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化的三种形式及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模版)
.城市化的三种形式及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有: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旧地型城市化。在我国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各种形式的城市化发挥着它们各自的作用。在对三种形式的城市化的分析过程中,通过以上我们对城市化含义的了解,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各种形式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
(一)集中型城市化
集中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在这种城市化的过程中,暴露出原有的很多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1.旧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所实行的户籍制度在特定时期确实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扩展,这一制度已经成了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3]。几十年前,划出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这个鸿沟已经成了我国农村经济、城镇经济发展的障碍。众所周知,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引导农民进城、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大量人口滞留农村的局面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还将长期抑制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所以,我国应尽快逐步改变现有的落后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进城外来工的应享受的“国民待遇”难以实现
城市建设创造了大量的建筑业、工业等就业岗位;进城的外来工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北京市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进城外来农民工对北京市2003年GDP的贡献率在10%左右。同时,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领略到了市场竞争,提高了综合素质。同样,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难的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外来工的生活、工作,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如2004年初开始报道的泉州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城市信用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招工春荒”现象在福建省泉州市2004年再次出现。原因何在?泉州市有关官员认为:一是有些小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二是劳动环境差;三是工资待遇低。创造好的“打工环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责无旁贷。无论是从关怀弱势群体、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政府都应该拿出切实的行动来。尤其是在当前打工者尚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与强势力量进行博弈时,政府的作用更显得重要
第二篇: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因为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所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既呈现出世界各国的共性特征,同时又显现出自身的个性差异。在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无论是城市的数量,还是城市的功能均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推进与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尤其是随之而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就业步伐的加快,使得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本身所累积的诸多矛盾日益凸现出来。概括地讲表现在六个方面。
1.城乡分割,协调性较差。
在长期计划经济“城乡分治”制度的作用下,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得以产生、固化乃至于不断强化。政府借助于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粮油供给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推行,逐渐形成了城乡有别的管理体系。城乡居民由于居住地域的差异和职业的不同最终演化成身份和地位的差异,即所谓的城乡差别。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本身具有区位优势和功能优势,其聚集经济效应的强化作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形成了“城市一工业、农村一农业”的产业格局,最终使得城市和乡村演化成两个彼此相对独立的人为的封闭系统。由于城市的磁化作用,使得农村中原本匮乏的资金和人才被城市合理“掠夺”。城乡之间的公平问题作为市场经济难以克服的固有缺陷在我国表现得更为明显。
2.结构雷同,特色不明显。
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肇始于重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需要,因此,其地域空间布局和主导产业培植上皆表现出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
首先,表现在城市空间布局上的行政偏好。一是在城市选址和规划上的强烈行政垄断。政府包办了城市建设中的一切事务,而作为切身利益者的城乡居民几乎被完全排斥在外;二是绝大多数城市都是所在地政府驻地,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相比之下,城市产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的经济因素反而退居次要位置。
其次,城市之间产业结构的雷同成为普遍现象。出于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大、中、小城市均希望借助各种游说手段为当地争得更多的项目和资金,并通过构建完备的工业体系,努力为政府官员创造更多的政绩。同构化的城市结构一方面强化了城市间的过度竞争;另一方面,地域特色和产业特色定位的模糊性直接侵蚀了不同城市的比较优势。
3.城镇体系不健全,协同效应不足。
受制于不同时期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需要,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表现出明显的短期化特征。从建国后的“限制发展大城市和小城镇,适度发展中等城市”逐渐过渡到80年代以后的“大力发展小城镇”。我国城市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似乎更多地是出于解决特定矛盾的权宜之计,缺乏整体性和前瞻性,都是从静态和孤立的视角谋划城市的发展。其实,不同规模的城市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例如,大城市具备较强的聚集效应,但其“城市病”症状也更为明显;小城镇分布广阔,贴近农村市场,更有利于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交换,但其聚集功能较弱,土地浪费较为严重;而中等城市兼有二者的优势和劣势。所以,不能简单地评价哪种类型城市的优劣。
