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的涵义与出路

第一篇：中国三农问题的涵义与出路

中国三农问题的涵义与出路

目前我国达到的小康还存在不平衡性，其主要表现就是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现在，我国农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62％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约1／3，“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点。攻克这个难点，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改革开放以来的24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7．2％，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但分阶段看，1979—1985年的7年间增长最快，年均递增15．2％，而1985年以后的17年，年均递增降为4．0％，特别是1998年以后的3年，增长速度更为缓慢。如果要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20年达到7700元（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那么就要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约6％的年均增长水平。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减轻农民税费负担和财政转移支付、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采取有力措施。

二是大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人多地少，是农民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把约2．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变成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其中，乡村工业和其他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吸纳了约1．5亿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农民工约有1亿多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增加，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农民进城打工成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根据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3．6亿农业劳动力中还需转移2亿多；即使按2020年非农就业人员达到70％的目标，也还需要转移约1．5亿农村劳动力。现在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中的34％是外出务工收入。所以，公平对待农民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地从农业转移出来，必须从制度上给予保证。

第二篇：三农问题”的影响与出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没有九亿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小康。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民稳则天下稳。农业强，则天下强。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沉重”为核心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客观现实已经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

一、“三农问题”的影响

“三农问题”的经济影响。

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村地区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2002年９月２４日,《２００２年下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况分析报告》对６００种主要商品的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有５２８种商品将供过于求，占总数的８８％，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仅占１２％，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调查显示，农业生产资料全部供过于求，农副土特产品有７３．５％供过于求，工业产品有９０．３％供过于求。因此，中国经济需要扩大市场，扩大消费需求。

“三农问题”的政治影响。

二、城市化与“三农问题”

城市化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从1980-199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80年代中前期，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在农业上有了自主决定权和选择权，农村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带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90年代上半期，农民开始可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则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90年代后半期，随着经济增长趋缓和乡镇企业的萎缩，特别是体制政策上的变化，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的增加，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政府把解决本地下岗失业作为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规定，城市化的进程明显放慢。实际上这个时候，中国开始出现内需严重不足，大量商品过剩的现象。而面对广大的农村，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措施，都无法来启动所谓“巨大潜在的”的消费市场。

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城市化的含义不仅限于让农民进城这一个层面上，它的内涵应当是让农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国民待遇，改变目前的城乡两种政策体制安排的局面。至少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取消包括户籍限制在内的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和收费，给进城的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改革现有的农村政策，给留在农村的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

让农民进城，减少农民的数量。在目前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局限于农村已经不能解决农民充分就业问题，必须大力推进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来吸收农民。应当从改革现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入手，采取以下措施：

1、应当取消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和收费。“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大大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实中的问题是因为长期实行的“二元户籍政策”而导致的农民在城市中的定居成本太高，民工的基本权利不能得以保障。目前，农民离开农村至少要办五证：身份证、未婚证、计生证、毕业证、待业证，每个证都要交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此外，还要交纳计划生育季度妇检保证金和公粮水费、三体五统保证金，这些收费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元。因此，农民在离开农村，还没有到城里挣到一分钱的时候，就要付出可能一年都难以挣回的费用。而这决不是经济学中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所能解释的。到了城里，还要交纳各种办证费：暂住证、健康证、就业管理费、治安保护费，有的打工企业还要收取打工保证金。这些证办好，又要付出成百上千元不等。即使这些证都办齐全了，也不能保证他们能够安安心心的在城里打工。每到五一，国庆，城市还要清理流动人口，这是民工最害怕的日子，收容部门有权随便把他们抓起来遣送回家，不但自己掏路费，还要交五六百元的所谓收容费。此外，进城的农民工还要面临着子女教育、夫妻两地分居等生活问题。尤其是子女教育问题，是广大进城民工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改变城乡二元户籍政策成为当前改革的一个重点。

2、依法保护民工的合法权益。进城的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能受到保护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是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大量的拖欠民工工资问题的发生已经带来的严重的影响。据统计春节前北京的抢劫偷窃案件中有三分之一是和农民工没有按时拿到工资有关。其次，是大量民工的劳动环境还缺乏起码的、必要的劳动保护，几乎每年都要发生许多的因为缺乏劳动保护造成的重大伤亡事件。最后，应当采取措施保证让民工在城市生活不再受到来自城市人心理上的歧视，获得平等的人格权。因此，公民基本权益的起码保障是农民工最紧迫要解决的问题。

3、组织农民有序进城。因为居住的分散性和权益上的弱势性，农民很难得到有效、真实的工作信息，经常发生一些上当受骗的事情。由于农民文化程度不高，而在当前社会中有许多工作要求有必要的劳动技能，所以应当对民工进行必要的培训。但是，要防止这些培训成为某些部门借机向民工敛财的机会。所以应当建立、健全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和培训机构，为农民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和必要的培训，组织农民有序的外出务工。

消除城乡政策差别，在农村实现“城市化”。依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完全依靠城市化（让农民进城，减少农民数量的城市化）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在大力推动城市化的同时，也应当在农村采取根本性的措施，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些措施并不是难以实现的，只是要让农村的农民也享有城市居民早已经享有权利。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最重要有以下几点：

