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第一篇：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2013-12-04 15:18 来源： 中国改革论坛网 作者： 李庆霞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历经30多年的改革历程，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日益艰难、腐败问题层出不穷、群体性社会事件接连发生、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些现象自有其产生的具体原因，但无不与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是攻坚克难，认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可以说，能否解决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反对腐败的重要举措，更是预防腐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一、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的必要性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Robinson)合著的书《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指出，社会的繁荣与贫穷是由体制决定的，成功的国家是“包容性体制”，失败的国家是攫取型体制。包容性的政治体制是指，政治权力分布广泛同时受到限制；有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确保基本设施的建设；人民广泛参与政治，制定并遵守宪法；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无疑证明了中国总体上是包容性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不容否认的是，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如下：

一是权力过分集中。在政党权力配置上，政治协商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目前，政治协商对党政决策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政治参与民主对话来实现的。但由于政治协商在党政决策中的法律地位还不明确，政治协商的程序也不够规范，这就难免使协商流于形式。在政府与公民的权力配置上，政府占优势。公民参与政府管理是民主化的趋势和重要内容，但现实是公众渠道存在着不健全和不畅通的情况，结果是造成公众与政府部门的紧张关系和对立情绪，甚至导致激烈的冲突。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分配上，市场往往被权力过大的政府所吞没，“看不见的手”常常被“看得见的手”所控制，尤其是在政府的权力运作程序不甚完善、政府责任制尚缺乏的情况下，政府在与市场、企业的利益关系中过大、过多的权力，严重地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是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根据帕金森定律：一个不称职的领导往往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辽宁省铁岭市有一个县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省新乡市有16个副秘书长，湖南省平江县作为一个贫困县有10个副县长、4个县长助理。官员如此之多，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官僚主义、办事效率下降，同时还增加了行政成本。三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权力缺乏监督，是腐败的根本原因。在轰动一时的郑筱萸案中，尽管有《行政许可法》的明确规定，药监系统在做药品审批时也引进了专家的技术评审，但是事后证明，专家的技术评审形同虚设，行政审批权力依旧高于一切。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时指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而在现有的权力制约机制里，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常常处于缺位状态，因此，“一把手”往往又是腐败几率最高的一个群体。

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导致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动力不足。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效益的增长方式已难以持续，民工荒的现象说明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已经过去，特别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经济发展更是不能再依靠廉价劳动力，而全球金融危机也标志着以出口作为重要支柱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再是出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力量。但是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却不容乐观。因为在中国这样一种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建设的格局下，部分企业依托政府权力、借助于对公共资源和市场地位的控制和垄断，获取超经济利润，致使其他企业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也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面对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式微，中国需要在体制上实施全面的改革以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寻求可持续的、均衡的、体现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64 二是社会矛盾凸显。在社会转型和利益分化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在发育，利益群体在分化，社会层级在丰富，人群流动在加快，公民诉求在增加，致使一些领域矛盾凸显，纠纷层出，劳资冲突，医患矛盾，用地纠纷频频发生，国企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失地农民问题逐年增加，农民工遭受歧视和生存发展无保障，房价一路高歌，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群体性事件连续发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如此复杂的社会矛盾急需社会管理加强，执政能力提高。但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方式和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有时不但没有化解社会矛盾，反而使矛盾不断激化。上述诸多社会矛盾从表面上来看是经济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弊端，可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位，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协调，换言之，社会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制度性缺陷造成的，化解社会矛盾必须从源头上抓起，加快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三是腐败现象严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腐败问题日益突出，甚至成为百姓最为关注和最为痛恨的现象。当今社会腐败种类繁多，“一把手”腐败；用人腐败；行政执法腐败；司法腐败；公贿；审批权腐败；基层政权腐败；垄断性腐败等10余种。中纪委指出，中国权力集中部门腐败案仍多。除了一把手腐败外，副市长腐败、村官腐败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腐败的种类在增加，腐败的人数在扩大，腐败的特点与以往相比也明显不同，即腐败呈现为群体化、高官化、国际化、隐蔽化、巨额化、期权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腐败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腐败不但是人们最为痛恨的，也是对社会危害最大的，甚至于有亡党亡国的危险。由此可见，腐败成为最大的社会危害、最大的社会浪费、最大的政治挑战。而腐败的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并得不到有效监督导致的。由此看来，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被提上日程。

四是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结构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仇富”与“嫌贫”日趋严重，普遍的不平衡感导致绝望。阶层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不断加大，特别是城乡差距日益明显，而且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镇内部收入差距远远大于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城乡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一本户口簿的问题，而是因为一个户口簿引发的福利、就业机会、工资待遇、教育待遇等一系列权利的不同。民生问题与政治体制关系如何？究其实质，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权力分配方式，换言之，我们面临的是贫富差距，更是分配体制的不完善。这种贫富严重的两极分化不是市场经济自然形成的，大多数的暴富都和权力腐败与垄断有关，吴敬琏在2012年11月29日出席“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时表示，中国的贫富差别如此巨大，主要的原因是来自靠权力取得的收入。如此说来，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缩小贫富差距，从而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使社会保持稳定与和谐。

综上所述，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权力过于集中、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以及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不仅导致了经济发展迟缓，贫富不均加剧，更滋生了腐败，而腐败危害的严重性，彰显了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绩及阻滞力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被看成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纲领，吹响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号角，这篇直指政治体制的总弊端即权力过分集中的讲话，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2]327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一是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十三大的政治改革方案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很好地深入开展，当时不仅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之后确定市场经济也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直到十四大之后，1998年机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其重要的表现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在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27个。2012年8月22日，国务院发文决定取消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共明令取消2 000多项行政审批项目。政治体制改革的成绩还体现在反腐败方面，2002年至今被判处死刑的高官有：李真、王怀忠、吕德彬、卢万里、李友灿、郑筱萸、姜人杰、曾锦春、李培英、段义和、许迈永。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反腐行动更是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回顾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不难发现，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具体表现为：代表大会制度化，政治继承和有限任期制度初步确立，依法治国成为共识。但是，我们必须冷静地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仍存在很多阻碍因素。

一是利益障碍。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权力的重新配置过程，必然涉及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这就意味着某些群体既得利益的丧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阻碍改革的势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部门利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博弈；二是集团利益，包括国有垄断企业的利益；三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如土地财政、乱收费等；四是阶层的利益博弈，例如人们对房产税的态度。在中国的金融、外贸、房地产和建筑业中，公司高层领导中的85%～90%来自于政府官员等精英家庭，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当然要反对或者阻挠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只有突破政治利益的阻碍，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以此赢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才能实现经济利益的调整，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二是文化障碍。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的国家，总体上是一个人情社会，广大农村更是一个宗法社会，统治方式是中央集权，这种集权的管理形式主要是家长制，其主要特点为：政治权力具有专断性与随意性；皇权无限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吏从上到下任命；人们特别注重关系，人治大于法治，情大于法；政治与经济不分，以政治干预经济，重农抑商；没有言论自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以经验为主的传统文化模式严重阻碍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在这种中央集权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下，工业与商业投资具有极大的冒险性与回报的不确定性，财富积累的源泉主要靠权力所进行的掠夺，只有官员才能有迅速发迹的机会。由于权力在财富的积累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所以最能持续繁荣的投资是为获得官位而进行的投资。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引用了《华北先驱报》刊登的一个例子：广州海关的关税承租人“头一年的收入20万两用于买官；第二年的收入用来‘送礼’；第三年的收入则据为己有”[3]103。可以说传统文化主要就是“权”大于法、“情”大于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自主，特别是在干部选拔和任用方面更是如此，致使跑官、要官、买官的现象屡禁不止。传统社会中的家长制在今天的政治体制中依然存在，对此，邓小平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2]331 三是认识障碍。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有现实的利益障碍和传统的文化障碍，还有人们的认识障碍，即人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存在着诸多误区。这些误区有：(1)人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应滞后，现在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所以不应急于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其实现有的政治体制恰恰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阻力。(2)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制定各种规定，相应的规定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和行动。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一种观念和制度，更是实际的行动，比如大部制改革就不能完全停留在设计上，而应有具体的实施方案。(3)政治体制改革就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应该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满足于只解决现象层面的问题，必须深入到现有政治体制的内部，找到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的政治体制的症结所在，才能够摆脱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困境，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4)政治体制改革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众所周知，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姓“社”与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似乎只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有走资本主义的危险，就远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意识形态忧虑淹没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和勇气。只有破除意识形态壁垒，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被提上日程，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朝着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方向前进。(5)政治体制改革会影响社会稳定。一些人以维护稳定为理由，极力阻碍政治体制改革。毋庸置疑，政治体制改革既涉及部分机构和部门的调整，又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换言之，它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稳定。但是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消除体制内的不稳定因素，社会安定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更是多次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64。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却困难重重，但从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大环境来看还是有利的：一是因为党和政府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此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二是因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基本上形成了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改革共识；三是各种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和保障。由此看来，接下来就是探寻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并切实进行有效的实质改革了。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及路径

