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安全短板透视

第一篇：中国网络安全短板透视

网络安全的维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进一步演进，世界各国再次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机遇期。身处改革关键期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正如当年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在网络技术领域的发展，不仅将影响中国在这一关键时期的发展速度，某种程度上还将决定着中国在未来世界的话语权，重要性不言而喻。

而在网络技术领域之中，网络安全是一个极为重要而敏感的部分。伴随着近期第三个“中国国家网络安全周”的到来，这一话题也再度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喜忧参半

相信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互联网正在深刻地影响并改变这个世界。

适逢一年一度的g20峰会于杭州召开，由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互联网实验室、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机构联合编写的《g20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也新鲜出炉。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网络用户已突破3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其中g20网民用户达22.4亿，普及率为50.2%，高于世界平均值。

值得一提的是，在综合反映一个国家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互联网经济gdp占比”这一指数上，相关数据显示，英国、韩国、中国、欧盟、印度和美国的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分别为12.4%、8%、6.9%、5.7%、5.6%和5.4%，在g20成员中居于前六位。在互联网发展这一块，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赶超了欧盟与美国。

有喜必有忧，联合国宽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近日发布的2016年版《宽带状况报告》显示，虽然中国是全球使用互联网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同时也是全球非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根据报告，尽管中国目前的互联网用户人数为7.21亿，远高于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市场印度的3.33亿网民。但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与领先国家还有较大差距――数据最能直观地说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状况。2015年，中国家庭互联网普及率为54.17%，名列全球第35位;个人互联网使用率为50.30%，名列全球第90位;居民固定宽带签约率为18.56%，名列全球第57位;居民活跃移动宽带签约率为56.03%，名列第69位。

当然，差距同时也意味着发展潜力。今年6月21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在其网站上发表了题为《中国互联网正在蓬勃发展》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正在利用互联网在传统产业中进行创新;传统企业的巨头正在整合中国的互联网;任何一家大公司都有可能成为互联网科技公司;中国的科技企业可以无拘无束地发展，这是美国大企业做不到的。

此外，文章还称，中国企业将成为把互联网应用到其他生活和产业领域的先驱，西方在这方面则将成为一个追赶者。以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万科为例，万科正在开创性地将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和服务整合进有线智慧社区。万科希望建立可为居民提供花园、安全食品、旅行、娱乐以及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城市枢纽，而这些都能靠互联网实现。

而诸如阿里巴巴、腾讯之类的互联网巨头，其影响力早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然而，在看到潜力与便利的同时，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恐怕还是蓬勃发展的现状背后，国内网络安全领域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1994年，中国通过ncfc工程接入国际互联网，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中国的战略决策者也提出了建设网络强国的目标――时至今日，在单纯的网络技术与信息产业方面，中国的实力无疑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与之相对的，却是网络安全建设的严重滞后。

造成这一状况的，有多种原因。首先，是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中国的重要信息系统、关键基础设施中使用的核心信息技术产品和关键服务大都高度依赖国外，尤其是美国。在g20杭州峰会召开前的一个多月以及会议期间，网络安保300人的团队共击退3000多万次网络攻击。

相关数据显示，全球网络根域名服务器为美国掌控;中国90%以上的高端芯片依赖美国几家企业提供;智能操作系统的90%以上由美国企业提供。中国政府、金融、能源、电信、交通等领域的信息化系统主机装备中近一半采用外国产品。基础网络中七成以上的设备来自美国思科公司，几乎所有的超级核心节点、国际交换节点、国际汇聚节点和互联互通节点都由思科公司掌握。

这样的局面造成的后果就是，作为全球网络主导者的美国，在“以攻为主、先发制人”的网络威慑战略指引下，将网络情报搜集、防御性网络行动和进攻性网络行动确立为国家行动。而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美国方面的这类国家级、有组织的网络攻击也变得日益复杂，大有呈现由“软攻击”向“硬摧毁”转变的趋势，网络空间对抗自然也就日趋激烈。

早在2011年，由美国主导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网络攻击的“震网”行动，就已经表明，美国已经具备了入侵他国重要信息系统、对他国实施网络攻击的能力。中国自然也在攻击目标之列。

臭名昭著的“棱镜门”事件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2013年6月，英国、美国和中国香港媒体相继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提供的文件，报道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代号为“棱镜”的监视并获取世界各国机密的秘密项目。中国有关部门经过了几个月的查证，发现针对中国的窃密行为的内容基本属实。

第二篇：网络安全：网站入侵透视

网络安全：网站入侵透视

网络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加之现今移动设备的快速增长，互联网已经成为年轻人另外一个重要的资源。然而在我们享受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各种便利的时候，网络安全问题也日益成社会焦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访问社交网络应用、购物网站，银行/电信/公共服务站点的时候，我们通常认为他们并不是会对我们产生危害的恶意网站，由此，我们认为这些网站对于我们相对安全，可以放心访问，但有没有考虑到这些网站可以信任吗?

在网络上Compromised Website 翻译为“被妥协掉”或者“被入侵”的网站，当一个网站被妥协掉了，那么意为着这个网站被入侵了。

为什么网络犯罪分子要去妥协(Compromise)一个网站，其目主要是利用这个网站在受众中的信誉来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同时利用被妥协网站的CPU、网络带宽、托管资源等。

一 遭入侵的网站的利用价值

目前大多数针网站安全的网络安全工具通常依赖于已知含有恶意软件，网络钓鱼或垃圾邮件产品的数据库，其中也含有已知的可信任网站以及信誉机制以便对不明的网站进行评估。所以入侵一个已知的有着良好信誉的网站给网络犯罪分子提供了一个平台以准备相应的攻击/侵害活动，而不会被安全软件轻易封锁。此外，黑客也得到免费托管主机和所有相关的资源，如带宽和计算能力。由于这些原因，被妥协的网站对于犯罪分子传播恶意软件是非常有利用价值的，恶意人员通常努力找出系统漏洞，以导致数成百上千运行相同的软件的网站可以同样被妥协。以下对黑客利用被妥协网站进行恶意软件传播举几个例子。1 经由被妥协网站重定向

