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工问题现状与出路

第一篇：中国农民工问题现状与出路

1.介绍

农民工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是中国城镇产业工人队伍中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为中国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农民工却缺乏平等的城市社会权利，无法融入城市，滋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的转移就业、农民的增收、农业农村的发展，也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因此农民工问题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本文在具体分析当前中国农民工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2.分析

2.1当前中国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

2.1.1工资待遇低，欠薪现象严重

目前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大大低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而且，大部分农民工纯粹就是工资性收入，没有享受其他如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带薪休假等社会福利待遇。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大多是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的情况下获得的，付出的成本更高。农民工不仅工资收入水平低，而且还经常被拖欠，尽管国家采取了追讨工资专项行动，将“恶意欠薪”列罪，打击了少数无良企业和个人的恶意欠薪行为，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民工权益，但每年农民工欠薪现象总是屡禁不绝，前清后欠现象仍较普遍。

2.1.2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

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制造、建筑、传统服务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担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最重、最苦、最脏、最累的工作危，险性高，劳动环境差，而且，许多企业使用缺乏防护措施的旧机器，噪音，粉尘，有毒气体严重超标，又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设施和劳保用品，致使其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比例高。超时间超强度劳动现象非常普遍，一些私营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把农民工的憨厚当作自己的“摇钱树”，不择手段强制农民工长期加班，不仅给他们的身心带来很大危害，还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

2.1.3社会保障待遇普遍缺失

由于中国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很不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很低，大多数人都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一些地方已参保的农民工也纷纷退保。虽然近年来不少地方在户籍、社保等方面已经逐步城乡一体化，但返乡农民工更多的社会福利保障还是“含金量”不高。应该说，这暴露了现行农民工社保制度的种种弊端，既不利于将来农民工权益的保障，也给未来国家的养老问题增加了新的难度和挑战

2.1.4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上，许多用人单位根本不与外来的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或合同到期后没有及时续签。企业主为减少企业成本，通常以口头协议代替书面签订劳动合同，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简单而且不规范，造成一旦发生纠纷难以调查取证的后果。部分已签订的劳动合同也存在着许多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内容和条款，如一些从事建筑、采矿等危险行业的用工单位私下与农民工签订“事故责任自负”的“生死合同”，为在发生争议认定劳动关系、维护合法权益上埋下了隐患

2.1．5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缺失

农民工基本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一是子女义务教育困难。很多地

方没有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门槛很高，大多数农民工子弟只能选择教学条件不好，教学设施、师资质量差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二是居住条件比较恶劣、很多农民工处于居无定所的状况、虽然不少企业有集体宿舍，但符合建筑安全和卫生条件的不多，简易房、工棚、地下室、旧房改造房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三是公共卫生服务不到位。目前城市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对农民工一直是一个难点和盲区，农民工计划免疫和妇幼保健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很低

2.1.6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

目前约占农民工总数60% 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遭遇“城乡双重边缘化”。由于森严的“身份壁垒”，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从总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他们对乡村陌生，没有返乡的愿望，没有务农的技能，加上农地制度变迁使得他们不可能像父辈一样返乡务农。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却又不被真正接纳。新生代农民工受过教育，更具民主、平等和维权意识，对于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等现象具有更低的容忍度，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长此以往，极易形成一系列社会危机和不安定因素

2．2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路径

2.2.1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连接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大量农民工长期不被城市接纳乃至受到歧视，融不进城市社会，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这种状况不解决，不仅农民工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也可能造成不稳定因素。因此应从中国国情出发，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分治和地区分割的二元制度结构。逐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福利制度，使劳动就业，子女入学，住房分配，社会保障等与户口脱钩，让农民工平等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待遇

