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城市化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第一篇：温铁军-城市化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温铁军：城市化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对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的三个思考

导读：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思考一：股份合作制——农村产权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差别何在 2002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被写入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我们得以据此就城乡改革异同进行分析。

早期的农村改革是多数人受益的改革。而在叙述早期的改革经验时，人们总要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至今没有说清楚的故事开头。实际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有部分地区在1978～1982年执行过4年；是在当时财政危机压力下“甩包袱”的结果。此后则是在1982～1984年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成“大包干（包干到户）”，结果是对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以“土地均分制＋定额租”的生产关系来达成社会长期稳态特征的复归。

本文之所以坚持把中国农村经济基础的复杂现象归纳为“三农”问题，是由于多年以来就认为“大包干”所造成的农村经济基础，不外乎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村社制”，这种改革所形成的、后来在如此强烈的剥夺下仍然创造了稳定中国达30年之久奇迹的财产和分配关系的实质，则主要是这种历史上就利于稳定的“均分制加定额租”。①“大包干”在产权制度变迁上的积极意义，在于把过去以人民公社的名义、但实际是国家资本控制农村土地占有收益的这种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最为基础的财产制度，短期内变成了近两亿农户依据社区内部的“成员权”平均占有本村的土地和资产。② 其实，这恰恰是做到了每个单位内部都“起点公平”。③ 如同早年的土改一样，是使当时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一种财产关系重构。

农村改革的问题在于，政府让农民家庭在承包土地的同时也得到了“制度变迁收益”，实际上把农村的公共开支，连同教育医疗和福利保障一并压在土地上了。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的约束下，基层急于“离土离乡”的财政供养人口就必然要求城里人的待遇，于是造成政府让渡给“三农”的高成本的农村上层建筑开支不断增加，成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一个根源。

1998年为了表达对改革20年的纪念，笔者曾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就在于这种改革是把土地财产平均分给每个农民，形成农村和谐社会内涵的公平公正是由财产占有关系的一次分配来体现的，因此，这是一个让大多数农民和国家都得好处的改革。城市改革之所以至今延宕不前，是因为并没有把财产权益分配给工人，没有让大多数工人得好处。这也就是说，城市改革是让大多数工人群众失去财产的改革。搞了这种改革之后，城市群体的福利保障功能本来应该由政府的二次分配来体现，但接着却是连教育和医疗这些公共部门也被推向市场了。看来，错用了农村改革经验可能是城市改革自从提出以来到现在仍然不断加大社会代价的一个更真实的原因。

事实上，企业的改制完全可以参照农村一次分配就实现了公平公正的做法。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改革就参照了农村“大包干”的经验。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不出现在城市，而是在1984年全面推进“大包干”的城郊——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长行村。这个城郊村当年就有几百万元的工业固定资产，村干部带领全村百姓讨论决定：根据劳动农民的年龄、贡献、职务作股。就像各村的农民按每户人口平均分地一样，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折股到每一个社员头上，这就是“股份合作制”。后来，在我们从事农村改革试验区研究的那10年，很多集体化社区和乡镇集体企业都这样操作，成为当时成功的普遍经验。1996年，广东省曾发出文件，在全省农村推进产生于南海市的“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也是把土地和企业资产全部折股到户。2007年我们在山西的调查表明，直到2003年还仍然有这种把几亿资产全部折股到户的农村改制，形成了内部化的产权和收益分配制度。这些不断发生的改革成果表明，只要实行这样多数人得好处的改革，就能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大量试验和调查证明，上世纪80年代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试验推进的时候，反对者根本不是乡镇企业职工，不是技术人员，不是企业骨干，甚至不是企业的实际管理者，而主要是基层政府的干部。为什么呢？如果不改制，主管部门职员和当地领导干部获得的最大好处就是权力可以直接受益，而且，连相关部门的无权者也可以攀缘利用甚至创造权力获益的机制。一旦实行多数人有股权时，特别是当我们在改革试验区只保留很少的集体股，先把70％、后把85％以上的股份直接分配给劳动群众以后，干部再想安排亲信、随便从企业提取收益不可能了。因为大多数具有股东身份的群众会自发地盯着这些不正之风。

话说回来，30年前农民主动改革包地到户的时候，干部们难道就愿意么？当时的段子叫“三五牌干部”（50多岁、50多元工资、50年代参加工作的这些基层干部）大部分反对，为什么呢？还是权力丧失、利益受损的原因。

思考二：私有化——金融资本带动土地兼并集中的后果是什么

以上分析已经说明，中国农村的土地早在当年“大包干”的时候就已经完成财产关系的重构，建立了基于社区内部“成员权”平等的以户为单位的土地私有产权；这种财产关系与城市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这不仅体现了公平，也被同期出现大幅度增产增收的实绩证明是有效率的。