4.强调行政催化作用,缺乏产业支撑。
众所周知,城市的产生源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城市的发展同样是伴随经济发展的自然演化的动态结果。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行政力量只是在短期内、在表象层面上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这是世界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共有的规律。然而,我国的城市化历程表现出与这种规律较大程度的背离,行政力量扮演着远比市场因素更为重要的角色。在城市主导产业的培育上,要么定位模糊、摇摆不定;要么彼此“借鉴”,简单复制。其结果不仅浪费了较多的资源,而且使城市结构雷同、功能单一。同时,缺乏核心主导产业的支撑也使得城市后续发展动力严重不足,致使城市服务能力的提升滞后。
5.重视外延拓展,忽视内在功能完善。
80年代以来“摊大饼式”小城镇发展战略的推行以及大中城市新城区热和广场、步行街等标志性建筑热愈演愈烈,既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又因为拆迁补偿不合理而引发了太多的社会纠纷,进而沉淀为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城市外围空间拓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同时,现有城市功能的完善则严重滞后。从城市景观的外观上看,我国的城市并不比西方发达国家差,但在城市服务功能的完善和城市文明的积淀上则呈现出天壤之别。拥挤的交通、令人担忧的卫生状况和食品安全、日益恶化的治安、脆弱的环保等“城市病”困扰着城市的发展,使得城市的后续发展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6.传统制度的约束功能仍然存在,阻隔了城乡的融合。
虽然迫于各种压力,传统泾渭分明的城乡管理体制有了一定的松动,但是,传统城市管理制度的强大惯性作用依然存在,在某些领域甚至得到强化。城乡间巨大收入差距的诱惑、对城市生活的渴求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需求等因素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种规模空前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满足了城市产业发展的用工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无论对城市还是对农村来说本该形成双赢的结局。
但是出于保护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保障他们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先权,城市管理者往往只是企图在现有条件下,通过简单的“限、管、卡、罚”等非人性化管理手段来限制和排斥外来劳动力,而较少考虑借助优化内部结构,提升城市功能、培植主导产业等方式来扩充城市容量。显然,这些措施将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间的心理差距,不利于和谐城乡关系的构建。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1.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国外和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实践都证明脱离农村发展的所谓“孤岛式”城市化发展模式注定不会成功。缺乏了农村的协调和支持,这种城市化发展模式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要逐步摒弃片面强调发展城市(尤其更多地停留在城市空间的拓展上)的传统做法,而应从城乡联动、协调发展的角度谋划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
2.因地制宜,突出个性。
审视我国城市发展现状,结构雷同、个性模糊是一个普遍问题。城市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在未来功能的定位上均显示出明显的趋同性,这种现象对于城市的后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实践证明,在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上,个性化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北京、上海、深圳、大连、顺德等城市之所以在某些领域独占鳌头,其核心就在于它们结合本地区位和资源条件,选择了独特的主导产业,具备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这一点正是其他城市无法模仿的,从而在竞争中占据了主动地位。
因此,我国城市的发展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充分发挥自身潜在的优势,努力培植核心产业。从区位优势、产业特色、文化底蕴、旅游休闲、矿产开发、生态环保等角度来定位城市的发展方向,探寻并逐步培育城市的主导产业,形成鲜明的城市个性特色。
3.整合城镇体系,发挥协同效应。
由于规模不同,城市间表现出功能的差异性,都存在一定的优势和不足。因此,如何通过科学的规划,构建一个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金字塔式”的城镇体系便成为当务之急。确立合理的城镇体系,一方面要考虑城镇的发展现状,通过城市布局的合理调整和功能的整合,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的城镇化体系,发挥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协同效应;另一方面,要结合城市的未来发展,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确立城镇体系的发展方向。
4.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弱化行政干预力度。
城市化建设中浓厚的行政干预带来了诸多方面的负面效应,其中最典型就是在城市改建、扩建征地过程中行为的非规范性。某些政府官员与土地开发商“合谋”借助权力垄断人为压低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标准,拓展了惊人的寻租空间,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因此,应强化市场机制在城市化进程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淡化行政干预色彩,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学习和运用现代经营城市理念,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引进市场机制,把长期由政府垄断的某些领域,如:自来水、邮政、通信、公交、电力、煤气等逐步放开,政府通过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引导各市场主体通过合理有序的竞争,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
5.突破制度瓶颈,净化外部环境。
导致我国城市化水平不高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传统制度的约束。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流动受阻、现代化农业经营模式难以推行、大量农村人口长期滞留贫困、农村消费市场难以启动等问题的症结皆出于此。
改革现行的城市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教育制度、社保制度,降低外来劳动力在城市生活、就业成本。努力为市民和农民营造公平的竞争氛围,并最终实现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目的。
第三篇:《关于城市化以及我国城市化问题和分析》
