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困境与出路

第一篇：关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最大奇迹，莫过于在短短30年时间里，使中国制造业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制造业。作为中国制造业的代表性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制造业做大做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30年过去，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优势逐渐丧失、政策支持逐渐弱化，国际竞争对手迅

速成长等一系列压力，产业前景越来越不明朗，尤其在当前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的背景下，我国传统的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举步艰难，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大规模企业破产、外资撤离、出口滑坡情况。

中国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困境

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初步统计，去年上半年，我国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这些企业绝大部分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和胶东半岛。在企业倒闭风潮中，实力相对雄厚的外资企业不但未能稳住阵脚，而且率先出逃，有的向中国周边成本更低的南亚、东南亚转移，有的回流至本国，有的干脆弃厂而去，逃之夭夭。眼下，国际资本以中国为重心的生产布局，正在出现调整，即不再将中国作为全球主要供应基地，在中国的生产能力尽管可能不会大规模撤离，但也只为满足本地市场需求。日本纺织企业正在探索一种是以泰国为经营总部，以缅甸为生产基地的新模式，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尽管投资回流本国的案例相对少数，但因其发生在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投资中，显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低成本地区向高成本地区的回流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动向。不仅如此，沉淀在国内制造业的民营产业资本，也有脱离制造业的倾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从商业模式、国家法律政策调整、国际经济结构变化三个层面探讨。

从微观层面看，相当一部分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商业模式有根本性缺陷。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与其特殊的加工贸易生产方式分不开，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在纺织、服装、鞋、箱包、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广泛采用，在信息技术产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等高技术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中，运用得也很普遍。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劳动力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中国制成品大量进入发达国家市场销售的主渠道。但成功并不能掩盖这种商业模式的根本缺陷、以及这种模式进行工业化的风险。

这种模式下发展起来的制造业，至少有三大天然缺陷：一是很难实行差异化竞争策略。实际上这是一种为他人代工的模式，从设计、研发、品牌、信息来源和销售渠道，基本上依赖国外供应商和进口商；二是代工者地位极其不稳定。由于代工基本是相对简单的劳动，易于替代，因此对工资成本、或由其他因素导致的加工成本上涨，反应十分敏感，很容易导致定单转移；三是利润微薄。由于缺乏对设计、营销等其他高利润活动的参与和掌控，利润全部来源于低端加工活动的收入。据有关部门测算，去年1~5月，我国企业平均出口利润为1.83%，而纺织、服装、轻工产品的平均出口利润为-0.22%、1.12%和1.66%。

从中观层面看，企业的困境部分源于近年来国内法律法规政策环境的调整产生的累积效应，这些调整包括：允许人民币对美元更大浮动空间，统一中外资企业税收待遇，降低出口退税，修改《劳动法》提高劳工待遇；对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性产品开发、使用及定价机制，实行更有力度的干预，为控制通货膨胀，实行偏紧的货币政策等。其中，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影响最大，因为来自低端的加工活动利润微薄，而人民币升值相当于进一步降低了利润。

从宏观角度看，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是问题关键。

始于2002年的本轮经济增长到2007年底，经历了长达5年多的上升期。2004~2007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近5%，这是自19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强劲的4年。2007年8月起，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浮出水面，其破坏性影响逐渐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全球主要经济体出现经济减速迹象，经济增长又回到3.5~4%的区间。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和市场力量，都不足以阻止经济从减速滑向衰退，中国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困境，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

表面上看，目前正在经历的不过是经济周期性变化，但此次周期变化与任何一次周期的变化不同，因其背后是经济运行模式和结构的变化。当前的全球金融震荡，标志着国际经济金融化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已使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世界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即贸易投资自由化向金融自由化深化的结果。

所谓的金融化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理解。狭义金融化是特指通过金融技术，将实体资产置换为金融资产的过程，次贷的证券化，就是地产金融化的一种形式。在金融技术不断创新的环境下，资产证券化并非只涉及针对资产本身的设计和市场运做，而是不断对其进行二次方、三次方设计。据有关统计，美国抵押债务与其相关的衍生金融产品的比例高达1:19。

从全球来看，金融衍生交易合约从2002年的100多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世界所有国家的gdp加在一起，不过5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交易额

竟达gdp总规模的10倍。金融衍生品的创造过程，就是信用和货币创造过程，它的诞生和发展，不但意味着由各国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的局面已成为过去，而且意味着金融资本将以过去从来不能想象的速度膨胀起来，从而深刻影响世界经济运行模式和格局。

广义的金融化则指世界主要经济体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过渡的进程，最典型特征就是近年美国经济增长几乎是建立在资产价格不断膨胀基础上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过度，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揭示了资本主义这一发展规律，但直到1980年代，这一过程都相当缓慢，1990年代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金融创新，加快了这一进程的步伐。1990年代以来，有着巨大低成本劳动要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使发达国家中低端制造业加速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并抑制了那些尚未转移的国内工业的工资成本上涨。另一方面，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廉价消费品，也抑制了发达国家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在毫无通胀压力、相反却可能出现通货紧缩的形势下，发达国家的金融货币政策，趋于朝着宽松的方向发展。较低的借贷成本激发了人们投资资产、尤是房地产的热情，导致资产以比实体经济快得多的速度膨胀起来，并很快形成价格攀升局面。同时，金融创新技术又有效地放大了这种虚假繁荣。这些年来，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高消费。正是建立在将不断升值的房产抵押基础上的。到2007年末，美国房地产市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72%，而此时美国人均债务已是人均收入的4.6倍。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1970年代，制造业在美国gdp中占1/4，金融业只占12%，到2003~2006年，制造业只占12%，金融业占20~21%。

在发达国家向资产价格依赖型社会转型过程中，金融自由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金融自由化是继贸易、投资自由化后，全球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趋势。自19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就开始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在金融自由化氛围中，金融创新和勇于冒险的精神使信贷快速增加。行业数据显示，2000~2004年，全球发行的信用工具的名义价值增长了11倍，从每年2500亿美元增至3万亿美元。信贷膨胀推高了资产价格，资产价格上涨使信贷增加更有理由，结果使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

此外，金融自由化，特别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相继参与到全球金融自由化大潮中，扩大了世界金融市场的规模，提高了世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极大地促进和方便了各国间资本的转移，成为推动发达国家向资产依赖型社会转型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数据显示，仅中国就持有2000多亿美国次级债，3700多亿美国企业债即“两房”债，两者占中国现今18000亿外汇储备的1/3左右。世界经济金融化趋势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

第一，左右制造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并获得极大成功。1980~200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以年均16.5%的速度增长,比同期世界贸易的增速(7.1%)高9.4个百分点,制成品出口比重从30%上升到90%以上，制造业出口占制造业产出的1/4。这种战略之所以长久实施并如此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基本上是共赢或多赢战略。在这个战略中，特别涉及拥有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及世界上最大进口市场的美国及亚洲各国。没有美国持续旺盛的消费需求，也许就不会有中国对美出口的高速增长，鉴于在多数贸易产品的生产网络中，中国处于终端环节，没有对美出口的高增长，一定程度上也就没有理由和办法维持中国从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进口的大幅增长，过去几年中，中国与美国及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不断深化。

美国转向资产价格依赖型社会的发展模式，更助长了美国消费狂热。据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观察，本世纪以来，美国消费占新增gdp的90%，这无疑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出口产业提供了更大空间。这种不断增强的联系，帮助成就了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亚洲区域经济圈的崛起，同时也成就了中国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地位。从美国来看，亦有好处：大量物美价廉的制成品进口，提高了低收入者福利，降低了通货膨胀预期，使经济进入无通胀增长轨道。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双赢模式，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都曾从这种经济模式中受益，尽管这种模式给贸易各方带来巨大不平衡，但对一些观察家和政治家而言，不平衡相当于资源从盈余国净流入赤字国，是日益一体化全球经济的一种自然而无害的结果。

