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的困境与出路

第一篇：中国“三农”问题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三农”问题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三农”问题的起源和演变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是紧密相关的，要想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针对其特殊性质，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扩展视野，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进行溯源，联系中国现代化的独特历程，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困境及解决对策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三农”问题现状.（一）农产品供给缺口大，粮食需求过于依赖进口.虽然近年来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但粮食生产供不应求的现状并未改变，粮食缺口有几千万吨。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193.5万吨，较2012年增加1235.6万吨，同比增长2.1%。从2004年算起，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增”。但在过去的十年中，“丰年缺粮”的现实也不可否认，只有2008年与2009年两年时间产稍大于需，剩下年份均是产不足需，且粮食供需缺口日益增大。2012年我国农产品贸 易 逆 差 为491.9亿 美 元，同 比 扩 大44.2%，进口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14%。对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完全依赖国际市场来满足农产品与食物的需求是不现实的。

（二）农村基础设施差，教育落后.由于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就业机会匮乏，造成农村失业人口向大城市聚集。集中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就业的增长速度，导致城乡发展失衡，农村落后凋敝，出现过度城市化和平民窟问题。此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镇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7.26%和3.87%。在我国8.5亿6岁及以上乡、镇人口中，未上过学的占6.3%，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4.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4.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1%，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占4.1%。按照这种教育状况来看，完全无法满足现代农业的建设需求，更加无法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三）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收入增速变缓.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2003~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8472元增长到24565元，农民人均收入由2622元增长到7917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由5850元增加到16648元。若再考虑到城镇居民在养老、就业、医疗等方面的福利性保障和各种补贴等，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更大。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远不是帐面上的3∶1，而应该是5∶1，甚至可能达到6∶1，是我国建国以来的最高值，反观多数其他国家，其城乡收入之比仅为1.5∶1。而收入是经济状况和消费水平的集中体现，在物价尤其是农资价格居高不下、工业日用消费品和教育医疗等费用日益增加的今天，农民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

二、中国“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一）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三农”问题的政策原因.国家一方面从农业、农村和农民那里攫取了大量资金积累，另一方面却强制地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长期滞留农村，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规模经营困难。这要归因于我国长期实 行的工业 倾斜政策———优先发展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将实现国家工业化视为“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为了加速实现农业国的工业化，中国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结果是：从农业部门流出大量资本的同时，却没能带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最终演变成全社会的利益关系向工业、城市偏斜，而农村、农业、农民处于不利地位，农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农业资本长期投入不足，农业再生产能力扩大受到限制。

（二）城乡二元结构是“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实行的一系列制度是促进城乡二元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一是户口制度。1958年，我国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以此为基础，出台了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二是社会福利制度。国家规定城市职工可以享受各种劳保待遇，如公费医疗、休养、退休养老金制度直至丧葬、抚恤费等；三是产业结构。1978年以前，农村几乎没有工业，即使有也只是为农业服务的附属部门，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部门。正是上述的政策和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划分出明显的区别，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导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被扭曲。

（三）农民可支配的生产要素稀缺是“三农”问题的直接原因.中国的“三农”问题与人均农业资源短缺存在着密切关系，农业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着农业经 营规模的 扩大、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阻碍中国农业现代化。首先，人均农业资源稀缺限制了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土地紧张、资源短缺，高土地生产率和低劳动生产率 的农业

发 展目标，使得农民增收困难。其次，人均农业资源稀缺的现状限制了农业商业化和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只能采取小农耕作方式，无法积累资本发展农业商业化。最后，人均农业资源稀缺的情况限制了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人口与资源不相匹配导致农业结构调整十分困难。

