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宏观透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北京師範大學
珠海分校
期中课程论文
题 目 宏观透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学院(部)专 业 学生姓名 学 号 年级 指导教师
2013年6月4日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内容摘要: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20世纪50年代末酝酿, 60年代出台以来,可区分为广义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两类。新历史时期,该政策模式无论从政策理念、控制效果,还是具体执行方式都面临转型的需求。人口控制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要进一步发挥人口政策的调节作用,除胎数放开外,还应当考虑对现行政策的方向进行调整,在尊重生育意愿的基础上,以鼓励型控制替代限制型控制,以宏观政策配合替代单一人口政策调节。从更宽泛的意义来说,这一转型也有利于消解不同社会政策间的概念分歧,促成彼此一致性的达成。
关键词:计划生育;公共政策理念;人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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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浅析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及主要内容...............................................................3 1.1.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3 1.2.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确立的两个阶段.......................................................................3 1.2.1.政策酝酸阶段................................................................................................3 1.2.2.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3 1.3.90年代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政策的转变与最终确立..........................................3 1.4.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3 2.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积极影响.......................................................................5 2.1.有效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5 2.2.缓解了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5 2.3.为我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贡献.......................................................5 3.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的负效应...........................................................6 3.1.加速了人口的老龄化进程,导致我国人口结构恶化...........................................6 3.2.削弱了农村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6 3.3.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6 3.4.导致新生人口素质不高...........................................................................................6 3.5.损害女婴、弃婴合法权益的问题...........................................................................6 4.计划生育政策产生负面效应的原因探讨及政策分析.......................................................7 4.1.政策宜传方面...........................................................................................................7 4.2.政策环境与政策的可行性方面...............................................................................7 4.3.政策执行方面...........................................................................................................7 4.4.政策发展设计方面...................................................................................................7 4.5.配套政策方面...........................................................................................................7 5.未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型方向...........................................................................................8 5.1.从限制向鼓励型政策转型.......................................................................................8 5.1.1.限制型人口政策概况....................................................................................8 5.1.2.鼓励型政策....................................................................................................8 5.2.从单一人口政策向宏观社会经济政策引导转化...................................................8 5.3.着重建立保障与福利的利益导向性机制...............................................................8 6.结柬语.................................................................................................................................10 7.参考文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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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及主要内容
1.1.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
60年代,中国进入了新中国建立后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从1962年至1972年,中国年平均出生人口2669万,累计出生了3亿。1969年中国人口突破了8亿。从60年代开始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鉴于这种情况,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考虑中国国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点,揭示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必须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中国政府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作了明确规定,确立了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1.2.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确立的两个阶段
1.2.1.政策酝酸阶段
1954年至1957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处于酝酿阶段。然而1958年至1959年,中共中央上层领导人对于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想发生反复,导致计划生育政策迟迟未正式出台。
1.2.2.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年至1969年,我国确定限制生育政策并开展工作;紧接着,1970年至1984年,我国开始全面推行限制生育政策,即“晚稀少”政策。接下来,在1984年至1991年期间,我国先后完善了生育政策并形成地方计划生育条例。
1.3.90年代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政策的转变与最终确立