但这种模式终究无法持续。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建立在其上的过度消费回归收入主导，消费增长将保持在可持续的规模和速度上，中国需要寻求一种更加平衡的发展战略，减少外部依赖。实际上早在次贷危机爆发前，中国已认识到以投资和出口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给中国经济带来国际收支不平衡，投资过热，资源环境压力过大等经济发展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革新图变的发展思路已开始推进。有国外学者对“科学发展观”的解读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意味着中国将放弃依赖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廉价制成品的发展模式。但一种发展模式的形成，有其特定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及以整合、优化内在条件为目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建设。也就是说，存在着巨大的惯性力量，使旧的发展模式继续。如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恶化，加大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推动力。

第二，改变中国制造业发展环境。

过度金融化导致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发展要求，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一种纯粹的逐利游戏，从而扰乱全球经济发展环境。从宏观和微观上看都潜藏着这种风险。

从宏观上看。首先，资产证券化过程可在不改变存款准备金率的前提下，提高货币乘数，导致生成许多复杂的资金流动，增加通胀的可能性。2002年以来国际贸易中以美元计价的产品价格，特别是工业初级原材料产品、能源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与美元流动性过剩导致美元贬值有直接关系。由于中国正处于世界加工厂的中心位置，对这些产品需求巨大，因而也比其他国家更多地承受了价格上涨压力。

其次，商品价格指数期货的发展，强化了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间的联系，增加了商品市场投机的诱因，使生产者面临更加不稳定的原材料市场。最近一个时期，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运行趋势，似乎受供需基本面的影响在变小，驱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与金融市场的关联更密切。从过去经验看，较低的利率减少了持有商品等无收益资产的机会成本，而通胀预期的强化，则增加了对实物资产的需求，加上美元疲软，所有这些都是导致价格上涨的因素。在一个流动性过剩的世界里，商品金融化是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扬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到目前为止，国际商品市场经历了现货交易、期货交易和商品指数期货交易的不断演化过程。商品指数期货实际上是一种金融衍生产品，自1986年世界首个商品指数期货由美国商品研究局和纽约期货交易所共同推出以来，商品指数期货发展极为迅速，几乎所有经济发达国家都推出了自己的商品价格指数期货，以投资商品指数期货的资金规模急速扩大。本论经济周期中，商品指数期货以其巨大的规模，引领了商品市场的火暴行情，成为金融市场中瞩目的明星。据美国马斯特资产管理公司资产部经理米切尔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的证词，2008年3月，投资美国商品指数期货的资金规模达2600亿美元，比2003年底的数字翻了一番，导致这些指数所覆盖的25种商品的平均价格上涨183%。

与期货市场上的传统投机者采用短期对冲的交易策略不同，这些投资指数期货的机构或个人奉行的是一种“买入并持有”的长期投资策略，因此，很多人不认为这是市场投机行为。但这些以养老金、大学赠与等大规模投资商品指数期货的基金与传统投机者一样，是为了谋取买卖价差收益，而不是为规避实物交易的风险。这些基金长期介入商品市场，不但稳步推高了商品市场整体水平，而且增强了商品市场与股市、债市等的互动，使全球投资者的风险取向成为商品价格的关键驱动力量，进一步放大了商品市场波动幅度，给生产者带来更大经营上的不确定性。

从微观上看，资产证券化的另一个作用是转移风险，但是，通过资产证券化转移风险的过程，同时也是扩散风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充其量只是分散了，但并没有铲除，同时衍生品市场发展带动的投资杠杆比率上升，使风险转移伴随着风险的扩大。较高的杠杆比率对资产价格的攀升起到更强劲的助升作用，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市场动荡风险。在全球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市场联系日益密切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更加动荡的资本和商品市场，从而既影响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计划，也影响在商品市场上的话语权。

另外，金融自由化导致宏观面上流动性过剩，却极度恶化了企业融资环境，使其面临极度紧缩的信贷市场。今天，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宏观调控当局，为了遏止通胀的发展趋势或对冲过剩的流动性、从而执行偏紧的货币政策时，都面临着微观流动性不足的局面。其实，这也是造成大批美国金融机构和中国中小企业倒闭的一个直接原因。

第三，改变资源配置国际经济金融化，对资源配置有极大的影响，其影响途径是多方面的（包括上面提到的通货膨胀），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汇率的变化来发挥这种影响力。美国金融化的过度发展，助长信用市场膨胀以及过度消费的倾向，刺激进口需求的不断上涨，扩大了贸易逆差的规模，成为美元贬值的助推力量。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迪认为，人民币价值低估，实际上是人为提高制造业等可交易商品领域的利润，降低了服务业等不可交易商品的利润。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汇兑风险越来越大，流入国际贸易商品领域的资源减少，甚至出现外流。在制造业内部，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降低了制造业的利润，这使那些原本微利的行业难以继续支撑，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导致资源流向回报率较高的部门和行业，包括某些高利润的服务业部门，以及中高端制造业。

现代金融服务业高速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它为自己找到了一种高盈利的发展模式。

与投资制造业相比，投资金融产品和金融产业的潜在高回报，正在极大地影响着人们投资制造业的热情。来自温州制造业的报告显示，这个有着34个产业集群，代表着我国制造业强劲出口竞争力的地区，前一段时期产业资本出现了加速脱离制造业的倾向，企业家更热衷于投资金融领域。温州企业家表现出的投资方向的变化，代表了当下中国很大一部分民营企业家、甚至包括国有控股企业的动向。国家审计署曾公布了包括对国际开发银行在内的5家金融机构2006年度资产负债审计结果，结果显示，国开行部分贷款资金存在被客户挪用问题。实际上就是客户将信贷资金挪用到股市、楼市等财富效应显著的领域。

政策启示和建议

一是适时把握出口节奏

从贸易、投资自由化到金融自由化，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198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国际经济环境中，贸易投资自由化趋势的强劲推进。最近几年金融自由化的趋势日益强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力。但过度的金融化，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极大地改变了实体经济运行的宏观环境，增加了国际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严重扭曲着资源的配置，继而损害了财富生产和创造过程。在此环境下，贸易保护主义并非中国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威胁，相反，中国物美价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资产依赖型社会经济增长新模式不可缺少的要素。在这种模式下，压低通胀是一个关键问题，否则这一模式不可能持续。而压低通胀的关键是进口大量廉价消费品，也就是说，美国资产依赖型社会的成功运行，直接依赖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的进口，这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一个表现和结果。美国的贸易保护是行不通的，特别是对中国产品的保护主义行不通，其奥秘不在于美国对自由贸易的承诺，而在于保护主义使美国资产价格依赖型社会难以维持，不符合美国通过金融资本扩张获取财富的目标。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阻挠中国出口的一切努力，相反，他们可能会更加关注和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中国施压，保护主义依然是美国向中国施压的一种有力武器。但这种武器瞄准的目标，并非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中国的金融产业。进入并掌控中国的金融产业，也就掌控了中国经济的制高点。从这个意义上看，应当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上，把握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的适度规模和节奏，避免落入圈套，在开放中失去主动。

二是继续做强制造业的关键是优化制造业的发展环境，当今世界经济，制造业是中国实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影响世界最重要的杠杆。但世界经济金融化的趋向，使中国工业化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而动荡，使中国继续走依靠初级制造业积累财富的路径，变得更为困难。因为，尽管中国的国家主导发展的模式依然可靠政府投资拉动需求，但在国内外市场更加一体化、特别是金融资本急剧膨胀的时代，金融资本对商品获得了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通过压低要素价格，取得制造业优势的方式很难维持。