长期以来，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总是感觉信心不足，对改革的结果也存在不满，对改革的前景也不乐观。但是从前面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当今中国不但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而且必须深入展开，换言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抓住有利时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更需抓住有利时机。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产生于国内外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源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动力。(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党和政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力量，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自始至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此基础上，同时在其他力量的推动下，才会取得成功。首先，市场经济的推动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领域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提出相适应的变革要求，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压力和动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的体制，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为之提供政治制度环境支持。民主政治的精髓在于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和规范公民的各种合法权利。经济改革的成果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巩固。其次，公民社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坚力量。公民是强大的政治力量。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表明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其中乌坎事件彰显了基层治理的困境，也开启了官民对话协商化解冲突的先河；温州动车事件则意味着民众问责政府的权利觉醒；免费午餐则是民间社会设置公共议程的典范；PM2.5检测纳入国家标准说明公民开始用行动争取环境权，紧随其后的什邡市钼铜项目是公民争取环境权的又一成功范例。在启东市反对排污项目事件中，由于担心日本王子纸业集团准备在当地修建的排污设施会对当地民众生活产生影响，民众表示强烈抗议，最后，南通市人民政府决定，永远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这一事件标志着民众的环境意识与权利意识在迅速提升。在厦门、大连、宁波市镇海区多次出现的反对PX项目事件，都逐渐显示出民众日益强大的政治博弈能力。通过一系列公民社会事件，民间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民间组织的种类日益增多，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明显增强，而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力量。因为政治现代化的历程就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历程，这些公民社会事件改变了人民内心深处对政治、公共生活的冷漠、畏避的政治态度，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推动力。

再次，基层改革者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一大批勇于尝试的改革者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们是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县长张楚、河北省无极县县委书记刘日、山西省原平县县委书记吕日周、山东省菏泽市市委书记陈光、四川省雅安市市委副书记张锦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亚平、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县委书记王晓桦、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陕西省神木县县委书记郭宝成等，他们分别结合自己的工作就现行的政治体制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意见，比如刘日通过调研，提出了《关于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修改建议》、《关于反腐败重奖和保护举报人的建议》、《关于如何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建议》、《关于请“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的建议》、《关于规范高管年薪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建议》、《关于解决我国分配不公问题的建议》等等，每一项建议，都涉及广大人民的利益，每一项建议，都没有回避严峻的现实问题和难题。这些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者，不仅为改革提供了经验，而且带动了一些地区的政治体制改革，营造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环境，使民众对政府充满了信心，对改革寄托着希望。最后，媒体的监督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各种媒体中网络反腐尤其值得一提。网络是一种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和知识载体。通过网络和运用网络进行反腐败，已构成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一种新形式。微博举报贪腐线索，引得无数网民围观，纪检部门介入调查，成为当下反腐风暴的明显特征。“表哥”、“房叔”、“房妹”、雷政富不雅视频截图等都是网络提供的反腐线索，特别是十八大之后，微博反腐更为密集，时时有人举报，不时有人落马。可以说，群众越来越把网络反腐作为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网络反腐也确实发挥了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的积极作用，增强了社会自治功能。网络反腐是一种民主政治，是众多网民都有平等权利参与政治的表现。(二)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党的十八大根据现有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导致的社会矛盾，确定了以下七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它们是：支持和保障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些内容充分说明了我党对现行政治调整存在的弊端的认识和深入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更令人可喜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已经出台并开始征求各方面意见。此方案对中国现有的27个国务院组成部门要进行大幅合并，形成18个部。而大部制的改革同时要配合事业单位的改革一并进行。我们相信，中国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不断深入并卓有成效。从政治体制改革历程及经验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由此看来，深度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之后的推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4]。中国共产党高层以及全国人大和人民政协构成了“顶层设计”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动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也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者是毋庸置疑的。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是中国现实政治语境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政府的法制建设，调动基层改革的积极性。现行政治体制中，“人走政息”现象较为普遍，诸多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往往是在某位地方领导或某届党政班子的倡导下进行，随着改革试点的地方官员被提升或调离后，原来的改革就被搁置甚至停止了，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缺乏规范和必要的制度供给。只有通过法制建设，改变政治体制改革过度依赖中央和地方基层领导者的品质和能力，把能人执政变为依法执政，使能人政府变成法治政府，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连续性和持久性，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现有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

其次，“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4]。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加速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分化和多元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产生了社会利益的冲突和广泛的政治参与的要求，从而对政治稳定和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迅速成长起来，他们迫切要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要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贫富差距、民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社会和谐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从发展民主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根本上着手，创新选举制度和选举程序，扩大和切实保障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再次，“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4]。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可以促进但不会自发导致社会的进步和政体的民主化进程。反之，一个良好的民主、法治政体是经济繁荣、社会公平、公正的决定因素。只有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才能巩固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正规的现代化转型。最后，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改革不仅是个理念问题，也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社会阶层和利益团体，这些阶层和利益团体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利益结构，改革的成果应使大多数人获利，同时兼顾少数人的利益，使改革的成本可以承受，改革的风险可以控制。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自身的经济社会基础出发，考虑怎么做才是现实的、可行的，选择一条阻力较小的改革路径，通过实验的方式逐步展开，避免陷入危险。

综上所述，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政治体制改革任重道远。但我们希望，我们也相信，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成功。【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德]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第二篇：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改革事业逐步展开，中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在逐渐得到解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着新的形势和困难。正视和分析所面对的问题，寻找和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对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对策

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党和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上取得了很大的突破。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形势下经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些现象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因，但无不与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广泛、更充分、更健全的人民民主。”政治体制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能否解决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一、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经济上才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我们在一步一步探索着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但，但不容否认的是，事物的发展都是运动的，政治体制的不断前进中不仅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也会在新的环境下产生新的更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如下：

一是权力过分集中，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在政党权力配置上，政治协商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目前，政治协商对党政决策的作用是通过政治参与民主对话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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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协商制度的法律地位还不明确，政治协商的程序也不够规范。在政府与公民的权力资源配置上，政府占主导地位。公民参与政府管理是民主化的趋势和重要内容，但是公众渠十分堵塞，这是造成民众与政府部门的关系紧张，甚至激烈的冲突。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资源分配上，市场往往被权力过大的政府所吞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常常被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所控制，尤其是政府的权力机制还不规范、制度的笼子还有漏洞的情况下，政府在与市场、企业、民众的利益关系中过大、过多的权力，严重影响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感情，扰乱了市场经济的秩序。

二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权力缺乏监督，是腐败的根本原因。据2015年3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发布测消息，自中共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多达66人，腐败现象严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腐败问题越来越明显，甚至成为百姓最为关注和最为痛恨的现象。当今社会腐败种类繁多，腐败自上而下渗透到各个级别各个领域的部门，“一把手”腐败、行政执法腐败、司法腐败、基层政权腐败、垄断性腐败等。中纪委指出，中国权力集中部门腐败案仍多。除了一把手腐败外，副市长腐败、村官腐败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腐败的土壤在滋生，腐败的人在增多，腐败又呈现为群体化、高官化、国际化、隐蔽化、巨额化、期权化，究其根源还是官本位在作祟。有调查认为，72.25%的民众认为官本位是加大政治腐败、加大变质危险的罪魁祸首。腐败招人痛恨，也对社会危害严重，有史为鉴，腐败甚至能亡党亡国。由此可见，腐败成为最大的社会危害、最大的社会浪费、最大的政治挑战。而腐败的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的官本位思想为害，所以加快规范权力制约和监督势在必行。

三是贫富差距拉大。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仇富”与“嫌贫”日趋严重，民众对物质的追求越来越不满足。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收益分配差距不断加大，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日益明显，而且中西部城镇和农村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一本户口簿的问题，而是因为一个户口簿引发的福利、就业机会、工资待遇、教育资源等一系列权利的不平等。政治体制关乎民生，我们面临的是贫富差距，更是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完善，改革的红利被一少部分人占据绝大多数，这种两极分化不是市场经济自然形成的，大多数都和权力腐败紧密相关，在现有经济中，又出现了新的国有化——国进民退，宏观调控中，很多政府行为又退回到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这就是权力在作怪。如此说来，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缩小贫富差距，从而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使社会保持稳定与和谐。

