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人员薪酬的困境与出路

第一篇：管理人员薪酬的困境与出路

高管薪酬的困境与出路

最近几年以来，中国的高管薪酬尤其是国企高管薪酬成为政府监管的重点与社会舆论的焦点之一。一方面，各级政府、各行业监管机构不断颁发各类“限薪令”，将高管薪酬作为政府层面的调控监管事项。连续几年的“两会”均将“调整分配收入，缩小阶层收入的差距”作为重要议题，尤其2012年“两会”时，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要“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另一方面，社会舆论一边倒地质疑国企高管薪酬的不合理性，不断曝出的各类媒体报道与新闻事件，伴随着部分不恰当的解读，更引发了社会公众的群情激愤，将国企高管薪酬推向社会的对立面。而对身处这一矛盾漩涡中心的国有企业来讲则是左右为难：既要满足外部监管要求、注意舆论监督影响，又要面临内部人才管理的压力，对核心的高管人员也要满足其保障与激励的需求。

造成国企高管薪酬困境的因素有多方面：国企高管来源的非市场性、国企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国企高管薪酬决策程序的完备度欠缺、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关联有效性不足、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与灰色收入等。这一困境的解决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更需要内外部的共同努力，包括政策制度层面的支持与国企自身管理能力的提升。

本文将通过剖析国企高管薪酬实践中遇到的三个典型困难，为其防止出现更多的风险与失误提供借鉴。

国企高管薪酬话语权——

适度行政监管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平衡

如果将高管薪酬的不合理问题追本溯源到其最终的决策程序，依然是争议不断。公众认为国企高管存在自定薪酬、牟取私利的嫌疑，希望有更加公开透明的机制来决定，更极端的观点是希望“大众评价、社会公议”；而众多的国企则抱怨薪酬管控严格，集团管控或政府行政监管不能科学衡量企业负责人的价值贡献，希望争取更多的内部话语权，或者将薪酬决策权完全赋予董事会。

上述不同的观点源于立场不同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到底应该是谁来对高管薪酬的决策权负责？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行政监管与公司治理手段的双管齐下、适度平衡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

一方面，政府的适度监管与正确引导在当前阶段依然不可或缺。近些年，来自人保部、中组部、监察部、国资委、财政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各大部委的一系列国企高管薪酬管控政策，为国有企业在高管人才的薪酬与绩效管理方面提供了有效的指导作用。这一做法与国外的领先实践

也是相一致的。比如近期法国新政府对国企高管薪酬的新政要求：对于政府拥有控股股份的企业高管薪酬，控制在本公司员工最低工资水平的20倍。这与我国一直以来提倡的高管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这里需要注意政策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取舍问题。比如高管薪酬与员工薪酬的差异倍数，由于不同的行业对人才的依赖度有巨大差异，单一封顶的倍数会影响到公平性。某地方国有企业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作为当地最大的制造业企业，公司拥有员工2万余人，资产规模近百亿。由于传统制造业的毛利率降低等原因，企业面临向先进制造业的转型，这其中需要企业负责人承担巨大的风险与责任。但由于薪酬管控的原因，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在几万元(这一水平在当地具有竞争力)，企业负责人年薪与其挂钩封顶后不足30万元。这样的薪酬水平是难以与企业负责人所担负的职责风险相匹配的，而同期外部民企或者外企对其开出的价格已达上百万。企业负责人透露，考虑到与企业多年共同发展有感情，所以凭一个老党员的觉悟与奉献精神，自己决定留下来。再比如，有部分地方国资监管机构采取对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相同的监管措施，一刀切进行年薪总额封顶，导致部分金融企业在人才保留与激励方面面临巨大的困难，不少核心高管人才转投向全国股份制金融机构在本地的分支

机构。可见，当前阶段监管是必须的，也是防止社会失衡、避免引发进一步矛盾的必要措施，但是需要适度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对国企所追寻的话语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赖于公司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在我国，《公司法》将高管薪酬决策权赋予董事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赋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高管薪酬的建议权，并要求薪酬分配方案应获得董事会的批准，向股东大会说明，并予以披露。因而，形式上，高管薪酬的话语权被赋予了公司治理机制。只是在实践中，由于国企公司治理的完善度有待提高、董事会建设的有效性不足等原因，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全体股东尚未能拥有高管薪酬方面的话语权，“公众评议”在当前更是难以操作。

在此可以采取借鉴国外的做法，通过“非约束性股东投票(Non-binding shareholder vote)”、“股东代理机构”(如美国的股东服务机构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英国的保险协会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等)等多种方式提高股东在高管薪酬方面的话语权、参与度。虽然目前“非约束性股东投票”还不具备严格的否决权利，但如果股东反对声音过响的话，企业内部也有压力再度审视高管薪酬议案。

在我国，行政监管、集团管控是作为体现国有股东或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在高管薪酬话语权的一种更为直观的手段，但是其运行过程中与公司治理机制会出现一定的矛盾，有时会影响到公司治理机制的作用发挥，这也是需要逐步改进的。比如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希望按照公司治理机制由董事会进行市场化定薪。但由于其控股集团是国资直辖的国有资产投资控股平台，又必须遵循集团与国资监管机构的薪酬封顶原则。因而，实际运作中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监管与公司治理的结合：先由集团与国资委履行监管审批权，再由董事会通过公司治理形式进行审议。这一过程带给企业的苦恼与困扰是极大的，企业在市场化定薪与集团薪酬管控之间做大量的工作，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委员们也不仅仅是向董事会负责了，演变为一次次与集团人力资源部进行沟通，增加了沟通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这一颇具代表性现象的改变，有赖于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的不断完善，通过国企董事会试点的推进、国资委外部董事与专职董事队伍的建立与加强、相应的董事评价机制的健全等一系列工作，才可能逐步实现高管薪酬话语权回归公司治理机制。

国企高管薪酬双轨制——

平衡市场化薪酬与体制内薪酬的矛盾

双轨制一直是中国的热门话题，伴随着社会大环境存在的，则是国有企业的双轨制薪酬体系矛盾，即“体制内高管”与“外聘社会化高管”之间的双轨差异。

尤其在近些年，国有企业转型、产业升级过程中带来的双轨制薪酬矛盾更加凸显。比如由于央企即将“金融设限”的传言，引发众多央企在金融产业加快拓展步伐。在“产融结合”的旗号下，众多传统行业如各大钢铁、石油、发电集团均开始成立金融控股平台，间接参股于证券、银行等金融机构，或是直接成立各类信托公司、投资公司。在金融产业平台设立过程中，往往是由国有企业集团派驻人员搭建领导班子，这些人也就是大家传统所定义的“体制内高管”。但由于传统国企对金融行业不熟悉，往往需要从外部市场招聘人才。但这时遇到的最大矛盾就是体制内、外人员的薪酬差异问题：要吸引金融行业的市场化人才，按照当前金融行业对高管薪酬的付薪理念，往往是动辄几百万的薪酬水平；而“体制内高管”则需要遵循集团的统一薪酬政策，可能在几十万不足百万的水平。

“薪酬双轨制”源于“人才来源的双轨制”，但更大的问题在于未来“人才流向的双轨制”(见右图)。“体制内高管”往往是体制内循环，虽然也有可能会存在形式上的劳动合约，但实际情况是，派驻到二级、三级机构可能更多是一

种短期行为，将来业绩做好了，可以调回集团有更高的任命；如果做得不好，可以被调到其他的机构去继续任职，并不会丢了饭碗。而市场化招聘的高管，则要真刀实枪去拼杀，做得不好只能结束合约走人。因而，不同的来源与去向导致了对不同高管的价值判断，体现了对薪酬的不同诉求。