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产业的不断开放和发展，金融产业的财富示范效应，将导致资源的重新分配，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将脱离制造业，这对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转型，会产生一定影响。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产业门槛，并不是有效的办法，提高出口退税这类救市措施，只能使更多资源继续配置在低效领域。关键是要让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促使产业资本的盈利能力回升到一定的平衡点。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较低的进入门槛和灵活的退出机制。破产倒闭意味着解放了一部分无效或低效的生产力，使资源将按照新的方式重新配置，也意味着释放了部分市场空间，增大了现有企业提高盈利水平的可能性。盈利水平的提高，能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为未来的市场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也将有效缓解我国出口导向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存在已久的民工荒，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这个角度看，缺乏周密设计的救市动作，可能并不利于中国制造业的健康发展。扶持政策的着眼点，更应当关注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建立宽松的创业环境，激励各种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实施结构性信贷政策，引导企业向创新技术类型转变。

三是大力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升级服务

总体看，加工贸易模式尽管有缺陷，在我国却依然有生命力，但在经济成熟地区，简单加工贸易的商业模式难以维持，更多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但企业升级，产品向高端发展，市场规模有限。在这些地区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可为企业转形提供巨大空间，并可为制造业带来更大的结构效益。

与加工制造相比，生产性服务业最显著的特点是延伸力强，其中很多环节可不断分解再延伸，它不仅帮助制造业延长价值链，而且也因此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服务业利润被人为压低的情况逐步得到纠正，目前我国正处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不论是制造业再生产的环节优化，还是制造业再生产的过程升级，都存在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建议深入研究推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支持政策，破除阻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约束和体制障碍，引导生产要素向该领域集中。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做大做强制造业。

四是抓住机遇，努力开发与外国品牌拥有者的深度合作机会

倡导、扶持国内制造业品牌建设，是绝对必要的，尤其在工业消费品方面，中国有巨大的机会和可能性，但在生活消费品方面，困难会比想象的多。直接接触发达国家大众消费者的热门品牌，涵盖社会文化、历史、心理、传统习俗、甚至语言等多种因素，外国品牌没有这种优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品品牌尤其如此。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借助外国品牌，大量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消费品的品牌建设和营销网络建设，需要侧重于与欧美发达国家零售商、批发商、进口商的深层次合作，而不是独立创建自己的品牌。掌控一个现有的成功国外品牌，实际上就是掌控了国外市场、掌控了国外消费者，比自己创建一个品牌的意义要大得多，这实际上也是西方跨国公司打开别国市场惯用的手法之一。

因此，建议在当前西方国家金融动荡，信用紧缩，企业资金链紧张的环境下，利用我国充足的外汇储备，通过主权投资基金等多种渠道，参股、并购那些具有品牌、或掌控营销渠道和网络的美欧零售商、批发商、经销商。对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只有掌控这些资源，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定单转移的发生，为出口开辟一条稳定的通途。

第二篇：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前景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前景

从纺织服装、皮具箱包、塑胶制品、玩具到家具，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纺织服装工业，堪称“衣被天下”。但福兮祸所伏，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功也为自己招来了众多的阻力：贸易保护主义，成本上升和由此而来的产业向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压力……全球性经济危机更令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遭遇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当此之时，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应该继续长远发展？他们该如何谋求生存与发展，实现战略突围？

国际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决定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关闭在中国的唯一直属工厂，这一调整已经开始波及其在华的众多代工商。关闭苏州工厂前，阿迪达斯在华的生产和采购业务分作两块，一部分通过苏州工厂将订单外包给代工厂实现，这部分订单主要用于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约占中国市场总需求的60％；另一部分则由阿迪达斯的国际采购部门（LO）完成，该部门的采购及供应覆盖其全球市场。而调整后，所有在华订单的发单权将全部被转移至其国际采购部门。此前，阿迪达斯全球CEO赫伯特•海纳就曾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制定的工资标准逐渐变得过高，阿迪达斯希望部分地撤出中国，转移至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

事实上，除了阿迪达斯，其竞争对手耐克2009年3月也关闭了位于中国的唯一一家鞋类生产工厂——江苏太仓工厂。同时，到2010年，耐克鞋越南生产的份额为37％，已超过了中国代工厂所占的34％的份额。不仅如此，其实涉及不少行业的跨国公司近年来都已开始调整全球布局，随着低成本优势的逐渐丧失，中国与“世界工厂”似乎渐行渐远。根据中投证券的分析，由于成本的上涨，纺织服装行业中有70%的企业利润率在4%以下，大多为中小企业。前不久，江浙一带更是传出中小出口企业因不堪负重而破产倒闭的消息。

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不可替代性，发展阶段性，存在广泛性等的特点，随着中国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危机等等阻力，原有的“中国制造”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正在丧失，类似阿迪达斯这样的外资制造业撤离的案例将越来越多，中国的代工产业亟需转型。关闭苏州工厂，将在华采购业务并入国际采购部门，表明阿迪达斯正对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作出判断和反应。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约是东南亚的两倍，同时，法国纺织品协会公布的研究表明：中国纺织品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为

188-300欧元，比全球纺织业工资最低的国家——80欧元左右的孟加拉国高出很多。因此，老挝、柬埔寨、越南这样的东南亚国家被阿迪达斯认为是更好的市场。但是因为那里尽管人

工成本较低，但工人效率、相应配套等比起国内要差等要素影响，东隆在缅甸开厂后目前仍在观望，是否进一步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部分企业被淘汰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新陈代谢的必然现象。贸易壁垒的确增多，汇率的升值，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再加上原材料的变化，会迫使企业升级换代，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这应该是对企业产生影响中的一个好的方面。

不过，“中国制造”的概念比较宽泛，其中部分对成本敏感、使用较多劳动力的低端产业转移的动力相对较大，而一些更多考虑整个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及产业配套能力等的，未必会出现迁徙的风潮。总体而言，“中国制造”还难言会因这些现象的出现而发生逆转。但无论外部环境，还是就其自身而言，这些中国代工产业都亟需尽早踏上转型之路中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如何，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是中国产业经营的主要形式。但我们现阶段还得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依据国情的要求，并且它是促进农村就业的重要途径，是扩大出口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它也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其等人救，不如先自救。首先，要善于调整经营策略。在困难的情况下，要发挥中小企业“船小好掉头”的特点，主动求变。第二，要善于调整发展思维。我国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主要依靠利用廉价劳动力和牺牲环境两种手段。但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对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这两种“优势”都在萎缩。中小企业必须充分认清形势，积极主动调整发展思维，把眼界放到调整产品结构、加快设备和产品升级换代、提高企业科技含量、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达到增强市场竞争力的目的。第三，要善于加强内部管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加强内部管理的立足点可放在堵塞管理漏洞、控制原材料价格、节约能源、降低消耗、积极利用新材料和新能源、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多币种结算，不断提高流动资金周转率，真正实现降本增效。第四，要善于寻求对外联合。中小企业必须抛弃等、靠、要的思想，主动地走到一起，联合起来。2.引进先进技术，提高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3.提高品牌意识，增强国际竞争力。4.实现高新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调发展。

对于国家来说，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发达国家把核心技术留在本国，而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看中的是劳动力成本低，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这一优势。这说明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集聚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内涵也在上升，很多技术与资本密集型出口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度高的环节都渗透了较高水平的技术，比如占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第一的机电产品就存在着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同时提供了大量就业，在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外资企业占本地总企业数一半以上，对提高就业水平、培养技术人才有积极的作用。

在寻求走出危机和发展之路时，中国需要确立大国思维方式。

真正的出路在于产业的区域转移，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加快向中西部转移。实际上，为促进这一战略性转移，国家应强化政府政策扶持，国家在财政和金融上都应给予优惠政策，让中西部地区在发展上重复当年沿海的情况，保住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优势，同时利用增长调整期，中国企业要扎实地练“内功”，创造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发展新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劳动密集与先进技术有机结合，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最佳模式；大力发展技术含量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是发展方向。为此，要大力发展围绕高科技产业终端环节或外部配套的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业，如IT业和新兴家电业。此外，还要鼓励发展为满足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市场需求而需采用人工作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个性化服装和用品，以及采用电脑设计的陶艺、雕刻、刺绣等工艺品的生产。