有些人近年来反复强调农地私有化，其中多数可能出于不知道过去发生的情况。少数明确提出以个人化的私权来促进金融资本进入形成兼并集中的诉求恰恰值得分析。一旦以土地全面私有化推进土地兼并集中，那就不是贫民窟的问题了，而是暴力冲突。笔者曾经多次考察过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埃及农民的地权斗争、印度的游击区以及其他国家农村发生的对抗性冲突，根本的制度原因都是一个，就是资本主义的产业扩张与推进土地私有化的制度需求相结合。

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真正完成了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实质是发展中国家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当代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唯独中国不存在发生农民起义的制度环境，政府至少还可以通过大幅度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来逐步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其他国家凡出现土地革命、农民起义的地方，至今暴力冲突不断。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村政策的底线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则，历史虽然不会倒退到起点，可牺牲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却会螺旋式地接近那个起点。

中国的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和整个发展过程必然的资源资本化产生巨额增值收益之中的制度安排问题，如果政策失误，也制造出一两亿无地农民集中进入贫民窟，就要出大乱子。

一般来说，中国农民在自己长期生存的社区内部基本上不犯大错，为什么？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在中国这么突出的人地（人口与资源）矛盾之下，能够这么短期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农村仍然能够维持安定，靠的什么？靠的可不是司法，不是警力，而是地权的约束。比如，在当代的改革之中，很多农村基层治理所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写着，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权形成的股份收益，或者村社内部分配的福利随即丧失。尤其是在有一定工业收益的乡村，比如珠三角地区农村实行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一般都把村社土地和工业资产做成股权分给每家每户。这种股份合作制就有一条共同约定：村民如果刑事犯罪，股权将被取消。因此广东的刑事案件虽然高于其他地区，但仍主要是外来人口犯罪占绝对比重。这是因为，流动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一个规律，既不是伦理道德和教育问题，也不是法制建设不足的问题。

大家都相信现代法治社会是一种进步，却很少注意了解法治社会的制度成本。法治社会必须靠强大的警制支撑，如果中国农村也照搬这种制度，农民有钱负担高成本的警制吗？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是中国特色的农地制度安排。这种制度有效地稳住了本来就严重过剩的农民人口，使农村成为“人口池”或“劳动力池”。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产业资本大规模扩张之前，中国都切实地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无序流动下形成的贫民窟，从而也就避免了少数气不忿的西方人眼巴巴地期待的“中国崩溃论”——社会性犯罪和政治**的爆发。其实，西方能够享受自由民主，那是因为在工业化早期就经过殖民化把过剩贫困人口转移出去了，中国今天还有这种可能吗？十几亿人只能在这么点资源的地方争取“和谐共生”。这十几亿人如果是在强调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制度优越的欧洲，早就打翻天了。

总之，中国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农民平均占有的土地制度。所以，不能简单化地给“三农”问题开土地私有化药方。我国现在这种农地制度的基本作用是什么？从制度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角度来说，其实是国家稳定。那么，获取这种制度收益的就是国家，就应该为此支付制度成本。于是，也就有了“新政”——以不断追加投资为推动力的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

思考三：城市化是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的现实是，9.4亿农民人口中虽然有1亿多农民劳动力进城打工，仍然有大约8亿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村。无论这个国家的大城市怎么变，300万个乡土中国的村社之中，大多数还是村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的小农村社制度作为农村的一般经济基础，至今基本没变。而且，各地农村地方性的差异非常大，我们能不能简单化地把这种传统的小农村社制度的经济基础直接和连城里人都没有完全适应的所谓现代法治社会或者现代上层建筑对接？有没有可能今天就把发达国家的现行制度照搬来，那样就实现了现代法治？

如果真是这样做，那么在做之前请先横向比较世界上哪一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没有照搬？可哪一个像中国这样全面完成工业化了？哪一个不是30％以上的贫困率、严重的甚至超过50％？而且不管人均收入有多高，大部分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所谓城市化也主要靠大型贫民窟来大量集中贫困人口。这种照搬制度的收益被少数精英获取而制度成本只能是大多数老百姓承担！

比如亚洲其他4个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上层建筑方面的自由选举、多党制议会民主，经济基础方面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早就落实了；学者们作为精英集团的一部分也以“知本家”身份得以分享制度收益；但是，他们整体上作为民族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却不如中国。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到底要什么？我们的农民生存其中的乡土中国到底要什么？今天学术界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这就是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官方四化”的所谓“西式四化”，或者比较中性些，是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资本化。但即使这些“化”都完成了，也未必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谁都明白，“西式四化”从逻辑上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只有先私有化了才能市场化；有了市场化的自由贸易，“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新生的中产阶级就必然要求政治自由化；最后通向全球一体化。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官民人等”想当然地迷信这些说法。

