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与出路

第一篇：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与出路

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与出路

1，农村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后的问题

自两年前中国政府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许多担心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人士似乎松了一口气。但是透过表面的“达标”我们会发现，农村的教育状况并没有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相反，在并没有根除导致问题的根源而又遭遇农村税费改革等新的制度环境时，它变得似乎更加突出了。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首先，“基本普及”这一含糊的语义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是，在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区域还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少年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充分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即以官方公布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来看，由于学龄儿童的基数过于庞大，没有入学的0.9的儿童数量实际上超过了110万人。这庞大人群的绝大多数当然是在农村，他们将成为未来的新文盲。

第二，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的作为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普及”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冲刺”的结果，一些县乡政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弄虚作假”这一经典式的法宝。而不择手段的结果是导致了许多后遗症，比如许多乡镇所背负的沉重的“教育债务”，此外还包括入学率的下降和失学率的反弹。两年前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已经通过“普九”验收的1242个县中，失学率超过5的有209个县，超过10的有63个。在中西部，初中生辍学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而湖南省有关部门今年夏天对6个县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其中小学为39.7，初中为20.0），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达92.1.第三，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小学阶段失学的3791.5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67.6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社会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这些事实尤其需要教育行政官员们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耀眼刺目的镜子。

2，城乡教育对比：差距究竟有多大

农村教育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同城市的比较。这方面的直观感受往往会让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从北京市某所花费3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小学，到贵州、甘肃乃至于距北京数十公里内存在的“危险校舍”；从城市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们每年要花费数千元去培养其子女的“综合素质”，到农村那些尚未实现温饱的家长们要为筹集数十元的学杂费而一筹莫展；从城里重点小学或“实验小学”的教师们到“新马泰”去度假旅游，到广大农村里的多数教师领不全他们每月的薪水……新世纪的天空下“农村中国”与“城市中国”的两幅图景，的确显得“光怪陆离”，让我们看到城市教育的虚假的繁荣和农村教育的真实的危机。

不过，仅凭直观感受来评说城乡教育差距可能会被一些“权威人士”指斥为以偏概全。为此我这里提供两个系列的重要数据，即城乡各教育阶段升学率的差距和城乡中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以此来进行全面的观照。

就教育机会的差距而言，在小学阶段，除了因高度残疾而无法入学的极少数情况之外，几乎100的城市学龄儿童都进入了小学，而农村每年尚有100万左右的儿童没有入学。在初中阶段，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与城市的小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率为101）升入初中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只有64，其中贵州、广西和西藏三省区农村不到50.到1999年，农村的升学率上升到了91，但低于90的省区仍有15个，其中贵州和内蒙分别为72.4和75.7，西藏更只有38.1.全国则有130万的农村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成为“劳动力”。

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到了高中阶段进一步扩大。从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来看，城市的升学率从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55.4，而同期农村则从22.3降到18.6，两者的倍数差从1.8倍扩大到3倍，绝对差从17.7个百分点扩大到36.8个百分点。而许多省区内部的城乡差距要大于全国的情况：1999年，城乡差距超过3倍的省区达15个，超过4倍的有5个。安徽和贵州省的城乡差距都在3.6倍（分别为55.7：15.4V.2：15.4），湖北达到3.9倍（71.4：18.4），山东（72.3：16.8）和河南（57.4：12.9）则分别达到4.4倍和4.5倍。在上述省区，城市的升学率都超过了全国城市的平均数，而农村的升学率则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数。

关于大学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可以用学生的城乡分布来对比。据对1989全国高校录取的61.9万名新生的统计，来自农村的学生占总数的44，城市的占56.以各自出身的人口母体为基数来换算，可知当年大学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为4.9倍。而随着高中阶段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和近年来高等教育“高

收费”的影响，相信这种差距90年代末之后进一步扩大了。不过，由于缺少全国的数据，我们难以给予量化。而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99年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的情况来看，来自农村的学生只有902人，占总数的17.8，这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计算可知，在这两所生产“精英中的精英”的著名学府，城乡之间教育机会的差距，若以城乡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为基数，可以量化到7.7倍；如果以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为基数，则可以量化到10.3倍！

让我们再来看看城乡之间因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在校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它在相当程度上涉及教育质量问题。

