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透视（五篇范文）

第一篇：中国三农问题透视

中国三农问题透视

中国“三农”问题透视

农业的脆弱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增长曲线始终处于强幅波动之中。由于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对农业的调节还很不到位，因此，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不是主要由供求关系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

和政府行为的不良偏好所决定的。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减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满，由此导致减产。前年全国粮食总产仅４亿３千万吨，粮食安全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去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总产达到４亿６千９百多万吨，但能否巩固住这一趋势还很难说。中国粮食一旦出现较大缺口，由于人口众多和交通不便的缘故，靠国际市场调节是没有保证的。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其基本立足点应放在国内市场上。

资源瓶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却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中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数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由于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现有金融体系根本不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农民即使有合理信贷需求也融资无门。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至使大量农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人力资源是发展农业的主体要素。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一个总量概念，而从结构上看，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却数量有限，极为稀缺。这种状况不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

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在计划体制和普遍短缺状态下，增加实物产量几乎成了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实物产量偏好风光不再。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农民既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疯狂竞争，也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角逐。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这一方法并不总是有效。某种优质品种在种植初期可能会卖个好价钱，但一旦大面积推广，价格立即一落千丈。优质生猪、棉花、反季节蔬菜、瓜果等都没能逃此厄运。这种由个体理性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遇到新挑战。这种承包制把土地使用权分散到全国2亿多农户，过于精细而形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人口增减流动和耕地数量的变化，承包权长期不变与调整承包面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声称家庭承包制的政策“长期不变”，但各地正在推行的所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正在动摇着承包制的基础。其未来结果如何，现在还很难做出一个明晰的判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放弃或失去土地的农户能否有一个新的谋生出路。如果没有这种出路，或者眼前有路而最终走不通，那么，他们重新返回土地的要求就会始终存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演进，已经走到了一个关节点上，能否正确处置，关乎中国农业未来的兴衰大计。

农民的贫困

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1995年每亩农业纯收入为376元，而2000年下降为161元。２００１年以后增幅虽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６．８％增幅的好成绩后，继续保持难度很大。

从农民收入平均值看，还是在缓慢增长，而不是绝对量减少。正是这个“平均值”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看不清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万多被调查农户，2000年最高1收入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这部分1的人口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这样算下来，去掉高收入户的份额，相当数量农户的收入水平不是缓慢增长，而是绝对下降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绝对贫困化。

农民增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民穷困既是农村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长期不增收，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农产品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不

第二篇：中国三农问题透视.

中国三农问题透视

中国三农问题透视 中国“三农”问题透视 农业的脆弱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增长曲线始终处于强幅波动之中。由于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对农业的调节还很不到位，因此，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不是主要由供求关系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

和政府行为的不良偏好所决定的。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减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满，由此导致减产。前年全国粮食总产仅４亿３千万吨，粮食安全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去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总产达到４亿６千９百多万吨，但能否巩固住这一趋势还很难说。中国粮食一旦出现较大缺口，由于人口众多和交通不便的缘故，靠国际市场调节是没有保证的。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其基本立足点应放在国内市场上。

资源瓶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却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中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数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由于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现有金融体系根本不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农民即使有合理信贷需求也融资无门。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至使大量农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人力资源是发展农业的主体要素。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一个总量概念，而从结构上看，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却数量有限，极为稀缺。这种状况不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

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在计划体制和普遍短缺状态下，增加实物产量几乎成了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实物产量偏好风光不再。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农民既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疯狂竞争，也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角逐。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这一方法并不总是有效。某种优质品种在种植初期可能会卖个好价钱，但一旦大面积推广，价格立即一落千丈。优质生猪、棉花、反季节蔬菜、瓜果等都没能逃此厄运。这种由个体理性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遇到新挑战。这种承包制把土地使用权分散到全国2亿多农户，过于精细而形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人口增减流动和耕地数量的变化，承包权长期不变与调整承包面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声称家庭承包制的政策“长期不变”，但各地正在推行的所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正在动摇着承包制的基础。其未来结果如何，现在还很难做出一个明晰的判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放弃或失去土地的农户能否有一个新的谋生出路。如果没有这种出路，或者眼前有路而最终走不通，那么，他们重新返回土地的要求就会始终存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演进，已经走到了一个关节点上，能否正确处置，关乎中国农业未来的兴衰大计。农民的贫困