但是，麻烦出在这个逻辑实现过程中必然形成的制度成本会惯性地“路径依赖”转嫁到农村，于是城乡差别必然拉大，生产力诸要素就必然大幅度流出“三农”；当然也就会有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近年来有人甚至以为中国只要照搬美国的制度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常识，“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中国90％的土地由两亿多农户经营，美国90％的土地由17万农场主经营。中国的现实是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8，而水、土、光、热这四种适宜农业的资源比较匹配的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0％。沙漠、山区和高原肯定不是企业家办工厂的首选地，所以工业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城市也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这样，农业、工业、城市和人口都主要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中国的区域差别拉大，是“梯级分布”的中国经济地理条件制约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人为的结果或者制度之祸。

20年前笔者与很多人一样，也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开户口，让农民进城，“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后来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注释：

① 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读书》1999年12期。

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很多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学术讨论中，“成员权”概念就已经形成了共识。对此作出原始创新的学者有刘守英、龚启盛等。

③ 温铁军《我们到底要什么》，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第二篇：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国计民生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国计民生

主讲人简介：温铁军，中国研究“三农”问题的权威专家，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被评为中央电视台2003十大经济人物之一。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誉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研究

成果受到中央高层领导和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

“如果关注自己脚下的热土，应该知道这块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90年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为什么现代不只是强调农业问题，而是三农问题？为什么八十年代没有三农问题？为什么90年代简化为农业问题时出现那么多的矛盾？

解构现代化

在农村基层，越是现代化，越是现代法制，农民负担就越重。为什么80年代农村发展得还不错，90年代却不行了呢？因为80年代没有那么多的法律，90年代规定太多，没法执行了。中国小农经济是传统的经济基础，而搬来一个现代的上层建筑，到底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反过来？一般而言，违背规律要受惩罚，而惩罚往往不是由照搬的人负责，变成由基层群众承受。大家习惯说基层乡村干部是土豪劣绅，但打他们能解决问题吗？根本问题在哪里？小农经济是养不起现代化的上层建筑的。

“农民那儿是有真理的”

中国农村经济是“粮猪型小农”，种一点粮食，养几口猪。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需要分散风险。农业的生产周期与市场价格波动周期不同步。一般来说，市场上如果粮价高了，肉价就下降；肉价高了，粮价可能下降。所以农民种粮养猪，粮价高卖粮，肉价高卖肉。与熊德明（温家宝帮忙讨回工资的重庆农妇）聊天时，温铁军问到她为什么不去找法院、劳动局等有关机构，她说“要不得”；回答“那怎么办？”时，她朴实地讲“多养两口猪”。因为中国小农经济机制与西方不同，照搬西方理论作为中国依据时，就会出现问题。中国农业的传统是稻作农业，中国今天的文明是由典型的集体性文化基因延续出来的，这与西方典型的个体化文化基因不同。农民那儿，其实是有真理的。

“天地良心，贫民窟里不是你”

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人口过剩，劳动力也过剩。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总和也就4亿多，我国劳动力就有7亿多。在学习国外经验时，“下眼皮发肿——光往上看”是不行的，只注意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不重视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当的。很多学者说，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出现贫民窟就应放任它。每当这时，温铁军都会在心里说上一句：“天地良心，贫民窟里不是你！”中国这个国家从根本上就与西方不同，而现代理论基本来源于另一个文明系列，中国还不能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发展历程形成有解释力的理论，还缺乏很多基础性的工作。现代西方可能很先进，但也不应妄自菲薄。而且文明未必一定冲突，是可以交融的。比如“股份合作制”，有人说它“非驴非马”，但骡子更有劲！

新乡村建设

“我这个80年代开始搞改革的人，到新世纪说改不起了，我改良了。”对一个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城市化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现实的办法是进行新乡村建设，帮助农民了解合作和互助的具体办法，把农村过剩的劳动力组织起来，用于改变家庭和村社的面貌。三农问题是难于照搬国外理论、概念来解决的。“我们这一代犯了太多错误，太多浪漫主义，80年代犯了太多经济浪漫主义错误，法学家不要再犯法学浪漫主义错误了！后半生我就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搞新乡村建设，另一件是多去亚非拉，搞比较研究。”温铁军这个另类的知识分子，已经做好了长期处于非主流的准备。

