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

第一篇：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

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研究

——以苏北某乡村为例新闻1102 佟邵将 U201117058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和完善后，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大量农业用地被征用，大量村落整体拆迁，中国的城市化高速发展。但是，农村变成了商业用地，农民住进了小区，真的就是城市化了吗？

目前，我国出于社会转型的中期阶段，这一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市场需要规范和调整。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社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周期性人口移动，使得城市化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城市化能够卓有成效的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地区产业结构，能够向乡村广泛的扩散和渗透，影响着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提高乡村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但是，城市化的实际进程中，农村、农业、农民的利益并没有得到保障更没有得到加强，反而更加严重。接下来，笔者将用自己所在乡村（位于苏北某市近郊，下文中称A）为例阐述本文观点。

一、农民利益未得到保障 城市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而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要义就是把农民变成市民。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农民离开了土地。农村向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初中以上的合格劳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近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以400万人的速度逐年递增，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即农民工的总人数已超过1亿人。可以说，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但是，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劳动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分割制度，使得这些已经“离乡”、“离土”、“进城”的农民工，却无法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进城的农民工与城市就业人群没有平等的待遇，干最脏最累的活，工资待遇却是最低的，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虽然近年来中国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大多数城市仅把户籍制度改革停顿在“投资移民”、“技术移民”上，阻碍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一些地区虽然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名称，但并未改变附加在户口上的不平等制度。虽然A在苏北，经济发展水平虽和苏南及其他沿海地区有差距，但是农民普遍收入不低，因此A村中外出打工者较少。但是，据笔者了解，在苏南、广州一带打工者对于受到当地城市居民排挤和因户籍为题不能享受所在打工城市公共服务等类似事件习以为常。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征占农村土地的力度越来越大，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据估计，全国大约有5000万农民出现不同程度的失地，其中失地而失业的农民估计不低于1200万人，而且每年还将新增200多万人。全村500余户近2000人。在2009年因近乎高铁项目需举村拆迁，于2011年入住政府建成的拆迁安置房。拆迁过后，A村全部土地被占用，A村居民成为城市户口。A村近2000人，没有了土地，仍是农村户口，除了少数拥有正式工作的中青年外，每人每月只能领取100多元的生活补贴。

在占有的土地的衍生利益再分配中，农民没有得到应得的部分，只得到很低的土地补偿费，造成农民生存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受到了剥削。土地被征用之后，相当一部分原农村人口被转为城市居民户口，他们的就业问题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转变成了城市中没有失业保障的失业工人，丧失了生活来源，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而城市化中

征用的农村土地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造成土地资源浪费，毁坏耕地良田，加剧了我国土地与人口的紧张程度。

二、农村户籍问题依旧，新问题产生近年来，全国各地高举“拆”字大旗，推土机、挖掘机在农业用地和农民住房上肆虐，大量农民住进当地政府兴建的拆迁房，这种拆迁安置房在全国不在少数。这种集中安置失地农民的“新村”，客观上担负起城市廉租屋区的社会管理。

中国社会过去是农村和城市两种结构，通过严格的户籍制把所有中国人固定在城市和农村两个板块上。现在，户籍在一些地方松动了，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根基并没有改变，城乡差距还在扩大。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又演变出一个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这些人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市民，因为即使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但并没有城市市民的身份和生活。

失地农民的集中安置区应该是一个农村社会得以传、转型的空间载体，应该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社区，但是通常的做法，安置区规划仅仅是划一块地这样简单。在旧村之外划一个安置区，按照村民的户数、人口，补偿安置标准，村民抽签挑选住房位置。这样的安置方法，扰乱了村庄内原有的邻里之间世代守望相助的关系，常常没有留足存在的公共空间，是村民除了在家呆着没处可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纯粹的乡土社会和农业地域，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中华文明因而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以工商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西方文明截然不同。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构成了农村的“熟人社会”，但是因为安置区内住所的随机划分，外来人口的涌入，是原农村血缘上的紧密性被削弱，地缘上的集中性也不复存在了。几千年几百年的传统农村生活方式被打破了，这无疑是一个完成的农村社会系统在生命过程中的一次“休克”。以A村为例，在搬入安置区后，多年的老邻居分开了，父母和子女的住所相聚非常远，这给原有感情的维系附上了阴影。

除了原有的“社会强链接”被弱化之外，安置区内住下的是失去农业的农民更加难与参与城市的分工。他们世代赖以自食其力的十八般庄稼手艺被一夜之间废掉了，更没有正式的工作。现在，很多城市的失地农民安置区简历在周边社会严重隔离的独立区域。用绿化带、围墙、门岗、不配人行道的快速路等等手法，将几十公顷的安置区与城市生活隔绝，简直规划成了豪华版的“集中营”。安置区中的农民因此更加难于参与城市的分工，更加难于分享到城市发展的果实。整个“新农村”生存问题更加严重。

三、农业发展受到打击

中国的城市化加快推进，更多是一种土地的城市化。产业不断向城市地区集中，城区的土地不断扩张，但是人口没有相应的大规模向城市地区迁移，造成人口与产业集聚不协调。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城镇化率以年均3.78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在城镇化高速增长和发展的同时，城镇人口却没有同步增长。从2001—2007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平均增长70.1%，但是市辖区中人口增长只有30%。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盲目拉大城市框架，滥占耕地、乱设开发区，不断扩大城市面积。部分地区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大肆追求土地增值的收益，进一步助长了多占耕地和不合理拆迁的行为。失地农民增多和一些地方后续社会保障跟不上，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另一方面，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制度仍未建立，导致“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若按此模式继续推进城镇化，失地农民的数量还会大量增加，农村人口人均占有耕地资源的数量将进一步减少。农村人口的减少慢于农村耕地的减少，不仅危及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且势必进一步加剧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

第二篇：城市化过程中的贫困问题研究

关于城市化过程中贫困问题的调查报告

城市化又称都市化或城镇化。由于城市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使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长而引起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集中化过程。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一、我国城市化的现状

1、城市化发展速度快、城镇人口不断增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呈现先慢后快的特征。194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0.6%，1978年增长到17.92%，近30年只提高7.3%，发展速度很慢。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增长到2000的36.09%，22年增加了18.17个百分点。“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由2000年的36.09%增长到2004年的41.8%，2005年达到43%，年均增长1.4%。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镇人口数量由1978的17 245万人增长到2005年底的56 212万人，城市总数由193个增加到668个。