在垃圾邮件的侵害中，被妥协网站被广泛用来重定向用户访问。一旦网站遭到入侵，一个简单的HTML文件被置于“主题”目录下，并且该URL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数以百万计的用户。HTML文件中包括简单的重定向代码和一个普通的消息。当用户打开垃圾邮件，发现一个信誉良好网站的连接，用户就有可能点击邮件中的URL，而实际上却由被妥协网站重定向到其他有目的的问题网站，从而达到网络犯罪分子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该网站仍然正常运作，因此不会对网站所有者提出立即的警告信息以发现该网站正在协助在垃圾邮件广告的分发。利用图片管理器漏洞

很多网站都使用了一个名为“phpThumb”脚本来管理他们网页中的图片。该脚本可以让网页设计者调整图像大小，添加水印以及执行时其他图片相关的动作。PhpThumb包含一个已知漏洞，它允许攻击者在目标网站上运行他们所希望任何代码。

在过去的攻击行为中，黑客经常大量使用phpThumb漏洞进行攻击，包括利用被妥协网站发送大量的垃圾邮件和网络钓鱼邮件。在垃圾邮件攻击情况下，攻击者在phpThumb目录中安装一个电子邮件发送程序。插入的代码发送垃圾邮件/网络钓鱼邮件，该网站则继续正常工作，但实际上该网站良好声誉被滥用，并用来发送垃圾邮件和网络钓鱼邮件。

二 被入侵网站的研究那种网站软件是侵害目标

网站黑客是否针对特定网站建设软件?，是否有某种内容管理系统(CMS)，比其他的更脆弱?经过相关调查揭示，WordPress最受黑客喜爱，原因可能在于WordPress是最常用的开源网站内容管理软件，此外，WordPress有非常强大的插件资源，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插件中的安全漏洞是被妥协网站上的攻击媒介。需要关注的是很多网站拥有者并不知道自己所使用的网站内容管理软件，如何加强威胁管理更无从谈起。网站如何被侵害

恶意黑客一直在寻找新的缺陷，漏洞和社交工程技巧，让他们入侵网站。从这方面考虑，大多数网站所有者不知道他们的网站遭到入侵并不奇怪，有数据表明63%的网站所有者不知道他们的网站遭到入侵。20%的网站拥有者未能及时更新网站软件和插件，任由他们的网站受到攻击。通过公共电脑或WiFi接入从图书馆的电脑或机场的休息室进行网站维护管理是不安全的，容易发生密码失窃情况，而在共享服务器进行托管的网站也有面临托管系统遭入侵而导致所有运行在其上的网站被妥协。被入侵网站被用来做什么

正如文章前面所述，被妥协网站提供了一个平台，使得黑客可以从事一系列的非法活动，这些活动包括：

Ø 托管恶意软件

这一方法可以利用复杂的脚本感染任何访问网站的客户端。此外，精心设计的电子邮件可以欺骗收件人下载被入侵网站上的恶意软件。

Ø URL重定向

很多被妥协网站可能会进行一个简单的重定向到一些最终的恶意网站，这只需通过几行

隐藏在被妥协网站中的HTML代码，迫使该网站作为一个前门到含有垃圾邮件的产品页面或恶意软件的达恶意网站。

Ø 托管网络钓鱼，垃圾邮件的网页，色情网站

在被妥协网站中的嵌入一两个静态页面包含做广告的垃圾邮件的产品，如药品非法销售商品等，以作为银行，第三方支付，公共邮箱的钓鱼页面。

Ø 破坏

被妥协网站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嘲弄某个网站所有者，或者表达政治观点——通常被认为是 “黑客行动主义”，有的时候也有可能是竞争对手的破会行为。

Ø 其他的内容或行为

一些相当复杂形式的网站滥用也已经发生过。

一部分获知网站被入侵的网站拥有者不知道他们的网站被用来做什么，一部分网站拥有者道他们的网站被用来承载恶意软件，重定向到恶意网址，恶意软件传播到其他合法网站等等。如何察觉意识到网站被妥协

极少情况下，网站被破坏，网站遭到攻击显而易见。在大多数情况下，攻击者需要的资源和网站的信誉来实现他们的目的，所以网站被入侵不会那么明显。那么如何获知网站被妥协，事实证明，在将近一半的的情况下，业主们通过浏览器，搜索引擎或其他试图访问自己的网站就可以获得警示提醒。

另外，同事，朋友，网络托管提供商，或者安全组也可以提醒网站出现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少数网站能够通过增加的活动链接与异常行为来探查到问题。这反映了恶意人员希望被妥协网站尽量保持静默不被发现，被妥协行为隐藏的越久，利用被妥协的合法网站进行的破会就越大。不要等到网站被锁定后才察觉问题所在。如何重新获得网站控制权

在确定网站已经被入侵后，可以求助专业安全服务来解决问题，此外从备份中恢复，重新安装受感染的插件或手动删除恶意文件和脚本，都可以恢复正常的网站系统。但重新获得控制权的网站任然面临被再次攻破的风险，关键的是要知道黑客利用系统中何种漏洞进行入侵，并通过不断地更新补丁来降低风险。

三 阻止网站被入侵

很多网站的建设者似乎没有考虑到自己的网站会被入侵，并且并不知道如何清理他们的网站并保持网站的安全。软件的漏洞，被盗的密码，病毒等通常的攻击媒介，都是网站被妥

些的途径，可以通过以下基本技巧降低网站被入侵的风险：

Ø 保持软件和所有插件更新。无论运行通用的网站内容管理软件还是自己开发的软件，确保软件和所有第三方插件以及扩展部件保持更新。定期清理和删除不再使用的插件或其他附加软件。

