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儿童道德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第一篇：论儿童道德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论儿童道德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10303班蔡亦璇02号

【摘要】：中国正处在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巨变之中，传统的道德规范受到强烈冲击，而与社会转型相一致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导致社会道德出现了某种混乱和无序。在这一社会快速变迁与转型的时期，道德和道德教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困惑和价值失落，道德的困惑和困惑的道德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探讨儿童道德教育所面临的多重困境。然后分析了儿童道德教育面临困境的历史与现实、内部和外在因素。以哲学和心理学研究发展为依据，最终提出儿童道德教育的出路：让儿童的道德在美好生活中自由成长。

【关键词】：儿童道德教育、困境、出路

【正文】：

一、儿童道德教育的困境

（1）：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称为教育的三大支柱

在很长一段时间，父母在培养孩子时一致认为IQ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很多家长费尽心思只为培养一个高智商的“神通”，然而能称得上成功的却不是很多。近年来，EQ也逐渐受到父母的重视，他们了解到，情绪健康的重要性更重于人的聪明头脑。所以，各种培养情商的游戏和玩具开始吸引他们的注意。直到MQ的提出，让父母知道品格更胜于知识。

虽然，父母对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没有异议，他们也觉得自己一直都重视道德教育。然而，许多父母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并不全面，多数只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如何让自己快乐、如何欣赏美等方面，而对于道德智商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却不甚了解。

在教育学和心理学界的研究中，道德智商包括体贴、尊重、容忍、宽恕、诚实、合作、负责、平和、忠心、礼貌、独立、幽默等各种美德，因此也称之为美德智商。

现代父母都愿意接受新的教育观念，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全面的发展。因此他们自然会乐于配合孩子的道德智商培养。在道德教育中，父母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从另一个方面讲，影响孩子们道德智商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急于教育好自己孩子的父母们。

（2）道德价值观教育从“只说不做”到“只字不提”。

家庭教育需要言传身教，对孩子的道德教育应放在首位，这是一个常识，更是中国数千年传承的家教传统，孝文化、君子文化便是这一传统结出的硕果。但今天似乎并非如此。天津市曾进行一项7～14岁儿童家庭教育调查，当列出健康、安全、学习成绩、品德、自理能力、兴趣爱好、交友、吃、穿等9项指标要求家长回答“您平时最关心孩子什么”(选其中三项)时，有87.2%的父母选择“学习成绩”，为第一位；而最关心孩子“品德”的比此低25.4个百分点。当进一步要求家长对所选三项内容按重要程度排序时，将品德摆在第一位的仅占全部调查对象的18.1%。

（3）“狼性教育”让孩子缺乏爱心。

在社会主义市场和社会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从小培养孩子的能力，让其今后在社会上有竞争力，成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重点。但不少家长片面地把爱心和竞争力对立起来，在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

一些家长、学校和教育者赞同甚至实施“狼性教育”，即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世界里，要对孩子们进行“狼”的教育，而不应是“羊”的教育。上海儿童健康基金会儿童心理工作室主任吴亦君是一名心理咨询师，她曾接触一个在打骂中长大的高二学生，孩子最大的愿望竟然就是希望自己快点长高长壮，可以对一直责打自己的父亲还以颜色，考试故意考砸、家里故意捣乱，看着父母焦急生气就会产生快感。

实施“狼性教育”有两种情况，一是父母本身难以控制住情绪，加之“棒下出孝子”等观念，因而对孩子万般严苛，教育方法也过于激进。二是受社会竞争压力的影响，一味培养孩子的竞争观念，最终造成孩子缺乏爱心，甚至导致性格的扭曲。

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忠心表示，狼的本性是凶残的，是通过掠夺占有的，“狼性教育”如果是为了适应竞争，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肤浅认识。狼性教育的实质是以自我为中心。一些少年儿童的父母对社会上非正常的人际关系和不良社会状态存有不满情绪，以至于对个人和家庭之外的一切都失去信心和责任心。加之社会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存在，更使一些人个体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感淡化，表现为凡事以我为中心，对自己、对家庭有利的事就做，无利的事不做。一些家长对孩子在学校参加劳动，在社会上参加公益活动抱不支持态度，教孩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公共秩序、公共规则置之不顾，我行我素等等。这种不负责任的社会观助长了少年儿童的自我中心倾向。

应该看到，转型期的中国，传统道德体系面临挑战，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道德体系尚未建立，道德价值的失范成为现实中的普遍困境。面对“拿什么教给你，我的孩子”的问题，许多家长十分困惑：拿什么正面的成才观、成功观向孩子解释现实生活？显然，要彻底解决其中的价值观扭曲问题，尚有待于全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重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和家庭教育的直接责任人，家长们，老师们应当行动起来，从自我道德重建出发，为下一代成长负起应有的责任。

二、儿童道德教育困境的历史与现实因素分析

传统文化中儿童的缺失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儿童、儿童生活长期以来处于是被忽视的地位。

1.“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家长制作风。中国儒学重礼，“礼”是传统儒学心目中的伦理纲常、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礼”包含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意思是君主要像君主，臣民要像臣民，父亲要像父亲，儿女要像儿女;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很显然，子女在父亲面前是没有独立人格的，甚至连自身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时至今口，我们虽然不再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这种封建家长制作风在当代家长身上依然存在。表现在父母可以随意打骂儿童，父母让儿童弹琴学画，子女就得弹琴学画。家长包办一切，主使一切，子女只能被动接受，否则就得挨打受骂。

2.“小时了了”的儿童观。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成人为本位的，儿童在传统文化中受到蔑视。“人们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儿童的文学》)即使赞及小孩，也是推崇那种“小时了了”的少年老成，对天真无邪、童言无忌则讥为乳臭未干。为了快快

结束儿童期，成人便用长袍马褂将儿童打扮成成人的样子，以成人的规范要求儿童，用四书五经作为催熟剂灌输给儿童。

3.“父以子贵，光宗耀祖”和“小祖宗”的儿童工具观。中国人大都把子女的出人头地看成是自家门庭的无尚荣光。从古至今，许多家长把子女当成自己脸上贴金的工具。他们在子女身上相互攀比，别人的孩子会什么，我家的孩子就不能落后，甚至还要超过他们。

当前社会上各种特色班、强化班，以及家长逼迫孩子学钢琴、美术、等现象，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封建儿童工具观的延续。“小祖宗”现象是古人的儿童工具观的另一个重要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伦、重血脉的特点往往使家长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家长对儿童蔑视与束缚，把儿童看成是“小奴才”，随意打骂儿童。另一方面，视儿童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是自家传宗接代的工具，是家庭的小祖宗、小太阳。结果，家长们要么对孩子过分控制，要么过分地对孩子娇惯放纵，任其所欲，尽情满足，这样一来，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任性、懒惰、依赖、怕苦、怕失败等不良品质。

4.回顾以往德育课程中的道德，就其存在的形式而言，可概括为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知识道德。他存在于一种体系化的道德中，把道德看作知识或主要表现为知识，在西方是源远流长的，从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到柏拉图的“道德即规范性知识”都是把道德看成一种知识，这种道德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对象，也是全社会的道德蓝本。