综上所述，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权力过于集中、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以及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不仅导致了经济发展迟缓，贫富不均加剧，更滋生了腐败，而腐败危害的严重性，彰显了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对策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针对现下的问题作出适当的决策，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但是当下我们更应该有更强的紧迫感。

首先，全面理顺党政关系，加强民主制度建设，保障人民能够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界定了党对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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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的领导原则，进一步明晰了党和国家的权力职能分工，把政党的各种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切实做到党内外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行政权严格依法行使。

其次，整顿吏治，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减少领导职数，合并相同职能部门，整合行政资源，狠抓思想教育，狠抓作风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这是作风建设的着力点。让政府办事人员从思想上就要警觉起来，牢记历史教训，坚定不移转变作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切实做到踏实有印、抓铁有痕，不断以优良的办事作风取得人民的信任，消除百姓“仇官”“畏官”心态，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监督，全面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大力反腐，确保政府能始终为人民办事，为人民服务，保证国家能安居乐业、长治久安。

最后，坚持因地制宜，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分析问题。改革不仅是个理念问题，也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一定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社会条件来考虑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发展的问题。社会发展中会形成不同层次的社会阶层和利益团体，这些阶层和利益团体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每个成员的目标，改革的成果应使大多数人获利，同时兼顾少数的利益，使改革真正有所成效。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自身的经济社会基础出发，考虑怎么做才是现实的、可行的，考虑怎么做才能让十几亿人都有很强的幸福感、自豪感。

综上所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确困难重重、问题多多。但我们坚信相信，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成功，我们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一条道路。

[5]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李庆霞.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J].理论探讨2013年03期

[3]朱向东，安晓良等.官本位严重妨碍综合国力的提高[N].中国改革报2009年08月10日 [4]何力.解读中国贫富差距的根源[J].决策2010年Z1期

[5]蒋瑾.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成效及趋势分析[J].文教资料2015年09期

第三篇：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答“钱学森之问”

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答“钱学森之问”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关 键 词】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

当代中国的“桂冠”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垂垂暮年里，为了唤起最高当局和有关方面对于教育问题的重视，每当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都不厌其烦、明知故问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代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当代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当代中国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就是前些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一个多层次的存在。其最表层是经济，经济背后是政治，政治背后是文化。一个国家，可能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未必是一个文化大国，未必是一个具有崇高尊严和巨大魅力、影响力的伟大的民族。文化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的最根本、最内在的“软实力”。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间漂泊流荡、备受摧残和蹂躏而没有被消灭与同化的以色列证明了这一点；当代世界先进文化、先进价值观的实践者、倡导者、领航者的北欧几个小国家证明了这一点；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与征服，然而立国泱泱五千年，至今仍然继续存在与发展的中华民族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什么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文化的背后是什么？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教育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的背后是教育。

教育的状况（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性质。而大学教育，则是一个国家整个教育的领路者和航标灯。由于它直接导向人才的基本定型与人们的社会角色，因此它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个教育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大学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是一个国家整体教育的统帅和灵魂。

前些年，以季羡林先生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的乐观主义者提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针对这种观点，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提出：如果此间（21世纪）中国没有五十到一百个世界一流大学，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云云，最多不过是一句美丽的空话。这种声音颇令人警醒。当下，印度人为什么能占有西方IT业百分之六七十的份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的大学教育搞得好，迄今为止，它的德里大学（1922年）、尼赫鲁大学（1969年）、瓦拉纳西的贝拿勒斯印度大学（1916年）等等，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南非迄今为止拥有四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两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它的开普敦大学（1829年）是享誉全球的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世界大学排名第七十二位，其医学院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进行了胸外科心脏移植手术的世界第一流的医学院。现代以色列建国（1948年5月14日）之前，所有的移民定居点都建有学校。海法以色列理工大学（现在更名为以色列科技大学）1912年就开始招生。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建于1925年，是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高等学院之一。魏兹曼科学院建立于1934年，是一所具有国际声望的研究院，以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而著称。现代以色列建立之后，最先通过的法案是《义务教育法》，以色列的教育经费一直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比例远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每一百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二十二人已经完成或正在接受大学教育，是全世界拥有大学学历比例最高的国家；就业人口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数占20%，仅仅低于美国。以色列的工程师比例居全球之首，每万人中有一百三十五名。以色列是迄今获得博士学位人数最多的国家。以色列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全世界人均最高的，每年一万人发表论文一百一十篇。以色列的许多学者、科学家荣获过世界大奖，包括诺贝尔奖：从1901年至1995年，全世界共有六百四十五人次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以色列人一百二十一次，占诺贝尔奖获得者的18.76%，而以色列人占全世界人口却不到0.2%。

放眼当代世界那些发达国家，哪个不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一所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还没有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更不要说别的大学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现代大学一降生就是一个“大产儿”。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具有悠久的“太学”传统和民间“书院”传统的中国教育，立即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文化特色，融入世界现代教育的大潮流之中。政府、民间、外国传教士等先后陆陆续续地创建了现名为武汉大学（1893年）、天津大学（1895年）、上海交通大学（1896年）、浙江大学（1897年）、北京大学（1898年）、山西大学（1902年）、南京大学（1902年）、复旦大学（1905年）、同济大学（1907年）、华西医科大学（1910年）、清华大学（191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1914年）、湖南湘雅医学院（1914年）、燕京大学（1916年）、南开大学（1919年）、东北大学（1923年）、中山大学（1924年）等等著名大学，尤其是在八年抗战的烽火中，建立了屹立于西南边陲的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从这些大学中，后来走出了许多科学、教育、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的大师、巨子和栋梁之才。

然而，回顾历史，正视现实，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的大学教育乃至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都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巨大变化，产生并积累起一系列根本性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和难以解决，就是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

这些问题，梳理、概括起来，似乎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长期以来，受制度、体制的决定和制约，我国的教育制度明显地不够良善

第一，表现为国家对教育的全面垄断。众所周知，现代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中，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占有巨大的份额，美国的哈佛大学（1636年）、耶鲁大学（170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1740年）普林斯顿大学（1746年）、哥伦比亚大学（1754年）、布朗大学（1764年）等“常青藤大学”，就是最具说服力的明证。我国的民国时期，国立、私立教育并存，也有相当数量的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诸如，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等等。然而，1949年以后，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我国取缔了所有的民办、私立教育机构，境内没有一所民办、私立的大学和其他各层次的学校。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才逐渐产生了一些发育不良的民办、私立的教育机构，包括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但是，这些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在各个方面都基本享受不到与国立大学和公办学校同等的待遇，致使它们的发育、发展困难重重，难成气候。由朱清时院士等亲手创办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2011年）一波三折、步履维艰的办学历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冲破重重阻力从发育、发展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开始的。经过三十多年悲壮的拼搏，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必须认识到，比较而言，民办、私立教育的发育和发展，要比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发育、发展艰难得太多。

在很长时间内，我国教育的“主旋律”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我国，不是教育家办教育，而是政治家办教育；不是把教育当教育办，而是把教育当政治办；不是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而是为政权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不是在自己的学校举行，而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的主角不是校长、教师、学生，而是领导人。欧美等发达国家，它们的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它们的教育也十分发达。但是，谁能告诉我们，它们有哪个大学的校庆是在国会或议会大厦里举行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不仅受政治权力的主宰而无所作为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且还受到了经济权力的严重干扰而无所措手足。清华大学的“真维斯楼”事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体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学和学校常常能够得到来自一些大企业、大公司的捐款，但是，它们绝不会把学校的某座建筑以给它们捐款的大企业、大公司的名字来命名，因为这关系到教育的尊严和荣誉丝毫不可玷污与侵犯。

