放人员。五年来，枫桥200多名刑满释放人员中，绝大部分人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好率达99.15%，有的人成了致富能手，有的人还入了党，当上了村干部。

“枫桥经验”之三

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新模式。随着经济发展，枫桥镇还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推出新的管理模式，统一为外来员工解决住房和子女入学等问题，每年还评比“十佳外来优秀青年”，授予中高级人才以“荣誉镇民”称号。

平安建设

2008年11月24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浙江省委在浙江绍兴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大会，使得生活在今天的读者感到一头雾水。因为人们对毛泽东批示的内容并不了解。按理新闻报道中应当有所交待，然而《人民日报》的报道却是语焉不详。本人经过查找，终于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16页找到了出处，这就是《对谢富治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 批语（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内容抄录于下：富治、彭真同志：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第四篇：浅谈枫桥经验

【篇一】

一、从枫桥经验的历史去深刻认识内涵

（一）枫桥经验的历史背景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国际层面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造成了双方关系的全面恶化。印度在美国和苏联就企图蚕食中国领土的支持，最终爆发边境军事冲突；

台湾当局利用大陆的经济暂时困难，加快实施其“反攻大陆”。因为前所未有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挫折，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困难的。在中国和国外的反中国的敌对势力认为推翻共产党新中国政权的时候，要尝试“和平演变”。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何教育和改造“四类分子”，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巩固政权，是全党面临的重大课题。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之一是把四类分子中的大部分转化为社会主义新人民。中央明确，针对攻击报复和抢劫杀人、纵火、投毒这种刑事案件司法必须立即逮捕，而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当时的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广大干部群众遵循中央的这一指导精神，没有逮捕一个人，就制服有违法行为的“四类分子”，创造“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即“枫桥经验”。因此，“枫桥经验”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阶段的产物。

（二）深刻的内涵认识

坚持“枫桥经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核心和灵魂”，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值得追求和弘扬。初期，枫桥的治理经验是，只要实事求是，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防止和化解矛盾源头，可以使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同时吸收“枫桥经验”中“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理念的同时，实现社会管理从“管理”到“服务”，要有针对性地对公众提供个性化服务。

“枫桥经验”是人民调解制度的核心。这一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因为它符合我国国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诉讼相比，其优越性在于将“后处理”改为“事件前”，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恶化。此外，一个社会的矛盾是不可预测的风险，并加强基层治理的风险评估可能是一个方面，“枫桥经验”是值得探讨的。社会风险评估不仅是管理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涉及到多学科的应用和多部门的协作。因此，借助现有的大数据平台，可以对各级管理人员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进行分析，为社会保障的综合决策提供科学的指导。

最成功的经验是动员群众进行基层治理，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各部门在合作治理中要自觉地使用大数据，分析安全形势、部署任务在基层社会利用大数据进行群防群治这一举措的提出，是我国公安机关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成功探索。从国情出发，目前中国仍然是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和社会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不足，不能有效配置。因此，必须动员群众力量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队伍建设，利用公安数据的历史数据，不仅缓解了警力严重不足的问题，而且适应了警务工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社会制度上来看，我国的群防群治模式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齐管共抓，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二、做好基层党建，优化社会治理

（一）落实基层党建工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要通过治理主体的多元和治理手段、方式的多元，努力构建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等“多元互动”的生动局面。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的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枫桥经验”第五十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践行群众路线，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最多跑一次”等改革，激发社会活力，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在社会治理与社会治理的促进党的建设的一个很好的工作，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建立“枫桥经验”的升级版，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获得幸福感。

首先要创建“红枫党建”品牌，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引领的能力水平。枫叶红大地，党建聚人心。枫桥镇打造“红枫党建”品牌为载体，以建设服务型党组织，选村党支部书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党支部，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分别担任调解委员会主任，压实村级治理第一责任；