2、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大。城市化水平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我国东部地区的城市数量、城市化水平及增长速度均高于中西部地区。截至2001年，全国城市总数为662个，其中，东部地区293个，占44.26%，中部地区247个，占 37.31%，西部地区122个，占18.43%。

3、城镇化水平低。我国的户籍制度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低。城镇化水平低于非农产值比重，2005年，我国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87.6%，而城镇化水平为43%，二者相差44.6个百分点。从非农产业就业的比重考察，2005年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为53.9%，城镇化水平低于非农就业比重近11个百分点。

4、城市化发展不平衡，农村贫困问题日益显著。城市化的发展只是一味追求经理的快速增长，而周边失地农民的发展却显得日益困难。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困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难以避免的伴随现象。考察城市化进程可以发现，贫困不仅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果”，在一定意义上更是推动城市化的“因”。

二、城市化过程中贫困问题的原因

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是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三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重要因素。城市发展应该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但目前中国的城市化还只是停留在量变的过程中，在这种状态下的城市发展，自然会形成贫困的问题。

1、城市化难以形成对农村社会的积极渗透和正面影响。在农村人口增长、农业比较效益递减、土地资源约束以及技术替代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向非农产业转移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为城市加快发展提供了条件。大量的资料表明，我国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加上农村每个劳动力负担1.5人(2002年)计算，估计短期内至少有2.25亿人不得不流动到城市。

2、贫困压迫下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表现出的是一种为求生计而萌发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农村的贫困。农村高文化素质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使文化素质本来就低的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进一步下降。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严重流失，影响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也极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甚至下降。这样，使农村更落后，城市更现代。

3、失地农民返贫。为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扩展的目的，地方政府把向农民征得的农民宅基地等土地复垦后换取同等面积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向农民征地用于城市化的建设，目的和初衷都没有错，但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搞“土地财政”发展地方经济就是大错特错了。

在征地的过程中没有对农民采用合理的安置方式，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也没有充分尊重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及使用权，农民在城市化的大潮中还没有享受到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又有一次的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被征占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准备奔向小康的农民却由于城市化而返贫了。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城乡收入比却为3.31，考虑到可比性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达到了4至6倍左右。城市化的目的和意义是加快社会的发展，使城市的文明成果城乡共享，逐步的缩小城市与乡村二元经济体制带来的城乡差距，但是2010年《城市蓝皮书》上的这组数据却直接反映出，城市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本义被一些地方政府忽略了。

另外，农民为了获得更多的补偿，运用愈加激烈的方式进行“反拆迁”。政府向农民争地成为农民返贫的元凶，也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利益矛盾的根源。

三、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解决对策

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具有“大”胸怀的“小”政府。大胸怀，指的是政府要逐步建立和施行相应的政策使城市真正的接受农民，即逐步消除或者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在住房、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限制，使农民能够“想留下”、“留得下”。“小”政府，指的是政府应该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即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人”。这主要表现在政府的工作的重心和落脚点应该放在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创造政绩上。撤县建区、镇改街道，这些用行政手段推进的城市化模式使城市变大了，城镇人口变多了，城市化率提高了，但是这种被曲解了的城市化造成了社会产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公共配套设施仍

然缺位，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单纯的“空间城市化”、人为推进城市化被认为是一种浪费的城市化。

基于这种矛盾，可以考虑一种新的思路：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统筹发展。在努力提高城市化的速度、优化城市化的质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新农村的建设。让城市化促进新农村建设，令新农村建设成为城市化建设的坚强后盾和稳定的大后方，大力实施新型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包容性发展”的新战略。新农村建设中，倡导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使农村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马克思在思考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曾预言过，人类社会的发展将经历从城乡分离到城乡融合的历史阶段。既然城乡融合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和大方向，那么新农村建设成为城市化的过渡阶段也是未尝不可的。在我国城市化的攻坚阶段，作为农民进入城市生活的过渡，新农村更容易使其安居、乐业，更有幸福感，也更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既保证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改善了农村落后的面貌，而且也在城市化速度增速与质量提高中找到平衡点。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建设统筹发展，再由新农村过渡到城市，无疑成为一种最佳的选择。

1、实现“三集中”，解决农村农民贫困问题。

我国实现城市化的最终焦点、重点、难点均在农村。农民进程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但是，也是贫困化的主要因素，要解决这一问题，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那样，制定并坚持“三集中”的长期战略方针，即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实现城市化的社会基础[3]。尤其是只有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才可能实现农民身份的战略转型，这种战略转型是中国迈向工业化、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民转移到城市，也可实现亦工亦农，做“人人有工作，家家有产业，个个有技能”的新型农民或农业工人，为全面小康打下技能基础。

2、广开就业门路，大力提高社会就业率。

政府应把再就业问题列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战略目标之一，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就业扶持要向贫困倾斜，政府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培训促进就业。

3、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社会福利政策向贫困者倾斜。

今后应加大“三条保障线”的扶持力度，继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同时应逐步调整现有社会福利政策，在住房补贴、退休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方面向低收入者倾斜，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要建立和健全覆盖全社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各种经济类型的劳动者都覆盖在社会安全网内，这不仅能增强劳动者的安全感，也有利于劳动者的合理流动。要解决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如养老金，由于过去老职工的隐性缴款未能

得到补偿，使企业不堪重负，致使企业欠缴和拒缴保险金。为解决此项难题，政府应从国有资产中划出一部分用作养老金。要加快社会保障的立法进程，尽快出台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企业和职工的权利和义务，使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

4、加大人力投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

除了最大限度的资金投入扶贫外，具有专业素质的人力投入也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为了有针对性的通过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和各种不同的短期培训增强农民掌握先进技术的能力。需要对农民进行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实用教育，那么懂农业、懂技术并且了解农村的师资就显得非常重要，为此，国家需要专门培养这种扶贫专门人才，对贫困农村农民施以有效、针对性的教育和指导。

5、加强对贫困地区教育投入

（1）、国家应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农民重视教育。

首先，大多数贫困农村地区，仍以手工劳动为主，农民对知识、科技、文化的认识和需求并不高，接受良好教育的动力不足。当这些农村没有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时，农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和经济收入之间的差距就难以显现，导致许多农村家长认为孩子读不读书没多大区别。此外，在相对闭塞的小村子里，家长及孩子很容易受其他村民的影响，一些人不上学的情况会蔓延至整个村子。其次，由于父母一代接受教育少，法律意识通常比较淡薄，认为孩子去不去上学都由自己说了算，对义务教育不了解，对社会责任和义务认识不清。很多孩子想上学的权利就这样被父母强行剥夺了。所以，国家需要大力宣传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向农民普及相关法律知识，让他们认识到受教育权是宪法授予的权利，不应随意剥夺。对贫困地区儿童受教育情况进行定期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反映、解决，尽最大力量保证每个贫困地区孩子上的了学。为下一代人有效脱贫奠定基础。

