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鞋代工看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困境（模版）

第一篇：从制鞋代工看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困境（模版）

[转帖]从制鞋代工看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困境

风水轮流转。1992年–2006年，中国凭借低工资，低成本，低环境污染容忍度，在全球贸易中占领了大量低端制造的份额，并且不断向机械，汽车，通讯，电子，医疗器械等中高端制造进军。

产业被迫升级。日本，台湾，韩国，香港都是从简单的低附加值制造业开始发展，进行第一轮原始积累的。国际可比工资（经过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化调整后的工资）上涨是经济发展不得不面临的结束，其实也是大部分经济体发展的目的。产业升级，从来都不是轻松的，从来都是无钱可赚，被国际竞争搞得难以为继才“关停并转”的。

2009年以后，新增的中国制造业工人，月薪更高，但是平均“劳动生产率”效率和责任心更低，这是社会现实，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目前制造业困境的原因。

2013年上半年，裕元工业（00551.HK）营收37亿美元，市值340亿港币。国内鞋类品牌运营商百丽国际（01880.HK）市值900亿港币。

目前大陆东部沿海地区工人月薪大约是500美元，印尼大约300美元，而越南只有250美元左右。

宝成前不久发布的数据显示，该企业2012年底在全球的生产线一共523条，其中中国大陆的生产线为204条，比2011年底255条减少51条。

“现在，中国年产鞋130亿双，其中出口100亿双，内销30亿双，尽管内销增速迅猛，但在短期内以出口为主的格局还不会被打破，假如海外订单转移加速的情况不引起注意，很可能沿海地区的大多数工厂在5~10年都转移或关闭，这个从业人数高达1900多万人的鞋业将面临巨大冲击。”李鹏如是表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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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成大陆生产线锐减51条 东南亚抢走中国三成制鞋订单

【作者： 李溯婉】 2013年07月17日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拿什么来与东南亚竞争，这是困扰中国制鞋企业的难题：原料相同，管理层相似，而劳动力成本却比对方高出约一倍。

“订单东南移”的趋势近来愈加明显。《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昨日从亚洲鞋业协会独家获悉，该协会从多方调查出来的结果显示，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中国制造成本节节攀升，目前东南亚鞋业已抢走中国30%的订单。

订单东南移

“如今，东南亚当地鞋厂的管理层中不少人都讲中文，主要是从大陆或台湾派过去，管理水平已与大陆相差无几，产业配套也逐渐完善起来。”耐克一家代工厂的负责人如是介绍东南亚目前的鞋业现状。

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从2003年到2013年，中国制鞋工人工资在这十年中增长3.5倍，尤其是金融危机发生后劳动力成本上升迅速，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已经累计升值超过30%，加上其他成本上涨，利润基本被蚕食完。目前，中国鞋子价格优势已丧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东莞等制鞋基地有不少大厂的工人锐减一半，三成订单已转移到东南亚国家。

“在鞋材方面，相当一部分还是从中国运过去，但自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后，这几年以来都可享受免税，这方面成本明显减少。当生产条件相差无几时，用工成本却相差一倍左右，海外客户越来越喜欢将订单落在东南亚，为了顺应客户的需求，从大陆转移到东南亚的生产线日益增多，台资企业转移趋势尤为明显。”上述耐克代工厂负责人称，目前成本压力严重困扰着大陆制鞋业。

该负责人还介绍，目前大陆东部沿海地区工人月薪大约是500美元，印尼大约300美元，而越南只有250美元左右。对于鞋企而言，生产线转移东南亚后，平均一个工人的工资支出就可节省2000~3000美元，假如是1万人的工厂，一年就可以节省2000万~3000万美元的人工费用，这是非常可观的。

本报记者了解到，为耐克、阿迪达斯、Reebok等多个知名品牌代工，约占全球运动鞋及休闲鞋市场20%（以批发价格计算）的宝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9904.TW，下称“宝成”），近年来陆续在江西、河南、湖南等地新建工厂，但还是赶不上往越南和印尼转移产能的速度。

宝成“砍掉”大陆两成生产线

宝成前不久发布的数据显示，该企业2012年底在全球的生产线一共523条，其中中国大陆的生产线为204条，比2011年底255条减少51条。而宝成同期在印尼和越南的生产线却明显增加，印尼从2011年的134条增加到157条，越南从140条增加到156条。这两个国家在之前与中国大陆生产线还相差100条以上，2012年却缩小到不足50条。

宝成方面称，为配合品牌客户的订单配置及善用各地生产优势，该企业去年将部分中国大陆产能转移到印尼和越南，2013年持续强化产能调度弹性，让中国大陆、印尼以及越南三地产能比重更加均衡。

人工成本持续上涨对制鞋业务的营运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宝成旗下鞋企业绩甚至出现负增长。2013年1~6月，宝成子公司裕元工业（00551.HK）营收37亿美元，仅同比增长1.4%；宝胜国际（03813.HK）营收8.86亿美元，同比微降0.3%。值得关注的是，宝成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率已经跌至2.4%，下滑到鞋业约定俗成的5%这条“正常”临界线下，而去年同期为6.5%。

与制鞋巨头宝成相比，中小鞋企并不具备在海外设厂的能力，面临压力更大。当客户将订单转移至东南亚时，这几年，东莞等地陆续有一批鞋企倒闭。

“现在，中国年产鞋130亿双，其中出口100亿双，内销30亿双，尽管内销增速迅猛，但在短期内以出口为主的格局还不会被打破，假如海外订单转移加速的情况不引起注意，很可能沿海地区的大多数工厂在5~10年都转移或关闭，这个从业人数高达1900多万人的鞋业将面临巨大冲击。”李鹏如是表示担忧。