1、统一城乡税收政策。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征收农业税的两个国家之一。去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为六千八百六十元人民币?农民收入为两千三百六十六元?扣除百分之四十的实物性收入?用于购买商品?服务的货币只有一千八百多元?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达到了六比一。在这种情况下，按城市工薪阶层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征收起点月收入800元、年收入9600元计算，城市居民无须纳税，而农民却要照章纳税。因为农民的纳税没有什么最低收入限制，只有一个年收入的5%（更大的问题是广大农民实际上承担的负担远远超出了5%的限制）。在这里依然存在着巨大而根深蒂固的城乡差别。借鉴国际上多数国家统一城乡税制的通行做法，在目前阶段可以废除专门对农民征收的各种农业税和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全国统一税率，将农民视同个体工商户，征收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统一税率，可以让农民以休养生息，减轻农民负担，可以大大缓解一些地区已经十分紧张的干群关系，还可以让农民有更多的资金可以投资到扩大再生产中。

2、改变农村现有政权体系，精简基层政权人员。当前，造成农民负担沉重主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农民自身承担了本来应该由国家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二是基层政权中，吃财政饭的人太多，农民承担了太多不应承担的基层政权的运作经费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笔费用和义务教育不同，国家也不必承担（国家应当承担义务教育经费）。因为农村基层政权的臃肿大部分超出了其职能所需，可以通过精简机构而缩小规模，从而节省运作经费。对此，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乡级财政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乡级财政供养的人太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人总是要吃饭的，不把乡级财政供养的人数减下来，农民负担迟早还会反弹上去。”因此，要通过不断完善以村民选举为核心的村民自治的管理体制，并把某些重要的国家权力管理职能收缩到县一级政府，逐步弱化乡（镇）政权，来减少乡镇政权的人员。

3、改变现有的教育投资体系，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义务教育本应由国家来完全投资承担，但是近几年，中央财政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实际上有所降低，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也呈下降趋势，如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1997年的8.3%。由于乡镇财政根本无力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的费用，中国农村的义务教育基本上是由农民自己来负担的。庞大的教育费用对于农民来说首先是沉重的负担，其次也难以保证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的进一步的提高。农村教育的落后，使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低下，一方面，这样的劳动力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大量的农村闲置劳动力进城市以后根本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这样的农民也无法真正的进行现代化的农业发展，直接影响了我国农业在面对加入wto后的现代化进程与效果。所以，国家应当改变目前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结构，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这可以从根本上促进中国农村的发展。

4、建立农村社保体系。目前，城市社保体系正在不断完善，而农民基本只能依靠土地来保障生活，但是目前农村人均占有耕地不断下降，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均缺乏适当的保护，同时税费摊派几乎无任何约束，公共水利设施普遍瘫痪，农民的教育、医疗支出上升等等社会生存条件逐步恶化，农民的风险水平不断上升，自我保障能力下降，而我们却没有在农村建立起有效的社保体系。目前在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了普遍的“养老难”、“看病难”等社会问题，已经对当地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在中国入世之后，依旧缺?国民待遇、法律保护和自我组织的农民面对的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只能更高不低，使得农村社会危机更加动荡。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很复杂，地区差别很大，全国普遍建立农村社保体系条件还不具备，因此，今后研究提出并实施适合于农村地区的社保措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应当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村企业和农民共同负担，国家给予补助的养老保险制度。

5、稳定现行农村土地政策，充分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基本权利。要使农户真正享有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特别是应将处分权有条件地赋予农户。这样才能让农户对土地进行长远的投资和发展规划。当前，一是防止国家征用农民土地的侵权行为。在土地一级市场上，国家在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农民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城市化的进程吞并了农民的土地，却没有使农民在城市化中获得能够保证自己生活的机会是当前许多地方出现的现象。二是防止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侵权行为。当前，一些公司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大量低价收购农民土地，使一些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底码，因此，要对这种行为进行规范，做出严格的规定。三是要严格制止农村基层干部利用土地资源重新配置之机大量寻租，严重侵害农民土地权利的各种行为。四是要真正保证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有使用权。坚决防止某些基层干部利用“产业结构调整”之名强迫农民搞各种形象工程行为。

6、加大对农村投资力度，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从根本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国家举措。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财政政策是一直是从农村地区吸取资源来支持城市重工业的发展。政府使用财政和金融体制把农村地区的财富转移到城市。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农村从上交给中央政府的税收中得到的回报很少。根据有关研究，农村地区上交的税收占国家税收的26％，但是只得到了9％的政府拨款。在90年代中期，每年农村向城市的财政净流动超过130亿美元。即使在政府9%的拨款中，向农村工业的财政投入也远大于向农业的投入。实际上，真正用于农业设施的投资正在不断地下降，限制了农业产量的增长。因此，必须改变这种财政分配体系，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资，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如农村电网、农田水利设施的快速、健康的发展可以带动农村经济持续增长，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三篇：中国的三农问题之症结出路

中国的“三农问题”之症结、出路

作者：邹进泰

改革开放二十年，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民收入迅速增长，但是，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农民收入增长出现停滞现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农村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还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会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大问题。只有很好地解决了“三农问题”中国的全面小康才有可能实现。

一、近年来,“三农问题”不仅没有很好解决，而且越来越突出

1、农村土地资源匮乏，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现在，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生存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

2、二元结构使城乡市场分割，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据统计，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5年为1.86：1，1990年为2.02：1，2000年为2.4：1，2001年为2.89：1，而2002年则进一步上升为3.11：1，可以看出，近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3、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农村就业形势日趋紧张。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现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5个亿。加上农村的半劳动力，总数达6个多亿。我们的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概需要1.5亿的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将近5个亿的剩余劳动力。所以说21世纪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的问题，但农民的问题将主要表现为就业的问题。