实践中，双轨并行、完全并轨(从高原则或从低原则)的做法都是存在的。对于混合型的高管团队，完全并轨的风险在于：如果是薪酬从低，则激励不足，很难招聘到市场化人才；如果薪酬从高，则有激励过度嫌疑，因为这些体制内高管往往是集团的行政选派，有时候并未与个人能力、绩效有完全的关联度。而完全双轨的风险在于：影响到同一个高管团队的内部协作性，因薪酬差异过大带来的内部公平性不足，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合作效率。因此，当前关于双轨或并轨的选择均需要慎重，只有调和好这一矛盾，才有可能消除潜在的风险。实践中，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不断完善配套机制，探索有条件的并轨。

典型做法之一：解决人员去向的双轨问题。某央企新收购一家信托公司，后者高管团队来源有三种：CEO和CFO由该央企派驻；另一部分是被收购公司的原高管人员；其余是市场化招聘的高管。CEO与经不同类型高管沟通，并最终经集团审批实施的高管薪酬方案是：市场化招聘的高管人才以

严格的绩效条件为约束，以“低固定+高浮动”的方式完全参照市场实践；CEO放弃体制内身份，选择以信托公司为主体、与市场化招聘高管签订相类似的绩效合约，参照市场化定薪；CFO依然保持集团派驻的身份，集团考核、集团领薪；原被收购公司的高管人员经过能力测评之后，对满足能力要求者留任新高管团队并纳入市场化管理。在这个案例中，并轨与双轨的个案均存在，当然其中也有局限性。这一案例的成功之处在于，CEO因其年龄原因，放弃在体制内晋升的可能性，选择在最后的任期内进行市场化的拼搏，但对于众多正值盛年的体制内高管，是否有勇气作出这样的选择，仍有待考量。

典型做法之二：表面并轨，通过二次考核与再分配，进行集团内的平衡。仍以上述公司为例，对于该CFO的考核与薪酬管理，也可选择表面并轨。即：该CFO在新的公司实体与其余高管纳入同样的薪酬管理体系，但领取的市场化薪酬需要上缴集团，并由集团以外派人员的考核管理方式进行二次考核，按照不同的考核结果与实际领取的薪酬水平挂钩，高于集团薪酬体系过多的差额可能进行再分配，以保障集团内部同一层级高管人员的内部公平性问题。

国企高管薪酬的双轨制问题，是国企改革与国企高管薪酬改革的阶段产物。在当前阶段，由于国企薪酬体系与市场

化的薪酬体系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而无论是选择双轨还是并轨，均需要从双轨的来源与矛盾出发，设计配套的机制。适合自己的才是有效的，相信伴随着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一逐步并轨的做法最终有可能走向完全并轨。

非货币化薪酬——

现金薪酬的有益补充还是风险漏洞？

非货币化薪酬是社会诟病甚重的国企高管薪酬又一大问题。社会争议的焦点尤其集中于国企高管的“灰色收入”、“福利过高”、“职务消费”等。国有企业高管也抱怨连天：年薪管控严格、现金收入竞争力不足，自然就只能通过这些方式来弥补。那么，这些非货币化薪酬到底是现金薪酬的有益补充，还是成为可能的风险漏洞？

2011年的央企审计风暴揭露了高管薪酬的典型违规表现：领导职务消费不清、假发票、违规发薪酬、福利费和工会经费的不当使用、商业保险的违规购买等，表面“奉献与廉洁”，背后却是对国有利益的侵占，这些潜伏多年的症状曝光后激起监管机构的重视与社会民众的愤怒。众多国企随后展开自查，但又遭遇两难：对于非货币化薪酬，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悉数取缔，直接受影响的是高管人员整体薪酬的降低，进一步引发国企高管现金薪酬竞争力不足、高管人才的

保障与安全感的削弱；如果要保留非货币化薪酬，则须分清哪些是合规哪些是违法，如何界定发放标准，如何进行企业账目处理。

结合当前各项针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政策法规，非货币化薪酬适宜采用“系统梳理、区别对待、规避风险，使其成为现金薪酬的有益补充”的办法解决，并需要遵循两个原则进行规范。一是，对于收入不入账、虚列支出、以收抵支等方式藏匿在会计账簿中的各类“小金库”、“灰色收入”，要坚决予以取缔；二是，对于名目繁多的以福利、津贴形式存在的非货币化薪酬，能货币化则货币化，不能货币化的予以规范化、标准化。

针对多家国有企业调研后，我们发现了不下数十种名目繁多的非货币化薪酬形式(见下表)。其中主要是名目繁多的各类津补贴：实践中来源可能是直接的人工成本，也可能是工会会费；有的是直接发放，有的是通过发票作费用化处理。

从实践操作来看，对非货币化薪酬的梳理，有三个方面的关键事项需要注意。

首先，对于福利津贴类项目，要合理区分应税和免税项目、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对于各类福利津贴项目，财政部、国税总局均有着明确的规定界定其纳税义务及会计科目记

账方式。比如免税的津贴包括独生子女补贴、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未纳入基本工资总额的补贴、津贴差额和家属成员的副食品补贴、托儿补助费、符合条件的差旅费津贴与误餐补贴、按照国务院规定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院士津贴、资深院士津贴等。而对于更多的岗位津贴则需依据货币化原则合并纳入工资薪酬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此外，对于该项成本是纳入应付工资还是应付福利费，也需要做不同的区分，防止账务处理的纰漏。比如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规定：“对实行年薪制等薪酬制度改革的企业负责人，企业应当将符合国家规定的各项福利性货币补贴纳入薪酬体系统筹管理，发放或支付的福利性货币补贴从其个人应发薪酬中列支”。

其次，要注意各类补充保险的合规性，防止出现违规操作。实践中，国企操作较多的补充保险包括补充养老保险、财产保险、人身保险等各类商业保险。对此，财政部、国税总局均做出明确规定，国企高管在购买补充保险时，尤其需要注意其流程的合规性、资金来源的合理性、与方方面面监管政策的一致性，防止违背党委纪委监管规定。近几年如新华人寿47名高管购买了高额养老金就违反了金融类国有企业领导人廉洁自律的规定，原广东健力宝集团3位高管利用职工福利基金为个人购买巨额商业保险而构成贪污罪。两起案例共同的特点是均未经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而是由高管

办公会或领导班子会议自行决定，且因其数额之高引发的社会负面反响巨大。

再次，职务消费及其他难以货币化的项目要规范化，严格与高管个人职责相匹配。近十年来，职务消费规范化历程步履维艰：一方面是政策不断收紧；另一方面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花样翻新——以考察名义变相旅游、天价装修、超标公务用车等行为不断挑起社会敏感神经。

我们的建议是：一要按照政策规定取消违规项目；二要对于合规职务消费按照岗位职级予以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各个层级的职务消费标准需要严格与其岗位所履行的职责、承担的风险挂钩。对于与职务消费类似的难以货币化的各类补充福利，如由公司承担费用的个人学历教育、各类高管俱乐部等，需要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明确高管人员在离任退休、跳槽离职等不同情况下，公司对该项补充福利的成本费用追溯机制、取消收回机制。

第二篇：大学生就业：困境与出路

大学生就业：困境与出路

最近，据中国媒体援引人力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数据，二零一零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0万人，比去年的611万多19万人，加上往届未能就业的，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很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严峻在哪里？随着九十年代末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政策推行以来，大学生人数的增幅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人才增长，大学生就业不难才是怪事，“毕业即失业”成为中国大学生的普遍现象。尽管如此，中国教育部决定继续扩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努力培养更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表面上看，研究生扩招能提高大学生学历层次，可以缓解就业难。但是，如果不清理高等教育积弊，扩招研究生来应对就业难将是饮鸩止渴，使就业矛盾更加突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由于大学毕业生多，市场需求少，要获得一个好的工作位置，就只有依靠社会关系，尤其是在报考和录用公务员方面。通俗地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父母在社会上是有权有势有钱的，子女肯定能获得一个好的工作位置。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妻儿等直系亲属到本单位工作，但是中央政府不能禁止朋友安排我的子女，我安排朋友的子女这样的友情交换。