第二，“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缺失。“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是实施良善教育须臾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资源。一个国家、社会、学校，当然应该有基本共识，但是与此同时，绝对不可以没有思想自由，相反它还必须努力提倡、促进、发展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才能产生人才，甚至天才；思想不自由，只能造就庸才，甚至奴才。胡适、徐志摩、徐悲鸿、刘海粟、钱学森、陈省身等等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者、大诗人、大艺术家、大科学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人说，现今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至少很肤浅。中国人没有丧失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人缺乏的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环境。自由像阳光一样宝贵。坚忍的中国人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有点自由就能发挥出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时下“互联网”上那些幽默、深刻、独特、隽永的表达，就是雄辩的例证。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第三，“教授不治校”的缺憾。学校，尤其是大学，是传承、生产、创造知识、思想、精神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尊师重教，以“育人”为宗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是学校重大决策的制定者；而管理人员则为教学、教师、学生提供有效服务，是教师、学生的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世界上（包括民国时期的中国）那些著名的大学，无一不秉持这样一种教育、办学理念。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在1931 年 12 月2日的就职演说中就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为落实这种教育、办学理念，他和教师们一起创建了体现“教授治校”思想的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学校的各项决策悉由“教授会”制定，而作为校长的他和其他管理人员，则不过是教师、学生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不仅完全抛弃了这种纯正的教育、办学理念，抛弃了这种优良的教育、办学传统，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致使我国各级学校，尤其是大学，“官本位”“行政化”愈演愈烈，更加根深蒂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全都有行政级别；党委书记、校长、管理人员成为学校的主宰、“老板”和“白领”，包括教授在内的教师不过是“知识蓝领”和“文化打工仔”。这实在是中国教育的一大耻辱。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教师，包括刚刚毕业入校的博士，不愿意当教师从事教学，倒是十分热衷于当官搞行政。

梅贻琦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校长，可是清华大学里至今没有梅贻琦先生的雕像。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角落里的蔡元培先生的雕像，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毕业生捐款建造的。

时下，许多大学的校庆活动，充分而集中地体现和展示了根深蒂固、愈演愈烈的“官本位”“行政化”思想与意识。校庆活动的主角，通常不是教师、学生、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官员；请来的重要嘉宾，不是学者、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更不是那些至今仍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要员，是如今当了大官的校友。“水木清华九十年”的校庆，主席台上前排就座的，绝大部分是党政官员；会场正对主席台的数百个红椅子，是专供当上了省部级官员的校友坐的。这哪里是学府，分明是官场！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主题宣传画上，高大的居中者是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临时工毛泽东，他的两边是李大钊和鲁迅；画面上完全不见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和历史贡献的、被称为北京大学三个“兔子”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身影。无独有偶，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纪念册上，占据显要地位的，也不是被称为“清华四哲”的梅贻琦、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等大教育家、大学者，而是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校友。

更为可悲的是，时下的一些大学已然沦落到给不良官僚发放“注水文凭”的可怜境地。云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在所谓的“读博士学位”期间，没上过一次课，在博士论文上没写过一个字，便拿到博士学位，前些年携巨款逃亡国外，至今逍遥法外。当年美国总统里根曾暗示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能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而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毫不犹豫地明确表示拒绝。两相对比，确实是发人深省。

应该说，“教授不治校”，实在是由大的文化传统、社会环境决定和导致的。在这种大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中，中国社会长期弥漫着怕官、敬官的权力崇拜的鄙俗气；“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做“人上人”，是大部分士子、学人的人生理想和根本追求。一个时期以来，流行着一种似乎很权威的说法，20世纪中国出了三个伟大的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官本位”色彩。中国人历来不仅讲政统，而且讲道统、学统；不仅尊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且更加尊崇孔孟老庄、李杜苏辛。20世纪的中国，不仅出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而且还出了梁启超、胡适、鲁迅等等。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过眼烟云、从来不作“谦谦君子”的毛泽东自己就说过，鲁迅是圣人，我至多不过是贤人。

对比我国的情况，外国的一些现象非常令人深思。在欧洲一个国家的小城，一位指挥家病了，市民们把自己家中的地毯拿出来铺在这位指挥家门口的马路上，为的是汽车走过时声音小一点，不要打扰了这位指挥家的梦乡，使他的病快点好。英国剑桥大学的克莱尔学院里的草坪旁边竖立着一个木牌，牌子上写道：“只允许教授踏入。”以此表达对教授的特殊尊重。德国前总理科尔说：“我们德国人对于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了对于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的尊重，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希望之所在。”奥地利总统访华，掏出的名片赫然有一行字：“某某大学哲学讲师。”这位总统为此感到很骄傲。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校园里有许多雕像，其中大部分是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雕像。在那些雕像中，我看到了两个中国人的雕像：一个是祖冲之，一个是李时珍，他们寂寞地站在异国他乡的阳光下和风雨中。但是，在他们自己的祖国，没有人为他们立雕像。具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英国牛津大学，培养出了七个国家的十一位国王、六位英国国王、四十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五十三位总统和首相、十二位圣人、八十六位大主教、十八位红衣主教，影响着整个文明世界。可是，从它的官方宣传材料中，人们几乎看不到这些。甚至迄今为止，这所英国最古老的大学没有举办过像样子的校庆。他们说，对学术、对真理的追求，让我们畏惧名利。法国的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高度评价英国人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当时还没有这个词）。他说，牛顿的葬礼，王公大臣都参加了，他们跟随在牛顿的棺材后面，一直送到墓地，好像是国葬。他认为，当时法国比不上英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国人不像英国人那样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牛顿逝世前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凄凉、寂寞地死在瑞典，就是一个例证。在法国巴黎，经过公民决定，至今安息在“先贤祠”中的四百六十多人中，只有十一位政治家，其余都是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等等。法国人认为，不是拿破仑而是雨果救了法国；法国社会的根本转折是“从拿破仑回到雨果”。

第四，“学生不自治”的规章和规定。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教育，没有把自己的教育对象——大学生当成已经独立的成年人，而是把他们当成仍然需要时时看护的不成熟的孩子；特别是出于防范青年人被敌对势力、敌对思想影响和利用而“和平演变”的考虑，更是对他们无论是个人的行为，还是集体（例如社团）的活动，都严加管理和控制。这是一个不小的误区和不必要的担心。所谓自治，就是公民依法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所谓大学生自治，就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学着像一个郑重的公民那样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以准备在走向社会以后成为一个依法自治的良好公民。大学生自治，既是社会自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公民自治的学习和预演，它对于大学生的成长、发育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大学生自我成长的权利，我们的教育不仅不可以伤害它，而且还必须精心而有效地尊重它、呵护它。中国和世界的大学教育的实践证明，从具有学生自治、思想自由意味的学生社团中走出来的杰出人才，代不乏人。民国时期的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新民学会”说明了这一点；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几乎遍布全国各大学的学生社团也说明了这一点。

二、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理念，表现出的某种荒谬性

这种教育理念的荒谬性，第一，体现为严重忽视甚至排斥个性化教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你是如此如此的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成功的民办教师，他一生秉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三千多个“本科生”和七十二个“博士“（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为我们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可是，多年来，我们摒弃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正确教育理念，硬是要把上帝创造出的“作品”，变成生产线上的“产品”。当年钱钟书考大学，数学15 分，国文第一名，英语100分，他可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当年吴晗考大学，虽然数学0分（考北京大学的成绩），但国文 100分，也可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这些，在当下的中国，都是近乎“天方夜谭”的故事。现如今，人们怎么能设想，“韩寒”们能被破格录取上大学？

第二，这种教育理念的荒谬性，还体现为严重忽视甚至取消“精神成人”的文化素质教育。教育的宗旨是“育人”。大学教育的根本追求是学生的“精神成人，专业成才”，是使学生成为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热烈的科学精神的有益、有用的人才。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孔子，秉持“君子不器”的教育理念，终生追求受教者成为君子、成为“君子儒”，而不要成为小人、成为“小人儒”。所谓“君子儒”，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

一、有仁者心怀、有美好理想、有宽广视野、有博大襟怀、有高远志向，除了具有精湛的专业技艺之外，更具高尚品格的真君子、“道义儒”。所谓“小人儒”，与“君子儒”恰恰相反，他们言行不

一、表里不一，没有仁者心怀，没有美好理想，以“儒”为职业，虽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但“志于仕”“志于利”，是像奴才一样卑微的伪君子、真小人、“稻粱儒”“名利儒”。在众多出色的弟子中，孔子特别钟爱和器重的是颜回。颜回英年早逝，孔子大放悲声：“噫！天丧予！天丧予！”可见，孔子是把颜回看作自己的精神传人、精神之子。《论语》中有很多处记载了孔子对颜回的赞美，其中有一句特别典型：“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从这些赞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最看重的，并不是一般人所特别重视的聪明才智，而是比聪明才智更为内在、更为根本的即人的道德、情操、意志、气象、趣味等文化素质与精神品格。儒家所尊崇的理想人格被命名为“孔颜人格”，颜回被儒家尊崇为“复圣”。在儒家文化的价值天平上，“仁”从来就高于“智”；儒家文化认为，完美的人是具备“仁、义、礼、智、信”的人。这“仁、义、礼、智、信”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有机统一，是人的文化素质的深刻内涵。

