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美国的阴谋

第一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美国的阴谋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是美国的阴谋

2016年中国决定实施全面二孩的政策，引发了全国上下对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单在知乎“政府为什么要全面放开二孩政策？”问题下就有848个回答，浏览量超过两百一十万。一方面，主流舆论认为，“全面二孩”是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结构性人口难题开出的药方；另一方面，在人口问题争论中部分网友涌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阴谋论思想。其中以知乎网友“臧大为”所撰写的文章为代表。臧文在分析中国的计划生育史时，将中国的计生政策归咎于“国际计生谎言”的一部分，认为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通过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从而将控制第三世界的人口作为一项国家外交政策来执行，最终导致中国领导人接受了计划生育的思想并将之付诸实践，以至于产生了现在的人口问题。其代表性的论据为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美国国家安全备忘录第200号文件（简称为NSSM-200）以及中国政府在1979年接受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5，000万美金的资助的事实。此文在知乎问题下的848个回答中有将近5，000个赞同数，远远超过其他答案。那么，在中国的人口政策这个问题上，臧文提供的到底是一个真相还是一个惊悚故事呢？笔者为此查阅了学术界的研究文献并核实了臧文的两个核心论据，笔者认为，臧文是一锅巧妙地结合了似是而非的历史论据与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阴谋论浓汤，其意在证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错误的，是美国政府特别是洛克菲勒财团国际阴谋的一部分。而事实上，臧文所用的论据基本上都站不住脚。NSSM-200文件都说了什么？NSSM-200文件全称为“世界人口增长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200：Implications of Worldwide Population Growth for U.S.Security and Overseas Interests）。该文件由亨利·基辛格领导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于1974年10月，并于1975年11月成为美国福特政府的官方政策之一。90年代初期，文件得以解密，任何人都可以很轻松的从网络上获取。文件内容有问题分析与政策建议两大部分。问题分析部分探讨的重点是世界人口在统计学上的发展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于世界食物、矿物和燃料供应的影响。除此之外，该报告还审视了美国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并调查了世界人口压力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政策建议部分主要谈及美国的人口战略和美国为了使欠发达地区人口生育率下降所采取的行动。其中，报告中被反复强调的核心人群就是那些因饥荒而陷入苦难的人。这份报告的问题意识来源于当时联合国所做的人口预测。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1974年时全球人口有39亿，而到2000年时将会有64亿人口，至2050年时则将会有将近110亿人口，这还是“最乐观的预测”。而在人口增量之中，有着严重的地区不平衡现象，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总量和增长率远高于发达地区。在当时的美国政府眼中，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有史以来在人道主义和国家利益这两个层面上最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就是“发展中国家将在人口压力下面对食物供应的短缺和在土地、水、资本和进口资源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因为农业的不确定性，一旦发生歉收，会“极大地提升大范围饥荒在欠发达地区发生的可能性”。而大范围饥荒带来的人群恐慌和政局变动，“最终会威胁到经济增长和世界秩序”。美国为何关心其他国家的人口问题？文件的起草者认为，在当时的人口和经济情况下，“全世界范围内每年仍然有一千万到两千万人死于营养不良”。如果不对欠发达地区的高生育率加以控制，其后果不堪设想。美国的决策者是基于人道主义对世界人口问题进行分析。他们以当时的经验和理论看到了世界人口盲目增长对于生命的戕害、经济的破坏以及对世界秩序的威胁。这种思考体现的正是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自我意识以及一种全球化的视野格局。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人道主义立场，或许在基辛格自己写给报告撰写小组的要求里表现的更为明显：“这份报告应该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即总统对于人口政策的关注也是一个普通人的关注，这种关注与人类个体的尊严紧密相关。还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目标是要与其他国家进行密切的合作，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行加之于人。”当然，人道主义并不是美国决策者的唯一考量，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另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报告书中坦言“美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来自海外的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矿物资源”，而大范围饥荒的发生无疑会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影响到美国的利益。从这一点上来说，因为国际贸易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与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们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利益共同体”，欠发达地区的高生育率问题成了美国这个世界领袖不得不承受的一种负担。但这实在很难被概括为一种“阴谋”。除了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的安全利益也被纳入到了考察的范围之中。在报告的第五章，起草人特别提到了由人口增长与教育、经济发展失调而带来的年轻人暴力化倾向与人口流动问题：“在高生育率的情况下。年轻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年轻人，会表现的性格多变，情绪不稳定，思想态度更倾向于极端化，并具有较老年人更强的疏离感和暴力倾向。……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会陷入较大程度上的混乱和失序。向相邻国家输出的移民（特别是向那些富裕和人口稀少之地），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会挑起消极的政治反应或军事行动。”限于篇幅，笔者无法一一详细介绍报告的全部内容。