现代版“上山下乡”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胡主席和温总理曾多次勉励大学生要心系国家，努力学习，甘于奉献，号召大学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和中小企业去。而一些学者认为，要求大学生到城乡边远地区工作做起来是相当困难的。

"不光是大学生可能不愿意去，即使去了，“大学生村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最重要的是农村的基层政权现在都是人满为患，其中也有不少大专学历的人，并不需要多少新大学生。即便有大学生被安排到那里去，当地的官员也会觉得僧多粥少而加以抵制。

户籍松动

大学生就业难推动了中国户籍政策进一步松动，国务院办公厅在去年二月发布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取消对专科以上毕业生落户中小城市的限制，这也意味着希望在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等地落户的外地籍高校毕业生仍要面临户籍问题。

有学者认为，取消户籍限制虽然有助于毕业生在省城和地级市就业，也对毕业生在民营私企单位就业有帮助，但帮助不大。

自主创业之难

去年新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曾强调加强创业教育，优化政策环境。毕业生自主创业可以接受有补贴的创业培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还可以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但是当前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现状是参与者少、旁观者多；从事的多是规模小的个体经营的行业，成功率低。而且，自主创业只适合少数人，具有创业素质和条件的人毕竟很少。依靠创业只能缓解就业难，要根本解决就业难问题基本上是天方夜谭。

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没有就业的大学生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如果就业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可能会引起社会不和谐、不稳定。

名列

（资料出处：http://《联合：随着金融危机仍然不断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在经济高速发展和高校扩招的今天,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并从社会、学校、大学生

自身的角度出发提出解除困境的方法。早报网》）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教育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女士进行了独家专访。

大学生为什么就业难

关键词：结构性过剩、扩招、就业率

中国青年报：最近我们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专门把您说过的一段话引用出来，作为一条新闻。该报刊登的您的原话是：“现在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原因怪扩招，我觉得没有太多道理。现在大学生太多，这叫结构性过剩——大家都想在大城市当公务员，有多少岗位呢？有很多地方需要他们去，他们不去。当然，不去也不能怪大学生，你为什么不增加紧缺人才岗位的吸引力呢？文革前，越到西部，工资越高，比如，新疆可以拿80块钱，我们在北京只能拿46块多，现在反过来了，那谁愿意到西部去啊？”该报指出，您的观点是：就业率低不能全指责学校和教育部门，政府整体应该分析和反思。您是在什么背景和情形下谈及这个问题的？您认为大学生“就业难”难在何处？

吴启迪：我也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这个问题的。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扩招，问我怎么看。我的意思是，确实不要随便地把“扩招”和“就业难”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当然从数字上看可能是这样，因为现在大学生多了，毕业以后找工作的人也就多了，肯定会影响就业。这好像很直观，但其实这两者的关系很复杂，要作为一个系统来看。

为什么中国需要更多的大学生？假如中国现在毛入学率在23%的话，这并不算高，韩国是百分之七八十的毛入学率。当然也不是说越高越好，但至少23%是不高的。我一直说，文革造成了一个窟窿，那个窟窿要补，总有一天要把它补起来。因为10年不招生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好解释。我们作为一个要想发展的国家，如果要提高国民素质，要想搞创新型国家，大学生的数量要多，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时候就说大学生已经太多了，他们找不到工作了，我觉得不符合逻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其实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有些地方岗位没多少，但是大家都想去，有的地方很需要人才，但大家又不愿意去。这个问题能怪年轻人吗？我觉得不能怪他们。他们想的很多问题都很现实，不光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还考虑到将来，比如将来家庭怎么样啦，孩子上学怎么样啦。我觉得大家考虑这类问题很自然，不能总说他们不够有理想、抱负不够高什么的。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怎么把人吸引到需要人的地方去，这个责任是政府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性的问题，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用什么样的政策。而且也要防止跷跷板，不要按了这个，翘了那个。我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但是二元结构的解决，又跟人才很有关系，解决得好，就良性循环，解决得不好，就恶性循环。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政府应该说是很有力量的，只要真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去做。我们国家有很多研究机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题目，好好去研究。我不认为这个事情想不清楚。

中国青年报：您所说的文革前的这种情况，到西部去工资会更高一些，这是因为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工资是由国家统一调配的。现在已经没办法执行了。

吴启迪：我们公务员的工资本来就是国家定的。为什么没办法？有好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它们也有这种情况。像日本、澳大利亚，都有这样的例子。这些政府做得成，我们政府会做不成？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政府。

中国青年报：但在边远地区提供的就业岗位并不一定是政府职位。吴启迪：当然有部分不是，但很多是。我觉得政府先做了，就会有影响力。中国青年报：它会有一种政策影响力。

吴启迪：当然啦。上次我举了法官和检察官的例子。他们和律师不一样，律师的收入很高，自己去做案子就可以了。法官、检察官是公务员，在艰苦的地方，非常稀缺。

中国青年报：据我们所知，在我国一些边远地区的基层法院、检察院，能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寥寥无几。

吴启迪：现在有政策让我们法学院学生三年级就考司法考试，以为他们考完了就可以去西部地区当法官、检察官。我说这没有抓对啊。那些学生考过了之后，为什么一定要去西部呀？他一样可以不去。

中国青年报：他在大城市做律师，赚的更多。

吴启迪：没错呀，怎么会制定这样的政策呢？政策应该制定在用人的那一头。但是用人的那一头，教育部门只有建议权。

中国青年报：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谁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吴启迪：现在一说起责任，动不动就说“问责”，你们媒体很喜欢用。说实话，很多东西连权限都没明确，怎么个问责法？所以我更倾向于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先说责任在哪里，“问责”反而弄得大家都很紧张，认为责任不是我的，就往外面推。

我觉得你们中国青年报提出这个问题来，本身就很有意义，共青团这些年为大学生就业做了很多事情。我一直说，光找教育部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教育部被骂骂也没什么，但骂解决不了问题，没解决问题才是最麻烦的。

中国青年报：考虑到就业难的事实，您觉得扩招的政策是继续还是变化？

吴启迪：扩招这件事，从2005年开始，政府已经人为地把它压低了。其实人口自然的增长率也在减少。因为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减少。适龄学生最多的一年是2008年，到2009年已经朝下走了，2010年就更少了。

中国青年报：您曾说大学生就业率不该完全推到校长头上？

吴启迪：学校不是一点责任没有。就业的事情当然跟教学质量有关，和专业设置有关。像这种问题，学校应该关注，应该敏感，应该跟踪。但高校目前出现了一些情况，为了提高一次就业率的数字，毕业论文、毕业设计都不好好做。这种状况从长远看很糟糕，会使我们大学生的质量真正降低。许多大学最后一年就荒废了，或至少荒废半年。

你若问一个外国大学的校长，他不知道他学生的就业率，他真的不知道，因为国外没这个概念，而一次就业率则更没

有道理了。国外是后来才调查，有些人过了一年以后再就业可以吧？而我们现在就片面地追求一次就业率。这其中难免会有虚假成分。教育方面很多事情不要搞得太刚性，太刚性了，一件好的事情也会搞歪了。教育部原副部长：大学生就业难与城

乡二元结构有关(2)2009年12月21日 09:15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大 中 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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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亟待国际认证

