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党校存在的问题与出路

第一篇：县级党校存在的问题与出路

阳江市党校系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

县级党校存在的问题与出路

中共阳东县委党校

余焱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校作为党委直接领导下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作为党委的一个重要部门，在用集中培训轮训方式提高党员干部素质方面，起到了其他部门无法替代的作用，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保证了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的实现。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央提出大规模培训轮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党校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任务也显得更加繁重。但作为承担县（区）副科级党员领导干部以及股级党员干部、普通党员干部和村支部书记、主任培训任务的县级党校来说，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和困扰着县级党校工作的开展和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部分同志对县（区）一级党校地位的认识存在着偏差。县级党校作为县（区）委直接领导下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是党委的一个重要部门，是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重要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主要任务是培训轮训本县（区）副科级党员领导干部以及以下党政干部和村干部。但在平时的实际工作中，不少同志对党校的作用和重要性缺乏正确认识，误认为县（区）委党校是县（区）委宣传部或组织部属下的一个部门。这种认识是非常不正确的，组织部和宣传部的 部长是由县（区）委常委兼任的，而我们党校校长则是由县（区）委副书记兼任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党校的格局比组织部、宣传部还要高。甚至还有些人认为，县级党校可有可无，党校的培训，无非是为了创收，对推动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用不大。这种观点更是大错特错。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要依赖于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而培养和建设一支素质比较高的干部队伍，就离不开党校的教育培训。综观我市各县区的干部队伍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历程来看，哪个地方、哪个时期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抓好了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哪个地方就有希望，经济社会发展就快。

党校的职能主要是教育培训干部，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思想政治素质和党性修养，它的作用不是一时可以看出的，而是要通过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过程起作用的。这正如佛山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丘劲生讲的那样，从短期来看，党校是一个投入和消耗资源的单位，但从长远来看，党校教育对推动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作用却是无法估量的。

二是干部教育培训经费紧缺。不少县级党校除保证工资外，其它方面的开支异常紧张，教学设施设备落后无钱更新，图书奇缺无钱购买，教师外出学习无钱供给，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就拿我市各县区党校的情况来说，县级财政投入到党校的经费非常少，连最基本的日常办公开支都不够，更不用说更新教学设备和选送教师到高等院校深造。所以财政投入的不足，也将制约着县级党校今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开展。

三是校园规模小，设备落后，远远没能达到上级要求。从我市各县级党校情况来看，除阳春、阳西两所党校的校园条件好一点外，江城、阳东、海陵等地党校的校园建设都很不理想，场地狭窄，教学设施不全，设备落 后。拿阳东县党校来说，该党校还处在市区万福原阳东区委大楼，大楼陈旧破烂，规模较小，校园面积狭窄（只有2000多平方），课室不大，配套设施不全，没有学员宿舍，没有饭堂，更没有文体活动场所，停车场狭窄，信息化设备落后，多媒体课室配臵简单（只有一台小型投影机和两台电视机）。江城和海陵两所党校的情况更差，没有独立的办公楼，连远程教学网和多媒体课室都还没有，更不用说其他的教学活动场所。总之，县级党校目前的硬件建设远远未能与当前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相适应，还有待加大力度进一步改善硬件条件。

四是干部教育培训缺乏针对性，方法方式落后。由于县级党校本身的局限性，信息不灵，视野不够开阔，在课程设臵上，多年来一贯制，老一套，缺少创新，培训的内容总是那么几门课程，理论学习与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相脱节，没能围绕当地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对实际工作和现实生活中人们关心的问题涉及少，急需和实用的新知识少，特别是联系本地、本部门的实际的更少，使学习内容显得比较空洞，没有很好地发挥出培训在提高素质、解决问题上的作用。同时，县级党校因受经费困难影响，教师不能开展社会调查，在教学中不能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探讨，导致培训缺乏一定的层次性和专业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都不强，影响了干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此外，部分教师的教学方法比较老化、单一，仍以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为主，对象不分层次、不分类型，缺少进行兴趣教学的探索和尝试，使理论和实践相脱节，这种“先生讲、学生听”，“我上什么菜、你吃什么菜”，而且“吃来吃去”总是“老几样”，难以激发学员的兴趣，削弱了教育培训工作吸引力；部分教师很少采用现代教学手段，特别 是远程教学和多媒体教学，教学效果大大降低；还有些教师教学缺乏灵活性，教学的互动性不强，没能很好地体现出参训人员的主体地位，使参训干部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难以调动干部的学习积极性。

五是师资力量的现状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县级党校的教师大多数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且毕业于八十年代，知识早已老化，需要更新知识，但由于经费短缺，无法选送到上级党校或高等院校深造来提高素质，只能靠教师自学来提高水平，因此，导致了教师知识更新慢，现有的水平不能满足当前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需要。

在新形势下，县级党校应如何摆脱困境，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呢？《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党校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党的十七大和李源朝同志在今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议上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既为党校工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给党校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严峻挑战。随着干部教育培训内容和方式不断改革，特别是干部培训市场的发育和培植，党校的“主阵地”地位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我认为，县级党校必须要转变观念，把握机遇，积极作为，开拓创新，迎接挑战，才能在竞争中壮大势力，在竞争中发展自己。