计划生育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在00年代以后,一些地方除了利用行政强制以外,还引入了利益导向机制。在此墓础上,“两个转变”被作为重点提了出来,即由孤立地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的机制转变。这一整套的基本经验构成了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出台的先决条件。
中国计划生育的立法经历了1978年、1982年、1988年、1993年四次论证,但皆因条件不成熟而没有出台。1998年,计划生育立法第五次被摆到了台面上,经过三年的努力,2001年12月29日终获通过,并于2002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由羞本国策上升为法律,其核心是按照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既不收紧也不放松。
1.4.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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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干部职工和城市居民除特殊情况外,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农村中有实际困难的夫妇,包括生了一个女孩的“独女户”,可以有计划、有间隔地生两个孩子;少数民族可以适当放宽,具体政策由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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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积极影响
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全国城乡普及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显著的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主要体现在: 2.1.有效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徘徊在5.8左右,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生育政策的全面推行,促使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90年代末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我国进入人口低速增长阶段,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这大大缓解了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对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压力,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人口条件。
2.2.缓解了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在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里平均每年少生约1500万人。这缓解了国家在资金、旅游、粮食、能源、交通、墓础设施、教育、服务、住房和就业等方面的需求紧张和资源短缺状况,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2.3.为我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贡献
生育率下降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在13%以上,对我国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份额约为26-34%,对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份额约为13-24%。此外,人口的有效控制使得人均总消费水平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提高1.653.0个百分点,并且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中至少有25%是生育率下降的贡献,它也为我国的资本积累也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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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的负效应
3.1.加速了人口的老龄化进程,导致我国人口结构恶化
由于计划生育只能减少小孩的数量,而不能把老、中、青的人口同时按比例减少。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使得人口规模在自然萎缩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年龄结构的不断恶化,这导致了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及中高龄人口比例的增加,意味着老年抚养系数的增大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负担加重。
目前我国总人口的负担系数呈现一个先降后升的U 型趋势,而谷底就在今后的10 年左右。如果中国继续维持现行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至多到2040 年,中国65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40%,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其实,现在上海等发达城市的常驻人口中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初露端倪,有的家庭已经不堪重负。
3.2.削弱了农村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
在我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家庭养老肯定是农村家庭养老的主要形式。大多数农民生儿育女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老有所养。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特别是一些家庭没有男孩子。然而,在现行的婚姻居住方式下,子女数量的减少和未生育男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
3.3.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
有资料统计,我国近几年新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达到了117:100,国际公认的正常比例为不超过107:100。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意味着在2020 年, 我国将会有4000万男性找不到配偶,成为“光棍”。而男性比例过高,除了会造成婚姻压力外,还会加剧性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的出现,从而加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3.4.导致新生人口素质不高
当然,现在的人口素质与二三十年前相比还是提高了很多,但目前农村的人口出生率明显高于城镇,而城镇的教育水平要优于农村,这在客观上阻碍了新生人口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另外,假如没有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素质的整体水平理应当比现在还高,因为家庭里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竞争意识更为强烈,心智成熟更为顺畅。
3.5.损害女婴、弃婴合法权益的问题
由于多生孩子面临着巨额罚款,在农村,一个家庭因为交不出罚款,而被“牵牛扒房”是常见现象,这导致少数家庭在分娩之后如果发现出生的婴儿的性别不如所愿,便会选择弃婴,而被抛弃的一般都是女婴。虽然,有些家庭希望领养孤儿弃婴,但是难度很大,条件苛刻,原因竟是民政部门担心有的家庭为了逃避计划生育而将亲生的子女谎称为弃婴或孤儿,这些限制给那些真正的弃婴、孤儿带来了生存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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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划生育政策产生负面效应的原因探讨及政策分析
4.1.政策宜传方面
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时对群众进行的宣传教育不够。尤其是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早期,乡镇干部去做工作时,群众不理解。这不是让人断子绝孙吗?城里的人呢,也有少数人为了传续香火而不择手段,典型的就是怀孕了就去做B超,查出腹中的胎儿是男,留下;是女,打掉!也就是说,由于对这项政策进行宜传的力度不够,广大群众并没有认识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4.2.政策环境与政策的可行性方面
自从1980年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以后,相比较而言,“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得到了较为彻底的执行,但在农村就不一样了。
我国农村区域广大,针对农村的生产方式、社会福利状况以及偏远地区的医疗条件来说,对家庭成员的依赖也使得只生一个成为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
4.3.政策执行方面