但经过上文的简要概述，相信读者也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这份报告是美国政府以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的一份研究性报告，其基本立场为美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1970年代的美国，不再是北美洲的蕞尔小国，而是一个对国际事务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美国影响着世界秩序的走向，但同样美国也无法脱离国际社会而单独生存。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相互交融，美国政府在制订对外关系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多重因素，而这并非是用一个“洛克菲勒家族的阴谋”就能简单解释的。事实上，在报告开头，起草者就提到了“四口之家应该成为欠发达地区未来家庭生活的典范”，而不是无休止地给发展中国家妇女做绝育手术。而且，整份报告所重点点名的十三个欠发达国家分别是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埃及、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其中并不包含中国。因为即便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国的人口生育率也并不是很高，只是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人口增量多。值得一提的是，臧文为了反对网友指责其“阴谋论”，特别引用了报告第一章第33条“我们必须小心我们的行为，不能表现出这是一个工业国家直接反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政策”这句话来证明“阴谋”的存在。而第33条全段话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活动，不能让欠发达国家注意到这是一个发达工业国家针对他们的政策。当我们支援欠发达地区时，任何所使用的支援方法我们都应该小心谨慎。第三世界的国家领导人应该是我们首要考虑的对象，应该设法获取他们对于成功的项目（人口控制项目）的信任。在这种语境下，非常重要的是要向这些国家领导人证明家庭生育计划项目是有效的，并且我们可以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段内共同工作。”不应忽视的是，这份文件的撰写的国际背景，当时的全球大部分国家都被卷入“冷战”。1970年代，冷战恰恰处于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后“苏攻美守”的阶段，美国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更为小心谨慎，在高度敏感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尝试谋求国际合作。所以，臧文所引用并强调的第一句话，其表达的真实意图是：美国政府希望在糟糕的国际关系状态中谋求有限度的国际合作，以达成“拯救世界”（解决欠发达地区因人口过量增长可能带来的饥荒问题）和“拯救美国”（因欠发达地区的饥荒问题可能引发的对美国的经济、安全利益以及世界秩序的破坏）的目的。联合国人口基金对华援助是怎么回事儿关于臧文所强调的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79年对华援助一事，事实上中国政府对此问题有过公开而全面的介绍，商务部网站上明确而详细地解释了“联合国人口基金对华无偿援助简况”：“自1969年成立以来，人口基金已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近60亿美元的援助。其主要任务是：促进各国执行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和提供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推动解决人口与发展、生殖健康、性别平等以及妇女赋权等问题。”而其活动经费则“主要来自各国政府的自愿捐款”。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面向未来20年的《行动纲领》，要求“所有夫妇和个人有权自由、负责地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并希望到2015年，在生育、教育、婴儿死亡率、孕妇死亡率和人均寿命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就。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和人口基金已经有了七次较大的合作，中国的受援助金额已达到两亿一千七百五十万。但中国与人口基金的合作是双向的，中国也需要向人口基金捐款以维持人口基金的正常运营，根据人口基金官方网站显示，中国位居联合国人口基金捐款排名前二十位。而且，在2016至2020年，中国政府还将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开展第八周期国别方案的合作。事实表明，中国与人口基金是正式的国际合作关系，并非中国政府被人口基金所收买，被他们的阴谋骗的团团转。若真是如此，已经意识到人口老龄化问题并开始推行全面二胎政策的中国政府为何还要继续与之合作呢？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理解中国不同时期的人口政策和其历史演变？限于篇幅，笔者自然无法在这样一篇短文中给出完整的答案。但至少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人口政策的演变主要还是中国的决策者根据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的判断和选择，而非是美国少数银行家的“惊天阴谋”。生育这项活动本身既是国计，也是民生。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政府一号召，民众就迅速地生或不生。如在建国初期，计划生育的要求恰恰是自下而上传达的。时任中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率先察觉到了因为社会状况变化而导致的民众节育诉求。1954年5月27日，她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其中特别提到了“关于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以及避孕的问题……确是带普遍性的。有不少已婚男女干部为了避孕，由于得不到指导及适宜的药物工具等而被迫自行盲目解决……。”由此，国家领导人在建国初期就考虑过人口发展和节育问题。刘少奇曾在1954年国务院第二办公室第一次节育问题座谈会上称：“关于节育问题，我们党、我们的卫生机关和宣传机关，是提倡还是反对？有些人是反对的，有的人还写了反对文章。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为什么要赞成而不反对？……中国大概不会因为节育闹人口恐慌……。”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上说：“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民族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1957年，毛泽东在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表示：“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建议设一个委员会，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中国人口增加很快，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 人口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想要探讨某一时期的人口政策，我们需要深入地进入当时的历史时空与历史语境，用冷静、客观和理性的态度来仔细分析遇到的问题，而不是捕风捉影，用预设好的偏见之网将历史事实泥塑成自己想看的模型。（责编：昀舒）