就全国范围而言，1993年，城市小学生的人均经费为476.1元，农村为250.4元；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941.7元，农村为472.8元。差距分别为1.9倍和2倍。到1999年，两者的差距都扩大到3.1倍，绝对金额分别为1492.2元：476.1元和2671.2元：861.6元。

如果将比较的单元下放到省级行政区，城乡之间的极差将更加突出。1993年，上海市（包括所属郊区）小学生的人均经费高达879.2元，而安徽农村只有125.6元，相差7倍；北京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2157.7元，贵州农村仅为214.1元，相差10倍以上。至1999年，极差进一步拉大，小学生的城乡差距扩大到11倍（上海市3556.9元：贵州农村323.6元），初中生的城乡差距则扩大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贵州农村416.7元）。

而同一省区内部城乡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巨大差距。以贵州为例，在整个90年代，其城乡小学生的人均经费差距都在3倍，初中生都在4.2倍。郑州市1999年小学生的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河南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相当于滑县农村的14.7倍；关于初中生的情况，最高的新乡市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5.9倍，与最低的延津县相差11.4倍……

3，教育财政改革：“以县为主”的局限

应当看到，城乡之间的巨大教育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城乡经济差距的结果。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是教育资源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即“分级办学”制度的必然归结。

自1985年实行的以乡镇为主的“分级办学”制度，作为一项至为重要的公共政策，未能起到统一调配资源以确保全体适龄人口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作用，而是在单纯强调发挥地方“办学积极性”的逻辑下，将应该由政府、社会和家长共同承担的义务教育的“义务”主要转嫁给了农民，将理应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的责任主要转嫁给了乡镇和村。其结果是，不仅给广大的农村和农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1985—1999年间向农民提取的“教育费附加”总额超过1100亿元，1993～1999年间向农民征收的“教育集资”超过516亿元；乡镇财政则普遍成了“教育财政”——，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它不是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教育层面上缩小，而是将其扩散和放大，从而造成了农村教育的迟滞和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农村少年儿童的失学和教师工资的大面积拖欠也随之变成了几乎不可逃脱的“宿命”。

所幸的是，在“分级办学”制度运行了16年之后，它的弊端终于得到了承认——虽然是一种谁也不负责任的默认——。去年6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制。今年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强调要实现两个转变，即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把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5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又在相关文件中对“以县为主”作了详细规定，其核心是县级政府负有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即通过调整本级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教育经费预算，合理使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做好“三个确保”（即工资发放、公用经费、危房改造及校舍建设），而乡镇不再承担义务教育投资责任的重压。新体制运行一年之后，据新华社的报道说，全国已有75的县市实行统一发放教师工资，今年内则要求全部推行到位。

上述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较大的改进。在县这一级更大的行政区域内调度教育资源，较原来的制度有利于提供农村教育资金，有利于减轻乡镇政府和农民的负担，也有助于缓和乡镇政权因向农民摊派教育经费而造成的紧张和冲突。不过，进一步的分析会使我们发现，县一级财政的实力决定了这一新的制度的先天缺陷，由此不能抱过大的期望。

在现有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财政所占份额很小，加上乡（镇）级财政也只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20（中央政府占51，省和地市两级占27）。在现有的2109个县级行政区域中，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不足600，包括574个国家级贫困县在内，财政补贴县多达1036个（均为1999年数据）。大部分县连维持“吃饭财政”的水准都困难，一些县全年的财政收入甚至不够用于教育的支出。

基于此，绝大多数县级财政显然无法担当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的责任。进而言之，“以县为主”仍然没有摆脱教育上城乡分割的格局，因为县级行政区域仍然属于“农村”，从乡镇为主到“以县为主”，只是在农村内部调整教育资金的汲取和分配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教育的基础条件，缩小近20年来越拉越大的城乡教育差距。从对这项制度的最大预期来说，“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可能缓解一县之内教育上“贫富不均”的情况，但却难以改变一个市或地区内部、一个省区内部、以及全国范围内极端“贫富不均”的局面，无法消除城乡之间教育的天壤之别。

中央政府似乎试图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对贫困地区教育援助的力度来解决“以县为主”后农村教育财源不足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努力远远不够：“十五”期间总的投入额度只有330亿元，包括总计50亿元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资金；每年50亿元用于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的专项资金；30亿元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资金（2001-2002年）。这些资金只相当于数年之前国家和地方政府一年内对农民收取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的收入。而即便将所有资金——不再出现中途截留——都用于国家级贫困县，每县每年能够分得的部分也只有1000多万元，最多能解决“吃饭”问题。有鉴于此，有必要采取更大的举措来加以调整。