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1995年每亩农业纯收入为376元，而2000年下降为161元。２００１年以后增幅虽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６．８％增幅的好成绩后，继续保持难度很大。

从农民收入平均值看，还是在缓慢增长，而不是绝对量减少。正是这个“平均值”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看不清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万多被调查农户，2000年最高1收入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这部分1的人口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这样算下来，去掉高收入户的份额，相当数量农户的收入水平不是缓慢增长，而是绝对下降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绝对贫困化。

农民增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民穷困既是农村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长期不增收，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农产品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不

仅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将受到制约，也会影响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加剧农产品的卖难，令扩大内需方针难以真正落实；农民生活得不到持续改善，农村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从而产生大量“流民”，危及社会安定；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最终实现。

造成中国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主要是：

1、税负。沉重的税费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十多年前农民自己早就作了形象生动而又准确的概括。据有关方面调查，税改前的农业税全国平均只占耕地产量的2.5，很轻；三提五统费总额是农业税的三倍，较重；而在规定的税费之外，所谓的社会负担、以资代劳、达标集资等“三乱”收费的金额比税费总额还要多，而且没有什么约束，随意性很大，确是无底洞。

2、债务。巨额的债务负担是悬在农民头上的又一利剑。乡村巨大的债务负担，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最终都转嫁到了普通农民身上。

3、无组织。农民没有集体谈判能力，也是造成其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在社会现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各自能够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在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哪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自己的劳动争取社会给予较高评价的能力强，哪个集团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封闭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数众多的优势被组织程度的松散所抵消，因而表现出的群体力量十分微弱。他们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动进取者姿态和实力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倾斜。

中国农村近乎于天文数字的劳动力供给，是造成农民收入增幅缓慢的人口前提。不减少农民，不减少农村人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富裕起来。农民的卑微

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与工、兵、学、商、干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农民的职业本来是神圣的，没有农民的劳作和辛勤耕耘，就没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然而，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却根深蒂固。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是没有“工作”。而从事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组织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合格者才能上岗。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其素质似乎不需要有什么要求，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

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户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变为非农户或城镇户，如没有特殊理由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虽然有所松动，管制不再那么严格了，但农民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仍然是一种极不容易的事情。现行的户口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地块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与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理应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得到好处。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列项时被称为“国家财政支援农业资金”，似乎这部分钱是国家和“工人老大哥”从外部施舍给农民的，农民从来就积累不了资金。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做出的真实贡献长期被掩盖了。到头来，农民反而成了困难户，成了被“救济”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实在太荒唐。农民在财产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国农民是极易遭受外部攻击和伤害的群体，但是他们极能忍耐。对他们的利益不损害到一定程度，他们的情绪很少明显表现出来。在以往大搞政治运动的年代里，许多农民吃不饱饭，过着几乎赤贫的生活，但还虔诚地“学大寨”、“割尾巴”、“搞穷过渡”。推行农业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有所增强，自主精神开始复苏。但是，农民的总体力量还是很单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来的伤害。对农民的伤害主要有：政策性伤害，如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取消或不兑现已公布的奖励政策，某些产品国家订购价格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残次农机具、假农药、假化肥卖给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伤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这些伤害，农民敢怒不敢言，顶多发发牢骚，消极怠工，不积极完成交售指标，自行调整生产结构。

农民缺少参与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目前在中国大陆，工人有工会，记者有记协，艺术家有文联，学生有学联，工商户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唯独农民阶级是个例外。特别是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家庭成了农村主要甚至唯一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生活以及部分公共事务都通过家庭来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党团组织、民兵组织、妇代会、治保会等原有各种村级正式组织的功能弱化，而新的村民委员会又极不健全，致使农村社会走向失调状态，许多早已消失的消极甚至丑恶现象重现。