三、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策.（一）发展现代农业，提升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第一，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并重，实现农民增产与增收。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能直接增加农业产出，使农业生产者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增加收入，而且将带来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业生产成本下降，使消费者直接或间接收益，并为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提供更多可用资源，从而支持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当前农业发展应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工作重心，力求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形成平衡。政府也要根据发展的新变化，及时从单纯注重土地生产率的农业发展模式，转变到优先提高农业生产率、兼顾土地生产率的农业发展模式上来。第二，积极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加快农业技术进步。传统农业突破土地限制的方法，就是要发展基于农业的科学，运用科学知识和工业投入，设计出更为集约的种植，不导致土壤肥力下降的耕作制度。同时，要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农业科研机构和人员激励机制，引导农业科研资源针对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针对农业新技术展开研究，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第三，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竞争力。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改变，中国人的食品结构正在经历由植物纤维为主向兼重动物脂肪及高蛋白的转变，粮食消费能力显著下降。这一变化使得农业生产要素向市场效益好、又能够在有限土地上密集利用劳动力和技术的农产品流动，引起种养业产出结构变化，从而扩展农业发展的广度。但是，在产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一些农产品的质量随之降低，为此，我国必须在保护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调整农业产品结构，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

（二）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利，培育新型农民.第一，提速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方面可以通过改

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设计使农村劳动力从农村顺利退出的机制。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趋势，建立起符合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人口退出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通过改变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新时期新阶段顺应城镇化提速的要求，改变旧的户籍管理制度，彻底扫清体制障碍为城市化的提速铺路。第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的合法权利。“三农”问题表面上看是利益问题、经济问题，但其根本问题还是农民的平等权利问题。要想维护农民的合法权利，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农民协会，使政府职能由原来的直接管控部分转变为间接管理，让农民协会能够部分承担农民自治职能。同时，在制度上坚持将国家与农民协会分离开来，保持其民间性和自治性，使其能够独立处理事务，并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另一方面，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违背农民意愿，干 涉农民的 生产和经营。第三，加强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新型农民的培育不仅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还有助于新农村建成向纵深推进。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全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强建设农村教师队伍，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和支持农村教育事业。其次，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努力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具体而言，就是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最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引导农民树立新型农民的文明观、创业致富的新生活观以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观念等。

（三）以新农村建设统领“三农”工作的重点.第一，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进一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以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农村现代化，城乡互补共促、共同发展的格局。在工作中应抓住四个重点：一是统筹城乡资源配置，二是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三是统筹城乡国民收入分配，四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第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加快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财政投资，不仅能改善农村地区的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另一方面，要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优化农村公共投资的结构。目前，中国农村基础设

施投资的资金十分有限，需要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很多，如何根据农村的实际，确定公共投资的优先顺序，是有效发挥有限资金带动效应的重要途径。第三，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具体要求如下。一是要积极推进城市工业向农村工业的转移。为此，各级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吸引城市工业向农村发展，重点扶持一批骨干企业在行业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要加强生产基地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村工业化的核心，而专业化的生产基地的建立，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客观要求。三是要调整农村工业发展定位，着重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工业要重新崛起，除在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上创新外，还要调整产业选择和发展定位。应该向内部发掘，充分发挥本地优势，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切入点再次启动。

第二篇：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

我国的“三农”问题说起来都带“农”字，但它却不是就“农”论“农”的简单问题。“三农”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堪称世界之最，也是国内经济学界始终关注、热度不减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之大，曾令人发出中国“三农”问题的无解之叹。然而，要实现强国富民和中华民族的世纪腾飞，“三农”问题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

一、“三农”

问题的焦点学术界对“三农”问题成因的论述林林总总，并由此提出各种破解“三农”问题的理论。鉴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应立体地看待“三农”问题，多视角地分析其问题的焦点所在。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我国二元社会体制，是通过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机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偏斜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剩余补给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资金，结果使农村社会、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历史性地停滞不前，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拉越大。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目前的情况是，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支农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1-1997年分别为10．3％、10．0％、9．5％、9．2％、8．4％、8．8％、8．3％。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前者仅仅是后者的1／2至1／3。这必然削弱农业发展的后劲，拉大城乡全面发展的差距。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尽管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但由于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这一战略失当，使得农村工业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和影响受到一定限制。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此条件下，如果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高价值农产品生产代替低价值农产品生产，农业再生产循环会难以为继。我国粮食生产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与生产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关系的。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有专家推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由于农业内部物耗率的提高，约可减少9000万以上劳动力的使用；若按照1988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即剩余总量高达2亿人。从长远来看，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将会逐步提高，劳动密集程度将减轻；同时，考虑到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中国保持较高水平的土地生产率也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由此而来的农户减收与农业内部劳动剩余率上升的现象也会在长期内继续下去。