Ø 使用高强度，多样化的密码。

Ø 定期扫描系统中是否存在恶意软件。

Ø 在Web服务器中使用相应的文件权限

Ø 研究并选择虚拟主机提供商，并进行安全优选。如果你觉得其提供的安全防护能力不足，可以考虑使用从虚拟主机提供商或第三方安全服务提供商获得附加安全服务

四 结论

合法网站是网络罪犯有价值的可利用资源，通过对这些网站的滥用会影响网站的拥有者以及更高的安全性的生态系统，造成网络信任体系的崩溃。

网站黑客的受害者

首先，许多消费者和小型企业网站所有者缺乏对网站威胁的意识，以及在网站已经被入侵的情况下如何获得帮助。通过浏览器和搜索引擎的警告可以提供一种方法使得该网站管理者了解他们的网站已经被黑客入侵，但这也表明了这类网站需要在主动探查黑客攻击方面有所改进。

网站托管服务提供商

这些提供商比一般消费者和小型企业在网络安全方面拥有更多的资源，在认知和整治方面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租用虚拟主机服务的使用者需要从他们的供应商方面寻求援助解决安全问题。托管服务提供商需要加强自身系统及支撑生态系统的安全性，并通过自身防范，培训，支持来保护他们的客户。

针对托管网站平台的多样性，以及变化多样的入侵的手段，面对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环境下不断增长的网络攻击，政府与相关组织应该抓紧制定网络犯罪相关的新标准、规范、法规，企业应在网络安全方面投入更大的力量面对新形势下的挑战，研发违规发现工具，增加使用加密手段的应用，加强身份验证手段。个人、网站、托管服务提供商、安全组织和其他各方必须共同创造创新解决方案，以打击破坏网站的多样化威胁。

第三篇：中国腐败问题透视

中国腐败问题透视

宾伟 硕士一教班 21300468

摘要：本文以腐败为主题，对中国腐败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描述，首先以腐败的含义引起话题，从而对中国腐败问题的引出埋下了铺垫，继而对中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作了描述。紧接着文中谈到了中国腐败现象产生的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从人性、权力、人情、经济制度、干部任用体制等几个方面作了解释。最后文章谈到了我国现在治理腐败的措施并且提出最有效的措施是通过高扬法律之剑来惩治腐败，提出对政治体系的革命性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关键词：腐败犯罪 权力 市场经济 政治体制 改革

正文：所谓“腐败”，简单地说，就是“以权谋私”，即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腐败就是在“政治市场”上通过权钱交易的方式获取租金的一种“寻租行为”。这种行为，既包括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即当政府官员借助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时利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垄断手段索取好处的经济寻租行为，如设租抽租、敲诈勒索、索贿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官商倒卖等；也包括政治活动中的一系列践踏公平正义行为，如渎职滥权、操控贿选、欺上瞒下、袒护亲朋等；还可以涵盖公职人员在人际关系方面背离社会公共道德的行为，如铺张浪费、公款吃喝、腐化堕落、色性骚扰等。

当今中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已再也不能简单地用“极少数”和“少数”等定量字眼去判断。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如果说得轻一点，腐败已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现在很难找到有哪个领域不存在腐败现象的；如果说得重一点，当今中国的腐败程度可谓是空前的。单从屡禁不止的用公款大吃大喝、购买轿车风就可以看出腐败的严重性。多年来，禁止用公款大吃大喝的文件下了有几十个，可公款吃喝的“辉煌”已达到一年一千多亿元！清理和购买小轿车的文件也下了许多，可在1993年，用公款购买小轿车的支出就达900亿元！而“希望工程”的捐款几年来累计也只有几亿元。当今中国腐败的表现形式真是五花八门，这仿佛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经济在权力领域的“辉映”。如果联系“官职大批发”、“贿赂大公行”、“吃喝嫖赌全报销”“一个个的破庙富方丈”、“腐败分子在公有企业如入无人之境”等现象以及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那些腐败歌谣，让人觉得这个民族正在患上一种可怕的“腐败狂”症。

腐败犯罪得以产生既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也有其内在的主观原因和外在的客观原因。首先从现代政治学“控权论”看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人性本无好恶之分，那是在真空中。一旦人生活在一个世俗的世界，就有了好恶之分了，人性中恶的一面往往就容易滋长。一旦环境条件许可，而且又没有可以遏制的外部制约因素，恶的方面就会恶性膨胀。贪就是人性中恶的一面。贪污腐败，贪是腐败的原因，是腐败的起点，如果不贪就没有腐败的行为。贪是一种欲望，是人性中恶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映，表现在对金钱、权力、地位、名誉、女色的不断追逐，猎取。对从事政治的政府高级官员而言，这种欲望就表现为贪钱、贪权、追名逐利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几乎每一个被揭露出来的大腐败分子，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哪个没有贪污几百万，上千万的钱财？哪个没有为进一步高升而精心编织的复杂的关系网？哪个没有养着情妇？按说，象上面提到的高级干部要住房有住房，就是工薪收入也不菲，作为一省之长，名誉地位也已经很不错了，那么为什么还那样贪婪？一人能同时睡几张床，住几套房么？用现行政治话语来说，贪念太重是腐败分子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修养缺失，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也就忘记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身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怎么连自己的宗旨都忘记了呢？是忘记了还是根本就不想实践党的宗旨？如果真是忘记了，那么他又怎么能被提拔和任用到如此重要的岗位呢？看来此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工作上，用于怎样为人民服务上，而是把它用于“关系”上，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去寻找靠山，跑关系，甚至不惜用重金去贿赂有权势的人物。