一是从教育平等和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理念出发，限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水平和生均公用经费、教学设备的最大差距，以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条件的改善和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差距的缩小。参照目前的现状，生均公用经费差距在全国范围内不应超过2倍，在同一省区内不应超过1倍，教师工资水平也应以不大于上述倍数为宜。当然，确定最大差距并非要将城市中小学的现有条件和教师收入砍下来，而是大幅度提高和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

二是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对称的原则，将过去十多年间颠倒了的权利义务关系彻底扭转过来，明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作为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以县为主”。中央应承担义务教育投入的50左右，省和地市两级承担30，县乡两级承担20（其中县承担15，乡镇承担5）。中央政府承担的份额是就全国范围而言，省和地市两级也是就各自管辖的行政区域整体而言，并不意味着平均分配，而是结合前述第一条原则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倾斜。

应该承认，在传统的城乡分治的思维和制度空间内，并不容易做到这两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调整城乡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依然在老框框里做小幅度调整，也就难以彻底改变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以及它同城市之间的令人感到残酷的差别，并且有可能拖垮普遍贫弱的县级财政——就象已经“拖垮”了的乡级财政一样。（好范文版权所有）

第二篇：农村教育的出路？

蔡达峰：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省统筹机制

蔡达峰建议，要尽快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省统筹机制，加大省级财政的统筹力度

【《财经》综合报道】3月10日下午3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民进上海市委会主委、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建议，要尽快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省统筹机制，加大省级财政的统筹力度。

我国现阶段的义务教育，不仅存在着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同一地区的校际间差距也很悬殊。他提出，要制定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标准体系，加大对农村学校和薄弱校的重点支持力度。

蔡达峰还提出，要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建立省统筹机制。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的责任是提供均等和公平的服务。但造成不均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各级政府的责任也不尽相同。建议明确县级政府负责校际均衡，省级政府负责县际均衡，中央政府负责省际均衡。当前，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建设应以校际均衡和县际均衡为重点。由于现行的“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重心过低”，县级财力不足问题十分突出。因此，要尽快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省统筹机制，加大省级财政的统筹力度。

第三篇：中国农民工问题现状与出路

1.介绍

农民工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是中国城镇产业工人队伍中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为中国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农民工却缺乏平等的城市社会权利，无法融入城市，滋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的转移就业、农民的增收、农业农村的发展，也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因此农民工问题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本文在具体分析当前中国农民工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2.分析

2.1当前中国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

2.1.1工资待遇低，欠薪现象严重

目前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大大低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而且，大部分农民工纯粹就是工资性收入，没有享受其他如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带薪休假等社会福利待遇。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大多是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的情况下获得的，付出的成本更高。农民工不仅工资收入水平低，而且还经常被拖欠，尽管国家采取了追讨工资专项行动，将“恶意欠薪”列罪，打击了少数无良企业和个人的恶意欠薪行为，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民工权益，但每年农民工欠薪现象总是屡禁不绝，前清后欠现象仍较普遍。

2.1.2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

农民工大多集中在制造、建筑、传统服务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担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最重、最苦、最脏、最累的工作危，险性高，劳动环境差，而且，许多企业使用缺乏防护措施的旧机器，噪音，粉尘，有毒气体严重超标，又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设施和劳保用品，致使其发生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比例高。超时间超强度劳动现象非常普遍，一些私营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把农民工的憨厚当作自己的“摇钱树”，不择手段强制农民工长期加班，不仅给他们的身心带来很大危害，还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

2.1.3社会保障待遇普遍缺失

由于中国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很不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很低，大多数人都没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一些地方已参保的农民工也纷纷退保。虽然近年来不少地方在户籍、社保等方面已经逐步城乡一体化，但返乡农民工更多的社会福利保障还是“含金量”不高。应该说，这暴露了现行农民工社保制度的种种弊端，既不利于将来农民工权益的保障，也给未来国家的养老问题增加了新的难度和挑战