聚焦社会组织党建新领域，做到基层党组织全覆盖；

运用好党员亮分、亮牌、亮业绩“三亮”载体，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每一个党员都成为一片红叶，让每一个支部成为一树红枫，让枫桥党组织成为一片红枫林，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其次要建立基层综合管理平台，提高服务人员的能力水平。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以“四个平台”建设为龙头，以智慧防控为支撑，以优化公共服务为目标，构建信息采集、隐患排查、矛盾调解、民生服务于一体，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上下左右融会贯通，实现信息汇聚、智慧派单、可视指挥、数据研判、留痕管理等功能的运行系统，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干部再多跑一次、群众最多跑一次”，实现“一证通、办一生事”，不断提升办事办证服务的便捷化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最后要创建精神文化新家园，全面提高治理文化建设的能力水平。枫桥文化诞生了“枫桥经验”，“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推动了枫桥文化的丰富发展，形成了枫桥所特有的“枫桥精神”，这就是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造精神，以民为本、春风化雨的和合精神，就地解决、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大力推广“枫桥精神”，已成为枫桥人民群众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是“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发展的强大原动力。大力弘扬传统道德文化，不断赋予时代新内涵，树立新的社会风尚，弘扬阅读文化，提高人的文明素质；

弘扬孝义文化培育现代公民精神。弘扬不平等、良讼的理性文化，强化现代法治意识。弘扬地方文化，树立崇尚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现代生态文明观。加大对农村文化体育基础设施的投入，积极开展农村文艺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社会治理困境和优化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在中国当前社会治理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一些是老问题，有的是转型期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方式上，也可能表现为制度化的缺陷。例如，伴随着农民工进城的社会稳定问题，伴随着高校扩招的社会失业问题，伴随着经济产业化和老龄化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城乡二元发展模式下的城乡三大问题。许多这些社会问题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如大量的上访者，增加或持续性犯罪无处不在，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表现为显性冲突的社会矛盾，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治理的一个大问题。

“枫桥经验”治理方式，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已经成为一个在中国的基层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模型。该系统的运行和实施有赖于完善的组织网络和有效的工作机制，并依赖于格式化的档案管理，使所有人和一切都能纳入这样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从枫桥经验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在该工作方法中,如何完善组织建设是重中之重。这一网络的核心仍然是充分动员社会各组织和干部群众，建立群防群治网络。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一是需要高度政治责任感的领导队伍；

二是需要反应灵敏的信息员队伍；

三是需要责任明确的指导员队伍；

四是需要业务素质强的治调队伍，在此基础上才一能建立高度灵敏、能及时发现矛盾苗头和不安定因素的预警机制。另外，“枫桥经验”的工作机制与格式化的管理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主要表现为一系列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和资料档案。枫桥镇实行的“一日、一会、一卡、一表、一活动”制度,进一步加强了信访渠道。治理方式的确立，不仅意味着规章制度的建立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建立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尊重良好的传统和治理经验。此外，这一系列表格和档案不仅针对治理对象和治理事务，而且还对管理人员本身形成约束。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加快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枫桥经验”是著名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品牌，是毛泽东和习近平两代国家领导人指示推广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的创新和发展，是提高社会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标准方法。

标准化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在党的第十八次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我们制定了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计划。标准化是治理现代化的基石，离开标准化，治理现代化无从谈起。枫桥经验证明了一个强大的创新实践，积极通过基层社会治理的标准化工作，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没有立法权，不能制定更为细化的法律条款，因此可以把“标准化”建设作为基层“立法”的补缺，而浙江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验田，先后涌现了许多具有实效性、知名度的典型经验，我们可以把“枫桥经验”这个全国有名的基层治理经验编制成更具操作性、普适性的工作标准，显然有着突破性意义与价值。

三、基层检察工作和法治模式的探索

（一）将枫桥经验放到基层检察工作中

近年来，网络犯罪案件出现井喷式增长的新形势。特殊案件的处理已成为司法机关的基本要求。建立专门的办案机构和特殊的办案机制，是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的重要途径，也是符合世界司法发展的普遍规律。选择案例经验丰富、业务骨干和计算机辅助人员和互联网的专业知识，建立一个网络犯罪办案组，实现一种案例指导、案件调查、案件防控工作，不仅可以促进和办案经验，研究者继承的积累，研究者还将确保人承担责任，合理的司法资源，从而降低目前司法机关普遍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小于。同时，要加强办案力量的专业培训。在特殊人员的基础上，根据案件的可持续发展，后续的定向培训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的企业，通过企业网络技术、财务等相关知识的培训，为检察官邀请专家学者进行互联网法律讲座和研讨会、企业培训人员、企业人员的跟踪和指导，以实现大数据的精准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阐明办案的法律关系。