（2）、国家应当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为贫困地区孩子创建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由于自然条件、交通状况、学校布局、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加上教育投入不足，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很差，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不足，学校图书馆也只有少数的图书资料和教具，学校硬件条件跟不上，甚至缺少最起码的办学条件，这样的状况难以对学生产生吸引力，客观上造成了学生上学积极性不高，甚至上学又辍学的情况。所以，国家应尽最大力量给予资金支持，帮助贫困地区兴建学校，购买设施，不仅从数量上解决农村教育问题，更要从质量上确保农村孩子受教育权利得以实现。这样才能为下一代人的多方面发展创造条件，给他们以多方面的脱贫指导。

第三篇：“三农问题”研究

“三农问题”研究

一、什么是“三农”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二、“三农”问题具体表现第一、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从9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下降，甚至是负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和西部地区的农民收入呈负增长。

第二、农民负担过重、许多地方的农民负担到了农民不堪忍受的地步，农民群众怨声载道；负担重到一个什么程度？一般是一亩田200元左右，有的甚至400元。即农田收入的50--100%。

第三、农业的发展面临市场的巨大风险，大综农产品的卖难普遍发生，由此而引起农业结构调整和品质更新等一系列问题；

第四、由上述原因而引起的农村发展停滞、教育萎缩、治安恶化等等一系列

问题。

“三农”问题不解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三、“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对“三农”问题尤其重视，提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十六大后，一系列高层会议和政策举措已勾勒出中央新领导集体施政思路的概貌。由于新领导集体面临的问题和担负的任务与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施政思路展示出不少“新的东西”。这其中，对“三农”问题的态度引人关注。

2003年《人民日报》用第2版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的文章《为推进农村小康建设而奋斗》。这篇文章是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三农”问题在新领导集体整个施政战略中具有前所未有的分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和施政理念正在悄然中形成。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农村工作会议，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中央特别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以及其他3位新任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会议文件对“三农”问题的提法有了新的表述，称其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此之前的提法是“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首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会议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 中央新领导集体这种“三农”问题的治理理念显然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背景就是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

1、要在思想意识上重视“三农”问题，要有正确的认识。如何正确看待“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据保守统计，目前全国大约仍有5000万左右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宏观战略上要解决好广大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在微观上要解决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增收问题，这才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难点所在。（全文来自“论文快车”网）必须把“三农”问题这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础性问题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2、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2002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发布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3、要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国民财富的占用权。城里的一切公共设施都是国家承包了，而农村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办起来的,产权却属于国有。不仅如此,农民用电、打电话比城里贵,农民孩子读书,老师的工资农民付,城里的教师工资国家付,城里有最低保险,医疗保险,国家的财政只是市民财政。农民只有负担，农民如何才能富起来？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我们应给农民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应给农民同样的贷款权利。不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农村经济无法提高，农民永远也翻不了身,“三农”问题永远也破解不开。

4、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积极推行和落实“四民主”，相信和依靠农民，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管理社会事务、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积极性，依靠农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同时，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

5、农村教育问题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入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于政府而言，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农村的教育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和投入。农村现状的改变更多地依赖于教育质量的改善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只有农村的教育提高了，农民的素质提高了，“三农”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6、制定更加积极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为城乡产业转换和农民身分转换拓宽空间。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城市化政策，正确定位大中城市发展与小城镇发展之间的关系，政策的重心应当转向积极鼓励发展大中型城市，特别是发展100－200万人规模的城市上来。今后一、二十年，是我们继续推进工业化与加快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农村工业化应当选择有利于与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协调推进的发展战略，特别是要按照十六大提出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适时调整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将农村工业化转变为城镇工业化。

7、适时调整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以乡镇工业园区为载体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效率。首先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内部的不平衡，使之合理化。减少传统种植业，退耕还林，大力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使大农业内部比例适当、结构平衡。其次坚持因地制宜，加强分类指导，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合理布局农业产业。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大力发展高效农业，中部粮食主产区抓住主销区腾出部分粮食市场的机遇，扩大优质粮的生产，提高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西部地区发展特色农业、旱作农业和生态农业，避免地区雷同、恶性竞争。

8、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和教育培训，增大农民人力资本投资。要加大对农民科学技术知识培训和使用技术培训的力度，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其次要加强对农民特别是农村后备劳动力的文化基础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绿色证书工程”培训，形成全方位的教育培训网络，培养造就适应现代农业生产、能够在经

济全球化竞争中胜出的新一代农民。再次是要改革现行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运行机制。各级政府要设立并增加专项资金，通过多种途径开展农村科普活动，普及推广各种实用技术。

9、破解“三农”难题需要因地制异。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破解“三农”难题需要新措施: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

10、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来，要有创新的思维。

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近几年迅速崛起的个私经济，已成为推进农业劳力转移的先锋，成为解决农村就业的关键，成为农民最现实、最直接的致富“亮点”。应该在指导思想上，把这些“渠道”作为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还要确立强烈的市场意识，在结构调整上有新突破。大力推进绿色农业、三资农业，用现代工业理念“经营农业”。把做大、做强龙头企业作为“经营农业”的“火车头”，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和“一镇一业”特色，为农业结构调整导航。

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破除“责任田是保命田”、“种田万万年”的旧观念，破除把“承包期30年不变”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引导农民“以土生财”，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大胆探索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将土地作价入股，使农民成为股民，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

五、总结

解决“三农问题”、建设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已逐渐成为了我们党关注的重心，而面对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取得的显著成效，也让我们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增添了更大的信心。

现在，国家正在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农村建设中，努力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应该响应祖国的号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用我们的所学去改造农村，去报效我们的祖国，报答我们的父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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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06

[3] 李佐军.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01

[4] 李昌平.我向百姓说实话.远方出版社 2009.06

[5] 徐滇庆.经济命脉系三农.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07

[6] 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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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