第三篇：温铁军：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办法是新乡村建设

温铁军：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办法是新乡村建设

据中新网报道中国“三农”问题权威专家温铁军本月11日在一场高校演讲中表示，对中国这样一个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

说，城市化解决不了“三农”问题。

这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演讲，主题为“三农问题与国计民生”，由北京的国际先驱导报主办。温铁军指出，解决“三

农

”问题，现实的办法是进行新乡村建设，帮助农民了解合作和互助的具体办法，把农村过剩的劳动力组织起来，用于改变家庭

和村社的面貌。

他指出，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中国有十几

亿人口，人口过剩，劳动力也过剩。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总和也就4亿多，中国劳动力就有7亿多。因此，在学习国外经验时，“下眼皮发肿——光往上看”是不行的，只注意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是不适当的。三农问题是难于照搬国外理论、概念来解决的。

温铁军指出，中国农村经济是“粮猪型小农”，种一点粮食，养几口猪。因为农民需要分散风险。农业的生产周期与市场价格

波动周期不同步。一般来说，市场上如果粮价高了，肉价就下降；肉价高了，粮价可能下降。所以农民种粮养猪，粮价高卖粮，肉价高卖肉。

温铁军说，因为中国小农经济机制与西方不同，照搬西方理论作为中国依据时，就会出现问题。中国农业的传统是稻作农业，中国今天的文明是由典型的集体性文化基因延续出来的，这与西方典型的个体化文化基因不同。

对于一些学者认为“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出现贫民窟就应放任它”的观点，温铁军说：“天地良心，贫民窟里不是你！”

中国从根本上就与西方不同。他以中国的“股份合作制”为例，有人说它“非驴非马”，但“骡子更有劲。”

“后半生我就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搞新乡村建设，另一件是多去亚非拉，搞比较研究。”温铁军如是说。

附：温铁军：中国研究“三农”问题的权威专家，中国体改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被评为中央电视台2003十大经济人物之一。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被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誉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第四篇：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

一小，就是企业规模小。我国现在农副产品经营的组织已达七、八万个，但普遍规模小、积累少、水平不高，所谓的龙头企业往往还是没有摆脱“小、散、低、弱”的状态，还是仅仅停留在小企业粗加工、经营规模小、经济实力弱、辐射面狭窄、带动能力不强的状态，缺乏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他们的科技含量普遍较低，科技投入少，在农副产品精加工、包装、营销、品牌管理等方面缺乏有力的支撑，直接影响了农副产品的加工转化率。自我发展能力的薄弱，使得企业只能在小范围内勉强维持经营，发展后劲更是无法提起。

二多，即是产品数量多、重复多。我国初加工的农副产品很多，做精深加工的产品很少，产品重复尤其是还不适应经济转型、买方市场形成后出现的需求变化和竞争环境。

具体是：产品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还不相适应，如大宗传统产品多，名特新产品少；低档产品多，高档产品少；普通品种多，专用品种少。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好的不多，多的不好。农产品贮藏、加工比重低，贮藏能力严重不足、技术落后，使得绝大部分农副产品收获后在短时间内集中上市，造成价格下跌，效益下降。农副产品都是卖原料，在加工的产品中，大多都是初加工，深加工的少，形成名牌拳头产品的更少，加工成产品的技术含量低，缺乏有竞争力的名牌产品，品牌效应尚未形成。

三低，是企业集约度低、利润率低、管理效率低。信息不灵，办企业意识不强，小富即安，闯劲不足是极其普遍现象，发展培育产业意识低，组织程度低，大多数只顾眼前利益，大局意识较差，缺乏长远性、规划性意识更比比皆是。

蓝哥智洋机构发现，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产与销存在脱节，多数企业与农民还是一种松散的买卖关系，承担着原材料和产品双重市场波动的风险，缺乏一种保证机制。企业不景气时，企业往往压价收购农民原材料，甚至拖欠农民货款，导致双方互不信任。服务于企业和农户的各种生产组织不健全，缺乏加工专用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联系不够紧密。产业链发展不充分，产业配套程度低。产品结构单一，开发程度低，对农户的加工业发展研究不深，管理的办法不多，路子不宽，开发程度较低，农副产品行业大量资源闲置，加上各地区产品的重复，普遍缺乏有技术、实力的开发，竞争日益的加剧，使得许多的产品面临低利润甚至是亏损的局面。

著名品牌营销专家于斐先生指出，中国的地域广阔，各地区的农副产品都有自己的特点，但缺少的是卖点，农副产品的营销要根据消费者的习惯、心理、潜力、心态等诸多方面入手，着眼于细分市场的消费个性精准定位，走出原来小商小贩的原始状态，经过营销专家的研究、策划，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副产品营销模式与销售通路，建立可以稳定发展的高效农业营销体系，这样农副产品才有出路。

