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及其出路》有感

第一篇：读《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及其出路》有感

《中国学术界的问题及其出路》读后感

每逢过节回家，在市政府工作的亲戚在跟我聊将来的毕业和工作愿景时，当我和他就能力和人脉哪样更重要时总会争执得面红耳热。但随着我阅历的增加，我逐渐“领悟”了“关系是金牌，能力是银牌，学历是铜牌”那句话的深刻含义。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1世纪，中国的留学热逐年递增，大批青年才俊怀揣“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梦想漂洋过海，以为学成归国之际便可大显身手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但如材料提到“中国学术界却偏偏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些学者的回归。为什么呢？当然是怕手中的利益被抢走。”这就是说如果你想单靠个人能力在学术界闯出一片天地，这是不可能的。不是有这么句职场名言“会做的不如会说的，会说的不如会跑的”。像中国足球一样，一旦和政治挂钩，那就一定不要指望它能有多大的业绩。为什么那么多美籍华人能够拿到诺奖而中国的科学家却寥寥无几呢？我觉得不是偶然。著名数学家丘成桐说过：“美国学术界看重公平的原因，学术评审的标准是绝对公正客观的，因此学术成果能精益求精。”不公平现象总会存在，但在美国，一切不公平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竞争起点的公平，没那么多潜规则。社会能够为底层提供一条向上爬的通道，每个人都能凭借个人奋斗为自己赢得金钱和面包。再加上庞大的财力支撑，这样的竞争环境当然能够吸引各地精英，成为学术界的领头羊。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得主屠呦呦是中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本土科学家，但她本人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即无院士头衔，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不得不说是打脸中国的院士和学位制度。无博士和留洋经历受限于“文革”历史，而多次落选院士值得商榷。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这是同事对她的评价。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教授说过，院士在中国是终身的，没有行政监督，谁与院士关系好，谁的项目就能批下来而获得经费。这也是为什么北京的高校总是比地方院校拥有多得多的科研经费。所以说，在中国实力不是唯一的标准，搞学术也要看人情和社会关系。因此以个人观点来看，中国的院士，不做也罢。

中国的学术进步还是要看工作在一线、埋头于实验室的这些学生和老师的。一个社会的进步往往是由于弱势群体的存在才能保持新鲜与活力，如果让弱势群体看不到一点儿希望，那这个社会就没希望了。

如果个人但凡自己业务上有水平，有能力追求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最好不要进入仕途，因为可能你的上级的水平照你差远了，可你却还得去说些违心的话去曲意逢迎，身不由己。假如想做一个有能力但有个性的人，想活出真实自我的人，那么进入体制不是好的选择。但放眼学术界，哪一个院士、哪一个校长敢拍胸脯说自己没在社会身兼各种行政级别和耀眼的地位和光环呢？往好处说，现在的学者活得比过去聪明，知道傻傻地一直蛮干下去真的会影

响自己的仕途，但也表示，现在的人，很难有毅力去深耕一个领域直到开花结果。老一辈的科学家可以坚持默默耕耘一生没有成果，现在的人可能坚持一年都不行。许多博导和教授根本几个月学生见不到人，忙着在外面拉项目、开公司、跑业务，把学生当廉价的劳动力，最后为了让学生毕业和打响知名度，让学生往各种会议上投论文，那么质量可想而知。而目前实行的学位制度要求发表一定数目的论文才可毕业，则导致了学生慌不择路，一稿多投。比如我在网上搜索关于测试电流分布的论文，我会在国内期刊中找到两篇，作者是同一人，同时我会在国外的期刊上找到同一作者的相同论文，内容基本一样，不同的只是翻译过来。这还不过分，因为这种只算抄自己的。去年吉大的一篇“最牛抄袭硕士论文”通篇抄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论文，而且连致谢也包括在内，时间只相隔一年，直接说明了中国的学术诚信水平的沦陷程度，甚至连985院校也不能幸免。