一小，就是企业规模小。我国现在农副产品经营的组织已达七、八万个，但普遍规模小、积累少、水平不高，所谓的龙头企业往往还是没有摆脱“小、散、低、弱”的状态，还是仅仅停留在小企业粗加工、经营规模小、经济实力弱、辐射面狭窄、带动能力不强的状态，缺乏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他们的科技含量普遍较低，科技投入少，在农副产品精加工、包装、营销、品牌管理等方面缺乏有力的支撑，直接影响了农副产品的加工转化率。自我发展能力的薄弱，使得企业只能在小范围内勉强维持经营，发展后劲更是无法提起。

二多，即是产品数量多、重复多。我国初加工的农副产品很多，做精深加工的产品很少，产品重复尤其是还不适应经济转型、买方市场形成后出现的需求变化和竞争环境。

具体是：产品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还不相适应，如大宗传统产品多，名特新产品少；低档产品多，高档产品少；普通品种多，专用品种少。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好的不多，多的不好。农产品贮藏、加工比重低，贮藏能力严重不足、技术落后，使得绝大部分农副产品收获后在短时间内集中上市，造成价格下跌，效益下降。农副产品都是卖原料，在加工的产品中，大多都是初加工，深加工的少，形成名牌拳头产品的更少，加工成产品的技术含量低，缺乏有竞争力的名牌产品，品牌效应尚未形成。

三低，是企业集约度低、利润率低、管理效率低。信息不灵，办企业意识不强，小富即安，闯劲不足是极其普遍现象，发展培育产业意识低，组织程度低，大多数只顾眼前利益，大局意识较差，缺乏长远性、规划性意识更比比皆是。

蓝哥智洋机构发现，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产与销存在脱节，多数企业与农民还是一种松散的买卖关系，承担着原材料和产品双重市场波动的风险，缺乏一种保证机制。企业不景气时，企业往往压价收购农民原材料，甚至拖欠农民货款，导致双方互不信任。服务于企业和农户的各种生产组织不健全，缺乏加工专用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联系不够紧密。产业链发展不充分，产业配套程度低。产品结构单一，开发程度低，对农户的加工业发展研究不深，管理的办法不多，路子不宽，开发程度较低，农副产品行业大量资源闲置，加上各地区产品的重复，普遍缺乏有技术、实力的开发，竞争日益的加剧，使得许多的产品面临低利润甚至是亏损的局面。

著名品牌营销专家于斐先生指出，中国的地域广阔，各地区的农副产品都有自己的特点，但缺少的是卖点，农副产品的营销要根据消费者的习惯、心理、潜力、心态等诸多方面入手，着眼于细分市场的消费个性精准定位，走出原来小商小贩的原始状态，经过营销专家的研究、策划，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农副产品营销模式与销售通路，建立可以稳定发展的高效农业营销体系，这样农副产品才有出路。

农副产品完全可以借鉴工业产品的营销，通过事件营销、新闻营销、公关营销等等来打开市场，从而使

企业的销售压力得到缓解，我们身边每天都有许多事件发生，可以拿来策划，达到低成本传播的目的。同时，根据农副产品的结构、特点，和区域内的其他农副产品企业联合起来，自建终端、配送渠道，开设专营连锁店，做好消费家庭的数据库销售目标，建立庞大稳定的销售体系，完善系统的规划和终端零售，以高效便捷的销售服务，成就现代消费观念在农副产品销售上的突破，借助自己的专卖店网络销售特色的农副产品。

著名品牌营销专家于斐先生多次应邀出席有关高峰论坛时反复强调，现代农副产品营销要放开思路，结合成熟的消费观念，将农副产品的营销分生产、加工包装、运输仓储、销售渠道等，使产品的卖点明确化、具体化，并与消费者生活的感受联系起来，让消费者对号入座，才能真正对消费者产生触动，从而达成购买。

“中国的农产品板块将是最有吸引力的投资领域”，国际投资大师罗杰斯曾在三年前判断。据有关媒体报道，高盛、德意志银行、中粮集团纷纷介入生猪养殖，红杉资本也投资福建利农。具有抗通胀、抗景气度特点的农业，已成为经济低迷环境中的投资避风港之一。

然而，时下许多农产品生存和经营企业，还都处在粗放式运作阶段，被动等待着政府扶持和政策倾斜，全然没有主动出击的强烈欲望，至于生产、流通、终端、渠道等事关市场拓展的基本手段更是严重滞后于产能的发展，对今后和未来的形势也缺乏准确的判断和清晰的规划，长此以往，不仅耽误了自己，更是葬送了企业的未来。

2008年的福布斯首富刘永好在这方面是从事农产品经营的典范，他有今日的辉煌，除了自身资本和资源的丰富积累外，更与他看准形势抓住机会，善于营销有很多关系。

几乎所有公开场合，刘永好逢人必谈农业。他认为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业是最大的利好。怎样体现农业是重中之重的规划，也逐渐清晰。有着多元化投资结构的新希望，自2006年开始，就动手调整结构，突出农业。2008年，刘更是将金融、房地产、化工板块的资源集中向哦年工业倾斜，不惜重金打造猪和禽两条产业链，“金融危机时投资猪肉比投资黄金可靠多了。”他说。

由此看来，农产品是个典型的朝阳产业，但这么个有前景的市场能否变成真金白银看得见的“钱”景，众多的企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这方面尤其在营销、管理等方面不擅长，不妨找实战专家咨询请教，以规避风险，缩短成功的路径。

农村的出路是城市化进程

◆一方面，一些农民进城务工不愿意种田；另一方面，想种田的又无田可种。诸多留守在农村的群体，守候的是带不走的土地，以及那看不见的希望和不得不守的“保障”。所谓的“农民荒”，其实是农民“慌”。

《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就新农村建设现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共涉及17个省(市、区)、20个地级市、57个县(市)、166个乡镇、2749个村庄。结果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40岁以下的劳动力。5年过去了，情况更为严重(10月28日光明日报)。

近年，“民工荒”的问题引起普遍关注，所谓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问题的讨论也此起彼伏。然而，就在人们对“民工荒”问题寄予注意的同时，却将藏匿于“民工荒”背后的另一种劳工荒现象——“农民荒”给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屏蔽掉了。一个农业大国出现了“农民荒”，这是一个重大的国情变化。

“农民荒”的出现，首先是一个经济现象。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农业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的主导产业，农业也不可能成为承载人口的主要产业载体。反映在现实之中，就是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农村富余劳动力过剩。农民从农业中分离进入其他的产业，比如工业、服务业等等，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民“洗脚上田”进城务工是不可逆的社会进程，与之相对应的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无人种田、农村文化失落等社会现象，都是这一进程中，生产关系调整滞后于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必然阵痛。