广州台商协会前会长吴振昌也称，“其实，全球总体消费没有减少，大陆部分订单正被越南、印尼等国家瓜分走，东南亚处于产业经济高速发展期，鞋子、服装、电子等产业已逐渐与中国大陆势均力敌。为了避免产业大规模转移影响到就业稳定，中国政府有必要通过多种方式来减轻企业运营成本压力。”

第二篇：关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最大奇迹，莫过于在短短30年时间里，使中国制造业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制造业。作为中国制造业的代表性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制造业做大做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30年过去，全球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优势逐渐丧失、政策支持逐渐弱化，国际竞争对手迅

速成长等一系列压力，产业前景越来越不明朗，尤其在当前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的背景下，我国传统的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举步艰难，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大规模企业破产、外资撤离、出口滑坡情况。

中国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困境

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初步统计，去年上半年，我国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这些企业绝大部分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和胶东半岛。在企业倒闭风潮中，实力相对雄厚的外资企业不但未能稳住阵脚，而且率先出逃，有的向中国周边成本更低的南亚、东南亚转移，有的回流至本国，有的干脆弃厂而去，逃之夭夭。眼下，国际资本以中国为重心的生产布局，正在出现调整，即不再将中国作为全球主要供应基地，在中国的生产能力尽管可能不会大规模撤离，但也只为满足本地市场需求。日本纺织企业正在探索一种是以泰国为经营总部，以缅甸为生产基地的新模式，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尽管投资回流本国的案例相对少数，但因其发生在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投资中，显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低成本地区向高成本地区的回流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动向。不仅如此，沉淀在国内制造业的民营产业资本，也有脱离制造业的倾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从商业模式、国家法律政策调整、国际经济结构变化三个层面探讨。

从微观层面看，相当一部分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商业模式有根本性缺陷。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与其特殊的加工贸易生产方式分不开，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在纺织、服装、鞋、箱包、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广泛采用，在信息技术产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等高技术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中，运用得也很普遍。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劳动力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中国制成品大量进入发达国家市场销售的主渠道。但成功并不能掩盖这种商业模式的根本缺陷、以及这种模式进行工业化的风险。

这种模式下发展起来的制造业，至少有三大天然缺陷：一是很难实行差异化竞争策略。实际上这是一种为他人代工的模式，从设计、研发、品牌、信息来源和销售渠道，基本上依赖国外供应商和进口商；二是代工者地位极其不稳定。由于代工基本是相对简单的劳动，易于替代，因此对工资成本、或由其他因素导致的加工成本上涨，反应十分敏感，很容易导致定单转移；三是利润微薄。由于缺乏对设计、营销等其他高利润活动的参与和掌控，利润全部来源于低端加工活动的收入。据有关部门测算，去年1~5月，我国企业平均出口利润为1.83%，而纺织、服装、轻工产品的平均出口利润为-0.22%、1.12%和1.66%。

从中观层面看，企业的困境部分源于近年来国内法律法规政策环境的调整产生的累积效应，这些调整包括：允许人民币对美元更大浮动空间，统一中外资企业税收待遇，降低出口退税，修改《劳动法》提高劳工待遇；对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性产品开发、使用及定价机制，实行更有力度的干预，为控制通货膨胀，实行偏紧的货币政策等。其中，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影响最大，因为来自低端的加工活动利润微薄，而人民币升值相当于进一步降低了利润。

从宏观角度看，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是问题关键。

始于2002年的本轮经济增长到2007年底，经历了长达5年多的上升期。2004~2007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近5%，这是自19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强劲的4年。2007年8月起，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浮出水面，其破坏性影响逐渐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全球主要经济体出现经济减速迹象，经济增长又回到3.5~4%的区间。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和市场力量，都不足以阻止经济从减速滑向衰退，中国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困境，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

表面上看，目前正在经历的不过是经济周期性变化，但此次周期变化与任何一次周期的变化不同，因其背后是经济运行模式和结构的变化。当前的全球金融震荡，标志着国际经济金融化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已使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世界经济的金融化现象，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即贸易投资自由化向金融自由化深化的结果。

所谓的金融化可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理解。狭义金融化是特指通过金融技术，将实体资产置换为金融资产的过程，次贷的证券化，就是地产金融化的一种形式。在金融技术不断创新的环境下，资产证券化并非只涉及针对资产本身的设计和市场运做，而是不断对其进行二次方、三次方设计。据有关统计，美国抵押债务与其相关的衍生金融产品的比例高达1:19。

从全球来看，金融衍生交易合约从2002年的100多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世界所有国家的gdp加在一起，不过5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交易额

竟达gdp总规模的10倍。金融衍生品的创造过程，就是信用和货币创造过程，它的诞生和发展，不但意味着由各国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的局面已成为过去，而且意味着金融资本将以过去从来不能想象的速度膨胀起来，从而深刻影响世界经济运行模式和格局。

广义的金融化则指世界主要经济体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过渡的进程，最典型特征就是近年美国经济增长几乎是建立在资产价格不断膨胀基础上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过度，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揭示了资本主义这一发展规律，但直到1980年代，这一过程都相当缓慢，1990年代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金融创新，加快了这一进程的步伐。1990年代以来，有着巨大低成本劳动要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使发达国家中低端制造业加速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并抑制了那些尚未转移的国内工业的工资成本上涨。另一方面，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廉价消费品，也抑制了发达国家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在毫无通胀压力、相反却可能出现通货紧缩的形势下，发达国家的金融货币政策，趋于朝着宽松的方向发展。较低的借贷成本激发了人们投资资产、尤是房地产的热情，导致资产以比实体经济快得多的速度膨胀起来，并很快形成价格攀升局面。同时，金融创新技术又有效地放大了这种虚假繁荣。这些年来，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高消费。正是建立在将不断升值的房产抵押基础上的。到2007年末，美国房地产市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72%，而此时美国人均债务已是人均收入的4.6倍。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1970年代，制造业在美国gdp中占1/4，金融业只占12%，到2003~2006年，制造业只占12%，金融业占20~21%。