一要积极争取县（区）委县（区）府对党校的支持，这是搞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促进党校事业发展的前提和关键。党校是姓“党”的学校，从一个地方来说，共产党就这么一所学校，没有理由不办好。首先要争取县（区）委县（区）府对党校的资金投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党校工作条例》都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不断改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基础设施和办学条件。其中今年九月颁布实施的《党校工作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党校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各级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并随 财政收入的增长而逐年增加。第五十五条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党校教学设施建设，加大基本建设经费投入，以满足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因此，必须要积极主动与县（区）委县（区）府有关领导联系，争取县（区）委把党校建设纳入领导工作的全盘计划，臵于全局的运筹之中，按照省委党校对县区党校提出的“七有”（有教学楼、有学员和教工食堂、有图书馆、有学员宿舍、有文化体育场所、有中央党校卫星远程教学网和省干部教育卫星远程教学网的地面站、有多媒体课室和电脑）要求，加大资金投入来加强党校基础设施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如县（区）财政有计划分期逐年投入，每年投入100至300万元，逐步把党校办成全县（区）第一流的学校，这应该不会影响县（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其次，积极争取县（区）领导支持和参与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党校每年制定年度教育培训方案的落实与实施，以及培训经费的调拨，都有赖于县（区）有关领导的支持。有的县区党校因为得不到主管领导的支持，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始终打不开局面，每年举办的主体班次不多，有的甚至一年都没有举办过一个主体班。同时，争取县（区）领导参与干部教育培训，主要是安排县（区）有关领导到党校主体班次中作动员讲话或授课，增强党校办班的权威性。再次，积极争取县（区）委支持，整合干部教育培训资源，把全县（区）各系统的干部培训统一纳入到党校培训规划中，避免重复培训现象，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如团干培训、妇女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培训以及公务员培训等，都应按规定上报县（区）干部教育培训协调领导小组审批后，由县（区）委党校和有关职能单位统筹安排，组织实施，做到对全县（区）干部教育培训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开展，从而避免各系统、各行业不规范的重复办班培训，增强培训效果，提高培训质量。二要创新培训方式和形式，这是激活学员积极参训的动力和源泉的有效途径。作为县级党校，在培训方式上,要做到“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敢于开拓创新，与红色地区党校或先进发达地区党校联合培训，实行异地教学。阳东县委党校在这方面，走在其他兄弟县区党校前面，作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2007年组织科级干部到佛山、惠州和中山等先进发达地区的党校学习培训，今年则组织了科级干部赴湖南湘潭、江西井冈山和浙江等地学习考察，股级干部和普通干部也安排到县内参观北惯平地村和一些大项目如东平核电站和涛景度假村等项目。这种开放型的异地培训方式，对于开阔干部视野，提高干部思维能力，把过去“封闭型”培训变成了“开放型”培训，切实能提高教学感染力和吸引力，激发干部学习的积极性，使学员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由此做到理论灌输与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相结合，干部教育培训效果比较好。

三要树立“大服务”观念，举办各种论坛和讲座，这是提高党校自身地位的一个重要载体。县级党校开展干部培训工作，要围绕服务于县（区）委县（区）府中心工作这个重点来开展，立足于实际，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做到培训与服务并重，树立“大服务”观念，培训形式要多元化，在搞好常规干部理论培训基础上，有创造性地走出一条符合县级党校实际的培训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开设各种论坛和讲座，不定期地邀请中央、省有关著名专家学者来本地调研，举办专题报告会、座谈会、咨询会等，组织有关领导或人员出席参与聆听，为本县（区）党委和政府破解科学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做法，既可以提高县级党校的地位和影响力，又可以为党委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还可以让中央、省一些专家学者认识和了解本地的情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效性和现实性。基于这种思路，阳东县委党校创办了“阳东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论坛”，其中首期论坛已于8月25日在县大礼堂成功举办，取得了良好的开端。

四要继续深化教学改革，这是提高干部培训质量的保证。按照《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和《党校工作条例》要求，从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管理与实施、学员管理等多个方面深化改革，探索建立一套适合县级党校实际、适应干部教育改革要求的教育培训机制。在教学内容设臵上，要突出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党性教育的统一；在教学方式上，要做到读书与研讨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学员的主体作用与教师的主导作用相结合；在教学管理上，健全各项制度，完善评教考核制度。

五要加大力度提高党校教师综合素质，这是推动党校事业发展，提升党校声誉的必然要求。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培训效果。要制定相应的措施，鼓励和激励教师增强学习理论的自觉性，有条件的话，可以有计划地逐年选送一至两个同志到高等院校深造或组织教师搞一些社会调研，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第二篇：红色旅游的问题与出路 - 副本

【摘要】本文对悄然兴起的红色旅游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把红色旅游作为当今奖励旅游、社会旅游和修学旅游的主要形式，改变红色旅游的现状，使其向多样化、深层次发展。

【关键词】 红色旅游 奖励旅游 社会旅游 修学旅游

红色旅游，是指以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为吸引物，组织接待旅游者进行参观游览，实现学习革命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放松身心、增加阅历的目的的旅游活动；是把红色人文景观和绿色自然景观结合起来，把革命传统教育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主题旅游形式。其打造的红色旅游线路和经典景区，既可以观光赏景，也可以了解革命历史，增长革命斗争知识，学习革命斗争精神，培育新的时代精神，并使之成为一种文化。

近几年来，红色旅游正在悄然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4年12月底颁布的旨在推动与促进红色旅游业发展的《2004-2010年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推动了红色旅游的升温。

一、红色旅游存在的问题

1、红色旅游活动形式较为死板，吸引力不足。旅游开发活动多为橱窗展示、静态观光内容居多，这直接导致了游客的参与性较少，而且缺乏新奇感受，实际上对于处于和平时期的当代人来说没有很大的吸引力。旅游消费者到红色旅游地旅游，经历的都是千篇一律的主题和形式，虽然红色旅游和感受革命历史是高尚的，能够吸引一定的回头客，但红色旅游毕竟首先是一种旅游，倘若形式和内容过于单调肤浅，是不可能吸引大量游客的。现代旅游已经越来越强调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参与程度，只有游客充分融入其中，才会感到“不虚此行”，也更容易吸引回头客。因此，红色旅游景区应加强红色旅游的参与性与趣味性。