古今中外人才成长的实践证明，“道德常常可以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不能弥补道德的缺陷”（但丁）；“支撑生命的有三种激情：对爱情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与悲悯”（罗素）；知识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教养重要，教养不如情趣重要，情趣不如情怀重要，情怀不如信仰重要。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中说：“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先贤一再告诫我们：“知道为智，体道为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四书·大学》）

然而，现如今我们的学校，尤其是大学，几乎成了单纯的职业技能培训所。我们的教育正在抛弃其根本宗旨和根本追求，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要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的指引，把学生工具化、技术化、机器化、能源化、物质化、经济学化。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教育危机、文化危机，它的恶性发展将断送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与希望。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都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就和长足的进步；唯独教育领域变化不大、成就不大、进步不大，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倒退，概括地说，这主要就表现为严重忽视乃至取消文化素质教育。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曾经刮起的一股“高等教育产业化”之风，根本违背和抛弃了教育的宗旨与规律，把教育商品化、商业化，严重损害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精神和品格，大大恶化了中国大学生的生态环境。这股有害于立国之本的邪风，至今危害犹存。

三、我国的教育实践存在的某种扭曲和怪诞现象

这种扭曲和怪诞，第一，体现在对历史真相的掩盖和歪曲上。历史是人类的往事，是人类的记忆，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它给人类提供巨大的智慧和勇气，是人类打开现实与未来之门的一把钥匙。

历史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于增强和提升人们的文化、民族、国家认同感、尊严感，对于人们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直面现实、继往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不重视历史教育的。中华民族是立国泱泱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大国，从来就有修史、治史、读史的优良传统。

历史教育的基本而根本的内容，就是呈现历史真相（这虽然几乎是难以做到的，因为现今的人们难以回到历史现场，难以真实地复原历史全貌。但是，这依然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崇高目标），探寻蕴藏在历史真相中的历史奥秘（这几乎也是难以穷尽的，所以有学者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多少年来，我国在教育实践中，对一些历史真相实行了掩盖、歪曲的手法，使广大青年人对于自己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历史知之甚少、甚浅，不知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类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从而，成为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使命感的失重的“空心人”，使广大青年人思想浮浅、偏激，精神畸形、残缺；从而，成为没有大胸怀、没有包容性的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的“愤怒”的“政治狂人”和难以理喻的疯狂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是国家主义者）。

时下的一些青年人（甚至包括一些学历很高的年轻人），对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诸如，抗日战争问题、西安事变问题、外蒙古独立问题、“抗美援朝”问题、三年大饥荒问题等等）不是茫然不知，就是所知甚少、甚浅、甚谬、甚偏。他们不时流露和展示出的历史观与价值判断，更是相当可怕、相当可悲，令人惶惶，令人谔谔。这是多年以来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造成的严重恶果。

第二，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还体现在某些教育思想观念上的错误。比较典型的是“救恩论”思想。我们一面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一面宣传“大救星”的观念。把一个政党伦理化为慈爱的“母亲”，把人民说成是这位慈爱的“母亲”养育和疼爱的儿女。其实，人民和政党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才是主人，才是“母亲”，任何政党都只应该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工具；任何政党的权力，都理应是由人民授予的。2010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品性良好的政党，应该是人民手中合意的工具，其宗旨应该是依据人民的授权为人民做事；一个政党，如果不合人民的心意，人民就有权利收回授权。

长期以来，这种“救恩论”灌输，还把士大夫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情怀，完全当成“为人民服务”的美好情怀，没有看到和剔除它里面包裹着的“为民做主”（而非“以民为主”）的封建主义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救恩论”的元素。例如，“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是手段；得天下，是目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只是强调为了更好、更长久地“乘舟”（坐天下），不可太不顾及民心、民意。“兵民乃胜利之本”：这里的“本”，不是作为目的的“本”，而是作为工具、作为本钱的“本”。这些，与“要让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是同样的味道。对此，在继承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要有所警惕。

第三，我国的教育在其实践中，“工具论”观念长期盛行。这种“工具论”思想与“以人为本”的思想背道而驰。它引导人们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奉献给所谓的“集体”和“国家”；从理论上，将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与自私自利划等号，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舍己为人的义勇精神相对立。其结果，既没有增强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又造成了极其虚伪的社会道德风气。

四、多年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的教育在其实践中，堕落到赤裸裸地向广大青年灌输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的成功学的地步

时下流行的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成王败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把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和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的某些倚强凌弱、“强权即真理”的“实然”状态，说成是永远存在的“应然”状态；否认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不断追求爱与公义的悲壮历程，否认人类历史从来就不乏牺牲个人利益、为人类道义而献身的事实和先驱。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灌输，毒害了人们的心理，毒化了社会风气，使人们认为，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正义，只有永恒的利益”，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从而使人们丧失理想和盼望，使生活缺少爱与公义，使整个社会充满利益至上、一切为了自身利益的血腥的戾气。

时下横行无阻的庸俗的成功学，是其来自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人上人”教育的大泛滥。它源于人的恶性物欲的极大膨胀，显示出中国人道德底线在某种程度上的沦丧和我国教育的严重溃败。这种极其庸俗的成功学，摒弃并嘲弄美好的精神价值追求，以物欲的极大满足为最大、最终的乐趣，渴望并追求“位子、票子、女子、房子、车子”的“五子登科”，其最为通俗而形象的表达是：“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绝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种思想，实际上是真小人在社会道德风气极其败坏情况下的斗胆表达，它对于欲望多多、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危害最大。正如有人说：“信仰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民主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不能当饭吃的都不重要，于是信奉了猪的生活原则，于是也得到了猪的命运——迟早给别人当饭吃掉。”

不够良善的教育制度、相当荒谬的教育理念、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扭结在一起，像一个魔鬼之枷，桎梏着中国的大学生，像一根绊马绳索拦截着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道路。它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大学教育品格的侏儒化和中国大学生人格的病态化。中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每时每刻都在“谆谆”告诫中国的学生：说真话的成本和代价太高（毛泽东就说过，说真话需要“五不怕”：“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因此说话要三思而后说，行动要三思而后行。这样，中国人打小就学会了说谎（正如韩寒所说，中国人说谎是从小学写作文开始的），逐渐娴熟地掌握了“两套话语”，逐渐养成了说谎的习性，逐渐形成了“双重人格”。他们善于识别场合，善于察颜观色，善于把握自己，说话、做事可以拿捏到炉火纯青、游刃有余、“无法之法”的境界。他们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私下里说的和场面上说的不一样。如此这般，哪里还谈得上敢想敢说、敢作敢为、表里如

一、知行合一的独立健全的精神人格？

正确的诊断是有效治疗的前提。有了正确的诊断，就等于治疗成功了一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陷于重重困境中久矣，其百病缠身，并且许多病痛已经成为顽症，难以在短时间内治愈，使其获得崭新的生命。但是，绝望的尽头是希望，不是哪里有生命，哪里才有希望，而是哪里有希望，哪里才有生命。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我们能够有所作为。

如前所述，根本说来，教育问题绝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国家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因此，要改良中国的教育，首先必须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作为教育工作者，在推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完全可以大力推动教育自身的改革。

我们可以在教育领域提倡并推动“天足”运动。“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科教兴国”，其前提是“国兴科教”。当下，“国兴科教”的当务之急，是给教育松绑，打破国家垄断教育的局面，还我国教育一双健康、美丽的“天足”。要大力扶持、发展民办、私立教育，要还民办、私立教育与公立教育同等的待遇，逐步形成公立、民办并存的多元局面。

我们可以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安排上推动教育独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的，归亚当·斯密”，加快形成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三足鼎立、良性互动的局面。大力提倡企业家给教育以更多的资助，严格要求政治家为教育提供有效的服务。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不再是政治家办教育，不再是企业家干扰教育，而是教育家办教育，教育家在政治家和企业家面前挺直脊梁、高贵而谦卑地昂起头颅，什么时候，中国的教育就获得了新生，中国就能够高贵而谦卑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可以尽快树立、建立起“育人为本”、富有科学精神和职业精神的思想自由、思想表达自由的理念与制度，以保证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尊严。

我们可以尽快修订、改良、完善“高等教育法”，尽快制定“学生自治条例”。大力提倡、推动由学校的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的校长、由学校的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的“教师委员会”，坚定不移地走教育家办教育、教授治校、教师治校的道路。正确处理学校党委、校长、“教师委员会”的关系，有效保障学生的各项合法权利和权益，推进学生自治的健康发展。