（四）“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从国民经济流程上认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因

素之一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尽管中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巨大，目前大约为3:1。所以，事实上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却占到了64％，而且还在提高。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流程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实的情

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升级转变，恩格尔系数从80年代的55％下降至1994年的50％以下，2000年又降到40％以下，2001年进一步下降到37．9％。这个变化对农业、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显见的。首先，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缓慢，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只占15％-20％，与之相比，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仍有下降空间。这就意味着，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没有大幅度增长的前景。此外，现阶段我国农产品供过于求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产品进口的增加，也会对我国农业生产产生抑制。其次，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的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因此，农村潜在的国内需求市场得不到释放。这样，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城乡经济的系统均衡难以形成。再次，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发工业结构“由轻转重”的变化，农村非农产业也出现相似的变化。而这一过程都刚刚开始，必将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重。这也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出现停滞、农民非农产业收入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加的较大比例来自外出打工收入而不是乡镇企业的就业收入，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化解“三农”问题的路径破除二元体制、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改革财税体制等，这些无疑都是现阶段化解“三农”问题的不同办法。但是，若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同的措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加以固化，才是最最关键的。目前，政府应以提高农民收入为核心，为农民做好“松绑”、减负、扶持三件事情。所谓“松绑”，是要尽快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农民能够不受限制和约束地参与城乡统一大市场的竞争，在制度方面为农民和市民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与均等的竞争机会。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应尽快实行城乡统一的土地制度。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使农民对土地拥有完整的经营权和处置权，使农地产权明晰化、规范化。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应以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为目标，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享有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权利与职业培训机会，享有平等就业竞争机会和劳动保护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权利等。所谓减负，是指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能够轻松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当务之急是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开征农业经营所得税。把农村耕地占用税并入资源税，依据非农业占用农村土地的面积和肥瘠程度，采用地区差别定额税率，按年征收。村提留费则改按农业经营所得税的一定比例收取。以后逐步在全国推行。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逐步实现农村税收与城镇税收接轨、农业税收与工商税收接轨。通过规范化的税费制度改革，消除城乡分割，推动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所谓扶持，是指政府应尽快调整其政策目标，改变农业的财政净流出状态，加大反哺农业的力度，给农民以适当扶持。具体的方法可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有益做法。第一，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农业发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政府财政既应增加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向农业地区提供或资助发展交通运输、供电和通信事业；还应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科研和技术普及，通过农业院校、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向农民提供有关市场、管理、气象、病虫害与技术方面的信息及指导；并且提供农业信贷支持和农产品保险。第二，政府应根据不同生产类型农民的实际收入状况，对低收入、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的农户实施直接收入补贴政策。第三，政府应加大农业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力度。其措施应包括增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把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大力扶持无公害蔬菜瓜果和粮食作物的生产，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推行休耕制度等。

第三篇：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

我国的“三农”问题说起来都带“农”字，但它却不是就“农”论“农”的简单问题。“三农”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堪称世界之最，也是国内经济学界始终关注、热度不减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之大，曾令人发出中国“三农”问题的无解之叹。然而，要实现强国富民和中华民族的世纪腾飞，“三农”问题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

一、“三农”问题的焦点

学术界对“三农”问题成因的论述林林总总，并由此提出各种破解“三农”问题的理论。鉴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应立体地看待“三农”问题，多视角地分析其问题的焦点所在。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我国二元社会体制，是通过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机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偏斜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剩余补给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资金，结果使农村社会、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历史性地停滞不前，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拉越大。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目前的情况是，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