但是我认为道德的知识与理论与生活隔绝的话，那道德的自足、自明、自我完成将会消失。

基于新德育课，我们应于道德存在论的误区出发，从知识德育走向生活德育。我觉得以往的小学生习得的道德教育只是价值判断上的道德，我们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今天小孩子想得到的道德教育，可能更多是缘于生活。在生活中的道德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道德知识的获得，而是引导孩子选择和构件什么样的道德生活和生活方式。

5.从古至今，反思而得，也许我们遵守的道德不是知识逻辑的道德而是生活逻辑的道德，不是由概念、范畴推演而来的课程体系，而是根据儿童生活的演进、发展、而建构的课程体系。如我们今天新课改后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就是以健康安全的生活、愉快积极的生活、负责任有爱心的生活、动脑筋有创意的生活作为课程的框架，以不断扩大生活场域——家庭、学校、家乡（社区）、祖国乃至世界的道德活动、道德关系中去，以此为课程建构的框架。

在儿童道德的视域中，应以儿童的“生活事件”生成教育话题来呈现道德教育，这样不仅能调起儿童的“胃口”，而且也体现了以儿童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不妨打个比方，假如生活经验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图景，德育教育就是努力把这幅多彩的图画展示在学生面前，使他们从多形态、较完整的生活经验中真正领悟生活，体验生活中的道德。

三、儿童道德教育的出路

对于儿童而言，他们的生活经验是自身的、是无价的、是不可替代的，他们对生活的需要、期望都寄予正在进行时的生活之中，当然，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也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体验眼光和愉悦，也引导他们去获取解决现在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的种种经验，把现在正在进行的生活建构的更道德、更美好！

要想把孩子教育好，仅有正确的家教观念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发解当代儿童所处的客观环境和过去比发生了那些变化，这些变化在孩子身上发生发那些影响，他们成长有那些需要，时代对儿童的成长提出了那些新要求，如何根据儿童的认知规律以及非智力因素形成的规律，采取适当的教育方式来帮助他们健康成长。面对这些问题，必须确定科学的教育内容和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从家庭教育上看，对于每个具体孩子，需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育儿方式，身教重于言传

每一个孩子在出生时，品德上都是空白的，孩子日后的发展完全是受周围环境和父母的影响。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因为孩子在模仿上是天赋，父母是他最主要也是最可信的模仿对象。所以孩子日常生活习惯的养成、待人接物的方式等都可以通过模仿形成习惯，当父母们了解MQ及其带来的一些新思维后，为了孩子，父母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智商，随时随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儿童成长需要空间。创造和谐宽阔的环境，要从尊重孩子开始。浙江省金华市高二学生徐力把母亲打死的悲剧使我们看到，孩子的心灵世界是靠人格尊严支撑的。在压力之下，人就没有被尊重的感觉，他就不会尊重别人，就不会尊重社会的规范。母亲把孩子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过高的期望值使母亲扭曲了。不能给孩子宽阔的环境，自由的空间。孩子没有快乐，只有压抑。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孩子成长却出现了“三大三小”即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大，生长的空间越来越小；房屋的空间越来越大，心灵的空间越来越小；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内在的动得越来越小。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之早就发出呼吁：“解放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空间，解放儿童的手、嘴，解放儿童的时间”。这一点是对孩子的尊重，是为孩子创造的和谐、宽阔的成长环境的前提。

成长需要理想。它是孩子心灵世界的阳光。是孩子的人生目标和健康成长的动力。这一点许多孩子成才的例子都已证明。家庭是孕育孩子理想的温室，种下正确理想的种子，给它适量的水、肥、阳光，才能顺利的发芽、开花、结果。

成长需要肯定。肯定是对孩子拥有的潜在的力量的信任，会给孩子带来一生的自信和勇气。

但是我们首先要做到肯定儿童生活及其经验的价值，不把儿童期的存在作为消极的、被否定的因素来对待，另一方面，也不是把儿童的生活经验绝对化、理想化，以“儿童中心”来替代“成人中心”。

当然，儿童的生活世界与成人的生活世界是相互交叉和重叠的，儿童与成人生活在一起，他们也在追逐的感受和理解成人生活中的人与事，成人的生活经验正渐渐地渗入他们的生活经验中去，因为儿童的生活和成人的生活经验是不可能截然分离的，而且儿童的生活经验是更多的关注现在的遭遇，然而对未来生活的筹划也必然在此进行中。这些期待、筹划、关注也构成儿童生活的一部分。儿童是发展中人，他们离不开成人的经验、示范和引导。

道德教育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希望我们从生活出发，变单向为交互作用，在课程学习中交往、在文本中对话、在自我经验中反思。

一个孩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千万个孩子时一个民族的希望。

愿我们的青少年儿童拥有一个美好的道德前程！

【参考文献】：1.李江、李微：《皮亚杰儿童道德发展理论述评及启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J 第3期

2.唐淑、何晓夏：《学前教育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3.蒋飞云：《皮亚杰儿童道德发展理论研究》，株洲工学院学报 J 2003年第1期

第二篇：大学生就业：困境与出路

大学生就业：困境与出路

最近，据中国媒体援引人力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数据，二零一零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0万人，比去年的611万多19万人，加上往届未能就业的，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很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严峻在哪里？随着九十年代末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政策推行以来，大学生人数的增幅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人才增长，大学生就业不难才是怪事，“毕业即失业”成为中国大学生的普遍现象。尽管如此，中国教育部决定继续扩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努力培养更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表面上看，研究生扩招能提高大学生学历层次，可以缓解就业难。但是，如果不清理高等教育积弊，扩招研究生来应对就业难将是饮鸩止渴，使就业矛盾更加突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由于大学毕业生多，市场需求少，要获得一个好的工作位置，就只有依靠社会关系，尤其是在报考和录用公务员方面。通俗地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父母在社会上是有权有势有钱的，子女肯定能获得一个好的工作位置。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妻儿等直系亲属到本单位工作，但是中央政府不能禁止朋友安排我的子女，我安排朋友的子女这样的友情交换。

现代版“上山下乡”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胡主席和温总理曾多次勉励大学生要心系国家，努力学习，甘于奉献，号召大学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和中小企业去。而一些学者认为，要求大学生到城乡边远地区工作做起来是相当困难的。

"不光是大学生可能不愿意去，即使去了，“大学生村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最重要的是农村的基层政权现在都是人满为患，其中也有不少大专学历的人，并不需要多少新大学生。即便有大学生被安排到那里去，当地的官员也会觉得僧多粥少而加以抵制。

户籍松动

大学生就业难推动了中国户籍政策进一步松动，国务院办公厅在去年二月发布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取消对专科以上毕业生落户中小城市的限制，这也意味着希望在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等地落户的外地籍高校毕业生仍要面临户籍问题。

有学者认为，取消户籍限制虽然有助于毕业生在省城和地级市就业，也对毕业生在民营私企单位就业有帮助，但帮助不大。

自主创业之难

去年新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曾强调加强创业教育，优化政策环境。毕业生自主创业可以接受有补贴的创业培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还可以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但是当前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现状是参与者少、旁观者多；从事的多是规模小的个体经营的行业，成功率低。而且，自主创业只适合少数人，具有创业素质和条件的人毕竟很少。依靠创业只能缓解就业难，要根本解决就业难问题基本上是天方夜谭。