城市化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城市化意味着城镇用地扩展,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地域的扩散过程。城市化亦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有的学者也把城市化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
城市化主要有三个主要标志:1.城市人口增加;2.城市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上升;3.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特点:1.起步晚,发展快;2.城市化水平较低;3.城市发展不合理。
在城市化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城市规模的无限制扩大,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1)环境污染严重,原有生态环境改变,环境质量下降,趋于恶化;(2)中心区人口密集;
(3)交通拥挤;
4、地价房租昂贵,居住条件差;
5、失业人口增多;(6)社会秩序混乱。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人多件差异性极大、地区地广、自然资源与自然条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但其城市化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我国的城市化主要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改革开放后。
不过,目前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有五大问题不可忽视:
首先,把城市化率简单地当作一个城市现代化的指标来追求。为追求数字指标,有的靠行政区划调整以扩大管辖面积。实际上城市化率并不能充分反映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如草原、沙漠地区和某些工矿区,尽管数字上反映的城市化率比较高,但并不能说明其城市现代化水平高。又如一个省域的城市化同一个市域的城市化,甚至一个县所谓“城市化”,具有完全不可比性,不能凑数字、比指标。城市化的实质是产业结构转型,就业结构优化,非农就业岗位增加。但目前一些地方不重实质而重形式。
其次,在城市化问题上玩“数字游戏”导致了对城市、城市化基本概念的混淆与混乱。由于不少地方追求以改变行政区划来扩大城市辖区,把城市做大,导
致城市是“聚集的点(中心)”还是“城乡不分的面(区域)”变得日益模糊。近年来不少地市合并,地级市已成为区域实体,整个地区成为一个城市,但真正的城市建成区还只是区域的一个点(中心)。譬如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改地设市后,很大的乡村区域都变成“城市”了,这既不符合事实,还造成了统计上的失真。一些大城市所辖县整县改市也存在类似问题。
第三,城市核心竞争力定位比较混乱。有的城市为了展示其城市化水平,盲目建大广场、大草坪、宽马路、摩天楼等形象工程,甚至还出现城市之间的盲目攀比。在产业结构上,缺乏区域和国家的统一规划,盲目雷同,不少城市都把信息产业、高科技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在建设资金上,由于急于改变城市形象但资金不足,为了筹集资金盲目扩大城市建设用地,寅吃卯粮,或者盲目借贷,形成很大的金融隐患。
第四,隶属于城市政府的规划权力缺乏制约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而在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城市规划的审批、监管多是市议会。目前流行“规划听市长的”,而有的市长又常受开发商的影响或被开发商牵着鼻子走,造成很多短期行为和错误决策。
第五,一些城市决策者忽视或不懂城市发展的区域规划,忽视城市圈或城市连绵区的客观事实,看不到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下,城市之间联合协调的必然趋势,不是主动联合而是恶性竞争,既造成了区域基础设施规划和城市发展布局的不合理,又削弱了我国城市总体上的实力,降低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城市化要数量、质量并重,但更要重视质量;要速度与可持续发展并重,但更要重视可持续发展;要实体与环境并重,但更要重视环境;要硬件与软件并重,但更要重视软件;要个体(城市)和群体(区域)并重,但更要重视区域;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重,但更要重视精神文明。
对此有五大建议可供参考:
首先是科学定位。各城市要依据自身的资源、区位、市场潜力、历史文化条件以及总体规划,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进行城市定位,注重城市文明,充分体现特色。并且要根据城市发展过程中内外条件的演变相应调整其定位,从定位和优势出发建设特色城市。
第二,必须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发展城市以满足当代人需求时,不能以危及后代的生存能力和发展为代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生态、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人口、资源和环境几方面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认清对城市发展的关键制约性因素,并将城市的发展限制在这些关键性制约因素的允许范围内,避免由于过度发展对环境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第三,要以城市为中心发展区域经济,加快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城市化本身就是从区域着眼观察城市现象的,而且任何城市都离不开区域的支撑,因而要处理好城市建设和区域发展的关系。城市是区域的中心,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工作必须正确处理城市与区域的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城市发展要依据区域规划,从整体考虑,发挥各大城市的优势,挖掘潜能,打破行政束缚,放眼于大市场,实现区域经济规模化、集团化、建立区域共同市场。要使城市发展与区域总体发展相适应,强化区域规划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第四,以提高城市领导管理水平为核心,培养城市领导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断改善城市管理,建立完善城市管理的新机制。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是复杂的系统科学,应建立一整套科学决策制度体系,提高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决策的科技含量,避免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决策中不科学的长官意志。建议较大城市应建立总规划师、总建筑师、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制度。
第五,建议有关部门,特别是行政、统计、城市规划等主管部门,应组织依靠专家研究中国城市行政区划和中国城市统计区划问题。建立科学的符合我国实际的城镇化统计区,并稳定城镇化统计指标,建立可对比的城市统计资料库。
从我国城市化发展和城乡差距扩大的现实出发,我国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采取两手策略,一是抓好农业的发展,二是抓好城市的发展。
如此,才能更好的解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拉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更好的促进我国经济的腾飞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四篇:关于我国城市化的问题
中国经济热点问题分析 题目:关于我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 研究报告
关于我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