2.2.2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第一可参照新农合政策，通过降低交费标准，由政府补贴一部分，企业出一部分，农民缴一部分，使农民工尽量少缴或者不缴费，推动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二要缩小农民和城市职工保障水平的差距，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应该覆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工资收入者，打破城镇职工和农民工截然分开、差别对待的状况，打破地区分割，不断提高社会统筹的层级，最终实现全国统筹。三要建立健全转移接续机制，研究制定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衔接政策，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障跨地区转移。四是探索建立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比较特殊的群体，流动性强，因此可考虑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分开，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自身的体系。

2.2.3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

一是要加强农民工招用合同管理。所有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都必须依法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建立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劳动合同试用期的规定，不得滥用试用期侵犯农民工权益。劳动保障部门要制定和推行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和监督，特别是重点抓好农民工比较集中的采掘、建筑、加工等行业的监督检查。二是要加强劳动安全管理。

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规程及标准，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权益。发生重大职业安全事故，除惩处直接责任人和企业领导人外，还要追究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的责任。

2.2.4多措并举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第一，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及其在维权问题上的复杂性，应尽快制定、出台《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依法确定农民工的各项基本权利，明确对各类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给予处罚的具体措施，为农民工提供法律上、制度上的保护和保障。第二，劳动保障部门应依法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完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长效机制，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使农民工收入稳定有保障。第三，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对违规企业要加大处罚力度，为农民工维权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第四，要充分利用工会资源和手段。各级工会要不断完善工会维权机制建设，强化工会的维护职能，广泛开展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维权活动，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第五，加强对农民工维权的舆论监督。新闻媒体要敢于及时披露报道典型案件，为全社会关注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为维护农民工权益，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2.5加强和改善城市政府对农民工的公共管理和服务

农民工也是城市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在无法享受城里人各项公共福利的状况下，以极低的成本为城市的企业提供了大量利润，并创造了城市的税收，同时还在很多方面承担各种不公平的费用。因此城市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来对作为纳税人之一的农民工提供正常的管理和服务。政府部门应从管理向服务转变，按照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原则，进一步消除有关政策性和体制性障碍，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服务、住房问题完全纳入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系统之中，保障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实 现 农 民 工 与 市 民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均 等化。从实际出发，不断完善住房保障机制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的享受范围，使农民工的居住有保障。

2.2.6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

第一，要重视抓好农民工培训工作。政府部门要做好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要强化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岗位培训责任，同时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工青妇组织的作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第二，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意识和能力。通过开展普法宣传教育，使农民工增强法制观念，学会利用法律武器，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第三，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国家应把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同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行“9+1”义务教育，对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根据就业意向自愿选择专业，免费参加半年至1年的短期职业教育，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第四，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让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阶段

2.2.7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小城镇建设

进城务工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但从长远和各地实际情况看，还应从多方面为农民就地转移创造就业机会。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途径之一。发展乡镇企业和发展小城镇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战略，两者可以互促互动、互为依托、共同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建设相融合有利于节约耕地、保护环境、有利于彻底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利于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在鼓励和支持劳动密集型的个体私营经济、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时, 应引导乡镇企业相对向小城镇集中，对农民投资采取优惠措施，有计划地限制乡镇企业在一般乡村的发展，鼓励和促进农民进入小城镇开办企业 鼓励吸引外出务工农民回到小城镇创业和居住，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实现小城镇发展和农村经济共赢。

2.2.8建设发展中西部城市

目前中国经济发达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区域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缺乏政府指导和服务，盲目地往东部经济发达的、现有成熟的大中城市转移。城市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现有的城市生态环境不能容纳农村所有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而生态环境在较长时期内是刚性的。因此可以借鉴巴西、美国的成功经验。如巴西的巴西利亚，就是为了改变巴西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促进北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建成。又如美国的“西进运动”实现了中西部城市崛起和人口、经济的大转移。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开发中西部，将经济发展逐步向中西部推进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无论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要求，还是将来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都有必要实施新一轮人口、经济的战略转移。因此，中国应结合西部大开发，将经济发展逐步向中西部推进，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在中西部建设城市，增加中国城市供给量，改变劳动力单一向东部流动的方向，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3.结论