在寻求走出危机和发展之路时，就整体而言，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坚持切入价值链中高增值环节与持续占据价值链低增值环节并举的方针。“重塑中国品牌”！——数年以来，产业升级的呼声已经非常高涨而占据了压倒性优势，中国企业必须努力占据国际分工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已成普遍共识，但仍然要强调不能完全放弃所谓的低端环节，仍然需要继续占据相当一部分所谓的低增值环节。

有鉴于此，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做好危机旷日持久的准备。

支持产业结构调整转移和升级缓解“用工荒”生命周期优势符合中国静态比较优势属低层次的产业经营形式将面临劳动力供给瓶颈

第三篇：大学生就业：困境与出路

大学生就业：困境与出路

最近，据中国媒体援引人力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统计数据，二零一零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630万人，比去年的611万多19万人，加上往届未能就业的，需要就业的毕业生数量很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严峻在哪里？随着九十年代末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政策推行以来，大学生人数的增幅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人才增长，大学生就业不难才是怪事，“毕业即失业”成为中国大学生的普遍现象。尽管如此，中国教育部决定继续扩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努力培养更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表面上看，研究生扩招能提高大学生学历层次，可以缓解就业难。但是，如果不清理高等教育积弊，扩招研究生来应对就业难将是饮鸩止渴，使就业矛盾更加突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由于大学毕业生多，市场需求少，要获得一个好的工作位置，就只有依靠社会关系，尤其是在报考和录用公务员方面。通俗地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父母在社会上是有权有势有钱的，子女肯定能获得一个好的工作位置。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妻儿等直系亲属到本单位工作，但是中央政府不能禁止朋友安排我的子女，我安排朋友的子女这样的友情交换。

现代版“上山下乡”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胡主席和温总理曾多次勉励大学生要心系国家，努力学习，甘于奉献，号召大学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和中小企业去。而一些学者认为，要求大学生到城乡边远地区工作做起来是相当困难的。

"不光是大学生可能不愿意去，即使去了，“大学生村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最重要的是农村的基层政权现在都是人满为患，其中也有不少大专学历的人，并不需要多少新大学生。即便有大学生被安排到那里去，当地的官员也会觉得僧多粥少而加以抵制。

户籍松动

大学生就业难推动了中国户籍政策进一步松动，国务院办公厅在去年二月发布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取消对专科以上毕业生落户中小城市的限制，这也意味着希望在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等地落户的外地籍高校毕业生仍要面临户籍问题。

有学者认为，取消户籍限制虽然有助于毕业生在省城和地级市就业，也对毕业生在民营私企单位就业有帮助，但帮助不大。

自主创业之难

去年新上任的教育部长袁贵仁曾强调加强创业教育，优化政策环境。毕业生自主创业可以接受有补贴的创业培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还可以申请小额担保贷款。

但是当前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现状是参与者少、旁观者多；从事的多是规模小的个体经营的行业，成功率低。而且，自主创业只适合少数人，具有创业素质和条件的人毕竟很少。依靠创业只能缓解就业难，要根本解决就业难问题基本上是天方夜谭。

现在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没有就业的大学生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如果就业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可能会引起社会不和谐、不稳定。

名列

（资料出处：http://《联合：随着金融危机仍然不断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在经济高速发展和高校扩招的今天,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试图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并从社会、学校、大学生

自身的角度出发提出解除困境的方法。早报网》）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教育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女士进行了独家专访。

大学生为什么就业难

关键词：结构性过剩、扩招、就业率

中国青年报：最近我们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专门把您说过的一段话引用出来，作为一条新闻。该报刊登的您的原话是：“现在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原因怪扩招，我觉得没有太多道理。现在大学生太多，这叫结构性过剩——大家都想在大城市当公务员，有多少岗位呢？有很多地方需要他们去，他们不去。当然，不去也不能怪大学生，你为什么不增加紧缺人才岗位的吸引力呢？文革前，越到西部，工资越高，比如，新疆可以拿80块钱，我们在北京只能拿46块多，现在反过来了，那谁愿意到西部去啊？”该报指出，您的观点是：就业率低不能全指责学校和教育部门，政府整体应该分析和反思。您是在什么背景和情形下谈及这个问题的？您认为大学生“就业难”难在何处？

吴启迪：我也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这个问题的。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扩招，问我怎么看。我的意思是，确实不要随便地把“扩招”和“就业难”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当然从数字上看可能是这样，因为现在大学生多了，毕业以后找工作的人也就多了，肯定会影响就业。这好像很直观，但其实这两者的关系很复杂，要作为一个系统来看。

为什么中国需要更多的大学生？假如中国现在毛入学率在23%的话，这并不算高，韩国是百分之七八十的毛入学率。当然也不是说越高越好，但至少23%是不高的。我一直说，文革造成了一个窟窿，那个窟窿要补，总有一天要把它补起来。因为10年不招生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好解释。我们作为一个要想发展的国家，如果要提高国民素质，要想搞创新型国家，大学生的数量要多，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时候就说大学生已经太多了，他们找不到工作了，我觉得不符合逻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其实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有些地方岗位没多少，但是大家都想去，有的地方很需要人才，但大家又不愿意去。这个问题能怪年轻人吗？我觉得不能怪他们。他们想的很多问题都很现实，不光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还考虑到将来，比如将来家庭怎么样啦，孩子上学怎么样啦。我觉得大家考虑这类问题很自然，不能总说他们不够有理想、抱负不够高什么的。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怎么把人吸引到需要人的地方去，这个责任是政府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性的问题，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用什么样的政策。而且也要防止跷跷板，不要按了这个，翘了那个。我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但是二元结构的解决，又跟人才很有关系，解决得好，就良性循环，解决得不好，就恶性循环。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政府应该说是很有力量的，只要真把它当做一件事情去做。我们国家有很多研究机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题目，好好去研究。我不认为这个事情想不清楚。

中国青年报：您所说的文革前的这种情况，到西部去工资会更高一些，这是因为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工资是由国家统一调配的。现在已经没办法执行了。

吴启迪：我们公务员的工资本来就是国家定的。为什么没办法？有好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它们也有这种情况。像日本、澳大利亚，都有这样的例子。这些政府做得成，我们政府会做不成？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政府。

中国青年报：但在边远地区提供的就业岗位并不一定是政府职位。吴启迪：当然有部分不是，但很多是。我觉得政府先做了，就会有影响力。中国青年报：它会有一种政策影响力。

吴启迪：当然啦。上次我举了法官和检察官的例子。他们和律师不一样，律师的收入很高，自己去做案子就可以了。法官、检察官是公务员，在艰苦的地方，非常稀缺。

中国青年报：据我们所知，在我国一些边远地区的基层法院、检察院，能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寥寥无几。

吴启迪：现在有政策让我们法学院学生三年级就考司法考试，以为他们考完了就可以去西部地区当法官、检察官。我说这没有抓对啊。那些学生考过了之后，为什么一定要去西部呀？他一样可以不去。

中国青年报：他在大城市做律师，赚的更多。

吴启迪：没错呀，怎么会制定这样的政策呢？政策应该制定在用人的那一头。但是用人的那一头，教育部门只有建议权。

中国青年报：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问题，谁负有最直接的责任？

吴启迪：现在一说起责任，动不动就说“问责”，你们媒体很喜欢用。说实话，很多东西连权限都没明确，怎么个问责法？所以我更倾向于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先说责任在哪里，“问责”反而弄得大家都很紧张，认为责任不是我的，就往外面推。

我觉得你们中国青年报提出这个问题来，本身就很有意义，共青团这些年为大学生就业做了很多事情。我一直说，光找教育部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其实，教育部被骂骂也没什么，但骂解决不了问题，没解决问题才是最麻烦的。

中国青年报：考虑到就业难的事实，您觉得扩招的政策是继续还是变化？

吴启迪：扩招这件事，从2005年开始，政府已经人为地把它压低了。其实人口自然的增长率也在减少。因为现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减少。适龄学生最多的一年是2008年，到2009年已经朝下走了，2010年就更少了。