我们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教育理念的大讨论，以洗刷荒谬的教育理念的影响，以确立纯正的现代教育理念。我们可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遵循“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宗旨，大力推动、有效实行“精神成人”的文化素质教育（关于文化素质教育，敬请参阅拙文：《文化素质的重要价值》《文化素质的基本内涵》《文化素质的有效建构》）。

像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中国教育的大船已经驶入了深水区，风高浪急，险象环生，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有五千年文化赋予的自尊、自信、自豪做底气，有全人类现代教育给予的启迪、激励、经验为指引，特别是有长期以来的失败、谬误、教训做警示，只要我们时时聆听来自星空和大地的声音，“把网撒在信心上”，一路走来一路想，一路走来一路做，我们就能够“背着因袭的重担”“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第四篇：会计职业道德困境与出路

会计职业道德困境与出路

一、虚假审计问题突出

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竞争程度日益激烈,审计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公司账目问题也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当一些会计师事务所面对一些客户不合理要求时,无法抵挡巨大的利益诱惑,放弃了自己应该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要求。这种与被审计单位合谋进行账目造假,提供虚假审计报告的行为日益突出,严重误导了使用审计信息的人员。

二、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对策建议(一)深入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深入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基础。一是要把《会计职业道德》作为专业必修课。专业教师在授课时,应着重对学生进行会计职业道德观念的熏染,以使学生在工作以后,在会计工作岗位上能自觉依照会计职业道德行事,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品行。二是要加大对会计工作人员的再教育力度。对会计工作人员进行再教育时,要着重于对最新财经动态、会计法规的传达,以便于会计工作人员及时纠正工作中存在的误区。同时,会计工作人员也应该自觉的根据工作的实际情况,主动学习相关的会计法规和财经知识,养成良好的自我学习习惯。三是要加强法制教育。对会计工作人员加大相关的法律宣传,促进其法制意识不断增强,不仅有利于他们清晰明白违法行为的界限,还有利于他们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勇气。四是要发挥先进典型与集体感染作用。各级领导不仅要在会计工作中以身示范,还要在日常会计工作中挖掘典型,树立典范。通过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和弘扬来影响广大会计工作人员。在宣扬先进典型的同时,要鼓励会计工作人员互相学习、互相激励,两者互相结合,相互促进,更有利于会计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素质的提升。五是要促进教学方法多样化。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应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教师应该结合会计工作的实际情况,灵活的开展课程活动,例如先进典型报告、正反事迹对比展示等,这样不仅可以吸引受众的兴趣还可以使其熟练掌握会计职业道德的理论知识。通过对先进模范典型的宣传和学习,进一步增强会计工作人员对会计工作的认同感,提升会计工作人员的道德素养,在社会上形成支持会计工作,为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营造社会氛围。(二)健全会计监管体制机制

健全会计监管体制机制,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保证。要不断强化财政、税务、工商等机关对会计工作的监管力度,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会计工作清查行动,对于违反会计相关规定的人员应加大惩处力度,切实提高其违规违法成本。建立企业内部会计监管机构,使其直属董事会,增强会计监督的针对性、独立性、实效性。构建统一的信息集成系统,在依法检查的过程中,对于查处的违纪行为,不仅可以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罚手段,还可以将这种信息共享,使其他相应部门配合监督,对会计违规企业做出相应处罚,比如吊销营业执照、禁止贷款等,形成会计监管合力,提高监管实效。(三)推进会计制度改革创新

推进会计制度改革创新,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关键。要加快完善会计委派制度,逐步探索会计独立于企业制度,加大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对企业委派会计制度,改变会计隶属企业的旧模式,切实增强会计工作者的独立性,促使其有效监督企业经济行为,并提供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加快探索会计公司化,制定更加完善的会计法律法规,规范企业与会计公司之间的合同,为第三方会计公司正常运转提供法律保障,实施企业依据自身需要选择会计公司模式。针对职业道德缺失的会计工作者,要加大对其所属会计公司的惩处力度,严重者可以对其营业执照进行吊销,形成多方合力来约束会计工作者的行为。要更加侧重于会计制度的完善和修正,要把会计工作者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最大限度消除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制度的科学性、公平性、适应性方面下足功夫。要不断丰富和补充会计制度内容,着力强化会计日常管理,从源头上把虚假会计信息扼杀在萌芽时期。要进一步细化会计规章制度,严格规范会计业务流程,探索建立会计工作24小时监督机制,真正消除会计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四)提升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

提升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重点。要强化企业领导对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培训的重视,把提升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积极举办相关培训班,提高培训频次,促进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增强。发挥好政工部门的引导作用,组织政工人员深入会计工作一线,了解会计工作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帮助其解决相关问题。增强对会计工作者的人文关怀,妥善解决好其生活和思想中遇到的困难,拓展会计工作者的升职空间,促进其对企业的归属感不断增强。把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养培训与企业文化融合在一起,通过企业文化的渗透作用加深会计人员对思想道德素养的认识,从而使之内化为自觉行动。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关乎会计从业者就业前途,关乎企业对外形象,关乎会计业改革创新。大力强化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对于提高会计工作者就业竞争力、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实现会计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只有把提升会计工作者职业道德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狠抓会计法律法规的落实,强化职业道德教育、监管体制机制创新、制度改革、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提升等方面的工作,才能净化会计从业环境,真真正正提升会计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第五篇：大学生就业：困境与出路

大学生就业：困境与出路

最近，据中国媒体援引人力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数据，二零一零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0万人，比去年的611万多19万人，加上往届未能就业的，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很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严峻在哪里？随着九十年代末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政策推行以来，大学生人数的增幅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人才增长，大学生就业不难才是怪事，“毕业即失业”成为中国大学生的普遍现象。尽管如此，中国教育部决定继续扩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努力培养更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表面上看，研究生扩招能提高大学生学历层次，可以缓解就业难。但是，如果不清理高等教育积弊，扩招研究生来应对就业难将是饮鸩止渴，使就业矛盾更加突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由于大学毕业生多，市场需求少，要获得一个好的工作位置，就只有依靠社会关系，尤其是在报考和录用公务员方面。通俗地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父母在社会上是有权有势有钱的，子女肯定能获得一个好的工作位置。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妻儿等直系亲属到本单位工作，但是中央政府不能禁止朋友安排我的子女，我安排朋友的子女这样的友情交换。

现代版“上山下乡”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胡主席和温总理曾多次勉励大学生要心系国家，努力学习，甘于奉献，号召大学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和中小企业去。而一些学者认为，要求大学生到城乡边远地区工作做起来是相当困难的。

"不光是大学生可能不愿意去，即使去了，“大学生村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最重要的是农村的基层政权现在都是人满为患，其中也有不少大专学历的人，并不需要多少新大学生。即便有大学生被安排到那里去，当地的官员也会觉得僧多粥少而加以抵制。

户籍松动

大学生就业难推动了中国户籍政策进一步松动，国务院办公厅在去年二月发布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取消对专科以上毕业生落户中小城市的限制，这也意味着希望在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等地落户的外地籍高校毕业生仍要面临户籍问题。

有学者认为，取消户籍限制虽然有助于毕业生在省城和地级市就业，也对毕业生在民营私企单位就业有帮助，但帮助不大。

自主创业之难

去年新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曾强调加强创业教育，优化政策环境。毕业生自主创业可以接受有补贴的创业培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还可以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但是当前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现状是参与者少、旁观者多；从事的多是规模小的个体经营的行业，成功率低。而且，自主创业只适合少数人，具有创业素质和条件的人毕竟很少。依靠创业只能缓解就业难，要根本解决就业难问题基本上是天方夜谭。

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没有就业的大学生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如果就业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可能会引起社会不和谐、不稳定。

名列

（资料出处：http://《联合：随着金融危机仍然不断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在经济高速发展和高校扩招的今天,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并从社会、学校、大学生

自身的角度出发提出解除困境的方法。早报网》）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教育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女士进行了独家专访。

大学生为什么就业难

关键词：结构性过剩、扩招、就业率

中国青年报：最近我们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专门把您说过的一段话引用出来，作为一条新闻。该报刊登的您的原话是：“现在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原因怪扩招，我觉得没有太多道理。现在大学生太多，这叫结构性过剩——大家都想在大城市当公务员，有多少岗位呢？有很多地方需要他们去，他们不去。当然，不去也不能怪大学生，你为什么不增加紧缺人才岗位的吸引力呢？文革前，越到西部，工资越高，比如，新疆可以拿80块钱，我们在北京只能拿46块多，现在反过来了，那谁愿意到西部去啊？”该报指出，您的观点是：就业率低不能全指责学校和教育部门，政府整体应该分析和反思。您是在什么背景和情形下谈及这个问题的？您认为大学生“就业难”难在何处？