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没有就业的大学生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如果就业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可能会引起社会不和谐、不稳定。

名列

（资料出处：http://《联合：随着金融危机仍然不断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在经济高速发展和高校扩招的今天,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并从社会、学校、大学生

自身的角度出发提出解除困境的方法。早报网》）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教育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女士进行了独家专访。

大学生为什么就业难

关键词：结构性过剩、扩招、就业率

中国青年报：最近我们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专门把您说过的一段话引用出来，作为一条新闻。该报刊登的您的原话是：“现在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原因怪扩招，我觉得没有太多道理。现在大学生太多，这叫结构性过剩——大家都想在大城市当公务员，有多少岗位呢？有很多地方需要他们去，他们不去。当然，不去也不能怪大学生，你为什么不增加紧缺人才岗位的吸引力呢？文革前，越到西部，工资越高，比如，新疆可以拿80块钱，我们在北京只能拿46块多，现在反过来了，那谁愿意到西部去啊？”该报指出，您的观点是：就业率低不能全指责学校和教育部门，政府整体应该分析和反思。您是在什么背景和情形下谈及这个问题的？您认为大学生“就业难”难在何处？

吴启迪：我也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这个问题的。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扩招，问我怎么看。我的意思是，确实不要随便地把“扩招”和“就业难”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当然从数字上看可能是这样，因为现在大学生多了，毕业以后找工作的人也就多了，肯定会影响就业。这好像很直观，但其实这两者的关系很复杂，要作为一个系统来看。

为什么中国需要更多的大学生？假如中国现在毛入学率在23%的话，这并不算高，韩国是百分之七八十的毛入学率。当然也不是说越高越好，但至少23%是不高的。我一直说，文革造成了一个窟窿，那个窟窿要补，总有一天要把它补起来。因为10年不招生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好解释。我们作为一个要想发展的国家，如果要提高国民素质，要想搞创新型国家，大学生的数量要多，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时候就说大学生已经太多了，他们找不到工作了，我觉得不符合逻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其实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有些地方岗位没多少，但是大家都想去，有的地方很需要人才，但大家又不愿意去。这个问题能怪年轻人吗？我觉得不能怪他们。他们想的很多问题都很现实，不光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还考虑到将来，比如将来家庭怎么样啦，孩子上学怎么样啦。我觉得大家考虑这类问题很自然，不能总说他们不够有理想、抱负不够高什么的。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怎么把人吸引到需要人的地方去，这个责任是政府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性的问题，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用什么样的政策。而且也要防止跷跷板，不要按了这个，翘了那个。我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但是二元结构的解决，又跟人才很有关系，解决得好，就良性循环，解决得不好，就恶性循环。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政府应该说是很有力量的，只要真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去做。我们国家有很多研究机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题目，好好去研究。我不认为这个事情想不清楚。

中国青年报：您所说的文革前的这种情况，到西部去工资会更高一些，这是因为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工资是由国家统一调配的。现在已经没办法执行了。

吴启迪：我们公务员的工资本来就是国家定的。为什么没办法？有好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它们也有这种情况。像日本、澳大利亚，都有这样的例子。这些政府做得成，我们政府会做不成？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政府。

中国青年报：但在边远地区提供的就业岗位并不一定是政府职位。吴启迪：当然有部分不是，但很多是。我觉得政府先做了，就会有影响力。中国青年报：它会有一种政策影响力。

吴启迪：当然啦。上次我举了法官和检察官的例子。他们和律师不一样，律师的收入很高，自己去做案子就可以了。法官、检察官是公务员，在艰苦的地方，非常稀缺。

中国青年报：据我们所知，在我国一些边远地区的基层法院、检察院，能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寥寥无几。

吴启迪：现在有政策让我们法学院学生三年级就考司法考试，以为他们考完了就可以去西部地区当法官、检察官。我说这没有抓对啊。那些学生考过了之后，为什么一定要去西部呀？他一样可以不去。

中国青年报：他在大城市做律师，赚的更多。

吴启迪：没错呀，怎么会制定这样的政策呢？政策应该制定在用人的那一头。但是用人的那一头，教育部门只有建议权。

中国青年报：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谁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吴启迪：现在一说起责任，动不动就说“问责”，你们媒体很喜欢用。说实话，很多东西连权限都没明确，怎么个问责法？所以我更倾向于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先说责任在哪里，“问责”反而弄得大家都很紧张，认为责任不是我的，就往外面推。

我觉得你们中国青年报提出这个问题来，本身就很有意义，共青团这些年为大学生就业做了很多事情。我一直说，光找教育部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教育部被骂骂也没什么，但骂解决不了问题，没解决问题才是最麻烦的。

中国青年报：考虑到就业难的事实，您觉得扩招的政策是继续还是变化？

吴启迪：扩招这件事，从2005年开始，政府已经人为地把它压低了。其实人口自然的增长率也在减少。因为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减少。适龄学生最多的一年是2008年，到2009年已经朝下走了，2010年就更少了。

中国青年报：您曾说大学生就业率不该完全推到校长头上？

吴启迪：学校不是一点责任没有。就业的事情当然跟教学质量有关，和专业设置有关。像这种问题，学校应该关注，应该敏感，应该跟踪。但高校目前出现了一些情况，为了提高一次就业率的数字，毕业论文、毕业设计都不好好做。这种状况从长远看很糟糕，会使我们大学生的质量真正降低。许多大学最后一年就荒废了，或至少荒废半年。

你若问一个外国大学的校长，他不知道他学生的就业率，他真的不知道，因为国外没这个概念，而一次就业率则更没

有道理了。国外是后来才调查，有些人过了一年以后再就业可以吧？而我们现在就片面地追求一次就业率。这其中难免会有虚假成分。教育方面很多事情不要搞得太刚性，太刚性了，一件好的事情也会搞歪了。教育部原副部长：大学生就业难与城

乡二元结构有关(2)2009年12月21日 09:15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大 中 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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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亟待国际认证

关键词：教育认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

吴启迪：另外我还想提一点，就是就业难跟教育质量问题是有关系的。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外国人，经常说我们的工科学生很多，但是质量比较差。这种话他们讲得很多。我觉得他们这种讲法，是吃牢我们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参与到国际认证当中去，如工程教育认证、医科教育认证、法学教育认证等。

中国青年报：加入国际性的教育认证组织，是由政府出面谈的吗？ 吴启迪：这必须由非政府组织来做。中国青年报：我国有这样的机构吗？

吴启迪：目前还没有。我们只好通过各种渠道，比如在教育部成立一个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来干这件事。这件事我呼吁了5年。

中国青年报：如果我们获得了认证，那意味着什么呢？

吴启迪：意味着人家将会承认你的教学质量。我们有些好的学校水平是足够了，像清华、交大这些工科院校，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外就是以此为借口，说我们不行。这实际上影响了我们的学生在国际人才市场的就业，因为现在进入外国公司，就是进入了国际人才市场。

