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贫困地区“三农”问题的发展出路

第一篇：浅析贫困地区“三农”问题的发展出路

试论我县“三农”问题的发展出路

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发出了中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呐喊。由此，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

笔者在近两年的工作和生活中结合自己对我县“三农”问题的认识和掌握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思考，也曾利用外出挂职锻炼的机会深入到江苏省华西村、河南省南街村等新农村建设标榜学习考察。在此，谨就这些年来在“三农”问题上的所思和所想谈一点不太成熟的认识和看法。限于笔者毕竟年少，或许是空有热血沸腾而不切工作实际。所以文中若有偏颇或过激之处，恳请各位读者一笑而过，不予责难！

一、我县“三农”现状分析。

当前中国“三农”之所以沦落到举国关注的地步，原因看似多方面的，但是归结起来也不外乎就是两个方面：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自然资源归属和生产组织形式。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直到解放后党和政府才在农村确立“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然而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体制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否定“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农民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迅速边缘化，农村集体经济名存实亡。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重经营体制”表面上整合了农业资源、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实质上是使中国农业又重新回到了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状态。于是便出现了市场越是发展，小农经济生存发展越加严重，农村越发萧条的现象。

与此同时，政府对农村集体财产和农民私营土地的调拨征用却显得愈发的集中随意，以“规划建设”的名义强占农民承包土地和集体财产显得理所当然。拍卖出矿山、水利、商品房用地、工业用地促成了财政收入逐年增加，而世代生活在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除了得到极少的“征地搬迁费”外，未能从中分到更多本该属于农民集体的“蛋糕”。于是，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故事在开始在我县蔓延，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变成“游民”，县城与乡村的反差日益增

大，从而埋下了“矿难诈取”等事件的祸根。

另一方面，农民阶级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小农家庭经营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严重不兼容。中国农民历经了千余年的小农家庭经济思想熏陶，最不缺少的就是自私自保观念和家庭小利主义。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自给自足、分散的小农家庭经营根本无力对传统农业生产技术进行升级改造；根本无力抵御来自市场的各种风险；无力在市场体制下与外来农业相抗衡。

金沙江干热河谷原本盛产甘蔗，一度曾是沿江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本世纪初期，当外来的罗汉甘蔗等新品种冲击到我县市场后，立即给我县的甘蔗种植户造成了灾难性打击。沿江农民无奈之下改种青椒和脐橙，幸而误打误撞，改种后发现青椒和脐橙带来的收益竟比甘蔗更好。可是，面对这种打击我们还以为是市场调节了我们的农业产业结构，以为是我们主动迎合了市场规则和需求。在这里我不禁要问：如果再过几年又有新的“罗汉青椒”和“罗汉脐橙”入侵到我们的市场时，我们是否还能与入侵者在市场上有效抗衡呢？回想一下曾经在我县红极一时的蚕桑业、烤烟业最后全军覆没的结局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市场经济下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继续维持家庭土地承包的小农经济，我县农民一万年也不可能小康。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农村新集体合作经济”可行性分析。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小农经济方式又严重阻碍了“三农”问题的发展。怎么办？笔者以为，只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把分散凌乱的小农家庭组织起来，变“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土地集体所有制”，变“家庭独立生产经营”为“集中合作生产经营”，在此基础上走亦工亦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集体资本主义“才是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方法。

提到“集体所有”、“合作化”这样的词，估计会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因为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主义”留给我们的印象实在是过于沉重。“集体主义”其实没有什么不好，马克思早就论述过，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到达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劳动产品按需分配的温暖共产主义社会。今天与建国初期的国际、国内环境相比，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商品经济极大丰富、社会基础设施相对完

备、法制建设日趋完善、农民思想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科学生产技术基本普及、个人崇拜影响不再。国际上敌对势力大规模入侵的危险已经解除，外交空间和环境空前改善，重新倡导“集体合作经济”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我县千家万户的小农而言，适应市场并赢得市场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主持公道和政策法规引导制裁，更不能指望招商引资企图让资本家良心发现救小农于市场。在这样的现实下，没有什么措施比组织建设“新农村集体合作经济”更有效的了。这里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笔者所提倡的“新农村集体合作经济”性质与解放初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集体合作”有着本质的不同。人民公社化时期的“集体合作”，其特点是生产计划指令性高、劳动产品统购统销、分配方式单