2.1.4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上，许多用人单位根本不与外来的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或合同到期后没有及时续签。企业主为减少企业成本，通常以口头协议代替书面签订劳动合同，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简单而且不规范，造成一旦发生纠纷难以调查取证的后果。部分已签订的劳动合同也存在着许多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内容和条款，如一些从事建筑、采矿等危险行业的用工单位私下与农民工签订“事故责任自负”的“生死合同”，为在发生争议认定劳动关系、维护合法权益上埋下了隐患

2.1．5城市政府公共服务缺失

农民工基本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一是子女义务教育困难。很多地

方没有将进城农民工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门槛很高，大多数农民工子弟只能选择教学条件不好，教学设施、师资质量差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二是居住条件比较恶劣、很多农民工处于居无定所的状况、虽然不少企业有集体宿舍，但符合建筑安全和卫生条件的不多，简易房、工棚、地下室、旧房改造房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三是公共卫生服务不到位。目前城市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对农民工一直是一个难点和盲区，农民工计划免疫和妇幼保健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很低

2.1.6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

目前约占农民工总数60% 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遭遇“城乡双重边缘化”。由于森严的“身份壁垒”，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从总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他们对乡村陌生，没有返乡的愿望，没有务农的技能，加上农地制度变迁使得他们不可能像父辈一样返乡务农。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却又不被真正接纳。新生代农民工受过教育，更具民主、平等和维权意识，对于社会不公和身份歧视等现象具有更低的容忍度，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长此以往，极易形成一系列社会危机和不安定因素

2．2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路径

2.2.1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连接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大量农民工长期不被城市接纳乃至受到歧视，融不进城市社会，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这种状况不解决，不仅农民工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也可能造成不稳定因素。因此应从中国国情出发，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分治和地区分割的二元制度结构。逐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福利制度，使劳动就业，子女入学，住房分配，社会保障等与户口脱钩，让农民工平等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待遇

2.2.2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第一可参照新农合政策，通过降低交费标准，由政府补贴一部分，企业出一部分，农民缴一部分，使农民工尽量少缴或者不缴费，推动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二要缩小农民和城市职工保障水平的差距，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应该覆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工资收入者，打破城镇职工和农民工截然分开、差别对待的状况，打破地区分割，不断提高社会统筹的层级，最终实现全国统筹。三要建立健全转移接续机制，研究制定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衔接政策，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障跨地区转移。四是探索建立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比较特殊的群体，流动性强，因此可考虑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分开，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自身的体系。

2.2.3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

一是要加强农民工招用合同管理。所有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都必须依法订立并履行劳动合同，建立权责明确的劳动关系。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劳动合同试用期的规定，不得滥用试用期侵犯农民工权益。劳动保障部门要制定和推行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和监督，特别是重点抓好农民工比较集中的采掘、建筑、加工等行业的监督检查。二是要加强劳动安全管理。

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规程及标准，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权益。发生重大职业安全事故，除惩处直接责任人和企业领导人外，还要追究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的责任。

2.2.4多措并举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第一，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及其在维权问题上的复杂性，应尽快制定、出台《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依法确定农民工的各项基本权利，明确对各类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给予处罚的具体措施，为农民工提供法律上、制度上的保护和保障。第二，劳动保障部门应依法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完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长效机制，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使农民工收入稳定有保障。第三，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对违规企业要加大处罚力度，为农民工维权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第四，要充分利用工会资源和手段。各级工会要不断完善工会维权机制建设，强化工会的维护职能，广泛开展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维权活动，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第五，加强对农民工维权的舆论监督。新闻媒体要敢于及时披露报道典型案件，为全社会关注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为维护农民工权益，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2.5加强和改善城市政府对农民工的公共管理和服务

农民工也是城市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在无法享受城里人各项公共福利的状况下，以极低的成本为城市的企业提供了大量利润，并创造了城市的税收，同时还在很多方面承担各种不公平的费用。因此城市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来对作为纳税人之一的农民工提供正常的管理和服务。政府部门应从管理向服务转变，按照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原则，进一步消除有关政策性和体制性障碍，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服务、住房问题完全纳入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系统之中，保障农民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实 现 农 民 工 与 市 民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均 等化。从实际出发，不断完善住房保障机制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的享受范围，使农民工的居住有保障。