关键词：教育认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

吴启迪：另外我还想提一点，就是就业难跟教育质量问题是有关系的。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外国人，经常说我们的工科学生很多，但是质量比较差。这种话他们讲得很多。我觉得他们这种讲法，是吃牢我们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参与到国际认证当中去，如工程教育认证、医科教育认证、法学教育认证等。

中国青年报：加入国际性的教育认证组织，是由政府出面谈的吗？ 吴启迪：这必须由非政府组织来做。中国青年报：我国有这样的机构吗？

吴启迪：目前还没有。我们只好通过各种渠道，比如在教育部成立一个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来干这件事。这件事我呼吁了5年。

中国青年报：如果我们获得了认证，那意味着什么呢？

吴启迪：意味着人家将会承认你的教学质量。我们有些好的学校水平是足够了，像清华、交大这些工科院校，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外就是以此为借口，说我们不行。这实际上影响了我们的学生在国际人才市场的就业，因为现在进入外国公司，就是进入了国际人才市场。

其实我问过很多美国著名的大公司，即那些用了我们国家毕业生的大公司，当然他们找的都是好学校。我问他们老板，你觉得我们的学生怎么样？比你们国家毕业的学生差吗？他们说，一点儿都不差。我也问中国学生，你在公司里觉得自卑吗？觉得比外国学生差吗？他们说，绝对没有啊。

中国青年报：他们是不是已经接受过西方的教育了？

吴启迪：没有，就是国内学校毕业后去工作的。当然我们有一些新的大学，水平还有待提高，如果我们搞了国际认证的话，大家就知道朝什么目标去努力，就能把这件事越做越好。

专业为什么忽冷忽热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人才预测

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08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大类是工学和管理学，最差的是法学和哲学，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冷热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您认为，学校专业的设置应该以什么为导向？

吴启迪：很多人老喜欢说的一个词叫专业对口，学什么干什么，所以才会出现一会儿这个专业很热，一会儿那个专业很冷，就业也成问题了。我倾向于大学生本科阶段主要还是能力培养。只要用人单位有眼力，就能选择一些好的毕业生，不见得是学这个专业的人。所以教育部在学校专业定位上已经拓宽了，本科阶段应该比较宽。比如物理，有物理专业就行了，不一定要分原子物理、固体物理等。但现在恰恰有一些行业部门跑过来说，我们太缺核物理的人才，说赶快办这个专业。这种指导思想不对。因为假如核物理这边真的需要人了，学物理的学生在最后一年可以加点这方面的内容，去适应那边的工作。这是以事先有意向为前提的。如果事先没有意向，学生毕业后在单位里培训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因为他基础知识都有了。我觉得应该用这种方法来考虑本科教育，不然就变成职业教育了。所以你看美国的名牌大学，哪有那么多窄得不得了的专业？而我们在教改的过程当中，改来改去，越改越窄。

另一方面，关于哪个行业需要多少人才的预测，也需要做。这个教育部门一家做不了，决定一个专业招多少生，目前是发改委和教育部共同决定的。人才的预测需要一个很有水平的研究机构，它能够预测几年后各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些专业叫长线专业，有些叫短线专业。当然，也有民意测验。比如，美国每年都评选“美国学生最喜欢的专业”，每年调查一次，然后从统计数据里分析趋势。在国外，这个方面是非政府组织做得多一点，我们现在是劳动人事部门来做。这种人才预测对学校有指导作用。

“啃老族”、“蚁族”与钟表匠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高薪、职业技术教育

中国青年报：大学生就业难导致“啃老族”的出现，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吴启迪：这个跟时代有关，也就是价值观。这是一个物质相对优越的时代，老一代舍不得孩子在外面吃苦，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在家呆着吧。而前面那一代，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要奋斗，要改变贫困的状况，大家都很艰苦。到了这一代，已经不需要吃苦了。我觉得这种状况是青年工作应该考虑的事。怎么使年轻人感受到“啃老”的优点和缺点。比较下来，他可能觉得“啃老”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单是我们国家，别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中国青年报：现在还有一类人，叫做“蚁族”，就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在大城市的郊外租很便宜的房子，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就上上网，吃得也很简单。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吴启迪：这跟我们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的关系还是蛮大的。包括我们的地区差异也比较大。这些学生从农村或者小城市来到北京、上海以后，就希望留下，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状态。这还是个社会形态的问题，要重视。

改变这个现象，就得让其他一些地方的一些职位有吸引力。比如说西部地区的一个中小学校长，你给他高薪，而且不仅是待遇高，你还考虑到他成家、生儿育女等全方位的问题，甚至给他10年以后回到大城市的机会。吸引力要达到这个程度，使最好的学生都愿意过去。他到了那儿就是一个校长，如果一个校长是很优秀的人，他不能容忍底下的人很差。这样的话，团队就带起来了。包括卫生院的院长、法院的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等。最优秀的人就给他最好的待遇，这种做法在有些国家就有。

中国青年报：您非常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就全国平均而言，中职就业率连续4年超95%，大大超过本科生就业率。但是高就业率并没有大幅度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声望，您觉得原因何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吴启迪：这个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中职就业率有百分之八九十，跟大学生就业率差别这么大的原因，我认为，主要还是人的期望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要求不是那么高的，给1000块钱觉得足够了，很好了，所以比较容易就业。但是到了大学毕业就不一样了，最好有三四千，但是这样的工作不好找，最后无奈了，1000块钱也行了。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这两种就业率数据放在一起比较，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还比较差，也就造成了它不是特别吸引人。这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这些人和大学毕业的人差别是很小的。

中国青年报：是不是我们观念上也有一些问题？

吴启迪：当然有问题。大家都希望小孩能上本科，甚至研究生，这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干部子女，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可见职业教育并不吸引人。所以对此要下大的功夫。还有一个，跟时代有关，发达国家职业学校毕业出来后待遇非常高。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就是他没觉得开个出租汽车有什么不好，大学毕业生去开也没什么不好。瑞士的钟表匠，他的收入可能比大学教授还高。那你说家长为什么还要送不大爱读书的孩子去受苦，读这么多年的书？所以，这个跟社会形态有关系。

教育部原副部长：大学生就业难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3)2009年12月21日 09:15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大 中 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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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到时候会主动找过来” 关键词：教授治学、创新型人才、诺贝尔奖

中国青年报：您担任过同济大学校长，现在大学功能日益复杂，您如何看待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问题？

吴启迪：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教授治学”，我看，能够做到教授治学也不错。因为学校主要是学嘛。学校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他们应该参与决策。

中国青年报：现在有些知名的教授愿意去做一些行政的事，因为听说项目和科研经费都在系主任手上。

吴启迪：当然这些人也是业务骨干，所以他们的发言权大一点是可能的。当然，你讲的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一个弊病。在科研经费方面，有行政职务的比没有行政职务的要多。这种局面其实是资源不足造成的。假如资源充足，可能就会给教授更多的自由度。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学的情况就不一样，系主任大家都不想当，都推来推去，因为资源比较充裕，而且平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表现。

中国青年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创新型人才，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王义遒说，我们现在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所以现在不需要创新型人才。也有人批评说不应当用过去精英时代的价值观来培养大众化时代的人才，您对此怎么看？

吴启迪：创新型人才我们是需要的，但是也确实不可能用培养天才的方式来对待整个高等教育，因为现在高等教育已经走到大众化阶段。我们的质量观会有变化，跟精英型的高等教育相比，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不可能把每个大学生培养成尖子，因为现在上大学毕竟成了一件大众化的事情。