中国青年报：您曾说大学生就业率不该完全推到校长头上？

吴启迪：学校不是一点责任没有。就业的事情当然跟教学质量有关，和专业设置有关。像这种问题，学校应该关注，应该敏感，应该跟踪。但高校目前出现了一些情况，为了提高一次就业率的数字，毕业论文、毕业设计都不好好做。这种状况从长远看很糟糕，会使我们大学生的质量真正降低。许多大学最后一年就荒废了，或至少荒废半年。

你若问一个外国大学的校长，他不知道他学生的就业率，他真的不知道，因为国外没这个概念，而一次就业率则更没

有道理了。国外是后来才调查，有些人过了一年以后再就业可以吧？而我们现在就片面地追求一次就业率。这其中难免会有虚假成分。教育方面很多事情不要搞得太刚性，太刚性了，一件好的事情也会搞歪了。教育部原副部长：大学生就业难与城

乡二元结构有关(2)2009年12月21日 09:15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大 中 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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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亟待国际认证

关键词：教育认证、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

吴启迪：另外我还想提一点，就是就业难跟教育质量问题是有关系的。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外国人，经常说我们的工科学生很多，但是质量比较差。这种话他们讲得很多。我觉得他们这种讲法，是吃牢我们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参与到国际认证当中去，如工程教育认证、医科教育认证、法学教育认证等。

中国青年报：加入国际性的教育认证组织，是由政府出面谈的吗？ 吴启迪：这必须由非政府组织来做。中国青年报：我国有这样的机构吗？

吴启迪：目前还没有。我们只好通过各种渠道，比如在教育部成立一个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来干这件事。这件事我呼吁了5年。

中国青年报：如果我们获得了认证，那意味着什么呢？

吴启迪：意味着人家将会承认你的教学质量。我们有些好的学校水平是足够了，像清华、交大这些工科院校，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外就是以此为借口，说我们不行。这实际上影响了我们的学生在国际人才市场的就业，因为现在进入外国公司，就是进入了国际人才市场。

其实我问过很多美国著名的大公司，即那些用了我们国家毕业生的大公司，当然他们找的都是好学校。我问他们老板，你觉得我们的学生怎么样？比你们国家毕业的学生差吗？他们说，一点儿都不差。我也问中国学生，你在公司里觉得自卑吗？觉得比外国学生差吗？他们说，绝对没有啊。

中国青年报：他们是不是已经接受过西方的教育了？

吴启迪：没有，就是国内学校毕业后去工作的。当然我们有一些新的大学，水平还有待提高，如果我们搞了国际认证的话，大家就知道朝什么目标去努力，就能把这件事越做越好。

专业为什么忽冷忽热

关键词：结构性失业、人才预测

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08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专业大类是工学和管理学，最差的是法学和哲学，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冷热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您认为，学校专业的设置应该以什么为导向？

吴启迪：很多人老喜欢说的一个词叫专业对口，学什么干什么，所以才会出现一会儿这个专业很热，一会儿那个专业很冷，就业也成问题了。我倾向于大学生本科阶段主要还是能力培养。只要用人单位有眼力，就能选择一些好的毕业生，不见得是学这个专业的人。所以教育部在学校专业定位上已经拓宽了，本科阶段应该比较宽。比如物理，有物理专业就行了，不一定要分原子物理、固体物理等。但现在恰恰有一些行业部门跑过来说，我们太缺核物理的人才，说赶快办这个专业。这种指导思想不对。因为假如核物理这边真的需要人了，学物理的学生在最后一年可以加点这方面的内容，去适应那边的工作。这是以事先有意向为前提的。如果事先没有意向，学生毕业后在单位里培训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因为他基础知识都有了。我觉得应该用这种方法来考虑本科教育，不然就变成职业教育了。所以你看美国的名牌大学，哪有那么多窄得不得了的专业？而我们在教改的过程当中，改来改去，越改越窄。

另一方面，关于哪个行业需要多少人才的预测，也需要做。这个教育部门一家做不了，决定一个专业招多少生，目前是发改委和教育部共同决定的。人才的预测需要一个很有水平的研究机构，它能够预测几年后各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些专业叫长线专业，有些叫短线专业。当然，也有民意测验。比如，美国每年都评选“美国学生最喜欢的专业”，每年调查一次，然后从统计数据里分析趋势。在国外，这个方面是非政府组织做得多一点，我们现在是劳动人事部门来做。这种人才预测对学校有指导作用。

“啃老族”、“蚁族”与钟表匠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高薪、职业技术教育

中国青年报：大学生就业难导致“啃老族”的出现，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吴启迪：这个跟时代有关，也就是价值观。这是一个物质相对优越的时代，老一代舍不得孩子在外面吃苦，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在家呆着吧。而前面那一代，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要奋斗，要改变贫困的状况，大家都很艰苦。到了这一代，已经不需要吃苦了。我觉得这种状况是青年工作应该考虑的事。怎么使年轻人感受到“啃老”的优点和缺点。比较下来，他可能觉得“啃老”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单是我们国家，别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中国青年报：现在还有一类人，叫做“蚁族”，就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在大城市的郊外租很便宜的房子，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就上上网，吃得也很简单。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吴启迪：这跟我们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的关系还是蛮大的。包括我们的地区差异也比较大。这些学生从农村或者小城市来到北京、上海以后，就希望留下，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状态。这还是个社会形态的问题，要重视。

改变这个现象，就得让其他一些地方的一些职位有吸引力。比如说西部地区的一个中小学校长，你给他高薪，而且不仅是待遇高，你还考虑到他成家、生儿育女等全方位的问题，甚至给他10年以后回到大城市的机会。吸引力要达到这个程度，使最好的学生都愿意过去。他到了那儿就是一个校长，如果一个校长是很优秀的人，他不能容忍底下的人很差。这样的话，团队就带起来了。包括卫生院的院长、法院的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等。最优秀的人就给他最好的待遇，这种做法在有些国家就有。

中国青年报：您非常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就全国平均而言，中职就业率连续4年超95%，大大超过本科生就业率。但是高就业率并没有大幅度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声望，您觉得原因何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吴启迪：这个我们一起来分析分析。中职就业率有百分之八九十，跟大学生就业率差别这么大的原因，我认为，主要还是人的期望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们要求不是那么高的，给1000块钱觉得足够了，很好了，所以比较容易就业。但是到了大学毕业就不一样了，最好有三四千，但是这样的工作不好找，最后无奈了，1000块钱也行了。所以我觉得不要把这两种就业率数据放在一起比较，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还比较差，也就造成了它不是特别吸引人。这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这些人和大学毕业的人差别是很小的。

中国青年报：是不是我们观念上也有一些问题？

吴启迪：当然有问题。大家都希望小孩能上本科，甚至研究生，这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干部子女，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可见职业教育并不吸引人。所以对此要下大的功夫。还有一个，跟时代有关，发达国家职业学校毕业出来后待遇非常高。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就是他没觉得开个出租汽车有什么不好，大学毕业生去开也没什么不好。瑞士的钟表匠，他的收入可能比大学教授还高。那你说家长为什么还要送不大爱读书的孩子去受苦，读这么多年的书？所以，这个跟社会形态有关系。

教育部原副部长：大学生就业难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3)2009年12月21日 09:15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大 中 小】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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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到时候会主动找过来” 关键词：教授治学、创新型人才、诺贝尔奖

中国青年报：您担任过同济大学校长，现在大学功能日益复杂，您如何看待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的问题？

吴启迪：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教授治学”，我看，能够做到教授治学也不错。因为学校主要是学嘛。学校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他们应该参与决策。