政策执行手段单一且不规范、执行方式粗暴。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主要依靠的就是行政强制力,几乎唯一的处理猎施就是罚款,计生工作人员很少到家庭中做思想工作,而只是在超生后积极地进行罚款工作,交不上罚款的怀孕妇女经常被计生工作人员强行带走。
4.4.政策发展设计方面
决策者应该看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首先是不得已而为的政策,其次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政策,它要随着人口发展的态势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状况以及国家发展的全局来综合考虑。我们既要看到计划生育在一定时期内的有效性.也要看到计划生育的阶段性本质。
4.5.配套政策方面
目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走的依然是单项突破、孤军深入的路径,没有注意到政策之间的系统性和连动性。要达到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目的,必须配合以相应的辅助政策。比如说,奖罚政策方面,为了免去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国家应当制定对这些家庭的奖励优惠政策,按原国家规定对独生子女家庭实行优惠政策。并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形成法制化、规范化、高效化的社会保障运行管理体制。为应付老龄化可能带来的杜会问题,在社会保障体系里要切实解决好养老保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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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型方向
5.1.从限制向鼓励型政策转型
5.1.1.限制型人口政策概况
2000年以后,计划生育政策的新转型已经开始把“奖优免补”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但目前限制性策仍然在大部分领域存在,如现行对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的行为惩处:一是行政处分,对国家工作人员若干年内提干、提级、晋级的限制或一票否决,不给予评先进,扣发奖金,不得享受公费医疗,最甚者开除公职,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评优也有所限制:二是经济处罚,对个体或家庭罚交计划生育费;三是行政制裁,不给超生子女发准生证、上户,农村的还不给分宅基地、耕地份额以及不能正常就读等。
这些惩处措施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非常严格。事实上,至今为止,还有计生干部认为此类限制性政策应该进一步强化,如有人提出应加大处罚力度,和刑法、民法联系,对一般和严重违反者分别处以拘留、劳教或徒刑,并加强行政制裁力度,如工商行政管理上采取停业整顿、吊销、停发执照等措施;对所有违反者处以经济制裁。
5.1.2.鼓励型政策
然而,除“胎数”前提应随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而变化外,这些限制性举措在新历史发展阶段,也应该逐步考虑以市场性手段取代,比如对响应计划生育政策者在税收、学费、公共事业费上予以优惠。以柔性方式进行利益引导,更有利于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协调发展。
在未来的阶段里,应考虑如何以引导和鼓励的方式对个体的生育行为进行理性约束,是计划生育决策部门需要继续重点思考并细化的问题。在本研究看来,独生子女政策在人口压力大的地区并非一定要废除,但可以鼓励性政策的方式作为二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补充存在,这样可以在尊重个体权利的基础上有效引导生育意愿。
5.2.从单一人口政策向宏观社会经济政策引导转化
未来计划生育政策还应该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宏观层面政策去影响生育动机和原因。如利用养老政策、教育政策、社保和福利政策等配套措施去引导个体去控制生育愿望。
新历史发展阶段,以宏观社会经济政策为导向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形成自发内化的节制生育意识方面,更具备积极意义。因此进一步促进宏观层面相关社会公共政策的发展,应是计划生育政策今后的发展重心所在。
5.3.着重建立保障与福利的利益导向性机制
实现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的衔接和配套,加快建立和健全政府为主、社会补充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是国家计生委提出的目前计生工作的重点。
应该看到,计生政策其实在实施之初就有惠民的思想萌芽在内,如先于农村低保制度的计划生育奖补政策,最初起到的是一种替代性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但即将全面建立的农村低保制度,从影响力度和影响面来说,远远超过独生子女奖励的力度, 2006年农村低保就已经平均达到70元/人/月,高于独生子女50元/人/月的标准,且此后这方面的力度还会进一步加强。而独生子女费长期以来很多地区20年如一日地维持同样水平,第 8 页 共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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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随物价浮动而浮动。这种补助对于农村无男户来说,不但起不到应有的保障作用,也无法起到控制出生比上升的效果。
因此计划生育奖补制度在建设时需要进一步考虑向保障与福利转型的思路。计划生育奖励不仅起到最低生活补助的作用,还要承担起一定的福利化诱导作用。国家不应单纯从人口控制的角度,而应该更多的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提升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争取让福利增加最大化和福利流失最小化,使人们自愿选择一胎或二胎、自愿进行计划生育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样才可能有效引导群众根据公共利益的不同需求,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节制或倡导生育行为,有效引导生育意愿,使计划生育成为一种跨时代性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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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柬语
总之,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既有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生育政策,创造世界生育率水平下降奇迹的时期;也有执行未考虑以人为本、脱离群众的生育政策,迫使计划生育工作及生育水平都陷入“怪圈”而经历曲折的时期。因此,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硬辙,指导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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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考文献:
田雪原.《出生性别比升高原因何在》[J].望新闻周刊,2004,(30),P59.侯东民.《需要对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及时采取有效对策》[J].科技导报,2003,P41 詹宝全:“浅析提高计生依法行政水平”,选自《人口之声》杂志,2008 年4月总第 40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编,《计划生育文件汇编1981.3》,北京,国家计划生育委会.1987年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谙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英)马尔萨斯著,朱决等译,《人口原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英)蒂特马斯著,江绍康译,《社会政策10讲》,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刘继同:《试论福利一民主一市场社会主义》,《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5期.[12](美)罗伯特.K.殿顿,林聚任译,《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 11 页 共 12 页
第二篇:历史的宏观透视
历史的宏观透视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书评
法学院二班田松2010/12/
1摘要:黄仁宇先生可说是当今海外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位,而其《万历十五年》更是其代表之作。他以“大历史”观闻名,以崭新角度透视历史,为历史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为我们提供一种不同的看历史的方法。
关键词:《万历十五年》﹑大历史﹑礼治﹑道德﹑“阴”﹑“阳”﹑数目字管理
一