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有一批拔尖人才的，但这些人才确实不应该也不可能数量很大。怎样培养这种人才，现在讨论得很多，我觉得光靠学校可能是不行的，尤其光靠大学是不行的。我现在很担心我们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阶段，小孩那么小，就给他们加了那么重的负担，一天到晚为了考试而读书。我想，高中三年里面，最后一年肯定是不学新知识了。这是干嘛呀？一天到晚在对付那些题目。现在很多大学新生已经被“磨练”得对科学没有兴趣了，他来念这个专业，基本上是家长或老师的意思。我们面对这样的学生，有的时候真得重新开始，来提起他们的兴趣。所以，今天的高等教育在效率上是降低了很多。

关于诺贝尔奖，我觉得别老提，诺贝尔奖不是所有领域都有的，所以拿这个衡量有点不公平。在国际上的很多排行榜里，我们中国的大学不是老排得比较后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诺贝尔奖。但是，我觉得要是加上这么一条，我们中国的大学就不会排得那么后了，那就是：假如提到大学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不会太差。我们大学搞出来的研究成果，包括我们的人才，建设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这些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包括人才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在这些方面，没有国家比我们更活跃。再比方说石油勘探，人家就得靠我们的技术。甚至包括地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已经是世界一流了，我们一点都不要有自卑感。

我现在感觉到中国人是丧失了自信心，一天到晚说我们不如人家，一天到晚说我们没得诺贝尔奖。我说，只要我们国家强盛到一定程度，诺贝尔奖自然就来了。甚至包括文学奖、经济学奖、和平奖等，都可能主动找上门。

“大学校长腐败是一种悲哀”

关键词：理想主义、工程腐败、学术腐败

中国青年报：您在谈到女大学生“傍大款”时，说大学要有点理想主义，说并不认为中外的教育差距非常大，倒是社会差距比较大。从您任大学校长和教育部副部长的经历来看，怎么解决大学理想主义欠缺的问题？

吴启迪：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说得大一点的话，是整个中国的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在诚信、信仰、道德素养方面，是有缺失的。但我感觉，这也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

比如一些老板开始的时候拼命赚钱，一旦好到某种程度，他就想回馈社会。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慢慢变化的。生活水平高到一定程度以后，理想主义就会产生。年轻人就会感到，成天吃吃喝喝没什么意思，还得做点什么事。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会与时俱进，我们也不可以太着急。

但是从局部来讲，从教育部门来讲，也应该搞点活动来鼓励同学们的这种理想主义。我跟美国一些大学的校长接触，我觉得他们很理想主义。上次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在北大演讲，一上来就说，他们学校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非常优秀的公民。我一直觉得，不要认为“公民”是个很简单的词，它说明一个人要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这些我们的学校还是可以做的。

其实任何人回想起来，大学这段经历都是非常美好的，是激动人心的，想起来都会很怀念，那为什么不让这段时光变得更美好呢？所以，我觉得大学里面应该创造一种校园文化，来构建理想主义的东西。有人说，你这个说法不太现实，社会太现实。我说那不要紧，你就在自己周围营造一点，也是好的。有些人说，把大学生搞得理想主义，到了社会上不能适应。我想不会的，他照样能适应。但是至少他有个崇高的起点，他要做个崇高的人。我觉得这很重要。

中国青年报：最近，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大学不再是净土。您怎么看大学里的腐败现象？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杜绝？

吴启迪：大学里出现这种事情，是一种悲哀，是很丢人的。有好多腐败现象出现在基本建设方面，因为经费数量很大，社会关系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陷阱、圈套，道德上、素养上稍微欠缺的人，就容易陷进去。对此当然要严打，有多少抓多少，我们不能让这些人毁了大学的名声。

中国青年报：除了经济腐败，学术腐败也在大学盛行，本报就曾报道过多起发生在知名大学的剽窃、抄袭等学术腐败事件。您认为滋生学术腐败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消除这一丑恶现象？

吴启迪：这个我们一直在说，现在整个学术界太浮躁，太急功近利。在大学里出现这样的事情，是违反教育规律的，给学生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这些事。

中国青年报：教育部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吗？

吴启迪：已经有了，最近搞了几个文件。包括科学院、工程院，也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也会出台文件。我觉得这还是个道德教育的问题。而且我说不要老提诺贝尔奖的事，越提

越浮躁。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你不提，反而自然而然出来了。关键是怎么培育创新的健康的土壤。

第三篇：会计职业道德困境与出路

会计职业道德困境与出路

一、虚假审计问题突出

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竞争程度日益激烈,审计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公司账目问题也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当一些会计师事务所面对一些客户不合理要求时,无法抵挡巨大的利益诱惑,放弃了自己应该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要求。这种与被审计单位合谋进行账目造假,提供虚假审计报告的行为日益突出,严重误导了使用审计信息的人员。

二、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对策建议(一)深入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深入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基础。一是要把《会计职业道德》作为专业必修课。专业教师在授课时,应着重对学生进行会计职业道德观念的熏染,以使学生在工作以后,在会计工作岗位上能自觉依照会计职业道德行事,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品行。二是要加大对会计工作人员的再教育力度。对会计工作人员进行再教育时,要着重于对最新财经动态、会计法规的传达,以便于会计工作人员及时纠正工作中存在的误区。同时,会计工作人员也应该自觉的根据工作的实际情况,主动学习相关的会计法规和财经知识,养成良好的自我学习习惯。三是要加强法制教育。对会计工作人员加大相关的法律宣传,促进其法制意识不断增强,不仅有利于他们清晰明白违法行为的界限,还有利于他们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勇气。四是要发挥先进典型与集体感染作用。各级领导不仅要在会计工作中以身示范,还要在日常会计工作中挖掘典型,树立典范。通过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和弘扬来影响广大会计工作人员。在宣扬先进典型的同时,要鼓励会计工作人员互相学习、互相激励,两者互相结合,相互促进,更有利于会计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素质的提升。五是要促进教学方法多样化。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应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教师应该结合会计工作的实际情况,灵活的开展课程活动,例如先进典型报告、正反事迹对比展示等,这样不仅可以吸引受众的兴趣还可以使其熟练掌握会计职业道德的理论知识。通过对先进模范典型的宣传和学习,进一步增强会计工作人员对会计工作的认同感,提升会计工作人员的道德素养,在社会上形成支持会计工作,为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营造社会氛围。(二)健全会计监管体制机制

健全会计监管体制机制,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保证。要不断强化财政、税务、工商等机关对会计工作的监管力度,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会计工作清查行动,对于违反会计相关规定的人员应加大惩处力度,切实提高其违规违法成本。建立企业内部会计监管机构,使其直属董事会,增强会计监督的针对性、独立性、实效性。构建统一的信息集成系统,在依法检查的过程中,对于查处的违纪行为,不仅可以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罚手段,还可以将这种信息共享,使其他相应部门配合监督,对会计违规企业做出相应处罚,比如吊销营业执照、禁止贷款等,形成会计监管合力,提高监管实效。(三)推进会计制度改革创新

推进会计制度改革创新,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关键。要加快完善会计委派制度,逐步探索会计独立于企业制度,加大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对企业委派会计制度,改变会计隶属企业的旧模式,切实增强会计工作者的独立性,促使其有效监督企业经济行为,并提供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加快探索会计公司化,制定更加完善的会计法律法规,规范企业与会计公司之间的合同,为第三方会计公司正常运转提供法律保障,实施企业依据自身需要选择会计公司模式。针对职业道德缺失的会计工作者,要加大对其所属会计公司的惩处力度,严重者可以对其营业执照进行吊销,形成多方合力来约束会计工作者的行为。要更加侧重于会计制度的完善和修正,要把会计工作者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最大限度消除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制度的科学性、公平性、适应性方面下足功夫。要不断丰富和补充会计制度内容,着力强化会计日常管理,从源头上把虚假会计信息扼杀在萌芽时期。要进一步细化会计规章制度,严格规范会计业务流程,探索建立会计工作24小时监督机制,真正消除会计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四)提升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