长期以来，对农民问题的观察，有相当数量的观察主体是从城市利益偏好出发并以其为判断标准的。多年来，我们没有能够跳出这样一种循环，当农业衰退，农产品供应不足，威胁到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时，农业才被又一次重视起来。也只有在这时，才体谅到农民的苦衷，又是“休养生息”，又是“增加投入”。一旦形势好转，就又把农民丢在一边，置农民利益于不顾，直至农民不堪负担，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产品急剧减产为止。前几年，有些城市推出了所谓“腾笼换鸟”的就业政策，撵走农民工，腾出位置让城市下岗职工就业，其歧视性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解决“三农”问题的四点政策建议

１、牢固树立起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分割的发展观，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树立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观念，把城市和工业的振兴，把农村、农业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中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加以通盘考虑。要消除城乡间生产要素难以有效流动的障碍，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２、实现我国农村三大战略转型

确定中国今后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能仅仅满足于表层的物质需求，而要着眼于解决更带根本性的深层次问题。战略目标应是实现以下三大战略转型：

一是农业产业的战略转型。中国农业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转型。这种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

技术基础转型。既要发挥传统耕作技术的优势，又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产业结构转型。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狭小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面对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面对着需求层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样化，农业产业的供给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这种结构调整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而应该成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有内在动力的生产者自主行为。

产业组织转型。农业产业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应通过专业性产业组织分工协作去完成，发挥分工优势，以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规模效益。

二是农村社会的战略转型。一家一户的细小规模经营，贫弱的经济和不便的交通，阻碍着农村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改变这些不利条件的根本路径是城乡互动，良性转换。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化成非农产业人口，进而游离土地变为城镇人口，从而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通过教育、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产业联系、各种媒体的纽带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现代文明输入农村，逐步改造农村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把农村演变到现代社会形态中来。

第三篇：中国三农问题浅谈

中国三农问题浅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其中也曝露出许多的问题，比如十分重要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村各项条件落后等等。总起来将就是三农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就是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它并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比如英国工业化早期的有圈地运动引起的农民大量破产而产生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没有三农问题的，主要是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国家的根本在于农业，统治者一直重农抑商。由于工业发展的原因，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三农问题。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在国家政策制定中为快速实现工业化，人为地采取了农村城市区别对待的政策，并在实施中有意的廉价收购农业产品以发展工业，这就使得中国的三农问题有其特殊性：人口基数大，解决起来规模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单方面独进，“三农问题”积攒的时间长，解决起来难度大；新中国建国50年，许多城市政策设计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比较效益短时间内凸显，解决起来更加复杂。

无论如何，问题已经产生。问题产生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解决方法，更可怕的是有可行的解决方法而担心其它方面的原因而不愿实施。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是这样。

中央虽然连续几年将三农问题作为一号文件处理，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重心为经济建设使得政府将有限的资源放在了产出更大的城市中而以现阶段没有条件解决为借口一直拖着无作为。政府方面特别是基层政府在心理上并没有为问题的彻底解决下定决心。

最近一直在提新农村建设。中央的政策表面上是好的，但作为一个从农村来的学生，在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骗局。首先当时中央政策的根本压力来源于农民工大量进城所带来的城市问题——农民工从事高强度的工作却得不到与城市的同等待遇。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城市压力增大，而城市也不想给予其同等待遇，作为既得利益着担心农民问题的矛盾更加激化，故而勾画了一个现阶段无法实现的蓝图让农民憧憬同时也将大多的农民的心捆在了农村而不会要求城市给予其无法实现的同等待遇。而现在政府又借口新农村建设不让农村农民建房甚至是大量的毁村只为了换取有限的用地指标用于城市建设。

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更多的在于“新村”而非“新民”，这是无法解决农村问题的。要想真正解决三农问题，中央方面必须要改变现有态度，真正想着为农民服务而非一味的欺骗。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要改变，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方式就很好。

相信农村问题必将解决，但还要等待——等待真正的决心！

第四篇：中国三农问题考察报告

中国三农问题考察报告

电子学院 微电六班 51100629 张亦舒

三农问题的提出

2000年初，湖北省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及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中共中央2003年底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迄今为止，三农问题一直都是社会的焦点，并逐渐演变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三农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国民的素质，社会的稳定，及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一问题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根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党和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取得了一些有效成果，但应看到治理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而长远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努力下去。