农副产品完全可以借鉴工业产品的营销，通过事件营销、新闻营销、公关营销等等来打开市场，从而使

企业的销售压力得到缓解，我们身边每天都有许多事件发生，可以拿来策划，达到低成本传播的目的。同时，根据农副产品的结构、特点，和区域内的其他农副产品企业联合起来，自建终端、配送渠道，开设专营连锁店，做好消费家庭的数据库销售目标，建立庞大稳定的销售体系，完善系统的规划和终端零售，以高效便捷的销售服务，成就现代消费观念在农副产品销售上的突破，借助自己的专卖店网络销售特色的农副产品。

著名品牌营销专家于斐先生多次应邀出席有关高峰论坛时反复强调，现代农副产品营销要放开思路，结合成熟的消费观念，将农副产品的营销分生产、加工包装、运输仓储、销售渠道等，使产品的卖点明确化、具体化，并与消费者生活的感受联系起来，让消费者对号入座，才能真正对消费者产生触动，从而达成购买。

“中国的农产品板块将是最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国际投资大师罗杰斯曾在三年前判断。据有关媒体报道，高盛、德意志银行、中粮集团纷纷介入生猪养殖，红杉资本也投资福建利农。具有抗通胀、抗景气度特点的农业，已成为经济低迷环境中的投资避风港之一。

然而，时下许多农产品生存和经营企业，还都处在粗放式运作阶段，被动等待着政府扶持和政策倾斜，全然没有主动出击的强烈欲望，至于生产、流通、终端、渠道等事关市场拓展的基本手段更是严重滞后于产能的发展，对今后和未来的形势也缺乏准确的判断和清晰的规划，长此以往，不仅耽误了自己，更是葬送了企业的未来。

2008年的福布斯首富刘永好在这方面是从事农产品经营的典范，他有今日的辉煌，除了自身资本和资源的丰富积累外，更与他看准形势抓住机会，善于营销有很多关系。

几乎所有公开场合，刘永好逢人必谈农业。他认为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业是最大的利好。怎样体现农业是重中之重的规划，也逐渐清晰。有着多元化投资结构的新希望，自2006年开始，就动手调整结构，突出农业。2008年，刘更是将金融、房地产、化工板块的资源集中向哦年工业倾斜，不惜重金打造猪和禽两条产业链，“金融危机时投资猪肉比投资黄金可靠多了。”他说。

由此看来，农产品是个典型的朝阳产业，但这么个有前景的市场能否变成真金白银看得见的“钱”景，众多的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这方面尤其在营销、管理等方面不擅长，不妨找实战专家咨询请教，以规避风险，缩短成功的路径。

农村的出路是城市化进程

◆一方面，一些农民进城务工不愿意种田；另一方面，想种田的又无田可种。诸多留守在农村的群体，守候的是带不走的土地，以及那看不见的希望和不得不守的“保障”。所谓的“农民荒”，其实是农民“慌”。

《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就新农村建设现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共涉及17个省(市、区)、20个地级市、57个县(市)、166个乡镇、2749个村庄。结果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40岁以下的劳动力。5年过去了，情况更为严重(10月28日光明日报)。

近年，“民工荒”的问题引起普遍关注，所谓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问题的讨论也此起彼伏。然而，就在人们对“民工荒”问题寄予注意的同时，却将藏匿于“民工荒”背后的另一种劳工荒现象——“农民荒”给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屏蔽掉了。一个农业大国出现了“农民荒”，这是一个重大的国情变化。

“农民荒”的出现，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农业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的主导产业，农业也不可能成为承载人口的主要产业载体。反映在现实之中，就是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农村富余劳动力过剩。农民从农业中分离进入其他的产业，比如工业、服务业等等，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民“洗脚上田”进城务工是不可逆的社会进程，与之相对应的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无人种田、农村文化失落等社会现象，都是这一进程中，生产关系调整滞后于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必然阵痛。

一直以来，农民并不是作为职业身份出现的，而是固化在土地之上特定群体的“符号”，土地不止只是生产资料，更是户籍福利的象征，在走向城市的过程中，城市户籍的樊篱成为越不过的“坎”。农民一只脚已经跨进城市，却不能平等地享有城市所赋予的公共资源，使得另一只脚又不得不停留在农村。一方面，一些农民进城务工不愿意种田；另一方面，想种田的又无田可种。诸多留守在农村的群体，守候的是带不走的土地，以及那看不见的希望和不得不守的“保障”。所谓的“农民荒”，其实是农民“慌”。