一直以来，农民并不是作为职业身份出现的，而是固化在土地之上特定群体的“符号”，土地不止只是生产资料，更是户籍福利的象征，在走向城市的过程中，城市户籍的樊篱成为越不过的“坎”。农民一只脚已经跨进城市，却不能平等地享有城市所赋予的公共资源，使得另一只脚又不得不停留在农村。一方面，一些农民进城务工不愿意种田；另一方面，想种田的又无田可种。诸多留守在农村的群体，守候的是带不走的土地，以及那看不见的希望和不得不守的“保障”。所谓的“农民荒”，其实是农民“慌”。

农村的出路在于城市化进程的宽容怀抱，农业的出路在于生产资料解脱土地与群体束缚的有序流转。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在制度上破除城乡户籍之间的樊篱，让更多的进城务工农民享有与城市人口同等的公共资源与社会保障，让

更多的农民融入城市；另一方面要强化农民的社会保障，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真正还原土地的“资源”属性，让现代规模农业成为可能。此外，还应从政策的层面强化对农业的反哺，加快完善农业相关政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中国农业出路何在:城市化与工业化需求驱动

关于中国农业的现状，一言以蔽之，较少的土地承载了过多的农业人口。换句话说，在现有土地存量和技术条件的约束下，农业劳动力呈过剩状态。农业人口过多，可以理解为单位农业劳动力产出过少。这其实是套套逻辑，因为如果单位劳动力边际收益处于递增状态，或其下降速度缓慢，可以抵消农村生活费用之上升，能保证农业从业者有比较体面之生活，也就谈不上农业人口过多的问题。现实则不然。

解决过剩农业劳动力，一种意见认为，出路在于城市化。城市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推动农地的相对集中和规模经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中下层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将从传统以粮为主转化为粮、肉、菜兼重。由此，农业生产结构也会相应地发生转变，即从长时期的以粮为主的单一型农业结构转化到种植业、牧渔业并重的农业结构。

要而言之，上述两种意见都在关注同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一个强调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模式转移农村剩余劳力最终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一个强调以小型农场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即就地解决或依靠农业自身发展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

农民生产的产品，多数是为了交易，即以满足别人的需求为主。我们认为，这一需求的主要力量不会来自农业自身，只能来自二三产业，而二三产业的兴起只能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出现。城市化或工业化的标志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向二三产业的转移。这是世界工业化历史的通例，中国没有其特殊性，如果真有这种特殊性，也只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更为迫切。总体而言，我们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在此阶段，正是需要农村劳动力作为二三产业的生力军，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不是一厢情愿地将农民约束在有限的土地上。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就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农村人口下降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一直在持续。1500年，英国农业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74%，1600年降至69%，1700年为55%，1750年为45%，1800年为35%，如今只占不足3%。与此同时，人口却在大幅度增加。较少的农业生产者能够供养不断增加的非农业人口，一个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在提升，另一个因素是引起农业劳动力提升的需求因素及工业生产率也在提升。

埃斯特·博塞拉普的研究表明，即使没有工业革命，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增加往往推动人们的劳动更加密集和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能得到更高产出的技术创新，比如增加复种和采用一些新式耕作技术等，从而导致所谓“需求驱动”的技术进步。博塞拉普的研究给人以重要的启示，即“需求驱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除了劳动工具因素外，劳动投入的增加（主要表现为劳动效率的大幅提高）至关重要。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的两千多年，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生产工具改进并不十分突出。而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产品供应量和农民收入的增加，都基本上得益于农业劳动投入的增加。这种在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增加的拉动力就在于对农产品的需求的增加，不仅仅是农户自身的需求，更显然是贸易的需求，这种贸易主要表现为工业品与农业品的交换。

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仅占其全部时间的50%至60%，如果有利可图，农民会放弃更多的闲暇。事实也正是这样，工业生产率的增加更直接推动了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从而鼓励更多的劳动投入与农业生产以获取更大的农业收益。研究表明，到1750年，需要用210个工业单位来换取在1700年需要190个工业单位、1600年需要181个工业单位、1500年需要108个工业单位所换取的同等数量的农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工业发展所带来的“需求驱动”的效果对于增加农产品数量、降低农业从业人员以及增加农民收入，有着决定性作用。威斯多夫的最近研究更是表明，制造业生产率提高，通过农产品贸易方式的变化，使得农民将更多的劳动投入农业活动和生产，而农民食物产出的增加扩展了可用于市场贸易的食品材料数量，从而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以从事更多的贸易活动。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其对农业发展的拉动作用也将会愈加明显，至于农民以何种形式来满足因“需求驱动”对增加供应的要求，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无论是用现代化的大农场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小农场，应让农民自己来选择。政府要做的是保证这种选择的公平和安全。

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 一七七五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影响人类历史的重大法案《私有条例》，允许土地买卖，自由竞争，优化组合。同时取消了那个“保护农民”的最后枷锁。这随成为土地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导火索。人类第一次从传统的农耕社会闯出来，开始了现代工业化进程。并把世界引向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快车道。回到中国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和农民房产不能抵押”，这本意上是想保护农民，实际上却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产权、融资权和自由处置权。农村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来源、贷款渠道被基本堵死。农民的“土地产权”实质上成为一堆土，一钱不值。农村土地改革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如果农村不动产不能抵押，那与三中全会允许的“土地流转”，岂不自相矛盾？允许转让却不允许抵押，这叫什么逻辑？ 其实，真正的土地改革应是明确产权，允许竞争（土地流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领大家共同富裕（邓小平语）”。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向富人征税，给予竞争失败者和老弱病残以最低生活保障及社会福利。而不能保护懒惰，或固步自封使“大家一起穷”。“农村还未建立社会保障”也不能成为阻挠改革的借口。事实上目前各省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已覆盖了大部农村地区，即使全国都覆盖也花不了多少钱（另文计算）。这点钱即使没有土地改革也是要花的，更何况这对于中国庞大的财政盈余和外汇储备来说，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再者，农村改革决不是制造贫困，改革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将创造出更多财富，会使政府财政能力水涨船高，可以提供贫苦农民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上集体无意识的“反智鼓噪”实际上只是对农村改革的不了解，是凭模糊感觉的武断和误判，是好心帮倒忙。实质上中国土地历来都是私有制，土地兼并的程度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并不严重（另文说明），中国历史上就属于“地权平均”的国度。过去的“饥荒流民”现象也跟“土地兼并”没有关系，而是有限土地的承受能力，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及传统农业对人口的限制所致――这正说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和局限性。这也正说明了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前途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而不是把农民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循环往复，画地为牢