【摘要】长久以来,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贫富差距大,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如何让我过的城市化进程健康迅速的发展成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小城镇主导型城市化模式成为我国特色城市化的道路,研究其优势与不足和解决方案对我国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字】城市化 小城镇主导型 土地集约化
城市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交互作用最强烈的地域,它是各种利益关系变动最频繁、经济社会矛盾和生态环境问题最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各种先进的技术与文化最先被接触和吸收的地方。因此,城市化进程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城市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进行空间上的集聚而逐渐转化成城市的经济要素,进而城市成为经济的主要动力的过程。加快城市化进程,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破解“三农”难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因此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农地的合理补偿和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由此,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已成为我国政府部门、经济学界、法学界与社会各界共同探讨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我国城市化的背景与模式
1980年以来,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我国的农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涌入。但由于大中城市向农民开放的就业行业大多是“苦、脏、险”的行业,而且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也受到诸多限制和不公平的对待,使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涌向政策限制相对较少的小城镇,从而推进了小城镇数量和规模的迅速增长。这就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与大多数国家城市化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小城镇主导的城市化模式。
小城镇主导型城市化,顾名思义是指城市化过程中以小城镇的发展为主导力量,在小城镇、市郊、城乡结合部等地区进行的农村人口农转非的工业化的过程。对于像中国这种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巨大的国家来说,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和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化的要求,迫使中国走上这样一条道路。
二、小城镇主导型城市化的特点及优势
小城镇的发展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合理的城乡人口结构的重要途径,对建立新型城乡关系、逐步缩小以至消灭差别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人口的“蓄水池”、“节流闸”,小城镇可以更好的防止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以便更好地发挥大中城市的作用。
首先,城市化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人民的生活水平无法提高就失去了城市化的意义了。进行小城镇主导型城市化模式对于资源的利用更加灵活,而且在合理的政策下,资源配置也将更加有效。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向工业、服务业,耕地可以有效的进行配置,人民的收入也因合理配置资源、自由从业而
增加。其次,由于各城市长久以来的保护政策,国内无法建立统一的市场,某些领域可以买到的商品大多都是各地自己生产的。保护主义虽然保护了本地厂商,但在无形之中也带来了差别定价和寻租的可能。而进行小城镇主导型的城市化模式,可以避免城市规模过大所造成的垄断。另外,小城镇相对于大城市便于农村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向城市的转化,同时维持了原先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而且小城镇更适合于普及教育的公平进行,避免了城市中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现象。
三、小城镇主导型城市化的问题
1、产业的集聚效应不足
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甚至部分沿海发达地区,不少小城镇人口数还不到1万。这些小城镇规模过小,导致城镇功能不健全。另外,基础设施的投资成本高,使用率低,配套服务能力弱等,进一步妨碍了小城镇的集聚效应,影响小城镇的产业形成和升级,导致小城镇缺乏辐射带动能力。
2.、土地有效利用率低
中国人均土地资源非常稀缺,这就意味着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如果土地规划不到位,就会导致道路拥挤、交通混乱、公共绿地不足等问题的发生。尤其是土地的有效利用问题,没有规划的乱建至少会造成5%的土地浪费。一些城镇的实践表明,同样面积的土地,城镇建设如过能够合理规划和布局,可能多出70%以上的使用面积。
3、城市用地浪费现象严重
不论沿海还是内地,现在几乎没有几座城市没有新城区。一些城市为了要使城市全新,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拆迁,造成大量的居民迁徙,加上拆迁政策不统一、政出多门、拆迁行为不规范、补偿方式和数额不足,使拆迁矛盾非常突出;另一方面,许多城市又不顾老城的历史、不顾老城的延伸,完全的去造一座新城,号称“新城运动”,比如许多城市脱离实际扩宽马路、大广场,城镇建设盲目外延扩张等,而且是规划刚做好,政府部门先搬迁。政府搬迁推动新区建设无可厚非,但是不是每个城市都要建立新区呢?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大城市的边缘确实都有新城区,这些都是由于大城市的发展,它本身的一种历史延伸、经济辐射、文化推动的客观要求。而我们的一些城市、甚至县级市也一味地搞新城区、新城市,老的城区的资源还没用足,根本就不具备形成新城市的条件,这中间存在的浪费是非常严重的。
4、农村土地特别是耕地带来巨大影响
城市化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以占用大量耕地、扩大土地面积的外延方式为发展途径,这就导致城市化建设必然会不可避免的占用土地,甚至耕地。但我们都知道耕地是不可再生资源,我国又是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少,耕地资源稀缺,因此耕地保护形势极其严峻。但是受城市土地利用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制约手段不得力、政策引导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土地资源利用粗放现象也很突出: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指标,为要政绩,不惜以牺牲耕地资源为代价,盲目招商引资上项目、扩大城市规模,无视土地规划,违规设立各类开发区、经济园区、大学城,造成大量耕地闲置浪费等。
四、造成城市化问题的主要原因
1、关于城市化的认识有所偏差
一些地方的领导,对城市化的认识存在偏差,推动城市化的指导思想不正确、不科学的。认为城市化就是“多盖房子多修路”,致使一些地区为城市化而城市化。在生产力的发展没达到足够水平,城市的实力、经济能力、人口的聚集也没达到一定条件,特别是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市场化程度等要素和客观体系都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仅凭领导的一些主观意志,脱离地方实际盲目城市化。另外,有些当政者为体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城市化的进程搞成自己追求形象的工程、政绩工程。为了实现领导任期间的目标,不顾环境资源承载力和经济条件,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与严格执法的矛盾目前十分突出,地方政府在发展地方经济上往往只强调自身情况的特殊性,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之上,在资源利用上急功近利,不惜违法。