在发达国家向资产价格依赖型社会转型过程中，金融自由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金融自由化是继贸易、投资自由化后，全球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趋势。自19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就开始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在金融自由化氛围中，金融创新和勇于冒险的精神使信贷快速增加。行业数据显示，2000~2004年，全球发行的信用工具的名义价值增长了11倍，从每年2500亿美元增至3万亿美元。信贷膨胀推高了资产价格，资产价格上涨使信贷增加更有理由，结果使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

此外，金融自由化，特别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相继参与到全球金融自由化大潮中，扩大了世界金融市场的规模，提高了世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极大地促进和方便了各国间资本的转移，成为推动发达国家向资产依赖型社会转型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数据显示，仅中国就持有2000多亿美国次级债，3700多亿美国企业债即“两房”债，两者占中国现今18000亿外汇储备的1/3左右。世界经济金融化趋势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

第一，左右制造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并获得极大成功。1980~2006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以年均16.5%的速度增长,比同期世界贸易的增速(7.1%)高9.4个百分点,制成品出口比重从30%上升到90%以上，制造业出口占制造业产出的1/4。这种战略之所以长久实施并如此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基本上是共赢或多赢战略。在这个战略中，特别涉及拥有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及世界上最大进口市场的美国及亚洲各国。没有美国持续旺盛的消费需求，也许就不会有中国对美出口的高速增长，鉴于在多数贸易产品的生产网络中，中国处于终端环节，没有对美出口的高增长，一定程度上也就没有理由和办法维持中国从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进口的大幅增长，过去几年中，中国与美国及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不断深化。

美国转向资产价格依赖型社会的发展模式，更助长了美国消费狂热。据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观察，本世纪以来，美国消费占新增gdp的90%，这无疑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出口产业提供了更大空间。这种不断增强的联系，帮助成就了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亚洲区域经济圈的崛起，同时也成就了中国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的地位。从美国来看，亦有好处：大量物美价廉的制成品进口，提高了低收入者福利，降低了通货膨胀预期，使经济进入无通胀增长轨道。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双赢模式，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都曾从这种经济模式中受益，尽管这种模式给贸易各方带来巨大不平衡，但对一些观察家和政治家而言，不平衡相当于资源从盈余国净流入赤字国，是日益一体化全球经济的一种自然而无害的结果。

但这种模式终究无法持续。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建立在其上的过度消费回归收入主导，消费增长将保持在可持续的规模和速度上，中国需要寻求一种更加平衡的发展战略，减少外部依赖。实际上早在次贷危机爆发前，中国已认识到以投资和出口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给中国经济带来国际收支不平衡，投资过热，资源环境压力过大等经济发展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革新图变的发展思路已开始推进。有国外学者对“科学发展观”的解读是：贯彻科学发展观意味着中国将放弃依赖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廉价制成品的发展模式。但一种发展模式的形成，有其特定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及以整合、优化内在条件为目的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建设。也就是说，存在着巨大的惯性力量，使旧的发展模式继续。如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恶化，加大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推动力。

第二，改变中国制造业发展环境。

过度金融化导致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发展要求，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一种纯粹的逐利游戏，从而扰乱全球经济发展环境。从宏观和微观上看都潜藏着这种风险。

从宏观上看。首先，资产证券化过程可在不改变存款准备金率的前提下，提高货币乘数，导致生成许多复杂的资金流动，增加通胀的可能性。2002年以来国际贸易中以美元计价的产品价格，特别是工业初级原材料产品、能源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与美元流动性过剩导致美元贬值有直接关系。由于中国正处于世界加工厂的中心位置，对这些产品需求巨大，因而也比其他国家更多地承受了价格上涨压力。

其次，商品价格指数期货的发展，强化了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间的联系，增加了商品市场投机的诱因，使生产者面临更加不稳定的原材料市场。最近一个时期，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运行趋势，似乎受供需基本面的影响在变小，驱动价格上涨的因素与金融市场的关联更密切。从过去经验看，较低的利率减少了持有商品等无收益资产的机会成本，而通胀预期的强化，则增加了对实物资产的需求，加上美元疲软，所有这些都是导致价格上涨的因素。在一个流动性过剩的世界里，商品金融化是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扬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到目前为止，国际商品市场经历了现货交易、期货交易和商品指数期货交易的不断演化过程。商品指数期货实际上是一种金融衍生产品，自1986年世界首个商品指数期货由美国商品研究局和纽约期货交易所共同推出以来，商品指数期货发展极为迅速，几乎所有经济发达国家都推出了自己的商品价格指数期货，以投资商品指数期货的资金规模急速扩大。本论经济周期中，商品指数期货以其巨大的规模，引领了商品市场的火暴行情，成为金融市场中瞩目的明星。据美国马斯特资产管理公司资产部经理米切尔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上的证词，2008年3月，投资美国商品指数期货的资金规模达2600亿美元，比2003年底的数字翻了一番，导致这些指数所覆盖的25种商品的平均价格上涨183%。

与期货市场上的传统投机者采用短期对冲的交易策略不同，这些投资指数期货的机构或个人奉行的是一种“买入并持有”的长期投资策略，因此，很多人不认为这是市场投机行为。但这些以养老金、大学赠与等大规模投资商品指数期货的基金与传统投机者一样，是为了谋取买卖价差收益，而不是为规避实物交易的风险。这些基金长期介入商品市场，不但稳步推高了商品市场整体水平，而且增强了商品市场与股市、债市等的互动，使全球投资者的风险取向成为商品价格的关键驱动力量，进一步放大了商品市场波动幅度，给生产者带来更大经营上的不确定性。