其实我问过很多美国著名的大公司，即那些用了我们国家毕业生的大公司，当然他们找的都是好学校。我问他们老板，你觉得我们的学生怎么样？比你们国家毕业的学生差吗？他们说，一点儿都不差。我也问中国学生，你在公司里觉得自卑吗？觉得比外国学生差吗？他们说，绝对没有啊。

中国青年报：他们是不是已经接受过西方的教育了？

吴启迪：没有，就是国内学校毕业后去工作的。当然我们有一些新的大学，水平还有待提高，如果我们搞了国际认证的话，大家就知道朝什么目标去努力，就能把这件事越做越好。

专业为什么忽冷忽热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人才预测

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08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大类是工学和管理学，最差的是法学和哲学，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冷热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您认为，学校专业的设置应该以什么为导向？

吴启迪：很多人老喜欢说的一个词叫专业对口，学什么干什么，所以才会出现一会儿这个专业很热，一会儿那个专业很冷，就业也成问题了。我倾向于大学生本科阶段主要还是能力培养。只要用人单位有眼力，就能选择一些好的毕业生，不见得是学这个专业的人。所以教育部在学校专业定位上已经拓宽了，本科阶段应该比较宽。比如物理，有物理专业就行了，不一定要分原子物理、固体物理等。但现在恰恰有一些行业部门跑过来说，我们太缺核物理的人才，说赶快办这个专业。这种指导思想不对。因为假如核物理这边真的需要人了，学物理的学生在最后一年可以加点这方面的内容，去适应那边的工作。这是以事先有意向为前提的。如果事先没有意向，学生毕业后在单位里培训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因为他基础知识都有了。我觉得应该用这种方法来考虑本科教育，不然就变成职业教育了。所以你看美国的名牌大学，哪有那么多窄得不得了的专业？而我们在教改的过程当中，改来改去，越改越窄。

另一方面，关于哪个行业需要多少人才的预测，也需要做。这个教育部门一家做不了，决定一个专业招多少生，目前是发改委和教育部共同决定的。人才的预测需要一个很有水平的研究机构，它能够预测几年后各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些专业叫长线专业，有些叫短线专业。当然，也有民意测验。比如，美国每年都评选“美国学生最喜欢的专业”，每年调查一次，然后从统计数据里分析趋势。在国外，这个方面是非政府组织做得多一点，我们现在是劳动人事部门来做。这种人才预测对学校有指导作用。

“啃老族”、“蚁族”与钟表匠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高薪、职业技术教育

中国青年报：大学生就业难导致“啃老族”的出现，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吴启迪：这个跟时代有关，也就是价值观。这是一个物质相对优越的时代，老一代舍不得孩子在外面吃苦，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在家呆着吧。而前面那一代，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要奋斗，要改变贫困的状况，大家都很艰苦。到了这一代，已经不需要吃苦了。我觉得这种状况是青年工作应该考虑的事。怎么使年轻人感受到“啃老”的优点和缺点。比较下来，他可能觉得“啃老”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单是我们国家，别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中国青年报：现在还有一类人，叫做“蚁族”，就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在大城市的郊外租很便宜的房子，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就上上网，吃得也很简单。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吴启迪：这跟我们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的关系还是蛮大的。包括我们的地区差异也比较大。这些学生从农村或者小城市来到北京、上海以后，就希望留下，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状态。这还是个社会形态的问题，要重视。

改变这个现象，就得让其他一些地方的一些职位有吸引力。比如说西部地区的一个中小学校长，你给他高薪，而且不仅是待遇高，你还考虑到他成家、生儿育女等全方位的问题，甚至给他10年以后回到大城市的机会。吸引力要达到这个程度，使最好的学生都愿意过去。他到了那儿就是一个校长，如果一个校长是很优秀的人，他不能容忍底下的人很差。这样的话，团队就带起来了。包括卫生院的院长、法院的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等。最优秀的人就给他最好的待遇，这种做法在有些国家就有。

中国青年报：您非常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就全国平均而言，中职就业率连续4年超95%，大大超过本科生就业率。但是高就业率并没有大幅度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声望，您觉得原因何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吴启迪：这个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中职就业率有百分之八九十，跟大学生就业率差别这么大的原因，我认为，主要还是人的期望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要求不是那么高的，给1000块钱觉得足够了，很好了，所以比较容易就业。但是到了大学毕业就不一样了，最好有三四千，但是这样的工作不好找，最后无奈了，1000块钱也行了。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这两种就业率数据放在一起比较，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还比较差，也就造成了它不是特别吸引人。这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这些人和大学毕业的人差别是很小的。

中国青年报：是不是我们观念上也有一些问题？

吴启迪：当然有问题。大家都希望小孩能上本科，甚至研究生，这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干部子女，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可见职业教育并不吸引人。所以对此要下大的功夫。还有一个，跟时代有关，发达国家职业学校毕业出来后待遇非常高。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就是他没觉得开个出租汽车有什么不好，大学毕业生去开也没什么不好。瑞士的钟表匠，他的收入可能比大学教授还高。那你说家长为什么还要送不大爱读书的孩子去受苦，读这么多年的书？所以，这个跟社会形态有关系。

教育部原副部长：大学生就业难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3)2009年12月21日 09:15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大 中 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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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到时候会主动找过来” 关键词：教授治学、创新型人才、诺贝尔奖

中国青年报：您担任过同济大学校长，现在大学功能日益复杂，您如何看待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问题？

吴启迪：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教授治学”，我看，能够做到教授治学也不错。因为学校主要是学嘛。学校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他们应该参与决策。

中国青年报：现在有些知名的教授愿意去做一些行政的事，因为听说项目和科研经费都在系主任手上。

吴启迪：当然这些人也是业务骨干，所以他们的发言权大一点是可能的。当然，你讲的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一个弊病。在科研经费方面，有行政职务的比没有行政职务的要多。这种局面其实是资源不足造成的。假如资源充足，可能就会给教授更多的自由度。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学的情况就不一样，系主任大家都不想当，都推来推去，因为资源比较充裕，而且平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表现。

中国青年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创新型人才，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王义遒说，我们现在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所以现在不需要创新型人才。也有人批评说不应当用过去精英时代的价值观来培养大众化时代的人才，您对此怎么看？

吴启迪：创新型人才我们是需要的，但是也确实不可能用培养天才的方式来对待整个高等教育，因为现在高等教育已经走到大众化阶段。我们的质量观会有变化，跟精英型的高等教育相比，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不可能把每个大学生培养成尖子，因为现在上大学毕竟成了一件大众化的事情。

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有一批拔尖人才的，但这些人才确实不应该也不可能数量很大。怎样培养这种人才，现在讨论得很多，我觉得光靠学校可能是不行的，尤其光靠大学是不行的。我现在很担心我们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阶段，小孩那么小，就给他们加了那么重的负担，一天到晚为了考试而读书。我想，高中三年里面，最后一年肯定是不学新知识了。这是干嘛呀？一天到晚在对付那些题目。现在很多大学新生已经被“磨练”得对科学没有兴趣了，他来念这个专业，基本上是家长或老师的意思。我们面对这样的学生，有的时候真得重新开始，来提起他们的兴趣。所以，今天的高等教育在效率上是降低了很多。