第五篇：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中村问题

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中村问题

摘要：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为城市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态资源的使用、生态建设等都出现相对失衡的现象,城市发展呈现无序景象。城中村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既普遍存在而又具有中国特色，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时期的一个新事物，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密切相关。其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危及社会正常秩序，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关键词：城市化，城中村，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各类开发区的兴建，城郊地区农民土地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被征用，农民原有居住村落逐渐演变成为居民区，从而成为都市里的村庄，即所谓的“城中村”。城中村具有农村和城市双重特征，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产物。它与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化的质量、城乡土地资源的科学利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因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仅会给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还会阻碍未来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

城中村产生的原因

一是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很多学者都将土地制度作为城中村形成的最主要原因。认为土地制度的二元性是城中村形成的最核心因素。城中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与城市建成区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差异明显,形成城市内部土地的二元结构,造成管理监控的困难。在这种二元结构下,城市选择了试图绕开村落这样一种规划思路,结果是使城中村逐渐成型。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土地市场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土地结构的优化,也成为城市郊区化的基本动力。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用地迅速向郊区扩展,城市面积不断扩张,许多昔日的乡村变为城区,原有的农业也被第二、三产业代替,村民也已生活劳动在城市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进入了一个新的空间扩展时期,城市郊区作为扩展的前沿地带,其经济社会特征和空间结构受到强烈地冲击,呈现出多种变化。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既是城中村形成的体制原因,同时也使城中村问题比其他城市问题更为复杂与棘手。我国长期的二元体制性障碍使这些被城市包围的村庄长期游离于城市的统一规划管理。

二是利益驱动。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外来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土地房屋升值,出租房屋成为获利丰厚的行当,在利益的驱动下当地居民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土地,直接后果是占地加大,楼层加高,导致建筑日趋拥挤,居住环境恶劣。

三是囫囵吞枣的城市化模式。在城市化过程中,为降低补偿成本,也为了避免处理与城中村相关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 城市在征地中有意避开城中村,多数开发商也刻意避开村庄选择耕地、空闲地，开发一片，留下一片。城市扩张形成的社区地理优势及土地价值的提升，再加上政策配套没跟上，城市化后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没有生活来源,也同样使得“征地不征村”成了村民和村级组织的选择，他们更愿意保有宅基地、留置地，来实现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的生存和发展。是城市化难以彻底的政策原因。另一方面,城市扩张时,往往只偏重于占用城郊农村土地资源,而不将村镇人口、村镇社区纳人城市管理序列,“只占地,不管人”,致使村镇土地转变为建城区之后,村镇人口、村镇居住聚落仍停留在松散的农村状态,没有同步实现村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当城中村积累到一定数量,便导致城市社区与村镇社区处于隔离、对峙与分异状态。有人认为,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受土地产权限制及拆迁补偿等因素的影响,原农村居民点开发成本提高,急于扩展的城市首先倾向于开发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块,使原农村居民点逐渐成为都市海洋中的“孤岛”。城中村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的社区,居民的乡土观念较重。很多居民都认为城中村房屋是他们的祖业,是要世代留传的。这种观念也成了维系城中村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孤岛”上的原村民在自身传统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周边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城中村。

四是监管和调控不力。本来,政府部门对城中村房屋占地和楼层都作了规定,按照有关规定,城中村环境是有保障的。但是因为监管不力,有关规划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导致城中村问题更加突出。

五是城市的盲目扩张。城市盲目扩大将农村也包到城市里来了,形成了城中村。城市的快速发展及各类开发区的兴建是城中村形成的客观原因，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兴建大量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交通和公共服务等设施，原有的城市区域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必然不断的向外扩展。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满足企业的技术改造升级，需要在城郊附近另辟区域进行各类开发区的建设。这样一来，起初还在城市郊区，进而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村民居住地，随着城市规模的持续快速扩张，城郊农村土地被征收，逐渐地被包围在建成区内，而当地的农民仍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有一部分供他们建房居住的宅基地，形成了一种城市包围农村的态势，原有村庄由于不能得到及时的改造升级，进而形成了城中村。

城中村的问题

城中村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表现出利益性和复杂性。“城中村”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各地城市的发展情况不同，其具体现状也不一样，但都存在共同的特征。

(一)管理体制转型不够彻底

城中村名义上纳入了城市管理的范围，但现实中还游离在城市管理的边界之外，由于体制和管理的滞后，很多的城中村仍然没有撤销村民委员会，建立居民委员会，实现民主的居民自治。由于城中村的居民仍然固化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基层组织调整难度较大，一方面，城中村依然保留着农村社区的格局；另一方面，居委会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还承担部分经济发展的职能，未能及时适应城市化的要求，彻底转型不如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在行政管理上还是以村委会主导，村委会作为村中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实行半封闭式的村治管理。这就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城中村”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村委会成了村中一切大小事情的裁决者，成为村治的公共权力机构。城中村两委的选举换届，是村里的一件政治大事，但内容和形式上类似于农村的选举换届。

(二)租金是村集体组织和居民的主要收入

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都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是没有经济来源的，主要是靠出租土地、房屋等集体资产和上级政府的补助来维持两委的正常运转及两委委员工资的发放，很多城中村都充分利用土地、房屋等有偿使用的集体资源。大部分投入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都来源于租金、土地征用后的赔偿、集体资产出租后的分红和从事第三产业的收入。由于城市的发展状况不一样，这个赔偿金和租金是有所差异的，由于土地赔偿金低和房屋租金廉价，城中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是薄弱的，城中村的道路、供水、供电、电讯、排水、垃圾处理一般没有纳入城市管理的范围，各种管道、电线杂乱无章，并且缺乏公共绿地与体育等基础设施。总体来说，以上两种主体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租金收入维持生存与发展。

(三)道德价值的差异性和村民思想观念落后

由于城中村的流动人口比较多，人员构成相当复杂，造成了这个群体中人员的道德素质良莠不齐，利益观、价值观呈现多样性。由于生活方式和意识观念也不一样，现实生活中就有可能引发多种矛盾。总体上城中村村民的思想观念保守落后，生活方式跟不上时代和城市发展步伐，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小农经济思想很严重，只图吃饱穿暖，满足于现状，缺乏竞争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低，文明礼仪不讲究，不懂技术，角色上没有从村民彻底转变到市民，这样就非常难以融入现代文明的都市。与城市居民相比，在城市就业中处于明显弱势，村民发展面临许多困难。另 一方面由于房租收入颇丰，生活富裕，在就业观念上，普遍存在着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村民大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靠租金度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租金食利阶层。