其次，贪污腐败的源头是权力失去监督，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定导致腐败，这一点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形式上看，我国对各级官员的监督也不少，不仅形式多样，而且范围广泛，但是，只要你深入分析，你又会发现我国的监督机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监督种类不少，实际效用不大。其二是监督机关的人、财、物的调配全归于同· 级党委和政府，因而监督机关对其上司及同级的有些部门负责人无法超然行使监督权，事实上存在不敢、不能、不便进行监督的情况。

亲情人情对腐败行为的滋长也起重要作用。仔细考察每一个高级腐败分子，你都会发现，每一个腐败案件中都存在其为妻子、儿子、甚至情人谋取利益的情况。有些腐败就是先由家里人收受贿赂开始的，开始时，这些高级干部或许还会反对，或者不赞成，但是经受不了家人的埋怨，指责或“点拨”，逐渐“开窍”，从收受一小点礼品开始，贪瘾就会逐渐滋长，手就会越伸越长，贪污数额就会越来越大。同时，面对老同学、老同事、老关系，不收就是不给面子，就会得罪人，那么今后如果自己遇到什么事时又怎么去找他们帮忙呢？因此，在照顾到关系时，既拿了人家的东西，当然得为人家办事了。由此可见，亲情人情，在高级干部腐败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市场经济也对腐败分子产生极大的诱惑。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各种负面影响也在我国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了。其中最突出的是等价交换原则被高级腐败分子运用到政治生活、行政管理中。由于手中掌握了其他人所没有的稀缺资源，如重大项目的支配权、财政资金的使用权、干部的任免权等。那么，权力的寻租就在所难免，谁出价最高，自然就可以给谁了。在权力寻租的过程中，各种腐败行为都发生了，出租的人可以根据寻租人的兴趣、爱好而投其所好，爱钱的自然只有大笔租金才能获得自己所想要的；贪色的当然有得玩了，否则就只好免谈了。

最后，贪污腐败的客观原因—— 现行干部任用体制。对于腐败现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不能不说极为重视。最高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讲，红头文件一个又一个地发，规章制度一个又一个地制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高级干部不顾一切地去贪污腐败呢？这与我国现行的干部任用体制有极大的关联。依据我国的法律和政策，任免使用干部应当通过各级人大或党组织采取选举或罢免的方式进行。但是实际操作中，许多地方的干部任免实际上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内定好了然后走走形式。这样，对于手中握有大权，掌握着一方干部任用这种稀缺资源的高官们，如果心术不正，“暂时”忘记了党的宗旨，贪欲发作，想不贪不腐败都不可能了。

多年来，为了治理腐败，我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统而观之，这些措施的局限性都很大，效果也就不可能理想。首先，我们靠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来抵制腐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围绕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工作花了很大力气，举行的活动、推出的英雄事迹、树立的典型可谓一拨又一拨，然而腐败分子对此却不屑一顾，一些腐败分子本身就是思想教育工作的主抓人。这期间贪污受贿金额越来越大，大案要案迅速上升。

其次，我们靠强化党内监督来制止腐败。党内监督有党员对领导的监督，同级党委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监督，加上党内纪检机构的监督，不能说不周全，多年来为了加强党内监督和维护党的纪律下了不少文件，不可谓不重视。但在权力高度集中、党内缺乏民主机制的情况下，这种看起来周全的监督事实上却很难到位。

我们靠抓班子的选拔建设防止腐败。确实，一个廉洁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廉洁能有效地防止腐败。但在选人和用人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有三个问题难以解决：一是谁来选拔，谁来保证选拔人的廉洁性？二是谁来保证廉洁的人不会变化？三是谁来抓领导班子的建设，谁来保证负责领导班子建设的人自身质量？我们大搞一把手廉政工程防止腐败。这里有两个意思：从一把手做起，强化廉洁自律意识；把反腐倡廉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由一把手亲自抓，一级抓一级。但问题仍然在于：一把手作为领导核心，谁来监督他的自律行为？谁能保证一把手自身没有问题？

我们通过群众监督形式来揭发腐败。确实，多年来案件的查处，其线索主要来自群众的举报、检举、控告、上访。但问题是：揭发不揭发在群众，而受理和处理的权力却在组织。群众对此既没有监督权，也没有知情权。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谁来保证群众揭发的都能得到受理？第二，谁来保证受理的都能得到处理？第三，谁来保证揭发的群众不被打击报复？

我们通过新闻监督形式来揭露腐败。近年来，新闻媒体监督的作用受到愈来愈多的人重视。凡是在新闻上曝了光的，大· 多能得到及时处理。但在现有新闻体制特别是新闻媒体受各级行政权力制约的情况下，在监督上也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一，本级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本级有关部门的腐败行为？其二，各级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各级有腐败行为的领导人？其三，下级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上级的腐败行为？其四，新闻媒体怎样来揭露有重大嫌疑而没有受理的贪污腐败行为？其五，谁来保护新闻工作者的揭露监督权利？

当然，最有效的措施是通过高扬法律之剑来惩治腐败，但在现有立法司法体制下却难以解决：①谁来制定法律，怎样保证所制定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②谁来保障司法独立的权力？③谁来保证执法部门依法治腐的公平性？④假如面对超越法权的政治权力的腐败，谁来保证法律的神圣性能不受侵犯？由此可见，所有这些防治腐败的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发挥过作用，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无一例外地最终陷于自身解决不了的难题，因为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从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前提出发来设计的，缺乏民主性、公开性和对权力的制衡性。缺乏民主性、公开性和对权力制衡性的政治体制的运作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的难题，在此架构内采取的任何防治腐败的措施也就必然会陷入自身解决不了的难境，这是我们多年来虽然下大力气反腐但没有取得根本进展的主要原因。而与此同时，权力高度集中、囊括社会各方面的政治体系却在不断地膨胀，在伴随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又日益受到商品货币经济的侵蚀，利用权力来追求货币，利用货币买通权力以获取更多的货币，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样，腐败就蔓延开来了，而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蔓延的速度。因此，单是腐败的严重性就要求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现实已一再告诉人们，在原有政治体制框架中治理腐败已接近于缘木求鱼。