二、“三农”问题不仅是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的问题，还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可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问题

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影响，农村地区市场消费的增长也相应低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在全国消费市场中的地位继续下降。２００２年，县及县以下地区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５０１３亿元，增长６．８％，远低于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１０％的增长幅度。县及县以下地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仅为３６．７％，比上年又下降了０.７个百分点。

启动内需最大的问题在农村，而农村消费不旺、消费市场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水平太低，而且收入提高缓慢。以往的实践证明，资源配置向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倾斜，通过发展汽车、高档商品房等来刺激高消费，在短期内仍可维持经济的较快速的增长。但把占人口６０％多的群体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的增长模式缺乏深厚的底蕴，难以长期持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使全体国民分享现代化、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收益，不仅是解决公平问题，也是解决长远的效率问题。农民收入过低，导致了农村消费品市场萎缩，而占我国人口70%的农村市场不活跃，扩大内需将是十分有限的，可以说“三农问题”不解决，不仅全面小康无法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要受到影响。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在于解决农民就业问题

1、通过进一步解放农民、解决农民就业

80年代中期的乡镇企业大发展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允许农民“离土离乡”，都不同程度地通过解放农民，使农民摆脱单纯依赖土地的行为，拓宽了农民的就业渠道，使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社会系统有所改善，经济有一定程度发展。但是，解放农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务之急，需要对农民再松绑。如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开通城乡产权交换渠道，鼓励“资本家”下乡做“地主”和农民进城当工人。特别是要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如果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民永远翻不了身，“三农”问题也就无法根本解决。

2、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

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是非农产业大发展，能够不断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将农业劳动力吸纳到非农就业岗位，不断降低农业就业比重和数量。上述机制是务农农民的收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前提，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三农”之外的非农产业的发展。加入WTO以后，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比较优势都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不仅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更可以发挥我国农村的比较优势，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3、通过城镇化战略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走农村城镇化之路是未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将小城镇建设与全面发展农村经济融为一体，一是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积极培育和拓展城镇集聚人口、产业、资金、技术、信息等功能优势，承载、辐射和牵动当地产业结构向二三产业转移。二是与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相结合，利用乡镇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充分发挥小城镇集聚产业、集聚资金及基础设施共享的优势，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使乡镇企业利用小城镇优越的经营环境，调整结构，完善机制，增强活力，迅速扭转效益下滑的局面。三是与农业产业化相结合，在小城镇建设中积极发展和培植农产品加工企业、专业市场、中介组织等多种类型的产业化龙头，把小城镇建设成农副产品加工和销售的中心、农业产业化的信息和技术服务中心，带动农民就业。

二○○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第四篇：中国三农问题浅谈

中国三农问题浅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其中也曝露出许多的问题，比如十分重要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村各项条件落后等等。总起来将就是三农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就是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它并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比如英国工业化早期的有圈地运动引起的农民大量破产而产生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没有三农问题的，主要是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国家的根本在于农业，统治者一直重农抑商。由于工业发展的原因，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三农问题。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在国家政策制定中为快速实现工业化，人为地采取了农村城市区别对待的政策，并在实施中有意的廉价收购农业产品以发展工业，这就使得中国的三农问题有其特殊性：人口基数大，解决起来规模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积攒的时间长，解决起来难度大；新中国建国50年，许多城市政策设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比较效益短时间内凸显，解决起来更加复杂。

无论如何，问题已经产生。问题产生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解决方法，更可怕的是有可行的解决方法而担心其它方面的原因而不愿实施。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是这样。

中央虽然连续几年将三农问题作为一号文件处理，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重心为经济建设使得政府将有限的资源放在了产出更大的城市中而以现阶段没有条件解决为借口一直拖着无作为。政府方面特别是基层政府在心理上并没有为问题的彻底解决下定决心。

最近一直在提新农村建设。中央的政策表面上是好的，但作为一个从农村来的学生，在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骗局。首先当时中央政策的根本压力来源于农民工大量进城所带来的城市问题——农民工从事高强度的工作却得不到与城市的同等待遇。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城市压力增大，而城市也不想给予其同等待遇，作为既得利益着担心农民问题的矛盾更加激化，故而勾画了一个现阶段无法实现的蓝图让农民憧憬同时也将大多的农民的心捆在了农村而不会要求城市给予其无法实现的同等待遇。而现在政府又借口新农村建设不让农村农民建房甚至是大量的毁村只为了换取有限的用地指标用于城市建设。

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更多的在于“新村”而非“新民”，这是无法解决农村问题的。要想真正解决三农问题，中央方面必须要改变现有态度，真正想着为农民服务而非一味的欺骗。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要改变，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方式就很好。

相信农村问题必将解决，但还要等待——等待真正的决心！

第五篇：中国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

中国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

——在第五届湖湘三农论坛上的学术报告

简新华

非常感谢论坛邀请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研究三农问题和新农村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三农问题”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话题，我想从六个方面把一些基本的观点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三农”问题与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意义，第二、中国现行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的利弊，第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第四、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生产经营方式，第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途径。

一、“三农”问题与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意义。

我们最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也不是90年代以后或者本世纪初才提出来的，而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农村合作化完成以后就提出来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年龄大的同志们都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新提法，是早就有的。当时提出来目的就是要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为什么要重提这样一个说法，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总的来说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的富裕和繁荣。