三农问题的内容：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的经济收入低，增收难，素质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贫富差距大。

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基础设施不齐全，经济不发达。

农业问题：农业仍然是制约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的东西卖不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农业产业化程度低。

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地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大大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促使农业向专业化，商品化发展。然而，中国农业产品开始同外国农业大国竞争，从而开始出现农民“手里有粮买不出”的现象。随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大部分农民认为种田没有足够的收入，因而出现农民进城打工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农村地区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业投入减少，引发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农村人丁稀少。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农村的发展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三农问题成为当今社会显著的问题。

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这是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土地资源不足，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及土地产权模糊。中国由于人多地少的国情，因而农民得到的土地很少，甚至有些地方的农民没有土地，所以在农村种就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在我国，土地的直接所有权属于乡﹑村社集体，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市经济日益发达，因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加剧，使得地方政府和村社集体不断抢占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获取农民的土地，但是地方政府以“经济发展”的名义过分使用土地的代理权，从而村社集体对土地的使用权日益模糊。

资金投入少。农民由于收入少，增收难，就越来越少的投入资金在农业上；国家虽然拨发了大量资金用于经济发展，但大部分都用于二﹑三产业，因此在农业和农村上的投入很少，缺乏强劲的经济后盾。

农民的素质普遍较低。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发展需要高科技的支撑，农业也一样，但很多农民由于素质低，缺乏知识，不能掌握高科技术，不能将其转化为生产力。

农民的负担重。虽然国家推行农业税，要求减轻农民的负担，但一些地方政府还是压榨农民，农民的负担并没有得到减轻，使农民的收入减少，这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业产业化程度低，这是引发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在我国，还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并没有完全形成规模的经济。

三农问题产生的影响

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关心最多的还是大学生的问题，而三农问题带给我们这个群体的同样有不小影响 最近总理的一句话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这是文中的一句话。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还是三农问题未解决，城乡差距过大，即使能考上大学家里也可能供不起。这种现象引起我们深思。一直以来考上大学成为广大农村孩子改变自己和家人命运的唯一一条途径，可现在这条途径被无情的切断了，农民不再有钱能供养的起孩子读书。这种结果无疑是很恶劣的近九成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下，不仅制约了我国农业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和技术的快速推广，也影响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就业的进程。近九成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下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断层”的形成，势必影响新一代农民素质的提高，阻碍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农村的孩子，莫不是广袤土地的最大希望，莫不是改变自身命运、改变家庭命运、进而改变农村面貌的根本希望。农村青年文化素质的下降，除了影响新农村建设外，也造成了他们进城就业难。从这次金融危机来看，真正受波及的却不是有知识、有技术的农民工，而是那些缺乏知识，没技术的农民工。如果他们回城市找不到工作，就可能成盲流。因此说，农民文化素质的下降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农民这个群体虽然是中国最大的，13亿人口9亿农民，但话语权却是最少最小的。农村大学生少，导致的是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少，进入专家领域的就更少。过去农民的儿子当官的不少，是专家的就更不少，他们由于父母在农村，常回家看看，显然了解农村就多了，再说父母，兄弟姐妹也是农民，他们就会代表农民说话。如果农民的儿子当官员、专家的越来越少，听取农民的声音就更少。懂得农民与不懂农民其决策是不一样的。而那些专家假如都是从小在城市长大，他们没有乡村情怀，尽管他们关注乡村，在写“三农”文章时，也像当今某些专家那样写到具体农事时，也只能用“ABCD”来代写，缺乏生动，讲不到实处。这样的建议很难真正解决“三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然而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于农村。因此，要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把工作的重点摆在农村，把工作的入手点摆在解决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上，就如胡锦涛总书记说的要“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解决三农问题，主要有以下一些措施：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这是解决农村问题的“重大新思路”。以工代农，以城促乡，把中国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