2、在保持耕地动态平衡上困难重重
土地管理法规定:非农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我国实行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主要目的是实现我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然而现实中,由于建设占用的耕地多是城市周围和主要交通沿线的农业生产条件好的良田,而新开垦补偿的耕地大多位于距离城镇较远、生产条件差的地区,且大多数在数量上与原占有土地有很大差距。因此,目前我国耕地占补平衡中存在的多占少补、占优补差、补偿耕地基金不到位等现象突出,导致我国耕地数量逐年减少,且减少趋势有增无减。
3、城市用地增长速度过快
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人口增长需要相应的土地供应,从而占用部分耕地,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但是,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盲目扩大占地规模,把城市的合理发展变成乱占耕地的现象日趋严重,这就导致了耕地资源日益短缺、土地粗放利用等不合理现象并伴随着严重的浪费。
五、城市化问题的解决对策
1、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城市化模式
我国地域宽广,区域之间从自然环境、生产要素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以至文化观念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城市化不可能按照某一个完全固定的模式来发展。从城市规模看,在东部地区,小城市、小城镇发展比较有活力,对城市化的贡献较大,同时,沿海、沿江跨省区的城市群、城市带发展也很有特点、有规模,集中型与分散型城市化方式并存;在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尤其是区域中心城市,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是区域经济城市化发展的核心,适宜走非均衡的集中型城市化道路。具体到每一个省(区、市)发展模式又会有所差别。
2、科学合理地利用好城市空间,提高城市土地产出水平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严格控制城市中心区的规划和建设。在城市中心区不能过度开发住宅而应重点发展金融、商贸、旅游业等新兴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以拓展中心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的品位和地价,避免造成存量国有土地资产的浪费。(2)充分发挥城市立体效应,提高土地容积率。城市化还可通过提高容积率,在有限的用地面积上增加更多的城市活动空间来提高土地的相对供给能力。发展地上地下空间,大力支持城区内的工业企业迁入工业园区, 实现城市土地资产效益的最大化。
3、土地集约化利用
面对土地的巨大需求,我们能够做的无非“开源”和“节流”,而我国储备土地不足,宜垦荒地已基本开垦殆尽。实施土地集约利用是解决我国建设用地需求旺盛及土地供应不足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也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施耕地保护的需求。一般可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完善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
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结构调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生态退耕工程,这些都对耕地保护有一定影响。在新形势下,要加强耕地保护宏观政策研究,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耕地的关系,既为国家经济建设搞好服务,又切实加强耕地保护。
(2)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严格控制城乡建设占用耕地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从严审查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审查补充耕地方案和补充耕地资金落实情况。实行建设占用耕地与补充耕地的项目挂钩制度,坚决落实耕地“占一补一”制度。推进耕地储备制度的建立,逐步做到耕地先补后占。加强征地管理,严格执行政府统一征地制度和征地费用标准,确保被征地农民依法获得合理的补偿和安置。研究完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保护农民群众的土地权益,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4、要有大规模产业的支撑。
城市化发展非常重要的核心要素,在于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有城市的产业,有相当实力的产业链的支撑。没有产业支持,仅仅停留在建制城市化和城市规模扩张的城市化,是不能实现城市化的宗旨的。因为没有产业支持,城市人口就难以充分就业,没有就业居民就没有足够的收入,没有资金收入就不能拉动消费,而一个没有足够需求刺激的城市是没有生命力的,城市化就更无从谈起。
未来20—50年是中国城市化、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城市化水平会有一个大的飞跃,经济发展也会上升到较高平台。因此,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研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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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中村问题
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中村问题
摘要: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为城市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态资源的使用、生态建设等都出现相对失衡的现象,城市发展呈现无序景象。城中村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既普遍存在而又具有中国特色,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时期的一个新事物,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密切相关。其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危及社会正常秩序,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关键词:城市化,城中村,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各类开发区的兴建,城郊地区农民土地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被征用,农民原有居住村落逐渐演变成为居民区,从而成为都市里的村庄,即所谓的“城中村”。城中村具有农村和城市双重特征,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产物。它与城市化的速度、城市化的质量、城乡土地资源的科学利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因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仅会给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还会阻碍未来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