《万历十五年》成书于1976年夏,是黄先生的成名代表作。当时他已62岁,却已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从正教授的职位上解聘,颇具戏剧性。而此书完成后,出版却经过无数挫折。因为当时美国出版界对书本商业性的和学术性的分野极为严格,而此书在各方面讲,都在两者之间。商业性的书局认为此书有许多学术性的内容,当属学术著作。而大学出版社认为此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实际上可折射出当时主流学术界对黄先生的研究方法与写作方法的偏见。不过,在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见,答应出版。这样,一名犀利的分析,冷静的笔调的海外历史学家在大陆红火起来。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也即“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作者如此命名,确实有点耐人寻味,因为历史上1587年确实无所大事。作者解释到“这些小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的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①。全书共七章,分别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李贽、戚继光以及一大串人物组织在一起,又互相杂糅介绍,展现出一个历史大失败的总集。其间有大量细微又切身历史环境的人物描写,如在描述万历皇帝与申时行时,对其心理描写非常详细。特别是万历皇帝的细微心理描写,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他作为一名守成之君,在面对礼教﹑宗法与群臣劝谏的束缚时,“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②,而此君臣对立所引发的皇帝长达三十年的“罢工”,对整个明帝国甚至后来中国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证明,黄先生所开创的清秀俊朗的文笔使学术著作成为大众精神美食,适应时代潮流。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引人入胜的笔法去掉了历史的枯燥无味。丰富历史人物以真实的情感,刻画历史人物栩栩如生,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而把历史从少数研究者的手中释放给全体大众。这也是我读
他的书的最直接的感受,也是我认为其成就最高与影响最大的一点。当今的易中
天,王立群,石悦(当年明月)等,无不受其影响。
二
作者在书中序言就点明到:“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③这是这本书作者的核心论述问题,全书涉及的万历
﹑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李贽﹑戚继光等,都或正或反,或明或暗的来解释这
个问题。
我们的帝国为什么需要运用礼教道德来作为治国原则?首先不得不从王朝存
在的合法性谈起。王朝的存在与运行,需要向全体臣民承认,否则其权威性就会
受到质疑动摇。早在夏商时期,为解决这个问题,就产生了“神权”思想。它解
释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神”,王权是“神”或“天”赐予的,这为其后整个政
治文化奠定了一个历史基点。后来西周时期,对神权思想作发挥,对个人的价值
加以重视,更加强调以“德”配天,君王有“德”才能受命于“天”。这样,礼
教道德治国的原则,“德主刑辅”的法制原则也就逐步建立起来。其间虽有冷漠,不过经儒家学说的解释发展,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成为古代
中国的传统思想,至明朝而极。“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
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正是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
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凭法律的条文
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④
其次,“统治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
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⑤,这就是政府统治的可行性问题。我们不得不说,在封
建社会相当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政府是不可能有一套高效的运营机制办法的。
在此条件下,古代政府不得不是一个低能的政府。要想统治长久与稳定,最好是
用外在的形而上的意识如宗教来束缚大众,使人民保持统一的精神生活方式以便
于统治。在这点上,中西方相通。欧洲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就是依靠基督教的有
力支撑。而中国,就是靠不断提倡儒家思想来实现的。从而使儒家近乎有宗教的实质,只不过无宗教的外衣罢了。
为了适应礼教道德的需要,我们的法律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是非评判标准,对
挣执纠纷加以除裁,有时也只能以习惯或祖宗成宪作为根据,而这些规则都是从
道德转化而来的。可是,这真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吗?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经济活动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发展,民间产生大量的诉讼。
而政府在道德原则的指导下,只低能低效的处理着,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实际的需要了。因而,有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即“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人就是张居正,他力倡改革,改变文
管机构的作风提高行政效率,改革财税制度以富国强兵。在改革时,执行严格,对这个已经腐朽的帝国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如各地为交足税收,出现官敲扑
小民的情况,这是和政府一贯提倡标榜的仁厚精神相背的,也就遭到了一些文官的反对,因为“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⑥明朝以文官治国,这是为加强
君权实行科举取士的历史必然结果。唐宋以来,进士文人已成为统治集团的主力。
为确保文官集团的忠诚与统一,科举内容逐步变窄,至明代而极,出现八股取士。
可以说,在这样浓厚的儒家观念教育下的文人,心中始终会留存一些家国理想,也即书中多次提到的“阳”。但同时,人性也有欲望的“阴”的一面,这就是文
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儒家道德要消除“阴”的一面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
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同时,明朝在文官管理上又过于极端,给以官员的俸禄极低到不切实际,官员们需要取得额外的收入就不可避免了。因而,要想保
持文官集团的统一性,就又需要用精神力量来弥补技术的不足!这样,儒家道德
与帝国官僚们,就永远不可扯散的交织在一起了。而张居正的改革恰恰没有妥善
解决这一点,因而他死后,其改革措施便趋于流产了。
同时,这种文官的双重性格中“阳”的一面,对万历朝有名的“立储之争”
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万历想要立皇三子为太子而不立皇长子为太子,遭到了
群臣极为激烈的反对,使的君臣严重对立起来。虽然其间皇帝罢免了许多首辅与
百官,但依然没有让群臣妥协,因为百官坚持礼法,坚决认为不能废长立幼。最
后万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结果是万历对政事的怠倦,长达三十年的“罢
工”。在这事件上,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有看到遏制君权的倾向,但也可反映出
落后守旧的官僚集团的深刻的顽固性,顽固的根源就是如儒家伦理道德,使得其
集团日益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使着明清逐步坠入历史的深渊。且看清朝后期在民
族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数量庞大的顽固分子就可心惊。
而要想改变其“症结”问题,不是没有办法,其中就有一个平衡点,即“法
制”。此法不是传统礼法,而是在商业社会化条件下催生的法律,即把传统农业
社会改造为“数目字管理”⑦社会。只有“以技术看问题,而非道德看问题” ⑧,才是解决“症结”的关键。
三
大历史,即“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 ⑨的方法。而此观念的形成,其间确经过一段长时期的周折,抑或时代命运
之安排。
黄先生可谓学术另类,进入大学学术之墙前,早年从南开大学肄业,后从军
参加抗日战争,到缅北作战,最后以少校身份退役。解甲之后,负笈于海外,去
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治学于“哈佛学派”与“剑桥学派”之间,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在研究界可谓罕有,这些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有重要的影响。他说
道:“首先要解释明白的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可以看到的,尤其是不以个
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熬,才体现出来的。” ⑩“因为我有了这些经验,开始立
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观点雷同„„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
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
限。生命的真正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
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的出来。”⑾正是这种影响,形成了他
冷峻的笔调,新颖的剖析。而其间的两点缘由,我不得不提。
黄先生早年作为一名军人,被灌以军人的国家意识,这对他始终以“国家”的宏观高度来看问题。但他又能逃脱当时盛行的意识形态束缚,又不能不说是个
奇迹。他的方法以重归纳,重综合,试图从长时段看历史为主,从技术角度看历
史,不是从道德角度检讨历史。不同于美国汉学界主流的“显微镜”眼光,倒是