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支农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1—1997年分别为10．3％、10．0％、9．5％、9．2％、8．4％、8．8％、8．3％。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前者仅仅是后者的1／2至1／3。这必然削弱农业发展的后劲，拉大城乡全面发展的差距。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尽管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但由于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这一战略失当，使得农村工业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和影响受到一定限制。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此条件下，如果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高价值农产品生产代替低价值农产品生产，农业再生产循环会难以为继。我国粮食生产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与生产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关系的。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

第四篇：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

我国的“三农”问题说起来都带“农”字，但它却不是就“农”论“农”的简单问题。“三农”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堪称世界之最，也是国内经济学界始终关注、热度不减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之大，曾令人发出中国“三农”问题的无解之叹。然而，要实现强国富民和中华民族的世纪腾飞，“三农”问题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

一、“三农”问题的焦点学术界对“三农”问题成因的论述林林总总，并由此提出各种破解“三农”问题的理论。鉴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应立体地看待“三农”问题，多视角地分析其问题的焦点所在。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我国二元社会体制，是通过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机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偏斜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剩余补给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资金，结果使农村社会、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历史性地停滞不前，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拉越大。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目前的情况是，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支农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1-1997年分别为10 ．3％、10．0％、9．5％、9．2％、8．4％、8．8％、8．3％。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前者仅仅是后者的1／2至1／3。这必然削弱农业发展的后劲，拉大城乡全面发展的差距。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尽管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但由于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这一战略失当，使得农村工业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和影响受到一定限制。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此条件下，如果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高价值农产品生产代替低价值农产品生产，农业再生产循环会难以为继。我国粮食生产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与生产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关系的。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有专家推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由于农业内部物耗率的提高，约可减少9000万以上劳动力的使用；若按照1988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即剩余总量高达2亿人。从长远来看，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将会逐步提高，劳动密集程度将减轻；同时，考虑到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中国保持较高水平的土地生产率也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由此而来的农户减收与农业内部劳动剩余率上升的现象也会在长期内继续下去。

（四）“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从国民经济流程上认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尽管中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巨大，目前大约为3:1。所以，事实上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却占到了64％，而且还在提高。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流程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实的情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升级转变，恩格尔系数从80年代的55％下降至1994年的50％以下，2000年又降到40％以下，2001年进一步下降到37．9％。这个变化对农业、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显见的。首先，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缓慢，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只占15％-20％，与之相比，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仍有下降空间。这就意味着，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没有大幅度增长的前景。此外，现阶段我国农产品供过于求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产品进口的增加，也会对我国农业生产产生抑制。其次，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的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因此，农村潜在的国内需求市场得不到释放。这样，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城乡经济的系统均衡难以形成。再次，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发工业结构“由轻转重”的变化，农村非农产业也出现相似的变化。而这一过程都刚刚开始，必将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重。这也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出现停滞、农民非农产业收入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加的较大比例来自外出打工收入而不是乡镇企业的就业收入，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化解“三农”问题的路径破除二元体制、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改革财税体制等，这些无疑都是现阶段化解“三农”问题的不同办法。但是，若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同的措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加以固化，才是最最关键的。目前，政府应以提高农民收入为核心，为农民做好“松绑”、减负、扶持三件事情。所谓“松绑”，是要尽快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农民能够不受限制和约束地参与城乡统一大市场的竞争，在制度方面为农民和市民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与均等的竞争机会。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应尽快实行城乡统一的土地制度。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使农民对土地拥有完整的经营权和处置权，使农地产权明晰化、规范化。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应以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为目标，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享有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权利与职业培训机会，享有平等就业竞争机会和劳动保护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权利等。所谓减负，是指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能够轻松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当务之急是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开征农业经营所得税。把农村耕地占用税并入资源税，依据非农业占用农村土地的面积和肥瘠程度，采用地区差别定额税率，按年征收。村提留费则改按农业经营所得税的一定比例收取。以后逐步在全国推行。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逐步实现农村税收与城镇税收接轨、农业税收与工商税收接轨。通过规范化的税费制度改革，消除城乡分割，推动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所谓扶持，是指政府应尽快调整其政策目标，改变农业的财政净流出状态，加大反哺农业的力度，给农民以适当扶持。具体的方法可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有益做法。第一，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农业发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政府财政既应增加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向农业地区提供或资助发展交通运输、供电和通信事业；还应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科研和技术普及，通过农业院校、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向农民提供有关市场、管理、气象、病虫害与技术方面的信息及指导；并且提供农业信贷支持和农产品保险。第二，政府应根据不同生产类型农民的实际收入状况，对低收入、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的农户实施直接收入补贴政策。第三，政府应加大农业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力度。其措施应包括增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把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大力扶持无公害蔬菜瓜果和粮食作物的生产，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推行休耕制度等。《[推荐]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