2、红色旅游景区低层次开发和重复建设较严重。相当一部分红色旅游景区的开发较为肤浅，没能深入发掘红色旅游的内涵和精髓，与老区的历史文化脱节，政治色彩过重。旅游活动内容较狭窄,不少红色旅游景区由于地理区位、知名度和开发深度不够等原因，陷入了一种低层次重复建设的循环之中。目前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对较为简单和普通，少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旅游项目。与此同时，在很多红色旅游景区“红色”两个字却不突出，大量现代建筑环绕，旅游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还有待提高。同时，开发的盲目致使有些红色旅游资源保护不到位，主要是因为各地为了在红色旅游潮中分一杯羹，也为了响应先进性教育，而忽视各地的实际情况，盲目的投入财力、人力、物力，求全求大，对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没有足够的重视。

3、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不完善。与红色旅游景区低层次开发和重复建设相伴而来的是综合配套服务设施建设的不完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落后一直都是红色旅游区面临的难题，加之近年来红色旅游的迅猛发展，这一问题就更显得棘手。发展旅游业所必须的可进入性、住宿、区内交通等配套环节跟不上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这必然而且已经在制约着老区红色旅游的长远成长，并最终影响到老区的脱贫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因此加强红色旅游区的配套设施建设是当务之急。

4、红色旅游景区“各家顾各家”，缺少统筹规划。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各地没有主动地把自己置于全省乃至全国的旅游发展大环境中，因此，即使上级旅游部门做了一些统筹规划，但如果各个红色旅游景区的观念没有转变，这样的规划其效果或执行程度就必然要打折扣了。可以想象，一个旅游景区如果不能真正地站在一定的高度看自己，那么其主打路线的选择、旅游品牌的树立、旅游项目的策划、旅游产品的开发等方面就很可能缺乏大局和长远的战略，甚至与其他红色景区雷同，从而使自身的竞争力减弱或消失。

5、游客类型相对单一，消费水平普遍不高。目前，各红色旅游景区都是传统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基地，观光游览或疗养的旅游功能相对不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游客的类型是一种限制，主要是国内游客，而且青少年占了不小比例，再加之多数是团队旅游，消费能力和预算有限，造成红色旅游景区旅游人次不少，但收入不高。另外，由于旅游开发不完善，旅游者在景区停留的平均天数较短，进一步限制了景区的收益。

6、红色旅游景区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由于不同红色景区的地理区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开发红色旅游的时间也不同，造成了红色旅游区发展的不平衡。红色旅游景区管理体制的问题主要是在对景区管理中权利的横向与纵向分配问题。第一是在红色景区的行政区划上存在“一区多治”的现象，这导致了不同的行政区之间为争夺各自利益而疏于合作，造成了影响旅游业发展的许多问题，例如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旅游地基础设施建设、双方共有资源争夺、客源市场的恶性竞争等，极不利于红色旅游资源的联合开发。其次是一个景区中各个管理部门的管理权限划分不清，造成“好处大家抢，责任互相推”的管理混乱局面。

7、红色旅游政府“买单”的现象较普遍。按照中央部署，“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是以全体党员为对象，在党内，任何级别的领导干部都只是其中普通一员。那么我们的“红色旅游”是不是应该包括全国近7000万党员呢？如果包括，谁来买单？如果不包括，怎么体现全体党员接受教育的这一理念？仔细看看谁在进行“红色旅游”，就可以发现出发的多是一些领导干部。要知道，仅仅从接受教育这一点考虑，千千万万普通党员更需要机会。

二、红色旅游的出路

1、作为奖励旅游的形式。奖励旅游，英文为“incentive tourism”，其实更确切的翻译是“激励旅游”。奖励旅游是现代旅游的一个重要项目，是为了对有优良工作业绩的员工进行奖励，增强员工的荣誉感，加强单位的团队建设，用公费组织员工进行的旅游。但这种旅游又不单纯是观光休闲，一般企业会通过专业性的机构在旅途中穿插主题晚宴，以及“惊喜”、“感动”的一些小创意活动，以弘扬企业文化，传达对员工或经销商的感谢与关怀。奖励旅游让每一位参与者都享受一回“VIP”的体验，成为其“生命中的经典之旅”，激励范围广、时效长。企业以此激励他们不断为公司创造价值。今天它已经成为企业促进业务发展、塑造企业文化的重要手段。

把红色旅游作为奖励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既能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塑造企业文化，又能让员工学习革命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放松身心。另外，还能给革命老区带来经济收益。