中国青年报：现在有些知名的教授愿意去做一些行政的事，因为听说项目和科研经费都在系主任手上。

吴启迪：当然这些人也是业务骨干，所以他们的发言权大一点是可能的。当然，你讲的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一个弊病。在科研经费方面，有行政职务的比没有行政职务的要多。这种局面其实是资源不足造成的。假如资源充足，可能就会给教授更多的自由度。世界上一些著名大学的情况就不一样，系主任大家都不想当，都推来推去，因为资源比较充裕，而且平均。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表现。

中国青年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创新型人才，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王义遒说，我们现在也许并不需要太多钱学森这样特别杰出的人才。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主要是农民，包括农民工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把经济推上去的，所以现在不需要创新型人才。也有人批评说不应当用过去精英时代的价值观来培养大众化时代的人才，您对此怎么看？

吴启迪：创新型人才我们是需要的，但是也确实不可能用培养天才的方式来对待整个高等教育，因为现在高等教育已经走到大众化阶段。我们的质量观会有变化，跟精英型的高等教育相比，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不可能把每个大学生培养成尖子，因为现在上大学毕竟成了一件大众化的事情。

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有一批拔尖人才的，但这些人才确实不应该也不可能数量很大。怎样培养这种人才，现在讨论得很多，我觉得光靠学校可能是不行的，尤其光靠大学是不行的。我现在很担心我们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阶段，小孩那么小，就给他们加了那么重的负担，一天到晚为了考试而读书。我想，高中三年里面，最后一年肯定是不学新知识了。这是干嘛呀？一天到晚在对付那些题目。现在很多大学新生已经被“磨练”得对科学没有兴趣了，他来念这个专业，基本上是家长或老师的意思。我们面对这样的学生，有的时候真得重新开始，来提起他们的兴趣。所以，今天的高等教育在效率上是降低了很多。

关于诺贝尔奖，我觉得别老提，诺贝尔奖不是所有领域都有的，所以拿这个衡量有点不公平。在国际上的很多排行榜里，我们中国的大学不是老排得比较后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诺贝尔奖。但是，我觉得要是加上这么一条，我们中国的大学就不会排得那么后了，那就是：假如提到大学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的作用，我觉得，我们不会太差。我们大学搞出来的研究成果，包括我们的人才，建设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这些都是世界一流水平的。包括人才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在这些方面，没有国家比我们更活跃。再比方说石油勘探，人家就得靠我们的技术。甚至包括地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已经是世界一流了，我们一点都不要有自卑感。

我现在感觉到中国人是丧失了自信心，一天到晚说我们不如人家，一天到晚说我们没得诺贝尔奖。我说，只要我们国家强盛到一定程度，诺贝尔奖自然就来了。甚至包括文学奖、经济学奖、和平奖等，都可能主动找上门。

“大学校长腐败是一种悲哀”

关键词：理想主义、工程腐败、学术腐败

中国青年报：您在谈到女大学生“傍大款”时，说大学要有点理想主义，说并不认为中外的教育差距非常大，倒是社会差距比较大。从您任大学校长和教育部副部长的经历来看，怎么解决大学理想主义欠缺的问题？

吴启迪：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说得大一点的话，是整个中国的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在诚信、信仰、道德素养方面，是有缺失的。但我感觉，这也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

比如一些老板开始的时候拼命赚钱，一旦好到某种程度，他就想回馈社会。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慢慢变化的。生活水平高到一定程度以后，理想主义就会产生。年轻人就会感到，成天吃吃喝喝没什么意思，还得做点什么事。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会与时俱进，我们也不可以太着急。

但是从局部来讲，从教育部门来讲，也应该搞点活动来鼓励同学们的这种理想主义。我跟美国一些大学的校长接触，我觉得他们很理想主义。上次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在北大演讲，一上来就说，他们学校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非常优秀的公民。我一直觉得，不要认为“公民”是个很简单的词，它说明一个人要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这些我们的学校还是可以做的。

其实任何人回想起来，大学这段经历都是非常美好的，是激动人心的，想起来都会很怀念，那为什么不让这段时光变得更美好呢？所以，我觉得大学里面应该创造一种校园文化，来构建理想主义的东西。有人说，你这个说法不太现实，社会太现实。我说那不要紧，你就在自己周围营造一点，也是好的。有些人说，把大学生搞得理想主义，到了社会上不能适应。我想不会的，他照样能适应。但是至少他有个崇高的起点，他要做个崇高的人。我觉得这很重要。

中国青年报：最近，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大学不再是净土。您怎么看大学里的腐败现象？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杜绝？

吴启迪：大学里出现这种事情，是一种悲哀，是很丢人的。有好多腐败现象出现在基本建设方面，因为经费数量很大，社会关系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陷阱、圈套，道德上、素养上稍微欠缺的人，就容易陷进去。对此当然要严打，有多少抓多少，我们不能让这些人毁了大学的名声。

中国青年报：除了经济腐败，学术腐败也在大学盛行，本报就曾报道过多起发生在知名大学的剽窃、抄袭等学术腐败事件。您认为滋生学术腐败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消除这一丑恶现象？

吴启迪：这个我们一直在说，现在整个学术界太浮躁，太急功近利。在大学里出现这样的事情，是违反教育规律的，给学生造成很坏的影响。我们一定要严肃对待这些事。

中国青年报：教育部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吗？

吴启迪：已经有了，最近搞了几个文件。包括科学院、工程院，也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也会出台文件。我觉得这还是个道德教育的问题。而且我说不要老提诺贝尔奖的事，越提

越浮躁。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你不提，反而自然而然出来了。关键是怎么培育创新的健康的土壤。

第四篇：会计职业道德困境与出路

会计职业道德困境与出路

一、虚假审计问题突出

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竞争程度日益激烈,审计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公司账目问题也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当一些会计师事务所面对一些客户不合理要求时,无法抵挡巨大的利益诱惑,放弃了自己应该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要求。这种与被审计单位合谋进行账目造假,提供虚假审计报告的行为日益突出,严重误导了使用审计信息的人员。

二、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对策建议(一)深入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深入开展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基础。一是要把《会计职业道德》作为专业必修课。专业教师在授课时,应着重对学生进行会计职业道德观念的熏染,以使学生在工作以后,在会计工作岗位上能自觉依照会计职业道德行事,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和品行。二是要加大对会计工作人员的再教育力度。对会计工作人员进行再教育时,要着重于对最新财经动态、会计法规的传达,以便于会计工作人员及时纠正工作中存在的误区。同时,会计工作人员也应该自觉的根据工作的实际情况,主动学习相关的会计法规和财经知识,养成良好的自我学习习惯。三是要加强法制教育。对会计工作人员加大相关的法律宣传,促进其法制意识不断增强,不仅有利于他们清晰明白违法行为的界限,还有利于他们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勇气。四是要发挥先进典型与集体感染作用。各级领导不仅要在会计工作中以身示范,还要在日常会计工作中挖掘典型,树立典范。通过对先进典型的宣传和弘扬来影响广大会计工作人员。在宣扬先进典型的同时,要鼓励会计工作人员互相学习、互相激励,两者互相结合,相互促进,更有利于会计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素质的提升。五是要促进教学方法多样化。教师在课程教学中,应运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教师应该结合会计工作的实际情况,灵活的开展课程活动,例如先进典型报告、正反事迹对比展示等,这样不仅可以吸引受众的兴趣还可以使其熟练掌握会计职业道德的理论知识。通过对先进模范典型的宣传和学习,进一步增强会计工作人员对会计工作的认同感,提升会计工作人员的道德素养,在社会上形成支持会计工作,为会计职业道德的建设营造社会氛围。(二)健全会计监管体制机制

健全会计监管体制机制,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保证。要不断强化财政、税务、工商等机关对会计工作的监管力度,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会计工作清查行动,对于违反会计相关规定的人员应加大惩处力度,切实提高其违规违法成本。建立企业内部会计监管机构,使其直属董事会,增强会计监督的针对性、独立性、实效性。构建统一的信息集成系统,在依法检查的过程中,对于查处的违纪行为,不仅可以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罚手段,还可以将这种信息共享,使其他相应部门配合监督,对会计违规企业做出相应处罚,比如吊销营业执照、禁止贷款等,形成会计监管合力,提高监管实效。(三)推进会计制度改革创新