与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相似。
同时,与黄先生去美有关。当时的西方历史研究深受“社会学派”,“新分析学派”,“新自然学派”等几大哲学流派影响,盛行系统研究与计量方法研究,他自创的“macro-history”(大历史)⑿,不可置否受当时美国铺天盖地的“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的方法的影响。至于后来黄先生多次提及的且争议很大的“数
目字管理”,本身就是一个有统计意味的词。
《万历十五年》中,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
研究里去” 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
深远。“他对中国史实﹑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史实所做的深刻、新颖的剖析
和解释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
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
将继续影响许多中国学人” ⒀。黄先生与他的“大历史”,已成为史学界不可
多得奇葩。
“大历史观”是黄先生留给我们研究方法和一把钥匙,《万历十五年》作者
以渊博的知识结构高屋建瓴的解读了那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以往的看
历史的方法,着眼虽小,意涵却大,见微知著,现实了认知的深度和理性的智慧。
我们需要跳出当前视野的局限,把目光放到更加广阔和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去了解
历史,正视现在,开创未来,以了解真正的历史。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定价:18.00元﹞
①: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001页
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2页
③: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005页
④:同上,第100页
⑤:同上,第025页
⑥:同上,第72页
⑦:同上,第315页
⑧: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005页
⑨:同上,第001页
⑩:同上,第307页
⑾: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001页
⑿:同上,第001页
⒀:方舟子:《悼念黄仁宇先生》,载《新语丝》月刊2000年第二期
第三篇: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
内容摘要:2008年,中国经济能够在将核心CPI指数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以下的同时实现接近10%的实际GDP增长速度。然而,中国经济景气从2008年起转折下行,已经进入本次经济周期的收缩阶段。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在长期中性的需求管理原则指导下,建立以促进国内投资需求为核心的政策体系,采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启发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以及消费需求与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全面拉动作用,在中国经济景气进入收缩阶段后防止萧条形态。
中国经济具有投资驱动的内生增长性质,从而其潜在国民收入增长容纳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的滞后效应。由于2004-2007年间中国实际国民收入的高速增长已经通过滞后效应大幅度提升潜在国民收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度减缓可能产生明显的负向国民收入缺口。同时,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需求驱动力量已经从1982-1993年间的内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转变为1994-2007年间的外部净出口需求,必然通过国际贸易途径而耦合美国经济波动,严重其经济周期的内在收缩倾向。中国通货膨胀机制完成从高核心通货膨胀率向低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历史性转变。由于重型化的产业结构、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与完善的国有产权制度,难以避免资源性产品价格的结构性上涨。不过,在竞争性市场体系支持下的技术进步,能够沿产业链方向逐级吸收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基本消除中国通货膨胀的资源成本推动因素。中国经济已经并且将继续呈现从PPI指数到GDP平减指数到CPI指数递减的通货膨胀动态结构,保持较为温和的CPI指数核心通货膨胀率。
面临高储蓄倾向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设计应该遵循凯恩斯主义路线,实现高储蓄向高投资的有效转化,以充分积累的资本存量与相对短缺的劳动力互补而支持未来老龄社会。在弥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可能通货膨胀缺口时,中国需求管理不仅存在硬着陆与软着陆的政策选择,而且存在正向软着陆与反向软着陆的政策选择。中国需求管理应该建立最高可持续增长率目标的政策指导线,并且面临持续扩展而实时未知的潜在总供给能力,应该采取微撞的操作模式,通过间歇性增加总需求而跟踪潜在总供给前沿。
2008年经济形势分析及2009年预测
2008年,为本轮经济增长周期的转折之年,国民经济增幅由上升趋势转为下降趋势, 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对宏观经济政策做了微调,调控目标由“两防”转为“一保一控”。2009年,宏观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加严峻,经济增幅将会继续向下调整。美国经济继续恶化,我国出口增长压力较大,消费增长趋于缓慢, 地产市场开始进入中期调整期, 明年价格水平将有望继续回落,通胀压力将明显减轻。建议2009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应对去年以来的“偏紧型”政策进行调整,采取“中性偏松”的政策,即在“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下进行结构性松动。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及全年增长预测
(一)经济增长由繁荣期转为调整期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呈逐季回落的态势。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1-9月同比增长9.9%,回落2.3个百分点。从季度看,二季度GDP增长10.1%,比一季度回落0.5个百分点,同比大幅回落2.5个百分点;一季度增长10.6%,比上年四季度回落0.7个百分点,同比回落1.1个百分点,逐季惯性下滑趋势非常明显。经济运行呈现出“四落两升”特点。“四落”即GDP、工业、净出口、投资(实际投资增长率)增幅均明显回落;“两升”即消费增幅上升和物价明显攀升。四大因素影响导致经济增长出现“拐点”性变化。一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增长放慢,直接影响我国外部需求减弱,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降低。二是持续偏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显现,为抑制“三过”
问题,国家近两年调整了外贸政策,采取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的作用今年开始明显显现。三是内生需求增长放慢,主要是房价长期过快增长及能源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的明显上升抑制了需求增长,投资增长的拐点显现。四是重大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也对经济造成一定不利影响。从今年开始,我国经济由繁荣期开始进入调整期,估计这种态势将持续2-3年时间。
尽管当前经济下滑态势十分明显,但从目前状态看,这种调整是适度的,经济仍处于快速增长区间。首先,全年GDP增速仍将达到10%,且每季均在9%以上,属于大家普遍认可的9%-10%的潜在增长水平内。其次,三大需求中,内需增长仍然较为强劲。1-8月份累计,投资需求名义增长达到27.4%,高于去年同期0.4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名义增长达到20%以上,实际增长超过13%,这是自1998年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方针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时期。今年经济增长放慢的主因,是实际出口增长的明显放慢和顺差的减少,预计因净出口增长放慢而导致GDP增长放慢1.8个百分点左右。本轮增长周期以来经济增长由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开始向主要依靠内需拉动(从长期看主要是消费内需)转变,符合我国宏观调控方向和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其三,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前7个月已完成全年新增就业目标任务的76%;截至6月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与2007年持平。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三大突出问题不容忽视。一是中小企业受出口减少、生产成本上升、融资困难等多重因素,导致部分工业生产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二是成本压力增加和需求减弱,将导致企业利润明显下降,从而降低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也对就业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形成较大的压力;三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调整的风险日趋加大,成为影响我国金融安全以及整个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以上三方面问题已构成未来宏观经济进一步向下调整的压力。对此,宏观调控应加大政策的微调力度,突出前瞻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确保今后经济增长回落不至过猛。