(四)社会治安欠佳，安全隐患突出

由于城中村人口结构复杂，比较低廉的租金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租住城中村房屋，村民、外来人员、居民混合居住，“黄赌毒”等治安问题突出，社会综合治理压力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再加上管理滞后或不规范，警力巡查和监管有限，综合管理相对薄弱，“城中村”也就成了“问题村”，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有人将“城中村”称为城市中的死角、贫民区和犯罪发生区。根据相关调查发现“城中村”的案发率和犯罪率比城市的其他地区偏高。常年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经常遭遇丢自行车、电动车或者手机、电脑等盗窃案。其次由于城中村内道路狭窄弯曲，导致消防通道严重受堵，消防安全隐患突出；住宅缺乏科学设计，没有考虑抗震要求，建筑质量总体不高，卫生环境较差，极容易引发各类疾病，存在公共安全隐患。

(五)身份没有明确，地位尴尬

城中村无法与城市同步协调发展，很多的城市专门为城中村的管理出台规章条例，把它们列为所谓的城市“特区”，这就使城中村更加难以融入大都市。城中村处在城市管理的边缘，由于政策、制度、条件的不成熟，管理的滞后，不能完全按照城市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介于城市的管理范畴和农村管理行列之间。这样尴尬的管理定位，造成许多村民享受不到城市就业、养老、低保等相应的待遇，也享受不到农村的优惠政策。城中村的村民对自己的身份界定很困惑，有时办理有关手续、证明等相当麻烦。城中村的学生，如果他们属于农村的，又享受不到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减免；如果属于城市的，又享受不到城市教育的待遇和保障。

(六)建筑混乱，卫生条件差 城中村 私搭乱建现象严重，广大租房客的居住地，大部分属于违章建筑。在城市迅速扩张的过程中，村庄被高楼大厦快速包围，地价、房价、租价也水涨船高、大幅上涨，受房屋租金和拆迁补偿利益驱动，不少村民见缝插针，私搭乱建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而这些杂乱、陈旧、矮小的建筑影响整个城市的整齐美观和生机活力。

城中村环境卫生问题难以根治。由于建筑的混乱，没有整体性规划，许多的功能没有完善，特别是排污系统和垃圾的处理很随意，直接排放或倒在街道上，造成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鉴于“城中村”的建筑物无序、卫生环境差，碰上雨天，城中村内道路泥泞，污水横溢。碰上夏天，蚊蝇丛生，空气质量较差，环境容量超标。“晴天蚊蝇乱舞，雨天浊水横流”，“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成了城中村的现实写照。与城市里的金碧辉煌的摩天大厦及清洁宽敞的公路形成鲜明的对比。

城中村的性质

1、从经济上说，它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

来自全国各地流动人口住进了城中村，他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决定了城中村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需要注意的是，本地农民在村中并不贫困，而进入城中村的人们处在生活、就业、社会关系不断改善的过程之中。并且由于大量抱着城市生活希望的年轻人的进入，城中村表现出国外贫民区所没有勃勃生机。

2、从社会形态来看，它最初是本地村民的传统农业社会，然后逐渐演变成本地原村民社会和外来务工者暂住型移民社会，这两种社会在空间上的叠加。由于这两种人两个社会都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两个社会中的经济水平相差巨大，但都在不断改善和变化，但是其社会结构却具有相当大的惯性。一方面，原住居民的传统社会关系没有根本改变，乡村精英是政府基层治理依靠的对象；而名义上的“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按户分配的同时，其剩余部分在向着有钱有权的集体成员集中，原村民之间拉开了几倍乃至十数倍的差距；这是一个被动城市化的转型社会；

另一方面，外来人员的生活状况总体在逐步改善，一部分人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完成原始积累，走出了城中村。这是一个主动城市化的转型社会。这个二元社会的管理，最初是本地原村民的乡村自治，在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可以看做是政府对原村民集体的委托管理。管理的内容包括了从村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到日常的社会治安、卫生保洁、计划生育等全方位的内容。由于这种委托管理不具统一的标准，而外来人口数量十倍甚至数十倍于原村民，便造成了城中村的治理难题，两个社会之间出现隔阂，消防、环保、治安、卫生等等问题接踵而至。但这种管理又是低成本的，政府没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建起了上亿平米的廉租屋区，并且由原村民集体以集体经济支出将其管理起来。

3、从空间形态看，城中村在城市出现之前，最初是由小巷瓦房构成的旧村。

在这种空间形态下，原来的农民新村中由村集体投资建设的、标准本来就不够高的基础设施，如雨污合流，由于几十倍于原村民的外来人口入住，就变得空前严峻，表现出“脏乱差”，例如造成了河流流经城中村即变成臭水沟的状况。

我们看到，上千万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找到了他们可以暂住的出租屋，由农民在征地返还的自住用地上所建设出的廉租屋区，但是，所有这些住房都是以“违法抢建”的形式建出的。城市中的种种法律规定都在重申这些城中村中的建筑是违法的。事实很清楚：是农民错了，还是立法的隐含前提错了？显然，农民土地的发展权，正是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动参与权。

2、外来人口享有什么样的市民待遇？

为什么全国各地对城中村的指责往往出于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代表是户籍人口选出来的，和谐社会应该包括多少人呢？和谐社会理所当然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和谐社会假如仅仅指户籍人口，这个社会肯定是不完备的。在“国际化大都市不应有城中村”的误区背后，是现代化的城市应该控制“低素质人群”的观念。其实，国际化大都市中的低成本生活区、存储着大量历史记忆的老街旧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没有哪个大都市视之为自己的耻辱。瑞典人引为骄傲的斯德哥尔摩，夕阳西下，夕阳年龄的人们在握手楼下沉思、发呆的生命状态，吸引了每年几百万的到瑞典的游客。看一看巴塞罗那的地图，南边是不断生长出来的城市，而北面是规划师画出来的城市。哪个城市有魅力？威尼斯则更是遍地的握手楼。如果把通风采光、消防问题解决了，握手楼有什么妨碍呢？