一、科技含量低下，这种制度环境下的“集体经济”实际上是国家所有制经济。而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农村集体合作经济”的特点是市场配置资源、劳动产品通过市场循环、分配方式多元化，实际上是农民所有制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没有进行私有化改革，坚持或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不在少数，如全国著名的华西村、大邱庄、南街村、北徐庄等等。前不久，笔者在网上看到日本也有一个叫做山岸村的地方试验共产主义，还曾派出代表团到南街村和华西村学习考察。因此我们完全不必避讳“集体主义”、“合作经济”等名词，既然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进行共产主义实验，那我们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更应该名正言顺地进行共产主义实验了。

三、建设“新农村集体合作经济”的注意事项。

1、“新农村集体合作经济”建立、建设过程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复杂工程。在进行“新农村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为之配备与它性质相符的入股制度、决策制度、经营制度、生产制度、分配制度、福利制度等等一系列规定和章程，才能保证“新农村集体合作经济”建成以后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向和规律运转。这些“硬件”建设之外的“软件”建设实际上对“新农村集体合作经济”起着决定性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到“新农村集体合作经济”性质、运行、收益和成败，影响到农民的参与热情。我们在实践“新农村集体合作经济”过程中必须对此有高度的认识和重视，并在具体工作中切实加以完善。

2、党委和政府在“新农村集体合作经济”建设中必须积极有为。市场体制下的农业，必须把成百上千户农民的力量联合起来实现大农业的高投入和社会分工与市场上的资本家进行对抗，实现共进共退、荣辱与共。但小农接受了几千年的封建私利思想熏陶，是不可能自愿、自发、自主组织起来的，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府进行思想引导和实践操作。因为组织过程需要巨大的成本，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所以还要由党委政府牵头，将土地、山林、水塘、矿山等集体财产和农民的承包土地收回由集体统一经营，或者农民按土地计算股份来将土地集中经营。并且要帮助“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金融、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农业技术研发、土地产权交易等领域取得主导地位，为“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提供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等。这也是在农村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根基的需要。

3、亦农亦工、走多种经营方式综合发展的道路。都说“无工不富”，这是真理。近年来县委、县政府依托水电矿冶的“黄金组合”大力招商引资，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深得人心，但是笔者以为这个赢得民心的举措却似乎走错了方向。为什么非要引进外来资本家和企业来榨取我们的“剩余价值”呢？不错，我们是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人才。但是按照“新集体合作经济”的思路，我们完全可以把位于农村的矿山水电等自然资源集中起来以后抵押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以换来贷款，自己投资建厂搞工业。然后我们再聘请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来对我们的“集体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新农村集体合作经济”组织通过资源入股、人力入股的方式使全体农民成为老板和股东。农民不参与经营决策过程，只享受收益支配权，这不是远比累死累活地为外来企业卖命划算吗？而且这样一来，农村富余劳动力可以就地“农转非”，将人口包袱化作了人口资源，何乐而不为呢？这只是举例说明“集体合作经济”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在其它领域亦是如此。只要我们的“新农村集体合作经济“真正建立起来以后，在农村广阔的天地中大有可为！

4、最后，各级领导和干部的勇气和魄力直接影响着“新农村集体合作经济”的成败。建设农村集体合作经济需要冒一定的风险，特别是政府官员需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可是穷则思变，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个风险过程，要在市场上通过打拼来赢得市场又怎能不冒风险呢？再说这是真正为人民谋取幸福的好事，我们各级干

部连这点魄力和勇气也没有的话，怎么能谈论对我们的事业负责呢？总之，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新农村。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是共产党人鞠躬尽瘁、终生追求的目标，当代共产党员是不应该嘲笑和放弃这一理想的！

22万农民24万亩耕地的残酷现实决定了我县“人多地少”，大部分农民基本处于失业状态。而“三农”的沦落又直接导致了农村公共服务资源和水平下降：好老师进城了、好医生进城了，农村与县城的反差日益增大。

第二篇：“三农”问题的症结及出路

“三农”问题的症结及出路

何伟

发布时间:2008年2月27日

内容摘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之所以难解决，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有现实的原因。我们对待农民所采取的理论、体制、制度、政策，是在原有城乡差别的基础上形成“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确立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二者就不平等，这是城乡差距扩大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破除造成“三农”问题的体系，二是扶持农民的造血功能。