从微观上看，资产证券化的另一个作用是转移风险，但是，通过资产证券化转移风险的过程，同时也是扩散风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充其量只是分散了，但并没有铲除，同时衍生品市场发展带动的投资杠杆比率上升，使风险转移伴随着风险的扩大。较高的杠杆比率对资产价格的攀升起到更强劲的助升作用，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市场动荡风险。在全球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市场联系日益密切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更加动荡的资本和商品市场，从而既影响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计划，也影响在商品市场上的话语权。

另外，金融自由化导致宏观面上流动性过剩，却极度恶化了企业融资环境，使其面临极度紧缩的信贷市场。今天，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宏观调控当局，为了遏止通胀的发展趋势或对冲过剩的流动性、从而执行偏紧的货币政策时，都面临着微观流动性不足的局面。其实，这也是造成大批美国金融机构和中国中小企业倒闭的一个直接原因。

第三，改变资源配置国际经济金融化，对资源配置有极大的影响，其影响途径是多方面的（包括上面提到的通货膨胀），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汇率的变化来发挥这种影响力。美国金融化的过度发展，助长信用市场膨胀以及过度消费的倾向，刺激进口需求的不断上涨，扩大了贸易逆差的规模，成为美元贬值的助推力量。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迪认为，人民币价值低估，实际上是人为提高制造业等可交易商品领域的利润，降低了服务业等不可交易商品的利润。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汇兑风险越来越大，流入国际贸易商品领域的资源减少，甚至出现外流。在制造业内部，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降低了制造业的利润，这使那些原本微利的行业难以继续支撑，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导致资源流向回报率较高的部门和行业，包括某些高利润的服务业部门，以及中高端制造业。

现代金融服务业高速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它为自己找到了一种高盈利的发展模式。

与投资制造业相比，投资金融产品和金融产业的潜在高回报，正在极大地影响着人们投资制造业的热情。来自温州制造业的报告显示，这个有着34个产业集群，代表着我国制造业强劲出口竞争力的地区，前一段时期产业资本出现了加速脱离制造业的倾向，企业家更热衷于投资金融领域。温州企业家表现出的投资方向的变化，代表了当下中国很大一部分民营企业家、甚至包括国有控股企业的动向。国家审计署曾公布了包括对国际开发银行在内的5家金融机构2006资产负债审计结果，结果显示，国开行部分贷款资金存在被客户挪用问题。实际上就是客户将信贷资金挪用到股市、楼市等财富效应显著的领域。

政策启示和建议

一是适时把握出口节奏

从贸易、投资自由化到金融自由化，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198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国际经济环境中，贸易投资自由化趋势的强劲推进。最近几年金融自由化的趋势日益强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力。但过度的金融化，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极大地改变了实体经济运行的宏观环境，增加了国际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严重扭曲着资源的配置，继而损害了财富生产和创造过程。在此环境下，贸易保护主义并非中国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威胁，相反，中国物美价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是资产依赖型社会经济增长新模式不可缺少的要素。在这种模式下，压低通胀是一个关键问题，否则这一模式不可能持续。而压低通胀的关键是进口大量廉价消费品，也就是说，美国资产依赖型社会的成功运行，直接依赖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的进口，这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一个表现和结果。美国的贸易保护是行不通的，特别是对中国产品的保护主义行不通，其奥秘不在于美国对自由贸易的承诺，而在于保护主义使美国资产价格依赖型社会难以维持，不符合美国通过金融资本扩张获取财富的目标。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阻挠中国出口的一切努力，相反，他们可能会更加关注和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中国施压，保护主义依然是美国向中国施压的一种有力武器。但这种武器瞄准的目标，并非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中国的金融产业。进入并掌控中国的金融产业，也就掌控了中国经济的制高点。从这个意义上看，应当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上，把握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的适度规模和节奏，避免落入圈套，在开放中失去主动。

二是继续做强制造业的关键是优化制造业的发展环境，当今世界经济，制造业是中国实力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影响世界最重要的杠杆。但世界经济金融化的趋向，使中国工业化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而动荡，使中国继续走依靠初级制造业积累财富的路径，变得更为困难。因为，尽管中国的国家主导发展的模式依然可靠政府投资拉动需求，但在国内外市场更加一体化、特别是金融资本急剧膨胀的时代，金融资本对商品获得了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通过压低要素价格，取得制造业优势的方式很难维持。

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产业的不断开放和发展，金融产业的财富示范效应，将导致资源的重新分配，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将脱离制造业，这对中国制造业的升级转型，会产生一定影响。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产业门槛，并不是有效的办法，提高出口退税这类救市措施，只能使更多资源继续配置在低效领域。关键是要让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促使产业资本的盈利能力回升到一定的平衡点。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较低的进入门槛和灵活的退出机制。破产倒闭意味着解放了一部分无效或低效的生产力，使资源将按照新的方式重新配置，也意味着释放了部分市场空间，增大了现有企业提高盈利水平的可能性。盈利水平的提高，能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为未来的市场做好充分准备。同时，也将有效缓解我国出口导向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存在已久的民工荒，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这个角度看，缺乏周密设计的救市动作，可能并不利于中国制造业的健康发展。扶持政策的着眼点，更应当关注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建立宽松的创业环境，激励各种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实施结构性信贷政策，引导企业向创新技术类型转变。

三是大力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升级服务

总体看，加工贸易模式尽管有缺陷，在我国却依然有生命力，但在经济成熟地区，简单加工贸易的商业模式难以维持，更多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但企业升级，产品向高端发展，市场规模有限。在这些地区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可为企业转形提供巨大空间，并可为制造业带来更大的结构效益。

与加工制造相比，生产性服务业最显著的特点是延伸力强，其中很多环节可不断分解再延伸，它不仅帮助制造业延长价值链，而且也因此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服务业利润被人为压低的情况逐步得到纠正，目前我国正处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不论是制造业再生产的环节优化，还是制造业再生产的过程升级，都存在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建议深入研究推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支持政策，破除阻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约束和体制障碍，引导生产要素向该领域集中。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做大做强制造业。