3年以前我跨专业考研，为了找工作。我敢说现在的考研大军80%都是为了找个好工作；但根据“学历是铜牌”，现在的硕士早已成为了彼时他人在事业上调侃的对象。而我身边有相当一部分在职教师为了评职称和涨薪读博，这也无可厚非。而某些政企高官的博士头衔却不可不令人生疑。其实文凭对于官员无非是升迁的门票，这也是为了响应当年我党提出的选拔任用机制对学历的要求。也就是说，将来我打拼3、4年得到的学位可能在某些上层人士眼里，根本不是难事。尽管家人和亲戚有时调侃我不思进取——读了快20年书了，有如此的学问，照理说就该比别人高出一筹，我也心平气和地不予反驳。我想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还停留在读进去的书等于赚到多少钱，做多大的官。我改变不了他们的看法。我只说我现在做学问，是为了磨炼自己的心性，去掉身上的浮躁气息，远离喧嚣尘世。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当今的社会还是看实力说话的，关键时候还是自己靠谱。我认为现在的博士毕业找一个研发单位或高校，每天过着不被名利束缚的生活是要比那些削尖脑袋往上爬而无法安静下来的生活强很多的。至少回过头来，这段时间是对得起自己的。也许当我实现个人价值的时候，就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时候。不也有句话么：“关系是金牌，但思维是王牌。”

第二篇：读《思路决定出路》有感

读《思路决定出路》有感

一本好书就象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给我们诸多启示。《思路决定出路》就是这样一部佳作。任何一件成功的事情背后都有一个正确的过程和方法，更有一个正确的思路。书中讲了很多哲理故事，使深奥的哲理变的简单易懂，使人难以忘记。它对人们在人生定位、心态、思维模式、职业发展、人际关系、爱情婚姻、做人做事、能力培养、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的重要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了针对性很强的“思路突破”——谋求发展与成功的正确思路，读后感想颇深。

人都有思维，问题的关键是你能不能突破这种定势。人不能改变环境,但可以改变思路;人不能改变别人,但可以改变自己。栾菊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花剑挑落一枚金牌的故事，已经过去了24年，离开剑道8年，在加拿大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然而，一切都因北京奥运会而改变。从2006年12月决定为北京复出，到今年3月28日，栾菊杰从排名400名开外积分为零，到取得世界排名42位、美洲排名第一的成绩，拿到奥运资格，栾菊杰竟然用15个月的时间实现了进军北京的梦想。尼采曾经说过：“聪明的人只要能认识自己，便什么也不会失去。”在竞争日趋激烈、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每天都会出现大量的错综复杂的问题，给我们的事业、工作、学习、生活等带来压力、障碍。要迅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有正确的思路。正确的思路可以帮助我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能。正确认识自己，才能充满自信，才能使人生的航船不迷失方向。正确认识自己，才能正确确定人生的奋斗目标。只有有了正确的人生目标并充满自信地为之奋斗终生，才能此生无憾，即使不成功，自己也会无怨无悔。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命运。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每个人都希望过上更舒适更富有的生活。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愿。能够实现愿望的人，不一定比你付出更多的汗水，但一定比你付出了更多的思考。成功人士与普通人最大的差别在于：思考模式的不同。当然，对于成功的概念，我们也要要有新的思路。就笔者的同学，有的官居副厅，有的是一镇之长，有的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已经身家过亿，这些应划为成功者之列。但大部分的同学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一直埋头苦干在工作一线，我认为也是成功者，我们要形成足够的舆论氛围，给予足够的精神支持和力所能及的物资帮助，给予足够的尊重和尊敬。书中提到，对于成功者来说，只要人生目标的大方向没变，有时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也不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穷则变，变则通。出路，在于变通。当目前的想法不能让你成功，不能让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时，说明你的想法有可能是错的，是需要改变的，甚至不止改变一次，直到找到能改变你生活的那一种。许多人没能做得更好，或者是由于没有改变自己的思路，或都是懒于改变自己的思路，或者是根本就不想改变自己的思路。成功总有方法，想成功就要找方法。而思考是一切正确策略与方法的起源。思考其实就是问与答的过程。当你做一件事情没有达到目标时，问自己一个为什么，问自己问题出在了哪里，然后自己给出答案。一个好答案就是一条通往成功的康庄大道。

当然，我们还要从两个方面加以正确理解，一是只有顺应时代潮流的思路才能有好的出路，反之则不然。二是好的思路还要加以坚持不懈的行动，还要有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的“人生难得几回搏” 的精神，还要把握机遇，灵活机智地处理复杂和重要问题，这样才能在汹涌的时代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开启成功的人生之门，谱写卓越的人生乐章。