关于诺贝尔奖，我觉得别老提，诺贝尔奖不是所有领域都有的，所以拿这个衡量有点不公平。在国际上的很多排行榜里，我们中国的大学不是老排得比较后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诺贝尔奖。但是，我觉得要是加上这么一条，我们中国的大学就不会排得那么后了，那就是：假如提到大学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不会太差。我们大学搞出来的研究成果，包括我们的人才，建设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这些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包括人才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在这些方面，没有国家比我们更活跃。再比方说石油勘探，人家就得靠我们的技术。甚至包括地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已经是世界一流了，我们一点都不要有自卑感。

我现在感觉到中国人是丧失了自信心，一天到晚说我们不如人家，一天到晚说我们没得诺贝尔奖。我说，只要我们国家强盛到一定程度，诺贝尔奖自然就来了。甚至包括文学奖、经济学奖、和平奖等，都可能主动找上门。

“大学校长腐败是一种悲哀”

关键词：理想主义、工程腐败、学术腐败

中国青年报：您在谈到女大学生“傍大款”时，说大学要有点理想主义，说并不认为中外的教育差距非常大，倒是社会差距比较大。从您任大学校长和教育部副部长的经历来看，怎么解决大学理想主义欠缺的问题？

吴启迪：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说得大一点的话，是整个中国的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在诚信、信仰、道德素养方面，是有缺失的。但我感觉，这也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

比如一些老板开始的时候拼命赚钱，一旦好到某种程度，他就想回馈社会。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慢慢变化的。生活水平高到一定程度以后，理想主义就会产生。年轻人就会感到，成天吃吃喝喝没什么意思，还得做点什么事。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会与时俱进，我们也不可以太着急。

但是从局部来讲，从教育部门来讲，也应该搞点活动来鼓励同学们的这种理想主义。我跟美国一些大学的校长接触，我觉得他们很理想主义。上次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在北大演讲，一上来就说，他们学校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非常优秀的公民。我一直觉得，不要认为“公民”是个很简单的词，它说明一个人要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这些我们的学校还是可以做的。

其实任何人回想起来，大学这段经历都是非常美好的，是激动人心的，想起来都会很怀念，那为什么不让这段时光变得更美好呢？所以，我觉得大学里面应该创造一种校园文化，来构建理想主义的东西。有人说，你这个说法不太现实，社会太现实。我说那不要紧，你就在自己周围营造一点，也是好的。有些人说，把大学生搞得理想主义，到了社会上不能适应。我想不会的，他照样能适应。但是至少他有个崇高的起点，他要做个崇高的人。我觉得这很重要。

中国青年报：最近，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大学不再是净土。您怎么看大学里的腐败现象？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杜绝？

吴启迪：大学里出现这种事情，是一种悲哀，是很丢人的。有好多腐败现象出现在基本建设方面，因为经费数量很大，社会关系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陷阱、圈套，道德上、素养上稍微欠缺的人，就容易陷进去。对此当然要严打，有多少抓多少，我们不能让这些人毁了大学的名声。

中国青年报：除了经济腐败，学术腐败也在大学盛行，本报就曾报道过多起发生在知名大学的剽窃、抄袭等学术腐败事件。您认为滋生学术腐败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消除这一丑恶现象？

吴启迪：这个我们一直在说，现在整个学术界太浮躁，太急功近利。在大学里出现这样的事情，是违反教育规律的，给学生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这些事。

中国青年报：教育部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吗？

吴启迪：已经有了，最近搞了几个文件。包括科学院、工程院，也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也会出台文件。我觉得这还是个道德教育的问题。而且我说不要老提诺贝尔奖的事，越提

越浮躁。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你不提，反而自然而然出来了。关键是怎么培育创新的健康的土壤。

第三篇：会计职业道德困境与出路

会计职业道德困境与出路

一、虚假审计问题突出

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竞争程度日益激烈,审计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公司账目问题也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当一些会计师事务所面对一些客户不合理要求时,无法抵挡巨大的利益诱惑,放弃了自己应该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要求。这种与被审计单位合谋进行账目造假,提供虚假审计报告的行为日益突出,严重误导了使用审计信息的人员。

二、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对策建议(一)深入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深入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基础。一是要把《会计职业道德》作为专业必修课。专业教师在授课时,应着重对学生进行会计职业道德观念的熏染,以使学生在工作以后,在会计工作岗位上能自觉依照会计职业道德行事,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品行。二是要加大对会计工作人员的再教育力度。对会计工作人员进行再教育时,要着重于对最新财经动态、会计法规的传达,以便于会计工作人员及时纠正工作中存在的误区。同时,会计工作人员也应该自觉的根据工作的实际情况,主动学习相关的会计法规和财经知识,养成良好的自我学习习惯。三是要加强法制教育。对会计工作人员加大相关的法律宣传,促进其法制意识不断增强,不仅有利于他们清晰明白违法行为的界限,还有利于他们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勇气。四是要发挥先进典型与集体感染作用。各级领导不仅要在会计工作中以身示范,还要在日常会计工作中挖掘典型,树立典范。通过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和弘扬来影响广大会计工作人员。在宣扬先进典型的同时,要鼓励会计工作人员互相学习、互相激励,两者互相结合,相互促进,更有利于会计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素质的提升。五是要促进教学方法多样化。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应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教师应该结合会计工作的实际情况,灵活的开展课程活动,例如先进典型报告、正反事迹对比展示等,这样不仅可以吸引受众的兴趣还可以使其熟练掌握会计职业道德的理论知识。通过对先进模范典型的宣传和学习,进一步增强会计工作人员对会计工作的认同感,提升会计工作人员的道德素养,在社会上形成支持会计工作,为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营造社会氛围。(二)健全会计监管体制机制

健全会计监管体制机制,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保证。要不断强化财政、税务、工商等机关对会计工作的监管力度,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会计工作清查行动,对于违反会计相关规定的人员应加大惩处力度,切实提高其违规违法成本。建立企业内部会计监管机构,使其直属董事会,增强会计监督的针对性、独立性、实效性。构建统一的信息集成系统,在依法检查的过程中,对于查处的违纪行为,不仅可以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罚手段,还可以将这种信息共享,使其他相应部门配合监督,对会计违规企业做出相应处罚,比如吊销营业执照、禁止贷款等,形成会计监管合力,提高监管实效。(三)推进会计制度改革创新

推进会计制度改革创新,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关键。要加快完善会计委派制度,逐步探索会计独立于企业制度,加大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对企业委派会计制度,改变会计隶属企业的旧模式,切实增强会计工作者的独立性,促使其有效监督企业经济行为,并提供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加快探索会计公司化,制定更加完善的会计法律法规,规范企业与会计公司之间的合同,为第三方会计公司正常运转提供法律保障,实施企业依据自身需要选择会计公司模式。针对职业道德缺失的会计工作者,要加大对其所属会计公司的惩处力度,严重者可以对其营业执照进行吊销,形成多方合力来约束会计工作者的行为。要更加侧重于会计制度的完善和修正,要把会计工作者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最大限度消除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制度的科学性、公平性、适应性方面下足功夫。要不断丰富和补充会计制度内容,着力强化会计日常管理,从源头上把虚假会计信息扼杀在萌芽时期。要进一步细化会计规章制度,严格规范会计业务流程,探索建立会计工作24小时监督机制,真正消除会计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四)提升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