我们的政治体制从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体制脱胎而来。列宁认为这种领导体制是在革命时期政党不能公开化和充分选举的情况下实行的（见《列宁选集》第一卷347-348页）。主要特征是自下而上的集中统一，也强调民主，但着眼点是集中。建国后。这种领导体制又从适应政经统一的计划经济要求扩展为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因此生成由上而下垂直分级扩散、自下而上逐级高度集中、覆盖全社会的官权体系。这种官权化政治体制在具有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及其思潮的冲击下，在原有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周围环境发生重大变迁的形势下，滋生出空前的弊端是必然的。所以，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政治体制，出路就在于打破金字塔式的政治集权体系，将社会从官权体系束缚中解脱出来，政治运作走向公开化、民主化、制衡化，治理腐败的操作也走向民主化、公开化和制衡化。当社会摆脱官权体系的束缚、当政治运作摆脱“二律背反”矛盾的同时，治腐也就摆脱了自身的困境。对政治体系的革命性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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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三农问题透视.

中国三农问题透视

中国三农问题透视 中国“三农”问题透视 农业的脆弱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脆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增长曲线始终处于强幅波动之中。由于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对农业的调节还很不到位，因此，中国农业的周期性波动不是主要由供求关系等市场力量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政策偏差

和政府行为的不良偏好所决定的。

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农业投入的减少，直接源于利益比较法则。当某些政策倾向和外部环境对农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时，农民就会采用减少投入、甚至撂荒的方式表示不满，由此导致减产。前年全国粮食总产仅４亿３千万吨，粮食安全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去年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总产达到４亿６千９百多万吨，但能否巩固住这一趋势还很难说。中国粮食一旦出现较大缺口，由于人口众多和交通不便的缘故，靠国际市场调节是没有保证的。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其基本立足点应放在国内市场上。

资源瓶颈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耕地仍然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素。但是，中国有限的耕地却每年以上百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中国的淡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数的1/4—1/5，可用于灌溉的水源日益减少。

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农民由于负担沉重，收入增长缓慢，以及农地产权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短期行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向农地投资。现有金融体系根本不把农民作为服务对象，农民即使有合理信贷需求也融资无门。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低，至使大量农用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用品供给严重不足。

人力资源是发展农业的主体要素。农村劳动力过剩是一个总量概念，而从结构上看，有知识、有文化、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市场流程的新型农民却数量有限，极为稀缺。这种状况不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

市场竞争考验着农业的今天和未来。在计划体制和普遍短缺状态下，增加实物产量几乎成了农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来自于需求的约束使实物产量偏好风光不再。卖粮难、卖果难、卖猪难、增产不增收构成对农业的新困扰。农民既要面对国内市场的疯狂竞争，也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角逐。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这一方法并不总是有效。某种优质品种在种植初期可能会卖个好价钱，但一旦大面积推广，价格立即一落千丈。优质生猪、棉花、反季节蔬菜、瓜果等都没能逃此厄运。这种由个体理性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地承包制度遇到新挑战。这种承包制把土地使用权分散到全国2亿多农户，过于精细而形不成规模，无力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随着人口增减流动和耕地数量的变化，承包权长期不变与调整承包面积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声称家庭承包制的政策“长期不变”，但各地正在推行的所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正在动摇着承包制的基础。其未来结果如何，现在还很难做出一个明晰的判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放弃或失去土地的农户能否有一个新的谋生出路。如果没有这种出路，或者眼前有路而最终走不通，那么，他们重新返回土地的要求就会始终存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演进，已经走到了一个关节点上，能否正确处置，关乎中国农业未来的兴衰大计。农民的贫困

1997-2000年，农民收入增幅急剧下降，1996年为9，1997年为6.4，1998年为4.7，1999年为3.3，2000年为2.1。1995年每亩农业纯收入为376元，而2000年下降为161元。２００１年以后增幅虽有回升，但仍在低水平徘徊。去年取得６．８％增幅的好成绩后，继续保持难度很大。

从农民收入平均值看，还是在缓慢增长，而不是绝对量减少。正是这个“平均值”容易模糊人们的视线，看不清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2万多被调查农户，2000年最高1收入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这部分1的人口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这样算下来，去掉高收入户的份额，相当数量农户的收入水平不是缓慢增长，而是绝对下降的，也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绝对贫困化。

农民增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民穷困既是农村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长期不增收，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影响，农产品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上不去，不

仅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将受到制约，也会影响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支出，加剧农产品的卖难，令扩大内需方针难以真正落实；农民生活得不到持续改善，农村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从而产生大量“流民”，危及社会安定；农民不能富裕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最终实现。

造成中国农民增收难的原因主要是：

1、税负。沉重的税费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十多年前农民自己早就作了形象生动而又准确的概括。据有关方面调查，税改前的农业税全国平均只占耕地产量的2.5，很轻；三提五统费总额是农业税的三倍，较重；而在规定的税费之外，所谓的社会负担、以资代劳、达标集资等“三乱”收费的金额比税费总额还要多，而且没有什么约束，随意性很大，确是无底洞。

2、债务。巨额的债务负担是悬在农民头上的又一利剑。乡村巨大的债务负担，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最终都转嫁到了普通农民身上。

3、无组织。农民没有集体谈判能力，也是造成其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在社会现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各自能够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在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哪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自己的劳动争取社会给予较高评价的能力强，哪个集团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封闭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数众多的优势被组织程度的松散所抵消，因而表现出的群体力量十分微弱。他们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动进取者姿态和实力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倾斜。