2013年8月

第三篇：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与出路

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与出路

1，农村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后的问题

自两年前中国政府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许多担心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人士似乎松了一口气。但是透过表面的“达标”我们会发现，农村的教育状况并没有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相反，在并没有根除导致问题的根源而又遭遇农村税费改革等新的制度环境时，它变得似乎更加突出了。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首先，“基本普及”这一含糊的语义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是，在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区域还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少年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充分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即以官方公布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来看，由于学龄儿童的基数过于庞大，没有入学的0.9的儿童数量实际上超过了110万人。这庞大人群的绝大多数当然是在农村，他们将成为未来的新文盲。

第二，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的作为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普及”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冲刺”的结果，一些县乡政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弄虚作假”这一经典式的法宝。而不择手段的结果是导致了许多后遗症，比如许多乡镇所背负的沉重的“教育债务”，此外还包括入学率的下降和失学率的反弹。两年前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已经通过“普九”验收的1242个县中，失学率超过5的有209个县，超过10的有63个。在中西部，初中生辍学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而湖南省有关部门今年夏天对6个县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其中小学为39.7，初中为20.0），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达92.1.第三，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小学阶段失学的3791.5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67.6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社会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这些事实尤其需要教育行政官员们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耀眼刺目的镜子。

2，城乡教育对比：差距究竟有多大

农村教育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同城市的比较。这方面的直观感受往往会让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从北京市某所花费3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小学，到贵州、甘肃乃至于距北京数十公里内存在的“危险校舍”；从城市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们每年要花费数千元去培养其子女的“综合素质”，到农村那些尚未实现温饱的家长们要为筹集数十元的学杂费而一筹莫展；从城里重点小学或“实验小学”的教师们到“新马泰”去度假旅游，到广大农村里的多数教师领不全他们每月的薪水……新世纪的天空下“农村中国”与“城市中国”的两幅图景，的确显得“光怪陆离”，让我们看到城市教育的虚假的繁荣和农村教育的真实的危机。

不过，仅凭直观感受来评说城乡教育差距可能会被一些“权威人士”指斥为以偏概全。为此我这里提供两个系列的重要数据，即城乡各教育阶段升学率的差距和城乡中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以此来进行全面的观照。

就教育机会的差距而言，在小学阶段，除了因高度残疾而无法入学的极少数情况之外，几乎100的城市学龄儿童都进入了小学，而农村每年尚有100万左右的儿童没有入学。在初中阶段，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与城市的小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率为101）升入初中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只有64，其中贵州、广西和西藏三省区农村不到50.到1999年，农村的升学率上升到了91，但低于90的省区仍有15个，其中贵州和内蒙分别为72.4和75.7，西藏更只有38.1.全国则有130万的农村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成为“劳动力”。

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到了高中阶段进一步扩大。从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来看，城市的升学率从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55.4，而同期农村则从22.3降到18.6，两者的倍数差从1.8倍扩大到3倍，绝对差从17.7个百分点扩大到36.8个百分点。而许多省区内部的城乡差距要大于全国的情况：1999年，城乡差距超过3倍的省区达15个，超过4倍的有5个。安徽和贵州省的城乡差距都在3.6倍（分别为55.7：15.4V.2：15.4），湖北达到3.9倍（71.4：18.4），山东（72.3：16.8）和河南（57.4：12.9）则分别达到4.4倍和4.5倍。在上述省区，城市的升学率都超过了全国城市的平均数，而农村的升学率则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数。

关于大学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可以用学生的城乡分布来对比。据对1989全国高校录取的61.9万名新生的统计，来自农村的学生占总数的44，城市的占56.以各自出身的人口母体为基数来换算，可知当年大学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为4.9倍。而随着高中阶段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和近年来高等教育“高

收费”的影响，相信这种差距90年代末之后进一步扩大了。不过，由于缺少全国的数据，我们难以给予量化。而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99年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的情况来看，来自农村的学生只有902人，占总数的17.8，这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计算可知，在这两所生产“精英中的精英”的著名学府，城乡之间教育机会的差距，若以城乡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为基数，可以量化到7.7倍；如果以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为基数，则可以量化到10.3倍！

让我们再来看看城乡之间因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在校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它在相当程度上涉及教育质量问题。

就全国范围而言，1993年，城市小学生的人均经费为476.1元，农村为250.4元；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941.7元，农村为472.8元。差距分别为1.9倍和2倍。到1999年，两者的差距都扩大到3.1倍，绝对金额分别为1492.2元：476.1元和2671.2元：861.6元。