农民工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特殊的规模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进城务工农民的增多，农民工问题日益突显。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看，农民工外出就业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更好地发挥这支城市建设生力军的积极作用，对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篇：农民工的现状与出路

农民工的现状与出路

班级：××××演讲者：×××小组成员：××× ××× ×××农民工的

一、农民工的定义现状

二、农民工外出打工原因与出

三、农民工所从事行业路

四、农民工的现状（面临问题）

五、农民工的出路（解决办法）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和会群体。基本特征： ①户口仍保留在农村； ②从农村前往城市。ⅰ 赚钱，让生活更美好、更富裕；ⅱ 农村收入远远低于城市收入；ⅲ 收入来源广；ⅳ 农村与城市贫富差距太大……采矿业环卫行业建 筑 业农民工加工行业总结 1.收入低，待遇低； 2.工作环境差 ； 3.工作时间长； 4.生活、住宿环境差等。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户籍制度；□农民工意识比较差；□农民工流动性比较大；□……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严格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给本人，做到工资发放月清月结或按劳动合同约定执行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劳动保障部门要重点监控农民工集中的用人单位工资发放情况。对发生过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强制在开户银行按期

预存工资保证金，实行专户管理。切实解决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工程款问题。所有建设单位都要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项，建设资金不落实的，有关部门不得发放施工许可证，不得批准开工报告。对重点监控的建筑施工企业实行工资保证金制度。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对恶意拖欠、情节严重的，可依法责令停业整顿、降低或取消资质，直至吊销营业执照，并对有关人员依法予以制裁。各地方、各单位都要继续加大工资清欠力度，并确保不发生新的拖欠。合理确定和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规范农民工工资管理，切实改变农民工工资偏低、同工不同酬的状况。各地要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合理确定并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相关岗位劳动定额的行业参考标准。用人单位不得以实行计件工资为由拒绝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不得利用提高劳动定额变相降低工资水平。严格执行国家关于职工休息休假的规定，延长工时和休息日、法定假日工作的，要依法支付加班工资。农民工和其他职工要实行同工同酬。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地方制定、调整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指导监督。各地要科学确定工资指导线，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促进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权益 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规程及标准。企业必须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强化用人单位职业安全卫

生的主体责任，要向新招用的农民工告知劳动安全、职业危害事项，发放符合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可能产生职业危害作业的人员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加强农民工职业安全、劳动保护教育，增强农民工自我保护能力。从事高危行业和特种作业的农民工要经专门培训、持证上岗。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监管职责。发生重大职业安全事故，除惩处直接责任人和企业负责人外，还要追究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的责任。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各地要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需要，大力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规模，提高培训质量。继续实施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完善农民工培训补贴办法，对参加培训的农民工给予适当培训费补贴。推广“培训券”等直接补贴的做法。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远程教育等现代手段，向农民传授外出就业基本知识。重视抓好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支持用人单位建立稳定的劳务培训基地，发展订单式培训。输入地要把提高农民工岗位技能纳入当地职业培训计划。要研究制定鼓励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获取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政策。抓紧解决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障问题 各统筹地区要采取建立大病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办法，重点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的住院医疗保障问题。根据当地实际合理确定缴费率，主要由

用人单位缴费。完善医疗保险结算办法，为患大病后自愿回原籍治疗的参保农民工提供医疗结算服务。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农民工也可自愿参加原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输入地政府要转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对农民工实行属地管理。要在编制城市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要，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要增加公共财政支出，逐步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列入教育经费预算，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并按照实际在校人数拨付学校公用经费。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要与当地学生在收费、管理等方面同等对待，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输入地政府对委托承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要在办学经费、师资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提高办学质量。输出地政府要解决好农民工托留在农村子女的教育问题。