探索集约高效的出庭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单独犯罪或少数群体犯罪。灰色产业链和黑产业链的运作模式往往会导致大量的犯罪嫌疑人。如何实现有效审判，是检察机关在“案多人少”困境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可实行个案繁简分流，分类指控，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一是要注意诉讼前的沟通，参与诉讼，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和辩护律师的意见，特别是讯问犯罪嫌疑人，告知他们可能的刑罚，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积极开展罪犯教育。在充分了解辩方意见和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的情况下，除按照犯罪内容分案外，还可根据庭审难度对案件分批起诉、分案处理，对于个别犯罪嫌疑人不认罪、案件定性争议大而可能影响开庭进程的，应根据具体情况各个攻破，以提高整个案件的庭审效率。二要注意庭前沟通，简化庭审。鉴于网络犯罪案件中有大量证据材料、被告人和辩护人，可以在起诉后首次与法院沟通，告知起诉方式，便于法院集中审理案件。充分利用庭前会议，解决管辖、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并就证据有无异议、是否申请调取新证、全案定性等争议焦点，明确控辩双方初步观点，为提高庭审效率打好基础，促使庭审实质化。

另一方面，枫桥经验是一面社会治理的旗帜。面对日益猖獗的网络犯罪形势，打击与治理并重是解决网络犯罪社会问题的最佳策略。检察机关要注意源头预防，深化社会治理，坚决杜绝“一抓一讼”的机械化做法。所以，我们应该更注重同步法制宣传，要充分利用“两微一端”等新媒体，结合办案活动大力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并建议和鼓励受害者网络公司利用其平台进行广泛宣传，防止更多的人上当受骗。特别是在处理一系列案件的过程中，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的“群发”功能，告知被害人举报、提交证据，发挥“社会人的社会事务管理”的主动性，便于后续办案。另外，我们应该主动回应社会的关注。随着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司法应发挥积极作用，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司法价值最大化。因此，我们应该打破封闭的思想的情况下，认真开展调查和总结，以“一案一总结一建议”的方式，积极向案发单位和党委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检察建议，服务社会大局，回应群众期待，打造和谐共生的司法生态。

（二）结合枫桥经验后的法治模式探索

事实上，“枫桥经验”本身蕴含着中国特色法治模式。

一是“枫桥经验”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与中国特色法治不谋而合。“枫桥经验”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枫桥经验”与中国法治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但“枫桥经验”寻求的是一种比法律途径成本更低、时间更省、效率更高、效果更好的矛盾解决方式。“枫桥经验”包含着更多的政治色彩，它一方面是传统的教育管理，并且在“以和为贵”的传统儒家文化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政治教化的内容；

另一方面，这种治理方式与时代的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形成了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教育、集会、整顿等一整套政治途径。这些都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也就是社会和谐。

二是“枫桥经验”的实施与当地的人文历史环境紧密结合。一切现代法治都有相应的经济条件和文化遗产作为基础。“枫桥经验”诞生于中国的基层，成长于中国发展的潮流中,它在自觉地整合、维护、发展、创新这样的经验,它是一种注重自身传统和经验、注重点滴积累的思路,这也正是是法治的内在要求。长期保持中国传统，维护社会生活的安定与和谐，就是尊重法治。每一次的发展和创新“枫桥经验”，都可以说是建立在自身独特的社会传承、文化脉络、公民意识和政治底蕴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枫桥地区这么悠久的人文历史传承,“枫桥经验”也不可能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都能展现新的内容和风貌。“枫桥经验”的做法，反映的是一种法律的本土资源，它继承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和谐”，并结合现代观念和现代管理技术，实现我国法律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的统一协调系统的法治建设。