2、作为社会旅游的一种形式。1980年发表的《马尼拉宣言》中明确指出，旅游活动也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之一。为了使旅游活动同其他社会基本需要一起协同发展，很多国家将国民旅游纳入国家社会发展的内容之一，使旅游度假真正成为人人享有的权利。但是，在许多国家中，毕竟还有相当数量的的社会下层。这些家庭的经济收入之低，使其无论怎样节俭恐怕也难以挤出可用以旅游度假的开支。对于这些低收入的贫困家庭，有些国家采取通过由国家、地方政府、工作单位、工会或户主所属的其他组织团体提供资助或补助的办法，帮助他们实现外出旅游。这便是所谓的社会旅游（Social Tourism）,亦称社会补贴性旅游。我国2003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大众化旅游的到来。但从社会学方面来说意味着我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国家、地方政府、工作单位、工会能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资助或补助。把红色旅游作为主要的方式帮助他们实现外出旅游，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3、作为修学旅游的形式。修学旅游是素质教育的一种手段，学生收获最多的是体会异国他乡另一种文化氛围。“游学”，也叫“修学旅游”，最早起源于英国，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游学本意指在校学生学习期间，为了配合课堂及书本所学，弥补其不足而开展的以丰富知识、增长见闻、扩大视野、培养素质、增进交流以及学科实践等为目的的旅行活动，是学生接触世界、增长学识、感受异国文化、加强人际交往的有效途径。“修学旅游”是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种旅游形式。在发达国家，学生有组织、有计划地出游的修学旅游十分盛行，并被认为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青少年修学旅游是旅游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修学游作为新兴的文化旅游产品之一，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修学游不仅让学和玩两不误,而且让教育和旅游两个产业和市场也相得益彰。但我们却发现修学旅游已逐渐发展成为富人的游戏，已日益成为旅行社的宠儿的现象。借助红色旅游的东风，我们把青少年修学旅游和红色旅游结合起来，既能满足青少年学和玩两不误，又能实现红色旅游的核心的意义，让青少年学习革命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振奋精神和提高爱国心。

另外，进一步把革命老区作为青少年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同时把红色旅游与“农家乐”旅游相结合，集接受教育、放松身心、陶冶情操、增长知识为一体。改变红色旅游的现状，使其向多样化、深层次发展。为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第三篇：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与出路

中国农村教育：问题与出路

1，农村义务教育：“基本普及”之后的问题

自两年前中国政府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许多担心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的人士似乎松了一口气。但是透过表面的“达标”我们会发现，农村的教育状况并没有登上一个“新的台阶”。相反，在并没有根除导致问题的根源而又遭遇农村税费改革等新的制度环境时，它变得似乎更加突出了。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首先，“基本普及”这一含糊的语义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是，在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所居住的区域还远没有普及，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数百万少年儿童作为共和国的公民难以充分享受他们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即以官方公布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来看，由于学龄儿童的基数过于庞大，没有入学的0.9的儿童数量实际上超过了110万人。这庞大人群的绝大多数当然是在农村，他们将成为未来的新文盲。

第二，正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各地政府的作为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普及”是在压力型体制下“冲刺”的结果，一些县乡政府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弄虚作假”这一经典式的法宝。而不择手段的结果是导致了许多后遗症，比如许多乡镇所背负的沉重的“教育债务”，此外还包括入学率的下降和失学率的反弹。两年前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在已经通过“普九”验收的1242个县中，失学率超过5的有209个县，超过10的有63个。在中西部，初中生辍学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而湖南省有关部门今年夏天对6个县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其中小学为39.7，初中为20.0），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达92.1.第三，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亿5000多万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这其中包括未入小学的近3200万人、小学阶段失学的3791.5万人、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的5000多万人，以及初中阶段失学的3067.6万人。这一庞大人群的一部分显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示着他们的存在：从国家今年公布的“8500万青壮年文盲”，到各地以种种暴力手段威胁着社会的低文化层青少年犯罪。这些事实尤其需要教育行政官员们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面耀眼刺目的镜子。

2，城乡教育对比：差距究竟有多大

农村教育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同城市的比较。这方面的直观感受往往会让有良知的人痛心疾首：从北京市某所花费3亿元人民币建设的小学，到贵州、甘肃乃至于距北京数十公里内存在的“危险校舍”；从城市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们每年要花费数千元去培养其子女的“综合素质”，到农村那些尚未实现温饱的家长们要为筹集数十元的学杂费而一筹莫展；从城里重点小学或“实验小学”的教师们到“新马泰”去度假旅游，到广大农村里的多数教师领不全他们每月的薪水……新世纪的天空下“农村中国”与“城市中国”的两幅图景，的确显得“光怪陆离”，让我们看到城市教育的虚假的繁荣和农村教育的真实的危机。

不过，仅凭直观感受来评说城乡教育差距可能会被一些“权威人士”指斥为以偏概全。为此我这里提供两个系列的重要数据，即城乡各教育阶段升学率的差距和城乡中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以此来进行全面的观照。

就教育机会的差距而言，在小学阶段，除了因高度残疾而无法入学的极少数情况之外，几乎100的城市学龄儿童都进入了小学，而农村每年尚有100万左右的儿童没有入学。在初中阶段，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与城市的小学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率为101）升入初中相比，农村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只有64，其中贵州、广西和西藏三省区农村不到50.到1999年，农村的升学率上升到了91，但低于90的省区仍有15个，其中贵州和内蒙分别为72.4和75.7，西藏更只有38.1.全国则有130万的农村少年在小学毕业后即走向社会成为“劳动力”。

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到了高中阶段进一步扩大。从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比例来看，城市的升学率从1985年的40提高到了1999年的55.4，而同期农村则从22.3降到18.6，两者的倍数差从1.8倍扩大到3倍，绝对差从17.7个百分点扩大到36.8个百分点。而许多省区内部的城乡差距要大于全国的情况：1999年，城乡差距超过3倍的省区达15个，超过4倍的有5个。安徽和贵州省的城乡差距都在3.6倍（分别为55.7：15.4V.2：15.4），湖北达到3.9倍（71.4：18.4），山东（72.3：16.8）和河南（57.4：12.9）则分别达到4.4倍和4.5倍。在上述省区，城市的升学率都超过了全国城市的平均数，而农村的升学率则低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数。

关于大学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可以用学生的城乡分布来对比。据对1989全国高校录取的61.9万名新生的统计，来自农村的学生占总数的44，城市的占56.以各自出身的人口母体为基数来换算，可知当年大学阶段城乡教育机会的差距为4.9倍。而随着高中阶段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和近年来高等教育“高