如果将比较的单元下放到省级行政区，城乡之间的极差将更加突出。1993年，上海市（包括所属郊区）小学生的人均经费高达879.2元，而安徽农村只有125.6元，相差7倍；北京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2157.7元，贵州农村仅为214.1元，相差10倍以上。至1999年，极差进一步拉大，小学生的城乡差距扩大到11倍（上海市3556.9元：贵州农村323.6元），初中生的城乡差距则扩大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贵州农村416.7元）。

而同一省区内部城乡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巨大差距。以贵州为例，在整个90年代，其城乡小学生的人均经费差距都在3倍，初中生都在4.2倍。郑州市1999年小学生的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河南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相当于滑县农村的14.7倍；关于初中生的情况，最高的新乡市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5.9倍，与最低的延津县相差11.4倍……

3，教育财政改革：“以县为主”的局限

应当看到，城乡之间的巨大教育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城乡经济差距的结果。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是教育资源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即“分级办学”制度的必然归结。

自1985年实行的以乡镇为主的“分级办学”制度，作为一项至为重要的公共政策，未能起到统一调配资源以确保全体适龄人口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作用，而是在单纯强调发挥地方“办学积极性”的逻辑下，将应该由政府、社会和家长共同承担的义务教育的“义务”主要转嫁给了农民，将理应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的责任主要转嫁给了乡镇和村。其结果是，不仅给广大的农村和农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1985—1999年间向农民提取的“教育费附加”总额超过1100亿元，1993～1999年间向农民征收的“教育集资”超过516亿元；乡镇财政则普遍成了“教育财政”——，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它不是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教育层面上缩小，而是将其扩散和放大，从而造成了农村教育的迟滞和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农村少年儿童的失学和教师工资的大面积拖欠也随之变成了几乎不可逃脱的“宿命”。

所幸的是，在“分级办学”制度运行了16年之后，它的弊端终于得到了承认——虽然是一种谁也不负责任的默认——。去年6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制。今年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强调要实现两个转变，即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把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5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又在相关文件中对“以县为主”作了详细规定，其核心是县级政府负有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即通过调整本级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教育经费预算，合理使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做好“三个确保”（即工资发放、公用经费、危房改造及校舍建设），而乡镇不再承担义务教育投资责任的重压。新体制运行一年之后，据新华社的报道说，全国已有75的县市实行统一发放教师工资，今年内则要求全部推行到位。

上述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较大的改进。在县这一级更大的行政区域内调度教育资源，较原来的制度有利于提供农村教育资金，有利于减轻乡镇政府和农民的负担，也有助于缓和乡镇政权因向农民摊派教育经费而造成的紧张和冲突。不过，进一步的分析会使我们发现，县一级财政的实力决定了这一新的制度的先天缺陷，由此不能抱过大的期望。

在现有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财政所占份额很小，加上乡（镇）级财政也只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20（中央政府占51，省和地市两级占27）。在现有的2109个县级行政区域中，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不足600，包括574个国家级贫困县在内，财政补贴县多达1036个（均为1999年数据）。大部分县连维持“吃饭财政”的水准都困难，一些县全年的财政收入甚至不够用于教育的支出。

基于此，绝大多数县级财政显然无法担当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的责任。进而言之，“以县为主”仍然没有摆脱教育上城乡分割的格局，因为县级行政区域仍然属于“农村”，从乡镇为主到“以县为主”，只是在农村内部调整教育资金的汲取和分配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教育的基础条件，缩小近20年来越拉越大的城乡教育差距。从对这项制度的最大预期来说，“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可能缓解一县之内教育上“贫富不均”的情况，但却难以改变一个市或地区内部、一个省区内部、以及全国范围内极端“贫富不均”的局面，无法消除城乡之间教育的天壤之别。

中央政府似乎试图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对贫困地区教育援助的力度来解决“以县为主”后农村教育财源不足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努力远远不够：“十五”期间总的投入额度只有330亿元，包括总计50亿元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资金；每年50亿元用于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的专项资金；30亿元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资金（2001-2002年）。这些资金只相当于数年之前国家和地方政府一年内对农民收取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的收入。而即便将所有资金——不再出现中途截留——都用于国家级贫困县，每县每年能够分得的部分也只有1000多万元，最多能解决“吃饭”问题。有鉴于此，有必要采取更大的举措来加以调整。