第三篇：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与出路

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与出路

1，农村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后的问题

自两年前中国政府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许多担心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人士似乎松了一口气。但是透过表面的“达标”我们会发现，农村的教育状况并没有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相反，在并没有根除导致问题的根源而又遭遇农村税费改革等新的制度环境时，它变得似乎更加突出了。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首先，“基本普及”这一含糊的语义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是，在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区域还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少年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充分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即以官方公布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来看，由于学龄儿童的基数过于庞大，没有入学的0.9的儿童数量实际上超过了110万人。这庞大人群的绝大多数当然是在农村，他们将成为未来的新文盲。

第二，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的作为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普及”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冲刺”的结果，一些县乡政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弄虚作假”这一经典式的法宝。而不择手段的结果是导致了许多后遗症，比如许多乡镇所背负的沉重的“教育债务”，此外还包括入学率的下降和失学率的反弹。两年前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已经通过“普九”验收的1242个县中，失学率超过5的有209个县，超过10的有63个。在中西部，初中生辍学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而湖南省有关部门今年夏天对6个县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其中小学为39.7，初中为20.0），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达92.1.第三，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小学阶段失学的3791.5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67.6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社会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这些事实尤其需要教育行政官员们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耀眼刺目的镜子。

2，城乡教育对比：差距究竟有多大

农村教育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同城市的比较。这方面的直观感受往往会让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从北京市某所花费3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小学，到贵州、甘肃乃至于距北京数十公里内存在的“危险校舍”；从城市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们每年要花费数千元去培养其子女的“综合素质”，到农村那些尚未实现温饱的家长们要为筹集数十元的学杂费而一筹莫展；从城里重点小学或“实验小学”的教师们到“新马泰”去度假旅游，到广大农村里的多数教师领不全他们每月的薪水……新世纪的天空下“农村中国”与“城市中国”的两幅图景，的确显得“光怪陆离”，让我们看到城市教育的虚假的繁荣和农村教育的真实的危机。

不过，仅凭直观感受来评说城乡教育差距可能会被一些“权威人士”指斥为以偏概全。为此我这里提供两个系列的重要数据，即城乡各教育阶段升学率的差距和城乡中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以此来进行全面的观照。

就教育机会的差距而言，在小学阶段，除了因高度残疾而无法入学的极少数情况之外，几乎100的城市学龄儿童都进入了小学，而农村每年尚有100万左右的儿童没有入学。在初中阶段，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与城市的小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率为101）升入初中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只有64，其中贵州、广西和西藏三省区农村不到50.到1999年，农村的升学率上升到了91，但低于90的省区仍有15个，其中贵州和内蒙分别为72.4和75.7，西藏更只有38.1.全国则有130万的农村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成为“劳动力”。

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到了高中阶段进一步扩大。从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来看，城市的升学率从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55.4，而同期农村则从22.3降到18.6，两者的倍数差从1.8倍扩大到3倍，绝对差从17.7个百分点扩大到36.8个百分点。而许多省区内部的城乡差距要大于全国的情况：1999年，城乡差距超过3倍的省区达15个，超过4倍的有5个。安徽和贵州省的城乡差距都在3.6倍（分别为55.7：15.4V.2：15.4），湖北达到3.9倍（71.4：18.4），山东（72.3：16.8）和河南（57.4：12.9）则分别达到4.4倍和4.5倍。在上述省区，城市的升学率都超过了全国城市的平均数，而农村的升学率则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数。

关于大学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可以用学生的城乡分布来对比。据对1989全国高校录取的61.9万名新生的统计，来自农村的学生占总数的44，城市的占56.以各自出身的人口母体为基数来换算，可知当年大学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为4.9倍。而随着高中阶段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和近年来高等教育“高

收费”的影响，相信这种差距90年代末之后进一步扩大了。不过，由于缺少全国的数据，我们难以给予量化。而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99年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的情况来看，来自农村的学生只有902人，占总数的17.8，这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计算可知，在这两所生产“精英中的精英”的著名学府，城乡之间教育机会的差距，若以城乡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为基数，可以量化到7.7倍；如果以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为基数，则可以量化到10.3倍！