收费”的影响，相信这种差距90年代末之后进一步扩大了。不过，由于缺少全国的数据，我们难以给予量化。而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99年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的情况来看，来自农村的学生只有902人，占总数的17.8，这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计算可知，在这两所生产“精英中的精英”的著名学府，城乡之间教育机会的差距，若以城乡高中毕业生的数量为基数，可以量化到7.7倍；如果以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为基数，则可以量化到10.3倍！

让我们再来看看城乡之间因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所造成的在校生人均教育经费的差距。它在相当程度上涉及教育质量问题。

就全国范围而言，1993年，城市小学生的人均经费为476.1元，农村为250.4元；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941.7元，农村为472.8元。差距分别为1.9倍和2倍。到1999年，两者的差距都扩大到3.1倍，绝对金额分别为1492.2元：476.1元和2671.2元：861.6元。

如果将比较的单元下放到省级行政区，城乡之间的极差将更加突出。1993年，上海市（包括所属郊区）小学生的人均经费高达879.2元，而安徽农村只有125.6元，相差7倍；北京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2157.7元，贵州农村仅为214.1元，相差10倍以上。至1999年，极差进一步拉大，小学生的城乡差距扩大到11倍（上海市3556.9元：贵州农村323.6元），初中生的城乡差距则扩大到12.4倍（北京市5155.2元∶贵州农村416.7元）。

而同一省区内部城乡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巨大差距。以贵州为例，在整个90年代，其城乡小学生的人均经费差距都在3倍，初中生都在4.2倍。郑州市1999年小学生的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河南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相当于滑县农村的14.7倍；关于初中生的情况，最高的新乡市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5.9倍，与最低的延津县相差11.4倍……

3，教育财政改革：“以县为主”的局限

应当看到，城乡之间的巨大教育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城乡经济差距的结果。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它是教育资源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即“分级办学”制度的必然归结。

自1985年实行的以乡镇为主的“分级办学”制度，作为一项至为重要的公共政策，未能起到统一调配资源以确保全体适龄人口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作用，而是在单纯强调发挥地方“办学积极性”的逻辑下，将应该由政府、社会和家长共同承担的义务教育的“义务”主要转嫁给了农民，将理应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的责任主要转嫁给了乡镇和村。其结果是，不仅给广大的农村和农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1985—1999年间向农民提取的“教育费附加”总额超过1100亿元，1993～1999年间向农民征收的“教育集资”超过516亿元；乡镇财政则普遍成了“教育财政”——，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它不是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教育层面上缩小，而是将其扩散和放大，从而造成了农村教育的迟滞和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农村少年儿童的失学和教师工资的大面积拖欠也随之变成了几乎不可逃脱的“宿命”。

所幸的是，在“分级办学”制度运行了16年之后，它的弊端终于得到了承认——虽然是一种谁也不负责任的默认——。去年6月，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制。今年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强调要实现两个转变，即把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把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5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又在相关文件中对“以县为主”作了详细规定，其核心是县级政府负有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即通过调整本级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教育经费预算，合理使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做好“三个确保”（即工资发放、公用经费、危房改造及校舍建设），而乡镇不再承担义务教育投资责任的重压。新体制运行一年之后，据新华社的报道说，全国已有75的县市实行统一发放教师工资，今年内则要求全部推行到位。

上述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较大的改进。在县这一级更大的行政区域内调度教育资源，较原来的制度有利于提供农村教育资金，有利于减轻乡镇政府和农民的负担，也有助于缓和乡镇政权因向农民摊派教育经费而造成的紧张和冲突。不过，进一步的分析会使我们发现，县一级财政的实力决定了这一新的制度的先天缺陷，由此不能抱过大的期望。

在现有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财政所占份额很小，加上乡（镇）级财政也只超过全国财政收入的20（中央政府占51，省和地市两级占27）。在现有的2109个县级行政区域中，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不足600，包括574个国家级贫困县在内，财政补贴县多达1036个（均为1999年数据）。大部分县连维持“吃饭财政”的水准都困难，一些县全年的财政收入甚至不够用于教育的支出。

基于此，绝大多数县级财政显然无法担当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的责任。进而言之，“以县为主”仍然没有摆脱教育上城乡分割的格局，因为县级行政区域仍然属于“农村”，从乡镇为主到“以县为主”，只是在农村内部调整教育资金的汲取和分配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村教育的基础条件，缩小近20年来越拉越大的城乡教育差距。从对这项制度的最大预期来说，“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可能缓解一县之内教育上“贫富不均”的情况，但却难以改变一个市或地区内部、一个省区内部、以及全国范围内极端“贫富不均”的局面，无法消除城乡之间教育的天壤之别。

中央政府似乎试图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对贫困地区教育援助的力度来解决“以县为主”后农村教育财源不足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努力远远不够：“十五”期间总的投入额度只有330亿元，包括总计50亿元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资金；每年50亿元用于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的专项资金；30亿元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资金（2001-2002年）。这些资金只相当于数年之前国家和地方政府一年内对农民收取的“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的收入。而即便将所有资金——不再出现中途截留——都用于国家级贫困县，每县每年能够分得的部分也只有1000多万元，最多能解决“吃饭”问题。有鉴于此，有必要采取更大的举措来加以调整。

一是从教育平等和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理念出发，限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水平和生均公用经费、教学设备的最大差距，以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条件的改善和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差距的缩小。参照目前的现状，生均公用经费差距在全国范围内不应超过2倍，在同一省区内不应超过1倍，教师工资水平也应以不大于上述倍数为宜。当然，确定最大差距并非要将城市中小学的现有条件和教师收入砍下来，而是大幅度提高和改善农村的办学条件。