第二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

1.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

中国政府控制人口的努力在下个世纪将充分显现出来。1950年，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22%，1998年为21%，到2050年将下降到15%，亦即中国人口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强降到七分之一弱。同期，占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从1950年的32%下降到2050年的17%，或者说，从三分之一下降到六分之一。到2050 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桂冠将戴在印度的头上，我国计划生育的成效可谓不言自喻。

2.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总和生育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我国人口已经从过去的高增长转向低增长，人口增长率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属于较低之列。总和生育率已接近目前发达国家水平，当人口惯性增长消除后，我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倍增时间如果包括中国为40 年，如果不包括中国则为35年。我国对减缓世界人口增长所起的作用可见一斑。

3.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转变时间缩短，人口乘数降低

人口转变是世界各国已经或正在经历的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过程。由于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的时间和速度不同，人口转变必然带来人口的转变增长。人口乘数是用来刻划人口转变增长特征的一个综合指标，它指的是转变结束时的人口规模与转变开始前人口规模的比。人口乘数受转变的时间长度和转变的高度即人口峰值增长率两个因素的制约。生育率下降越晚，下降速度越慢，人口乘数越大，反之，加速生育率下降，缩短转变过程，则人口乘数就会大大降低。同样，转变乘数与峰值人口增长率成正比。我国在人口转变的早期没有采取控制人口措施，因而人口的峰值增长率很高（例如，1963年达到3.3%）。如果不采取急刹车的办法降低人口生育率，缩短人口转变的时间长度，我国的人口乘数将非一般之高。然而，事实是，我国推行了快速降低人口生育率的政策，大大缩短了转变时间，把人口乘数控制在了最低限度。表5的数字表明，我国人口乘数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位于最低，甚至低于某些发达国家。研究表明，如果中国的计划生育推迟10年或20年实行，则人口乘数将会高达5－7，人口规模就有可能高达25亿以上，其后果将不堪设想（陈卫，1996）。计划生育使我国避免了由人口转变增长可能带来的人口灾难性膨胀，缓解了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为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宝贵时间。