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进程的宽容怀抱，农业的出路在于生产资料解脱土地与群体束缚的有序流转。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在制度上破除城乡户籍之间的樊篱，让更多的进城务工农民享有与城市人口同等的公共资源与社会保障，让

更多的农民融入城市；另一方面要强化农民的社会保障，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真正还原土地的“资源”属性，让现代规模农业成为可能。此外，还应从政策的层面强化对农业的反哺，加快完善农业相关政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中国农业出路何在:城市化与工业化需求驱动

关于中国农业的现状，一言以蔽之，较少的土地承载了过多的农业人口。换句话说，在现有土地存量和技术条件的约束下，农业劳动力呈过剩状态。农业人口过多，可以理解为单位农业劳动力产出过少。这其实是套套逻辑，因为如果单位劳动力边际收益处于递增状态，或其下降速度缓慢，可以抵消农村生活费用之上升，能保证农业从业者有比较体面之生活，也就谈不上农业人口过多的问题。现实则不然。

解决过剩农业劳动力，一种意见认为，出路在于城市化。城市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推动农地的相对集中和规模经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中下层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将从传统以粮为主转化为粮、肉、菜兼重。由此，农业生产结构也会相应地发生转变，即从长时期的以粮为主的单一型农业结构转化到种植业、牧渔业并重的农业结构。

要而言之，上述两种意见都在关注同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一个强调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模式转移农村剩余劳力最终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一个强调以小型农场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即就地解决或依靠农业自身发展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

农民生产的产品，多数是为了交易，即以满足别人的需求为主。我们认为，这一需求的主要力量不会来自农业自身，只能来自二三产业，而二三产业的兴起只能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出现。城市化或工业化的标志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向二三产业的转移。这是世界工业化历史的通例，中国没有其特殊性，如果真有这种特殊性，也只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更为迫切。总体而言，我们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在此阶段，正是需要农村劳动力作为二三产业的生力军，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不是一厢情愿地将农民约束在有限的土地上。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就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农村人口下降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一直在持续。1500年，英国农业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74%，1600年降至69%，1700年为55%，1750年为45%，1800年为35%，如今只占不足3%。与此同时，人口却在大幅度增加。较少的农业生产者能够供养不断增加的非农业人口，一个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在提升，另一个因素是引起农业劳动力提升的需求因素及工业生产率也在提升。

埃斯特·博塞拉普的研究表明，即使没有工业革命，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增加往往推动人们的劳动更加密集和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能得到更高产出的技术创新，比如增加复种和采用一些新式耕作技术等，从而导致所谓“需求驱动”的技术进步。博塞拉普的研究给人以重要的启示，即“需求驱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除了劳动工具因素外，劳动投入的增加（主要表现为劳动效率的大幅提高）至关重要。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的两千多年，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生产工具改进并不十分突出。而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产品供应量和农民收入的增加，都基本上得益于农业劳动投入的增加。这种在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增加的拉动力就在于对农产品的需求的增加，不仅仅是农户自身的需求，更显然是贸易的需求，这种贸易主要表现为工业品与农业品的交换。

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仅占其全部时间的50%至60%，如果有利可图，农民会放弃更多的闲暇。事实也正是这样，工业生产率的增加更直接推动了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从而鼓励更多的劳动投入与农业生产以获取更大的农业收益。研究表明，到1750年，需要用210个工业单位来换取在1700年需要190个工业单位、1600年需要181个工业单位、1500年需要108个工业单位所换取的同等数量的农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工业发展所带来的“需求驱动”的效果对于增加农产品数量、降低农业从业人员以及增加农民收入，有着决定性作用。威斯多夫的最近研究更是表明，制造业生产率提高，通过农产品贸易方式的变化，使得农民将更多的劳动投入农业活动和生产，而农民食物产出的增加扩展了可用于市场贸易的食品材料数量，从而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以从事更多的贸易活动。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其对农业发展的拉动作用也将会愈加明显，至于农民以何种形式来满足因“需求驱动”对增加供应的要求，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无论是用现代化的大农场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小农场，应让农民自己来选择。政府要做的是保证这种选择的公平和安全。