让我们再来看看城乡之间因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在校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它在相当程度上涉及教育质量问题。

就全国范围而言，1993年，城市小学生的人均经费为476.1元，农村为250.4元；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941.7元，农村为472.8元。差距分别为1.9倍和2倍。到1999年，两者的差距都扩大到3.1倍，绝对金额分别为1492.2元：476.1元和2671.2元：861.6元。

如果将比较的单元下放到省级行政区，城乡之间的极差将更加突出。1993年，上海市（包括所属郊区）小学生的人均经费高达879.2元，而安徽农村只有125.6元，相差7倍；北京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2157.7元，贵州农村仅为214.1元，相差10倍以上。至1999年，极差进一步拉大，小学生的城乡差距扩大到11倍（上海市3556.9元：贵州农村323.6元），初中生的城乡差距则扩大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贵州农村416.7元）。

而同一省区内部城乡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巨大差距。以贵州为例，在整个90年代，其城乡小学生的人均经费差距都在3倍，初中生都在4.2倍。郑州市1999年小学生的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河南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相当于滑县农村的14.7倍；关于初中生的情况，最高的新乡市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5.9倍，与最低的延津县相差11.4倍……

3，教育财政改革：“以县为主”的局限

应当看到，城乡之间的巨大教育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城乡经济差距的结果。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是教育资源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即“分级办学”制度的必然归结。

自1985年实行的以乡镇为主的“分级办学”制度，作为一项至为重要的公共政策，未能起到统一调配资源以确保全体适龄人口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作用，而是在单纯强调发挥地方“办学积极性”的逻辑下，将应该由政府、社会和家长共同承担的义务教育的“义务”主要转嫁给了农民，将理应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的责任主要转嫁给了乡镇和村。其结果是，不仅给广大的农村和农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1985—1999年间向农民提取的“教育费附加”总额超过1100亿元，1993～1999年间向农民征收的“教育集资”超过516亿元；乡镇财政则普遍成了“教育财政”——，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它不是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教育层面上缩小，而是将其扩散和放大，从而造成了农村教育的迟滞和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农村少年儿童的失学和教师工资的大面积拖欠也随之变成了几乎不可逃脱的“宿命”。

所幸的是，在“分级办学”制度运行了16年之后，它的弊端终于得到了承认——虽然是一种谁也不负责任的默认——。去年6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制。今年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强调要实现两个转变，即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把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5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又在相关文件中对“以县为主”作了详细规定，其核心是县级政府负有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即通过调整本级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教育经费预算，合理使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做好“三个确保”（即工资发放、公用经费、危房改造及校舍建设），而乡镇不再承担义务教育投资责任的重压。新体制运行一年之后，据新华社的报道说，全国已有75的县市实行统一发放教师工资，今年内则要求全部推行到位。

上述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较大的改进。在县这一级更大的行政区域内调度教育资源，较原来的制度有利于提供农村教育资金，有利于减轻乡镇政府和农民的负担，也有助于缓和乡镇政权因向农民摊派教育经费而造成的紧张和冲突。不过，进一步的分析会使我们发现，县一级财政的实力决定了这一新的制度的先天缺陷，由此不能抱过大的期望。

在现有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财政所占份额很小，加上乡（镇）级财政也只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20（中央政府占51，省和地市两级占27）。在现有的2109个县级行政区域中，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不足600，包括574个国家级贫困县在内，财政补贴县多达1036个（均为1999年数据）。大部分县连维持“吃饭财政”的水准都困难，一些县全年的财政收入甚至不够用于教育的支出。

基于此，绝大多数县级财政显然无法担当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的责任。进而言之，“以县为主”仍然没有摆脱教育上城乡分割的格局，因为县级行政区域仍然属于“农村”，从乡镇为主到“以县为主”，只是在农村内部调整教育资金的汲取和分配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教育的基础条件，缩小近20年来越拉越大的城乡教育差距。从对这项制度的最大预期来说，“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可能缓解一县之内教育上“贫富不均”的情况，但却难以改变一个市或地区内部、一个省区内部、以及全国范围内极端“贫富不均”的局面，无法消除城乡之间教育的天壤之别。