什么是三农问题？我概括主要是三个方面。三农早就存在，农业、农村、农民早就存在的，怎么成了问题呢？是什么问题呢？

（一）是农业落后。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农业还没有实现机械化、产业化、信息化、特色化、绿色化，这些方面特别是优质化的水平方面还比较低，还没有实现现代化。

（二）农民收入比较低。不仅比较低，而且增加还非常的困难。有很多的途径增加农民的收入，但是现在的这些途径都面临着困难，我大致归纳了六个方面：（1）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增加农民收入。这应该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现在大多数的农产品的供求是基本平衡的，甚至有的供过于求，想通过增加产量来增加收入相当困难；（2）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也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由于现在供求平衡，所以从国内来看，要想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来增加农民的收入也是相当困难的。当然现在的农产品价格受到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的供求和价格的影响，有时候可能大起大落，也有可能要涨，但是这个涨价的好处大多数不是农民得到的，而是中间商得到的；（3）农产品的深加工。这需要有资本和技术，所以农民自己做起来还是相当困难的；

（3）办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这曾经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现在乡镇企业面临第二次升级换代，第二次创业，它必须要优化升级，所以要发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5）进城务工经商。大家也知道面临着很多的困难；（6）劳务输出。到国外去打工，这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增加农民收入想尽了办法，主要就是六大方面，现在都是相当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收入低而且增加困难。

（三）农村非常贫穷，农业也落后，收入也低，当然就贫穷了。而且城乡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大家都知道2000年时，湖北省监利县的一个镇的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当时信里就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全国引起了高度的重视。为什么说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大家都很明白，因为三农问题不解决，农民就不可能富裕，农村就不可能繁荣，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不可能消除，内需也难以扩大，经济发展就缺乏动力，落后的二元经济结构就不能改变，现代化也就不能实现，我们的社会也无法和谐稳定。

二、中国现行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的利弊

为什么会产生三农问题？我们说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根源就在于中国农村实行了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也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三农”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是公有制带来的结果。那么，我认为为什么“三农”问题会产生，（早上温铁军院长也说了），我这里归纳的主要原因包括这些方面。我很赞同他的一个观点，就是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资本，无论是原始资本积累还是后来的资本，无论是工业化的初期还是工业化的中期，相当大量的发展工业和搞城市化的资本都来自于“三农”。而且农业是弱质化的，所有的产业里面最弱的是农业。而这个是长期以来就有，不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才存在“三农”问题的，改革开放以前实际上也存在着三农问题，所以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是我们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和计划经济体制，采用了计划价格，人为地把农产品价格压得很低，人为地把工业品的价格提得很高，出现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这样把大量的农村的剩余就变成了工业的利润，用来发展工业，直到工业化。所以建国三十年来，中国还改变不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2.5亿人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改革以后，我们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那么这种情况有没有变化呢？我们说是有变化的。在改革的初期，特别是80年代，我们采取了几项措施，一个是转变了战略，优先发展的战略转变。另外，我们进行了体制的改革，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还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大家知道农村最重要的两条改革措施，一个就是承包制，第二个就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那么农民的收入很快就提高起来了，这时候三农问题得到了大大的缓解，城乡的收入差距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这是在80年代。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随着工

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我们的三农问题又加剧了，所以现在非常突出的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靠工业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引进外资，（大家说我们的外资引进也是非常有限的，）资金从哪儿来？还是要从农业来。所以农民就进一步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做贡献，提供资本。主要表现为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都是从农民那儿来的，所以进一步又做了贡献。而且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早上温铁军院长也说了，）由于农业是弱势产业，它的效率低、生产率低，而工业、商业是强势产业，是先进产业，它的效率高。大家知道在市场作用的情况下，生产要素向什么产业、什么领域流动？当然是向效益高的领域流动，那就是向工业、向商业、向城市这些领域来流动。所以农村里的资本、人才、劳动力大量向工业、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生产要素转移了，这个三农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吗？当然就很困难了。所以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三农问题再一次成为了非常突出的问题，这应该说是最基本的。

另外，土地的使用、流转、征用、补偿的制度有缺陷，农村里的经营管理有问题，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改革还没有完成，城乡统一的生活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没有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相当部分没有转移，农村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还在建设之中。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三农问题这么严重，解决起来非常的困难。归纳起来、总结起来主要就是这些方面的原因。由于时间关系，我就没办法详细解释了。

由此可见，三农问题不是土地公有制的必然，也不是说就不可克服了。那么怎么样解决三农问题呢？这个已经讨论好多年了。从新世纪提出来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很多人提出要做加法，就是说要增加农业投入，要搞好农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修路、建房、农田水利、交通通信等等基础设施。要发展农业生产，要美化农村环境，要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要提高农民的素质，这都是什么？做加法，是否需要？当然需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人们没有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方法，就是要做减法。减法比加法更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我们要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只在“农”字上做文章，因为造成三农问题并不是农业、农村、农民自己造成的，而是外部的因素造成的。自己有没有原因？有，比如说农地制度、其它的管理制度都有缺陷，但是重要的因素是外部。所以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跳出“农”的圈子。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做减法，减什么？减少农民。看一看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的发展历史，他们成为发达国家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他们之所以现在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量减少了农民。美国有3亿人，现在农业劳动力多少？只有285万。整个美国的农业只有285万劳动力，生产的农产品不仅可以满足美国3亿人的需要，还有大量出口。所以更重要的是减少农民，把农民减到哪儿去？通过什么途径来减少农民？那就是通过工业化、非农化、城镇化，也就是说使得大多数农民要进厂做工，要进城务工经商，要成为市民，不光是要非农化，而且还要市民化。