2.2.6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

第一，要重视抓好农民工培训工作。政府部门要做好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和外出适应能力。要强化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岗位培训责任，同时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工青妇组织的作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农民工职业培训。第二，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意识和能力。通过开展普法宣传教育，使农民工增强法制观念，学会利用法律武器，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第三，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国家应把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同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行“9+1”义务教育，对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根据就业意向自愿选择专业，免费参加半年至1年的短期职业教育，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第四，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让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阶段

2.2.7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小城镇建设

进城务工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但从长远和各地实际情况看，还应从多方面为农民就地转移创造就业机会。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途径之一。发展乡镇企业和发展小城镇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战略，两者可以互促互动、互为依托、共同发展。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建设相融合有利于节约耕地、保护环境、有利于彻底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利于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逐步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在鼓励和支持劳动密集型的个体私营经济、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时, 应引导乡镇企业相对向小城镇集中，对农民投资采取优惠措施，有计划地限制乡镇企业在一般乡村的发展，鼓励和促进农民进入小城镇开办企业 鼓励吸引外出务工农民回到小城镇创业和居住，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实现小城镇发展和农村经济共赢。

2.2.8建设发展中西部城市

目前中国经济发达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区域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缺乏政府指导和服务，盲目地往东部经济发达的、现有成熟的大中城市转移。城市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现有的城市生态环境不能容纳农村所有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而生态环境在较长时期内是刚性的。因此可以借鉴巴西、美国的成功经验。如巴西的巴西利亚，就是为了改变巴西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促进北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建成。又如美国的“西进运动”实现了中西部城市崛起和人口、经济的大转移。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开发中西部，将经济发展逐步向中西部推进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无论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要求，还是将来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都有必要实施新一轮人口、经济的战略转移。因此，中国应结合西部大开发，将经济发展逐步向中西部推进，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在中西部建设城市，增加中国城市供给量，改变劳动力单一向东部流动的方向，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3.结论

农民工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特殊的规模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进城务工农民的增多，农民工问题日益突显。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看，农民工外出就业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更好地发挥这支城市建设生力军的积极作用，对维护社会和谐和稳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篇：中国“三农”问题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三农”问题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三农”问题的起源和演变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是紧密相关的，要想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必须针对其特殊性质，选准突破口和切入点，扩展视野，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进行溯源，联系中国现代化的独特历程，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困境及解决对策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三农”问题现状.（一）农产品供给缺口大，粮食需求过于依赖进口.虽然近年来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但粮食生产供不应求的现状并未改变，粮食缺口有几千万吨。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193.5万吨，较2012年增加1235.6万吨，同比增长2.1%。从2004年算起，粮食产量实现了“十连增”。但在过去的十年中，“丰年缺粮”的现实也不可否认，只有2008年与2009年两年时间产稍大于需，剩下年份均是产不足需，且粮食供需缺口日益增大。2012年我国农产品贸 易 逆 差 为491.9亿 美 元，同 比 扩 大44.2%，进口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14%。对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完全依赖国际市场来满足农产品与食物的需求是不现实的。

（二）农村基础设施差，教育落后.由于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就业机会匮乏，造成农村失业人口向大城市聚集。集中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就业的增长速度，导致城乡发展失衡，农村落后凋敝，出现过度城市化和平民窟问题。此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镇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7.26%和3.87%。在我国8.5亿6岁及以上乡、镇人口中，未上过学的占6.3%，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4.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4.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1%，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占4.1%。按照这种教育状况来看，完全无法满足现代农业的建设需求，更加无法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三）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收入增速变缓.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数据显示，2003~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8472元增长到24565元，农民人均收入由2622元增长到7917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由5850元增加到16648元。若再考虑到城镇居民在养老、就业、医疗等方面的福利性保障和各种补贴等，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更大。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远不是帐面上的3∶1，而应该是5∶1，甚至可能达到6∶1，是我国建国以来的最高值，反观多数其他国家，其城乡收入之比仅为1.5∶1。而收入是经济状况和消费水平的集中体现，在物价尤其是农资价格居高不下、工业日用消费品和教育医疗等费用日益增加的今天，农民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

二、中国“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一）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三农”问题的政策原因.国家一方面从农业、农村和农民那里攫取了大量资金积累，另一方面却强制地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长期滞留农村，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规模经营困难。这要归因于我国长期实 行的工业 倾斜政策———优先发展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我国政府将实现国家工业化视为“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为了加速实现农业国的工业化，中国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结果是：从农业部门流出大量资本的同时，却没能带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最终演变成全社会的利益关系向工业、城市偏斜，而农村、农业、农民处于不利地位，农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提高，农业资本长期投入不足，农业再生产能力扩大受到限制。