中央政府似乎试图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对贫困地区教育援助的力度来解决“以县为主”后农村教育财源不足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努力远远不够：“十五”期间总的投入额度只有330亿元，包括总计50亿元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资金；每年50亿元用于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的专项资金；30亿元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资金（2001-2002年）。这些资金只相当于数年之前国家和地方政府一年内对农民收取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的收入。而即便将所有资金——不再出现中途截留——都用于国家级贫困县，每县每年能够分得的部分也只有1000多万元，最多能解决“吃饭”问题。有鉴于此，有必要采取更大的举措来加以调整。

一是从教育平等和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理念出发，限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水平和生均公用经费、教学设备的最大差距，以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条件的改善和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差距的缩小。参照目前的现状，生均公用经费差距在全国范围内不应超过2倍，在同一省区内不应超过1倍，教师工资水平也应以不大于上述倍数为宜。当然，确定最大差距并非要将城市中小学的现有条件和教师收入砍下来，而是大幅度提高和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

二是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对称的原则，将过去十多年间颠倒了的权利义务关系彻底扭转过来，明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作为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以县为主”。中央应承担义务教育投入的50左右，省和地市两级承担30，县乡两级承担20（其中县承担15，乡镇承担5）。中央政府承担的份额是就全国范围而言，省和地市两级也是就各自管辖的行政区域整体而言，并不意味着平均分配，而是结合前述第一条原则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倾斜。

应该承认，在传统的城乡分治的思维和制度空间内，并不容易做到这两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调整城乡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依然在老框框里做小幅度调整，也就难以彻底改变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以及它同城市之间的令人感到残酷的差别，并且有可能拖垮普遍贫弱的县级财政——就象已经“拖垮”了的乡级财政一样。（好范文版权所有）

第四篇：中国农民工问题现状分析

中国农民工问题现状分析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本报告的研究范围，主要是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同时相关政策建议也适用于县域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农民工这一充满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走出田间、走出乡村，进入工厂、进入城市，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创造着自己的新生活，创造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农民工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产生和不断发展。中国涉及农民工（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政策大致经历了从“自由迁移”到“严格控制”、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消极应对”到“积极引导”三个发展阶段。

建国初期，适应快速推进工业化的需要，国家采取了让农村居民向城市自由迁移的政策，大量农村居民进入城市转为工人和城市居民。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没有相应提高，城市就业机会没有相应增加，城市食品供应出现短缺。以195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采取了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政策，由此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化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农村也丧失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农民生活水平普遍低下。到1978年，全国仍有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农产品和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就业，开创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模式。据统计，1983～1988年，乡镇企业共吸纳农村劳动力6300万人。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首次出现“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一称谓逐渐被广泛使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对外开放和城市改革的深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对劳动力提出了旺盛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适时调整限制政策，准许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供给制度的前提下进城务工就业，呈现出农村劳动力“离土又离乡”的新模式。据调查，1989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到20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大量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春节返乡致使“春运”紧张，每年“春运”都形成蔚为壮观的“民工潮”。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一轮增长期，农民外出务工就业也出现了新的高潮。据调查，1993年全国农民工达到6200多万人，比1989年增加了3200多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约为2200万人，比1989年翻了一番多。90年代中后期，城市就业面临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峰叠加”的严峻形势，一些城市对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采取了限制性措施，全国农民工数量增长放缓，一些地方出现农民工短期回流。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为了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对农民外出务工采取了积极引导的政策。2003年和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连续两次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切实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农民外出务工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最近5年来，全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600万～800万人。

目前中国农民工总量有多少？以2004年为例，国家统计局在全国31个省（区、市）对

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抽样调查，推算出当年外出就业农民工约为1.18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3.8％。农业部根据对1万个农户的跟踪调查，推算出外出农民工约为1