二是按照财权和事权相对称的原则，将过去十多年间颠倒了的权利义务关系彻底扭转过来，明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作为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以县为主”。中央应承担义务教育投入的50左右，省和地市两级承担30，县乡两级承担20（其中县承担15，乡镇承担5）。中央政府承担的份额是就全国范围而言，省和地市两级也是就各自管辖的行政区域整体而言，并不意味着平均分配，而是结合前述第一条原则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倾斜。

应该承认，在传统的城乡分治的思维和制度空间内，并不容易做到这两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调整城乡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依然在老框框里做小幅度调整，也就难以彻底改变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以及它同城市之间的令人感到残酷的差别，并且有可能拖垮普遍贫弱的县级财政——就象已经“拖垮”了的乡级财政一样。（好范文版权所有）

第四篇：党校培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关于我校党校培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党校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和党员教育的重要阵地和锻炼的熔炉，在培养学生优秀骨干，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及学校改革、发展和稳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进步，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和学生党员的队伍不断壮大，因此，学校党校教育培训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我们发现，和其他高校一样，我校的党校存在培训和管理不规范的现象。

一、我校党校培训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集中授课，缺乏对学员长期的考察

党校在教师资源配置上还是比较注重的，一般为学员上课的都是学校领导，例如党支部书记，并且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加以保障。但是，对于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对于学员的思想和行为是否接近党员的标准，也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考察过程。但是，我们学校的党校却有一定的时间性，每个学期进入党校学习的学员只要经过一到两个月的党校学习，并且最后通过结业考试就可以了，没有一个后续的学习和跟踪观察。这就导致了学校党校对学员上培训班之后的日常学习生活没有一个很好的熏陶作用，也成为党校培训对学生影响力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

2、教学内容偏重理论，教学形式单一

就我校的党校培训而言，它的培训模式就是固定的课堂教学授课，教学内容就是党的基本知识、党员的权力义务、入党的条件程序和党章等，都是一些理论性的知识，没有联系实际。任课教师大部分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以单一的集中式培训为主，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加上党校培训时间较短，教学内容多但课程少，造成上课时间紧张，师生互动交流不够。一般就是老师讲老师的，学生玩学生的，各做各的事情，一堂课下来，很多学生完全不知道课上在讲什么。

此外，根据其他学期的同学的描述，某些任课老师的内容几乎常年不变，相同的PPT，相同的讲课思路，根本与学员的学习生活和当前的国家社会热点问题没有紧密的联系，缺乏实践性。这样的培训方式和内容会让学员觉得非常的枯燥乏味，导致学员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只是讲党校培训作为一项任务完成，而达不到培训的效果。

3、党校考核形式较单一 我校党校培训中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考核的形式简单，考核的标准只看学员的出勤率、结业成绩和最后上交课堂笔记。我觉得这样一个考核制度会造成学员平时上课积极性不高，回答问题也不踊跃，上课时开小差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我当时上党课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规定不得缺勤，所以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人满为患，但是，仔细一看，我就发现，下面听课的同学极少部分是在认真听讲并且做笔记的，绝大部分的同学都是拿着手机在自顾自的玩。最后到了结业考试的时候，大家就拼命的抄笔记、背课本，结业考试就这样顺利的通过了。

4、一些学员对党的认识不全，入党动机有偏差

正因为之前所说的，我们党校的教学方式是集中式教育，经过短时间的教学培训后，很多学员在培训结束后对党的认识还是很少，对党史、党章等内容一知半解，对国家和社会时事政治也知之甚少。

在申报入党积极分子时，几乎全部学生都非常的积极，很热切的希望成为党员。但是，其中又有多少是真正了解共产党的。很多学生的入党动机都是有所偏差的。一些学生是受家庭、社会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认为入党可以增加就业竞争力，或者觉得成为党员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的入党动机明显带有功利性。还有一些学生就是人云亦云，看到周围的同学申报了，他也紧跟着想入党，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见。

二、对我校党校培训管理的一些建议

1、将培训与日常考察相结合

由于现在的大学生在政治理论学习方面的自觉性相对比较薄弱，所以在一般党校培训结业之后，为了能让学员持续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党校还需要多多开展活动。例如，建立党校师生交流平台，便于党校老师清楚学生的思想动态并加以引导；开设一个专栏，展示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和党员的先进事迹，让学员从真实的事实中感受党员的伟大。此外，党校还可以进行跟踪考察，从各方面对学员进行持续性考察。对于跟踪反应较差的学员，可以对其提出改正意见，甚至重返党校学习。

2、优化培训师资，丰富教学内容

我们的党校师资虽然有院级领导担任，但是领导毕竟不一定是专科出生，讲课形式可能不能满足学员的需要。所以，我们还应专门聘请人文思政专业出身的教师任课，能够用其过硬的专业知识联系实际为学员讲解党章等国家政策方针。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邀请校外的专家学者做专题讲座，开拓学员的视野。

根据新出台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时事热点等，不断更新和丰富教师的教学培训内容。通过对学员的访问调查，反应其对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和任课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并作出相应的修改和提高。

3、改进教学方式，理论结合实际

党校教育的传统课堂教学使培训缺乏吸引力，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成为提高党校教育教学质量的迫切要求。在党校培训过程中，应结合实际，突出社会实践在党课中的重要性，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学员参观考察，并让学员写社会实践活动的心得体会，对写的好的学员给予嘉奖，扩大社会实践教育的成果，带动学员的积极性。