中国农村近乎于天文数字的劳动力供给，是造成农民收入增幅缓慢的人口前提。不减少农民，不减少农村人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富裕起来。农民的卑微

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与工、兵、学、商、干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农民的职业本来是神圣的，没有农民的劳作和辛勤耕耘，就没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然而，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却根深蒂固。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是没有“工作”。而从事其它职业的人，自被一个组织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合格者才能上岗。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其素质似乎不需要有什么要求，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

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户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变为非农户或城镇户，如没有特殊理由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虽然有所松动，管制不再那么严格了，但农民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仍然是一种极不容易的事情。现行的户口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地块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与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理应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得到好处。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列项时被称为“国家财政支援农业资金”，似乎这部分钱是国家和“工人老大哥”从外部施舍给农民的，农民从来就积累不了资金。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做出的真实贡献长期被掩盖了。到头来，农民反而成了困难户，成了被“救济”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实在太荒唐。农民在财产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

中国农民是极易遭受外部攻击和伤害的群体，但是他们极能忍耐。对他们的利益不损害到一定程度，他们的情绪很少明显表现出来。在以往大搞政治运动的年代里，许多农民吃不饱饭，过着几乎赤贫的生活，但还虔诚地“学大寨”、“割尾巴”、“搞穷过渡”。推行农业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有所增强，自主精神开始复苏。但是，农民的总体力量还是很单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来的伤害。对农民的伤害主要有：政策性伤害，如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取消或不兑现已公布的奖励政策，某些产品国家订购价格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残次农机具、假农药、假化肥卖给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伤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这些伤害，农民敢怒不敢言，顶多发发牢骚，消极怠工，不积极完成交售指标，自行调整生产结构。

农民缺少参与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目前在中国大陆，工人有工会，记者有记协，艺术家有文联，学生有学联，工商户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唯独农民阶级是个例外。特别是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家庭成了农村主要甚至唯一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生活以及部分公共事务都通过家庭来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党团组织、民兵组织、妇代会、治保会等原有各种村级正式组织的功能弱化，而新的村民委员会又极不健全，致使农村社会走向失调状态，许多早已消失的消极甚至丑恶现象重现。

长期以来，对农民问题的观察，有相当数量的观察主体是从城市利益偏好出发并以其为判断标准的。多年来，我们没有能够跳出这样一种循环，当农业衰退，农产品供应不足，威胁到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时，农业才被又一次重视起来。也只有在这时，才体谅到农民的苦衷，又是“休养生息”，又是“增加投入”。一旦形势好转，就又把农民丢在一边，置农民利益于不顾，直至农民不堪负担，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产品急剧减产为止。前几年，有些城市推出了所谓“腾笼换鸟”的就业政策，撵走农民工，腾出位置让城市下岗职工就业，其歧视性就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解决“三农”问题的四点政策建议

１、牢固树立起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破除城乡分割的发展观，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树立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观念，把城市和工业的振兴，把农村、农业的繁荣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循环中和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加以通盘考虑。要消除城乡间生产要素难以有效流动的障碍，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２、实现我国农村三大战略转型

确定中国今后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能仅仅满足于表层的物质需求，而要着眼于解决更带根本性的深层次问题。战略目标应是实现以下三大战略转型：

一是农业产业的战略转型。中国农业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从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产业转型。这种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

技术基础转型。既要发挥传统耕作技术的优势，又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武装农业产业，大大增加农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改善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

产业结构转型。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闭狭小的市场需求相适应的。面对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面对着需求层次的提升和需求多样化，农业产业的供给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这种结构调整不是一次性的，不是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而应该成为一种市场导向的有内在动力的生产者自主行为。

产业组织转型。农业产业的生产、加工、储运、销售、服务等环节，应通过专业性产业组织分工协作去完成，发挥分工优势，以提高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形成规模效益。

二是农村社会的战略转型。一家一户的细小规模经营，贫弱的经济和不便的交通，阻碍着农村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变。改变这些不利条件的根本路径是城乡互动，良性转换。通过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有序地把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化成非农产业人口，进而游离土地变为城镇人口，从而融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通过教育、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产业联系、各种媒体的纽带和中介作用，把城市现代文明输入农村，逐步改造农村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把农村演变到现代社会形态中来。

第五篇：宏观透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北京師範大學

珠海分校

期中课程论文

题 目 宏观透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学院(部)专 业 学生姓名 学 号 年级 指导教师

2013年6月4日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内容摘要：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20世纪50年代末酝酿, 60年代出台以来,可区分为广义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两类。新历史时期,该政策模式无论从政策理念、控制效果,还是具体执行方式都面临转型的需求。人口控制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要进一步发挥人口政策的调节作用,除胎数放开外,还应当考虑对现行政策的方向进行调整,在尊重生育意愿的基础上,以鼓励型控制替代限制型控制,以宏观政策配合替代单一人口政策调节。从更宽泛的意义来说,这一转型也有利于消解不同社会政策间的概念分歧,促成彼此一致性的达成。

关键词：计划生育；公共政策理念；人口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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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浅析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及主要内容...............................................................3 1.1.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3 1.2.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确立的两个阶段.......................................................................3 1.2.1.政策酝酸阶段................................................................................................3 1.2.2.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3 1.3.90年代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政策的转变与最终确立..........................................3 1.4.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3 2.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积极影响.......................................................................5 2.1.有效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5 2.2.缓解了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5 2.3.为我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贡献.......................................................5 3.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的负效应...........................................................6 3.1.加速了人口的老龄化进程，导致我国人口结构恶化...........................................6 3.2.削弱了农村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6 3.3.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6 3.4.导致新生人口素质不高...........................................................................................6 3.5.损害女婴、弃婴合法权益的问题...........................................................................6 4.计划生育政策产生负面效应的原因探讨及政策分析.......................................................7 4.1.政策宜传方面...........................................................................................................7 4.2.政策环境与政策的可行性方面...............................................................................7 4.3.政策执行方面...........................................................................................................7 4.4.政策发展设计方面...................................................................................................7 4.5.配套政策方面...........................................................................................................7 5.未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型方向...........................................................................................8 5.1.从限制向鼓励型政策转型.......................................................................................8 5.1.1.限制型人口政策概况....................................................................................8 5.1.2.鼓励型政策....................................................................................................8 5.2.从单一人口政策向宏观社会经济政策引导转化...................................................8 5.3.着重建立保障与福利的利益导向性机制...............................................................8 6.结柬语.................................................................................................................................10 7.参考文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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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及主要内容