关键词：三农，价格剪刀差，惠农政策

十七大报告的主体目标是“为争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报告提出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途径，以及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蓝图，并要求在2020年完成这一宏伟任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里程碑，是惠及十三亿人们的福祉，不论对它怎样评价都不为过。不过在不到十三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一目标，可谓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一、“三农”问题的症结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民状况有所改善，但“三农”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仍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三农”问题为什么这样难解决，除了历史原因之外，还有现实的原因。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国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照搬苏联的，我国的“三农”问题就是这一模式造成的。我们对待农民所采用的理论、体制、制度、政策，是在原有城乡差别的基础上形成“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确立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二者就不平等，这是城乡差距扩大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体制上，依据两种所有制理论建立起来的两种所有制体制，在社会资源占有、使用以及收入分配上，城乡是不平等的，农民除了占有集体土地外就一无所有，使资源分配体制化。在制度上，计划配置资源、财政收入及分配、社保、医疗、教育等等都是向城市倾斜，使二元结构制度化。在政策上，农民是二等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户籍、社会地位等等方面都与城市有差别，享受不到同等公民待遇。

在两种所有制理论的指导下，对“三农”问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具体差距表现在：

1.经济上的差距

出现四个剪刀差，即价格“剪刀差”、农民工工资“剪刀差”、征地价“剪刀差”、教育、卫生“剪刀差”。价格“剪刀差”。从1950—1994年，在45年间，国家从农民净拿走(减去国家支农投入)20100亿元。民工工资“剪刀差”。据全国政协代表计算，一个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在24 000元，而工资充其量在8 000元，一年贡献为16 000元。他们把青春和血汗留给城市，年老回农村，一无医疗，二无养老，仍是一个二等公民。地价“剪刀

差”。从1979—1997年，在18年间，国家从农民拿走了2.7亿亩土地，其差价近10万亿元，而把4 000万农民留给农村，他们耕田无地，做工无岗，经商无资本，养老无保障，成为“四无”农民。教育、卫生“剪刀差”。教育、卫生的优势资源均在城市，城乡存在着重大差距。高考录取分数，城市大大低于农村，而培养一个大学生占家庭收入比重，农村大大高于城市。城市大学教育几乎普及，农村大学生是凤毛麟角。农村的卫生、医疗条件大大落后于城市。

2.知识上的差距

在信息时代我国城乡知识差距可能比旧社会还大，在城市电脑几乎普及，小学生都能上电脑。在农村只有少数地区、少数人能用电脑。如果说在工业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财富。城乡知识差距可能比经济上的基尼系数还大，这是农村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3.政治上的差距

在全国所有群众团体中，唯独农民没有自己的农会组织。在选举人大代表上，农村所占比例也大大低于城市。

由于这些差距的存在，城市发展了，富起来，现代化了，而相比之下，农村却贫穷又愚昧。“三农”问题在我国，从理论到体制，从体制到制度，从制度到政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使原有的城乡差别雪上加霜，究其原因，两种所有制理论是“三农”问题的症结。

二、应从惠农到还债

在对待“三农”问题上，政府采取了一些重大惠农政策，可谓是空前的，农民都感谢共产党。但这种感谢解决不了“三农”问题，必须在观念上有一个转变，应从惠农、恩赐农民，转变到还债上。根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今年7月9日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上的文章称，“仅仅以上工农产品剪刀差、土地、工资差和未上社保等几项，农民建国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积累，最保守估计也高达30万亿！”

根据农业部农研中心的材料，披露了目前国家支农的情况。

一是支农的力度不够。从1966年到2006年，国家对“三农”的投入，从774亿元增加到3 397亿元，增加了3.4倍。而同期国家财政收入，从3 661亿元增加到20 450亿元，增长到了4.6倍。支农在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21.1%，下降到16.6%。支农投入慢于中央财政增加幅度。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中央财政支农支出，2002年为120亿元，2005年为148亿元，占当年中央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由1.2%降低为0.9%。令人奇怪的是近三年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是徘徊下降的，2003年为527亿元，2004年为542亿元，2005年为513亿元。即便在增大的财政投入中，有些不是直接用于“三农”，如大江大河治理、“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对于国有企业农产品政策性价格补贴以及造林支出等等，这些费用都不是直接用在农民身上。将这些扣除，真正用于“三农”的大体上在1 500亿元左右。