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根据对全国地级以上城市（不含县级市和县域）流入农民工的统计，推算出农民工约为9000万人。经过对上述三个部门的数据和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综合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

第五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农民工问题及出路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院系：城南学院 姓名：吴鑫

班级：市营1403班

学号：201493250328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农民工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的，联系具有客观性和条件性。我们应当从联系的角度看待农民工问题。政府明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并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解决农民工问题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体包含部分，统筹着部分。农民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范畴之内，要解决三农问题，不可忽视农民工问题。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肯定这一点，就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而且党中央也提出了要“以人为本”。农民工是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必须高度重视他们的生存状况。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到，认识感性和理性之分，认识对象有表象和本质之分，认识事物表象，获得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开始。我们要探索农民工问题，首先得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

“农民工”是中国现有户籍制度之下的特殊群体，也是城市被雇佣劳动者中劳动条件最差、工作环境最苦、收入最低的群体；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中人数最大的群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现了少量的第一批入城打工的农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出现了第二代民工群体。这个群体与第一代相比，无论从观念上还是在现实生存方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一、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一）、农民工的经济地位问题。农民工是城市的“廉价劳动力”，干的是最苦最脏最累的活，但工资水平却很低，还经常不能按时领到工资，拖欠时有发生，甚至有的农民工辛勤劳作了大半年，最后老板一走了之，工资再无着落，付出的血汗白白流失。在用工企业的概念中，农民工与廉价劳动力划等号，同工不同酬，有些企业在用工的时候不缴各类保险基金，也不给农民工节假日，使农民工成为超时劳动力。欠薪严重凸显，工人为了多拿加班费而 “自愿”选择严重超时工作，并且拿到的加班费远远不是法定加班费。

（二）、矿难频发凸显劳动者工作环境之恶劣。据国家安监总局统计，2005 年，全国工矿商贸企业共发生安全事故12826 起，死亡15396 人，其中煤矿企业发生 3341 起，死亡5986 人。煤矿企业一次死亡10 人以上特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占全国特大事故的 43.3% 和 57%。全国煤矿企业百万吨死亡率2.836%，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4 年我国产煤量占全球 1/3，死亡人数却占80%!

（三）、农民工就业培训和自身素质提高问题。农民工受自身条件与素质的限制，从事的职业基本上属于高强度、低收入、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比如建筑、装修、收废品、保洁员、卖菜、卖小商品等。大多是本地人不愿意干的重、累、脏、险性质的而报酬低、待遇差的临时工作岗位。

（四）、农民工社会保障生活状况问题。医疗保险方面，现行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存在不足，不能满足农民工的需求。义务教育方面，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权利尚不能得到保障。同时在我国目前的城市农民工中，生活状况基本处于非常窘迫的境地，物质生活相当差，他们每天吃最便宜的饭菜，有时半年没吃过肉，住的是城市简易工棚，每年春运的三大客流之一的民工流，那种为生活最基本需求而像“劳工侯鸟”迁徙的情形让人潸然泪下。可以说，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是生活相当艰辛的一类人群。

（五）、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和权益保障问题。由于农民工在城市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益被侵犯的现象屡见不鲜，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绝大部分农民工是在保障缺失的情况下从事相当艰苦甚至高度危险的工作，导致工伤事故无法得到理赔、有病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失业与养老保险与文化生活更是奢望，农民工是城市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六）、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农民工原先大多生活在经济发展滞后的内地农村，文化水平不高，进入城市后，仍然维持旧有的思维方式，显得与城市发展节奏格格不入，由于长年在外打工，工作、生活、家庭的压力导致许多农民工的心理压力过大，夫妻两地分居缺少交流，子女入学难等现实问题难以解决，在生活中遭遇种种不公平后只有通过“找乐子”来渲泻苦闷，心理扭曲下的部分人难免走向违法犯罪的邪路。