城中村产生的原因
一是土地制度的二元性。很多学者都将土地制度作为城中村形成的最主要原因。认为土地制度的二元性是城中村形成的最核心因素。城中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与城市建成区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差异明显,形成城市内部土地的二元结构,造成管理监控的困难。在这种二元结构下,城市选择了试图绕开村落这样一种规划思路,结果是使城中村逐渐成型。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土地市场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土地结构的优化,也成为城市郊区化的基本动力。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用地迅速向郊区扩展,城市面积不断扩张,许多昔日的乡村变为城区,原有的农业也被第二、三产业代替,村民也已生活劳动在城市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进入了一个新的空间扩展时期,城市郊区作为扩展的前沿地带,其经济社会特征和空间结构受到强烈地冲击,呈现出多种变化。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既是城中村形成的体制原因,同时也使城中村问题比其他城市问题更为复杂与棘手。我国长期的二元体制性障碍使这些被城市包围的村庄长期游离于城市的统一规划管理。
二是利益驱动。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外来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土地房屋升值,出租房屋成为获利丰厚的行当,在利益的驱动下当地居民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土地,直接后果是占地加大,楼层加高,导致建筑日趋拥挤,居住环境恶劣。
三是囫囵吞枣的城市化模式。在城市化过程中,为降低补偿成本,也为了避免处理与城中村相关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 城市在征地中有意避开城中村,多数开发商也刻意避开村庄选择耕地、空闲地,开发一片,留下一片。城市扩张形成的社区地理优势及土地价值的提升,再加上政策配套没跟上,城市化后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没有生活来源,也同样使得“征地不征村”成了村民和村级组织的选择,他们更愿意保有宅基地、留置地,来实现失地农民在城市中的生存和发展。是城市化难以彻底的政策原因。另一方面,城市扩张时,往往只偏重于占用城郊农村土地资源,而不将村镇人口、村镇社区纳人城市管理序列,“只占地,不管人”,致使村镇土地转变为建城区之后,村镇人口、村镇居住聚落仍停留在松散的农村状态,没有同步实现村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当城中村积累到一定数量,便导致城市社区与村镇社区处于隔离、对峙与分异状态。有人认为,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受土地产权限制及拆迁补偿等因素的影响,原农村居民点开发成本提高,急于扩展的城市首先倾向于开发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块,使原农村居民点逐渐成为都市海洋中的“孤岛”。城中村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的社区,居民的乡土观念较重。很多居民都认为城中村房屋是他们的祖业,是要世代留传的。这种观念也成了维系城中村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孤岛”上的原村民在自身传统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周边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城中村。
四是监管和调控不力。本来,政府部门对城中村房屋占地和楼层都作了规定,按照有关规定,城中村环境是有保障的。但是因为监管不力,有关规划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导致城中村问题更加突出。
五是城市的盲目扩张。城市盲目扩大将农村也包到城市里来了,形成了城中村。城市的快速发展及各类开发区的兴建是城中村形成的客观原因,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兴建大量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交通和公共服务等设施,原有的城市区域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必然不断的向外扩展。另一方面,为了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满足企业的技术改造升级,需要在城郊附近另辟区域进行各类开发区的建设。这样一来,起初还在城市郊区,进而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村民居住地,随着城市规模的持续快速扩张,城郊农村土地被征收,逐渐地被包围在建成区内,而当地的农民仍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有一部分供他们建房居住的宅基地,形成了一种城市包围农村的态势,原有村庄由于不能得到及时的改造升级,进而形成了城中村。
城中村的问题
城中村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表现出利益性和复杂性。“城中村”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各地城市的发展情况不同,其具体现状也不一样,但都存在共同的特征。
(一)管理体制转型不够彻底
城中村名义上纳入了城市管理的范围,但现实中还游离在城市管理的边界之外,由于体制和管理的滞后,很多的城中村仍然没有撤销村民委员会,建立居民委员会,实现民主的居民自治。由于城中村的居民仍然固化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基层组织调整难度较大,一方面,城中村依然保留着农村社区的格局;另一方面,居委会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还承担部分经济发展的职能,未能及时适应城市化的要求,彻底转型不如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在行政管理上还是以村委会主导,村委会作为村中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实行半封闭式的村治管理。这就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城中村”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村委会成了村中一切大小事情的裁决者,成为村治的公共权力机构。城中村两委的选举换届,是村里的一件政治大事,但内容和形式上类似于农村的选举换届。
(二)租金是村集体组织和居民的主要收入
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都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是没有经济来源的,主要是靠出租土地、房屋等集体资产和上级政府的补助来维持两委的正常运转及两委委员工资的发放,很多城中村都充分利用土地、房屋等有偿使用的集体资源。大部分投入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都来源于租金、土地征用后的赔偿、集体资产出租后的分红和从事第三产业的收入。由于城市的发展状况不一样,这个赔偿金和租金是有所差异的,由于土地赔偿金低和房屋租金廉价,城中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是薄弱的,城中村的道路、供水、供电、电讯、排水、垃圾处理一般没有纳入城市管理的范围,各种管道、电线杂乱无章,并且缺乏公共绿地与体育等基础设施。总体来说,以上两种主体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租金收入维持生存与发展。
(三)道德价值的差异性和村民思想观念落后