第一，要统筹城乡发展规划。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制定一个统一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城

乡建设规划，使城乡发展紧密相连，相互促进。

第二，要统筹城乡产业布局。按照一﹑二﹑三产业互动，促进城乡各产业有机联系，协调发展。

第三，要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针对城乡基础设施差异大，功能不齐全等问题，把城市和农村作为整体，强化城乡设施连接，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巩固和发展城乡教育制度，卫生等公共服务。

第四，要统筹城乡劳动就业。通过深化的改革，建立统一的城乡人力资源市场和健全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2005年中央通过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设》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其核心是发展农业和建设农村，加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巩固基础设施建设。

依靠科技，建立现代化农业。一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应该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走科教兴农战略，还要大力发展技术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进一步提高劳动人民的素质，创新理念，创新思维。二是要大力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业产品的升级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走公司+农户的道路。

感悟：

作为一名农村大学生，自小生活在农村，因而深深体会到农民的不易。很小的时候就要下地帮父母干活，尽管父母很勤劳，可一年下来也只能勉强维持个温饱，每年学费都是一拖再拖才能还清。经过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已得到极大丰富，农村也取得一些可喜的发展，但这些发展跟不断发展的水平相比还是差很多。农民还是这个社会的最底层。我国现阶段农村人口还是占据着绝大多数，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才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扫清障碍。

第五篇：中国腐败问题透视

中国腐败问题透视

宾伟 硕士一教班 21300468

摘要：本文以腐败为主题，对中国腐败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描述，首先以腐败的含义引起话题，从而对中国腐败问题的引出埋下了铺垫，继而对中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作了描述。紧接着文中谈到了中国腐败现象产生的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从人性、权力、人情、经济制度、干部任用体制等几个方面作了解释。最后文章谈到了我国现在治理腐败的措施并且提出最有效的措施是通过高扬法律之剑来惩治腐败，提出对政治体系的革命性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关键词：腐败犯罪 权力 市场经济 政治体制 改革

正文：所谓“腐败”，简单地说，就是“以权谋私”，即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腐败就是在“政治市场”上通过权钱交易的方式获取租金的一种“寻租行为”。这种行为，既包括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即当政府官员借助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时利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垄断手段索取好处的经济寻租行为，如设租抽租、敲诈勒索、索贿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官商倒卖等；也包括政治活动中的一系列践踏公平正义行为，如渎职滥权、操控贿选、欺上瞒下、袒护亲朋等；还可以涵盖公职人员在人际关系方面背离社会公共道德的行为，如铺张浪费、公款吃喝、腐化堕落、色性骚扰等。

当今中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已再也不能简单地用“极少数”和“少数”等定量字眼去判断。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如果说得轻一点，腐败已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现在很难找到有哪个领域不存在腐败现象的；如果说得重一点，当今中国的腐败程度可谓是空前的。单从屡禁不止的用公款大吃大喝、购买轿车风就可以看出腐败的严重性。多年来，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的文件下了有几十个，可公款吃喝的“辉煌”已达到一年一千多亿元！清理和购买小轿车的文件也下了许多，可在1993年，用公款购买小轿车的支出就达900亿元！而“希望工程”的捐款几年来累计也只有几亿元。当今中国腐败的表现形式真是五花八门，这仿佛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经济在权力领域的“辉映”。如果联系“官职大批发”、“贿赂大公行”、“吃喝嫖赌全报销”“一个个的破庙富方丈”、“腐败分子在公有企业如入无人之境”等现象以及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那些腐败歌谣，让人觉得这个民族正在患上一种可怕的“腐败狂”症。