我提出来，怎么解决三农问题？我有一个提法，叫做“三化一新加反哺”。就是既做加法，更要做减法，怎么做？首先一个方面，一化就是农业现代化，解决农业落后的问题。具体现代化就不多说了；第二个就是农民非农化。也就是说农民要到非农产业（第二、第三产业）去就业，要务工、经商、劳动服务，通过这来增加收入，因为这个收入更高，比种田的收入要高得多，这是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农村城镇化。解决农村贫穷的问题。这里讲的农村城镇化，不是说要把所有的农村都变成城镇，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要缩小城乡差别，要把城市里的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要把工业的先进生产方式向农村普及，把城市里的先进生活方式向农村普及。这样城乡差别就缩小了，这就是解决农村贫穷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家知道，我们即使是实现城市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0%，甚至80%，这是发达国家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还只有50%，而且这个50%里面还有的人是半城市化，也就是说在就业上城市化了，在城镇就业了，比如农民工。但是他实际上还没有取得市民的待遇，他还不是市民，它是农民工。大家知道农民工是中国独有的说法，因为他就业是工人了，但是他的身份还是个农民，所以给他取了个全世界都没有的名字叫农民工。也就是说他实现的是不是完全的城市化？不是的，是半城市化。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是50%，实际上是有1亿多农民工还是半城市化。所以把这个去掉，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40%，发达国家是70%-80%。那么，即使是我们实现了城镇化了，城市人口占到了70%-80%，但是我们国家的现在是13亿多人，再过十年，肯定要达到14亿。那么14亿人口，按照70%来算，还有30%的农村人口，也就是说还有4亿多农村人口，他们怎么办？怎么富起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留在农村里面的农民问题和农村人口的富裕问题。因为进城了，务工经商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跟城市居民一样了，那么剩下的这4亿怎么办？就是通过新农村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还有一条就是要反哺，也就是说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要反哺农村，为什么？第一个是因为原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一直到现在为止，农民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做了非常大的牺牲。现在到了一个三农问题特别严重、特别突出的时候怎么办？那就反过来，工业要支援农业了，城市要支援农村了。依靠三农自身是没有办法解决三农问题的。大家知道，发达国家农业已经实现现代化了，应该是非常高的。但是美国也好，其它的发达国家也好，全部要对农业实行非常高的补贴，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补贴。农业现代化了还要政府补贴，那么中国的农业这么严重，问题这么突出，难道依靠三农自己能解决吗？解决不了的。所以，还需要进行反哺。那么这一些的实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改革和完善相关的户籍、就业、社保、土地、财政等制度，这样，我们的“三化一新”加反哺，才有制度保

障。没有这些制度的改革，我们的“三化一新”加反哺能不能做到？很难做到。这个很难做到，那么三农问题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

这是我觉得怎么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观点、看法，不一定正确，提供给大家思考，不对的可以提出批评，我们可以讨论。

三、关于土地私有化的问题

有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现在需要加以说明。因为有很多的学者写了很多的文章，也做了很多的报告，提出了一个主张，什么呢？中国的三农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是要实行土地私有化。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张土地私有化他们有没有根据，有没有理由。是有的，他们提出来了很多的理由，甚至是比较系统的依据。我归纳了几个方面，有一些代表性的观点，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有人认为农地公有制，也就是所谓的集体所有制是“三农”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三农”问题这么严重？就是公有制造成的。土地私有化是“三农”的根本出路。既然根源是公有制，当然出路也就是私有化。这就是有非常严密的逻辑的。那么承包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农村里在进行土改，如果说承包制是第一次改革的话，还只是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而现在中国还必须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那就是要进行私有化，就是说要把农民原来有的土地所有权也要还给农民，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新的土地革命。大家知道，回顾整个新中国的发展历史，可以说中国的农村进行了四次土改。有的学者提出来，中国农村要进行四次土改。第一次是解放初期，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没收，然后无偿征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雇农和中农，贫下中农。这是属于第一次土改，使得所有的农民都能够耕者有其田了。第二次是什么呢？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搞人民公社化，又把分给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了，建立了人民公社，这被称之为第二次土改。第三次土改就是刚才说的承包制。他们提出来现在要进行第四次土改。这是代表性观点的一个方面。

另外有的学者提出来，改革要彻底，就应该要采取俄罗斯在土地制度方面的做法，在明确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给予农民自由的转让权和买卖权。如果说给了农民自由的转让权和买卖权，那基本上所有权也就完全给农民个人或者家庭了，也就是私有化了。

甚至还有非常极端的观点，不知道大家看到过没有，我是看到过也听到过的。什么极端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现在只要土地私有化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中国的问题有什么复杂的？只要私有化，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非常简单。那么只要土地私有化，中国的大部分农民都会成为百万富翁。我是亲耳听到有的学者这样说的。