由于城中村的流动人口比较多,人员构成相当复杂,造成了这个群体中人员的道德素质良莠不齐,利益观、价值观呈现多样性。由于生活方式和意识观念也不一样,现实生活中就有可能引发多种矛盾。总体上城中村村民的思想观念保守落后,生活方式跟不上时代和城市发展步伐,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小农经济思想很严重,只图吃饱穿暖,满足于现状,缺乏竞争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低,文明礼仪不讲究,不懂技术,角色上没有从村民彻底转变到市民,这样就非常难以融入现代文明的都市。与城市居民相比,在城市就业中处于明显弱势,村民发展面临许多困难。另 一方面由于房租收入颇丰,生活富裕,在就业观念上,普遍存在着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村民大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靠租金度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租金食利阶层。
(四)社会治安欠佳,安全隐患突出
由于城中村人口结构复杂,比较低廉的租金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租住城中村房屋,村民、外来人员、居民混合居住,“黄赌毒”等治安问题突出,社会综合治理压力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再加上管理滞后或不规范,警力巡查和监管有限,综合管理相对薄弱,“城中村”也就成了“问题村”,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有人将“城中村”称为城市中的死角、贫民区和犯罪发生区。根据相关调查发现“城中村”的案发率和犯罪率比城市的其他地区偏高。常年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经常遭遇丢自行车、电动车或者手机、电脑等盗窃案。其次由于城中村内道路狭窄弯曲,导致消防通道严重受堵,消防安全隐患突出;住宅缺乏科学设计,没有考虑抗震要求,建筑质量总体不高,卫生环境较差,极容易引发各类疾病,存在公共安全隐患。
(五)身份没有明确,地位尴尬
城中村无法与城市同步协调发展,很多的城市专门为城中村的管理出台规章条例,把它们列为所谓的城市“特区”,这就使城中村更加难以融入大都市。城中村处在城市管理的边缘,由于政策、制度、条件的不成熟,管理的滞后,不能完全按照城市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介于城市的管理范畴和农村管理行列之间。这样尴尬的管理定位,造成许多村民享受不到城市就业、养老、低保等相应的待遇,也享受不到农村的优惠政策。城中村的村民对自己的身份界定很困惑,有时办理有关手续、证明等相当麻烦。城中村的学生,如果他们属于农村的,又享受不到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减免;如果属于城市的,又享受不到城市教育的待遇和保障。
(六)建筑混乱,卫生条件差 城中村 私搭乱建现象严重,广大租房客的居住地,大部分属于违章建筑。在城市迅速扩张的过程中,村庄被高楼大厦快速包围,地价、房价、租价也水涨船高、大幅上涨,受房屋租金和拆迁补偿利益驱动,不少村民见缝插针,私搭乱建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而这些杂乱、陈旧、矮小的建筑影响整个城市的整齐美观和生机活力。
城中村环境卫生问题难以根治。由于建筑的混乱,没有整体性规划,许多的功能没有完善,特别是排污系统和垃圾的处理很随意,直接排放或倒在街道上,造成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鉴于“城中村”的建筑物无序、卫生环境差,碰上雨天,城中村内道路泥泞,污水横溢。碰上夏天,蚊蝇丛生,空气质量较差,环境容量超标。“晴天蚊蝇乱舞,雨天浊水横流”,“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成了城中村的现实写照。与城市里的金碧辉煌的摩天大厦及清洁宽敞的公路形成鲜明的对比。
城中村的性质
1、从经济上说,它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
来自全国各地流动人口住进了城中村,他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决定了城中村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需要注意的是,本地农民在村中并不贫困,而进入城中村的人们处在生活、就业、社会关系不断改善的过程之中。并且由于大量抱着城市生活希望的年轻人的进入,城中村表现出国外贫民区所没有勃勃生机。
2、从社会形态来看,它最初是本地村民的传统农业社会,然后逐渐演变成本地原村民社会和外来务工者暂住型移民社会,这两种社会在空间上的叠加。由于这两种人两个社会都处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两个社会中的经济水平相差巨大,但都在不断改善和变化,但是其社会结构却具有相当大的惯性。一方面,原住居民的传统社会关系没有根本改变,乡村精英是政府基层治理依靠的对象;而名义上的“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在按户分配的同时,其剩余部分在向着有钱有权的集体成员集中,原村民之间拉开了几倍乃至十数倍的差距;这是一个被动城市化的转型社会;
另一方面,外来人员的生活状况总体在逐步改善,一部分人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完成原始积累,走出了城中村。这是一个主动城市化的转型社会。这个二元社会的管理,最初是本地原村民的乡村自治,在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可以看做是政府对原村民集体的委托管理。管理的内容包括了从村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到日常的社会治安、卫生保洁、计划生育等全方位的内容。由于这种委托管理不具统一的标准,而外来人口数量十倍甚至数十倍于原村民,便造成了城中村的治理难题,两个社会之间出现隔阂,消防、环保、治安、卫生等等问题接踵而至。但这种管理又是低成本的,政府没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建起了上亿平米的廉租屋区,并且由原村民集体以集体经济支出将其管理起来。
3、从空间形态看,城中村在城市出现之前,最初是由小巷瓦房构成的旧村。
在这种空间形态下,原来的农民新村中由村集体投资建设的、标准本来就不够高的基础设施,如雨污合流,由于几十倍于原村民的外来人口入住,就变得空前严峻,表现出“脏乱差”,例如造成了河流流经城中村即变成臭水沟的状况。
我们看到,上千万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找到了他们可以暂住的出租屋,由农民在征地返还的自住用地上所建设出的廉租屋区,但是,所有这些住房都是以“违法抢建”的形式建出的。城市中的种种法律规定都在重申这些城中村中的建筑是违法的。事实很清楚:是农民错了,还是立法的隐含前提错了?显然,农民土地的发展权,正是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动参与权。
2、外来人口享有什么样的市民待遇?
为什么全国各地对城中村的指责往往出于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代表是户籍人口选出来的,和谐社会应该包括多少人呢?和谐社会理所当然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和谐社会假如仅仅指户籍人口,这个社会肯定是不完备的。在“国际化大都市不应有城中村”的误区背后,是现代化的城市应该控制“低素质人群”的观念。其实,国际化大都市中的低成本生活区、存储着大量历史记忆的老街旧巷,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没有哪个大都市视之为自己的耻辱。瑞典人引为骄傲的斯德哥尔摩,夕阳西下,夕阳年龄的人们在握手楼下沉思、发呆的生命状态,吸引了每年几百万的到瑞典的游客。看一看巴塞罗那的地图,南边是不断生长出来的城市,而北面是规划师画出来的城市。哪个城市有魅力?威尼斯则更是遍地的握手楼。如果把通风采光、消防问题解决了,握手楼有什么妨碍呢?
城市的活力从哪来的?城市的活力源于产业的多样化、就业的多样化、收入和消费偏好的多样化。当社会生态非常丰富的时候,城市的魅力就出现了。城市不能只有一种人,哪怕是高素质的人群。城市只有高素质人群跟城市只有低素质人群是一样没有魅力的。一 个城市中大多数人应享有什么样的市民待遇、财政待遇、社会保障,这个问题不应回避。当然,这也是需要国家统筹的大问题。但是城中村向我们发出了警号,一个不考虑多数人的城中村改造是不公正的。假如我们要建和谐社会的话,当代中国城市有一个不容推辞的使命,低素质人群只要市场接受了他,城市社会就应让他进来。在可能条件下尽量多地接纳低素质人群,因为只有城市才是他们学习城市化最好的学校。无论如何,我们要为走进城市的外来人口叫好,他们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亲人、来到陌生的城市,自主地选择了风险更高、挑战更烈的生活,这是中国农村的希望所在。
3、政府在廉租屋区管理中的责任?