4、健全评估考核制度

一个详细全面、切实可行的党校考核制度，可以很好的规范学员的日常行为。因此，党校有必要设立一个全面可靠的考核标准，可以从各个方面对学员进行考核，而不是形式上的结业。我认为，党校的考评方式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平时的课堂出勤率；（2）对学员进行分组，可以布置小组讨论作业，将小组讨论情况记入考评；（3）鼓励学员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实践情况记入考评；（4）学员对于社会时事政治的心得体会；（5）结业考试成绩。学员的成绩由以上5个方面的成绩来最终评定，总成绩不及格的学员将无法取得结业证书，而对于在培训期间表现突出的学员可以进行嘉奖。

三、小结

根据当前和未来社会的需求，党校的发展改革需要深入分析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运用新的教育教学方法，从内容到形式，从教学到管理进行改革，使党校培训的作用不仅仅是提高学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更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促进他们专业学习的进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生活态度。

第五篇：当前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当前我国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出路

摘要：当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舆论监督发挥了传统媒体无法发挥的作用，在监督中解决了许多问题，但由于互联网在我国发展起步晚，普及率低，所以网络监督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本文以“华南虎照”事件为例，探讨网络舆论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以期实现网络监督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使网络舆论监督能得到良性的发展。

关键词：网络舆论监督 “华南虎照”事件 出路

十七大报告指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利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网络舆论监督作为新时代的一种监督形式，一方面能促进社会公平、有序、良性发展；另一方面，网络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新兴产物，人们对其了解得还不充分，监督机制还不完善，网络舆论监督机制的作用还不能充分发挥，网络舆论监督的不足一时还难以克服，所以对网络舆论监督的研究有利于制度的完善，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但网络舆论监督已成为人们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并在国家的发展机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何谓“华南虎照”事件

2007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宣布陕西发现华南虎，并公布据称为陕西安康市镇坪县城关镇文采村村民周正龙在当年10月拍摄到的华南虎照片,由此推翻了野生华南虎已经灭绝的观点。媒体的报道引发了民间和网络的热议,围绕着照片的真假，媒体、专家、公众质疑的声音从网络上汹涌而起，**愈演愈烈。中国摄影家协会数码影像鉴定中心邀请数码、动物学、植物学等各路专家，就40张华南虎照片的真实性在北京举行鉴定会，认为照片中的华南虎影像是不真实的，但在质疑声中周正龙本人坚持，老虎是真的，陕西省有关部门也对虎照进行了鉴定，认为照片中的老虎是真的。网友也在网络上就此进行积极讨论，部分网友质疑“老虎颜色为什么这么艳红、眼神与嘴巴为什么这么像布老虎公仔、老虎的耳朵跑哪儿去了、老虎身边的植物没有一棵是倒的、居然有穿头而过的小藤条”。2007年11月16日，一个网友竟称华南虎的原型实为自家墙上的年画，而义乌年画厂也证实，他们确曾生产过该老虎年画。直至2008年2月4日，陕西省林业厅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发出《向社会公众的致歉信》以表达他们的歉意，经查证，周正龙用老虎画拍摄假虎照，还用木质虎爪模具在雪地捺印假虎爪行骗。周正龙立即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报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本案涉及的13名人员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其中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孙承骞、朱巨龙被免职，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王万云、信息宣传中心主任关克被撤职。周正龙以诈骗罪、非法持有弹药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华南虎照”事件尘埃落定。

从“华南虎照”事件看网络舆论监督的优势

“华南虎照”事件确证了人民监督的强大力量，激起人们监督的热情。在整个事件中，普通网友、专业技术人员、律师等积极参与“华南虎照”的讨论与鉴定工作，网民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以互联网为平台，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对最后得到华南虎照的真相起到了重要作用。

互联网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言论自由引导人们敢说真话实话。互联网为所有人创造了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话语权不在专属政府，人人都可以独立思考，并不断深入调查研究，发表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同时，互联网提供的言论自由的平台，有利于网民的交流。在这个虚拟空间里，所有成员都能平等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交流彼此的想法。网络为舆论监督的群众性和民主性提供了条件。

网络舆论监督具有广泛性。由于互联网通达全球，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通信终端设备，浏览网络媒体信息，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互联网提供给人们一个言论自由的“场所”，同时广大网民在发表观点时普遍采用匿名方式，网民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加入到舆论讨论活动中来，使网络舆论监督的主体具有广泛性，使网络舆论监督成为广大网民真实想法的体现。

网络舆论监督力量强大。互联网的自由性导致网络舆论监督力量强大，互联网由于其拥有较强的互动性和传播的广泛性，越来越多的人把互联网作为舆论监督的首要渠道。互联网为舆论监督提供了较好的互动空间和广泛的网民基础，促使人们在网络交流中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形成民主意见。

网络舆论监督具有低成本的特点。与传统监督形式相比，网络舆论监督省去了许多传统监督所需费用，如车旅费，省去了许多中间环节，网民只需在互联网上发布自己的观点，即可使人们了解到事件本身，这大大节省了时间，也使监督朝无纸化方向发展，这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网络舆论监督具有及时性。网络传播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旦发生新的情况,不必等待印刷,也不必等待发行,立即就可在网上发布,世界每个角落的人们可以立即获悉。受众只需打开页面,就可获得充分的新闻信息，并且互联网的传播无需经过其他中转设备，所以大大加速了其传播的高效性和及时性，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网络上直接参与到“华南虎照”事件的讨论中，网友的发帖、看帖、转帖几乎可以同时进行，信息的反馈十分及时。