吴启迪：我也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这个问题的。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扩招，问我怎么看。我的意思是，确实不要随便地把“扩招”和“就业难”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当然从数字上看可能是这样，因为现在大学生多了，毕业以后找工作的人也就多了，肯定会影响就业。这好像很直观，但其实这两者的关系很复杂，要作为一个系统来看。

为什么中国需要更多的大学生？假如中国现在毛入学率在23%的话，这并不算高，韩国是百分之七八十的毛入学率。当然也不是说越高越好，但至少23%是不高的。我一直说，文革造成了一个窟窿，那个窟窿要补，总有一天要把它补起来。因为10年不招生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好解释。我们作为一个要想发展的国家，如果要提高国民素质，要想搞创新型国家，大学生的数量要多，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时候就说大学生已经太多了，他们找不到工作了，我觉得不符合逻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其实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有些地方岗位没多少，但是大家都想去，有的地方很需要人才，但大家又不愿意去。这个问题能怪年轻人吗？我觉得不能怪他们。他们想的很多问题都很现实，不光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还考虑到将来，比如将来家庭怎么样啦，孩子上学怎么样啦。我觉得大家考虑这类问题很自然，不能总说他们不够有理想、抱负不够高什么的。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怎么把人吸引到需要人的地方去，这个责任是政府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性的问题，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用什么样的政策。而且也要防止跷跷板，不要按了这个，翘了那个。我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但是二元结构的解决，又跟人才很有关系，解决得好，就良性循环，解决得不好，就恶性循环。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政府应该说是很有力量的，只要真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去做。我们国家有很多研究机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题目，好好去研究。我不认为这个事情想不清楚。

中国青年报：您所说的文革前的这种情况，到西部去工资会更高一些，这是因为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工资是由国家统一调配的。现在已经没办法执行了。

吴启迪：我们公务员的工资本来就是国家定的。为什么没办法？有好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它们也有这种情况。像日本、澳大利亚，都有这样的例子。这些政府做得成，我们政府会做不成？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政府。

中国青年报：但在边远地区提供的就业岗位并不一定是政府职位。吴启迪：当然有部分不是，但很多是。我觉得政府先做了，就会有影响力。中国青年报：它会有一种政策影响力。

吴启迪：当然啦。上次我举了法官和检察官的例子。他们和律师不一样，律师的收入很高，自己去做案子就可以了。法官、检察官是公务员，在艰苦的地方，非常稀缺。

中国青年报：据我们所知，在我国一些边远地区的基层法院、检察院，能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寥寥无几。

吴启迪：现在有政策让我们法学院学生三年级就考司法考试，以为他们考完了就可以去西部地区当法官、检察官。我说这没有抓对啊。那些学生考过了之后，为什么一定要去西部呀？他一样可以不去。

中国青年报：他在大城市做律师，赚的更多。

吴启迪：没错呀，怎么会制定这样的政策呢？政策应该制定在用人的那一头。但是用人的那一头，教育部门只有建议权。

中国青年报：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谁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吴启迪：现在一说起责任，动不动就说“问责”，你们媒体很喜欢用。说实话，很多东西连权限都没明确，怎么个问责法？所以我更倾向于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先说责任在哪里，“问责”反而弄得大家都很紧张，认为责任不是我的，就往外面推。

我觉得你们中国青年报提出这个问题来，本身就很有意义，共青团这些年为大学生就业做了很多事情。我一直说，光找教育部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教育部被骂骂也没什么，但骂解决不了问题，没解决问题才是最麻烦的。

中国青年报：考虑到就业难的事实，您觉得扩招的政策是继续还是变化？

吴启迪：扩招这件事，从2005年开始，政府已经人为地把它压低了。其实人口自然的增长率也在减少。因为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减少。适龄学生最多的一年是2008年，到2009年已经朝下走了，2010年就更少了。

中国青年报：您曾说大学生就业率不该完全推到校长头上？

吴启迪：学校不是一点责任没有。就业的事情当然跟教学质量有关，和专业设置有关。像这种问题，学校应该关注，应该敏感，应该跟踪。但高校目前出现了一些情况，为了提高一次就业率的数字，毕业论文、毕业设计都不好好做。这种状况从长远看很糟糕，会使我们大学生的质量真正降低。许多大学最后一年就荒废了，或至少荒废半年。

你若问一个外国大学的校长，他不知道他学生的就业率，他真的不知道，因为国外没这个概念，而一次就业率则更没

有道理了。国外是后来才调查，有些人过了一年以后再就业可以吧？而我们现在就片面地追求一次就业率。这其中难免会有虚假成分。教育方面很多事情不要搞得太刚性，太刚性了，一件好的事情也会搞歪了。教育部原副部长：大学生就业难与城

乡二元结构有关(2)2009年12月21日 09:15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大 中 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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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亟待国际认证

关键词：教育认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

吴启迪：另外我还想提一点，就是就业难跟教育质量问题是有关系的。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外国人，经常说我们的工科学生很多，但是质量比较差。这种话他们讲得很多。我觉得他们这种讲法，是吃牢我们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参与到国际认证当中去，如工程教育认证、医科教育认证、法学教育认证等。

中国青年报：加入国际性的教育认证组织，是由政府出面谈的吗？ 吴启迪：这必须由非政府组织来做。中国青年报：我国有这样的机构吗？

吴启迪：目前还没有。我们只好通过各种渠道，比如在教育部成立一个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来干这件事。这件事我呼吁了5年。

中国青年报：如果我们获得了认证，那意味着什么呢？

吴启迪：意味着人家将会承认你的教学质量。我们有些好的学校水平是足够了，像清华、交大这些工科院校，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外就是以此为借口，说我们不行。这实际上影响了我们的学生在国际人才市场的就业，因为现在进入外国公司，就是进入了国际人才市场。

其实我问过很多美国著名的大公司，即那些用了我们国家毕业生的大公司，当然他们找的都是好学校。我问他们老板，你觉得我们的学生怎么样？比你们国家毕业的学生差吗？他们说，一点儿都不差。我也问中国学生，你在公司里觉得自卑吗？觉得比外国学生差吗？他们说，绝对没有啊。

中国青年报：他们是不是已经接受过西方的教育了？

吴启迪：没有，就是国内学校毕业后去工作的。当然我们有一些新的大学，水平还有待提高，如果我们搞了国际认证的话，大家就知道朝什么目标去努力，就能把这件事越做越好。

专业为什么忽冷忽热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人才预测

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08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大类是工学和管理学，最差的是法学和哲学，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冷热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您认为，学校专业的设置应该以什么为导向？

吴启迪：很多人老喜欢说的一个词叫专业对口，学什么干什么，所以才会出现一会儿这个专业很热，一会儿那个专业很冷，就业也成问题了。我倾向于大学生本科阶段主要还是能力培养。只要用人单位有眼力，就能选择一些好的毕业生，不见得是学这个专业的人。所以教育部在学校专业定位上已经拓宽了，本科阶段应该比较宽。比如物理，有物理专业就行了，不一定要分原子物理、固体物理等。但现在恰恰有一些行业部门跑过来说，我们太缺核物理的人才，说赶快办这个专业。这种指导思想不对。因为假如核物理这边真的需要人了，学物理的学生在最后一年可以加点这方面的内容，去适应那边的工作。这是以事先有意向为前提的。如果事先没有意向，学生毕业后在单位里培训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因为他基础知识都有了。我觉得应该用这种方法来考虑本科教育，不然就变成职业教育了。所以你看美国的名牌大学，哪有那么多窄得不得了的专业？而我们在教改的过程当中，改来改去，越改越窄。

另一方面，关于哪个行业需要多少人才的预测，也需要做。这个教育部门一家做不了，决定一个专业招多少生，目前是发改委和教育部共同决定的。人才的预测需要一个很有水平的研究机构，它能够预测几年后各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些专业叫长线专业，有些叫短线专业。当然，也有民意测验。比如，美国每年都评选“美国学生最喜欢的专业”，每年调查一次，然后从统计数据里分析趋势。在国外，这个方面是非政府组织做得多一点，我们现在是劳动人事部门来做。这种人才预测对学校有指导作用。