提升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重点。要强化企业领导对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培训的重视,把提升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积极举办相关培训班,提高培训频次,促进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增强。发挥好政工部门的引导作用,组织政工人员深入会计工作一线,了解会计工作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帮助其解决相关问题。增强对会计工作者的人文关怀,妥善解决好其生活和思想中遇到的困难,拓展会计工作者的升职空间,促进其对企业的归属感不断增强。把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养培训与企业文化融合在一起,通过企业文化的渗透作用加深会计人员对思想道德素养的认识,从而使之内化为自觉行动。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关乎会计从业者就业前途,关乎企业对外形象,关乎会计业改革创新。大力强化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对于提高会计工作者就业竞争力、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实现会计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只有把提升会计工作者职业道德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狠抓会计法律法规的落实,强化职业道德教育、监管体制机制创新、制度改革、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提升等方面的工作,才能净化会计从业环境,真真正正提升会计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第四篇：孤残儿童民间收养的困境与出路研究

孤残儿童民间收养的困境与出路研究

摘要：民间收养问题日益凸显，孤残儿童作为社会上最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都面临了诸多困境，如何从法律制度上更好的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是现在亟需解决的问题。需要从分析孤残儿童的定义与现状入手，然后再通过对立法现状分析研究发现立法上的不足，对孤残儿童的法律保护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

关键词：孤残儿童；法律保护；儿童福利；立法现状；完善建议

“袁厉害”案件将孤残儿童民间收养问题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孤残儿童作为最需要关注的社会弱势群体，法律应为其提供更加完善的保护。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来，我国并没有针对儿童保护颁布专门的法律，许多现实问题得不到解决，民间收养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法律制度的缺失。只有完善法律制度，为孤残儿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民间收养才能走出困境。

一、孤残儿童的界定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条规定：“为本公约之目的，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少于18岁。”在我国，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另外，《宪法》、《民法》、《刑法》等相关法律规范中，十八周岁都作为划分完全行为能力的重要标准，如《宪法》第34条。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法律上所指的儿童是指未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孤残主要是指的孤儿和残疾两个方面。从国家统计孤儿数的要求来看，孤儿是指失去父母或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综上结合《残疾人保障法》第2条关于残疾人的定义，笔者认为孤残儿童这一概念可分广义与狭义，广义上的孤残儿童指失去父母或查找不到父母或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存在问题难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即孤残儿童只需满足孤儿与残疾中任意一个条件。狭义的孤残儿童则是指同时满足孤儿与残疾两个条件的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本文中所的孤残儿童概念是广义的。

二、我国孤残儿童保护所面临的困境

（一）法律保护机制薄弱

1、缺乏专门的法律保护。我国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主要分为五个层次：一是参与的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机构发布的宣言、公约等法律文件，如《儿童权利公约》；二是全国人大及常委通关的相关法律，如《收养法》等；三是国务院及其各部门颁布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规定，如《家庭寄养管理暂行办法》；四是地方性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规定；五是国际与国内各种非政府组织制定的规定与声明等。[1]不难看出，我国关于儿童保护的法律层次较多，但是严格地说，至今我国没有关于儿童福利的基本法，缺乏完善的相关福利政策，现有的孤残儿童权益保护的法规不成体系，散见于各个法律之中。[2]这些法律难以统一，其分散性导致法律规定出现重叠、冲突与缺失等问题。同时有关孤残儿童的大部分的规定，都是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发布出来，层次较低，司法性、权威性不足。尽管在2011年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曾受民政部委托起草《儿童福利条例》（建议稿），但是，这个条例只是列入民政部的规章制定规划，并没有进入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或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层级不够。[3]而从现实状况可以看出，散见的各个法律规范与政策文件的保护规定不能满足现实需求，我国的孤残儿童缺少专门的法律保护。

2、现行法律适应性不强。现今不仅法律缺失，出台的法律规章也不能完全适应现实情况要求，存在着执行难的问题。收养能够让儿童重新融入家庭生活，是孤残儿童的重要出路之一。因此笔者就以《收养法》为例，简要的分析一下我国关于孤残儿童收养方面法律规定的不足。第一，法律条文规定不够细致，比如《收养法》第4条第3款规定与第5条第3款规定中提到的“特殊困难”，法条里并未进行解释说明，我们不能确定其具体所指。第二，我国现行法律只规定了收养程序，但是收养后的监督没有制度可循。第三，我国《收养法》对收养人的资格限制过于严苛死板，例如《收养法》第8条规定“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第9条规定当没有配偶的男性想要收养女性，必须与被收养儿童相差四十周岁以上，这样的严苛规定减少了适格收养人的数量，许多收养人因为不符合严苛的条件而选择民间收养或者是放弃收养，这样实际上更不利于孤残儿童的生存与发展。以上分析的问题并不只存在于《收养法》之中，现行的许多条款都存在着，规定过于原则，法律条文模糊与空白的问题。不能适用的法律相当于一纸空文，立法不是最终的目的，能够适应现实情况解决现实问题，才是立法的意义所在。

（二）法律实施的监督体制不完善

我国在孤残儿童保护上存在缺失，不仅仅体现在法律法规的缺失，还体现在没有完善的监督体制。

1、民政内部监督机制缺乏。《收养法》第15条规定收养需到民政部办理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7条、《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第11条规定登记机关在规定时间内对收养申请人的资格与材料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才能依法办理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时成立。从上述条文中可以得知我国收养关系成立的审查机关和审批机关都是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儿童福利院系被收养儿童的监护人、送养人，而福利院是隶属于民政部门的事业单位，并由其指导，两者有直接行政关系。[4]综上所述，收养过程中，民政部门显然系自己送养、自己审查，这严重违背相互制约的法制原则。监督机制缺乏，必然造成权利的滥用，在实践中，也曾发生过民政部门办理“人情登记”的事件。更有违法犯罪分子与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相互勾结，进行贩卖儿童的违法犯罪活动。

2、政策执行后续监督缺乏。政策执行之后，缺乏后续监督，儿童后续利益得不到保护。如儿童被收养后，对于收养的家庭是否对儿童进行了良好的照顾，儿童对新的环境是否适应都缺少回访关注，导致被收养儿童受到虐待等案件时有的发生，甚至存在收养后转卖的情况。另外分散孤儿的补助金直接下发到监护人账户之中，而民政部门对监护人是否真实的履行了监护义务，补助金是否用于抚养孤残儿童没有完备的监督体制。这就导致一些监护人拿着政府的补助金，却不履行监护义务，资金用不到孤残儿童的身上，监护儿童沦为了某些人获利的途径。