推进会计制度改革创新,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关键。要加快完善会计委派制度,逐步探索会计独立于企业制度,加大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对企业委派会计制度,改变会计隶属企业的旧模式,切实增强会计工作者的独立性,促使其有效监督企业经济行为,并提供客观真实的会计信息。加快探索会计公司化,制定更加完善的会计法律法规,规范企业与会计公司之间的合同,为第三方会计公司正常运转提供法律保障,实施企业依据自身需要选择会计公司模式。针对职业道德缺失的会计工作者,要加大对其所属会计公司的惩处力度,严重者可以对其营业执照进行吊销,形成多方合力来约束会计工作者的行为。要更加侧重于会计制度的完善和修正,要把会计工作者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最大限度消除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在制度的科学性、公平性、适应性方面下足功夫。要不断丰富和补充会计制度内容,着力强化会计日常管理,从源头上把虚假会计信息扼杀在萌芽时期。要进一步细化会计规章制度,严格规范会计业务流程,探索建立会计工作24小时监督机制,真正消除会计以权谋私的可能性。(四)提升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

提升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是切实提升会计职业道德的重点。要强化企业领导对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培训的重视,把提升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积极举办相关培训班,提高培训频次,促进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增强。发挥好政工部门的引导作用,组织政工人员深入会计工作一线,了解会计工作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帮助其解决相关问题。增强对会计工作者的人文关怀,妥善解决好其生活和思想中遇到的困难,拓展会计工作者的升职空间,促进其对企业的归属感不断增强。把会计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养培训与企业文化融合在一起,通过企业文化的渗透作用加深会计人员对思想道德素养的认识,从而使之内化为自觉行动。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关乎会计从业者就业前途,关乎企业对外形象,关乎会计业改革创新。大力强化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对于提高会计工作者就业竞争力、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实现会计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只有把提升会计工作者职业道德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狠抓会计法律法规的落实,强化职业道德教育、监管体制机制创新、制度改革、从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提升等方面的工作,才能净化会计从业环境,真真正正提升会计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第五篇：浅析中国民营美术馆生存困境与出路

浅析中国民营美术馆生存困境与出路

3.中国民营美术馆生存危机产生的原因 3.1.资金匮乏单一，需政府支持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民营美术馆其资金的来源均是在初创时期，单一的由企业的独自承担，这一部对于民营美术馆的长远发展肯定会带来负面影响。

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大量民营美术馆不得不通过对外出租场地的房式以维持日常的开支，更有不少美术馆，例如：上河美术馆便是因为资金问题，而不得不关闭的，根本原因是国内这些民营美术馆不可以像国外的美术馆一样，依靠基金生存。

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表示：其实无论是国内抑或是国外的基金，对于跟国内民营美术馆进行合作均有着浓郁的兴趣。曾经有一个国外动物保护基金便对其所在的今日美术馆产生了兴趣，然后基金跟国内民营美术馆难以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我国当前相关政策的不足。

美术馆其实是一个虚拟的精神世界，并非一种对人的生存产生即时效应的机构。民营美术馆的存在，其实质正发挥构建新文化与新艺术的创新机制的功能。然而，当前实际是民营美术馆并没有得到政府的相关支持政策与措施，其生存正面临关重重危机。

3.2.学术研究不够，需树立学术品牌

民营美术馆于国内发展时间较晚，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大多数的民营美术馆的综合竞争能力均要比国营美术馆弱。同时，由于受到生存压力的影响，民营美术馆往往忙碌于承办各种各样的展览，发展长期停留于展览馆的性质层面上，而忽略了学术研究。

目前，部分营销较为不错的民营美术馆，其前台均是相当的光鲜，然而后台却是严重的人才匮乏，常常出现展览水平偏低的现象，因而民营美术馆必须要加强学术的研究与策划，逐渐树立学术品牌。

美术馆研究策划的特点，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对馆藏品的研究和策划以及对整一个当代美术的研究和策划。美术馆作为国内美术文化的风向标，有着诱发创意与思考的动力。民营美术馆应该充分看到这特点，积极策划各种具有创新主题以及文化气息的展览项目。

3.3.缺乏人才资源，需加强管理，培养专业人才

目前，我国民营美术馆的生存与发展正面临重重压力,这些也民营美术馆专业人才匮乏、自身经营经验不足、体系不健全有着重要的关系。

现时我国，大部分的民营美术馆于自身学术定位、基金会制度的构建、策展人员设置以及美术馆管理各个领域上均出现专业性不足的情况。从人员角度看，现时国内民营美术馆运营管理者与投资者两者的权利与义务存在着分工不明的情况。简单来说,美术馆的自身运营不管是在体制上抑或是在人员管理上，均存在着大量的模糊地帶，还需要进一步向着专业性、规范化方向迈进。以喜马拉雅美术馆为例,由于其自身运营团队的专业性上的不足,致使美术馆定位出现严重偏差,最终陷入了以教育培训为重点的主次不分的情况。

人员的专业性不足，往往容易导致美术馆在经营定位上面模糊不清，喧宾夺主,同时还会对美术馆自身的日常管理带来不少问题。当前，国内美术馆于内部管理以及建设上面，大部分尚处于初期摸索。每家民营美术馆其内部构架均具有自身的特色，均是不一样的。例如，不少美术馆现在尚未有设置研究部门，更没有收藏部门等。可以说，出现这些不足的美术馆足不完整的。除了这部分明显的部门不足外,同时，不少民营美术馆于职权分丁上也是十分的不清楚。现时，大部分的民营美术馆其运营过程中，均是投资人的自主人格管理，并未有一形成基金会，更没有法人体制下的执行馆长负责制；同时，关于策展人、学术以及收藏的研究的分工，也是没有的。这样自主的人格管理往往只包括了资金的使用以及拨款、展览与收藏却往往难逃投资人的亲主参加,这就难免会出现投资人以自身所习惯的企业家的管理模式来对美术管进行运营，对于美术馆内部循环性发展容易产生负面的影响。

3.4.学术形象不明确，公信力不足，需加强教育功能

现时，不少民营美术馆出现社会捐助匮乏、造血困难等等一系列的经营困境，而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除了是国内现时的社会氛围、国家政策不足、传统经营理念的影响外，同时也跟美术馆自已的形象、公信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体而言，便是现时国内大多数的民营美术馆学术形象不明确，尚未建立起公众的公信力，难以获得社会的信任与支持，而导致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是因为大量的民营美术馆的自身学术团队的不完整、学术形象不明确所导致的。

首先，学术团队的完整度确实，指的是民营美术馆没有一个专业的学术团队对其学术权威实施构建，让不少民营美术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影响力。笔者在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以及实地学习后发现，现时大部分的民营美术馆均处于精兵简政阶段，美术馆中大多数的工作均由馆长自己承担，并未根据专业标准，对学术团队进行组建。现时，真真正正是根据美术馆的功能结构对学术团队进行组建的民营美术馆并不多。例如：今日美术馆等，其学习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尝试运用了国外基金会常用的馆长负责制以及策展人制度相结合的模式，馆内设有学术、策展以及行政部门，已经用有了研究、展览以及典藏的主要功能，同时还对这部分展览以及典藏实行了谨慎的筛选。与之相比，现时国内大多数的民营美术馆常设人员仅有3-5个，策展与学术团队相当单薄，在策展与收藏上均没有一个长远的方向性规划。同时，如此单薄的团队往往致使整一个美术馆对馆长的依赖过量。在日常运营过程中，不但邀请外部策展人、抑或是向企业筹款或者是购入藏品，所有的任务均落在馆长身上，靠的都是馆长自身的人脉、能力以及专业判断，这便给美术馆的长远发展带来影响与限制。