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一七七五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影响人类历史的重大法案《私有条例》，允许土地买卖，自由竞争，优化组合。同时取消了那个“保护农民”的最后枷锁。这随成为土地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导火索。人类第一次从传统的农耕社会闯出来，开始了现代工业化进程。并把世界引向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快车道。回到中国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和农民房产不能抵押”，这本意上是想保护农民，实际上却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产权、融资权和自由处置权。农村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来源、贷款渠道被基本堵死。农民的“土地产权”实质上成为一堆土，一钱不值。农村土地改革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如果农村不动产不能抵押，那与三中全会允许的“土地流转”，岂不自相矛盾？允许转让却不允许抵押，这叫什么逻辑？ 其实，真正的土地改革应是明确产权，允许竞争（土地流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领大家共同富裕（邓小平语）”。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向富人征税，给予竞争失败者和老弱病残以最低生活保障及社会福利。而不能保护懒惰，或固步自封使“大家一起穷”。“农村还未建立社会保障”也不能成为阻挠改革的借口。事实上目前各省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已覆盖了大部农村地区，即使全国都覆盖也花不了多少钱（另文计算）。这点钱即使没有土地改革也是要花的，更何况这对于中国庞大的财政盈余和外汇储备来说，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再者，农村改革决不是制造贫困，改革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将创造出更多财富，会使政府财政能力水涨船高，可以提供贫苦农民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上集体无意识的“反智鼓噪”实际上只是对农村改革的不了解，是凭模糊感觉的武断和误判，是好心帮倒忙。实质上中国土地历来都是私有制，土地兼并的程度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并不严重（另文说明），中国历史上就属于“地权平均”的国度。过去的“饥荒流民”现象也跟“土地兼并”没有关系，而是有限土地的承受能力，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及传统农业对人口的限制所致――这正说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和局限性。这也正说明了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前途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不是把农民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循环往复，画地为牢

第五篇：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干部出路问题(初稿)

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干部出路问题的实践与思考

农村干部是贯彻执行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骨干，是团结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领头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然而，我们也不得不重视到农村干部在现实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工作任务没尽头，政治前途没奔头，生活待遇没靠头”的现象。当前，随着近郊乡镇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解决好农村干部出路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解决好农村干部出路问题的现实意义

解决好农村干部的出路问题事关重大，这不仅体现了乡镇党委、政府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关心重视，更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改善干部队伍结构具有推动作用。

1.适应城市化发展方向的要求。汤汪乡位于扬州市区东南部，属典型的城郊型乡镇，城市化是必然的发展方向。近年来，随着交通路网的改善和园区建设的推进，汤汪经历了大规模的拆迁，传统的农村分散居住方式已逐渐向小区集中居住改变，这就意味着农村的管理服务组织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很多村将逐渐转变为社区，农村干部将逐渐变为社区干部。因此，农村干部将来到哪里去？去做什么？这都必须适应和符合城市化的大发展方向。

2.改善农村干部队伍结构的要求。目前，农村干部队伍

结构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主要表现为:一是学历层次偏低，就汤汪而言，各村“两委会”成员和村组干部，高中以下学历的占到75%左右，总体来讲文化素质不高、理论政策水平偏低、法律知识相对缺乏；二是素质结构不合理，村干部的类型总体来讲是农业型的多复合型的少、经验型的多知识型的少、管理型的多经营型的少，无论是对于管理村组事务、推动经济发展还是带动群众致富都与时下新形势的要求有一定差距；三是后备人才的缺乏，农村干部队伍都已呈现不同程度的年龄老化趋势，40岁以下的年轻干部以及后备人才严重缺乏，现有干部队伍的思想理念、科技知识、创新能力都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如何进一步锻炼、培养农村干部，给出一条适合他们个人发展的道路，对于改善农村干部队伍结构是不无裨益的。

3.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要求。农村干部担负着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带领群众致富的责任。在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中，经济发展的方式也在不断转变，农村“以地生财”的空间越来越小，农村干部要能积极应对新的规划发展蓝图，克服等、靠、要的思想，探索村改社区后集体资产管理的新路子，实现资金管理向资本经营的转变，实现“以地生财”向“以财生财”的转变。因此，通过使农村干部更多地分流到乡镇经济建设部门以及村、社区的集体经济成立的相关公司、企业中去，不仅是为了解决干部的出路问题，更是促进他们更好地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实现个人发展转型与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双赢。

二、解决好农村干部出路问题的初步探索和实践

目前，我乡正处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转型期当中，撤乡建街道，农村转社区这些重大的改革调整都近在眼前。因此，因此，汤汪乡党委、政府从农村干部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保障以及发展等方面入手，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和尝试。