4.稳定低生育率有利于减低人口的增长惯性，削减人口的峰值高度

如果把人口转变开始到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时的人口增长称为转变增长，则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到人口实现零增长时的人口增长即为惯性增长（陈卫，1995）。欧洲国家的人口转变所用时间长，峰值人口增长率低，因而，人口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和实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几乎同时。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完全不同情形。由于人口的峰值增长率很高，生育率下降迅速，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因而，在总和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人口仍要继续滑行30至40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停止增长。世界银行曾计算过世界各国的人口惯性值，其结果为：发达国家均低于1.3，新兴工业国家为1.3－1.5，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为1.5－1.7户，中国为1.5，拉丁美洲国家在1.7－1.8，西亚和非洲国家则高达1.8－2.1。如果我们把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则我国的惯性值将降到1.2，峰值人口将不是世界银行估算的17亿而是15亿以内，这对于已经严重超载的我国，无疑是较好的结局。对于不堪重负的地球来说，也是一大幸事。

5.从老年人口乘数看计划生育产生的未来老年人口队列效应

同计算总人口乘数一样，我们可以计算老年人口乘数。结果表明，下世纪中叶前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乘数将大幅度上升，2050年达27.6。而老年人口中80 岁以上的老老年人口乘数增长更是惊人，2050年将高达115.17。下世纪中叶前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时期。然而，这正是过去人口高增长的结果。低生育率对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长远效应将在低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时充分显现出来。100年后我国的少儿人口乘数、老年人口乘数和老老年人口乘数将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人口现状：http://

第三篇：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计划生育实施30多年了，虽然独生子女政策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中国少生了3亿人，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诸多问题。

首先，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从而导致年轻劳动力减少和退休保障体系出现问题。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口减少，“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就会出现短缺。而工资的上涨将导致国内和国外市场中手工业产品价格大幅攀升。成本的增加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外国投资流向其他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国家，进而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使失业率上升。

经济发展使中国人口平均寿命上升到2000年的71.6岁，但这也意味着依赖退休金、政府援助和子女赡养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一个独生子女要照顾自己的一对父母和4位祖父母，压力显然很重。另外人口老龄化和纳税人减少将导致依靠税收的中国退休保障体系出现问题。

其次，旧有的“重男轻女”观念导致中国新生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据官方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男性比女性多1800万，这个数字到2020年还将增加到3000万。为了生男孩，有的孕妇会进行性别选择性流产。虽然中国政府禁止歧视、虐待和抛弃女婴，但是此类惨剧经常上演。由于男女比例失衡，单身的男性越发不容易觅到伴侣。在某些农村地区，这种现象甚至催生了绑架和贩卖年轻妇女的违法行为。

第三，独生子女政策执行起来存在很多不平等。经济发展使中国的中高阶层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富人有能力交罚款，往往会生两个甚至三个孩子。各个地方的罚款标准也各不相同，在北京生二胎要交10倍于平均收入的罚款，而上海只需要交3倍的罚款。这种不平等现象在既没钱也没“关系”的群体当中引发了极大的不满。

2007年曾有中国人大代表建议将只允许生一个孩子放宽到允许生两个孩子，以解决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问题。中国在山西省和黑龙江省的两个城市进行试点，允许一家生一个以上孩子。令人惊讶的是，30年来这两个城市人口增长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男女比例也比较平衡。这不得不令人思考。

第四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年表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年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看人类对自己最不会管理，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提议设一个委员会，节育委员会”。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寅初于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首先提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人口控制（非计划生育）。但当时人口控制并未真正实行，中国家庭生育未受政府影响。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认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计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1962年，面对补偿性人口生育高峰，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接近7亿。经国务院批准，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鑫荣兼任该委员会的主任。经历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和人口低谷时期过去后，中国政府更加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并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目标。