（二）城乡二元结构是“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实行的一系列制度是促进城乡二元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一是户口制度。1958年，我国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以此为基础，出台了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二是社会福利制度。国家规定城市职工可以享受各种劳保待遇，如公费医疗、休养、退休养老金制度直至丧葬、抚恤费等；三是产业结构。1978年以前，农村几乎没有工业，即使有也只是为农业服务的附属部门，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部门。正是上述的政策和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划分出明显的区别，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导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被扭曲。

（三）农民可支配的生产要素稀缺是“三农”问题的直接原因.中国的“三农”问题与人均农业资源短缺存在着密切关系，农业自然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着农业经 营规模的 扩大、生产率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阻碍中国农业现代化。首先，人均农业资源稀缺限制了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国土地紧张、资源短缺，高土地生产率和低劳动生产率 的农业

发 展目标，使得农民增收困难。其次，人均农业资源稀缺的现状限制了农业商业化和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只能采取小农耕作方式，无法积累资本发展农业商业化。最后，人均农业资源稀缺的情况限制了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人口与资源不相匹配导致农业结构调整十分困难。

三、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策.（一）发展现代农业，提升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第一，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并重，实现农民增产与增收。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不仅能直接增加农业产出，使农业生产者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增加收入，而且将带来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业生产成本下降，使消费者直接或间接收益，并为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提供更多可用资源，从而支持整个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当前农业发展应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工作重心，力求在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形成平衡。政府也要根据发展的新变化，及时从单纯注重土地生产率的农业发展模式，转变到优先提高农业生产率、兼顾土地生产率的农业发展模式上来。第二，积极发挥科技的支撑作用，加快农业技术进步。传统农业突破土地限制的方法，就是要发展基于农业的科学，运用科学知识和工业投入，设计出更为集约的种植，不导致土壤肥力下降的耕作制度。同时，要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农业科研机构和人员激励机制，引导农业科研资源针对农业生产的实际问题，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针对农业新技术展开研究，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效率，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第三，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农业竞争力。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改变，中国人的食品结构正在经历由植物纤维为主向兼重动物脂肪及高蛋白的转变，粮食消费能力显著下降。这一变化使得农业生产要素向市场效益好、又能够在有限土地上密集利用劳动力和技术的农产品流动，引起种养业产出结构变化，从而扩展农业发展的广度。但是，在产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一些农产品的质量随之降低，为此，我国必须在保护主要农产品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调整农业产品结构，从注重数量转向注重质量。

（二）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利，培育新型农民.第一，提速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方面可以通过改

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设计使农村劳动力从农村顺利退出的机制。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趋势，建立起符合农村人口城镇化的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人口退出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通过改变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新时期新阶段顺应城镇化提速的要求，改变旧的户籍管理制度，彻底扫清体制障碍为城市化的提速铺路。第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的合法权利。“三农”问题表面上看是利益问题、经济问题，但其根本问题还是农民的平等权利问题。要想维护农民的合法权利，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农民协会，使政府职能由原来的直接管控部分转变为间接管理，让农民协会能够部分承担农民自治职能。同时，在制度上坚持将国家与农民协会分离开来，保持其民间性和自治性，使其能够独立处理事务，并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另一方面，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违背农民意愿，干 涉农民的 生产和经营。第三，加强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新型农民的培育不仅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还有助于新农村建成向纵深推进。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全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强建设农村教师队伍，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和支持农村教育事业。其次，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努力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具体而言，就是要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以及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最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努力引导农民树立新型农民的文明观、创业致富的新生活观以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观念等。

（三）以新农村建设统领“三农”工作的重点.第一，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进一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必须打破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以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农村现代化，城乡互补共促、共同发展的格局。在工作中应抓住四个重点：一是统筹城乡资源配置，二是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三是统筹城乡国民收入分配，四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第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加快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财政投资，不仅能改善农村地区的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能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另一方面，要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优化农村公共投资的结构。目前，中国农村基础设