提升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重点。要强化企业领导对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培训的重视,把提升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积极举办相关培训班,提高培训频次,促进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增强。发挥好政工部门的引导作用,组织政工人员深入会计工作一线,了解会计工作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帮助其解决相关问题。增强对会计工作者的人文关怀,妥善解决好其生活和思想中遇到的困难,拓展会计工作者的升职空间,促进其对企业的归属感不断增强。把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养培训与企业文化融合在一起,通过企业文化的渗透作用加深会计人员对思想道德素养的认识,从而使之内化为自觉行动。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关乎会计从业者就业前途,关乎企业对外形象,关乎会计业改革创新。大力强化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对于提高会计工作者就业竞争力、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实现会计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只有把提升会计工作者职业道德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狠抓会计法律法规的落实,强化职业道德教育、监管体制机制创新、制度改革、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提升等方面的工作,才能净化会计从业环境,真真正正提升会计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第四篇：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

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国家已正式启动了传统村落的全面调查，那么这些处于濒危的古老村落将何去何从。这里，想对有关传统村落现状与保护的几个问题表述一些意见，以期研讨。

一．传统村落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村落是我们农耕生活的源头与根据地，我们很多人在这种“农村社区”里种地生活，生儿育女，享用着世代相传的文明。最能体现民众精神本质与气质的民间文化一直活生生存在于村落里。可是，最近一些村落调查显示村落消亡其势迅猛和不可阻挡。

如此多的村落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大批农民入城务工，人员与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致使村落的生产生活瓦解，空巢化严重。

二是城市较为优越的新的生活方式，成为愈来愈多年轻一代农民倾心的选择。许多在城市长期务工的年轻一代农民，已在城市安居和定居，村落的消解势所必然。

三是城镇化。城镇化是政府行为，拆村并点力度强大；它直接致使村落消失。这也是近年来村落急速消亡最主要的原由。

二．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

传统村落它兼有着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村落里这两类遗产互相融合，互相依存，是一个独特的整体。传统村落的遗产保护必需是整体保护。传统村落的建筑无论历史多久，都不同于古建；所有建筑内全都有人居住和生活，必需不断的修缮乃至更新与新建。它的历史是活态和立体的；对于这一遗产的确认和保护的标准应该专门制定和自成体系。传统村落不是“文保单位”，而是生产和生活的基地，是社会构成最基层的单位，是农村社区。它面临着改善与发展，直接关系着村落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保护必需与发展相结合。传统村落的精神遗产中，不仅包括各类“非遗”，还有大量独特的历史记忆、宗族传衍、俚语方言、乡约乡规、生产方式等等，它们做为一种独自的精神文化内涵，因村落的存在而存在，并使村落传统厚重鲜活，还是村落中各种非遗不能脱离的“生命土壤”。从遗产学角度看，传统村落是另一类遗产。它是一种生活生产中的遗产，也是饱含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为此，对它的保护一直是个巨大的难题。

难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它规模大，内含丰富，又是活态，现状复杂，对它的保护往往与村落的发展构成矛盾；另一方面是它属于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辖，若要保护，必然牵涉政府各分管部门的配合，以及管理者的文化觉悟。它的出路只有我们自己开拓和创造了。

三．找到了出路

近年来，随着传统村落的消亡日益加剧，不少研究单位以谋求为这些古老家园安身于当代的良策；但还尚不能从根本上破解传统村落整体身陷的困局。2012年国家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并评审《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评定的着眼点为历史建筑、选址与格局、非遗三个方面。当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确定下来，其保护的工作不是已经完成，而是刚刚开始。传统村落的保护是全新的工作，充满挑战，任重道远。

我以为，必需认真对待和做好下面几件事：

一．建立法规和监督机制。传统村落保护必需有法律保证，有法可依，以法为据，立法是首要的；还要明文确定保护范围与标准，以及监督条例。管辖村落的地方政府必需签署保护承诺书，地方官员是指定责任人。同时，必不可少的是建立监督与执法的机制。如果没有监督与执法，法律文件最终会成为一纸空文。由于传统村落依然是生活社区，处于动态的变化中，保护难度大，只有长期不懈的负责任的监督才能真正保护好。

二．必需请专家参与。

村落形态多，个性不同；在选址、建材、构造、形制、审美、风习上各不相同。因此，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应制定严格规划，由专家和政府共同研讨和制定批准。只有专家才能真正提供专业意见和科学保障。

三．传统村落的现代化。

保护传统村落决不是原封不动。村落进入当代，生产和生活都要现代化；村落的人们有享受现代文明和科技带来的便利与恩惠的当然的权利。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完全可以做到两全其美。那种认为这两者的矛盾难以解决，非此即彼，正是一脑门子赚钱发财所致。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在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中所采取的一些方法能给我们积极的启示。比如他们在不改变街区历史格局、尺度和建筑外墙的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改造内部的使用功能，甚至重新调整内部结构，使历史街区内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民居不是文物性古建，保护方式应该不同，需要研究与尝试。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不但不矛盾，反而可以和谐统一，互为动力。其原则是，尊重历史和创造性地发展，缺一不可。只有传统村落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宜于人居，人们生活其中感到舒适方便，其保护才会更加牢靠。

四．少数民族地区的村落保护。

在少数民族地区，村落就是民族及其文化的所在地，其保护的意义与尺度应与汉族地区村落保护不同。对于少数民族一些根基性的原始聚居地与核心区域，应考虑成片保护，以及历史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

五．可以利用，但不是开发。

一些经典、有特色、适合旅游的传统村落可以成为旅游去处，但不能把旅游做为传统村落的唯一出路，传统村落是脆弱的，旅游要考虑游客人量过多的压力，不能一味追求收益的最大化。更不能为招徕游人任意编造和添加与村落历史文化无关的“景点”。对文化遗产采取的态度是“利用”，而不是“开发”。利用是指在确保历史真实性和发挥其文化的精神功能与文化魅力的前提下获得经济收益；开发则是一心为赚钱而对遗产妄加改造，造成破坏。坦率地说，这种对遗产的“开发”等同“图财害命”，必需避免。

六．推荐露天博物馆。

在确定保护的较为完整的传统村落之外，还有些残破不全的古村虽无保护价值，却有一件两件单体的遗存，或院落、或庙宇、或戏台、或祠堂、或桥梁等，完好精美，颇有价值，但孤单难保，日久必毁。现流行的做法叫做“露天博物馆”，就是把这些零散而无法单独保护的遗存移到异地，集中一起保护；同时，还将一些掌握着传统手工的艺人请进来，组成一个活态的“历史空间”——露天博物馆。这种方式，可使那些分散而珍贵的历史细节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与安置。

七．提高村民的文化自爱与自信。

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政府与专家的层面上，更应该是村民自觉的行动。如果人们不知自己拥有的文化的价值，不认同，不热爱，我们为谁保护呢？而且这种保护也没有保证，损坏会随时发生。所以接下来一项根本的工作是提高人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让他们人人都会对来访的客人自豪地大谈家乡的山水花鸟和祖辈留下来的一砖一瓦来欢迎你。文化首先被它的拥有者热爱才会传承。提高村民文化自觉是长期和深入的事，但如果只让人们拿着自己的“特色文化”去赚钱是不会产生文化自觉的。在这方面，鼓励和支持志愿者和社会各界投入、参与和帮助传统村落保护，也是推动全民文化自觉的好办法。

现在可以说，中国传统村落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它独有的价值终于被我们所认识，并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外另列一类，即“中国传统村落遗产保护”，纳进了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的“谱系”中来。