1.1.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

60年代，中国进入了新中国建立后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从1962年至1972年，中国年平均出生人口2669万，累计出生了3亿。1969年中国人口突破了8亿。从60年代开始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鉴于这种情况，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考虑中国国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特点，揭示了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必须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中国政府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作了明确规定，确立了计划生育工作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

1.2.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确立的两个阶段

1.2.1.政策酝酸阶段

1954年至1957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处于酝酿阶段。然而1958年至1959年，中共中央上层领导人对于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想发生反复，导致计划生育政策迟迟未正式出台。

1.2.2.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年至1969年，我国确定限制生育政策并开展工作；紧接着，1970年至1984年，我国开始全面推行限制生育政策，即“晚稀少”政策。接下来，在1984年至1991年期间，我国先后完善了生育政策并形成地方计划生育条例。

1.3.90年代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政策的转变与最终确立

计划生育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在00年代以后，一些地方除了利用行政强制以外，还引入了利益导向机制。在此墓础上，“两个转变”被作为重点提了出来，即由孤立地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采取综合措施解决人口问题转变，由以社会制约为主向逐步建立利益导向和社会制约相结合的机制转变。这一整套的基本经验构成了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出台的先决条件。

中国计划生育的立法经历了1978年、1982年、1988年、1993年四次论证，但皆因条件不成熟而没有出台。1998年，计划生育立法第五次被摆到了台面上，经过三年的努力，2001年12月29日终获通过，并于2002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由羞本国策上升为法律，其核心是按照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既不收紧也不放松。

1.4.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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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干部职工和城市居民除特殊情况外，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农村中有实际困难的夫妇，包括生了一个女孩的“独女户”，可以有计划、有间隔地生两个孩子；少数民族可以适当放宽，具体政策由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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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积极影响

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全国城乡普及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显著的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主要体现在: 2.1.有效遏制了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徘徊在5.8左右，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生育政策的全面推行，促使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90年代末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我国进入人口低速增长阶段，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这大大缓解了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对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压力，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人口条件。

2.2.缓解了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在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里平均每年少生约1500万人。这缓解了国家在资金、旅游、粮食、能源、交通、墓础设施、教育、服务、住房和就业等方面的需求紧张和资源短缺状况，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2.3.为我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贡献

生育率下降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在13%以上，对我国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份额约为26-34%，对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份额约为13-24%。此外，人口的有效控制使得人均总消费水平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提高1.653.0个百分点，并且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中至少有25%是生育率下降的贡献，它也为我国的资本积累也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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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的负效应

3.1.加速了人口的老龄化进程，导致我国人口结构恶化

由于计划生育只能减少小孩的数量，而不能把老、中、青的人口同时按比例减少。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使得人口规模在自然萎缩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年龄结构的不断恶化，这导致了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及中高龄人口比例的增加，意味着老年抚养系数的增大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负担加重。

目前我国总人口的负担系数呈现一个先降后升的U 型趋势，而谷底就在今后的10 年左右。如果中国继续维持现行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至多到2040 年，中国65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40%，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其实，现在上海等发达城市的常驻人口中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初露端倪，有的家庭已经不堪重负。

3.2.削弱了农村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

在我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家庭养老肯定是农村家庭养老的主要形式。大多数农民生儿育女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老有所养。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特别是一些家庭没有男孩子。然而，在现行的婚姻居住方式下，子女数量的减少和未生育男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

3.3.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

有资料统计，我国近几年新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达到了117：100，国际公认的正常比例为不超过107：100。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意味着在2020 年, 我国将会有4000万男性找不到配偶,成为“光棍”。而男性比例过高,除了会造成婚姻压力外，还会加剧性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的出现，从而加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3.4.导致新生人口素质不高

当然，现在的人口素质与二三十年前相比还是提高了很多，但目前农村的人口出生率明显高于城镇，而城镇的教育水平要优于农村，这在客观上阻碍了新生人口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另外，假如没有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素质的整体水平理应当比现在还高，因为家庭里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竞争意识更为强烈，心智成熟更为顺畅。

3.5.损害女婴、弃婴合法权益的问题

由于多生孩子面临着巨额罚款，在农村，一个家庭因为交不出罚款，而被“牵牛扒房”是常见现象，这导致少数家庭在分娩之后如果发现出生的婴儿的性别不如所愿，便会选择弃婴，而被抛弃的一般都是女婴。虽然，有些家庭希望领养孤儿弃婴，但是难度很大，条件苛刻，原因竟是民政部门担心有的家庭为了逃避计划生育而将亲生的子女谎称为弃婴或孤儿，这些限制给那些真正的弃婴、孤儿带来了生存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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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划生育政策产生负面效应的原因探讨及政策分析

4.1.政策宜传方面

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之时对群众进行的宣传教育不够。尤其是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早期，乡镇干部去做工作时，群众不理解。这不是让人断子绝孙吗?城里的人呢，也有少数人为了传续香火而不择手段，典型的就是怀孕了就去做B超，查出腹中的胎儿是男，留下；是女，打掉！也就是说，由于对这项政策进行宜传的力度不够，广大群众并没有认识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4.2.政策环境与政策的可行性方面