三是“枫桥经验”的实施是动员群众发扬民主。“枫桥经验”初创时期对“四类分子”的帮教转化,是将“四类分子”放在群众中监督改造,依靠群众开展的帮教转化工作。近年来，枫桥经验在创新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全面管理上，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实行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和谐社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枫桥经验”在新时期把富人减少冲突，通过组织群众预防冲突，在解决群众矛盾的服务新理念。它的实施手段自始以来都是惊人的一致,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民主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让生活在制度下的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到与身边的事务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合力推动社会的发展。

四是“枫桥经验”实施过程中的强烈的政治性“枫桥经验”所蕴涵的中国法治模式是政治运作的衍生品。“枫桥经验”以政治权威为后盾,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传播社会主义价值的过程它也是人民群众在解决各种矛盾、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过程中创造的智慧结晶。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很强的阶级性。无论是解决敌我矛盾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动员或自下而上的自治，都是服务于中国法治、中国政权。我们在实践“枫桥经验”的过程中培育起民主自治的土壤和传统,使这种经验成为普通民众的一种本能,逐渐形成用理性思维解决问题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的基础。

总之，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推动工作理念、机制、方法创新,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按照党建引领的要求,抓党建、带队建、促业务,为人民生活发展进步提供根本保证。牢记人民是最好的老师、群众是最大的力量源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把社会治理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发挥好城乡社区群众自治组织的基础性作用,引导社会成员在法治轨道上主张权利、解决纷争,用公序良俗的力量规范社会行为,促进善治。注重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加快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努力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篇二】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浙江诸暨枫桥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上交，实现了“捕人少，治安好”，“枫桥经验”由此诞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记者再次探访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的浙江时，发现它的内涵在新时代更加丰富：从过去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如今拓展到防范化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安全风险，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的重要法宝。

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技革命深刻改变着我们的时代面貌，过去的按部就班已经远远不能跟上世界变迁的步伐，“枫桥经验”的红旗在遍插全国的大街小巷之后，锐意进取的浙江诸暨人，则紧跟时代脉搏，再次赋予了其新的内涵。枫源村通过“全科网格”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微事不出格”；

诸暨市创新实施流动人口多元化融合式、信息化一站式、集约化旅馆式、网格化标配式“四化四式

”服务管理新模式，有效地减少了安全隐患，有力地促进了社会融合；

杭州互联网法院“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则走得更远，用户只要使用一个账号登录平台，就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纠纷特征，选择多种纠纷化解方式，真正做到“一次也不用跑”。

更加的接近群众，覆盖也更加全面无缝隙，网络工具率先使用，更便捷、更高效。走在前沿的浙江人再次给我们上了一课，在基层综合治理上，我们不仅要学会苦干实干，还要学会敢干巧干，能干会干。不断的摸索和总结，提炼和提高，找到好方法并付诸实施，施惠于人民群众，切实提高综合治理能力，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网格化现在基层都有铺开推广，但是网格员是否都能做到“全科”，这就不容我们太过乐观了，流于表面，敷衍了事，业务不精，混水摸鱼等等现象，我们都应该加以清理，要把网格做实、做透，做到真正的能服务于网格内的群众，“全科网格员”要能做到大家随呼随应、随叫随到，并且业务精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切实的服务群众。

另外浙江的网络化应用确实先进，更集约、更高效、也架设了更高端的资源整合系统，对群众的矛盾纠纷化解需求更有助益。因此，各地应尽快学习，尽早架设类似系统，让群众的需求能通过网络更便捷的找到服务窗口，更精准和全面的为其透彻分析，以方便其选择，促进矛盾纠纷的化解。

【篇三】

56年前，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也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在当下，学习枫桥经验，仍有着重大意义。

“枫桥经验”的实质，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决定，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我们不止要学习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精髓，深入人民群众，将基层工作与群众利益相结合，更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工作实际化、速度化、透明化，做到让群众真心满意。

枫桥经验的灵魂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始终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决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这是由无数的共产党员通过实践证明了的。贵州息烽县温泉镇政府就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新时代下应该如何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他通过不断完善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党委班组带头深入村组、深入群众，要求包村干部每周到村组走访村组干部和群众最少2次以上，收集社情民意，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不管是不是自己分管领域内的群众诉求，一律要认真记录，并向具体责任领导和部门进行汇报，力争把每件事都具体落实，坚决杜绝群众诉求被踢皮球、无人管无人问的现象。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党民鱼水情。