二是多取少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民对国家的贡献仍大于国家的投入。第一项贡献是农民交纳的税费。虽然国家减免了农民的四税和三提五统，但农民和其他公民一样要交

纳各种税费，据有关权威人士测算，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负担不能抵扣的增值税、车辆购置税、生活消费中的增值税、营业税、存款利息税等，2003年大体为4 788亿元。第二项贡献是土地差价。仅2005年国家从土地差价中拿走了2 655亿元，而同期全国支农支出和农业支出分别为1 644.9亿元和867.3亿元，国家拿走的都超过支农支出和农业支出。第三项贡献是农民工。凭借样本调查和宏观数据，进行一些粗略估算，2005年农民工提供的国家财政收入为3 300亿元，占国家总财政收入的10%左右。这一估算与北京市调查结果相接近，在其地方财政收入中至少占1/5(见2006年2月1日《工人日报》)。虽然近几年国家对“三农”的投入有所增加，但农民每项贡献都大于国家的支出。

三是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业部副部长尹成杰近日说：“2004年和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3.21∶1和3.22∶1，去年扩大到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 172.5元。”虽然从2004年、2005年、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三年都超过6%，是1985年以来首次。但据中国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预测，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突破3.3∶1。以上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论相对数还是绝对数，近几年仍在继续扩大。

从以上数字来看，任何一项国家的收入都超过了国家的支出，多取少与的现象并没有根本改变，并且差距还在扩大，这应是不争的实事。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树立起对农民还债的思想，才会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三、应从输血到造血

目前国家对支农的投入基本上是属于输血，有的属于撒胡椒面，如粮补，是平均分配。这种支援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三农”问题。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破除造成“三农”问题的体系，二是扶持农民的造血功能。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村，首先打破了两种所有制的体系，冲破城乡分离、工农的割据，就地实现了农业向工业的转化，就地实现了农村向城镇的转化，就地实现了农民向居民的转化，大大缩小了城乡差别。但这只限于少数农村，绝大多数农村还做不到。所以国家除了向农村输血之外，应把重点放在扶持农村的造血功能上。目前农村造血最缺乏的资源有两种：一是资金，一是知识。这两种资源我国目前并不缺乏。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4 000亿美元，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使大量资金和知识闲置，这是一种巨大浪费，应派上用场。

1.在资金上

我国巨额外汇储备一方面表明我国经济实力雄厚，综合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过量外汇储备也有副作用。一是资源浪费。因为货币只有在流通中使用，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一书中，讽刺主人公把钱埋入地下，是土地主，守财奴。我们看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二是大量外汇储备在国外我们也是吃亏的。我国外汇储备大多采取美元形式，一旦美元贬值，会给我国造成巨额损失。我们用外汇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再用这些钱向中国投资，两方获利大不相同。据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讲：“两者资产收益差异大体在2-3倍。”三是大量外汇储备，使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施加压力，以各种借口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我外贸出口，压制我国人民币升值。目前我国政府已注意到这些问题，逐步使外汇减持。在减持中，能否拿出一定数额来用于农村，一方面把减持的外汇派上用场，另一方面也向农民还债，作为造血功能的基金，促进新农村建设，早日实

现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

2.在知识上

目前应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新农村建设。一方面充实农村知识，还能发挥他们的才能，农村是他们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也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解决了大学生就业难，就可以使大学扩招。目前大学停止扩招是我国一个重大损失。我国现在万人大学生拥有量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印度比也有很大差距，大学不扩招就不能提高我国公民的大学教育程度，城乡知识差距就很难缩小。

将资金和知识相结合，就能形成巨大能量。各村应因地制宜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创建造血功能，这是落实科学发展的举措，是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央应大力领导和扶持。为了推动这一工作有成效的进行，应当在现有体制外，在各地政府支持下，组织社会机构来执行，其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可效仿世界银行贷款或联合国扶贫基金的办法，政府不要介入。