三、孤残儿童法律保护相关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1、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为了更好的保护儿童的权益，我国迫切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各国相继出台《儿童福利保护法》，甚至一些国家的法律已经相对完善，而我国却在这方面无所发展。从国际形势来看，出台关于儿童保护的特别法是必然趋势，我们应该顺应时代，将儿童保护的相关规定从政策层面提升到司法层面，提高孤残儿童法律保护的权威性。《儿童福利保护法》作为一部特别法，有较强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同时该法可以使孤残儿童福利的内容、责任主体、资金渠道、财政划拨比例与执行标准、管理和监督体制等事项进一步明确，这势必对行政效率提高、管理的集中化、资源的节约起到推动作用。[5]此外，原有的相关法律规定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将法律条文中过于原则、模糊性的规定作出适当的解释，把握好宏观与微观，让有关部门在适用时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评判标准，避免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儿童的权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对一些过度苛刻的要求进行放宽，拓宽孤残儿童得到帮助的途径，防止苛刻的法律条件阻碍儿童获得救助。我们需要从政策向司法转变，通过对基本的法律进行完善，保障孤残儿童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2、发展性法律保护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作为应当特别关注的对象，孤残儿童面临的不仅是生存问题，还有发展问题。他们正处于树立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阶段。如果只重视他们基本生存的保护，而忽视了孤残儿童未来发展的需求，这不符合保护的初衷。生存权与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例如对孤残儿童的学费予以减免，提供相关的教育补助、设立专门的助学基金；在医疗保障上为其提供更多的便利，构造一个良好的医疗环境；在法律中给予他们更多的照顾，实行倾斜保护。我国对于孤残儿童的保护还处于较低水平，但是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对其的保护应该从基本生活慢慢的扩展到推动个体发展上来。[6]

（三）改革创新体制

1、法规支持，创新我国家庭寄养模式。通过借鉴英美两国的家庭寄养模式经验，我国已经对家庭寄养模式做出相关规定，2014年12月1日我国出台了《家庭寄养管理办法》，有些地区已开始试行。但是我国的家庭寄养模式仍旧处于发展初期，存在许多的不足，需要更多的法律进行规制。我们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对家庭寄养做出进一步的规范。首先要完善家庭家养评估体系，通过测评，了解孩子对其的寄养家庭的真实看法，更加清晰把握每个寄养家庭的情况。其次重视寄养中断问题，做好承接工作，避免对儿童的再次伤害。第一，法规中增加寄养家庭的违约成本，让寄养家庭能够更加重视孩子的寄养问题，在寄养之前做好充分准备，减少寄养中断情况的发生。第二，适当保留相关的福利政策，以此增强寄养家庭的稳定性。第三，补充完善家庭寄养向收养过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在寄养转收养的情况下，放宽寄养家庭的法定收养条件，减小其经济压力。

2、完善相关监督管理制度。首先内部监督，如上文所提及，我国收养关系成立的审查机关和审批机关都是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中国收养中心、儿童福利院则隶属于民政部门的事业单位。如果要说内部监督，仅仅就只有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的监督，内部没有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这严重违背了相互制约的法治原则。因此完善内部监督需要打破民政局在儿童收养过程中的垄断地位，设立单独的监督部门，对日常活动进行监管，纵向与横向监督同时进行，以此来保障工作的有效开展。[7]其次是社会监督，儿童补助资金由民政部门直接发放，但是民政部门对于资金的数额与走向并未向公众进行公示。此外，许多数据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透露，并不符合信息公开原则。大量的信息不公开，社会公众无法进行监督，工作权威性必然会受到质疑。有关部门应将更多的信息向社会发布，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用社会监督的力量来提高部门工作效率，促进工作的清正廉洁。最后要完善回访监督制度，虽然我国在这方面有相关规定，但是过于松散，力度薄弱，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有关部门应当对其作出的决定负责，关注决定的实施情况。有效的回访制度能够对孤残儿童进行追踪了解，更好的保护儿童的权益，这也有利于相关部门更好的履行自身的职责，对错误的决定作出及时调整。

综上所述，孤残儿童作为社会上的特殊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都处于弱势地位，他们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只有完善我国法律体制，为孤残儿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更好的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才能更好的建设以人为本、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刘继同.当代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与儿童福利服务体系（上）[C].理论研究.2008.9

[2]孙莹.儿童福利政策与措施的探讨[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2）：6-10

[3]韩柳洁.孤残儿童救助如何走出困境[N].人民政协报/2013年/1月/21日/第B01版

[4]陈杰.涉外收养儿童权益保护问题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13

[5]仇雨临.我国儿童福利保障政策的评析与展望[J].社会保障研究.2007，（2）

[6]陈静.孤残儿童社会保障现状及发展路径研究[J].残疾人研究.2012（2）

[7]蒋新苗.中国残疾儿童收养的法律机制透析[J].中国法学.2009.6

第五篇：论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论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首先,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灵活性。其自发性表现在大多数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由农民自主创办。其灵活性体现在:合作组织在不改变农民最敏感的土地承包关系和农户自主经营权的前提下,以服务为宗旨,很好的帮助农民解决一家一户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它了解农民需要什么,需要多少,能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农民可以根据生产经营内容的需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专业合作组织;在组织管理上,实行自愿结合,自由入退;在经营方式上,实行盈余返还,灵活多样,给农户带来实惠,与农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其次,大部分由农村能人发起和创办,同时其素质和能力水平又决定合作社发展的状况和程度,突出地表现为一定的“能人效应”。无论是梨树县还是鱼台县的农村合作组织,都很好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所谓能人效应,是指农村能人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在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农民合作社的生死存亡。农村能人依靠自身所拥有的丰富的社会资本发起成立;以可贵的奉献精神为合作社发展出钱出力,积极筹划;以较为敏锐的市场意识,摸爬滚打开辟市场,开发好的合作项目,使农民合作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第三,具有符合时代经济发展的新内涵。与旧合作社相比,新型合作社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在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利益的基础上成立的农民互助合作组织,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它以对内服务和非赢利性为宗旨,以对外组织收益最大化为目标,是具有很强公益性的民间组织。因而,就其性质而言,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是指在改革开放后产生的,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并以农民为主体,在技术、资金、信息、购销、加工、储运等环节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遵循国际公认的合作社基本原则的农民互助合作组织。这就决定了农民合作社可以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可以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提升农民的自我组织和自我发展能力,为农村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发展中具有新的功能。其一是明显提升了农民的自我服务、自我组织、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能力。在梨树县的实地调查中,我们看到合作组织的活动和培训,普遍培养了社员的自我意识、合作意识、市场意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农民的孤立和封闭状态。在合作社中,农民“可以获得新的知识、新的观念、新的技术资源。因此,它有助于人们得到更强的胜任感和个人效能感”。其二是加强了农村资金融通和农民之间的经济联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原子化”的状态,保护了农民的利益。农民合作组织是农民利益诉求表达的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权力组织,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与政府等其他社会强势集团平等“议价”,在合作与妥协中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因而是实现和保护农民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其三是缓解了农副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1

梨树县的合作社还修建了自己的饲料厂,促进了规模养殖,有效推动当地养殖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得到了周边广大群众的认可和赞誉,也初步显示了新合作经济的突出优势,有效克服了一家一户进市场难的问题。其四是减少生产成本,在增加农民收入和积累方面有明显效果。梨树县和鱼台县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实践证明,在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社是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和积累的重要实现途径。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又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同时,通过扩大产业链条,还可以获取加工环节的收益,逐步完善,可以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长效机制。