枫桥经验的重心在基层建设。基层历来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和难点所在。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了绝大多数，基层的工作千头万绪，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必须把基层工作责任具体化、透明化。力促各部门团结一致，加强部门间的联动合作，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与时俱进的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以群众利益为起点，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把自治、法制、德治作为根本方式，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处理矛盾，避免矛盾升级，构建基层社会善治体系，努力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把各类矛盾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

枫桥经验的关键是民生。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将民生放在首位，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不断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只要群众能够安居乐业，那么社会矛盾必将大为减少；

衣食足是礼仪兴的基础，只要群众能够享受到民生改善带来的福利，公民素质的提升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全民素质的提升必将使他们在处理矛盾时必将更加理性，把脑海中违法的因素消灭在襁褓里，使矛盾纠纷就地合理解决成为现实。

枫桥经验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50多年来，其内涵不断发展。说一千道一万，要让“枫桥经验”在新时代发扬光大，就要学会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只有本着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信念，才能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满意和认可，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篇四】

诞生于1963年的“枫桥经验”是源于浙江诸暨、闻名全国的政法工作旗帜和基层社会治理典范。“枫桥经验”的核心内容是“矛盾不上交”，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化解了大量基层社会矛盾和纠纷，为国家和社会减轻了压力。由此，“枫桥经验”也从早期的社会改造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转型为社会治理经验。

2013年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批示，为“枫桥经验”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

“枫桥经验”深刻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久盛不衰，关键就在于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依靠好群众、发动好群众、凝聚好群众。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既是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过程就是党群关系不断重塑的过程，也是不断考验党引领和组织社会能力的过程。

在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枫桥的干部群众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不断构建交流、对话和沟通的平台，在国家和社会、党和人民、政府和公民之间探索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实现纠纷解决在基层并使民主、法治在基层扎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一，加强自治是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有其内在复杂性，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内容复杂，治理方式交织，区域性地方性特征鲜明，规范性与乡土性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共生，稳定性与变动性并存。要顺应乡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因应乡村居民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建立健全符合国情域情、体现时代特征、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乡村群众自治制度。这里面，在乡村治理中实行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实现形式，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第二，加强法治是重要保障。乡村治理中的村民自治，是法治基础上的自治。自治需要通过法治加以规范和保障。我国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为村民自治的运行提供了顶层设计与方向指引。规定村民委员会主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依法界定其职责范围，实际上也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要依法赋予并保障村民自治权限，划定村民自治的政策法律边界，逐步营造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

第三，加强德治是重要引擎。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沉淀在民族精神中的推己及人、行为适宜、遵守规矩、谨守本分、明辨是非、温和友善、诚实守信、忠国爱家等传统美德。同时，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乡村文化，塑造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道德标准。通过道德标准体系的完善、乡土信任的重建，正民心、树新风，营造乡村德治氛围，维护乡村德治秩序。

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应当吸收优秀德治传统。早在明代，王阳明就提出“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的观点；

顾炎武更是强调，“法令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

法令繁而教化亡，则机变日增，材能日减”。这些发人深省的观点提醒世人：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关注良好道德和风俗习惯的养成，要关注法律的本质在于引导和教化人们走向更高的道德水准。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除了不断完善既有的制度规则，也要注重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的传承。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治理格局

信息化时代，做好网络管理工作既是社会管理的难点问题，也是不断创新发展社会治理的重要契机。网络舆论是网上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新挑战。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应当特别重视平台治理。平台是动态的、多元的网络生态圈，在不断进化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我治理体系。这套体系不仅发挥着规制和引导作用，而且正从网络走向现实。平台治理的多元化和动态化，深刻影响社会治理格局的发展变化，并形成了一种互动乃至紧张。在一些平台治理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平台权力甚至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加之公权和私权存在交叉，虚拟社会平台权力正不同程度地侵蚀着国家的部分行政权和立法权。这个模糊地带、交锋地带，正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矛盾所在。由此，必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加强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依法治理、科学治理、动态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此外，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政府管理承担了绝大多数社会治理任务。但社会治理不仅是加强社会治安和维护社会稳定，不仅是政府对社会的单向度管理和控制，还必须注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要让渡一定的空间给社会进行自我管理，尊重社会管理中的市场逻辑和自治逻辑。