第五篇：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xiexiebang推荐）

我国的“三农”问题说起来都带“农”字，但它却不是就“农”论“农”的简单问题。“三农”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堪称世界之最，也是国内经济学界始终关注、热度不减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之大，曾令人发出中国“三农”问题的无解之叹。然而，要实现强国富民和中华民族的世纪腾飞，“三农”问题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

一、“三农”问题的焦点

学术界对“三农”问题成因的论述林林总总，并由此提出各种破解“三农”问题的理论。鉴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应立体地看待“三农”问题，多视角地分析其问题的焦点所在。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我国二元社会体制，是通过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机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偏斜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剩余补给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资金，结果使农村社会、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历史性地停滞不前，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拉越大。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目前的情况是，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

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尽管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但由于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这一战略失当，使得农村工业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和影响受到一定限制。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从长远来看，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将会逐步提高，劳动密集程度将减轻；同时，考虑到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中国保持较高水平的土地生产率也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由此而来的农户减收与农业内部劳动剩余率上升的现象也会在长期内继续下去。

（四）“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

从国民经济流程上认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尽管中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巨大，目前大约为3:1。所以，事实上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却占到了64％，而且还在提高。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流程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化解“三农”问题的路径

破除二元体制、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改革财税体制等，这些无疑都是现阶段化解“三农”问题的不同办法。但是，若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同的措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加以固化，才是最最关键的。目前，政府应以提高农民收入为核心，为农民做好“松绑”、减负、扶持三件事情。

所谓“松绑”，是要尽快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农民能够不受限制和约束地参与城乡统一大市场的竞争，在制度方面为农民和市民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与均等的竞争机会。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应尽快实行城乡统一的土地制度。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使农民对土地拥有完整的经营权和处置权，使农地产权明晰化、规范化。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应以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为目标，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享有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权利与职业培训机会，享有平等就业竞争机会和劳动保护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权利等。

所谓减负，是指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能够轻松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当务之急是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开征农业经营所得税。把农村耕地占用税并入资源税，依据非农业占用农村土地的面积和肥瘠程度，采用地区差别定额税率，按年征收。村提留费则改按农业经营所得税的一定比例收取。以后逐步在全国推行。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逐步实现农村税收与城镇税收接轨、农业税收与工商税收接轨。通过规范化的税费制度改革，消除城乡分割，推动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

所谓扶持，是指政府应尽快调整其政策目标，改变农业的财政净流出状态，加大反哺农业的力度，给农民以适当扶持。具体的方法可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有益做法。第一，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农业发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政府财政既应增加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向农业地区提供或资助发展交通运输、供电和通信事业；还应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科研和技术普及，通过农业院校、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向农民提供有关市场、管理、气象、病虫害与技术方面的信息及指导；并且提供农业信贷支持和农产品保险。第二，政府应根据不同生产类型农民的实际收入状况，对低收入、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的农户实施直接收入补贴政策。第三，政府应加大农业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力度。其措施应包括增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把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大力扶持无公害蔬菜瓜果和粮食作物的生产，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推行休耕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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