1970年，全国总人口超过8亿。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73年7月，面对人口过快增长的严重压力以及“文革”中政府机构大多处于瘫痪状态的客观形势，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华国锋、吴桂贤、陈慕华曾先后兼任该领导小组的组长。而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机构，依然由卫生部代管。

1975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由于措施有力，这段时间的计划生育取得了明显成效，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

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理论务虚会发表讲话，他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1981年3月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将其正式纳入政府序列，成为国务院的组成部分；陈慕华以副总理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198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强调“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做政治报告。其中明确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

1986年4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时，再对计划生育问题做出阐释：“中国对人口的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我们的切身利益出发的。这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外有些人希望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这是想让中国永远处于贫困状况。”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现行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2000年3月，中央发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人口过多仍然是我国的首要问题，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以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2001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了国家基本法律的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颁布和地方条例的修订实施，标志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全面进入依法管理、优质服务的阶段。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增加了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制定人口发展规划、促进生殖健康产业发展等职能。各级人口计生部门也顺利实现了更名，增强了综合协调能力。(本文来源：网易)

第五篇：中国需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需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

• 尽管中国经济正在面临减速的风险，但我们认为一些相对容易的结构性改革举措能够为未来的进一步改革提供动力。其中的一项就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也认为伴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中国也需要改变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

• 我们的测算显示，从中长期来看，对现行政策的微调不会带来“婴儿潮”。如果中国仅仅允许“单独”夫妇生育二胎，那么在未来10年内中国将仅仅增加900-1500万婴儿。

• 事实上，我们认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是一个相对简单的改革举措，但却能够为下一步改革积累更强的公众基础，并能够在中长期内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对中国中长期的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

• 尽管新增人口对消费的贡献到2020年仍然较小（小于名义GDP的0.1%），但长期影响仍然不可忽视：到2030年，家庭消费将增加0.3-0.45%的名义GDP。

• 对于增长前景来看，新增婴儿需要15-20年的时间才能转化为劳动力，整体来看中国劳动力下滑的趋势难以扭转，但下滑的速率可能减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可能加快对教育体系和养老体系的改革，以增强人力资本。

• 但这样的政策变化对于某些行业可能带来直接的影响。比如说婴儿用品和乳制品可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作为中国最大的乳制品进口国，新西兰也肯定从中受益良多。

在过去的数年中，市场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需要改变备受争议的“计划生育政策”，今年8月，中国官方也表示，正在对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讨论，但政策可能要等到2015年才能真正改变。

IMF也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由于劳动力人口下降带来的经济减速期，如果中国维持目前1.63的生育率水平，那么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在未来10年出现下滑。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在2010年见顶。这样的人口变化也意味着中国开始临近刘易斯拐点。

来源：UN, ANZ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自从1979 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支持者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控制环节，以防止中国受到人口爆炸。然而，这一政策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持久的：

中国正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的预测，老年抚养比将急剧上升，从2010 年起。30 年后，这一比例将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说美国和澳大利亚。除非生产力的劳动人口可以抵消老年人口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否则老龄化问题将加剧中国的养老保险和福利制度的强大压力。

来源：UN, ANZ

数据表明，中国存在性别不平衡的问题，在2010 年，30 岁以下的人口中53％为男性。到2030 年，这个比例将上升一个百分点。除了一些社会问题，性别比例失衡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例如，过量的男性工人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这将导致女性找到工作更加困难。然而，在某些行业，男性却不能完全代替女性，比如说纺织品行业。

来源：UN, ANZ

需要指出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在汉族群体中执行较为严厉，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有存在很多的弹性。比如说中国允许“双独”夫妇生育二胎。

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根据相关报道，中国官方正在考虑放松单独夫妇养育二胎的政策，为了评价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效果，我们根据联合国的相关研究作出以下的预测：

基准情形（保持目前的生育率）：即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保持不变，同时目前的政策也保持不变；