就此而言，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和人民的力量。其中，首先当然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重点包括推动党政部门的职能转变，让党委政府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执政能力建设、行政服务水平提升。

进一步来看，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应集中于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安防控、社会事务管理、社会公平执法等平面工作上；

动态层面的社会治理，则需进一步发挥群众参与。事实上，随着社区成员结构的日益多元化，社会秩序的管理也要走向多元化治理。只有依靠相关政府部门合理的引导和培育，各类自治组织才能在社会建设中焕发持久活力；

只有通过社区民主自治和培育社会组织，才能进一步推动“放管服”改革，进而实现治安管理和城市管理、市场管理、行业管理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

【篇五】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新时期，学习“枫桥经验”，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有着重大意义。

“枫桥经验”的精髓，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决定，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事实证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利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处理方式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对避免矛盾升级，维护良好社会环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学习“枫桥经验”，要加强基层建设。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心、难点和希望所在。针对一些地方村（居）委会行政化色彩较浓问题，要明确政府管理权和居民自治权的边界，把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剥离出去，把不能缺的群众自治内容纳入进来，使其回归本源；

针对群众自治组织体系不完善、作用发挥不充分问题，要健全以党组织为领导、村（居）委会为主导、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框架，更好发挥群众自治功能；

针对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动力不强、渠道不畅问题，要搭建便捷的议事平台，推进基层议事协商制度化，鼓励群众“说事、议事、主事”。

学习“枫桥经验”，要加强风险防控的能力。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从源头上防范矛盾风险是“枫桥经验”的重要内涵。要把社会治理的着眼点放到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段控制、前期处置上，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把各类风险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

“枫桥经验”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50多年来，其内涵不断发展，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这一精髓一直未变。说一千道一万,学习“枫桥经验”就是要学会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为了群众、依靠群众，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满意和认可，才能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第五篇：枫桥经验

2013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纪念年，同时，10月11日，习近平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所以，“枫桥经验”是2014考研政治命题的热点。文都网校在深入研究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精神和大纲解析的基础上，预测一道关于“枫桥经验”的材料分析题，希望能对即将参加考试的考生带来帮助。

结合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1

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11日在浙江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习近平指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研究新情况、把握新规律，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完善工作制度机制，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切实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摘编自《新华网》(2013年10月11日)

材料2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上世纪60年代，浙江诸暨市枫桥镇创造了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枫桥经验”。50年来，“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不动摇，而且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传家宝”不但没有失效，反而更加成为社会稳定的坚硬磐石。

“枫桥经验”为何能50年长盛不衰?因为它的精髓就是“走群众路线”。

杭州市下城区长庆街道王马社区会议室里坐着四位老人等待开会，他们是当地百姓议事组织的成员。其中一位楼长吴菊仙对记者说：“社区绿化带里有人乱停车，还有人乱倒垃圾，大家准备商量一下怎么解决。还有人在阳台上放的花盆太多，容易掉下来，我也过来反映一下。”

吴菊仙说：“好多事反映了，很快就能解决。”困难群众、独居老人、残疾人、失业人员等每月必访……这是王马社区已经建立6年多的“66810”为民服务体系的内容。“六必到”、“六必访”、“八必报”、“10条为民服务线”，居民都耳熟能详。如今，王马社区的干部又把这一工作方法全面运用到了社区平安建设中。

社区党委书记金颖说：“我们社区是老小区，老人党员较多，而且比较热心。在很多工作中，我们的楼道长、社区党员、群众骨干在发现问题、收集民意、和事调解上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平安建设离不开扎实有效的基层基础工作。村街社区、企业单位是社会的细胞。只有细胞充满活力，身体才能健康;只有基础牢靠、基层安宁，社会才能和谐稳定。

在新的历史阶段，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实践好，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才能凝聚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平安建设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希望也在基层，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充分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资源，切实形成整体工作合力。