四是抓住机遇，努力开发与外国品牌拥有者的深度合作机会

倡导、扶持国内制造业品牌建设，是绝对必要的，尤其在工业消费品方面，中国有巨大的机会和可能性，但在生活消费品方面，困难会比想象的多。直接接触发达国家大众消费者的热门品牌，涵盖社会文化、历史、心理、传统习俗、甚至语言等多种因素，外国品牌没有这种优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消费品品牌尤其如此。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借助外国品牌，大量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消费品的品牌建设和营销网络建设，需要侧重于与欧美发达国家零售商、批发商、进口商的深层次合作，而不是独立创建自己的品牌。掌控一个现有的成功国外品牌，实际上就是掌控了国外市场、掌控了国外消费者，比自己创建一个品牌的意义要大得多，这实际上也是西方跨国公司打开别国市场惯用的手法之一。

因此，建议在当前西方国家金融动荡，信用紧缩，企业资金链紧张的环境下，利用我国充足的外汇储备，通过主权投资基金等多种渠道，参股、并购那些具有品牌、或掌控营销渠道和网络的美欧零售商、批发商、经销商。对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只有掌控这些资源，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定单转移的发生，为出口开辟一条稳定的通途。

第三篇：代工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中国代工企业的现状分析

劳动与社会保障1班200919681015 薛梦代工企业在我国通常成为“定牌生产”或“贴牌生产,其基本形态是受托生产方按委托方（品牌拥有者）的委托合同进行产品开发和制造，产品使用委托方所拥有的商标，并由委托方销售或经营的合作经营生产方式。据统计，全国服装产业中代工企业是整个产业的主体，企业数占到总数的80%，代理外国品牌或进口国外品牌的国内服装企业占总数的8%，自有品牌经营企业仅占总数的10%，其他行业也差不多如此。

代工企业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和经济的增长，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为推动自身价值链的跃迁并实现本国制造业产业的成长和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然而，当不少经济学专家们坐在研究室里高谈阔论中国经济已经回暖的时候，代工企业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从2006年开始，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备受关注的佛山利达、东莞合俊、崇高国际等一大批代工企业，或老板自杀，或企业倒闭，或陷入越做越亏损的泥潭。在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曾经为中国经济的腾飞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中国代工产业链是否已经走到了末路？在这场难以为继的全球代工链条上，中国代工企业该走向何方？

影响代工企业持续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1）自主创新能力。因为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都是相对劳动密集的简单生产环节，而不是技术和研发相对密集的创新性活动，因此，缺乏资助创新能力的代工企业只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一个随时可以被替代的生产组装车间。（2）自主品牌。自创品牌与代工相比，在研发阶段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因而承担更多的技术风险，在销售阶段需要直接面对众多的终端消费者，因而承担的市场风险也很多。面对这些风险，基于趋利避害的特性和不具备做自有品牌的条件，代工企业很少涉足自创品牌。但是，如果没有国际品牌的支持，代工企业的投资有可能暂时闲置，蒙受损失。（3）利润水平。通过代工生产，工资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迅速成为低技术产品甚至中高技术最终产品的重要生产国和出口国。在这方面，中国的表现无疑是很突出的。代工企业可以较快地从传统低技术生产领域进入到复杂的中高技术生产领域，但是由于跨国公司的严格控制和企业自身资源不足的双重约束，代工企业很难拥有自主技术能力和自主品牌，因此在全球初级产品价格飞涨而制成品价格下跌时，代工企业的利润不断变薄。数据显示，自主品牌的利润率都在35%以上，但是我国一些加工贸易企业获得的利润只有1%~2%。无可厚非，代工企业必须转型升级，提高组织学习能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开发自主品牌，重视生产要素质量的提升，开拓自主的国内、国外市场，才能够在未来的市场上创造自己的精彩。

第四篇：从四大名著看中国

从四大名著看中国之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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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58707 铁皮狐狸 [角落] [飞语] 发表于：13-02-24 18:07 [只看该作者] 从四大名著看中国之走投无路

看四大名著，不能只看到其中神魔乱舞的有趣，英雄好汉惩恶扬善的痛快淋漓，帝王将相纵横捭阖的权谋秘计，才子佳人荡人心魄的情孽缠绵。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面明明白白写着：中国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孙悟空大闹天宫，很是让一潭死水的天宫闹腾了一阵子。他提出的革命理论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一革命理论，与历来农民起义提出的号召如出一辙。陈胜吴广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就是孙大圣的轮流坐庄的理论么？大概孙大圣看到玉帝的排场，心向往之，豪言壮语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或者吃天鹅肉的心理作祟：“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率领他的猴子猴孙，攻占天庭，把天庭改朝换代成猢狲王朝，这就是孙悟空的革命理想。坐天下的是王，抢天下的是贼；在天庭里，坐天下的是神仙，抢天下的是妖孽，人间天上，奉行同一道德规条。

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斗不过妖猴，于是借师助剿，请来如来佛，妖猴斗不过佛祖，于是猴子被洗脑，跟随唐僧，充当了镇压各路反叛势力的急先锋，一路降妖除怪，最后官封斗战胜佛。从现有体制的反叛者到忠实维护者，进而变成现有体制的受益者，孙悟空用了五百多年。天庭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最后双方妥协，互相利用。孙悟空在当初跟他一样身份的妖魔前可以堂而皇之地自称仙佛，口含天宪，大展神威，实现终极自我价值。天庭也可以利用他充当打手，扫荡其他对现有体制构成挑战的各路反叛势力。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怎么都比不上他这第七十三变实在，能得更多实惠。