一是从教育平等和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理念出发，限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水平和生均公用经费、教学设备的最大差距，以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条件的改善和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差距的缩小。参照目前的现状，生均公用经费差距在全国范围内不应超过2倍，在同一省区内不应超过1倍，教师工资水平也应以不大于上述倍数为宜。当然，确定最大差距并非要将城市中小学的现有条件和教师收入砍下来，而是大幅度提高和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

二是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对称的原则，将过去十多年间颠倒了的权利义务关系彻底扭转过来，明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作为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以县为主”。中央应承担义务教育投入的50左右，省和地市两级承担30，县乡两级承担20（其中县承担15，乡镇承担5）。中央政府承担的份额是就全国范围而言，省和地市两级也是就各自管辖的行政区域整体而言，并不意味着平均分配，而是结合前述第一条原则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倾斜。

应该承认，在传统的城乡分治的思维和制度空间内，并不容易做到这两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调整城乡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依然在老框框里做小幅度调整，也就难以彻底改变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以及它同城市之间的令人感到残酷的差别，并且有可能拖垮普遍贫弱的县级财政——就象已经“拖垮”了的乡级财政一样。（好范文版权所有）

第四篇：读《思路决定出路》一书有感

思路决定出路

——读《谁动了我的奶酪？》有感

《谁动了我的奶酪？》书中有4个”人物”———两只小老鼠”嗅嗅””匆匆”和两个小矮人”哼哼””唧唧”。他们不同的思路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出路。他们生活在一个迷宫里，奶酪是他们要追寻的东西。有一天，他们同时发现了一个储量丰富的奶酪仓库，便在其周围构筑起自己的幸福生活。很久之后的某天，奶酪突然不见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的心态暴露无疑:嗅嗅，匆匆随变化而动，立刻穿上始终挂在脖子上的鞋子，开始出去再寻找，并很快就找到了更新鲜更丰富的奶酪;两个小矮人哼哼和唧唧面对变化却犹豫不决，烦恼丛生，始终固守在已经消失的美好幻觉中追忆和抱怨，无法接受奶酪已经消失的残酷现实.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唧唧终于冲破了思想的束缚，穿上久置不用的跑鞋，重新进入漆黑的迷宫，并最终找到了更多更好的奶酪，而哼哼却仍在对苍天的追问中郁郁寡欢„„”奶酪”自然是个比喻，代表我们生命中的任何最想得到的东西，它可能是一份工作，也可能是金钱，爱情，幸福，健康或心灵的安宁等等.生活在这样一个快速，多变和危机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境遇，人们时常会感到自己的”奶酪”在变化.各种外在的强烈变化和内心的冲突相互作用，使人们在各种变化中茫然无措，先是追问———到底是谁动了”我的奶酪”？然后对新的生活状况无所适从，不能正确应对并陷入困惑之中难以自拔.如果你在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中，总耽于”失去”的痛苦，”决定”的两难，”失望”的无奈„„那么生活本身就会成为一种障碍.生活的迷宫很大，你会滞留在其中一角安身立命，久了，年纪渐长，就”懒得变动”，或者是”没有勇气和激情”再去变动和追寻.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它是一个可爱的故事，轻松愉快地便澄明了混沌的生活.当一位被变化所困惑的人坐在一面肮脏的镜子前，希望看清自己的真面目而不得时，《谁动了我的奶酪？》就像一位智者，用一条白毛巾从容不迫地擦去镜子上的污迹，让困惑者真正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用崭新的思路，去决定我们自己的出路。

读《思路决定出路》一书有感

《思路决定出路》一书清楚地阐释了：没有强大的职业化员工，就没有强大的企业。企业靠员工提供的结果生存，所以如果你要造就一个强大的公司，那么请你先学会打造强大的员工！所以作为企业，首先应该让员工知道，企业与员工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商业交换关系，员工要为企业创造结果（价值）。如果员工不提供结果，无论他有多爱企业、多辛苦，企业都会因为没有结果而破产。

其次企业如果不淘汰那些不提供结果的员工，反过来对那些优秀员工就是一种极大的伤害！思路决定出路。企业有什么样的思路，就决定了企业什么样的出路。员工有什么样的思路，就决定了不同员工的不同出路。员工首先应该明确“我是谁”和“我应该是谁”的问题，这样员工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思路。当员工进入丝丽雅公司，就意味着在他的人生中，每天都要用结果来交换自己的工资，也要用结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结果怎样，与其他人无关，只在于他