“啃老族”、“蚁族”与钟表匠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高薪、职业技术教育

中国青年报：大学生就业难导致“啃老族”的出现，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吴启迪：这个跟时代有关，也就是价值观。这是一个物质相对优越的时代，老一代舍不得孩子在外面吃苦，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在家呆着吧。而前面那一代，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要奋斗，要改变贫困的状况，大家都很艰苦。到了这一代，已经不需要吃苦了。我觉得这种状况是青年工作应该考虑的事。怎么使年轻人感受到“啃老”的优点和缺点。比较下来，他可能觉得“啃老”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单是我们国家，别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中国青年报：现在还有一类人，叫做“蚁族”，就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在大城市的郊外租很便宜的房子，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就上上网，吃得也很简单。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吴启迪：这跟我们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的关系还是蛮大的。包括我们的地区差异也比较大。这些学生从农村或者小城市来到北京、上海以后，就希望留下，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状态。这还是个社会形态的问题，要重视。

改变这个现象，就得让其他一些地方的一些职位有吸引力。比如说西部地区的一个中小学校长，你给他高薪，而且不仅是待遇高，你还考虑到他成家、生儿育女等全方位的问题，甚至给他10年以后回到大城市的机会。吸引力要达到这个程度，使最好的学生都愿意过去。他到了那儿就是一个校长，如果一个校长是很优秀的人，他不能容忍底下的人很差。这样的话，团队就带起来了。包括卫生院的院长、法院的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等。最优秀的人就给他最好的待遇，这种做法在有些国家就有。

中国青年报：您非常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就全国平均而言，中职就业率连续4年超95%，大大超过本科生就业率。但是高就业率并没有大幅度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声望，您觉得原因何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吴启迪：这个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中职就业率有百分之八九十，跟大学生就业率差别这么大的原因，我认为，主要还是人的期望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要求不是那么高的，给1000块钱觉得足够了，很好了，所以比较容易就业。但是到了大学毕业就不一样了，最好有三四千，但是这样的工作不好找，最后无奈了，1000块钱也行了。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这两种就业率数据放在一起比较，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还比较差，也就造成了它不是特别吸引人。这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这些人和大学毕业的人差别是很小的。

中国青年报：是不是我们观念上也有一些问题？

吴启迪：当然有问题。大家都希望小孩能上本科，甚至研究生，这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干部子女，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可见职业教育并不吸引人。所以对此要下大的功夫。还有一个，跟时代有关，发达国家职业学校毕业出来后待遇非常高。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就是他没觉得开个出租汽车有什么不好，大学毕业生去开也没什么不好。瑞士的钟表匠，他的收入可能比大学教授还高。那你说家长为什么还要送不大爱读书的孩子去受苦，读这么多年的书？所以，这个跟社会形态有关系。

教育部原副部长：大学生就业难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3)2009年12月21日 09:15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大 中 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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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到时候会主动找过来” 关键词：教授治学、创新型人才、诺贝尔奖

中国青年报：您担任过同济大学校长，现在大学功能日益复杂，您如何看待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问题？

吴启迪：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教授治学”，我看，能够做到教授治学也不错。因为学校主要是学嘛。学校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他们应该参与决策。

中国青年报：现在有些知名的教授愿意去做一些行政的事，因为听说项目和科研经费都在系主任手上。

吴启迪：当然这些人也是业务骨干，所以他们的发言权大一点是可能的。当然，你讲的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一个弊病。在科研经费方面，有行政职务的比没有行政职务的要多。这种局面其实是资源不足造成的。假如资源充足，可能就会给教授更多的自由度。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学的情况就不一样，系主任大家都不想当，都推来推去，因为资源比较充裕，而且平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表现。

中国青年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创新型人才，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王义遒说，我们现在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所以现在不需要创新型人才。也有人批评说不应当用过去精英时代的价值观来培养大众化时代的人才，您对此怎么看？

吴启迪：创新型人才我们是需要的，但是也确实不可能用培养天才的方式来对待整个高等教育，因为现在高等教育已经走到大众化阶段。我们的质量观会有变化，跟精英型的高等教育相比，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不可能把每个大学生培养成尖子，因为现在上大学毕竟成了一件大众化的事情。

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有一批拔尖人才的，但这些人才确实不应该也不可能数量很大。怎样培养这种人才，现在讨论得很多，我觉得光靠学校可能是不行的，尤其光靠大学是不行的。我现在很担心我们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阶段，小孩那么小，就给他们加了那么重的负担，一天到晚为了考试而读书。我想，高中三年里面，最后一年肯定是不学新知识了。这是干嘛呀？一天到晚在对付那些题目。现在很多大学新生已经被“磨练”得对科学没有兴趣了，他来念这个专业，基本上是家长或老师的意思。我们面对这样的学生，有的时候真得重新开始，来提起他们的兴趣。所以，今天的高等教育在效率上是降低了很多。

关于诺贝尔奖，我觉得别老提，诺贝尔奖不是所有领域都有的，所以拿这个衡量有点不公平。在国际上的很多排行榜里，我们中国的大学不是老排得比较后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诺贝尔奖。但是，我觉得要是加上这么一条，我们中国的大学就不会排得那么后了，那就是：假如提到大学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不会太差。我们大学搞出来的研究成果，包括我们的人才，建设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这些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包括人才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在这些方面，没有国家比我们更活跃。再比方说石油勘探，人家就得靠我们的技术。甚至包括地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已经是世界一流了，我们一点都不要有自卑感。

我现在感觉到中国人是丧失了自信心，一天到晚说我们不如人家，一天到晚说我们没得诺贝尔奖。我说，只要我们国家强盛到一定程度，诺贝尔奖自然就来了。甚至包括文学奖、经济学奖、和平奖等，都可能主动找上门。

“大学校长腐败是一种悲哀”

关键词：理想主义、工程腐败、学术腐败

中国青年报：您在谈到女大学生“傍大款”时，说大学要有点理想主义，说并不认为中外的教育差距非常大，倒是社会差距比较大。从您任大学校长和教育部副部长的经历来看，怎么解决大学理想主义欠缺的问题？

吴启迪：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说得大一点的话，是整个中国的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在诚信、信仰、道德素养方面，是有缺失的。但我感觉，这也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

比如一些老板开始的时候拼命赚钱，一旦好到某种程度，他就想回馈社会。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慢慢变化的。生活水平高到一定程度以后，理想主义就会产生。年轻人就会感到，成天吃吃喝喝没什么意思，还得做点什么事。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会与时俱进，我们也不可以太着急。

但是从局部来讲，从教育部门来讲，也应该搞点活动来鼓励同学们的这种理想主义。我跟美国一些大学的校长接触，我觉得他们很理想主义。上次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在北大演讲，一上来就说，他们学校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非常优秀的公民。我一直觉得，不要认为“公民”是个很简单的词，它说明一个人要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这些我们的学校还是可以做的。

其实任何人回想起来，大学这段经历都是非常美好的，是激动人心的，想起来都会很怀念，那为什么不让这段时光变得更美好呢？所以，我觉得大学里面应该创造一种校园文化，来构建理想主义的东西。有人说，你这个说法不太现实，社会太现实。我说那不要紧，你就在自己周围营造一点，也是好的。有些人说，把大学生搞得理想主义，到了社会上不能适应。我想不会的，他照样能适应。但是至少他有个崇高的起点，他要做个崇高的人。我觉得这很重要。

中国青年报：最近，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大学不再是净土。您怎么看大学里的腐败现象？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杜绝？

吴启迪：大学里出现这种事情，是一种悲哀，是很丢人的。有好多腐败现象出现在基本建设方面，因为经费数量很大，社会关系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陷阱、圈套，道德上、素养上稍微欠缺的人，就容易陷进去。对此当然要严打，有多少抓多少，我们不能让这些人毁了大学的名声。

中国青年报：除了经济腐败，学术腐败也在大学盛行，本报就曾报道过多起发生在知名大学的剽窃、抄袭等学术腐败事件。您认为滋生学术腐败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消除这一丑恶现象？

吴启迪：这个我们一直在说，现在整个学术界太浮躁，太急功近利。在大学里出现这样的事情，是违反教育规律的，给学生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这些事。

中国青年报：教育部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吗？

吴启迪：已经有了，最近搞了几个文件。包括科学院、工程院，也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也会出台文件。我觉得这还是个道德教育的问题。而且我说不要老提诺贝尔奖的事，越提

越浮躁。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你不提，反而自然而然出来了。关键是怎么培育创新的健康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