那么土地私有论者的立论基础和前提是什么呢？他们根据什么得出这种结论？在他们看来，只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西方的议会民主化，才是最好的经济社会制度，才能够实现经济持续有效的发展。只有这样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才能持续有效的发展，否则做不到。而市场经济只能以产权明晰的私有制为基础，这个实际上是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的基本理论观点。那么根据这个立论的基础和前提，他们形成了一套土地私有化的理论逻辑，应该说逻辑还是比较严密、完整的，这一套的理论逻辑，我归纳起来就是土地私有论者，按照他们的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常识是不能违背的，是要遵循的。推导出来的土地私有化的理论逻辑是什么？那就是土地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必然带来多方面的现代化的效果。为什么说它可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就是因为私有化是个灵丹妙药，可以解决多方面的问题，可以带来多方面的现代化的效果，实现现代化，当然问题都解决了。实现了现代化，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的了吗？

第一，土地私有化可以使得土地自由买卖，就可以实现合理的流转。为什么可以实现合理的流转？自由买卖嘛。这个土地用在哪个方面？是卖还是种，还是搞什么，怎么对我有利，怎么对我收益最大化就怎么干，所以可以合理地流转。而且还可以实现土地的资本化，把土地变成钱，变成资本。怎么把土地变成钱、变成资本呢？那就是可以卖地，换来钱、换来资本可以进行抵押贷款，也可以获得资本了。那就解决了农民资本缺乏的问题。农民还可以拿着这资本到城市去务工经商，赚钱发展，不是非常好吗？然后，农民还可以转变土地用途。我不一定要拿着去种庄稼了，因为现在种庄稼、种田，种得越多，亏得越多，收益比较低，收入很低，刚才也说了。那么为什么非要拿那个农地拿来搞农业？我不搞农业，我就搞工业和商业不是很好吗？因为工商业的效益更高。同样1亩地，如果要是搞工商业带来的价值收益，可以说是我们搞农业的许多倍，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可以转变用途增加收入的。因为土地私有化可以鼓励资本下乡了，可以去收购土地。收购了土地，土地的规模就可以集中了，通过兼并就可以达到集中。那么土地集中了就可以达到规模经营了，就可以高效率地配置、利用土地了，就会使得土地大大地增值了。既可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更有利于实现机械化，它连片了，当然更有利于实现机械化、现代化，这样就可以达到农村里的繁荣，农民就可以获得很多的利益，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是农业现代化。

第二，土地私有化解除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原来是集体所有，农民都有一个承包地，但是你不能卖。那么他们认为这对农民是一种束缚，就使他很难离开农村。而私有化以后，这个束缚就打破了，他要离开农村，完全可以把土地卖掉以后就走人了。打破了对农民的束缚，促进了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实现农民的非农化，有效地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利于转变农地的用途，实现农地的非农化。什么叫农地的非农

化？大家知道，工业化、城市化，同时也是另外两化，和三农有关的，就是农民的非农化，大量的农民要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去就业；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土地，原来是农业用地，现在要变成工业和城市用地，就像现在大城市周围原来的菜地现在全都没了，干什么？用于工业、商业去了，用于城市建设去了，这就叫做农地非农化。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化以后，就有助于实现农地非农化，从而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和劳动力的需求，这样就更好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是现代化。第一个方面是农业现代化，第二个方面是工业城市的现代化。

第三，土地私有化还能够还产于民。把土地这个最重要的资产还给农民，还权于农民，把所有权还给农民。这样就把官方控制的资源，特别是最重要的资源——土地减少到最小的限度，这样他们认为就可以铲除现在存在的官权、特权、专制腐败产生的经济基础。所以在他们看来，我们现在之所以有这样的官权特权、专制腐败，经济基础是什么？公有制。所以，如果要是私有化了，这个基础就没了，就可以建立宪政民主的制度。什么叫宪政民主？可能不是学者的不太了解，这实际上是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它把公有制去掉了，当然就可以建立像西方议会民主这样的所谓宪政民主制度。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了，就可以消除特权腐败引起来的贫富两极分化，使相对贫穷的农民也富起来，这样就可以防止社会上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从而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政治也可以实现现代化了，维持社会稳定。