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员工或合格的管理者，在于他是不是真正的对企业、对自己有价值。行动决定结果。行动不一定有结果，但不行动就一定不会有结果。执行就是要结果，一个差的结果也比没有结果强，永远大于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在行动前，不是考虑能不能成功的问题，而是下定决心、即使失败也要行动。员工应该懂得完成任务不等于结果。任务是一个执行假象，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在实际工作中，当我们认为自己是在执行的时候，其实是在完成任务，而不是执行，因为我们没有结果。当我们在做自己的工作时，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一项领导交给的任务，我们首先应该弄明白不是只把工作做完就行了而是应该想到可以给公司提供怎样的结果来换取工资。我们应该对自己付起百分百的责任，充分对工作负责使自己能够提供一个好的结果。但凡成功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对结果负责任的人，就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人。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前首先应该对结果定义，之后用结果思维的方法设定好每个节点（每个时间段的目标）的控制，拿出可以成功、可以失败、但不可以放弃的坚定信念去达到或超越我们预期地结果。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够在公司和社会中体现出自己的价值，才能够真正地作出结果。没有结果的努力，是无用功；没有结果，意味着我们将回到起点，一切从零开始——我们靠结果生存。

第五篇：读思路决定出路有感 2

读《思路决定出路》有感

在这个寒假期间去逛书店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大学时代的思路决定一生的出路》一书，觉得十分适合我们现在的大学生阅读，于是买下了这本书在家阅读之后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改变了好多，现在看问题的想法和态度也和以前大不相同。

大学也许是我们从小向往的目标，经过多年对它孜孜不倦的追求，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高考结束后，我们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某一所大学录取，高中的生活即将变成过眼云烟，而我们就要踏上新的人生路程。大学时代将会是许多人一生中最多彩最难忘的阶段，大学四年（有可能对于我们这样的高职生来说只有短短的三年）不仅意味着可以尽情追寻乐趣，更是步入社会的起点，是成就事业的基础阶段。尽管大学时光很短暂，但却是十分宝贵的。时任Google中国区总裁的李开复在《大学四年应该这样度过——给中国学生的第四封信》中说：“大学是人生的关键阶段。这是因为进入大学是你终于放下高考的重担，第一次开始追逐自己的理想、兴趣；这是你离开家庭生活，第一次独立参加团体和社会活动；这使得我们不再单纯的学习或背诵书本上的理论知识，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实践，第一次有足够的能力自己处置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支配所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迈入大学，这许多个第一次让我们对大学生活充满着向往，可我们又是否为这么多的第一次做好了准备呢？

我们大学三年过去之后，可能会说出这样或那样的话：“在大学里纯粹是瞎玩，虚度了几年光阴，真的是很后悔啊，现在出来不得不重新学习，好累啊。”很明显，他们后悔了，但他们不是后悔上了大学，而是后悔在大学里没把握好自己，虚度了年华。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以及长远的眼光来看，上大学是一件不让人后悔的事情，然而从眼前一些同学的状态来看，上大学似乎又是一件后悔的事，但我们肯定可以避免这个短期的后悔。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意思就是说，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因此，大学生千万不要等到毕业后再去后悔自己大学四年白白浪费了，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学到任何有用的知识，抱怨自己为什么上的是一所‘烂学校’。或许等到你或会抱怨的那天，才是你开始思考自己人生之路的时候。大学时代的思路决定一生的出路，世界是属于有思想的人的。马云曾经说过：“比技术更重要的是思想。大学时代学技能只是能就业，会思考才能成大业。一个超凡脱俗的创意可以让你一飞冲天；一套细致缜密的思路，可以让我们防微杜渐、一帆风顺；一种特立独行的思想可以让我们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思想就是时间，思想就是财富，思想就是成功，多一些思考可以让你少奋斗十年。”

《大学时代的思路决定一生的出路》这本书正是为了我们这些刚步入大学不久的同学而做的，书中详细的从我们在大学时代要进行哪些思考，应该如何规划这几年，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人脉对未来人生的影响，以及大学时代应该如何看待爱情及把握爱情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因此，如果刚进入大学的我们对未来感到彷徨和无助，那么不妨仔细阅读这本书吧，因为它将告诉你大学时代要如何才能把握自己，成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