同时，体制外的管理模式容易致使专业人才流动性偏大，对团队建设产生影响。致使在不少人眼里，民营美术馆是没有公信力的，只是一支尚没有形成气候的“杂牌军”。跟国营美术馆相比较，其学术团队的构建、学术形象与权威树立、教育功能的实现依然还有一段距离。

3.5.照搬西方管理经营模式，需考虑中国国情 在民营美术馆面临着种种压力之时，大众往往将发展出路放在了西方管理模式的学习上。同时，更有不少美术馆馆长以及管理人员盲目地对西方管理经验模式进行直接的复制，而忽略了中国的国情以及实际情况。

收藏家、新疆广汇美术馆馆长包铭山认为：现时，直接复制西方的管理模式，在国内民营美术馆中进行运营往往难度较大。首先问题是，西方社会私营美术馆，均是在一个基金之下，例如：摩根、洛克菲勒以及杜邦等，这部分家族均没有像中国一样的思维模式，希望以代代相传。西方人往往喜欢将日常经营管理交至职业经理人手上，而这一种特点是：职业经理人往往是负责帮家族对美术馆进行运营与盈利的，出资方家族成立基金，这部分钱在到达基金会过后，部分是拨至支持教育事业的，而部分则是拨至对文化事业的支持。正是由于，西方美术馆拥有家族基金作为后盾，所以，其运营与盈利的这部分人并自己并没有进行艺术投资与美术馆。同时，西方还有遗产税这一个税种，企业成立基金会能够有效地规避遗产税等的问题。而反对国内，我国现时尚未遗产税，更无从说规避，因而，尽管企业有钱，也不一定会选择拨出来部分资金至成立基金。同时，我国也有自己的实情，中国文化的传统特色让大多数人喜欢将物品代代相传，因而民营美术馆的成立之初往往是老板自己喜欢，而当他传到他儿子手上，儿子不喜欢了，其结局也就改变了。

因而，民营美术馆在寻找出路之时，需要向西方学习；但却不能对西方的管理模式照搬、直接复制，这样的结局往往会让管理模式变得水土不服，对于民营美术馆自身的运营也是相当不利的。

4.中国民营美术馆出路思考 4.1.各级政府的政策扶持

我们知道，国外的私立美术馆其发展之所以可以如此顺利而健康成长，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便是他们最为关键的保障。当然，这种保障是建立于社会健全的体制前提下，它的具体表现有政策优惠，尤其是税制上面。因而，中国民营美术馆要需求出路，政府的政策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笔者认为，政府在政策支持上，首先要积极部署，构建国内非赢利性组织的税收法律体制。一个完整非赢利性组织法律体系，应该拥有民法、组织法以及税法等相关法律规范，从方便税收管理的层面上看，我们可以预先于税法当中对这部分非赢利性组织实行规制，笔者建议于《税收基本法》里面，对非赢利性组织的确认标准以及相关税收政策进行清晰的规定。这样做不但有利于非赢利性组织的可持续性发展，同时对于预防漏税也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二，让民营美术馆事业得到支持与发展，减轻你生存压力，建议政府将非赢利性组织归纳为免税对象。让民营美术馆这样的非营利性组织可以用有一定的减税与免税优惠，以在法规上给民营美术馆以保障，让其得以繁荣发展。第三，政府应该尽可能的将民营美术馆申请设立各种手续简化起来，门槛尽量降低，解除必要性的限制。进而可以引导与提高民营美术馆其自律性机构的建设，逐渐形成多元的评估系统，推动其健康成长。

4.2.借鉴西方私立美术馆的成功经验

目前，国外私立美术馆于结构与管理上的经验均是较为先进与成熟的，而这些均是国内民营美术馆应该重视并进行借鉴与学习的。

首先，是美术馆的内部机构设置。以美国私立美术馆为例，其内部机构在设置之时，以功能作为重要强调查对象。他们常常将美术馆的职能部分划分为三大部分。行政部普遍较为精简，服务部则常常划分成为“综合服务部”与“教育及服务部”两部分，是一个相对较大的部分。“教育及服务部”内设社会教育部、经营管理部以及会员管理部等不同部分，其覆盖面也是较为到位与全面的。而“综合服务部”则内部则设置了计算机中心、摄影部以及保安中心等部分。由此可见，在国外的私立美术馆其内部机构设置涉及到美术馆的每一个点上。其将服务部门划分为最大的一块，强调对其的建设与日常经营，这些均可以为美术馆带来盈利以降低其资金压力，值得我们学习。

其次，引进西方职业经理人制度，馆长负责制与策展人制度相结合的模式。国内对馆长过于依赖，馆长一人集多项任务于一身的现状，对于民营美术馆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在而走出这一困境，国内民营美术馆应该引入西方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实现，馆长负责制与策展人制度相结合的模式。职业经验人（馆长）负责美术馆的运营与盈利，而资金的稳定来源则由投资者以及老板等组建专业人员进行管理。

4.3.摆正身份，明确发展方向

根据分析我们发现，导致国内不少民营美术馆出现社会捐助匮乏、造血困难的经营困境，同时还跟美术馆自已的形象、公信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当前，学术团队的不完整，馆内机构设置不科学，大部分国内民营美术馆常设人员仅有3-5个，策展与学术团队相当单薄，这种种问题的存在均是因为民营美术馆自身无论从发展、经营以及管理各个方面均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以及长远的方向性发展规划。

因而，笔者认为民营美术馆首先将自己的身份摆正，明确定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建立的最基础的目的又是什么，未来的发展应该是怎样的道路，最终要建立成为一个怎么样的美术馆。没有定位或者是定位缺失的美术馆只会在经营过程中逐渐走向偏差，容易慢慢变成展销会、教育馆等，往往在不断发展与经营中渐渐迷失。当然，现时国内不少民营美术馆逐渐加强团队的构建、学术形象与权威树立、增强教育功能等方向发展，也是值得借鉴的。

4.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营美术馆

在对国外私立美术馆的现状与发展进行了解与学习后，我们发展西方私立美术馆其政策环境较为成熟，同时拥有了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及场馆设置方案，稳定的资金来源。与之相比较，国内则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政策与体制的还处于发展阶段，尚不健全；管理模式相对滞后等。然后，我们也知道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是不科学也不合理的。我们必须要在学习与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结合中国自身特色，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美术馆之路才是关键。

首先，要加强政策与体制的支持。目前，国内民营美术馆正面临着种种的机遇与挑战。国内现时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关于民营美术馆的税收、捐赠等相关制度。因而，民营美术馆在运营过程中，必须要看到国内的政策环境，在投资、资金运用、学术定位以及美术馆的场馆设置具体职能、发展方向、长期与短期目标等各个方面均进行思量。只有这样才可以民营美术馆得到更快的发展，向着更高水平的发展。而作为政府则应该加强政策与体制的支持。构建适合于非赢利性组织的税收法律系统。调整制度与规范鼓励捐赠行为的捐赠税收制度。同时，加强非赢利性组织的立法工作。

其次，加强管理，人才是关键。

国内民营美术馆生存与发展的压力，除了政策外因，同时还跟其自身的经营体系的不健全，美术馆管理以及经营人员权责不清晰，人才专业化、规范化不足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现时，我国民营美术馆跟国外优秀私立美术馆进行比较，还存在着一段差距。国内民营美术馆在经营过程中，大多数均是以投资人的自身人格进行管理，并没有基金也没有馆长负责制，更没有策展人、学术以及收藏研究的分工制度。所以，从管理层面上看，国内民营美术馆尚未有一个较为清晰而认可的经营模式，我们必须要不断探索与研究，逐渐加强管理，才能找到具有中国特色、合符国情的管理模式。

同时，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民营美术馆在经营模式不断完善、美术馆不断发展与规范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与强调专业人才的吸纳与培育，尤其是艺术管理方面的人才，只有这样才可以让美术馆管理不断向着科学、合理、健全的良性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