(二)对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1、增速明显回落,但通胀率创出新高
初步预计,2008年我国GDP比上年实际增长10%左右,增速放慢1.8个百分点。全年CPI增长将创新高,达6.3%左右,但月度下降趋势明显,CPI涨幅已连续4个月回落,未来几个月将继续小幅回落,其中食品价格回落是主因。
2、大需求增长“两落一升”,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明显回落
1-8月,累计城镇固定资产名义投资同比增长27.4%,比上年同期加快0.7个百分点。全年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名稳实降”,初步预计,全社会名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实际投资增长15%左右。实际出口增长明显回落,且顺差减少。预计全年出口1.4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8%;进口1.1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全年贸易顺差2520亿美元,比去年下降3.9%。消费增长创新高。1-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9%,比上年同期提高6.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3%以上。初步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20.7%左右,实际增长13.3%。
3、工业增速明显回落,企业效益大幅下滑
受国内多重自然灾害和出口放缓以及奥运期间个别施工企业停工等因素影响,工业增长呈明显回落趋势。1-8月,累计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比去年同期回落2.7个百分点。奥运后工业增速有望反弹,但在总需求可能继续有所收缩的情况下,工业整体回落趋势不会改变,预计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比上年回落2.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效益在成本上升和需求下滑的双重压力下,可能继续大幅下滑。
二、2009年经济增长走势分析及预测
(一)经济增长走势分析与预测
2009年,宏观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将更加趋紧,尤其是内部经济内生性变化带来的周期性调整压力可能会明显大于今年。世界经济增长周期性变化和国内周期性因素相叠加,增大了明年经济进一步向
下调整的压力。但是,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条件没有改变,宏观经济政策有可能转为中性偏松,明年经济继续向下调整的幅度可能会小于今年。初步预测,2009年,我国GDP将突破30万亿元大关,达33.94万亿元,有望实现不低于9%的增长。如果政策干预力度较小,则不排除仅增长的可能。
1、继续恶化,对出口增长的压力较大
美国次贷危机仍在继续向纵深发展,其对美国以及世界经济的拖累效应仍在不断扩散。美联储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仅0.3%-1.2%,失业率将达到5.5%-5.7%。近期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中有三大投行接连宣布破产,尤其是有百年以上历史的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全球股市暴跌,表明次贷危机的影响远没有结束,有可能持续到2009年甚至更长时间。受次贷危机拖累,日本第二季GDP比去年同期减少2.4%,创下7年来最大降幅;欧元区GDP下降0.2%,折合成年率为0.8%。这是自1992年以来欧元区15国整体GDP首次出现萎缩,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经济都在走低。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低了对2008年和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由7月份的4.1%和3.9%下调为3.9%。和3.7%。对美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保持在1.3%,但对明年的预测从0.8%调低为0.7%;对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从1.7%和1.2%调低为1.4%和0.9%。尽管明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继续放慢,且面临衰退的可能性在增大,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继续偏紧,不确定性因素仍然较强。但是,也应看到,随着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一揽子救市方案的出台及效应的逐步显现,预测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增长放慢的趋势将有所缓和,对我国出口增长将形成一定的稳定作用。
2、消费增长趋于缓慢
今年前8个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1.9%,这一速度已经达到本轮增长周期以来的顶峰,明年将可能呈温和回落态势。从历史上看,一般当投资和经济增长出现减速情形时,意味着消费增长也将达到顶点,经济开始进入收缩期,之后,消费增长将随之回落(消费比投资和经济增长大约滞后1年左右时间,上世纪80年代两次周期和90年代上半期的一次周期都是如此)。我国经济和投资增长分别持续回落已近一年时间,由此可以判断,明年消费增长将呈回落趋势。但相对于投资和净出口,其贡献会有所提高,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会有所好转。
3、地产市场开始进入中期调整期,且有可能持续3年以上
明年房地产投资增长将会明显放缓,进而将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今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波动加剧,随着奥运结束,2009年房地产市场调整将会加深,预计房地产调整有可能延续到2010甚至2011年才可结束。今年以来出现的特大城市房价下跌与成交量萎缩并不是一种短期现象,预示着过去10年曾经高度繁荣的房地产市场转入中期调整期。一方面,房价从每平方米几千元迅速上涨到近两万元,除了市场供求因素外,不排除投机炒作带来的泡沫成分,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自我调节来消化。另一方面,在预期房价下跌已经形成和成交量继续萎缩的情况下,房地产调整将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目前,房地产投资已连续3个月回落,预测明年房地产投资将可能出现大幅下滑,房地产业调整将拉动钢铁、水泥等相关重化工业调整,进而对建材以及家电等制造业下游产业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4、企业盈利能力明显下降,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明显减弱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9.4%,与上年同期相比明显下降。其中,主要是受需求减弱及成本因素影响(原材料、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资金趋紧、融资困难等),这对于长期依靠低成本竞争的我国制造业无疑会带来较大的挑战。尤其是中小企业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虽然近期宏观政策在向偏松的方向调整,但在外需趋弱、经济景气面临周期性收缩以及高成本的三重压力下,未来一段时期,企业盈利能力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影响,这必然会造成整个社会投融资萎缩以及带来就业和消费需求的缩减,进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内生性收缩。
尽管内外环境变化对经济增长构成了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支持经济较快增长的长期因素依然在起作用。工业化和城镇化仍处于长期性加速期,将会继续推动投资较快增长;我国资金和劳动力供给十分充裕,技术进步明显加快,装备工业、电子通信、机电产品等高技术含量的行业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有待释放等。这使我国经济仍能保持8%以上的增速,如果宏观政策把握得当,本轮经济完全可以避免深幅调整。
(二)三大需求增长分析与预测
投资增长面临的调整压力比今年明显增大,预计明年投资增速将明显放缓。一是外需进一步萎缩,将带动相关的投资需求萎缩。二是房地产业在面临预期房价下跌、销售困难而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明年房地产投资增长可能出现大幅度下滑,从而导致整个投资增速明显放慢。三是企业因效益滑坡和市场需求萎缩,投资能力和投资信心明显不足,实体经济投资需求将会减弱。四是反映投资者意愿的新开工项目明显减少。1-8月计划总投资同比仅增长2.5%,其中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00以上的东部地区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为负增长。但是,投资增长适度放慢是合理的、正常的,短期内不易出现过度调整。尽管房地产的中期性明显调整将带动投资持续放慢,但一些新的投资需求有待释放,对总投资增长将形成一定的支撑。如灾后重建仍需要国家大量的投入,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潜力仍然很大,环境保护、产业升级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预测明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可能回落至18%左右,实际增长13%左右。如果政策放松较明显,名义增长率可望达到200。