当然，传统村落保护刚刚开始，它有待于系统化、法治化和科学化；它需要相关的理论支持和理论建设，需要全民共识和各界支持，需要知识界的创造性的奉献，以使传统村落既不在急骤的时代转型期间被甩落与扬弃，也不被惟利是图的市场开发得面目全非。我们要用现代文明善待历史文明，把本色的中华文明留给子孙，让千年古树在未来开花。

第五篇：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2013-12-04 15:18 来源： 中国改革论坛网 作者： 李庆霞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历经30多年的改革历程，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日益艰难、腐败问题层出不穷、群体性社会事件接连发生、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些现象自有其产生的具体原因，但无不与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是攻坚克难，认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可以说，能否解决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而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反对腐败的重要举措，更是预防腐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一、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的必要性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Robinson)合著的书《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指出，社会的繁荣与贫穷是由体制决定的，成功的国家是“包容性体制”，失败的国家是攫取型体制。包容性的政治体制是指，政治权力分布广泛同时受到限制；有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确保基本设施的建设；人民广泛参与政治，制定并遵守宪法；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无疑证明了中国总体上是包容性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不容否认的是，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如下：

一是权力过分集中。在政党权力配置上，政治协商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目前，政治协商对党政决策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政治参与民主对话来实现的。但由于政治协商在党政决策中的法律地位还不明确，政治协商的程序也不够规范，这就难免使协商流于形式。在政府与公民的权力配置上，政府占优势。公民参与政府管理是民主化的趋势和重要内容，但现实是公众渠道存在着不健全和不畅通的情况，结果是造成公众与政府部门的紧张关系和对立情绪，甚至导致激烈的冲突。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分配上，市场往往被权力过大的政府所吞没，“看不见的手”常常被“看得见的手”所控制，尤其是在政府的权力运作程序不甚完善、政府责任制尚缺乏的情况下，政府在与市场、企业的利益关系中过大、过多的权力，严重地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是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根据帕金森定律：一个不称职的领导往往任用两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两个助手既然无能，他们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如此类推，就形成了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领导体系。辽宁省铁岭市有一个县有9个副市长、20个副秘书长，河南省新乡市有16个副秘书长，湖南省平江县作为一个贫困县有10个副县长、4个县长助理。官员如此之多，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官僚主义、办事效率下降，同时还增加了行政成本。三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权力缺乏监督，是腐败的根本原因。在轰动一时的郑筱萸案中，尽管有《行政许可法》的明确规定，药监系统在做药品审批时也引进了专家的技术评审，但是事后证明，专家的技术评审形同虚设，行政审批权力依旧高于一切。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答中外记者问时指出，“造成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而在现有的权力制约机制里，对“一把手”权力的制约，常常处于缺位状态，因此，“一把手”往往又是腐败几率最高的一个群体。

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导致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动力不足。中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依赖要素投入、规模效益的增长方式已难以持续，民工荒的现象说明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已经过去，特别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经济发展更是不能再依靠廉价劳动力，而全球金融危机也标志着以出口作为重要支柱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再是出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力量。但是深入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却不容乐观。因为在中国这样一种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建设的格局下，部分企业依托政府权力、借助于对公共资源和市场地位的控制和垄断，获取超经济利润，致使其他企业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也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和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面对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式微，中国需要在体制上实施全面的改革以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寻求可持续的、均衡的、体现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64 二是社会矛盾凸显。在社会转型和利益分化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在发育，利益群体在分化，社会层级在丰富，人群流动在加快，公民诉求在增加，致使一些领域矛盾凸显，纠纷层出，劳资冲突，医患矛盾，用地纠纷频频发生，国企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失地农民问题逐年增加，农民工遭受歧视和生存发展无保障，房价一路高歌，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群体性事件连续发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如此复杂的社会矛盾急需社会管理加强，执政能力提高。但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方式和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有时不但没有化解社会矛盾，反而使矛盾不断激化。上述诸多社会矛盾从表面上来看是经济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弊端，可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位，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协调，换言之，社会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制度性缺陷造成的，化解社会矛盾必须从源头上抓起，加快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三是腐败现象严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腐败问题日益突出，甚至成为百姓最为关注和最为痛恨的现象。当今社会腐败种类繁多，“一把手”腐败；用人腐败；行政执法腐败；司法腐败；公贿；审批权腐败；基层政权腐败；垄断性腐败等10余种。中纪委指出，中国权力集中部门腐败案仍多。除了一把手腐败外，副市长腐败、村官腐败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腐败的种类在增加，腐败的人数在扩大，腐败的特点与以往相比也明显不同，即腐败呈现为群体化、高官化、国际化、隐蔽化、巨额化、期权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腐败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腐败不但是人们最为痛恨的，也是对社会危害最大的，甚至于有亡党亡国的危险。由此可见，腐败成为最大的社会危害、最大的社会浪费、最大的政治挑战。而腐败的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并得不到有效监督导致的。由此看来，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被提上日程。

四是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结构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仇富”与“嫌贫”日趋严重，普遍的不平衡感导致绝望。阶层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不断加大，特别是城乡差距日益明显，而且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镇内部收入差距远远大于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城乡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一本户口簿的问题，而是因为一个户口簿引发的福利、就业机会、工资待遇、教育待遇等一系列权利的不同。民生问题与政治体制关系如何？究其实质，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权力分配方式，换言之，我们面临的是贫富差距，更是分配体制的不完善。这种贫富严重的两极分化不是市场经济自然形成的，大多数的暴富都和权力腐败与垄断有关，吴敬琏在2012年11月29日出席“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时表示，中国的贫富差别如此巨大，主要的原因是来自靠权力取得的收入。如此说来，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缩小贫富差距，从而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使社会保持稳定与和谐。

综上所述，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权力过于集中、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以及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不仅导致了经济发展迟缓，贫富不均加剧，更滋生了腐败，而腐败危害的严重性，彰显了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绩及阻滞力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被看成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纲领，吹响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号角，这篇直指政治体制的总弊端即权力过分集中的讲话，为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2]327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一是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十三大的政治改革方案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很好地深入开展，当时不仅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之后确定市场经济也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直到十四大之后，1998年机构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其重要的表现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在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27个。2012年8月22日，国务院发文决定取消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共明令取消2 000多项行政审批项目。政治体制改革的成绩还体现在反腐败方面，2002年至今被判处死刑的高官有：李真、王怀忠、吕德彬、卢万里、李友灿、郑筱萸、姜人杰、曾锦春、李培英、段义和、许迈永。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反腐行动更是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回顾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不难发现，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具体表现为：代表大会制度化，政治继承和有限任期制度初步确立，依法治国成为共识。但是，我们必须冷静地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仍存在很多阻碍因素。