城市的活力从哪来的？城市的活力源于产业的多样化、就业的多样化、收入和消费偏好的多样化。当社会生态非常丰富的时候，城市的魅力就出现了。城市不能只有一种人，哪怕是高素质的人群。城市只有高素质人群跟城市只有低素质人群是一样没有魅力的。一 个城市中大多数人应享有什么样的市民待遇、财政待遇、社会保障，这个问题不应回避。当然，这也是需要国家统筹的大问题。但是城中村向我们发出了警号，一个不考虑多数人的城中村改造是不公正的。假如我们要建和谐社会的话，当代中国城市有一个不容推辞的使命，低素质人群只要市场接受了他，城市社会就应让他进来。在可能条件下尽量多地接纳低素质人群，因为只有城市才是他们学习城市化最好的学校。无论如何，我们要为走进城市的外来人口叫好，他们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亲人、来到陌生的城市，自主地选择了风险更高、挑战更烈的生活，这是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

3、政府在廉租屋区管理中的责任？

城中村社会的管理，在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依然交由原村民集体管理。其实这是一种低成本的制度安排。如前述，城中村中的社会管理的内容，包括了从村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到日常的社会治安、卫生保洁、计划生育等全方位的内容。如果都交由政府管理，财政支出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农民管理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在就地安置区里自己建基础设施，雨污合流，但是原来村里人口不多，危害也不大。当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村里涌入了十倍几十倍的人口，污水直排到附近河流中，深圳河流源头处水质都很好，为什么流经城中村短短几公里就变得臭不可闻，“污染主要来自城中村”。

但是治污的前提是把政府、村集体的各自财权事权厘清。这件事不做，大家就都把成本向外推，造成大量的应付帐和财务虚盈，受害的就是环境。

政府的适度介入显然是城中村管理的必须。说明政府管和不管大不一样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法对“城中村”加以改造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被城市包围的城中村与城建区不相协调，脏、乱、差现象严重，影响着城市的形象，改造“城中村”应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村一案”，对不同“城中村”采取不同的改造方式，把每一个“城中村”都改造好。

城中村改造的方式：（１）全部拆迁改造。对那些因城市发展需要必须搬迁，或者与都市环境极不协调、社会效益差，或者采取其他方式经济上不合算的城中村应采取全部拆迁改造方式。（２）部分拆迁改造。对那些布局相对合理，交通、市政配套设施相对完善，对城市发展起着辅助作用，能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的城中村应采用部分拆迁改造，或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完善利用。（３）“有形改造”与“无形改造”相结合。城中村的问题复杂，涉及制度、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及空间形态等诸多方面，而且不同方面的问题互为因果，单方面的改造不仅不能全面解决问题，而且也难以成功。因此，在推动城中村物质空间有形改造的同时，也要推动人员素质、文化教育、社会和经济领域等的无形改造（４）在进行新的开发而征用农村土地时，应结合新农村建设，将村民居住村落纳入统一开发规划，避免产生新的城中村。城中村改造必须由政府统一组织，统一规划。政府应统一负责土地一级开发征地拆迁和市政配套工程建设，尽量不采取商业开发形式，避免造成很多后遗症和遗留问题。应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妥善解决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减少矛盾和改造难度，才能把城中村改造这件好事办好。

城中村改造的建议

从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大局来看，“城中村”改造是时代的要求，符合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从一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来看，“城中村”改造是提升城市品位，创建文明和谐都市的必然要求。

(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对“城中村”实行综合管理

政府充分发挥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管理者和城镇公共产品管理者的双重作用，在坚持公共性、公平性、参与性的前提下，统筹规划，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既要保障好村民的利益，也要考虑改造单位的利益，让市场参与商业性运作。在城区一级政府，废除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组建综合性部门，提高综合协调能力和行政效率；防止条块分割，成立综合办公室，对“城中村”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安全、拆迁、安置等实行有效管理。

(二)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对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

从体制上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将“城中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只有土地国有：才能从根本上制止村民对土地的独立处理权，一切土地使用都归土地规划部门管理。在“城中村”实行集体资产股份制，这是我国改革的一个新探索，按股份制的原则改造集体经济，对村集体资产进行清查核算、资产评估，使村集体资产的产权明确清晰。经营管理上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操作，量化资产，明确股权分配，村民按出资额大小来分红，个人所拥有的股份可以自行支配，有权利赠送、转卖给他人。村民获得了实惠，他们会很积极地参与到“城中村”的改造。

(三)加强立法。依法推进改造 由于“城中村”改造是前所未遇到的，涉及户籍、土地的变更，还有行政管理体制和城镇管理体制等复杂问题。国家的法律法规至今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因而操作上也没有统一的方法，各地城市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台一些粗糙的管理条例。需要出台一些可操作性更细化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推进“城中村”的改造，以法律保障“城中村”改造的成果。(四)妥善安置村民，给予合理的补偿

“城中村”改造之所以那么困难，主要是利益问题没有协商解决好，安置或补偿没有达到村民的要求。村民的房屋被拆迁后，户籍划入城市管理，身份变为城市居民，给予合理补偿，应按照城市居民的管理标准保障村民的利益，解决好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就业、子女上学问题等。只有以村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顺利、稳定地推进“城中村”改造。

(五)转变村民思想观念，提高素质，培养技能

村民在特定的群落聚居生活，由于受村俗传统文化的影响，思想观念还比较守旧，生活方式还比较单一，文化技术还比较低，缺乏竞争进取的精神。只有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他们的技能，才能为“城中村”的改造减少阻力。比如免费举办一些扫盲脱产班或技能培训班，摒除陋习，使他们的脑袋充实起来，树立勤劳致富、科技致富的意识。知识素质高了，有了一技之长，生活就有了保障，利益得到了维护，村民对改造的抵触情绪自然就降低了。

(六)对城市的空间发展进行科学规划 “城中村”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不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城中村”泛滥，问题恶化，这给我们后人很大的教训。因此，必须树立超前意识和前瞻性，规划好未来蓝图，对郊区、城市周围有可能将来再成为“城中村”的村庄、村群进行调查，了解它们的现状，在宏观上把它们划入城市管理范围，严格控制土地的投放，做到合理规划，不能让“城中村”在无序的状态下肆意发展，减少或杜绝一边改造“城中村”一边产生“城中村”。

城中村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普遍的产物，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代名词，制约了我国城市 经济健康发展，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其问题的利益性和复杂性使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需要政府加强宏观管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让“城中村”真正融入都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