消费需求增长将逐步放慢。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收入增长明显放慢,将导致未来一段时间内消费增长减速。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比去年同期回落了7.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回落了3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将影响未来居民购买力水平。二是随着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明年就业将更加困难,居民即期收入和预期收入更加不乐观。三是股指大幅下降和房价回落将形成较明显的财富负效应,耐用消费品消费增长可能明显减速。初步预测,2009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增长将为17.5%左右,实际增长12.4%,比今年增速有所回落。
出口增速将继续放慢,但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好于今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将对明年我国出口继续构成较大压力。目前,我国除对美国出口大量减少外,欧盟、日本经济放慢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也开始显现。我国对欧洲的出口增速已经从年初30%-40%回落至8月份的22%,对日本的出口增长也在明显放慢。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这一下滑趋势还将会继续下去。外需减少对明年就业将会造成巨大压力,但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要小于今年。原因主要是今年外贸顺差降势较猛,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由于明年内需放缓,进口也将会相应放缓。因此,预计明年外贸顺差可能保持小幅增加,进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会好于今年。初步预测,2009年出口增长16%,进口增长19%,贸易顺差2567.6亿美元,增长1.9%。
(三)物价增长走势分析与预测
随着全球和我国经济增长均出现周期性放慢,物价上涨的“拐点”正在显现,明年价格水平将有望继续回落,通胀压力将明显减轻。
从影响明年价格上涨的因素来看,第一,食品价格将会继续回落。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本轮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目前,食品价格已呈明显回落趋势,月环比涨幅自3月份以来持续下降。今年夏粮丰收,预计秋粮也将增产,全年粮食有望实现第5个丰收年。市场供求关系改善将会有效抑制食品价格上涨,进而将影响CPI涨幅继续走低。第二,PPI增速有望回落,且传导机制的变化使得PPI向CPI传导的可能性不大。一是根据对新一轮增长周期以来物价变动规律的研究表明,PPI与CPI之间大约存在2-3个月的滞后期,即CPI的拐点先于PPI。目前,CPI已持续回落4个月,预计9月份PPI也将开始回落、由此本轮物价上涨将发生“拐点”性变化。明年随着全球和我国经济增长均出现周期性放慢,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将会明显减少,价格涨幅将会明显回落。二是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继续大幅上涨的动力明显不足。最近,国际油价已跌破每桶90美元,钢材、铁矿石、金属等原材料价格也出现了较明显的下跌。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不断加深,明年世界经济增长可能进一步放缓甚至衰退。这将带来需求增长明显减少,初级产品价格有望继续大幅回落。但也不排除因投机炒作、地缘政治等原因再次出现波动的可能。三是由于传导机制的变化,PPI向CPI传导的可能性非常小,产能过剩压力有可能显现。新一轮增长周期以来两波物价上涨的情况表明,能源、原材料价格涨势迅猛,对下游生活资料产品价格拉动作用很小,其原因主要是价格传导
受阻。我国供给约束型经济早已转为需求约束型经济,而技术进步带来的供给潜力增长非常快,最终消费品多属竞争性行业产品,涨价受到市场竞争的限制,如手机、家电、汽车等就是这种情况,技术进步新产品不断出现使得价格不断下调。在内外需均出现萎缩的情况下,明年可能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第三,资源要素价格从长期来看上涨压力较大,但在短期内在经济面临收缩的情况下,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有限。总之,明年物价将继续呈回落趋势,通胀压力大为缓解,初步预测,CPI将上涨3%-4%。
三、2009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及建议
针对明年我国经济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比较严峻的局面,为了防止本轮经济出现过度调整,建议2009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应对去年以来的“偏紧型”政策进行调整,采取“中性偏松”的政策,即在“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下进行结构性松动。“双稳健”政策其重点要以扩大消费需求为核心,以加快改革为重点,从战略上实现短期增长目标与长期稳定发展相结合,以确保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增长。
主张“双稳健”,即中性的宏观调控政策,而不是扩张性政策,主要因为当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环境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好得多。一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目标是“保8%”,而目前我国经济仍保持在10%的较快增长区间,其政策目标应该是“防”止过度下滑或是“保鲆o”,不需要采取扩张性政策。二是1997年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有效需求不足,面临通货紧缩的局面,不仅出口增长大幅度放缓,而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5.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目前,我国内需增长依然强劲,即使明年投资和消费增速均有所回落,也不大可能出现大幅下滑。更为重要的是,短期内全球以及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依然较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宜采取扩张性政策。三是尽管目前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依然较好,但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及经济增长放缓,其影响、深度、持续时间可能要远超过亚洲金融危机。对此,必须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而中性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利于应对危机,便于政策的上下微调,灵活把握调控力度,有利于引导社会预期,同时,不至造成全面放松后的“一哄而上”的局面。
第一,财政政策在稳健的前提下采取有针对性的结构性松动措施。如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及社区医疗等薄弱环节及弱势群体的支出,尤其要加大对灾后重建以及中西部县域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增加对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生态环保以及就业的支出。要加大税收政策调控力度,增值税转型政策应尽快向全国推广;要通过财政贴息和税收减免加大对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支持力度;对创新型企业和一些小企业采取税收减免政策;为了扩大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和保持财政税收平稳增长,在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同时,提高税率水平,以缓解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第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在控制信贷风险的基础上适度扩大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保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适度平稳增长。今年我国信贷规模预计增长14.5%,明年应保持在14%以上。要取消按季控制信贷规模,根据经济增长变化需要适时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必要时可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同时,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对“两高一资”行业则要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