这就是我看了几十篇，也有几本关于主张土地私有化的论著归纳出来的他们的观点。应该说是比较系统的，很多都是他们的原话。所以土地私有者实际上描绘出了一份他们认为的非常美好的理想的图景，所以他们非常自信地说，只要土地私有化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三农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么这种观点怎么看？大家知道，现在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特别是我们国内，存在着完全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就认为土地私有化，另外一种认为中国是不能土地私有化的。我个人是什么观点？我是不赞同私有化的。为什么不赞同私有化？怎么看待私有化的这种主张？客观地说，不能说土地私有化一无是处，一点作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土地私有化的确可以使农民获得完全的产权，使得各个方面，各种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行为更加不可能。那么就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农村里的干部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在集体土地的征用、流转、分配、使用，包括土地承包权的调整这些方面谋取私利，因为不存在这些问题了，也就不可能利用这些去谋取私利了。但是总的来看，土地私有化在中国是弊是大大多于利的，会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为什么？就是因为私有制不是万能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土地私有化不是三农的出路。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农村始终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农民始终没有富起来，长期陷入轻徭薄赋，均田兴农，经济发展了；然后就是贪污腐败，土地集中兼并，兼并集中，贫富两极分化，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然后就是改朝换代，改朝换代以后，接着又是轻徭薄赋，又是均田兴农，经济发展，然后又出现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就长期陷入这样的治滥循环之中。土地私有化不仅不能够保证农民的根本利益，相反还可能导致新的贫富两极分化，使得少数人暴利，严重损害农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人多地少，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特别庞大，在农业落后，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的农业转移、就业和居住的条件有限、社会保障制度又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私有化会很快地导致农民的贫富两极分化，造成大量的“三无”农民，也就是无地、无业、无保障的农民大量增加，从而使得农民总体状况恶化。这种判断绝对不是主观臆断，危言耸听，历史上已经有过先例。解放初期，中国土地改革以后，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经过土地改革，无地少地的农民都分到了土地。我那时候七八岁，我在农村里面就看到过农民欢天喜地的去分地主的财产。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但是在人多地少、农业落后的情况下，农村很快出现了两极分化。天灾人祸，生老病死，劳动力短缺等等原因使得不少农民不得不卖地，救急、求生，重新失去土地。又由于缺乏能力和就业机会而无法进城务工经商，所以只有再一次沦为无地的雇农和等待国家救助的穷人。这是中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绝不是说我们那时候的集体化是少数领导人主观臆断，而是有它的客观经济原因和基础的。虽然中国在农村合作化、集体化过程中，存在着过急、过快、过猛，经营管理体制上不合理等等严重的缺陷，但是合作化、集体化的大方向是不能全盘否定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耕者有其田是农民世世代代追求的，但是土地私有化不能做到耕者有其田。大家觉得可能很奇怪，你这不是瞎说吗？土地私有化了，他就有田了嘛，怎么说不能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呢？我们说要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即便你现在把他承包的地给他了使他拥有全权了，也就是他个人的私有土地，他不就有地了吗？怎么说他没地？我们说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这一个土地私有制不能保证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甚至有可能集中在少数不种地的人的手中，造成耕者无其田。私有制就肯定是耕者有其田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土地地主私有制中的雇农，雇农是不是耕者？是的。他有没有田？没田。他没有自己所拥有的土地，而是要租种别人的土地。从租种别人的土地来看，他是耕者无其田的。那么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场里的农业雇工，他们也是耕者，但是也无其田。为什么？因为土地私有制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很多农民会失去土地，变成无其田的农民了。相反，土地公有制都能够保证耕者有其田，为什么？因为除了国家合理必要的征收和有人非法剥夺的特殊情况之外，农民一般是不可能失去他们共有的土地的，他们耕的是农民自己集体所有的土地，不是哪个私人的。

那么土地私有化可能使得农民丧失最后一条保障线，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使农民处境更加悲惨，引起社会的动荡。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当然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责任，但是还没有建立

起来。因为大家知道要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8亿农民、7亿农民，那将是一大笔基金，现在国家是一次拿不出来的。现在已经提上日程了，已经在建了，但是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必须要有一个最后的保障线，那是什么？农民有地。市民是没地的，市民就是靠社会保障，但是农民没有社会保障怎么办？他就靠地。那么保持农地的公有制，农民一般来说不会丧失土地这一条最后的保障线。那么农民在城市务工经商失败以后，还有一条退路，回家种田。2008年，美国和世界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东南沿海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回流，大家想想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要回流，要是没有地，他就没有退路，那么后果将是怎么样的？肯定是不堪设想。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业了，又不能回家，怎么办？大家想想这个后果将是怎样的。如果土地变成私有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进城务工经商了，他已经把土地卖了，没了，他就没退路了，这后果会是怎么样，我不说大家也明白。而且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是有限的，大部分农民也不可能通过卖地致富。为什么有人现在农民可以卖地致富啊？因为大城市周围1亩地可以卖上百万的，甚至还不只是上百万。深圳市农民通过拆迁出现了不是一个两个，我所知道的出现了几十个亿万富翁，就是征地拆迁成了亿万富翁。所以有人就根据这个，农民把地一卖，不说全部至少大部分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我觉得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为什么？因为不是什么土地都存在着增值收益的，不是大部分农地，更不是全部农地都可以产生大量的增值收益的。只有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和将要开发和占用的那一部分土地才能有较多的增值收益。即使是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土地价格可能存在上涨趋势，但是这种上涨是长期的、缓慢的、有限的。而由于中国人均土地非常的少，我们18亿亩，13亿人，平均下来一人只有1亩多一点，大多数农地远离城市和交通线，不少是穷乡僻壤，难以改变用途。这些土地，大部分土地是不那么值钱的，不是非常值钱，不是1亩地可以卖一百万的，而且农民还是弱势群体。大家知道组织化程度比较低，如果没有政府和制度的保证，即使土地私有化了，那么农民同样没有土地的定价权，土地的价格到底是卖高还是低是不能由农民说了算的，而且甚至还不见得真正能够有自由买卖权。强势群体可以通过强力，你不卖也得卖，这方面的例子还少吗？所以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的。大部分农民，何况全部农民都不能通过土地私有化、通过自由买卖改变农业的用途，获得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卖地致富成为百万富翁。