城中村社会的管理,在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依然交由原村民集体管理。其实这是一种低成本的制度安排。如前述,城中村中的社会管理的内容,包括了从村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到日常的社会治安、卫生保洁、计划生育等全方位的内容。如果都交由政府管理,财政支出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农民管理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在就地安置区里自己建基础设施,雨污合流,但是原来村里人口不多,危害也不大。当叠加了廉租屋区功能之后,村里涌入了十倍几十倍的人口,污水直排到附近河流中,深圳河流源头处水质都很好,为什么流经城中村短短几公里就变得臭不可闻,“污染主要来自城中村”。
但是治污的前提是把政府、村集体的各自财权事权厘清。这件事不做,大家就都把成本向外推,造成大量的应付帐和财务虚盈,受害的就是环境。
政府的适度介入显然是城中村管理的必须。说明政府管和不管大不一样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法对“城中村”加以改造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被城市包围的城中村与城建区不相协调,脏、乱、差现象严重,影响着城市的形象,改造“城中村”应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村一案”,对不同“城中村”采取不同的改造方式,把每一个“城中村”都改造好。
城中村改造的方式:(1)全部拆迁改造。对那些因城市发展需要必须搬迁,或者与都市环境极不协调、社会效益差,或者采取其他方式经济上不合算的城中村应采取全部拆迁改造方式。(2)部分拆迁改造。对那些布局相对合理,交通、市政配套设施相对完善,对城市发展起着辅助作用,能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的城中村应采用部分拆迁改造,或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完善利用。(3)“有形改造”与“无形改造”相结合。城中村的问题复杂,涉及制度、社会管理、经济发展及空间形态等诸多方面,而且不同方面的问题互为因果,单方面的改造不仅不能全面解决问题,而且也难以成功。因此,在推动城中村物质空间有形改造的同时,也要推动人员素质、文化教育、社会和经济领域等的无形改造(4)在进行新的开发而征用农村土地时,应结合新农村建设,将村民居住村落纳入统一开发规划,避免产生新的城中村。城中村改造必须由政府统一组织,统一规划。政府应统一负责土地一级开发征地拆迁和市政配套工程建设,尽量不采取商业开发形式,避免造成很多后遗症和遗留问题。应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妥善解决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减少矛盾和改造难度,才能把城中村改造这件好事办好。
城中村改造的建议
从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大局来看,“城中村”改造是时代的要求,符合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从一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来看,“城中村”改造是提升城市品位,创建文明和谐都市的必然要求。
(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对“城中村”实行综合管理
政府充分发挥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管理者和城镇公共产品管理者的双重作用,在坚持公共性、公平性、参与性的前提下,统筹规划,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既要保障好村民的利益,也要考虑改造单位的利益,让市场参与商业性运作。在城区一级政府,废除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组建综合性部门,提高综合协调能力和行政效率;防止条块分割,成立综合办公室,对“城中村”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安全、拆迁、安置等实行有效管理。
(二)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对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
从体制上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将“城中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只有土地国有:才能从根本上制止村民对土地的独立处理权,一切土地使用都归土地规划部门管理。在“城中村”实行集体资产股份制,这是我国改革的一个新探索,按股份制的原则改造集体经济,对村集体资产进行清查核算、资产评估,使村集体资产的产权明确清晰。经营管理上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操作,量化资产,明确股权分配,村民按出资额大小来分红,个人所拥有的股份可以自行支配,有权利赠送、转卖给他人。村民获得了实惠,他们会很积极地参与到“城中村”的改造。
(三)加强立法。依法推进改造 由于“城中村”改造是前所未遇到的,涉及户籍、土地的变更,还有行政管理体制和城镇管理体制等复杂问题。国家的法律法规至今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因而操作上也没有统一的方法,各地城市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台一些粗糙的管理条例。需要出台一些可操作性更细化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推进“城中村”的改造,以法律保障“城中村”改造的成果。(四)妥善安置村民,给予合理的补偿
“城中村”改造之所以那么困难,主要是利益问题没有协商解决好,安置或补偿没有达到村民的要求。村民的房屋被拆迁后,户籍划入城市管理,身份变为城市居民,给予合理补偿,应按照城市居民的管理标准保障村民的利益,解决好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就业、子女上学问题等。只有以村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顺利、稳定地推进“城中村”改造。
(五)转变村民思想观念,提高素质,培养技能
村民在特定的群落聚居生活,由于受村俗传统文化的影响,思想观念还比较守旧,生活方式还比较单一,文化技术还比较低,缺乏竞争进取的精神。只有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他们的技能,才能为“城中村”的改造减少阻力。比如免费举办一些扫盲脱产班或技能培训班,摒除陋习,使他们的脑袋充实起来,树立勤劳致富、科技致富的意识。知识素质高了,有了一技之长,生活就有了保障,利益得到了维护,村民对改造的抵触情绪自然就降低了。
(六)对城市的空间发展进行科学规划 “城中村”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不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城中村”泛滥,问题恶化,这给我们后人很大的教训。因此,必须树立超前意识和前瞻性,规划好未来蓝图,对郊区、城市周围有可能将来再成为“城中村”的村庄、村群进行调查,了解它们的现状,在宏观上把它们划入城市管理范围,严格控制土地的投放,做到合理规划,不能让“城中村”在无序的状态下肆意发展,减少或杜绝一边改造“城中村”一边产生“城中村”。
城中村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普遍的产物,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代名词,制约了我国城市 经济健康发展,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其问题的利益性和复杂性使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需要政府加强宏观管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让“城中村”真正融入都市之中