施投资的资金十分有限，需要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很多，如何根据农村的实际，确定公共投资的优先顺序，是有效发挥有限资金带动效应的重要途径。第三，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具体要求如下。一是要积极推进城市工业向农村工业的转移。为此，各级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吸引城市工业向农村发展，重点扶持一批骨干企业在行业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要加强生产基地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村工业化的核心，而专业化的生产基地的建立，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客观要求。三是要调整农村工业发展定位，着重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工业要重新崛起，除在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上创新外，还要调整产业选择和发展定位。应该向内部发掘，充分发挥本地优势，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切入点再次启动。

第五篇：中国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１ 引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近13亿人口，9亿在农村，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据着基础性地位，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稳定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虽然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从经济发展总体状况上看，发展仍然不足。目前，制约和影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但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种生产要素中，人的因素始终是最根本的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我国有9亿农民，要将我国农村地区丰富的人力资源变为人才资源优势，提高其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为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服务，就离不开农村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

教育是一种具有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传播功能的复杂的社会活动。农村教育状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可以说，农村教育是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先导性产业、决定性产业。发展教育特别是发展农村教育无疑就成为保证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２ 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村教育无论在教育规模方面，还是在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方面，都有了极大发展，为农村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的劳动者。据教育部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全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率不足20%，2000年底基本实现了在85%的人口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以上，初中入学率达到88%以上，青壮年文盲下降到5%以下；农村教育经费有较大幅度提高，农村小学、初中的生均教育经费分别从1993年的224元、409元增加到2000年的536元、815元，增幅分别达140%和199%：农村小学和中学的校舍面积分别从1990年37450万平方米、19709万平方米增加到2000年的50538万平方米、35359万平方米，增幅分别达35%和79%；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我国小学、初中、高中教师的合格率分别从1980年的50%，13%，36%上升到2000年的96%，87%，68%，小学教师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20%，初中教育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占14%。一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基本做到了县有重点高中、职业高中(职教中心)或农民中专；乡镇有普通初中、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农科教中心)、中心完小；较大的村有完小、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基本形成了结构合理、比例适当、规模适度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农村教育体系和网络，适应了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但是，现阶段我国农村教育总体上仍然比较落后，还有约15%的人口地区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盲和巩固扫盲成果的任务仍很艰巨。一些地方农村教育结构还不尽合理。农村教育结构单一，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薄弱，全国约一半的行政村没有建立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村劳动者的年培训率只有20%左右。

就多数地区的农村教育自身而言，教育内容不同程度地脱离经济、社会及受教育者个体身心发展的实际需要。教学内容缺乏地方特色，一些地方往往把升学教育作为教育工作唯一追求的目标，大多数受教育者对教育的需求和期望主要是希望通过接受教育，以升学的方式向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地区“移民”，升学意识占主导地位。在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上，长期是教育部门一家管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考虑较少，致使农村教育与当地生产和群众生活脱节，造成教育在育人、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等方面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影响了广大农民参与办学和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较早的人，往往文化水平较低，如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流失生或毕业生。农村吸收和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较弱，贫困地区尤为突出。这些弊端严重制约着农村教育的发展，进而影响着农村人口质量和农村地区生产力的提高。

应当认识到，我国农村教育已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失去了其超前指导作用，农村教育改革落后于农村经济改革。尤其是在贫困地区，教育与经济处于一种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收入低→教育投入低→教育整体发展水平低→人口素质低→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足→经济发展落后。我国农村教育的现状难以满足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实际需要，更不能适应我国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要求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３ 农村教育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农村教育是一个利国利民的系统工程，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工程。为了解决目前农村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更好更快的使其发展，必须采取深入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首先，发展农村教育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和参与，单靠教育部门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必须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树立“综合”的观念，才能使教育内部和外部相互协调，相互支持，促进农村教育健康发展，为农村经济和社会进步服务。

其次，农村教育要树立正确的办学方向和教育观念，由主要为升学服务转到主要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同时兼顾到升学上来。农村教育部门要主动关心当地经济的发展，始终坚持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办学方向，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参与社会生活的变革，使教育在农村 “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否则，农村教育自身不能健康发展，也不能发挥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再次，协调发展农村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实行 “三教统筹”。高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发展一定要面向农村，为农村地区培养具有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专门人才。

最后，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特别是对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减轻农民负担，更大程度上普及义务教育。“再穷不能穷教育”为了增强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长期竞争力、调节收入差距过大的城乡经济关系，根据我国国清，应当通过较大行政区范围内转移支付手段来筹措基础教育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