一是利益障碍。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权力的重新配置过程，必然涉及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这就意味着某些群体既得利益的丧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阻碍改革的势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部门利益，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博弈；二是集团利益，包括国有垄断企业的利益；三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如土地财政、乱收费等；四是阶层的利益博弈，例如人们对房产税的态度。在中国的金融、外贸、房地产和建筑业中，公司高层领导中的85%～90%来自于政府官员等精英家庭，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权力下的非法所得和合法下的非法所得。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当然要反对或者阻挠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只有突破政治利益的阻碍，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以此赢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才能实现经济利益的调整，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二是文化障碍。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的国家，总体上是一个人情社会，广大农村更是一个宗法社会，统治方式是中央集权，这种集权的管理形式主要是家长制，其主要特点为：政治权力具有专断性与随意性；皇权无限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吏从上到下任命；人们特别注重关系，人治大于法治，情大于法；政治与经济不分，以政治干预经济，重农抑商；没有言论自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以经验为主的传统文化模式严重阻碍着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在这种中央集权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下，工业与商业投资具有极大的冒险性与回报的不确定性，财富积累的源泉主要靠权力所进行的掠夺，只有官员才能有迅速发迹的机会。由于权力在财富的积累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所以最能持续繁荣的投资是为获得官位而进行的投资。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引用了《华北先驱报》刊登的一个例子：广州海关的关税承租人“头一年的收入20万两用于买官；第二年的收入用来‘送礼’；第三年的收入则据为己有”[3]103。可以说传统文化主要就是“权”大于法、“情”大于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自主，特别是在干部选拔和任用方面更是如此，致使跑官、要官、买官的现象屡禁不止。传统社会中的家长制在今天的政治体制中依然存在，对此，邓小平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2]331 三是认识障碍。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有现实的利益障碍和传统的文化障碍，还有人们的认识障碍，即人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存在着诸多误区。这些误区有：(1)人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就应滞后，现在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所以不应急于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其实现有的政治体制恰恰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阻力。(2)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制定各种规定，相应的规定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和行动。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一种观念和制度，更是实际的行动，比如大部制改革就不能完全停留在设计上，而应有具体的实施方案。(3)政治体制改革就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应该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决不能满足于只解决现象层面的问题，必须深入到现有政治体制的内部，找到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的政治体制的症结所在，才能够摆脱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困境，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4)政治体制改革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众所周知，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姓“社”与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似乎只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有走资本主义的危险，就远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意识形态忧虑淹没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和勇气。只有破除意识形态壁垒，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真正被提上日程，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朝着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方向前进。(5)政治体制改革会影响社会稳定。一些人以维护稳定为理由，极力阻碍政治体制改革。毋庸置疑，政治体制改革既涉及部分机构和部门的调整，又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换言之，它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稳定。但是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消除体制内的不稳定因素，社会安定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更是多次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64。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却困难重重，但从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大环境来看还是有利的：一是因为党和政府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此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二是因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基本上形成了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改革共识；三是各种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和保障。由此看来，接下来就是探寻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并切实进行有效的实质改革了。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及路径

长期以来，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总是感觉信心不足，对改革的结果也存在不满，对改革的前景也不乐观。但是从前面的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当今中国不但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而且必须深入展开，换言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抓住有利时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更需抓住有利时机。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产生于国内外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源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动力。(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党和政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力量，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自始至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此基础上，同时在其他力量的推动下，才会取得成功。首先，市场经济的推动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领域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政治体制提出相适应的变革要求，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压力和动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的体制，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为之提供政治制度环境支持。民主政治的精髓在于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和规范公民的各种合法权利。经济改革的成果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巩固。其次，公民社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坚力量。公民是强大的政治力量。2011公民社会十大事件表明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其中乌坎事件彰显了基层治理的困境，也开启了官民对话协商化解冲突的先河；温州动车事件则意味着民众问责政府的权利觉醒；免费午餐则是民间社会设置公共议程的典范；PM2.5检测纳入国家标准说明公民开始用行动争取环境权，紧随其后的什邡市钼铜项目是公民争取环境权的又一成功范例。在启东市反对排污项目事件中，由于担心日本王子纸业集团准备在当地修建的排污设施会对当地民众生活产生影响，民众表示强烈抗议，最后，南通市人民政府决定，永远取消有关王子制纸排海工程项目，这一事件标志着民众的环境意识与权利意识在迅速提升。在厦门、大连、宁波市镇海区多次出现的反对PX项目事件，都逐渐显示出民众日益强大的政治博弈能力。通过一系列公民社会事件，民间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民间组织的种类日益增多，民间组织的独立性明显增强，而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力量。因为政治现代化的历程就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历程，这些公民社会事件改变了人民内心深处对政治、公共生活的冷漠、畏避的政治态度，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推动力。

再次，基层改革者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一大批勇于尝试的改革者对于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们是内蒙古自治区卓资县县长张楚、河北省无极县县委书记刘日、山西省原平县县委书记吕日周、山东省菏泽市市委书记陈光、四川省雅安市市委副书记张锦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亚平、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县委书记王晓桦、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陕西省神木县县委书记郭宝成等，他们分别结合自己的工作就现行的政治体制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意见，比如刘日通过调研，提出了《关于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修改建议》、《关于反腐败重奖和保护举报人的建议》、《关于如何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建议》、《关于请“新后备干部、新提拔干部”率先公示财产的建议》、《关于规范高管年薪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建议》、《关于解决我国分配不公问题的建议》等等，每一项建议，都涉及广大人民的利益，每一项建议，都没有回避严峻的现实问题和难题。这些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者，不仅为改革提供了经验，而且带动了一些地区的政治体制改革，营造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环境，使民众对政府充满了信心，对改革寄托着希望。最后，媒体的监督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各种媒体中网络反腐尤其值得一提。网络是一种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和知识载体。通过网络和运用网络进行反腐败，已构成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一种新形式。微博举报贪腐线索，引得无数网民围观，纪检部门介入调查，成为当下反腐风暴的明显特征。“表哥”、“房叔”、“房妹”、雷政富不雅视频截图等都是网络提供的反腐线索，特别是十八大之后，微博反腐更为密集，时时有人举报，不时有人落马。可以说，群众越来越把网络反腐作为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网络反腐也确实发挥了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的积极作用，增强了社会自治功能。网络反腐是一种民主政治，是众多网民都有平等权利参与政治的表现。(二)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党的十八大根据现有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和导致的社会矛盾，确定了以下七项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它们是：支持和保障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些内容充分说明了我党对现行政治调整存在的弊端的认识和深入改革的勇气和决心。习近平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恪守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更令人可喜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已经出台并开始征求各方面意见。此方案对中国现有的27个国务院组成部门要进行大幅合并，形成18个部。而大部制的改革同时要配合事业单位的改革一并进行。我们相信，中国新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不断深入并卓有成效。从政治体制改革历程及经验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由此看来，深度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之后的推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4]。中国共产党高层以及全国人大和人民政协构成了“顶层设计”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动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也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者是毋庸置疑的。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是中国现实政治语境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加强政府的法制建设，调动基层改革的积极性。现行政治体制中，“人走政息”现象较为普遍，诸多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往往是在某位地方领导或某届党政班子的倡导下进行，随着改革试点的地方官员被提升或调离后，原来的改革就被搁置甚至停止了，这说明政治体制改革缺乏规范和必要的制度供给。只有通过法制建设，改变政治体制改革过度依赖中央和地方基层领导者的品质和能力，把能人执政变为依法执政，使能人政府变成法治政府，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连续性和持久性，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现有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

其次，“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4]。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加速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分化和多元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产生了社会利益的冲突和广泛的政治参与的要求，从而对政治稳定和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迅速成长起来，他们迫切要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要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贫富差距、民生、社会公平和正义、社会和谐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从发展民主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的根本上着手，创新选举制度和选举程序，扩大和切实保障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再次，“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4]。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可以促进但不会自发导致社会的进步和政体的民主化进程。反之，一个良好的民主、法治政体是经济繁荣、社会公平、公正的决定因素。只有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才能巩固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正规的现代化转型。最后，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改革不仅是个理念问题，也是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社会阶层和利益团体，这些阶层和利益团体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利益结构，改革的成果应使大多数人获利，同时兼顾少数人的利益，使改革的成本可以承受，改革的风险可以控制。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自身的经济社会基础出发，考虑怎么做才是现实的、可行的，选择一条阻力较小的改革路径，通过实验的方式逐步展开，避免陷入危险。

综上所述，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政治体制改革困难重重，政治体制改革任重道远。但我们希望，我们也相信，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成功。【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德]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