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嘴脸，在这里被照妖镜照得毫发无隐。斗得过现有体制，就把玉帝的张姓朝廷改姓孙，斗不过就投降，自己的反叛实力就是跟朝廷谈判的本钱，兄弟队伍的头颅就是投名状，几番含娇弄态之后，即漂白了自己的出身。唐末朱全忠玩的是这一套，《水浒》里宋江玩的也是这一套。农民起义救中国？痴人说梦而已。

《水浒》里的宋江，玩的也是这一套，不过一在天上，一在地下。世人都怪宋江，怪他不该投降，他不投降又能怎样呢？梁山事业，实在无路可走。梁山政权，只不过是东京赵家朝廷的山寨版。想当年，赵匡胤在位时，也跟他们的宋大哥一样英明，一样讲义气，一样替天行道，到如今子孙不肖，宋徽宗赵佶昏庸无比，贪官墨吏扰乱天下，假设梁山事业百年长青，谁能保证宋江的子孙比赵佶一定强，好汉们的后代一定比高俅雄起？投降了倒好，中国历史省去了一个不必要的循环节。

好汉们的理想不过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贪官们的理想不过是大肆捞权大把捞钱多睡女人，后者是前者的衍生品，他们只相隔一张纸的距离。梁山与祝家庄，一个由好地主领导，一个由坏地主领导，好地主与坏地主的距离，也不过一张纸而已。

梁山道路，走下去将无路可走。只可怜了那鲁莽得天真可爱的李逵，为了“替天行道”的杏黄旗永续飘扬，拎着一对大斧排头价砍来砍去，不知他端的要砍谁？

梁山道路，最终无路可走。

《三国演义》宣扬的是圣主贤相救国论，翻译成无产阶级口吻，就是只有刘备诸葛亮才能救中国。可惜枭雄斗不过奸雄，贤相斗不过奸相，仁义斗不过厚黑，刘姓天下无可奈何花落去，圣主贤相的理想一江春水向东流。仁义事业实在让人悲催，刘备诸葛亮只给后人留下一个欲哭无泪的背影。最终一统天下的司马氏，一点仁义的影子都找不到。

刘备诸葛亮事业的流产，意味着圣贤救国论的破产。

把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两拨，《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超世独立，一个人站一边，其他所有人站另一边。中国历史上所有读书人的脑袋凑在一起也比不过他思想的深刻。曹雪芹通过贾宝玉告诉我们，封建社会已是穷途末路。身处康乾盛世而能认识到这一点的，绝无仅有。比他稍前的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痛心于明朝的灭亡，沉痛反思的结果无非是皇帝太昏庸，大臣太贪婪顾私利，不去从根本上否定制度，没有从我们固有文化中查找致命之处，反而抱残守缺，对传统儒家沾沾自喜，以为明的灭亡，不是儒家文化的失败，而是不能遵守儒家戒律的结果。

就像《旧约圣经》里的犹太人，每受一次打击，每遭一次失败，都认为是对上帝笃信不坚的后果，是上帝因为他们在异教间摇摆不定而降罚，因而每一次反思的结果都是更加信仰上帝。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间，先进的中国人反思落后挨打原因，还认为我们只是技不如人，而不是体制不如人，文化已落后。曹雪芹超越了他以前和以后所有的旧式知识分子精英。

他通过贾宝玉的口告诉我们，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文化已是走投无路。贾府里面的男人，从上到下全都灵魂烂透了，封建社会的大厦靠这些人支撑，倾倒是必然的事。不仅如此，贾宝玉还以戏谑的口吻否定了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教条,所谓的“文死谏武死战”。这一条认识是从根基上否定了我们引以为豪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最崇高的东西都被他看穿看透了，他还能跟周围的男人沆瀣一气么？他还能从父命读八股考科举光耀门庭为这一腐烂的家族提供继续腐烂下去的养分么？

所以贾宝玉清醒坚决地拒绝了合作，不愿为这个注定要烂掉的社会陪葬。可惜宝玉的心思书中无人理解，就连他深爱的林妹妹也半点不知，他只能“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了。他的愁恨，他的傻与狂，是出于绝望，他找不到新的道路。《红楼梦》所深刻揭示的，不是曹雪芹所处的朝代已濒临绝境，此时是大清盛世，正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无限风光的时代，他揭示给我们的，是整个封建社会的走投无路。林妹妹的葬花词，在贾宝玉听来，在后世的我们听来，是唱给所有中国人的一首挽歌。

《西游记》《水浒传》告诉我们，农民起义，革命造反不能救中国；《三国演义》告诉我们，伟大领袖不能救中国；《红楼梦》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已走投无路。

我们的文化没有内生性的力量，靠我们的固有文明来救中国，就好像是用中药来救治需要开膛破肚的病人一样无效。

第五篇：从“囚徒困境”看保险诚信建设

从“囚徒困境”看保险诚信建设

从目前国内对保险诚信的研究来看，对保险诚信缺失的原因还缺少深层次的研究，特别是对保险活动中各方出现不诚信行为的内在动因、客观必然性、制度因素等方面分析得不够。利用对策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可以研究目前我国保险诚信建设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有利于正确、客观地认识保险诚信问题和建立有利于促进保险诚信建设的制度规范。

一、“囚徒困境”问题与保险诚信

经典对策论中的“囚徒困境”问题：一次，某地区警察抓到了两个犯罪嫌疑人(这两人事实上一起作了案)，但在审讯前还缺乏定罪的证据。于是，警察将这两个嫌疑犯分别关在不同的房子里，并对他们进行审问。这时，每个嫌疑犯都面临着两个选择：(1)承认犯罪；(2)不承认犯罪。根据该地区的法律，如果两个人谁也不承认犯罪事实，则因为没有犯罪证据，不能判刑，短期羁押后即可被释放；如果两个人都承认了犯罪事实，则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两个人都将被判刑一定时间；而如果其中只有一个人承认了犯罪事实，根据他的。口供，仍然可以给另一个不承认的人定罪，而承认的一方将获得从轻处理，不承认的一方将加重处罚。现在，两个“囚徒”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在不知道同伙是否会出卖自己的条件下，应如何选择?“承认”犯罪意味着背叛了同伙，违背了和同伙事先签订的攻守同盟，但自己可能会获得从轻发落；“不承认”意味着继续和同伙合作，如果对方也和自己合作，警方就会因为抓不到证据而在近期获释，但风险是如果对方不合作，背叛了自己，则可能被加重处罚。这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二人非合作对策问题。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该对策中每个“囚徒”可能选择的策略、以及每个策略下各方获得的“利益”用表1来表示。