自从1980年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以后，相比较而言，“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得到了较为彻底的执行，但在农村就不一样了。

我国农村区域广大，针对农村的生产方式、社会福利状况以及偏远地区的医疗条件来说，对家庭成员的依赖也使得只生一个成为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

4.3.政策执行方面

政策执行手段单一且不规范、执行方式粗暴。在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主要依靠的就是行政强制力，几乎唯一的处理猎施就是罚款，计生工作人员很少到家庭中做思想工作，而只是在超生后积极地进行罚款工作，交不上罚款的怀孕妇女经常被计生工作人员强行带走。

4.4.政策发展设计方面

决策者应该看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首先是不得已而为的政策，其次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政策，它要随着人口发展的态势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状况以及国家发展的全局来综合考虑。我们既要看到计划生育在一定时期内的有效性.也要看到计划生育的阶段性本质。

4.5.配套政策方面

目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走的依然是单项突破、孤军深入的路径，没有注意到政策之间的系统性和连动性。要达到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目的，必须配合以相应的辅助政策。比如说，奖罚政策方面，为了免去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国家应当制定对这些家庭的奖励优惠政策，按原国家规定对独生子女家庭实行优惠政策。并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形成法制化、规范化、高效化的社会保障运行管理体制。为应付老龄化可能带来的杜会问题，在社会保障体系里要切实解决好养老保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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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来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型方向

5.1.从限制向鼓励型政策转型

5.1.1.限制型人口政策概况

2000年以后,计划生育政策的新转型已经开始把“奖优免补”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但目前限制性策仍然在大部分领域存在,如现行对违反独生子女政策的行为惩处：一是行政处分,对国家工作人员若干年内提干、提级、晋级的限制或一票否决,不给予评先进,扣发奖金,不得享受公费医疗,最甚者开除公职,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评优也有所限制：二是经济处罚,对个体或家庭罚交计划生育费;三是行政制裁,不给超生子女发准生证、上户,农村的还不给分宅基地、耕地份额以及不能正常就读等。

这些惩处措施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非常严格。事实上,至今为止,还有计生干部认为此类限制性政策应该进一步强化，如有人提出应加大处罚力度,和刑法、民法联系,对一般和严重违反者分别处以拘留、劳教或徒刑,并加强行政制裁力度,如工商行政管理上采取停业整顿、吊销、停发执照等措施；对所有违反者处以经济制裁。

5.1.2.鼓励型政策

然而，除“胎数”前提应随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而变化外,这些限制性举措在新历史发展阶段,也应该逐步考虑以市场性手段取代,比如对响应计划生育政策者在税收、学费、公共事业费上予以优惠。以柔性方式进行利益引导,更有利于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协调发展。

在未来的阶段里,应考虑如何以引导和鼓励的方式对个体的生育行为进行理性约束,是计划生育决策部门需要继续重点思考并细化的问题。在本研究看来,独生子女政策在人口压力大的地区并非一定要废除,但可以鼓励性政策的方式作为二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补充存在,这样可以在尊重个体权利的基础上有效引导生育意愿。

5.2.从单一人口政策向宏观社会经济政策引导转化

未来计划生育政策还应该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宏观层面政策去影响生育动机和原因。如利用养老政策、教育政策、社保和福利政策等配套措施去引导个体去控制生育愿望。

新历史发展阶段,以宏观社会经济政策为导向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形成自发内化的节制生育意识方面,更具备积极意义。因此进一步促进宏观层面相关社会公共政策的发展,应是计划生育政策今后的发展重心所在。

5.3.着重建立保障与福利的利益导向性机制

实现惠民政策与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的衔接和配套,加快建立和健全政府为主、社会补充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是国家计生委提出的目前计生工作的重点。

应该看到,计生政策其实在实施之初就有惠民的思想萌芽在内,如先于农村低保制度的计划生育奖补政策,最初起到的是一种替代性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但即将全面建立的农村低保制度,从影响力度和影响面来说,远远超过独生子女奖励的力度, 2006年农村低保就已经平均达到70元/人/月,高于独生子女50元/人/月的标准,且此后这方面的力度还会进一步加强。而独生子女费长期以来很多地区20年如一日地维持同样水平,第 8 页 共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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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随物价浮动而浮动。这种补助对于农村无男户来说,不但起不到应有的保障作用,也无法起到控制出生比上升的效果。

因此计划生育奖补制度在建设时需要进一步考虑向保障与福利转型的思路。计划生育奖励不仅起到最低生活补助的作用,还要承担起一定的福利化诱导作用。国家不应单纯从人口控制的角度,而应该更多的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提升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争取让福利增加最大化和福利流失最小化,使人们自愿选择一胎或二胎、自愿进行计划生育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样才可能有效引导群众根据公共利益的不同需求,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节制或倡导生育行为,有效引导生育意愿,使计划生育成为一种跨时代性的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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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柬语

总之，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既有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生育政策，创造世界生育率水平下降奇迹的时期；也有执行未考虑以人为本、脱离群众的生育政策，迫使计划生育工作及生育水平都陷入“怪圈”而经历曲折的时期。因此，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硬辙，指导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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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考文献：

田雪原.《出生性别比升高原因何在》[J].望新闻周刊,2004,(30),P59.侯东民.《需要对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及时采取有效对策》[J].科技导报，2003，P41 詹宝全：“浅析提高计生依法行政水平”，选自《人口之声》杂志，2008 年4月总第 40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编，《计划生育文件汇编1981.3》，北京，国家计划生育委会.1987年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谙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英)马尔萨斯著，朱决等译，《人口原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英)蒂特马斯著，江绍康译，《社会政策10讲》，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年.]刘继同:《试论福利一民主一市场社会主义》，《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5期.[12](美)罗伯特.K.殿顿，林聚任译，《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 11 页 共 1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