这一建议可谓一举多得，对缓解“三农”问题会大有帮助。

《经济研究导刊》2007年第12期

第三篇：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

我国的“三农”问题说起来都带“农”字，但它却不是就“农”论“农”的简单问题。“三农”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堪称世界之最，也是国内经济学界始终关注、热度不减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之大，曾令人发出中国“三农”问题的无解之叹。然而，要实现强国富民和中华民族的世纪腾飞，“三农”问题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

一、“三农”

问题的焦点学术界对“三农”问题成因的论述林林总总，并由此提出各种破解“三农”问题的理论。鉴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应立体地看待“三农”问题，多视角地分析其问题的焦点所在。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我国二元社会体制，是通过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机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偏斜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剩余补给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资金，结果使农村社会、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历史性地停滞不前，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拉越大。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目前的情况是，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支农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1-1997年分别为10．3％、10．0％、9．5％、9．2％、8．4％、8．8％、8．3％。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前者仅仅是后者的1／2至1／3。这必然削弱农业发展的后劲，拉大城乡全面发展的差距。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尽管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但由于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这一战略失当，使得农村工业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和影响受到一定限制。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此条件下，如果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高价值农产品生产代替低价值农产品生产，农业再生产循环会难以为继。我国粮食生产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与生产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关系的。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有专家推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由于农业内部物耗率的提高，约可减少9000万以上劳动力的使用；若按照1988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即剩余总量高达2亿人。从长远来看，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将会逐步提高，劳动密集程度将减轻；同时，考虑到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中国保持较高水平的土地生产率也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由此而来的农户减收与农业内部劳动剩余率上升的现象也会在长期内继续下去。

（四）“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从国民经济流程上认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因

素之一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尽管中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巨大，目前大约为3:1。所以，事实上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却占到了64％，而且还在提高。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流程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现实的情

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升级转变，恩格尔系数从80年代的55％下降至1994年的50％以下，2000年又降到40％以下，2001年进一步下降到37．9％。这个变化对农业、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显见的。首先，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缓慢，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只占15％-20％，与之相比，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仍有下降空间。这就意味着，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没有大幅度增长的前景。此外，现阶段我国农产品供过于求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产品进口的增加，也会对我国农业生产产生抑制。其次，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的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因此，农村潜在的国内需求市场得不到释放。这样，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城乡经济的系统均衡难以形成。再次，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发工业结构“由轻转重”的变化，农村非农产业也出现相似的变化。而这一过程都刚刚开始，必将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重。这也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出现停滞、农民非农产业收入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加的较大比例来自外出打工收入而不是乡镇企业的就业收入，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化解“三农”问题的路径破除二元体制、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改革财税体制等，这些无疑都是现阶段化解“三农”问题的不同办法。但是，若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同的措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加以固化，才是最最关键的。目前，政府应以提高农民收入为核心，为农民做好“松绑”、减负、扶持三件事情。所谓“松绑”，是要尽快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农民能够不受限制和约束地参与城乡统一大市场的竞争，在制度方面为农民和市民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与均等的竞争机会。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应尽快实行城乡统一的土地制度。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使农民对土地拥有完整的经营权和处置权，使农地产权明晰化、规范化。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应以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为目标，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享有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权利与职业培训机会，享有平等就业竞争机会和劳动保护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权利等。所谓减负，是指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能够轻松上阵，参与市场竞争。当务之急是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开征农业经营所得税。把农村耕地占用税并入资源税，依据非农业占用农村土地的面积和肥瘠程度，采用地区差别定额税率，按年征收。村提留费则改按农业经营所得税的一定比例收取。以后逐步在全国推行。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逐步实现农村税收与城镇税收接轨、农业税收与工商税收接轨。通过规范化的税费制度改革，消除城乡分割，推动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所谓扶持，是指政府应尽快调整其政策目标，改变农业的财政净流出状态，加大反哺农业的力度，给农民以适当扶持。具体的方法可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有益做法。第一，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农业发展，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政府财政既应增加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向农业地区提供或资助发展交通运输、供电和通信事业；还应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科研和技术普及，通过农业院校、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向农民提供有关市场、管理、气象、病虫害与技术方面的信息及指导；并且提供农业信贷支持和农产品保险。第二，政府应根据不同生产类型农民的实际收入状况，对低收入、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的农户实施直接收入补贴政策。第三，政府应加大农业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力度。其措施应包括增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把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大力扶持无公害蔬菜瓜果和粮食作物的生产，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推行休耕制度等。