表1“囚徒困境”问题中各方的收益

表1中的数字表示的是对应每一种策略组合，囚犯A和囚犯B各自获得的“收益”：如果双方都合作，不承认犯罪，则每个人获得的收益均为3，相当于短期羁押后被释放。如果双方都不合作，即都承认犯罪，则每个人获得的收益均为1，相当于被判刑一段时间。如果一方合作，一方不合作，则不合作的一方获得了较高的收益5，合作的一方只能得到0。相当于失信的一方被从轻发落，而守信的一方被加重处罚。

回到我们关心的问题上来：每个囚犯应该如何最优地选择自己的策略?根据对策论的基本假设和分析，每个囚犯的理性选择应该是：承认犯罪，相当于每个人的收益均为1，这是一个纳什均衡点。但实际上不难发现，如果两个人都选择“不承认”，每个人的收益为3，这显然是一个更好的结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双赢”。这个结局固然更好，但两人都会担心：如果对方不合作怎么办?而且事实上，每一方都的确存在着“背叛”对方以获得更

大收益的冲动。因此，出于对对方不合作行为的担心，每个“囚犯”在理性的驱使下，只能选择“不合作”。也就是说，非合作对策理论告诉我们的结论是：在不允许合作的条件下，无论对方如何行动，你选择背叛总是最好的。

将“囚徒困境”问题得到的对策模型用于对保险诚信的分析时，相应的问题是：假设某一保险活动涉及两个方面，如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保险人和代理人之间、保险代理人和投保人之间，双方是否能够选择诚信?在诚信和不诚信之间，应该如何做出最优选择?能否设计出相应的制度来约束、激励保险活动的各方采取诚信行为?

二、现实保险活动中的不诚信现象

在现实保险活动中，类似于“囚徒困境”问题所描述的不合作(也就是不诚信)现象比比皆是，主要有：

1.保险人及其代理人对保险消费者的不诚信表现

由于保险人缺少信息披露和保险业务专业性强的特点，使保险消费者事实上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对策中，在投保前甚至投保后都难以了解保险人及保险条款的真实情况，如保险人的经营管理状况、偿付能力状况、参加保险后能获得的保障程度等，只能凭借主观印象及代理人的介绍做出判断，客观上为保险人的失信行为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在实际经营中，保险人及其代理人为了招揽业务，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经常避重就轻，过分夸大产品功能，私自承诺不能实现的投资回报，以虚夸回报为诱饵；有的只谈收益，不讲风险，对一些重要事实刻意隐瞒；有的为了多拿手续费，不从客户的实际需要出发，一味向客户推销保费高却不一定适用的险种；有的在保险业务中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的不及时履行甚至拒不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义务。以上这些不诚信表现，使保险消费者丧失了对保险人及其代理人的信任。

2.保险消费者对保险人的不诚信表现

保险消费者(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诚信缺失主要表现在投保时和索赔时。一些投保人在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使保险公司难以根据投保标的的风险状况确定是否承保、应该以什么样的条件承保；有些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或者谎称发生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有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甚至人为制造保险事故，故意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及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事故。

3.保险人之间的不诚信表现

保险业的整体形象和竞争优势有赖于所有保险公司和全体从业人员的共同维护。但在现实经营中，以邻为壑的情形却时有发生。有的保险人为了争揽业务，不惜违背监管机构的规定和行业自律协议，变相降低费率、提高手续费。有的保险人在分保过程中，有意隐瞒和原保险标的有关的某些风险。有的保险业务员在展业时，常常视同行为冤家，标榜自己，贬损他人。

4.保险代理人对保险人不诚信的表现

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仍普遍采用以代理制为特色的营销体制，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签订代理合同，报酬采用以保费收人为计算标准的佣金制，代理人的收入直接与获得的保费挂钩。因此，保险代理人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很不对称，也更谈不上有什么长期的共同利益。于是，只追求短期利益的代理人自然会选择“背叛”保险人的做法，出现撕单、埋单、做假保单、私吞或挪用保费、制造假赔案、违规退费、贿赂投保人、误导甚至欺骗投保人等行为。而在消费者看来，保险代理人是保险人的化身，他们的非诚信行为导致了整个保险业

失信于社会，严重损害保险业的声誉。

保险市场中之所以会存在这些非诚信现象，主要是因为在信息不对称、不能沟通的情况下，各方都只从眼前利益最大化出发来选择自己的行为。那么，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在保险市场中到底能不能培养出双方都讲求诚信的双赢局面?或者说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大家都选择诚信、维护诚信的局面?