第一种情形（低生育率）：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保持不变，但女性更不愿意生育；

第二种情形（中等生育率）：放开“单独”政策；

第三种情形（高生育率）：政府逐步鼓励生育更多的孩子，整体生育率水平也到2050 年逐步达到2.31的可持续性水平。

根据这样的预测，我们有以下的发现：

首先，如果目前的政策没有变化，同时生育率保持在1.63的水平，中国的总人口将在未来的10-12年内见顶，但如果中国放开“单独”政策，总人口将在2030年附近见顶，即晚于基准情形大约5年的时间。如果中国政府允许家庭生育更多的小孩，那么人口总数将持续增加。

第二，在任何一种情形下，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都将在2015年附近见顶，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出现降低。与其他情形相比，允许生育两个以上的小孩才能避免劳动力人口下降过于迅速。

第三，在任何一种人口政策下，中国的老年扶养比率都会出现明显的上升，这也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来源：UN, ANZ

这些均表明面临着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下降的趋势，中国需要尽快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然而，即使中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总抚养率——即非劳动人口（1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相对于劳动力人口（15-64岁之间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也将出现明显的上升，这是因为更多的婴儿将出生。比如说，在2013年中国的总抚养率大约为36%，即大约2.8个劳动人口抚养一个非劳动力人口，但如果中国放松单独政策，中国的总抚养率将在2030年上升至47%，即2.1个劳动人口抚养一个非劳动力人口。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工资水平需要上升来抚养更多的人口。

来源：UN, ANZ

如果政策放松，中国将增加多少新生婴儿

按照我们的预测，如果中国放松单独政策，在未来的10年，中国将增加大约900-1000万新生婴儿，而如果中国鼓励家庭生育更多的小孩，新生婴儿将在未来10年增加至5500-6000万。

来源：UN, ANZ

我们也将我们的预测与一些相关研究进行比较：

曾毅教授估计，如果中国放开单独政策，在未来的10年中国将增加1300万新生婴儿，如果中国允许“二胎但晚育”的政策，在未来10年中国增加3600万新生婴儿。

事实上，对于未来人口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总和出生率，人民大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如果中国的总和出生率上升至1.8或者2.1，并在未来数十年内保持不变，中国将分别增加新生婴儿为1300-1500万和3000-3500万。

这些测算显示，从中长期来看，对现行政策的微调不会带来“婴儿潮”。如果中国仅仅允许“单独”夫妇生育二胎，那么在未来10年内中国将仅仅增加900-1500万婴儿。而从2008年至2012年，中国平均每年新生婴儿为1500-1600万。

如果将预测扩展至20年，我们的预测显示，中国将在新增大约1900-2000万的婴儿。

但我们认为，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的出生率仍然存在一定的下行风险。举例来看，上海从2008年开始放开双独养育二胎的政策，但从2009年至2012年，每年仅有2000对夫妇申请生育二胎，而到2011年年底，上海的总人口达到了2300万人。

对于消费以及中期增长前景的影响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中国的中期增长前景将有着显著的影响。Choukhmane的研究表明，中国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的储蓄率低于独生子女家庭大约4个百分点。

我们的测算也显示，如果中国从明年开始放松“单独”政策，假设新生儿家庭将增加15%的家庭消费，尽管新增人口对消费的贡献到2020年仍然较小（小于名义GDP的0.1%），但长期影响仍然不可忽视：到2030年，家庭消费将增加0.3-0.45%的名义GDP。

但这样的政策变化对于某些行业可能带来直接的影响。比如说婴儿用品和乳制品可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作为中国最大的乳制品进口国，新西兰也肯定从中受益良多。

来源：UN, ANZ

对于增长前景来看，新增婴儿需要15-20年的时间才能转化为劳动力，整体来看中国劳动力下滑的趋势难以扭转，但下滑的速率可能减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需要加快对教育体系和养老体系的改革，以增强人力资本。与此同时，人口政策调整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影响并不明显——整体人口增加可能在未来的20年内增加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大约0.1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