如果土地私有化真的能够使全部或者大部分农民变成百万富翁，这样神奇的力量。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理念，轻而易举的事，我们的政府不去做，反而还要费尽心思，伤透脑筋，想法设法去增加农民的收入，结果还不理想。这不是很简单吗？把地一卖，农民都富起来了，那社会不就稳定了吗？我们国家现代化就实现了嘛。为什么不去这样干？为什么还要这样费尽心思、伤透脑筋、千方百计、想法设法地去做。这是说不过去的，而且农产品市场是完全的竞争市场。大家知道完全竞争市场，生产者的收益是存在着递减趋势的。生产得越多，竞争越激烈，生产者得到的收益不是更多而是更少。资本下乡，兼并土地，搞规模经营，搞特色农业能否赚钱？能赚钱。但是这些钱大部分收入是装进了农民的腰包？还是装进了投资者的腰包？大部分的收入是被资本拿走了，而不是农民得到了。农民通过这个是难以致富的。土地资本化的效果也是有限的，有学者专门研究过土地抵押是否搞得成，无论是国外，无论是国内，他们的研究证明非常的困难。许多的银行，特别是一些一般的不是城市周围的土地，是不愿意拿这个土地进行抵押贷款给农民的。而且土地私有化，有的学者说就能够消除土地抛荒，那么从理论分析上来说，还不是实践，因为还没有这个实践。土地私有化不一定能够完全消除土地抛荒，为什么？因为那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他们还有地，那么他们还种不种？他们就不种了，但是他们又不会马上卖掉给种地的人去种，为什么？因为他想等到涨价，卖高价，那就放在那儿宁可荒着，等着土地涨价他卖高价，那不是土地抛荒吗？而且私有化以后，国家想进行监管、控制、调控更困难了，那很难了，你管不住他了。所以土地抛荒并不见得就能够根本解决。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只要少数几户农民不愿意卖地，想实现连片的规模经营，把土地连起来成片的规模经营，想进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可能面临困难。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真正的钉子户，你拿他没办法，印度就是这样的，许多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搞不起来，就是有钉子户，一条铁路甚至为一个钉子户可以转弯的，那个成本代价是很高的。从社会的利益来说，成本代价是很高的，保护了个人的利益，但是社会利益、公众的利益牺牲了。土地私有化可能造成土地地价的上涨，从这方面来看，虽然卖地可能增加一点收入，但是带来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增加了，妨碍了基础设施和城市的建设。所以任何一个方面，不能只是考虑到一个后果，实际上还有另外的后果的。

四、土地增值收益应该怎么分配

这个争论很大，在社会上也是得不到共识的看法，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也想说一下。我估计今天的时间只能讲三农问题，新农村可能没时间了。我把PPT文件留下来，感兴趣的同志可以拷下去，我们以后可以研讨、商榷，一起探讨。

土地增值收益，现在有人主张应该完全由失地农民享有，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这个观点可能是少数派，甚至，我还可以说土地财政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现在人们认为土地财政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土地财政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为什么土地增值收益不能完全分配给失地的农民？这就是因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占用的土地，之所以能够大幅度增值，在城市郊区可以卖到100万1亩，但是在穷乡僻壤，1亩地能卖多少钱？那是非常少的，当然各地不一样，但比起100万来说，那不知道要少多少，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国家和其他的投资者大量的投资，进行了“六通一平”，通路、通水、通气、通电、通油、通航，平整土地，这样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城市和工商业项目的建设，推动了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既增加了土地的需求，使土地需求大量增加了，大家知道一个需求的增加，价格当然要上涨。而且它又改变的土地的用途，以农业用地变成了工商业用地，而工商用地的经济效率要远远高于农业用地，所以，土地就因此而大幅度地增值，地价也因此而大幅度地上涨。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这样的说法，但是我认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原来武汉大学周围都是菜地，值不值钱？不值钱的，但是现在武汉大学的菜地全部都变成了楼房，值钱吗？非常值钱的。为什么值钱呢？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因为大量的投资带来的。所以主要不是由于失地农民改良了原来所占有的土地而增值的。并不是功劳不能记在失地农民身上的，（而是）不能完全记在失人农民身上的。所以土地的增值收益就必须在国家相关投资者和土地被征用的农民之间合理分配，所以土地的增值收益不能只是由失地农民独享的。因为造成这个收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当然相关的利益体、利益者都要来分享这个增值收益。主要就是三大主体。一个政府，一个投资者，还有一个是失地农民。当然，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是农民取得的那一块太少了，这也要承认。现在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面，突出的问题不是说政府没拿，投资者没拿，而是政府和投资者拿得太多了，而失地农民拿得太少了，那么怎么合理配？那就是要首先保证处于弱势地位的，因为政府和资本是强势地位的，而失地农民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在这个分配中，首先当然要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和补偿。我提出来，这个补偿到什么程度？要保证他们的基本就业和生活需要和社会保障。也就是说要使失地农民有稳定就业，有社会保障，要能够保证他基本生活的需要，这个分配起码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做到这一点，才谈得上怎么在政府和资本之间进行分配。但是，我们现在连这个最起码的都没有做到。但是，我说了，土地增值收益也不能完全由农民分享。大家说征地拆迁过程中，拆除了亿元户，这个合理吗？这个公平吗？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我觉得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对整个社会是有害的，是不利的。他一下子成了亿万富翁，就是因为他占有那块地，就因为那个地理位置好，并不是因为他主观的努力。

超过时间了，那我就不讲了。最后一句话，就是土地财政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为什么有一定合理性？因为政府也要参加增值收益的分配啊。政府参加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是通过什么方式？那当然是土地财政，就是它取来的钱就作为财政的收入，香港就是这样的。大家知道香港政府相当一部分政府的收入是哪来的？除了收税以外，就是卖地。

我就讲到这儿了，已经超过15分钟了。剩下的问题，我刚才说了，已经把PPT文件留在这儿了，大家有兴趣可以拷去看一看。最后有不正确的地方，因为特别是后面一个问题，就是三农的出路、土地私有化的问题，是两大派意见，完全对立，我是觉得不能私有化的。到底对不对，大家可以独立思考，不对的，大家可以批评。谢谢！

（作者系武汉大学战略管理学院副院长，本文根据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