1.自然消化一批。近两年，我乡各村对已适龄退休、退养的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都办妥保险和相关手续，不再留用、返聘。而在村民小组组长岗位上，尽量不再另聘新人、外人，而是普遍采用村干部兼任村民小组组长的办法，来精减村组干部职数，同时，通过这个村兼组职的方式也能有效提高兼组职村干部的收入，极大地调动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2.乡镇选调一批。农村干部不属行政事业单位编制人员，更不在公务员序列之中，福利待遇不高，向上晋升的机会也较少。我乡党委、政府一直坚持“有为才有位”的理念，近年来，相继从各村抽调了一部分农村干部充实到招商引资、载体建设和维稳工作的一线，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项选拔人才的措施还将继续沿用下去，为农村干部中的优秀人才提供更好的出路，充分发挥他们积极作用。

3.社区转移一批。我乡下辖4个行政村和一个社区，社区数量占少数，社区的干部数量也较少。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境内九龙安置小区、杉湾花园小区、物流园安置小区的相继落成，原有的各村都将拆分或转型为更多的社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需求也将急剧增加。目前，我们已经开始启动了“村干部向社区工作者转型工程”，在组织的人事安排上，尽量把经验丰富、能力突出又有年龄优势的村干部安排到社区工作，加强社区力量，也为以后更多的村干部分流到社区，转型为社区工作者打好埋伏，铺好路。

三、解决好农村干部出路问题的下一步打算和措施 要彻底解决好农村干部的出路问题，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只是依靠自然消化和小范围的试点性工作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乡镇党委、政府这一级组织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制定好相关的政策和对策，对此项工作做到提前介入，确保成功过渡，并能促其发挥作用。下一步，我们将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转观念，抓教育，建立农村干部的培训机制。要解决好农村干部的出路问题，必须建立健全农村干部培训机制，促进他们转变观念，提升素质，加快转型。一是加强在职农村干部的教育培训。我们将紧紧围绕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实际需要，针对发展集体经济、搞好社区管理、开展物业服务等课题开展教育培训，并大胆采用短期脱产培训，在明星社区跟班学习，进企业挂职锻炼，和大专院校合作办班等形式，完善教育培训的机制，发挥其实效性。二是加强农村后备干部的培养。在前几年招聘引进外来的“大学生村官”的实践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培养本土的优秀后备人才，要把政治思想觉悟较高、热心为群众办事、文化水平高、致富能力强的本地青年或企业家培养成农村干部和社区干部的后备力量。

2.定制度，给保障，解决农村干部的后顾之忧。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关心基层干部，探索建立村（居）干部激励机制。”在当前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要解决好农村干部队伍的出路问题，建立一个完善的激励和保障机制是关键。一是建立保障体系。我乡从2005年开始就为新进机关的工作人员办理相关保险，08年底开始办理了各村在职村干部的相关保险，下一步还将建立包括在职和离职退休后的村干部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将乡、村、组三级的工作人员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二是提高待遇水平。目前，我乡已对村组干部工资实行绩效考核，将工资水准与村组干部的招商引资、维护社会稳定、发展集体经济的工作实绩挂钩进行考核。下一步，我们将出台农村干部待遇的相关政策，明确待遇标准、对象范围、资金来源，从政策上改变农村干部待遇低、难落实的问题。三是加大选拔力度。这几年选拔调用村干部到乡机关任职的实践已初步取得一定成效，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农村干部选拔晋升机制，加大选拔力度，选拔调用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到全乡各项经济、社会事业中去，疏通和拓宽村干部向上的渠道和政治上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3.创实体，转岗位，提升农村干部的适应能力。在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农民的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巨大转变，农村干部要找到自身出路，必须积极适应转变，加快自身转型。作为党委、政府一级组织，我们将做到以下几点，促进农村干部的转型，提升其适应能力。一

是鼓励扶持农村干部创办经济实体。目前，我乡各村都建立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在汤汪创业园内都建起了自己的标准化厂房。这其中，身处食品工业园区内被全部拆迁的横沟村就已建立了园区物业服务公司。我们将支持各村利用好这些载体，创办符合地方产业特色，能为园区提供配套服务的二产、三产的经济实体，使农村干部积极投入到创办村级经济实体的工作中去，发挥作用，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增收，引领村民致富。二是分流转移农村干部从事社区工作。加大农村干部向社区分流转移的力度，让原本在村委会里从事计生、调解、村建等工作的专职人员继续在社区居委会内做好相应的管理、服务工作，实现村干部向社区工作者的转型。三是引导帮助农村干部转行再就业。搭建好为园区和企业服务的沟通平台，针对其要求开展定向培训，使一部分有学习新技能意愿的村干部掌握新本领、新技能，转行到园区和企业中进行再就业，从事二产或三产的工作，使他们享受到城市化带来的成果。

总体来讲，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要妥善解决好农村干部的出路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总的原则应该是，要充分体现了对农村干部的关怀、爱护，让他们加快转型，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中发挥最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