二、分析产生农民工问题原因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因果联系是一种重要的联系。构成因果关系现象之间必须有内在的联系，即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掌握因果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找到某一事物的原因，在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先简单分析农民工问题产生的诸多原因。尽管我国农民工问题产生的原因方方面面，但长久以来户籍制度的划分造成社会的三六九等。这对农民工问题的产生歧视的形成具有实质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可以说户籍制度是导致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覆盖了农民工就业的全过程。由于户籍制度的阻隔，农民工无法自由地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即使被接纳，也只能被限制在“脏、险、累”的岗位中。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诸多方面的不完善也有关。农民工无法与真正进入市场。中国的经济结构具有显著城乡二元分割的特征。在这种经济架构下，国民经济被分割为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两者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分别运转。这种制度还远未被彻底打破，依然是阻碍进城就业农民工身份转换的制度性篱笆。目前我国的相关制度安排，还具有半封闭半开放的性质。它一方面开始容忍农民进城就业，同时又阻碍他们的身份转换。此外，由于农业处在一个比较弱势的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工的地位。还有中国国民的素质亟待提高，有不少人还对农民有一种歧视心理。

（一）、马克思主义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变化发展。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很大程度上由他的经济地位决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多为报酬低廉的简单劳动者。他们往往在缺乏劳动保护和安全保障的恶劣环境下工作，不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劳动时间，却得不到相应报酬。他们的劳动报酬原本就非常低廉，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恶意拖欠。作为城市居民的产业工人在从业方面可能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与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相比，境况毕竟要好得多。

（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用反作用。农民工的政治地位对其经济地位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多数就业于个体私营企业，他们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按市场游戏规则形成的纯粹的雇佣关系。在多数农民工就业的个体私营企业，甚至连职工代表大会这样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行使民主监督权利、维护合法权益的组织形式都没有。在这些企业里，基本没有农民工的主人翁地位可言。而且，现阶段，我国社会还缺乏让农民工阶层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缺乏使政府能够倾听到农民工呼声的机制。

（三）、马克思主义站在宏观历史角度的高度，指出个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社会由个人组成。同样，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也需要我们足够的关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每日含辛茹苦地劳动，为城市创造了巨大财富，提供了巨额税收，但他们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却经常地、普遍地遭受到歧视。

（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目标，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表现，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农民工们的物质生活普遍窘迫，那么他们在精神上更为贫困。

三、解决农民工方法、前景

（一）继续加快经济发展，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标志，还是社会生产关系变革及进步的源泉和内在根据。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所以，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经济的发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二）完善户籍制度。加快清理和取消农民工进城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要建立各个层次的农民工管理与服务机构，在全国形成一个针对农民工的管理与服务网络。

（三）需要政府及其他社会主体向农民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例如，对农民工加强培训（培训不仅应包括技能培训，还应包括法律、卫生、城市生活知识等），为农民工提供恰当的服务设施（如廉价的住房、医院、学校、娱乐设施等），设立农民工的服务咨询机构（可聘请专业人员为其进行就业、生活方面的指导），成立农民工组织（提升组织资源，增加农民工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实事求是。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一刀切”。各地应当结合自身实际，给出具体方法。

（四）严厉打击职业介绍领域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取缔非法职业中介机构，规范企业招用工行为。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完善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制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严厉查处拖欠克扣工资、随意延长工时、使用童工和劳动环境恶劣损害人身健康等问题。

（五）重视文化设施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出，精神文明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和提高人的内涵。重视农民工精神状况，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且，物质，政治与精神文明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所以，搞好这一点，也有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

国家承当着组织经济文化建设和管理市场，社会福利，卫生保健，公用事业等多方面的职能。我国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府理应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扮演主要角色。同时，整个社会都应当行动起来。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相互创造，相互转化，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是统一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为这个社会贡献一份力量，让这个社会充满关爱，不管是农民工还是其他人，都能共享社会主义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