在遍布杭州全市的“和事老”们的努力下，很多邻里纠纷、家庭矛盾都被化解在萌芽状态。到2012年底，仅杭州市备案管理的基层社会组织就已达8963家，成为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样在宁波，17.2万名社区“和谐促进员”的名头也很响亮。

来自浙江省司法厅的统计数据表明，浙江省目前已在医疗、交通、劳动、物业等领域或行业建立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组织800余个，调处矛盾纠纷占全省矛盾纠纷调解总数的三分之一。2012年全省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41.4万件，成功化解40.51万件，化解成功率达到97.85%。

浙江省委省政府紧紧扭住群众工作这条主线，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枫桥经验”。把群众路线与法治方式结合起来，支持群众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

“枫桥经验”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枫桥经验”历久弥新、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这个“传家宝”，正在各地平安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群众工作贵在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和管理机制。湖北省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重大决策之前先问群众“同不同意”、“满不满意”，把好涉及群众利益的“民意关”。两年来，全省对4012个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了风险评估，其中3549个事项准予实施、371个暂缓实施、92个不予实施。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人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必定能为“平安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新华网》(2013年10月11日)

材料3

“枫桥经验”是枫桥人民的伟大创造，“枫桥经验”在形成初期就具有先进的理念，历经50年特别是近20余年的发展，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其重要的根源之一就是坚持了改革创新，与时俱进。50年来，枫桥人始终是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改进工作作风，创新工作方法，这是“枫桥经验”永远年轻的关键所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发展方式转变和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思想多元、利益多样、矛盾多发，能不能解决好各种各样的矛盾，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宏伟蓝图的实现。“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就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如果没有开拓创新精神，没有工作的新思路，没有适应时代发展的新举措，就不可能解决好各种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的，就不会推进社会管理的进步。这必然要求我们一定要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广集民智，广纳民策，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

——摘编自《人民网》(2013年10月22日)

(1)新时期，为什么需要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和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4分)

(2)“枫桥经验”对我们今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有哪些启示?(6分)

【考查考点】

毛中特——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答题思路】

这道题是关于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材料分析题。2013年是毛泽东对“枫桥经验”加以肯定、赞扬并主张给予推广讲话50周年纪念年，同时，2013年10月11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一定要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所以，“枫桥经验”是2014年考研政治命题的热点。

回答第一问首先要总述：“枫桥经验”对于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走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里其中的关键词或关键句是：“枫桥经验”、“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考生能回答这3个关键词或关键句，就能得到1分;然后，分开论述：第一，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第二，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能否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第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第一、第二、第三关键词或关键句分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党能否长期执政”、“战胜困难和风险、取得事业成功”。第一、第二、第三各1分。

回答第二问首先要总述：完善社会管理是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任务;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强化基层基础工作。这里的关键词或关键句分别是：“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采分点分别是1分。然后分别论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具体措施。第一，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关键词：“社会管理科学化”。第二，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关键词：“政府公共服务方式、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第三，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关键词：“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第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键词：“人民内部矛盾”。第五，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关键词：“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政法工作”。第六，深化平安建设。关键词：“平安建设”。第七，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关键词：“国家安全”。第一至第七3.5分。

【参考答案】

(1)“枫桥经验”是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的“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一条宝贵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它对于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持走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新中国成立前后，党不断通过整党整风等多种形式密切党群关系。针对新时期党群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党中央强调指出，能否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从生死存亡的高度认识党群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分)

第一，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坚持唯物史观，把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统一起来，把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统一起来，才能把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统一起来，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特征。(1分)

第二，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能否长期执政的关键所在。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分)

第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推动者，是决定我国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的顺利推进，党的领导地位的不断巩固和加强，都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1分)

(2)完善社会管理是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任务。完善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好社会管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1.5分)

新时期，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同时进行，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稳定风险因素普遍存在。创新社会管理必须重视源头治理，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1分)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具体要求：第一，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第二，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第三，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第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第五，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切实肩负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职责使命。第六，深化平安建设，完善立法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强化司法基本保障，依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第七，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工作机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确保国家安全。(3.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