第四篇：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和出路

我国的“三农”问题说起来都带“农”字，但它却不是就“农”论“农”的简单问题。“三农”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堪称世界之最，也是国内经济学界始终关注、热度不减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之大，曾令人发出中国“三农”问题的无解之叹。然而，要实现强国富民和中华民族的世纪腾飞，“三农”问题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

一、“三农”问题的焦点

学术界对“三农”问题成因的论述林林总总，并由此提出各种破解“三农”问题的理论。鉴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应立体地看待“三农”问题，多视角地分析其问题的焦点所在。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我国二元社会体制，是通过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机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偏斜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剩余补给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资金，结果使农村社会、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历史性地停滞不前，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拉越大。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目前的情况是，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

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支农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1—1997年分别为10．3％、10．0％、9．5％、9．2％、8．4％、8．8％、8．3％。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前者仅仅是后者的1／2至1／3。这必然削弱农业发展的后劲，拉大城乡全面发展的差距。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尽管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但由于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这一战略失当，使得农村工业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和影响受到一定限制。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此条件下，如果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高价值农产品生产代替低价值农产品生产，农业再生产循环会难以为继。我国粮食生产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与生产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关系的。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

第五篇：河南“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出路

河南“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出路

河南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例大，农业在全省经济发展中位置举足轻重。全省９６６７万人口中，乡村人口占７２．８％；我省国内生产总值中５０％以上是靠农业及相关产业实现的。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小康目标的实现，而且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我省历届省委、省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我省农业和农

村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第一产业增加值由１９９７年的１００８亿元增加到２００３年的１２３７亿元。农民收入稳定增长。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３年，７年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４．３％。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小麦播种面积稳定保持在７０００万亩以上，粮食总产量从１９９８年开始连续５年保持在４０００万吨以上，近３年来连续居全国第一位；棉花、油料产量分别居全国第二和第一位，畜牧业增加值等八项指标居全国第一位。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较大进展。优质小麦、优质专用玉米、优质水稻、优质红薯的面积不断扩大，分别占各类作物总面积的３８．８％、５５％、６０．２％和４７％；林业、畜牧业增加值的比重逐年上升，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全省粮食年加工能力达２５００万吨，占粮食年总产量的６０％以上；肉类加工能力达２３０多万吨，乳品加工能力７０万吨。

农村改革不断深入。顺利完成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进一步稳定了土地承包关系，完善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总体减负４２．８３％，人均负担由１２９元降至５５元。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全省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已达到７４０４万亩，旱涝保收田面积达到５７００万亩。完成人工造林４５０万亩，其中退耕还林３８０万亩。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全省农机总动力达６９００多万千瓦，仅２００３年就新增联合收割机２万余台，相当于前５年发展数量的总和。实施了农村电网改造和公路“村村通”工程，农村用电、交通条件得到改善。

农村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农村科普、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都有新的发展。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是我们党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而提出的新的思路和方针。我省结合实际，集思广益，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和重点都在农村。今后，我们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始终不渝地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突出抓好中央１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扶持，突出抓好粮食直补、降低农业税、良种补贴和农民补贴的政策落实，使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发挥粮食主产区的作用，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加大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宣传和执法检查力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好有限的耕地。要改变传统农业的粗放经营方式，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引导农民依靠科技提高粮食的单产和质量，实现增产增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使种粮农民有利可图，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做大做强粮食产业，把我省粮食生产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继续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以国家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为契机，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我省以优质小麦为重点的优质粮生产加工基地建设。以规模化养殖为重点，加快优质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加强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大力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业。加强林业基地建设，优先发展速生工业原料林基地，推进林纸、林板一体化，大力发展名优特经济林，积极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业。

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拓展农民外部增收空间。首先，抓好县域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县域经济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结合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其次，抓好劳务经济，推动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转移。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加快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搞好就业指导和中介服务，为农民及时提供外出务工就业信息，引导农民有序流动。同时，抓好

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在税收、投融资、资源使用、人才政策等方面，对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给予服务和支持。

加大投入，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落实好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努力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要加强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

生产条件，减少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

深化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加快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二是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三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１１．６亿元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四是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

“好范文”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