腐败犯罪得以产生既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也有其内在的主观原因和外在的客观原因。首先从现代政治学“控权论”看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人性本无好恶之分，那是在真空中。一旦人生活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就有了好恶之分了，人性中恶的一面往往就容易滋长。一旦环境条件许可，而且又没有可以遏制的外部制约因素，恶的方面就会恶性膨胀。贪就是人性中恶的一面。贪污腐败，贪是腐败的原因，是腐败的起点，如果不贪就没有腐败的行为。贪是一种欲望，是人性中恶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表现在对金钱、权力、地位、名誉、女色的不断追逐，猎取。对从事政治的政府高级官员而言，这种欲望就表现为贪钱、贪权、追名逐利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几乎每一个被揭露出来的大腐败分子，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哪个没有贪污几百万，上千万的钱财？哪个没有为进一步高升而精心编织的复杂的关系网？哪个没有养着情妇？按说，象上面提到的高级干部要住房有住房，就是工薪收入也不菲，作为一省之长，名誉地位也已经很不错了，那么为什么还那样贪婪？一人能同时睡几张床，住几套房么？用现行政治话语来说，贪念太重是腐败分子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修养缺失，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也就忘记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身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连自己的宗旨都忘记了呢？是忘记了还是根本就不想实践党的宗旨？如果真是忘记了，那么他又怎么能被提拔和任用到如此重要的岗位呢？看来此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工作上，用于怎样为人民服务上，而是把它用于“关系”上，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去寻找靠山，跑关系，甚至不惜用重金去贿赂有权势的人物。

其次，贪污腐败的源头是权力失去监督，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定导致腐败，这一点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形式上看，我国对各级官员的监督也不少，不仅形式多样，而且范围广泛，但是，只要你深入分析，你又会发现我国的监督机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监督种类不少，实际效用不大。其二是监督机关的人、财、物的调配全归于同· 级党委和政府，因而监督机关对其上司及同级的有些部门负责人无法超然行使监督权，事实上存在不敢、不能、不便进行监督的情况。

亲情人情对腐败行为的滋长也起重要作用。仔细考察每一个高级腐败分子，你都会发现，每一个腐败案件中都存在其为妻子、儿子、甚至情人谋取利益的情况。有些腐败就是先由家里人收受贿赂开始的，开始时，这些高级干部或许还会反对，或者不赞成，但是经受不了家人的埋怨，指责或“点拨”，逐渐“开窍”，从收受一小点礼品开始，贪瘾就会逐渐滋长，手就会越伸越长，贪污数额就会越来越大。同时，面对老同学、老同事、老关系，不收就是不给面子，就会得罪人，那么今后如果自己遇到什么事时又怎么去找他们帮忙呢？因此，在照顾到关系时，既拿了人家的东西，当然得为人家办事了。由此可见，亲情人情，在高级干部腐败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市场经济也对腐败分子产生极大的诱惑。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各种负面影响也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等价交换原则被高级腐败分子运用到政治生活、行政管理中。由于手中掌握了其他人所没有的稀缺资源，如重大项目的支配权、财政资金的使用权、干部的任免权等。那么，权力的寻租就在所难免，谁出价最高，自然就可以给谁了。在权力寻租的过程中，各种腐败行为都发生了，出租的人可以根据寻租人的兴趣、爱好而投其所好，爱钱的自然只有大笔租金才能获得自己所想要的；贪色的当然有得玩了，否则就只好免谈了。

最后，贪污腐败的客观原因—— 现行干部任用体制。对于腐败现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不能不说极为重视。最高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讲，红头文件一个又一个地发，规章制度一个又一个地制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高级干部不顾一切地去贪污腐败呢？这与我国现行的干部任用体制有极大的关联。依据我国的法律和政策，任免使用干部应当通过各级人大或党组织采取选举或罢免的方式进行。但是实际操作中，许多地方的干部任免实际上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内定好了然后走走形式。这样，对于手中握有大权，掌握着一方干部任用这种稀缺资源的高官们，如果心术不正，“暂时”忘记了党的宗旨，贪欲发作，想不贪不腐败都不可能了。

多年来，为了治理腐败，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统而观之，这些措施的局限性都很大，效果也就不可能理想。首先，我们靠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来抵制腐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围绕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工作花了很大力气，举行的活动、推出的英雄事迹、树立的典型可谓一拨又一拨，然而腐败分子对此却不屑一顾，一些腐败分子本身就是思想教育工作的主抓人。这期间贪污受贿金额越来越大，大案要案迅速上升。