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合作组织认知普遍不足,观念转变滞后,存在严重的历史和心理负担,是制约新型合作社发展的思想困境。抽样调查表明,有48%的人不了解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约有37%的人表示了解一点,表示比较了解的占10.5%,而真正了解的只有4.5%。当问及“今后是否愿意参加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时,90%的农民表示愿意参加,只是“不了解”,“没有机会”参加。这说明农民对新型合作组织的需求很迫切,有广阔的前景,但其发展尚滞后于农民的需要。可以看出,当前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水平的困难,由于农民组织化思想和形式来源于西方,在中国缺乏合作的传统,因而,应积极引导和转变农民的落后观念,重塑合作组织在农民中的形象,让农民从心理上真正接受合作经济,是提高农民组织化、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的必要前提。

农村教育相对落后,农村人才严重流失,缺乏懂得合作知识又有奉献精神的合作社经营者和管理者,是制约新型合作社发展的人才困境。调查中,笔者走访了部分乡镇的学校,发现师资力量普遍薄弱,校舍、教学设备十分陈旧,农村教育仍处在令人堪忧的境地。即使培养了一些人才,也大多流向城市,据了解,梨树县的大学毕业生回县城工作的只有5%左右,回农村发展的几乎没有。另外,山东的不少村庄大量有文化知识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使农村人才更为稀缺,农村现有人才相对于农村发展需求来讲,只是杯水车薪。当前农民合作组织的发起人往往是农村能人,他们都具有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具有较大的号召力和说服力,同时又是乡村社区的非正式权威,对村庄有较大的影响。这些“懂理论、会操作、留得住、用得上、养得起”的农村能人,是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本。总体来看,农民合作社的第一代领导人,大部分素质较高,领导作用发挥较好。一方面,新型农民合作社总体运行良好,社员对合作社比较满意,另一方面这些合作社普遍都面临着合作社发展后继无人的困境。

合作经济组织不适用相关经营领域的准入法律规定,无法进入农村相关经营领域受益,经济实体难以形成,是制约新型合作社发展的法律困境。调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以前,主要因为没有法律依据合作组织难以批准成立;合作社法出台以后,主要因为合作社无法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入相关的经营领域受益,难以发展。如果农民建立了强大的合作经济组织,便有了平等“议价”能力和与其他经济组织公平谈判、“讨价还价”的能力,可以有效避免市场的不公正待遇。而已经建立起来的,如吉林省梨树县闫家资金互助社,山东省鱼台县姜庄合作社,由于某些法律政策规定不适用,很难以独立法人的身份获得银行信贷支持,无法正常地从事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不能依法保护自身利益和及时解决现实问题而发展缓慢。在目前众多会员素质较低的情况下,发起人对协会的操纵度是很大的,这也亟须法律来规范。有关农民合作组织的法律法规颁布落后于实践,有关农民合作组织的优惠政策往往只是泛泛而谈,强调力度不够,落实更难,新型农民合作社需要优惠政策供给。只有完善合作组织法律体系,调整相关法规政策,允许农民合作社进入生产、销售、经营领域,不断强大经济实体才能迅速发展起来。加强农民教育培训和农村人才培养,提高农民素质,积极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宽松的舆论氛围,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基础。农村人才的匮乏和农民素质的欠缺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民合作社的发展。由于大多数农民文化水平较低,无法独立的学习和了解合作知识,没有能力制定合作社章程和制度等,必须有政府或其他社会力量的推动和扶助。笔者认为,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戏剧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合作社进行广泛的宣传,转变不利于发展的落后观念,化解农民对合作经济的误解,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宽松的舆论氛围;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培训班,让农民了解合作知识,懂得合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明白合作的价值和意义,并逐步形成合作文化,是合作组织发展的迫切任务。在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必然需要大规模专门合作人才,因而,合作社人才的规模培养是推进中国农民组织化、发展合作经济的重要条件;建立支撑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农民合作组织稳定、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

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上面热、下面冷”的不良局面,即政府对推动合作社发展热情很大,但农民反应平淡,这是因为政府不了解农民的合作需要,不能根据农民的现实需求提供合作服务,很难给农民带来切实的利益;另一个难题是没有好的合作项目,没有产业带动的合作仍然无法改变农民“原子化”的自然经济状态,发挥不了合作组织的优势。正如一位合作社发起人总结合作社失败的原因时所说,“合作社的成败关键是,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合作项目”。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存在“邻里效应”,只有找到好的合作项目,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产业为核心带动合作组织发展,带动农民低成本的进入市场,让农民看到实际利益,农民才会积极参加合作组织。所以,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要了解和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需求,遵循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规律,树立典型,循序渐进,先示范后推广,发挥典型的模范带动作用,这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的有效途径。

深化乡镇政治体制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农村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合作社发展的政策供给,是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必要条件。调查发现,由农民自己发起的合作组织占合作组织总量的比例还很小;而且大多数农民合作组织尤其是农民自发成立的合作社面临着难以获取贷款,农村市场封闭,制度空间狭小的发展困难。因而,必须深化农村配套改革,推进乡镇体制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农村流通体制改革。尤其在免除农业税后,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搞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服务,为农民合作组织建立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国家应加快县域内金融机构改革步伐,健全支持农村发展的金融网络,重组和建设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加大对农民的小额信贷力度,缓解“支农”资金供需矛盾,逐步形成以农村信用社“支农”为主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共同发展,有序竞争、全方位支农的新农村金融组织服务体系,采取优惠的金融政策,是农村广泛建立和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的重要条件;另外,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和农用生产资料市场,有利于增加合作社的合作内容和自身积累。政府不仅要进行各项配套制度改革,为合作社发展拓展制度空间,而且要在税收方面采取减税、低税或免税政策;在政策上资助,如政府的赠款、补贴、贷款、担保、投资、订货合同、转让土地及建筑物等。于建嵘提出现阶段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官权退、民权进、严法制、正官德”[4],这一提法切中时弊。公权从乡镇一级退出,对于农民合作组织等民间力量的生长有重要的意义。

完善合作社立法体系,使合作社能依法发起建立,依法规范管理,依法健全运行机制,是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保障。笔者考察的新型合作组织运行大多比较规范,有健全的机构设置,有规范的章程和制度;但有些合作社账目混乱,资金使用出现各种问题,有些甚至破产;有些合作社因为没有合法地位无法得到贷款和资助,受到社会的“歧视”,甚至早期有的被污蔑为“法轮功”组织。因而,政府积极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采取政策对农民组织的支持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农民组织化是难以稳步进行的。因而必须完善合作社的立法体系,做出政策调整,明确其独立的市场地位和可以进入的市场领域。从根本上说,农村新型经济合作组织应有的独立市场法人地位得不到解决,其发展就很难进入正轨,更难以有效的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尽快完善合作社的立法体系,使合作社依法建立、依法运行、依法规范、依法保护合作社的正当权益,才能使合作社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进而以市场法人的形象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产生市场带动作用,发挥合作优势,产生合作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