三、“囚徒困境”的最优策略及对保险诚信建设的启示

为寻找“囚徒困境”问题的“最优策略”，美国密西根大学的Robert Axelrod教授曾组织过一系列别开生面的计算机模拟竞赛。他要求每位参赛者提交一个体现在动态“囚徒困境”对策中每一次选择“合作”或“不合作”规则的程序；每个程序要和其他所有程序进行循环赛；每两个程序要比赛5局，每局200次；按照表1给出的数值计算每个参赛程序的得分。经过一些列计算机模拟竞赛后，结果非常令人吃惊：总平均分最高的策略是所有参赛程序中最简单的一个——“一报还一报”。该策略是：明确向对方表明，在第一次对策时肯定选择“合作”，接下来就看对方在前一次对策时的选择，对方在前一次出什么，我在下一次就出什么，也就是所谓的“一报还一报”。以定价问题为例，我可以先从一个高价开始，只要你继续“合作”，也定高价，我就会一直保持下去；一旦你降低价格，我马上也会降低我的价格；如果你以后决定合作并再提高价格，我也会随之提高我的价格。之所以可以这样，是因为该博弈可以无限重复。假设在某个月对方定了一个低价，削价竞争，并在该月赚到了较大利润。但他知道下个月我就会定低价，从而使他的利润下降。由于该博弈是无限重复的，会导致累计损失大于削价得到的短期利益。因此，从长期来看削价竞争是不理性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重复性“囚徒困境”博弈中，只要双方不是只顾眼前利益的话，是完全有可能引出对双方都有利的、基于“合作”的策略的。

“一报还一报”策略在计算机模拟竞赛中能够战胜众多设计复杂、甚至狡诈的策略，说明这种策略具有广泛的适应性。采用这种策略去为人处世，平均来看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市场经济中很多通行的行为规范、游戏规则、成功企业家的处事之道的话，无一不深深刻有“一报还一报”思想的烙印。

“一报还一报”策略的成功说明，现实生活中人们是应该而且是可以合作的，但合作的出现和维持是需要通过努力的，特别需要在制度设计方面应能更加有助于对合作的奖励和对背叛的惩罚。同样，保险活动讲求诚信绝不仅仅是一个职业道德问题，也不能单单靠教育来解决。重要的是要能够建立起一种机制，使其有利于保险活动的各方自发地采取诚信行为；制定好相应的规则，使其能减少不诚信行为的诱惑，加大对不诚信行为的处罚，这样才会真正有助于保险诚信的建设。

1.在制度设计方面，应设法增大未来的影响，使各方建立一种长期的互利关系

“一报还一报”策略成功的一个前提就是，对策双方都把未来的收益看得很重要，才会愿意建立彼此之间的诚信关系。因此，在保险业务的管理和设计方面，应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使各方的相互关系更持久、更频繁。因为诚信状况与长期利益成正比，而与短期利益成反比。考虑长远利益的人比考虑短期利益的人更容易诚实，更愿意维护信用。弄清这个道理后，我们在制度设计方面就会发现很大的改进空间。例如，为了约束个人代理人对投保人和保险人的不诚信行为，保险人应和个人代理人(或通过代理人公司和个人代理人)之间签订较长时间的代理合同，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里规定双方的责任和利益；适当延长佣金的支付期，减少首期保费中佣金比例；建立反映代理人诚信纪录的公共数据库，以避免代理人因可以频繁跳槽和短期利益驱使而产生的不诚信行为。

2.减少对不诚信行为的诱惑，加大对不诚信行为的惩罚

我们再来看一下表1。两个囚犯之所以都会选择背叛，是因为背叛可能带来的高额回报(T=5)。如果改变一下表 1中的收益值，即T值减少到2，这样显然会大大减少选择背叛的可能性。同样，保险市场中诚信缺失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失信成本不高，但短期利益诱惑却可能很大。在利益的驱动下，道德规范的作用恐怕是很有限的。因此，加强诚信建设的重点应是加大对不诚信行为的惩戒，使不诚信的收益小于不诚信的成本，让失信者得不偿失，甚至付出经济上、法律上的沉重代价。这就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包括行业协会)能建立健全有关保险诚信的法律和法规，加强执行力度，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创造一个使不诚信行为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社会法律环境。另一方面，还应该考虑在某些制度设计方面做些改进。例如，是否可以考虑提高保险代理人的准入门槛，但逐出条件更为严厉。也就是说加大代理人进入保险行业的成本，提高因不诚信而被永久逐出保险行业的可能性。这就会使某些企图不诚信的人因为高额成本而只能选择诚信。

3.教育人们要懂得回报，既要对对方的诚信有所回报，也要对对方的不诚信给予回报“一报还一报”策略的成功给保险诚信建设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应通过广泛的诚信教育让大多数人们懂得，自己首先应该诚信，当别人对你诚信时，你也应同样对待别人；但对他人的不诚信则应予以及时的、有力的回击。例如，政府应对不诚信的保险人予以及时处罚；媒体应对不诚信行为及时曝光；消费者应对保险人、保险代理人的不诚信行为及时投诉；保险人应及时中断与有不诚信劣迹代理人的合同；保险人应对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欺诈骗保行为给予更严厉的惩罚，包括建立黑名单制度。

4.提高信息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性，改进人们的辨识能力

陷入“囚徒困境”两个囚犯之所以都会选择“承认犯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互通信息。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两个囚犯可以沟通信息，合作起来进行选择的话，他们一定会选择“不承认犯罪”，这对两个人来说都是更好的结局。保险市场也同样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才导致了大量不诚信行为的出现。其实，无论是对企业还是个人，信息披露程度越高，人们越容易识别，其诚信度也就会越高，他人也会越愿意与其建立相互诚信的关系。相反，如果信息很不透明，别人无法识别其诚信状况(包括对诚信的态度、承诺、记录等)，也就很难确定是否应与其建立相互诚信的关系。因此，加大保险市场上各方的信息透明度，对加强保险诚信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监管机构应要求保险公司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增强各经营环节的透明度，定期公开财务报告，及时、详细地公告新产品可能出现的风险，让社会公众特别是投保人能及时、准确了解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其保险产品的相关信息。还比如，资信评级公司应能对保险市场主体的资信状况进行科学、准确的信用风险评级，包括对保险人的偿付能力的综合评定，对保险人、保险中介、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信用水平进行综合评定等。通过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有利于保险活动的各当事方采取诚实守信的行为，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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