网络舆论监督是自下而上的。网络舆论监督把监督权交还给人民，人民在监督权得到保障的同时，积极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在监督方式上实现由下而上，充分实现了人们参与管理国家、参与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宏愿，媒体、民众与政府真正实现了平等对话，忽视了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

从“华南虎照”事件看网络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在全民参与下，网络舆论监督形成一种重要的舆论压力，使人民的监督权利得到充分实现，使人民的监督权利得到保障。但是，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仍然是一种无法克服的障碍，网民提供的虚假、片面信息使事件更加扑朔迷离，同时，在网络传播环境中，由于传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舆论监督没有形成一套完整规范的监督体制，使得网络监督出现了一些问题。

网络暴力。在“华南虎照”事件中，网民通过网络大量搜索以及发布关于周正龙与其家人的信息，其中部分信息为周正龙本人公布，但其他一些信息却非周正龙本人所言，这部分信息构成了对周正龙本人的名誉权和人身权的严重侵犯。尽管周正龙触犯了国家法律，但这种随意公布、传播周正龙隐私的行为以及对他带有明显恶意的攻击性语言本身已经构成侵权，即便它是为了追求良好的结果，我们也不能忽视在这一过程中对他人合法权益所造成的侵害。

监督信息具有片面性。由于每一个网民都有自己的社会背景和自己的生活阅历，对待同一件事情，往往表现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网友往往从自己的角度发表对事件的看法，使网民发布的信息具有片面性，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网民身份的隐匿性。网络舆论监督的行为主体的身份具有隐匿性，网民在网络舆论活动中既可用真名也可用假名甚至匿名，网民在匿名的情况下真实或虚假地发表自己的想法，或为社会发展积极发表言论，或抨击、批判社会，网络上发表的内容参差不齐、鱼龙混杂，各种消极、低迷的观念在网络中传播，网络的匿名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网民的道德责任意识，使得网络媒体的公信力降低。

网络信息的失真性。传统媒体舆论监督一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记者深入采访的，能保证采访内容的真实性，而网络舆论监督中网民身份的隐匿和网民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围绕一个热点问题自发进行舆论讨论，网民发布的信息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另外，网络的及时性和快捷性，还会导致网民在对新闻事件的内容无法作出正确调查、判断的情况下，就对事件作出不客观的评价，致使各种失真信息在网络上泛滥和讹传。

网络舆论监督主体具有情绪性。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使人们面临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面对巨大压力的人们往往需要寻求减压的出口，网络的匿名性和自由性恰恰给人们创造了这样的机会，人们可以在匿名的情况下宣泄自己的非理性情绪，这种感性而又偏激开放的言论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干扰人们对监督客体进行客观的判断。

网络监督具有不稳定性。网络舆论监督的主体成分复杂，且流动性大，导致网络舆论监督过程中信息来源不稳定、不系统，监督效果不明显，导致网络舆论监督的不规范性和不规律性。同时，网民中普遍存在从众心理，网民往往具有从众心理，人云亦云，不注重调查研究，在“华南虎照”事件中表现为网民主观、盲目地跟从打虎派或挺虎派。

我国网络舆论监督的出路分析

“华南虎照”事件发展的全过程，使我们清晰地看到，网络舆论监督与传统媒体相比的诸多优势，网络舆论监督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虚拟的自由平台，网民们能说真话、敢说真话、乐说真话，网民只需支付极低的成本就可以及时地将自己的想法如实反映，将各类意见、建议自下而上地进行传达，这正是未来社会舆论发展的走向，也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但网络舆论监督仍然存在很多不足，我们认为要建立完善的网络舆论监督，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完善网络舆论的监督机制。要完善网络舆论的监督机制，首先要完备网络舆论监督的社会机制，其次要协调网络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形式的关系，因为网络舆论监督尽管克服了传统媒体的不足，但其缺乏系统性和规律性，因此，必须协调网络舆论监督与传统监督方式，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另外还要完备网络舆论监督的自身机制。网络舆论监督的发展关键要健全自身机制，政府要培养理性的网络信息传播者和把关人，提高网络从业者的素质,加强网站及其从业人员的行业自律,在追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在尊重网民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净化网络环境，引导社会舆论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引导网络舆论监督的良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分强调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网络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其形成与发展固然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事实上,很多商业网站为了盈利往往忽视了自身的责任。为了提高点击率,它们往往改变自己的立场来迎合一部分网民,导致负面舆论泛滥,正面舆论被淹没,给国家和社会发展造成阻碍。所以我们必须对网络舆论监督予以良性引导，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发展观念，改变他们消极的思想情绪，将更多的目光投向网络舆论工作。

提高网民的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网民是网络舆论监督工作的主体，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网民只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在网络舆论监督中的主体地位，在网络舆论监督中培养自己的主体意识，才能使舆论监督工作得到保障，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必须培养网民的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对网民进行法律法规教育，以切实提高广大网民的法律法规意识。同时还需要网民用基本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能对他人肆意进行攻击和诽谤，尊重他人，做到文明上网、文明监督。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互联网从进入人类社会以来，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互联网在造福人类的同时，给人类社会也造成了诸多不便，为建立法治国家、为建立文明社会，首先必须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和适当地控制网络中的各种行为，从源头上保障网络监督的可靠与完备，给网络监督一个法律的支撑点。从1994年开始,我国相继出台了一些规范网络舆论的法规,例如《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但与千变万化的网络环境相比，网络立法仍然显得非常滞后，因而为改变网络舆论监督给人们带来的负面效应，必须制定一部舆论监督法,以使得监督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从而规范网络舆论监督，使网络舆论监督失实、网络舆论监督侵权等现象得到充分的遏制。（杨宁芳为中国计量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杨泽华为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