第三,针对内需增长面临的压力,明年要重点保持消费需求的平稳增长。要采取适当措施稳定住房和汽车消费,避免这两大消费热点出现过度下滑。要努力扩大居民的服务性消费,引导社会投资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大幅度降低服务性消费成本,尤其是旅游消费成本,如降低旅游景点门票费,降低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收费水平,如可考虑实施对经济型轿车的过路过桥费减半的措施。
第四,加快资源要素价格等领域的改革。要利用明年国际国内经济调整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我国财税、金融、收入分配及资源要素价格等领域的改革,只有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平稳协调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才能提高宏观调控效率,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尤其是明年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下调,应抓住这一时机,加快国内油价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第四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
1.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
中国政府控制人口的努力在下个世纪将充分显现出来。1950年,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22%,1998年为21%,到2050年将下降到15%,亦即中国人口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强降到七分之一弱。同期,占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从1950年的32%下降到2050年的17%,或者说,从三分之一下降到六分之一。到2050 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桂冠将戴在印度的头上,我国计划生育的成效可谓不言自喻。
2.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总和生育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我国人口已经从过去的高增长转向低增长,人口增长率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属于较低之列。总和生育率已接近目前发达国家水平,当人口惯性增长消除后,我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倍增时间如果包括中国为40 年,如果不包括中国则为35年。我国对减缓世界人口增长所起的作用可见一斑。
3.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转变时间缩短,人口乘数降低
人口转变是世界各国已经或正在经历的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过程。由于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的时间和速度不同,人口转变必然带来人口的转变增长。人口乘数是用来刻划人口转变增长特征的一个综合指标,它指的是转变结束时的人口规模与转变开始前人口规模的比。人口乘数受转变的时间长度和转变的高度即人口峰值增长率两个因素的制约。生育率下降越晚,下降速度越慢,人口乘数越大,反之,加速生育率下降,缩短转变过程,则人口乘数就会大大降低。同样,转变乘数与峰值人口增长率成正比。我国在人口转变的早期没有采取控制人口措施,因而人口的峰值增长率很高(例如,1963年达到3.3%)。如果不采取急刹车的办法降低人口生育率,缩短人口转变的时间长度,我国的人口乘数将非一般之高。然而,事实是,我国推行了快速降低人口生育率的政策,大大缩短了转变时间,把人口乘数控制在了最低限度。表5的数字表明,我国人口乘数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位于最低,甚至低于某些发达国家。研究表明,如果中国的计划生育推迟10年或20年实行,则人口乘数将会高达5-7,人口规模就有可能高达25亿以上,其后果将不堪设想(陈卫,1996)。计划生育使我国避免了由人口转变增长可能带来的人口灾难性膨胀,缓解了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为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宝贵时间。
4.稳定低生育率有利于减低人口的增长惯性,削减人口的峰值高度
如果把人口转变开始到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时的人口增长称为转变增长,则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到人口实现零增长时的人口增长即为惯性增长(陈卫,1995)。欧洲国家的人口转变所用时间长,峰值人口增长率低,因而,人口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和实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几乎同时。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完全不同情形。由于人口的峰值增长率很高,生育率下降迅速,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因而,在总和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人口仍要继续滑行30至40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停止增长。世界银行曾计算过世界各国的人口惯性值,其结果为:发达国家均低于1.3,新兴工业国家为1.3-1.5,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为1.5-1.7户,中国为1.5,拉丁美洲国家在1.7-1.8,西亚和非洲国家则高达1.8-2.1。如果我们把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则我国的惯性值将降到1.2,峰值人口将不是世界银行估算的17亿而是15亿以内,这对于已经严重超载的我国,无疑是较好的结局。对于不堪重负的地球来说,也是一大幸事。
5.从老年人口乘数看计划生育产生的未来老年人口队列效应
同计算总人口乘数一样,我们可以计算老年人口乘数。结果表明,下世纪中叶前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乘数将大幅度上升,2050年达27.6。而老年人口中80 岁以上的老老年人口乘数增长更是惊人,2050年将高达115.17。下世纪中叶前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时期。然而,这正是过去人口高增长的结果。低生育率对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长远效应将在低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时充分显现出来。100年后我国的少儿人口乘数、老年人口乘数和老老年人口乘数将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人口现状:http://
第五篇: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计划生育实施30多年了,虽然独生子女政策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中国少生了3亿人,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诸多问题。
首先,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从而导致年轻劳动力减少和退休保障体系出现问题。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口减少,“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就会出现短缺。而工资的上涨将导致国内和国外市场中手工业产品价格大幅攀升。成本的增加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外国投资流向其他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国家,进而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使失业率上升。
经济发展使中国人口平均寿命上升到2000年的71.6岁,但这也意味着依赖退休金、政府援助和子女赡养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一个独生子女要照顾自己的一对父母和4位祖父母,压力显然很重。另外人口老龄化和纳税人减少将导致依靠税收的中国退休保障体系出现问题。
其次,旧有的“重男轻女”观念导致中国新生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据官方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男性比女性多1800万,这个数字到2020年还将增加到3000万。为了生男孩,有的孕妇会进行性别选择性流产。虽然中国政府禁止歧视、虐待和抛弃女婴,但是此类惨剧经常上演。由于男女比例失衡,单身的男性越发不容易觅到伴侣。在某些农村地区,这种现象甚至催生了绑架和贩卖年轻妇女的违法行为。
第三,独生子女政策执行起来存在很多不平等。经济发展使中国的中高阶层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富人有能力交罚款,往往会生两个甚至三个孩子。各个地方的罚款标准也各不相同,在北京生二胎要交10倍于平均收入的罚款,而上海只需要交3倍的罚款。这种不平等现象在既没钱也没“关系”的群体当中引发了极大的不满。
2007年曾有中国人大代表建议将只允许生一个孩子放宽到允许生两个孩子,以解决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问题。中国在山西省和黑龙江省的两个城市进行试点,允许一家生一个以上孩子。令人惊讶的是,30年来这两个城市人口增长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男女比例也比较平衡。这不得不令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