其次，我们靠强化党内监督来制止腐败。党内监督有党员对领导的监督，同级党委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监督，加上党内纪检机构的监督，不能说不周全，多年来为了加强党内监督和维护党的纪律下了不少文件，不可谓不重视。但在权力高度集中、党内缺乏民主机制的情况下，这种看起来周全的监督事实上却很难到位。

我们靠抓班子的选拔建设防止腐败。确实，一个廉洁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廉洁能有效地防止腐败。但在选人和用人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有三个问题难以解决：一是谁来选拔，谁来保证选拔人的廉洁性？二是谁来保证廉洁的人不会变化？三是谁来抓领导班子的建设，谁来保证负责领导班子建设的人自身质量？我们大搞一把手廉政工程防止腐败。这里有两个意思：从一把手做起，强化廉洁自律意识；把反腐倡廉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由一把手亲自抓，一级抓一级。但问题仍然在于：一把手作为领导核心，谁来监督他的自律行为？谁能保证一把手自身没有问题？

我们通过群众监督形式来揭发腐败。确实，多年来案件的查处，其线索主要来自群众的举报、检举、控告、上访。但问题是：揭发不揭发在群众，而受理和处理的权力却在组织。群众对此既没有监督权，也没有知情权。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谁来保证群众揭发的都能得到受理？第二，谁来保证受理的都能得到处理？第三，谁来保证揭发的群众不被打击报复？

我们通过新闻监督形式来揭露腐败。近年来，新闻媒体监督的作用受到愈来愈多的人重视。凡是在新闻上曝了光的，大· 多能得到及时处理。但在现有新闻体制特别是新闻媒体受各级行政权力制约的情况下，在监督上也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一，本级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本级有关部门的腐败行为？其二，各级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各级有腐败行为的领导人？其三，下级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上级的腐败行为？其四，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有重大嫌疑而没有受理的贪污腐败行为？其五，谁来保护新闻工作者的揭露监督权利？

当然，最有效的措施是通过高扬法律之剑来惩治腐败，但在现有立法司法体制下却难以解决：①谁来制定法律，怎样保证所制定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②谁来保障司法独立的权力？③谁来保证执法部门依法治腐的公平性？④假如面对超越法权的政治权力的腐败，谁来保证法律的神圣性能不受侵犯？由此可见，所有这些防治腐败的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发挥过作用，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无一例外地最终陷于自身解决不了的难题，因为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从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前提出发来设计的，缺乏民主性、公开性和对权力的制衡性。缺乏民主性、公开性和对权力制衡性的政治体制的运作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的难题，在此架构内采取的任何防治腐败的措施也就必然会陷入自身解决不了的难境，这是我们多年来虽然下大力气反腐但没有取得根本进展的主要原因。而与此同时，权力高度集中、囊括社会各方面的政治体系却在不断地膨胀，在伴随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又日益受到商品货币经济的侵蚀，利用权力来追求货币，利用货币买通权力以获取更多的货币，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样，腐败就蔓延开来了，而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蔓延的速度。因此，单是腐败的严重性就要求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现实已一再告诉人们，在原有政治体制框架中治理腐败已接近于缘木求鱼。

我们的政治体制从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体制脱胎而来。列宁认为这种领导体制是在革命时期政党不能公开化和充分选举的情况下实行的（见《列宁选集》第一卷347-348页）。主要特征是自下而上的集中统一，也强调民主，但着眼点是集中。建国后。这种领导体制又从适应政经统一的计划经济要求扩展为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因此生成由上而下垂直分级扩散、自下而上逐级高度集中、覆盖全社会的官权体系。这种官权化政治体制在具有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及其思潮的冲击下，在原有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周围环境发生重大变迁的形势下，滋生出空前的弊端是必然的。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政治体制，出路就在于打破金字塔式的政治集权体系，将社会从官权体系束缚中解脱出来，政治运作走向公开化、民主化、制衡化，治理腐败的操作也走向民主化、公开化和制衡化。当社会摆脱官权体系的束缚、当政治运作摆脱“二律背反”矛盾的同时，治腐也就摆脱了自身的困境。对政治体系的革命性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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